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原来生气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自它成立以后从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汪寿华、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熊雄、郭亮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党的组织只能全部转入秘密的地下，在这过程中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了。不少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党、团，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启示宣布脱党、向敌人忏悔，有的甚至领着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党内思想一时异常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原来蓬勃发展的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走向低沉。事实无情地说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要始终如一地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并不是容易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这种可贵的大无畏品格，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正如毛泽东在十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夏明翰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坚信，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能实现！当反动派把郭亮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城门口示众时，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朋友鲁迅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和那些在危难时刻离党的不坚定分子相反，党外一些坚定的革命者恰恰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如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它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他们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当天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加紧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三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第二天到达南昌集中。起义最终取得了成功！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南昌，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会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9月下旬，起义军占领潮安、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由于部队在盛夏烈日下连续长途行军，过于疲劳，加上作战中伤亡和中途的逃散，部队已严重减员。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终于失败。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很快，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在朱德、陈毅率领下，南昌起义部队经赣南“三整”（安远整顿，大余整编，崇义整训）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纵队下辖一个兵支队，辖3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只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经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在成功举行湘南起义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从此，这支人民的军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越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几经伟大的历史演变，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成长壮大，终于战胜了国内外敌人，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其中由八一起义部队带来的这门迫击炮，在后来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中，尽管三发炮弹只有一发成功发射，却让敌人惊恐万分，连夜撤退，毛主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就是这门迫击炮的功劳.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让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斗争的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军第一支工兵队伍，第一支人民警察都是从南昌起义中走出。22年后，从南昌城头升起的红旗就飘扬到了北京天安门前。同时，八一南昌起义也孕育了伟大的八一精神，这就是——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军民团结、百折不挠。
对于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早在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1933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做出了《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同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7月11日，革命根据地的中央政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6次会议，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后来在军史学习中，我和战友们也多次讨论过，大家一致更多认为的是，在我党我军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所展现的革命精神各有特色，八一精神主要体现敢为人先，井冈山精神主要是体现坚定信念，长征精神主要体现百折不挠，延安精神主要体现艰苦奋斗，西柏坡精神主要强调戒骄戒躁，抗美援朝精神主要是体现敢打硬拼。最推崇的是邓小平同志将我党、我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概括为：“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
南昌起义还成为了我军将帅的摇篮，1955年授衔的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令人称奇的是，上述将帅有五位元帅和六位大将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五位元帅是：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六位大将是：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
应当说，当时我对八一南昌起义的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我粗心大意的缺点几十年后更显而易见。比如对起义部队在赣南“三整”的具体时间就忽视了，2010年，在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讨论我的一篇稿子时，副会长（曾任南昌军分区参谋长）徐兆麟问我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哪个在先时（他是故意考我，并指出我文章中的错误），我确实答不上来。这不能不让我脸红。
江西确实是片红土地。1980年12月，我接到连长张子明的来信，说我们全营也要来江西配合拍电影《梅岭星火》，问我如有空，可回连队看看，我考虑既能回连看下战友，又能到老苏区参观，向学校请了两天假，加上星期天有三天的时间，就赶往连队在赣南驻地。因原在一连时有个战士是遂川的，途中我特别拐到早以闻名的天下第一山——井冈山。
井冈山，满目绿岭奇嶂、涓涓清泉，景色美丽，同时，又是革命摇篮。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全部优良传统及革命精神，无不与井冈山精神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但在井冈山当时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分路发动进攻，欲包围并夺取长沙，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遭受严重挫折。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此时，部队从原来5000多人锐减到不及千人，缺乏弹药，没有给养，士气低落消沉，不少人开了小差。9月29日，前委决定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把原来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管理制度，这成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序幕”。三湾改编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整编部队，改变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局面，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二是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并设立了团、营、连的三级党代表制度，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三是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废除军阀作风打下了基础。对于三湾改编的历史意义及毛泽东的贡献，罗荣桓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气，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阀的习气、农民的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同时，毛泽东鼓励大家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整编后的军队以坚定的步伐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井冈山立足和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排除了某些人想把袁、王部队吃掉的主张。毛泽东说道：“他们是绿林军，我们是草头王，大家可以合为一家嘛！有机会我要去拜拜山。”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委托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作介绍，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第一次会见了袁文才。毛泽东充分肯定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明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决定赠送100多支枪。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打消了袁文才的顾虑，当即表示欢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他的大本营茅坪安家，还当场赠送工农革命军1000块大洋，解决急需的经费问题。次日，袁文才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袁文才组织人员筹集了上万斤粮食和一批布匹，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吃穿问题。袁文才还资助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从此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上安了家。
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和说服下也打消了疑虑。他于1927年10月下旬派出代表迎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上山。24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抵达大井，王佐杀猪宰羊予以款待。毛泽东会见王佐后，赠给王佐70条枪，还有一些马鞍和手枪套等物品，王佐也回赠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作为军粮。10月27日，王佐邀请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并通过打土豪的途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和财物，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经费不足的问题。
