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的新闻报道开始改变了“支那军”一类传统称呼，出现了“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正式称号。战后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东京后，发现某些媒体中仍出现支那一词，马上以战胜国身份要求盟国占领军禁止，美国占领当局就此向日本政府发出命令。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这个通知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口气，“支那”这一使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在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不过，由于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表现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确立起尊重，战后的中国又仍处于内战和极度贫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的言论，日常口头习惯仍使用“支那”一词。
真正心服口服让“支那”一词在日语的口头表述中消失，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并使美国舆论惊呼遇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时，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惊！他们对过去一度轻蔑的神州古国重新产生了敬佩之感，“中国”一词就此真正成为日本人平时的口头语言。战后出生和长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
我们前辈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震动了日本本土，当中国军队对美军作战的捷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那些从苏联递解过来而对华表示不服的战犯们也都低下了脑袋。这些一向只崇尚强者的人，至此才纷纷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并不能不重新认识中国的力量。
马善被骑，人弱受欺。在充满强权和压迫的世界上，不自强就要受人轻侮。二次大战结束前中国的国名在日本长期不被使用而冠以辱称，原因也在于此。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日本人的口中“支那”改成了“中国”，虽然只是一个用词的变化，却是无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变化的一个形象体现。
按理说，相互交锋的军队向来都是互视为仇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无疑打乱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和李承晚集团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计划，他们不能不视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最痛恨的敌人。然而，当痛恨的敌人把英勇、顽强、无畏、善战发挥到极致的时候，用军人的职业道德来衡量，也不能不对这样的敌人加以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这样，靠着崇高的政治信仰、爱国主义的精神、战争的正义性和良好的军事素质，把英勇、无畏和善战等军人要素发挥到了极致，让战场上的敌人肃然起敬。
没有哪一支军队不希望有无敌的英勇、顽强的作风、出其不意的谋略、不可战胜的技能、使敌闻风丧胆的形象。然而，当在与对手的较量中，他们看到这一切不是自己而是敌人时，也会抛开政治偏见、文化偏见和种族偏见，用公正的价值标准加以评判并对他们敬佩。由此可知，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仅仅在于武器装备，也不仅仅在于谋略，还在于对手的评价。这种评价就是要有压倒对方、征服对方的强大气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只是“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连“联合国军”的高级将领也为之胆寒，法军第14师希尔将军说：“我从我的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这次他们害怕了！我也开始胆怯！”胆怯意味着战斗力的丧失，意味着不战而败。每支军队的战斗力既是在战斗过程中实现的，也是通过战斗树立形象造就的。一代又一代的先辈们，特别是那些献身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保家卫国的先驱们，用他们的无畏和牺牲为我军塑造了英勇善战、威武不屈的形象。作为后来者，我们不仅为拥有这样的传统而自豪，更应该继承这一精神遗产，保持不可战胜的素质，使我军始终无敌于天下，永远让我们的敌人肃然起敬。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们的先烈，无愧于国家和人民，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这段话，现在还在我们耳边回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从1978年12月开始，中越边境发生的事让我们越来越关注，因为从各级首长的口气中，战备的标准越来越高，特别是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以后，越南政府却突然改变过去的立场，并违背两党协议的精神，不同中国政府协商，于1976年2月，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发布一项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美国占领期间的南越反动政权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随后，又公然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进行打击和迫害。