10月1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22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只有40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大家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10月27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为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的部队，毛泽东派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一批干部到袁文才部队工作。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的素质很快得到提高，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与此同时，毛泽东派何长工只身去王佐部，任王佐部的党代表。何长工很快就把握了王佐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和疑心重的特点，既灵活又坦率地与王佐接触，又帮助他除掉了多年的夙敌——永新地主武装靖卫团团总尹道一。毛泽东也亲自多次跟王佐促膝长谈，讲革命道理，耐心地做教育和转化工作，使王佐大受启发，对毛泽东折服不已。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王佐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从此彻底抛弃了对工农革命军的重重疑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为了能使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也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次他还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来到了湘南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组织领导和配合下，发动了湘南武装起义。3月，在永兴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3月底，由于湘、桂、粤军的三路“协剿”，起义农军难以在湘南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除留一部分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外，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农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3月下旬，毛泽东率部队在汝城一带击溃了尾追湘南起义的敌军，4月在酃县的十都与朱德见面。在毛泽东率部的掩护下，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于4月中旬抵达江西省宁冈县的砻市，与毛泽东统率的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这就是有名的井冈山会师。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开始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旋即取消师部，改为6个团由军部直接领导。全军万余人，枪两千余支。接着在宁冈召开了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5月4日，在砻市广场举行会师大会，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建立（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井冈山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为此朱德元帅曾赋诗歌颂：“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领导有方经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
1929年，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部队经过赣粤边界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比较闭塞，红军到后，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不满。
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把原来的“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加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觉得不够文雅，就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
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正式收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原来的六项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随便屙屎和不搜敌兵腰包”两条。1947年10月，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坚定全党全军对革命的信心，毛泽东在井冈山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他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1928年10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12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1927年冬天到1928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1928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唯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12月11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综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实践及对于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我在后来学校开设的军史课论文中，大致总结为“五个一”，即：“一把火”星星之火，终于燎原；“一杆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条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一个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军魂；“一部法”中国第一部土地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那些为保卫胜利果实参加红军的农民，最后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在下山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现在的人也许很少考虑红军创建时期的艰苦卓绝，在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大大小小的起义140多次，最有代表性的是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打出第一面军旗的秋收起义，第一次亮出红军称号的广州起义，但都是在战略决策上没有适合中国国情而受挫。朱德在南昌起义时只是协助周恩来同志指挥，起义成功后他的第9军也只不过是空架子，但在起义部队失利的危难时刻，他以年长者的威望和身先士卒凝聚了部队，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奠定了红军创始人之一的地位，而且英雄所见略同，他和毛泽东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加强军队组织建设和向农村进军，实行战略转变。毛泽东只是一介书生，但却比任何职业军人更悟出打仗的真谛，他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无人能比，更伟大的是他的建军思想，常言说，自古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民众也对历朝历代的军队保持着一种抗拒和敌意的心理，中国民间在近代流传的口与：“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足以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的心理中，中国军队有什么样的地位。毛泽东深知，历史上所有的中国改朝换代，都最终要获得民心才能持续，而丧失了民心的政治军事力量，无论有多么强大，都会很快的失败。强大和严峻如秦朝，野蛮和凶残如元朝，都无顾民心的向背而获得了天下正统，但其统治周期都短得与其力量不成正比，这就是典型的民心向背问题。但要在建立一支官兵一致，人民拥戴的军队谈何容易，尤其是我军初创时期，成分比较复杂，农民和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员占相当多数。特别是农民意识和旧军人的雇佣思想、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和军阀作风等十分严重；还有，官兵尽管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但沾染了一些旧社会的恶习，如吸食鸦片成风。政治建军真是困难重重，首先是旧军官。出于传统观念和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对官兵平等和军事、经济、政治三大民主从根本上给予抵制；其次是官兵不但要彻底改掉恶习，还要把老百姓当父母，不但不能损害人民利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从为群众做好事起，如帮驻地群众扫地挑水、收庄稼，到为人民扛枪打仗，为保卫人民牺牲一切。最先体会到军民团结的是，1929年8月，朱德带领着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我们，我们越要接近他们，多为他们做好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于是就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并带领红军为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几天后，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此时的马图镇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朱德仍旧要红军继续为群众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有人向房东介绍说：“担水的老兵，就是红军的领头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颂开了：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在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老乡们更加拥护红军了。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呕心沥血，终于建设成了一支受到人民无比爱戴的军队；不但战争年代军民一心，就是现在，能够在这支军队中服役，仍然是中国所有少年男女的梦想，也是中国家庭望子成龙时最具体的目标之一。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仍是我们这个社会仅有的受到人民一致尊敬和爱戴的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和精神，归功于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大学生共有16人，堪称我军最早的"学生官"他们是：北京中法大学的陈毅、山东青岛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的罗荣桓、北京大学的李却非、伍中豪、邝鄘、谭衷、北京师范大学的邓贞谦、北京私立国民大学的朱亦岳、上海大学的何挺颖、上海复旦大学的游雪程、南京南方大学及上海法政大学的谭梓生、重庆中法大学的徐彦刚、湖南益阳信义大学的曾士峨、上海持志大学的王良、湖南南华大学的周鲂、北京大学的刘霞。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中，这些人都曾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这16人中，除陈毅、罗荣桓2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外，其余14人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江西真是名副其实的红土地，在瑞金，我见到了连队战友，在他们热情介绍下，我认真参观了刚建好的中央苏区纪念馆。了解到真正的第一次开国大典实际上是在瑞金举行。在党旗、军旗、国旗三面红旗中，有两面红旗在江西升起。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指在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
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区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决议。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并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
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八一路双清桥巷。由革命旧址和历史陈列厅两部分组成。旧址有180多处，在叶坪有临时中央政府及所属部委和中央局旧址，在沙洲坝有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毛泽东参加挖掘的水井。历史陈列厅建于1979年，展出文物50多件，辅以大量照片等资料，系统地介绍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发展等全过程，再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期间战斗、工作和生活的风貌。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重兵“围剿”及经济封锁，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英勇苦战一年，仍然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被迫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已经全部集中在江西南部于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才发下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和靖石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就是从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当然，红军在长征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四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中补充兵力有据可查的为1．7万余人，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超过16．6万人牺牲或失散在了长征路上。单是江西兴国一个县，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每一公里，都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化作的生命路标。长征中，光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位，其中，包括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红25军政委吴焕先等8位军以上干部和80余位师以上干部。
据说红军在陕北会师后，看到都是衣不蔽体的官兵，毛主席潸然泪下，但他更坚信这些革命火种一定会成燎原大火。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洗刷了民族的羞辱。他们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毅力，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精神，都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参加过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5位国家主席、代主席是长征干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以及90％以上的上将、中将和少将，经历过长征的考验。来自江西信丰的开国中将，原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将军说：抗战爆发后，连经过长征的红军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根据地……
毛主席的经典红诗《七律长征》让人振奋：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记得当时有个在兄弟部队当侦察参谋的参训队同学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份据说是台湾当局对红军长征的记载，让我们对国民党军队的吹牛水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台湾当局对红军长征是这样记载的：