自1977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菜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各地的华侨。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为，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南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据统计，1978年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5月底总数已超过10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是难以尽述的。1977年初始，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1975年，美军败退越南后，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加上长期以来中国给予的巨大而无私的军援；再加上苏联出于全球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而给予越南的鼎力支持……刚刚走出战争之穴的越南又做起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清秋大梦！一面扩大对柬“战果”，扬言“24小时就能占领金边”，一面加剧中越边境的冲突，狂言“一个兵能对付30个中国兵”。
进入1979年2月份，越南实施先下手为强战略，开始了变本加厉的武装挑衅活动。2月8日—12日短短5天里，越军侵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宁明、龙州、靖西、那坡等县和云南省富宁、马关、麻栗坡、河口等县所属边境地区近30次，打死、打伤中方人员34人，其中被越方潜入埋设的地雷炸死者10人、炸伤者10人；被开枪打死者4、打伤者2人。
2月12日17时零6分和18时30分，昆明铁路管内云南河口到开远的8704次和2992次列车，分别在距河口2.5公里处遭到越南武装部队用步枪和冲锋枪的猛烈射击。列车多处中弹，损失严重。该段中国铁路运输受阻，人民生活与旅客生命受到？摇严重威胁。当时全师上下早已做好上前线一试身手的准备，不知为何，在最后时刻，改为各连抽调战斗骨干到广州军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2月15日，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发给你们，请立即向县、团级党委、同级干部和全体党员传达，然后向全体城镇居民和有关边境居民传达。有什么反应，望及时报告中央。
（一）
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民族牺牲，战后，又积极援助越南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重建家园。但是，黎笋集团由于自己的民族扩张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受到我们党的理所当然的反对，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把昨日信誓旦旦地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敌国，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把昨日并肩作战的盟友柬埔寨当作鲸吞的对象。近几个月来，黎笋集团又大举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同时不断挑起中越边界冲突，步步升级，越来越猖狂。他们侵我土地，毁我村庄，杀我军民，破坏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其险恶目的，是长期骚扰我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破坏我领土安全和国家威信，配合苏霸在我北方的威胁和在印支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的扩张，危害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事实反复证明，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委屈已经不能求全，忍耐已经被当作软弱可欺，劝告、警告一概成了耳边风。他们最近所散布的所谓和平谈判完全是对世界舆论的欺骗。他们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都是根据这一目的确定的。我们决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寸土地。我们的这个宗旨，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冲突和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冲突中得到确实无误的证明，为全世界所周知。本来，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胜利以后，也需要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黎笋集团投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甘当亚洲的古巴，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是违背越南人民的愿望的。中越之间有个和平安定的边界，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战斗的性质是正义的。我们的战斗，不仅将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将得到世界人民（最后也将包括越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二）