“长征”：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的、由一群七拼八凑的、没有工作的工人和没有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反叛国民政府的武装叛军——“红军”在强大的国军五次精心组织的围剿下，从盘踞的江西山区有组织的狼狈逃窜过程。
从1934年10月开始，英勇强大的国军对溃逃的“红军”进行了致命的追击，通过“湘江歼灭战”、“四堵赤水逼迫战”、“乌江拦截战”、“铁索桥以少胜多之战”、“追敌入草地之策略战”、“赶匪上雪山之巧计战”、“六盘山阻击战”等大小战役，范围包括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众多省份，国军转战征程将近两万五千里，历时两年，直至1936年10月将共党“红军”从江西赶到陕西境地。“红军”死伤惨重，大部被歼，一路病死、饿死、被捕者人众。最终，号称三十万人之众“红军”被消灭至仅剩数万老弱残兵。
国军并未因“红军”仅余不堪一击的数万残部而作罢，继续对其进行剿灭。数百万精良装备的国军对用小米加步枪武装的剩余“红军”（后称之为：“共军”）组织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精彩围歼战役。经过了近13年（包括被迫合作期）的成功奋斗，国军围剿共军从大陆一路追杀至台湾，最终将共军困在大陆。
但这次我们营是参加拍摄反映老首长陈毅元帅在赣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影片。我详细查了资料：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决定，留红军第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办事处主任，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进攻，11月下旬，占领根据地的全部县城和大部乡村。接着，改取分区“绥靖”、限期“清剿”的方针，企图全歼红军。红24师和地方武装，在阵地防御作战中，遭受很大损失。1935年2月，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24师和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接着，部队在分散转移中，大部损失，何叔衡、毛泽覃、贺昌、阮啸仙、李赐凡、李天柱牺牲，部分转到赣粤边、闽西等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与此同时，留在南方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亦独立坚持游击战争。这样，在南方8省内逐渐形成了14个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 1935年3月，项英、陈毅和蔡会文等率领共300余人，先后转到油山山区，同先期到达该地区活动的李乐天部会合，共1000余人。之后，红军游击队依托油山山区，分散活动于大余、信丰、南雄、全南、龙南等县境内，同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蔡会文、李乐天在战斗中牺牲。至1937年7月，红军游击队尚有300余人。
闽赣边游击区 1935年1月，中共瑞金特别委员会书记赖昌祚领导3个红军独立营及游击队共1000人，在瑞金附近坚持斗争。至5月，部队在国民党军反复“清剿”下大部损失，赖昌祚牺牲，余部30余人编为瑞金游击队，由钟得胜率领，转到大柏地山区坚持游击活动。此时，还有两支游击队在瑞金、长汀县境内坚持活动。1937年春，这3支游击队合编为汀瑞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11月，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闽西游击区1935年春，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100余人到达永定地区与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第8、第9团等部会合，共约1500人。之后，红军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组成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分散在永定、上杭、连城、漳平、南靖、平和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至1937年7月，红军游击队仍保存1300人。
闽粤边游击区 1934年秋，中共闽粤边特别委员会书记黄会聪领导红军独立第3团，在南靖、平和、漳浦地区坚持斗争。1935年5月，靖和浦游击区被国民党军占领，红3团分散在漳浦、云霄边界和云霄、平和、诏安边界的山区坚持游击活动，至年底，重建了（南）靖（平）和（漳）浦游击区。1936年9月，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清剿”；同年底，部队发展到1300余人，游击区扩大到东到海岸，西与闽西游击区相接，南至广东省潮南、澄海、饶平，北迄福建省漳州城郊地区。至1937年下半年，红军游击队尚有300余人。
皖浙赣边游击区1934年11月，红军第10军团离开闽浙赣苏区向皖浙边挺进后，红军第30师及游击队共1000余人，和在彭泽、湖口、鄱阳、祁门的皖赣独立师与鄣公山的皖南独立团，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国民党军“清剿”下，红30师受到严重损失，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唐在刚牺牲，余部在中共赣东北特别委员会书记余金德率领下，分散在皖赣边坚持游击活动。1935年底至1936年4月，分别活动于皖赣边、皖南、皖浙赣边的红军和游击队，相继在皖浙赣3省交界的鄣公山会合，编为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共800余人。之后，红军在以关英为书记的中共皖浙赣省委领导下，依托鄣公山，向开化、婺源等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开化城、昌化城、沱川月岭等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至1937年7月，红军游击队尚有300余人。
浙南游击区 1935年2月，由浙皖赣边突围回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第10军团一部，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共500余人。接着，挺进师由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出发，于3月下旬进到闽浙边地区的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今属遂昌）等县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至9月，开辟了浙西南游击区，挺进师发展到近1000人。9月中旬，国民党军向浙西南游击区进攻，挺进师以一部兵力在原地坚持斗争，主力转至闽浙边地区打击国民党军。1936年6月，挺进师乘国民党军他调之机，广泛进击。至年底，活动区域扩展到浙南之衢州、处州（今丽水）、温州、台州（今临海）等30余县，部队发展到约1600人。1937年上半年，挺进师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受到较大损失，至9月，部队尚有约400人。
闽北游击区 1935年1月，闽北革命根据地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2月，以黄道为首的中共闽北特别委员会将转移到崇安北部的武夷山区的红军第58团、西南独立团、闽北独立团等部共约2000人，合编为红军闽北独立师，黄立贵任师长，卢文卿任政治委员。3月，红军独立师一部进到闽东北的松溪、政和、迪口、古田一带活动，开辟了以迪口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主力以武夷山为依托，在崇安、建阳、邵武、光泽、资阳、广丰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甘溪、界首镇等战斗的胜利，至1936年底，游击区扩大到十余县，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1937年春、夏，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红军独立师受到较大损失，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师长黄立贵牺牲。至9月，红军独立师尚有800余人。
闽东游击区1935年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闽东革命根据地，闽东红军独立师转移到宁德、屏南、周墩、政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5月，重新组建了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闽东特别委员会闽东军政委员会，领导闽东地区的斗争。之后，红军独立师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战争中，先后取得了沙埕、桃坑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清剿”，恢复和重建了宁（德）屏（南）古（田）、福（安）寿（宁）、霞（浦）（福）鼎、（福）鼎平（阳）4块游击区。至1937年底，红军独立师发展到1300余人。
湘鄂赣边游击区 1934年11月，红军第16师1100余人，由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等指挥，在崇阳、修水、平江等县境内坚持游击战争，陈寿昌不幸牺牲。至1935年5月，先后取得大源、高枧、虹桥、三界尖等战斗的胜利，红16师发展到5000余人，之后，红16师在国民党军反复进攻下，受到很大损失，徐彦刚牺牲，余部1000余人由继任省委书记傅秋涛等率领，继续在湘鄂赣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先后攻克汨罗、文家市、宜春等城镇，保存了黄金洞等几块游击根据地。至1937年8月，红军游击队尚存约900人。
湘赣边游击区 1934年8月，红军第6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共5000余人，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受到严重损失，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牺牲，余部分散在罗霄山脉之武功山、九陇山山区活动。1935年7月，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将失散的部队收集起来，编成游击支队，并成立了以谭余保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和以曾开福为司令、谭余保兼政治委员的游击司令部。此后，红军游击队分别在湖南省的酃县、茶陵、攸县、醴陵和江西省的萍乡、宜春、安福、永新、宁冈、莲花等县境内及吉安县之官田附近坚持游击战争，先后取得攻克安福、油田、官田等战斗的胜利。至1937年11月，红军游击队尚保存近400人。
其他彭林昌等领导的湘南游击区，高敬亭等领导的鄂豫皖边游击区，张星江、周骏鸣等领导的鄂豫边游击区，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游击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大举清剿陈毅的驻地梅山，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又罹病，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写下《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根据国共两党谈判最后达成的协议，正式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同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下辖4个支队，以赣粤边和湘鄂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编为第1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闽西、闽粤边、闽赣边和浙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2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闽北和闽东红军游击队编为第3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鄂豫皖红28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编为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湘南、闽中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全军共1．03万余人，6200余支枪。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海南人民自卫军独立大队，共300余人。红军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装备很差，但大部分是经过长达三年游击战争锻炼和考验的精华，是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英雄部队，成为坚持大江南北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
另值得一提的是，在落实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时，由于当时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集中整编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多年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坚持不下山。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派去的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如浙江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焦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担架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见到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他们觉得有点道理，但一想到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红军游击队，“西安事变”后，搞“北和南剿”，调兵遣将加紧“围剿”红军游击队，又觉得不可信。他们怀疑陈毅不是什么党代表，可能是“叛徒”，将陈毅捆了送到省委，让省委书记谭余保亲自处理。
谭余保见到陈毅，说“我晓得你呀，我在井冈山，你在台上讲话，神气十足，我们坐在下面听，你过去讲的话还记得吗？”陈毅说：“我讲什么呀！”谭答：“你讲要革命呀，要坚决呀，不要搞投机呀，摇头摆尾讲几个钟头，你现在呢？当了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你赶快坦白，我还要审你。”谭又说，“你们领导人怕死，带走了红军，留下陈洪时这个叛徒在这里领导。你现在要合作，阶级斗争怎么能合作，你们全去合作，我不合作，我要革命到底。”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你光想自己，不顾大局，光是叛徒、叛徒，根本无的放矢。你怎么能讲这话，你们合作，我不合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相信组织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打了步调就不一致了。”谭说：“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派人把区公所派来在路上照顾陈毅的两个人拉下去一顿苦打，要他们招供。陈毅说：“他们是区公所派来照顾我的，你打他没有道理。”下面的人却说：“跟你来的两个人供认了，他们把你叛变经过全部供认出来了。”陈毅说：“简直是笑话，叛徒哪有这么蠢，还带这么两个人跑这里来。你给我松绑呀。”谭说：“松绑呀，我们今晚要砍你脑袋，还松绑？
谭余保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这家伙走了不久，敌人就来“围剿”，红军游击队受了不？摇少损失.
所幸的是，这次谭余保没有太鲁莽，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了几次话，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他这才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于是，谭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这时吉安已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连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在瑞金，我还见到了我营二机连的那匹全团闻名的白马，这是全军仅有的特批留在野战部队的白马，白马是很有灵性的有战功的无言战友，南昌来的战士杨德宁负责照顾白马，他就这白马因为是功臣，不但破例留在野战部队（因容易暴露目标）而且伙食标准也和别的战马不同。现在是演陈毅同志的坐骑。后来这匹白马被著名导演杨杰看中，参加了电视剧《西游记》拍摄，因劳累过度，1984年回到在军营不久就病死，部队按照军人的礼遇安葬了这匹一直为部队奉献的无言战友。
第二天，连队要转到福建省的上杭。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过去了，后来战友给我寄来照片和资料，说你没来太可惜了。我知道我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是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克服由于红四军的组织成分和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单纯军事观点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并作了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案的核心部分。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阶级性质、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政治工作路线；阐明了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的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的政策。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遵照中央的指示，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委员，杨岳彬等三人为候补委员的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全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应当说：我军军魂的铸造，起源于南昌，初铸于三湾，形成于古田，定型于延安。但百闻不如一见，能到现场瞻仰，感受绝对不一样，只有留到以后了。
在院校学习，由于是干部集训，我们有了更多的课余时间，尤其是晚饭后，通常有一个小时课余时间供我们散步。都是年轻人，谈话中虽不会乱谈风月，但也会说到婚姻爱情，回忆起来，几个年龄大的已婚参谋的肺腑之言堪称经典，记得有个老参谋说，”夫妻夫妻，就是相互欺骗。”我们全都指责他，他的解释让大家心服口服，他说，我讲的欺骗，是夫妻之间为了和睦的善意谎言，你们不知，夫妻之间善意谎言绝对不能少，一是咱们当兵的，扛枪打仗，你不管多苦多险，都要向老婆报平安，不能实说，让娘们担心；二是家庭经济，男女为了能帮助各自家庭都会有点私房钱，这就要双方别太认真；三是部队纪律，党纪，工作纪律，你不能啥事都向老婆说。一席话让我们无话可说。还有他对婚姻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他说，你们别光看别人婚姻美满，有句俗话说：“婚姻如饮水，冷暖自知。相爱容易，相处难。好多人婚后每天就是油、盐、酱、醋、茶，天天面对少了激情，少了浪漫，少了先前的关注和相互之间的体贴。认为是自己家里，不用那么累，什么缺点都暴露无遗，悠然地享受着对方的奉献与付出，似乎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生活的平淡，心里慢慢的感觉失去了很多，付出了很多，而往往得不到对方的理解与珍惜。日积月累，开始有怨恨之心，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失落在心中一点点的聚积。
于是，开始了责备，开始了争吵，开始了渴望自己的付出得到回报。进入一个怪圈，越是想自己的付出得到回报，就越感觉失望，越感觉失望，就越不停的抱怨，慢慢地失去了耐心，慢慢的灰心。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名声、凑合着过完下半辈子。
没有不争嘴的夫妻，吵就吵一回。气头上骂无好言，打无好拳，不要把太伤人的话说出口，夫妻没有隔夜的仇。不记恨，不冷战，想一想自己是否做得不好？
如果退一步，想一下对方的好，少一点责备，多一点宽容。在他（她）拉着脸不高兴时，想着也许是工作上不顺心；也许是生活上压力太大；也许是心情不好，默默送上一杯茶和你温馨的笑容，让他（她）感觉外面再大的风浪，回到家就是小船驶进了港湾。也许你辛辛苦苦做好了饭菜，而他（她）却大大咧咧的说不好吃，原谅他（她）说的话吧，只因为是你最亲的人，才会少了顾忌，直言以对。
你要是真会爱，就要知道，爱是一种奉献，是一种不图回报的付出，是默默地想爱着的人过得好，有了宽容之心，有了不图回报之意，你会发现，生活会有所不同。允许自己所爱的人有自己的精神空间，爱他就是连他（她）的缺点一起包容。没有了心中的不忿，没有了怨恨的眼神，你会发现家里充满了温馨，和谐的气氛是那样的美好，你会发现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正因为你有宽容，让你爱的人感觉到了你的温情；正因为你的宽容，家里飘着温馨的气氛；正因为你的宽容，教会孩子爱的真谛。另外，我告诉你们，爱情只是一刹那的感动，婚姻则是？摇一辈子的包容，还有别期待爱情的完美，因为爱情都是人在谈，人都不完美，又怎么会有完美的爱情，所有的爱情最后就是为亲情。我特别告诫你们没结婚的人，人的一生可以爱很多次，比如，最真最纯的初恋，却往往不能成功。但并不会因此而拒绝以后新的恋情发生，而是随着时间对感情伤口的冲淡，心里对爱的渴望在渐渐堆积，而去重新接纳另一份新的爱情的降临。以后的感情也是如此。缘分，总是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忽然来临。但是你一旦走入婚姻，就应该明白自己的责任，懂得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理智地约束自己、规戒自己，不要害人害己。因为，你可以接受缘分，可以给对方温暖的爱情，但是你不能给对方温暖的未来。当爱情终于不能转变成亲情、像亲情一样可以依靠可以指望，早晚有一天会消退，像烈焰之后终于会剩下灰烬；你就会破坏了自己家庭的平和的幸福、伤害了爱人和你风雨同舟的心、愧对当初只爱一个的誓言；同时你给自己找到刺激找到快乐，却破坏了别人家庭平和的幸福，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别以为那是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世界上根本没有永远的秘密，不要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婚外情，是一条危险的充满诱惑的不归路，最好别踏上去，踏上去了，就得能承受未来太多的伤心。说开了，在一起一天拉手在街上那是风情，在一起一年拉手在街上那是恋情，在一起五年还能在街上拉手那是感情，在一起十年在街上拉手是亲情。如果三十年后还能一起拉手在街上散步那才是真正的爱情。他的话在当时对我们这些未婚青年来说不以为然，但多年以后才反应过来，确实是经验之谈。每个结过婚的男女都会体会到，人往往在婚姻的围城里觉得厌烦，可一旦走出围城又会像浮萍一样没有着落，就像人的左右手一样，都完美无缺时并不觉得怎样，一旦有人欲砍掉其中的一只手时，顿时会感到疼痛难忍、叫苦不迭。婚姻说到底，就是一种由爱情变亲情，由激情过渡到平淡的过程。
1981年8月，在结束了一年的参谋业务培训后，我回到原部队，在团作训股当作训参谋，报到的第三天，我就被派往团前进指挥所，参加军区组织的首长机关带通讯工具和部分实兵演习，由于团前指就我一个作训参谋，正好我在院校所学习的东西派上用场，整个演习我们的战斗文书上报得最快、质量最好。尤其是演习快结束时，师司令部急要战斗要报，为了抢时间，我直接在电话中口述上报，对演习经过、敌我双方战术特点和经验教训及今后建议总结分析得恰到好处。马上被师司令部转报给军前指，受到好评。一直注意我的副团长满意地拍下我的肩膀，这对他来说，是难得的对人表扬。回来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副连职参谋，年底我和知青年代时相恋的妻子举行了最简朴的婚礼，当时寒酸得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我们就蹲在办公椅边上，把办公椅当餐桌。
在机关的日子飞快，转眼间就是1982年夏天，有一天，参谋长要我马上到一连，说团长政委在等我，到了后，我被告知，代理一连副连长，和准备上军校的老连长王克安交接工作，主持连队工作，三个月考察期后，我的连长命令正式下达。