我们的战斗，势必引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无非是：（一）恶骂；（二）恐吓；（三）局部入侵。中央根据事态发展，将充分揭露，据理驳斥；坚决顶住，决不示弱；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打不垮的。但是战斗中间，由于各种具体条件，当然也不能绝对排除某些小的挫折和损失。中央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党政军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沉着，坚守岗位，听从指挥，不要惊慌失措。
苏联如果侵入我国北部边境，他们必将陷入我国边境全体军民坚决抗击的汪洋大海，并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致谴责。我国人民的自卫斗争是完全正义的，这一正义斗争是必然要取得最后胜利的。
（三）
各级领导、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必须遵循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努力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坚守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原定的任务，搞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要开声讨会。不要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口号、写大字报。总之，不要搞形式主义，而要扎扎实实地在全体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政治教育，号召和组织全体人民艰苦奋斗，用优异的成绩，支援我光荣的边防部队和边境同胞，夺取自卫战斗任务的胜利。
（四）
中央将及时通报我军自卫反击和中越边界战斗的主要情况。报纸广播也将陆续报道有关文件、评论和消息。地方报纸、电台都不要发表自己编写的消息和评论。党、政、军、民各级组织，要根据中央的指示、通报和报刊公开发表的材料，教育干部、群众坚定地相信中央的正确领导，同时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和传播谣言。对于个别乘机制造混乱、造谣破坏而有确证者，必须依法严厉惩处。
2月17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郑重指出：“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与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我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经过28天的作战，连续攻克了谅山、同登、禄平、高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浪、和安、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老街、柑糖、孟康、坝洒、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军事要地，摧毁了越南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给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先后共击毙37300多名越军，俘敌2200多名。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越南“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美梦被彻底粉碎了。1979年2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陪同美国财政部长访华的美国记者时说：“越南说他是？摇世界第三军事大国，我们除了要打破它这个神话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也不要他们的领土。我们还要使他们懂得，他们不能任何时候都为所欲为。”3月4日，我军经过浴血奋战，占领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部边防重镇——谅山，此间距河内仅130公里，通往河内已无任何险隘。中国正义之师就此打住，没有乘胜进军河内，充分表明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的诚意。
3月5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指出：“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在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这一正义立场，将受到越南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文艺工作者更是创作一批感人作品，如《高山下的花环》《血染的风采》等，而一名烈士的妻子悼念丈夫的诗和记者郭建民拍摄的照片最让我们这些军人深受感动。
吻你，我不惊醒你