一连是全军区最响当当的连队，能在一连当连长，我做梦也没想到，是光荣更是压力。当时军区领导和军首长轮番在连队长住蹲点，分管训练的任金贵副军长甚至每天都要跟随八班训练，亲自做战术动作示范，军区政委傅奎清多次到连队视察。1983年1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厦门视察，军区首长特地把我和指导员修乐君召到军部和“红色尖刀连”、岛屿四连、鼓浪屿好八连的代表一起，接受胡总书记接见。
1983年1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接见当时担任“济南第二团”一等功臣连的连长王传玉（右1）和政治指导员修东君（右2）。
这是我们第一次零距离见到中央领导，胡总书记在听了军区政治部主任刘波介绍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们要功上加功。”本以为接见后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以便首长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但总书记招呼我们都坐下，边抽着普通大前门香烟（这在当时已经少有人抽这种廉价烟），边询问部队战备训练，并特别询问对金门炮击情况，我们就是从这次首长汇报中才更加详细了解了我们军参加的这次著名战役的概况：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困守台湾一隅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羽翼庇护之下，又做起“反攻大陆”的美梦。到1958年夏天，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的军队已多达10万人，占台湾地面部队总数的1/3，并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加强了对大陆的骚扰。1958年7月15日，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出兵入侵黎巴嫩。同日，美国宣布它在远东地区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大喜过望，于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
面对美蒋的严重挑衅，毛泽东以“中东危机”为契机，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战略决策。还“钦点”已经脱下军装、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上将具体指挥这次空前规模的炮战。
在毛泽东“不打无把握之战”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组成厦门地区炮兵群，并于8月上旬完成了集结和展开，全部进入阵地。
同时，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人民空军在7月27日进入福建。随后，空军完成紧急战斗转场，进入福建前线与国民党空军作战，夺取了福建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舰队和炮兵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
1958年8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对金门的炮击，其方针是八个字：“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办法是只打金门，不打台湾。
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8月23日17时30分，解放军万炮齐发，猛轰金门，其火力之猛烈，为二战以来之最。顷刻间，金门陷入浓烟烈火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金门防卫部中将副司令长官赵家骧，少将副司令长官章杰，中将澎湖防卫部副司令长官吉星文三人身负重伤，不治身亡；中将参谋长刘明奎负伤；正在金门的国民党上将、“国防部长”俞大维也被击伤；
最不可思议的是，炮击金门时为何我军炮弹能击中位于我军炮火死角的蒋军金门防卫部指挥所，美蒋大为疑惑，一直认为是苏联向中共军队提供了先进的制导炮弹或导弹，其实很简单，这是战前发扬军事民主时战士们提出来的，就是计算我火炮的最大射程，让炮弹成自由落体垂直打击位于我炮兵射击死角的敌指挥所。但美蒋军事专家几十年无法破解。
金门炮声果然大大震动了美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为我军要解放台湾，下令将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远东，中东形势由此缓和。
鉴于美国仍有军舰直接参与对国民党台湾金马补给护航，毛泽东意识到领海权问题可以同美国做一做文章。为此，他专门召开了一次国际法专家会议，讨论将中国领海线从3海里扩大到12海里，以迫使美国军舰不敢靠近属于中国领海的金门岛。虽然与会专家大都仍拘泥于西方通行的国际法，主张中国也要实行3海里的领海线，以避免战争的危险，但毛泽东最后拍板确定：中国的领海线为12海里。9月3日夜，毛泽东突然提出，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9月4日，持续整整10天的炮火骤然熄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线为12海里。一时举世皆惊，反响强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马上发表“新港声明”，对中国施以武力威胁，扬言要使用原子弹。
面对美国的战争讹诈和咄咄逼人的态势，毛泽东指示，照打不误。9月8日、11日、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对美军护航的蒋军运输舰队进行连续大规模炮击，予以重创。而美国军舰在解放军开炮之初，便弃蒋舰于不顾，脚底抹油，逃之夭夭。
10月5日，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指挥部：10月6、7两日暂停炮击。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作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新决策。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并将原定的暂停炮击两天延长为7天。10月13日，国防部再次发布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宣布对金门的炮击再停两周，强调这是为对付美国人的，美国人不得在金门海域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由于美蒋矛盾加深，杜勒斯于10月21日飞抵台湾，以协调双方关系。10月20日，当杜勒斯赴台途中，毛泽东有意恢复了对金门、马祖的炮击。这一行动，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增加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借以继续在金、马驻军，从而使杜勒斯企图以抛出金、马换取冻结台湾局势的计划再度落空。
10月25日，毛泽东又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此后我军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但仍以没有美国军舰护航为条件。同时宣告：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帝国主义必须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去。到1959年1月7日，解放军炮兵再次集中重炮猛轰金门，以惩罚蒋军对大陆滥施炮火的罪行，这成为金门地区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炮战。
金门炮战，我军击落、击伤国民党飞机34架，击沉、击伤其军舰27艘，摧毁各种工事320个，各种火炮30余门，毙伤国民党军7000余人。从而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军在大陆沿海地区肆意攻击、破坏的嚣张气焰，保障了我沿海地区的和平、安宁和经济发展；同时粉碎了美国妄想霸占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也极大地牵制了美国对中东地区武装干涉的图谋，增强了第三世界不畏强国的信念。