——一个长眠南疆士兵的妻子在这里的留言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和煦的土地是这样的安宁
墓碑前我默默地注视着你
我知道尽管这座座坟茔只是生命的缩影
但那巍然屹立的英灵却是一个个不倒的躯体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热红的土地是这样的安静
墓碑前我轻轻地抚摸着你
我知道尽管这排排石碑再不会复苏
但那魂系南疆的每一个英名却在这里永垂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褐色的土地是这样的肃静
墓碑前我紧紧拥抱着你
我知道尽管我们人生的梦还没有真正实现
但为和平而战、死和生你都会那样坦然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座正义鲜血染红的长城是这样悄静
墓碑前我给你一个深沉的吻
我知道尽管你再不能感受到那炽热的爱
但你却没有一点忧伤和惆怅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五湖四海英灵再生的土地是这样沉静
墓碑前我的心在呼唤你
我知道尽管我们再不能同枕共叙
但爱的神灵却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和煦、褐色、正义的土地是那样的壮丽
是你们破碎的躯体装饰了她
是你们的热血浇？灌注了她
我知道尽管你们再不能亲临其境
但历史的丰碑上？却永远铭刻着你们的伟绩
吻你，我不惊醒你
在这边陲小镇将烙下——
一个普通女性永恒的长吻
为祝福你在这里静静地安息
吻你……我不惊醒你……
不惊醒你……不惊醒你……
尽管是在和平时期，但生死历练也使我的人生更加值得回味，和平常人从平常中挣扎出来，能对生命做全新的，现深层次的领悟不同，军人所经历的生死关头只是一瞬间，有时甚至你根本来不及考虑，只能是本能的反应。能否生存就看你的造化，而过于从容地脱离危险的经历，往往会使人对死亡危险更加满不在乎。
第一次生死惊魂是在当兵第一年的渡海登陆实弹演习中，当我们抢滩冲击时，由海军扫雷舰发射的用于为我们开辟通路的火箭炸药包，整整12个，20公斤的连环炸药包呼啸而来，落在我们班的战斗队形之内，由于不是炮弹飞行的声音，老兵传授的战场经验没派上用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个长家伙落到我们中间。所幸的是本应落地爆炸的这串炸药包不知为何没有爆炸。要不我们可能全要报销。
还有一次实弹演习，我负责搜索的那个坑道，因四周都是石壁，考虑到安全，规定只要象征性地投个纸手榴弹就行（怕手榴弹实弹爆炸会造成弹片乱飞伤人），可实弹中，我根本不记得这回事，掏出手榴弹时，就自动拉火，手榴弹出手后，才想起，在空旷的空道中，我自己根本没地方隐蔽，只好紧贴地面卧倒，手榴弹爆炸后，乱飞的弹片只有两块落在我的后背上，所幸没有嵌入体内，由于这是自己粗心大意，算是活该，也不敢向上报告，回到营区后，悄悄找卫生员包扎了事。
我当副班长时（班长丛培珊，现在转业在厦门市工商局），1978年我们部队长途拉练，到赤湖地区，在一个小庙里宿营，晚饭后，我和班长两个人偷喝了一点酒驱寒，就下起了象棋，连队吹熄灯号时，我就叫班里的新兵把全班的蚊帐挂好，由于缺乏经验，他将背包带拴在靠墙角的一根四十公分粗的大圆木上，睡觉后全班头靠墙，半夜时，可能有人翻身，裹卷到蚊帐，结果拉动到大圆木顺墙倒下，大圆木落地的沉闷声音把我们全部震醒，点亮蜡烛后，我们每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要不是冬天寒冷，我们边睡边缩身体，不自然地将头和墙拉开了几十厘米的距离，否则全班的脑袋全要砸成肉饼。
1979年初，在参加一次为全军表演的加强步兵连三打三防条件下的进攻实弹演习，当时在场观看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福州军区司令员、各军区观摩的军师首长，我当时在一连一班当班长，负责左翼主攻突击，看到炮火准备结束的信号，我们随即发起了冲击，在我们班，快要接近敌第一道浅壕准备投冲击弹时，发现头顶上一片黑压压的东西正落下来，我来不及多想，大叫全班卧倒，只见一排排迫击炮弹铺天盖地砸下来，所幸我们前面的山坡与炮弹的炸点的夹角形成了一个死角，我们当时也不知详情，炮弹落地后继续发起冲击，演习结束后，军区首长和我们握手后，师团首长紧张地让我们赶快把伤员送到医院，我们一头雾水，后来才知，炮群指挥员在阵地指挥员报告炮弹发射完毕，即向我们发出火力急袭完毕的信号，步兵随即冲击，但迫击炮弹还有近十秒的飞行时间，这就是在我们冲击过程中，仍有炮弹落下的原因，尽管非常惊险，但我们创造了步炮安全最小距离，最近点只有36米（按规定，步炮安全距离200米）而在后面观看人的眼中，炮弹几乎落在我们冲击队形中，在场的首长，都紧张地站起来，佩服我们的步炮协同，称赞我们炮兵敢打，步兵敢冲，难怪师团首长一身冷汗地要我们报告伤亡情况。
1979年5月，我己被提升为六连一排排长，在组织手榴弹实弹投掷时，连长要求我们三个排长，每人保护一名新兵，几个回合下来后，我认为这样没有必要，向连长建议，每次上去一名干部，保护三个新兵冲击投弹，反正这是老科目，没事。连长同意了，开始还顺利，到最后三个新兵时，是我负责保护，没想到，最左边的一个战士，将手榴弹失手投在中间那个新兵的脚底下，看着正在冒烟的手榴弹，我飞快地把那个新兵按倒在地，并在他的身体靠手榴弹一侧并排卧倒，手榴弹爆炸后，连长和其他几名排长惊得说不出话，因烟雾中，他看到我们两人都没有爬起来，以为全完了，过了二十秒，我才挣扎起来，身体一侧被手榴弹爆炸的冲击波震得全部麻木了，脸色发白的连长跑过来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连长测了下，我距手榴弹炸点只有五十厘米，他说：“一排长，算你处置灵活，要是你趴在那个战士身上保护他，你就革命到底了。你们平卧在地上，两个人，就都在弹片死角内。”这次经历，使我对手榴弹的杀伤力更加不屑一顾，但最终也是手榴弹让我受到一次终生不能忘怀的教训，在后面的回忆中，我会详细地介绍。
1979年下半年到1980年上半年，我在担任六连一排长期间，参加了上级组织的多次检验性考核，最艰苦的一次，是由军里姚副军长主持的综合考核，从凌晨紧急集合开始，我们全营就转为强行军，途中还穿插反伏击打空降遭遇战等，创造了一个晚上穿越七个县的行军记录。