随着台海局势的发展，中央军委于1959年1月9日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今后单日不一定都打炮。”而在每年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发言人都会受权发表公告为了让台湾同胞欢度佳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停止炮击两天，以示关怀。随着两岸关系相对缓和，1979年，叶剑英委员长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对台新的9条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历时21年的金门炮击，正式画上了句号，表明大陆方面首先解除了对台的敌对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的交流必定会越来越多。但两岸之间相互打宣传弹和利用气球空飘和海漂宣传品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了解了整个过程和现在实际情况后，总书记的直率让我们惊讶，他大意是说，今后对台湾宣传工作更要务实有效，不要图形式，如投放传单、食品和相互打炮。要从大局出发，扎实做对台宣传工作，促进祖国统一。随后，为落实总书记指示，中央军委批准对台宣传工作转为更务实的方针。1984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改名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军事色彩更加淡化，用普通话和闽南话向台湾同胞播出：“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家乡”、“爱国一家”、“台湾军政人员亲人信箱”、“对台湾籍乡亲广播”、“时事”、“地方戏曲”等节目。帮助台湾同胞及时了解祖国大陆的建设成就、家乡的变化，体现了祖国和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骨肉深情。
在一连，荣誉太多太多，但是，荣誉部队的训练强度随着对手水平提高和激烈竞争更加从难、从严。仅投弹一项指标，前两年全连能平均投45米以上就是冠军，而我们当时全连平均要53米多才能保住红旗。当然，不只是传统的战术技术，更新的战术理论和更多的合成战技训练指标使我们连队的战斗能力迅速提高。频繁考核、比武，检验性演习，使全连精神面貌和士气更加激昂，特别是我们团队历来是越艰苦，越有挑战性的任务来时，有股嗷嗷叫的作风，显示出前无险阻，有我无敌的凶悍和顽强。同时，我们连队的文体活动也到了巅峰，在副连长胡国平的带领下，全团的篮球高手组成的联队，也不是我们连队篮球队的对手。
在抓好军事的同时，我们连的司务长对连队的伙食也下了大工夫，全力保证战士吃饱吃好，具体标准是每餐确保“四菜一汤”，司务长黄敬声是我当兵时就任司务长的老同志，他的敬业精神无人可比，在他的精打细算下，每天每人不到8角的伙食费硬是让他每餐保证战士饭桌上有四菜一汤，而且连队还有几万元存款节余。这在当时来看，是了不起的成绩。
在一连最使我心灵震撼的是战士谢石平的牺牲，这位1983年入伍的湖南永兴藉战士，才刚刚18岁，在手榴弹实弹投掷时，由于弹片意外向下飞射，一块拇指大的弹片直插进他脑袋，碎成八块，当时就脑浆流溢。尽管救护车用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漳州175医院，在手术台上他就停止了呼吸。在这之前，我对手榴弹的威力根本不屑一顾，多次侥幸的经历终于让我面对血的教训，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就消失，我直到现在还在内心愧疚。小谢的遗体火化后，我让文书把骨灰盒放在我办公桌上，我想多陪他一晚，为他守灵，我内心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年轻的战友，转眼就天人两隔。尽管每个军人都要有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但毕竟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我能做得更好，也许就能避免事故。快天亮时，冥冥中我看到小谢向我跑来，他说：连长，我现在给老连长周炳和（连队打济南时英勇献身的老连长）当通讯员，还是一连的兵。我当时在梦幻中很高兴，说他更有出息，清醒后更是禁不住泪如雨下，不管有没神灵，但小谢做到了生是一连的兵，死是一连的魂。更让我感动的是谢石平的父亲，他是一位老兵，退伍后在当地煤矿当一名中层干部，接到部队电报后，他马上就预感情况情况严重，带上谢石平的哥哥，直奔部队，但最终也没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在儿子的骨灰盒前，他强忍泪水，只提了三条让我们全部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的要求，一是接到部队电报，我走得太急，来不及向单位请假，请部队给我开个证明；二是他妈妈太疼爱这个小儿子，怕她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麻烦你们务必帮我隐瞒这个消息，我慢慢地和她说；三是如果有必要，叫谢石平的哥哥留下来，替他服完兵役。这绝不是新闻中的高大全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而是出自一个普通军人父母的最朴实、最感人的语言。按照当时国家规定，营以下干部战士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只有300元，这样少的抚恤金，我和指导员商量了半天，怎么也拿不出手，最后让司务长务必凑满2000元拿给谢石平的父亲，但仍感到亏欠这样伟大的父母亲太多太多。
确实，回顾在一连的几年时间，我要感谢全连的干部战士，是他们用同甘苦、共患难的真诚和热情、勇敢和奉献为连队争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荣誉，能在和平年代荣立集体一等功和二等功的连队，全军少有。更应当感谢的是和我共事过的三个指导员修乐军、李安东、蔡幼群，当过我的副连长的胡国平、栾建中，排长王秋宁、马丁等，他们的出色工作和团结协作为连队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人生中最值得交往的好朋友。
1983年9月，因参加军民共建任务，我带全连到漳州的龙溪机器厂支援地方生产，任务完成后，我和全连并顺带参观了漳州有名的南山寺。
南山寺在漳州市区九龙江南畔的丹霞山麓，为漳州八大名胜之一，是闻名海内外的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佛教大寺院。据《龙溪县志o古迹》记载，它原名“报劬崇福禅寺”，是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太子太傅陈邕所建，至明朝才改称南山寺。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象这样的地方游客很少，我们一个连的军人涌入南山寺，是从没有过的，尽管我们都很有组织，文明参观，但还是惊动了方丈。在了解了我们来意后，方丈亲自陪我参观并担任讲解。
开始我认为南山寺只不过是小寺庙，实地参观才发现南山寺规模宏大。进五个并列的大门为天王殿，殿中奉祀一尊笑迎八方来客的弥勒大佛像，两旁分列四大天王（也称四大金刚）高大南山寺规模宏大。进五个并列的大门为天王殿，殿中奉祀一尊笑迎八方来客的弥勒大佛像，两旁分列四大天王（也称四大金刚）高大形象。
过了天王殿便是大雄宝殿，正中供奉“三宝佛”（三尊），是来代修建寺院时重塑的，其特征是两个耳朵下端成尖形。
大雄宝殿的左侧有一个石佛阁，称“净业堂”，阁中有一巨大的石笋，聘请石匠名师把它雕成弥陀佛像。佛像连莲花座高达一丈六尺，造型优美，俗称大石佛。大雄宝殿的左角悬挂一口直径三尺八寸，高五尺六寸，重1300多市斤的大铜钟。它本是唐朝铸造，元朝延祐六年（1319年）扩建寺院时重新铸造，钟上有元朝住持僧右愚的题铭。
石佛阁的右邻是德星堂，俗称官房，原是供来客住宿的。1930～1931年间，陶铸任闽南特委书记时曾住在这里，特委机关就在这寺内领导革命。这是我们参观后的意外收获，也算是对战士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
大雄宝殿后面高坡上的右端是藏经阁，内珍藏六十厨经文，其中有无价之宝血书《华岩经》，相传是明天启年间寺僧融（一说雄）和莲山及尼姑莲三人用三年时间刺血合写而成，笔法端秀，字迹显出金黄色，共八十一卷。可惜在“文革”时受破坏，仅存残页。阁中还供奉一尊白石佛，是用纯白色大理石雕琢而成，高六尺，重四千公斤。因光洁如玉，被称为玉佛。据查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住持僧妙莲法师从缅甸募化而来。这种白石佛全国只有三尊，一在北京团城（一说围城），一在上海玉佛寺。
高坡上的左端是陈太傅祠，据传是当年陈邕故居，后人改建为祠，供奉陈太傅塑像，后像被毁。
太傅祠后面有楼，现称“小姐楼”，又称“姑娘楼”，传说为金娘当年的闺房。金娘小姐削发为尼之后，曾受皇上封为金花郡主，其墓原在寺后山上，人称“姑娘墓”，解放后因五个工厂需要共建一座自来水池，把姑娘遗骸移葬在致经阁后园中，修建新墓，立碑曰：“唐浩封金花郡主玄妙之墓”（玄妙是金花郡主的法号），为游客所瞻仰。
入乡随俗，看到许多游客烧香供果，我叫文书也将带的水果供奉在佛案前。
看到寺庙的香火如此旺盛，文书好奇的问方丈，为什么寺庙或百姓家中的佛案前，要放满那么多花、果，每个人入寺庙都习惯烧支香，并在佛案前点起油灯或莲花灯呢？
方丈笑答说，花是代表因。所谓“花开结子”，花是结子的因。没有花开的过程，也表示未有结果的收获。佛案前供花是提醒人们要多播种成佛的因，将来才有成佛的果。什么是成佛的因呢？用白话说就是有利于他人的善行都是成佛的因。有了代表成佛因的“花”的提醒，我们才会常常自勉自励，检讨自己的行为，向着成佛的目标前进。
果是代表结果。佛教最重视因果法则的，万事万法不离因果，所谓“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细微至一言一行一念，都有因有果。所以看到鲜果，便提醒自己要小心观照自己的举心动念，希望有善果，为了提醒自己要达到这个圆满的佛果，所以佛教徒常把鲜果供在佛案。这个鲜果并不是送给佛菩萨吃。
点灯发出光明，光明是代表智能。所以点灯乃代表启发智能。这个智能包括了世间智能及出世间的智能。所谓世间智能是指一般的聪明才智；出世间智能是指了解宇宙万法现象存在的真实法则（主要有三：无常、无我及不二，恕不在此详谈）。点灯的另一个意义是燃点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传统式的寺庙都保留着燃油灯，当油在燃烧时，灯蕊也一直在发亮照明，是用来提醒学佛者应常抱着贡献自己，服务众生的牺牲精神。
香是有摄心的作用。因为燃香会发出香气，并且有个袅袅上升，从香气及烟雾可以传达讯息，所以古时候的诸侯亦以烟为号，作为彼此间的一种默契及信用。至于好的香料所产生的香气，对心身有宁神镇静之用。所以佛教徒烧香，乃是表示愿意摄心生信，誓言降伏自己的烦恼，依着佛陀所教授的正道寻求究竟的解脱。
参观中，我感受到方丈的真诚，博学和热情，借着刚才的话茬我遂向他请教了好久难以明白的寺、庙、祠、观、庵的区别。
方丈很是耐心，详细向我解释说：
寺。原是官方机构，如“大理寺”、“太常寺”等。大理寺是中央的审判机关，太常寺则为掌管宗庙礼仪的部门。西汉建立“三公九卿”制，三公的官署称为“府”，九卿的官署称之“寺”，即所谓的“三府九寺”。汉代，九卿中有鸿胪卿，职掌布达皇命，应对宾客，其官署即“鸿胪寺”，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礼宾司。相传东汉明帝时，天竺僧人以白马驮经东来，最初住在洛阳“鸿胪寺”。后来鸿胪寺改建，取名“白马寺”。于是寺就成了僧人住所的通称。梵语中，“寺”叫僧伽蓝摩，意思是“僧众所住的园林。”隋唐以后，寺作为官署越来越少，而逐步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用名词。
庙。本是供祀祖宗的地方。那时，对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其他凡有官爵的人，也可按制建立“家庙”。汉代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土地庙）混在一起，蜕变为阴曹地府控辖江山河渎、地望城池之神社。“人死曰鬼”，庙作为祭鬼神的场所，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文人武士，如文庙——孔子庙，武庙——关羽庙。
祠是为纪念名士而修建的供舍（相当于纪念堂）。这点与庙有些相似，后民间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也叫“祠堂”。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据《汉书o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指诞辰和忌日）祭礼不绝。”东汉末，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为自己修建“生祠”。由此，祀堂日渐增多。
观。就是古代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天文观察台”。史载汉武帝在甘泉造“延寿观”，以后，建“观”迎仙蔚然成风。最早住进皇家“观”中的道士是汉朝的汪仲都。他因治好汉元帝顽疾而被引进皇宫内的“昆明观”。从此，道教徒感激皇恩，把道教建筑称之为“观”。
庵。古时是一种小草屋，即所谓“结草为庵”。旧时文人的书斋亦称“庵”，如“老学庵”、“影梅庵”。汉以后建了一些专供佛徒尼姑居住的庵堂，于是“庵”也就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了。
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
1983年夏，心血来潮，我感到我们这样的连队，一定要有个唱得响的连歌，在查阅了资料后，我将连队征战历程和主要荣誉编成歌词：
转战华东，
血洒济南，
渡江跨海，
威震敌胆，
我们是一等功臣连，
前无险阻，
所向无敌。
群英比武，
战术猛虎，
军民联防，
钢铁长城，
我们是精神文明模范连，
功上加功，
奋勇前进。
歌词第一段主要记录了战争年代征程和荣誉，第二段是解放后在大比武时，由于战术动作像猛虎一样广受赞誉，我连荣获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班进攻战术第一名；1982年底，又被福州军区授予精神文明模范连称号。功上加功，是胡耀邦总书记接见我们时的勉励。歌词写完后，我让连队的文艺骨干，五班班长李厚辉谱好曲子。没想到，他两个小时就谱好曲，当天全连就学会了。正好第二天全团集会，在团俱乐部大礼堂，震耳欲聋的一连连歌从此一炮唱红，传唱至今。
说到唱歌，不能不提到拉歌。回眸昔日激情燃烧的军营岁月，难以忘怀的是连队之间的“拉歌”大战，迄今那青春热血、引吭高歌的火热场面仍然魂牵梦绕，历历在目。
部队拉歌。
军营拉歌是真正的原声合唱，像纤夫的号子工地的打夯，唱的都是兵家自己的歌。只要有部队集结的地方，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烈日炎炎的夏天，叫上几嗓子让人酣畅淋漓；寒风刺骨的冬天，几个回合让你热血沸腾；凉风习习的春秋，那歌声更给人带来舒展和惬意。而任何一个观众，只要置身于绿色的海洋，就会被歌声吞没，在歌声中融化。部队拉歌的动人场面，能充分显示出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人人朝气蓬勃，个个斗志昂扬。在这种团结活泼的气氛中，官兵会暂时忘了当时环境的紧张和生活的艰苦，爆发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拉歌的推动下，一浪高过一浪的军旅歌声，会促使战士们精神焕发，浑身是劲，紧密团结，勇往直前。每个部队都有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喜欢拉歌，不论是看电影，还是其他大大小小的集会，只要集会，一般都会唱歌，部队唱歌讲究的是爆发力，要求的只是声音洪亮，歌声雄壮有气势，歌声也体现出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往往唱歌起来也是嗷嗷叫的，不同单位的兄弟部队在一起集会的时候经常会相互拉歌，比比到底谁厉害.
拉歌的时候战士们的情绪都会被指挥员煽动起来，双方都不肯示弱，场面经常都很火爆、很热烈，拉歌不但能增进和兄弟单位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还能培养战士们的集体荣誉感。拉赢了，可以振奋军心，鼓舞士气；拉歌的气氛热烈起来，如在室内，简直可以把军人俱乐部的屋顶都掀翻，那种场面、那种气氛，不在部队生活是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拉歌要取胜，一要靠指挥员的才能。指挥员必须头脑敏捷，口齿清晰，大方泼辣，随机应变；二要靠大家齐心协力，随着指挥员的口令和手势，大家要异口同声呼应。
拉歌词和拉歌调很多，当时我们用的主要有：
1.挑战时用：
×连是咱老大哥，欢迎他们唱个歌！
×连同志快唱歌，×连同志不要拖！
2.应战时用：
领：接着×连把歌唱，众：唱得不好请原谅！领：我们唱《×××》。
领：革命歌曲大家唱，他们唱了我们唱。一二一！众：来了！领：好！那我们来唱《×××》。
3.唱后反击时用：
领：我们唱了一身汗，×连不要坐着看。我们唱了该谁唱？：众：×连。领：欢迎×连来一个（大家有节奏地鼓掌）。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
4.请对方唱新歌时用：
领：×连歌儿唱得好，众：可惜歌子有点老。
领：革命歌曲多又多，众：欢迎×连唱新歌。
5.要求对方继续唱时用：
领：×连唱歌很积极，众：我们听得入了迷。领：欢迎×连继续唱，众：我们虚心来学习。
6.给对方加油时用：
领：×连加油！一二一！众：加油！加油！
领：×连歌儿唱得妙，众：优美动听声太小。
领：声音太小！众：听不到！
领：重唱一个要不要？众：要！（鼓掌欢迎）
东风吹，战鼓擂，要拉歌，谁怕谁！
×连拉歌土，实在太落伍。不如打背包，回家卖红薯。真土，真土，地球人都知道，土
×某连真不爽啊，唱歌唱不响啊，不唱不勉强啊，不如去站岗啊！
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
冬瓜皮，西瓜皮，不许耍赖皮
12345，我们等得好辛苦，1234567，我们等得好着急
每次看电影和集会，我们连都是全团集中“火力”的“靶子”，有次看电影，三营营长刘炳玺原是我们一营副营长，看到我们一营只有一连来看电影（二，三机，炮连等都到师农场参加军农生产），组织全营对我们连发起拉歌，但我们全连豪情万丈，硬是把三营比下去了，最后刘营长在我们临时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感谢营长刘炳玺”的喊声和全场欢笑中败下阵去。
当然，在连队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属于“无恶不作”的“首恶分子”，其放肆程度也是到了登峰造极。有一年春节，为了照顾辛苦带兵一年的班长，我大大突破团里的每个连队只能批准两个战士回家探亲规定，让12个班长全部回家和家人团圆。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我让五十个新兵，每人实爆一包三公斤的“TNT”炸药包，并将五十发信号弹串联，用导火索统一引燃。五十响的爆炸和五十发直冲夜空的信号弹就是我们连春节烟火晚会。还有一次，团里有个副主任，到漳州领回我们连的两个老兵，说他们在车站，因打架被纠察扣留，造成不良影响，要我立即宣布给予处分。我问清了原因，他们是看不惯一伙小流氓笑他们是光头傻兵，便出手教训，我问打赢了没有，他们说对方说有三个送到医院了，我说伤重吗，他们回答，五天后肯定能出院。当着副主任的面，我集合全连，不但不予处分，反而宣布给这两位老兵嘉奖，有礼有利有节地维护军人尊严，在我看来，应当给予奖励，直气得那位副主任摔手而去。