长途野营训练也丰富了我们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认识，记得有次强行军从漳州向通往漳浦、云霄、广东方向的咽喉要道——324国道行进，在九龙岭脚下，发现了有个叫木棉亭的地方，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中的“木棉庵郑虎臣报冤”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木棉庵内供奉佛祖和十八罗汉等神像。庵前有座“木棉亭”，为南宋末年郑虎臣诛贾似道之处。说的是宋代大奸相贾似道是理宗、度宗、恭帝三朝权臣。初“以父荫补嘉兴司仓”，后又以其姐得宠于理宗封为贵妃，官为右丞相，封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贾似道平日淫逸骄奢，劣迹累累。德右元年（1275年）元军南侵，贾似道率军败逃，朝野大哗，群臣上疏弹劾，请斩首以平民愤。由于当时垂帘听政的谢太后包庇，只降职循州（今广东省龙川县）了事。
贾似道被贬迁徙，由武举郑虎臣押解，郑父曾因奉命监押，惨遭贾杀害，自己也曾被贾似道流放充军，获释后在会稽当县令。对贾似道恨之入骨。押解中途至漳州木棉庵时，听见沿途百姓要杀贾似道呼声四起，又联想家仇国恨，果断将贾似道处死在木棉庵内。郑虎臣为民除奸未免引来杀身之祸，回福州后被拘杀于狱中。
后人为纪念郑虎臣的除奸义举，修建一座四方八柱木棉亭，亭侧古榕荫下，立一块高三米，宽一米的石碑，上刻“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十个大字。石碑为明抗倭名将俞大遒所立。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龙溪知县袁本濂重立。碑旁诗碑上刻有明代文士所题七绝：“当年误国岂堪论，穿逐遐方暴日弃。谁道虎臣成劲节，木棉千古一碑存。”“木棉亭”，石柱上所刻对联曰：“明千秋大义，为天下除奸”。
野营训练途中的这些景点，尽管当时并没有建设的像现在那么养眼，但通过连队中有的有这方面知识的老兵介绍和观赏说明，对增长大家对祖国各地景点的了解和缓解大家的疲劳起了很大作用。
1980年又是第一批城镇兵充实到部队，由于这些城镇兵的吃苦精神明显不如农村兵，同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桀骜不驯的态度使当时部队基层干部深感头疼，但他们的反应快捷和灵性又使他们能够迅速掌握战术技术的优势，引导得当，他们能更快地成为技能全面的好兵，由于我本身是知青当兵，而且当初就是刺头兵，所以和他们交流时，彼此都不陌生，很快就找到共同点，这一年六连的新兵全部由我带训，不久在全营全团的会操中，我们就扛回了锦旗。在随后军师组织的新兵集训验收考核中，我带的新兵排受到副军长王保田的高度评价，他说：“你们排生龙活虎的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不比一连差。”当时我们营长吴攸庆是团作训股长下来的，他认为我应当尽早到军队院校学习，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就向团长王扬铎和参谋长汪江淮建议让我到作训股当参谋，就这样，1980年8月，我以团作训股排职参谋的身份，到福州军区步兵学校（现南昌陆军学院）参训队学习参谋业务。
尽管只有一年的参谋业务培训，但它使我对军事理论、参谋业务、军兵种知识、军事地形学、战术理论、敌军研究、战术指挥有了系统的学习，尤其是那种参谋业务的强化训练，使我们终生受益。很快，我们从对参谋业务一窍不通，到独自拟制军用公文、战术计算、组织现地勘察，到独立完成下达预先号令、拟制行军命令、组织铁路装载和摩托化开进、准备资料提出决心建议、拟制协同计划、组织部队占领冲击出发阵地、标绘首长决心图、下达作战命令、标绘战斗经过要图、拟制战斗要报和战斗详报，都能独立完成，当然，我在军校学习时，最大的优势确实能够做到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尤其是复习考核时，我从不看教材和笔记。而是将全班的同学的借书证一起拿来，到图书馆借书（因每本借书证只限借一本图书），边看各种学科的书籍，边听同班同学在复习时背诵资料。记得有次战术理论考核，按规定进场后，三十分钟后才能交试卷，我只用了十分钟就做完了试卷，交卷走人，正值当时的校长王林德检查考场，看我十多分钟就出考场，气得对主考官说，这样的学员肯定不及格，主考官看了我的试卷后向他报告说：“这个学员答得还可以。”事后考试成绩下来，我得了93分，但我也承认，我最大的缺点是字迹潦草，答题粗线条，没有其他同学认真细致，所以我没有满分过。
经过拟制战斗命令练习，我发现，传统的战斗命令有很多重复劳动，完全可用图表结合的方式，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为此，我设计了一种图表结合的战斗命令格式，采取填空填表的方法，保证在首长口述完战斗命令后，同步将书面战斗命令填写完毕下发。后来我在担任作训股长后，全部采用这种方法，大大加快了战斗命令下达的速度，而且基层指挥员也能一目了然看懂战斗命令的内容。如部队在进攻出发阵地，突破地段当前任务、后续任务，可在填好的双箭头上面直接填写地名和坐标即可。各部队任务都可在印制好的表格中，根据临时变动填写。
军队院校学习，最大的优势是能听到教员最完整最系统的军史介绍，记得有个政治教研室教员在讲述军史时用详尽的资料说到，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军曾先后与日军、英军兵戎相见；朝鲜战争中，曾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新西兰等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共17国部队，一决雌雄；20世纪60年代后，又与印军、美军、南越军、苏军、越军交过手。一部人民解放军与21国部队的交战史，就是一部人民军队的壮大史；一部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史；一部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的英雄史。
在这样的军队中当兵，你能不自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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