1983年下半年，师里要求在我们连召开“美化营区现场会”，并派了副师长到我连蹲点，亲自督导此项工作。我内心明白，师长是怕我对美化营区工作不上心，故意将我的军，我对训练之外的工作确也没放在心上，直到现场会召开的前两天，一向沉稳的刘副师长见我还没动静，很严肃地找我谈话，我告诉他，请首长放心，我不会给你丢人。副师长说：“你也绝不会为我争光。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要草船借箭。”我内心确实佩服他的敏锐，只好说，什么事也瞒不过你首长，不过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实话实说，给我的时间太短，培育花草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要是到花草市场去买，这哪个连队都会，何必要开现场会，总之是假，我真不想为此费太大劲，但我保证，会后我们连的营区美化，绝对比其他连队好，而且是凭我们自己的本事，但现在，我只有演戏了。他说：“王传玉我告诉你，第一，绝不能打老百姓的主意，这是军纪所不容；第二，绝对不能动兄弟连队的，否则重怒难犯，也有损于一连的形象。”我真心感谢副师长不但提醒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给我留了充分的余地。临开现场会的头天晚上，我召集班长下达任务，一，不准拿老百姓的，二，不准拿兄弟连队的，目标是师团首长和机关花圃中的盆花盆景。每人两盆。现场会如期召开，前来参观的人对我们连的鲜花和盆景赞不绝口，但有些首长和机关干部心存嘀咕又不好说，回家后才知道果然遭劫，直骂王传玉手段太黑了。但不好为这事出面找我，就让各自的家属相约到连部找我论理，真是感谢副师长，尽管他家的两盆花也被我们连的战士“借”来了，但他对那群家属说了一句经典无比的话：一连拿你们的花，行为不美，但心灵还是美的。都别吵了，回去。一场风波就此云消雾散。实际上。这是各级首长对我的宽容，要不我真不知要受多少处分。后来，我们也确实没有食言，我们把“借”来的盆花盆景全部送回，我和几个班长特意到漳州百花村参观。百花村，原名塘北村，又名长福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九湖镇。1963年朱德委员长南巡视察，看见这里到处种花，赞美道：“真是个百花村！”由此得名。现在百花村口门额上“百花村”三个俊逸大字，是陆定一1980年10月到此视察时所题。
百花村《朱氏族谱》记载：开基始祖叫朱茂林，系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第八代重孙。明朝永乐年间，他随父朱镛从远方流落到此，见这里土地肥沃，四季如春，便始拓花园，从事养花植草。历代繁衍，日趋兴旺，自成村落。这里鲜花飘香，嘉木繁荣，风景相当优美。花农每天种花、养花、卖花，心境幽雅，怡然自得。因花农常道“养花长福”，故又名“长福村”，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百花村男女老少都有一套种花技术家家户户都建起了小花圃。园中种植的名花异卉多达千种，尤以兰花、茶花、红梅、瑞香、丹桂、塔松为珍品，其中仅兰花，又有报岁兰、素心兰、大青兰、四季兰等等，翠叶纷披，素花窈窕，饶有“香远益清”之趣。花农们还不辞劳苦，到处寻找奇异多姿的石头、绚丽多彩的贝壳和造型独特的树木，精心雕塑出千姿百态的盆栽和盆景。如淳朴的石柳，苍劲的古松，潇洒的翠竹，盘纡的绿榕，高标的红梅，清芬的丹桂等等，风度洒脱可爱。盆栽以树为主，咫尺之间蕴含参天之意；盆景以石为主，方寸之中辨千寻之峻，真是生趣盎然，巧夺天工，曾被艺术家们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百花村的美景让我们很有感触，回来后，我决定由班长黄榕生带领几个兵自己动手，美化营区，很快，他们所建的假山和盆花盆景，受到来连队蹲点的军区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高度评价。现在的假山，还在连队营区耸立。
当然，有的首长对我也提出了严重的批评，骂我不考虑连队的荣誉和形象。纵容战士甚至亲自带领他们恶作剧，记得有位军区首长曾经单独找我谈话，我向他解释说，连队训练持续艰苦，干部战士压力都非常大，尤其是年轻战士，要有发泄的机会，为了保证这种发泄，必须在允许的范围之内，我有时必须和他们一起行动，以便能控制局面，不过绝对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出格。听完我的解释，他边笑边骂：“就你鬼理由多，告诉你，别太过分了就行。否则，连队出了问题，我立马撤了你。”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我们，更难体会到一连干部的用心良苦，但是所有见过我们连近乎残酷的训练后，很少有人不动容的。更不会对我们说三道四，毕竟我们也是血肉之躯，我们比常人付出的要更多，更多……
其实，在连队工作，我最感到难过的是每年老兵退伍，在这一周时间，最坚强的人也会在和老兵分别时拥抱、哽咽；最不会喝酒的人也会在送别老兵的聚餐上认真地醉一回；在宣布退伍命令，摘下领章帽徽时每个人都会忍不住热泪长流。因为谁都知道，过了这一天，几年的苦辣酸甜终将变成回忆；走出军营后，所有的从军经历终消散成身后的风景。但军营度过的每一天。对你来说这是一种烙印，即使你会感到了离群飞行的孤独。但在某一天，你翻阅地图，看看熟悉的两地，就会明白有一种距离，叫做天南地北；有一种真情，叫战友情深。特别是对连队作出突出贡献的几个班长，如李国强、庄元发、周军、余建春、潘金林等，他们走后，我在很长时间，还在想念他们，一直为他们没能留在部队而惋惜。
某年，我们在师的编成内，参加演习，演习的区域横跨闽赣两省，主要检验部队在现在化条件下激动能力和对立足未稳之敌的进攻能力，我们经铁路输送在江西的高埠车站卸载后，摩托化开进到金溪地区，又改为徒步强行军，由于我们是全团的前卫连，途中，军区导演部设置了许多伏击地段和突发情况，好在我让副指导员带领一个排在连队前方三公里搜索前进，及时通报路况和应对敌人袭击，经过几处设伏地段，袭扰我们的小股敌人根本招架不住前卫排的猛打猛冲，有几次，前卫排直接将调理组和电台都全部缴获。几个小时的奔袭，我们拿到了歼灭敌人两个半连的战果统计证明，在对敌空降兵占领的仙鹤峰的攻击，我们快速突击直叉主峰，调理组根本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要求我们退回去重来，他们要认真看一下，我们要如何攻占主峰，在强行军中，还有一个插曲，假设敌使用空包弹突袭我们，前卫排的战士哪里容他们有更多的攻击机会，三下五除二，就将几个假设敌制服，并缴获其武器装备，扬长而去。结果，假设敌中，有个自以为认识我的军官向导演部报告说，一连连长太野蛮，动手打了假设敌，导演部通报给师、团，团长直接打电话给我，我知道他们认错了人，因副指导员长得和我相像，连师长有时都分不清，我在电话中回答，根本没有这个事，揍他几个假设敌，还轮不到我动手，事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清江地区，对立足未稳之敌进攻是整个演习高潮，全师在生疏复杂地形上进行实兵实弹演习，又有统帅部炮兵和军区空军支援我师战斗，新成立的南昌陆军预备役部队，首次配合现役部队演习，这次酷似实战的演习，使很多连队难以找到进攻出发阵地，在炮火准备开始前的三分钟，焦急的团长直接跑到我们连指挥所，在地图上直接向我下达攻击命令，所有的程序全部简化，我连的攻击纵深打11公里，好在昨晚向冲击出发阵地推进时，我连得到的战斗保障最为充裕，各种武器弹药携行量打三个基数，我简单估算了一下，完全可以打出符合实战要求的几个高潮。只是各班排的攻击目标和我们在沙盘推演的完全不同，我只好和主攻排一起，边开辟通路边明确他们攻击的高地，我们与炮兵、航空兵的协同，只好采取按计划协同和召唤火力支援相结合，团长特地将1部两瓦电台配到我们连队，便于我们边勘察地形，边组织战斗，边开辟通路，边向纵深发展进攻，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对部队的锻炼非常之大。炮火准备时，我和主攻排一起，近距离观看了炮火准备的效果，冲击发起时，我们及时请求炮火延深，迅速发起冲击。并在短时间内，扩大了突破口，保证了后面陆续赶来的部队，通过我们的阵地，加入战斗，当时尽管绵绵秋雨，但攻击的速度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攻占了纵深为11公里的所有山头，完成了当前任务（事后我才知道，这实际上是我们团的当前任务），要不是枪炮声的“助威”和兴奋，真要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跑完11公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还要组织战斗，展开队形，完成射击、投弹、爆破等战术动作，更值得欣慰的是，全连消耗步机枪子弹近两万发，手榴弹上千枚，40火箭弹70余发，炸药800公斤，做到了安全无事故。演习结束后，我们返回营区没多久，我被任命为一营副营长，由副连长胡国平兼任连长。1985年，全军精简整编，实行百万大裁军，胡国平作为优秀学生官破格越级提拔为一营营长，是当时全军最年轻的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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