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就克里尼克而言，意义并不在于刺探政治，而在于窥视性事。这间房子到处都装了窃听器。秘密警察在外面偷听，还从窗户往里窥探。这是他们的工作。有时候他们看到了某些场面还会兴奋。这是一种轻松娱乐的好消遣，让他们可以摆脱琐碎恶意的惯常工作。这对他们有益处。对谁都有益处。十五岁的女孩子也到克里尼克宅第来。她们打扮得像街头拉客的妓女，从几百英里外的地方赶来。每个人，甚至连上学的小孩都来这里找乐子。你要是喜欢纵欲狂欢，就跟我来。自从俄国人占领这里以后，欧洲最好的纵欲地点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了。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做爱的快乐。在克里尼克宅第，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毒品，但是威士忌要多少有多少。你可以做爱，你可以自慰，你可以看色情电影，你可以看镜子里的自己，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干。天底下最好的人在这里，最坏的人也在这里。我们现在全都是革命同志了。来狂欢吧，祖克曼——让你看看革命的最终阶段。”
克里尼克宅第是一座小型的十七世纪宫殿，位于适宜居住的康帕小岛上，我们从查理士桥上开始走了好长一段湿漉漉的阶梯，才到达那里。站在克里尼克宅第外面铺着鹅卵石的广场上，我听见伏尔塔瓦河翻滚着流过深深的石筑河堤。我和波洛托卡一起从我住的酒店走出来，穿过曲折如迷宫的犹太人居住区，路过一堆倾覆在地的墓碑，他告诉我这是遗留在整个欧洲最古老的犹太人墓地。铁栅栏里所见的一切，歪歪扭扭，锈迹斑斑，一片混乱，看起来不像是个永久的安息之地，倒像是飓风过境，所到之处都是满目疮痍。一万两千名犹太人埋在这里，而在纽约，这仅仅是一个小型停车场的大小。毛毛细雨浸润着墓石，乌鸦在树上呱呱地叫着。
克里尼克宅第：在这里，肥胖年长的女人穿着深色人造丝雨衣，年轻漂亮的女人穿着长裙戴着珠宝，结实的中年男子穿着宽松直统的衣装，看上去像邮局职员，年长的男人留着白发，还有几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穿着美国式牛仔裤——但却没有十五岁的少女。波洛托卡也许只是为了好玩才向他的参观者夸张了布拉格的堕落——这是自由世界对政治遭遇的幻想所浇的一盆冷水。
我坐在沙发上，波洛托卡坐在我旁边，向我解释谁是谁，谁喜欢什么。
“那个人在被解雇之前一直是个新闻记者。他热爱色情业。我亲眼看到过他从后面干一个女孩，同时还在看一本色情书籍。那个人，他是个糟糕的抽象画家。他最棒的一幅杰作是俄国人入侵那天画的。当时他走到外面，在所有道路牌上作画，使对方的坦克搞不清楚自己身处何地。他的生殖器是全布拉格最长的。那个人，那小职员是沃迪卡先生。他是个很不错的作家，很杰出的作家，但是胆子小得要死。他看到一份请愿书就会吓晕过去。等你把他弄醒了，他就说他会签字：他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理由签字，只有百分之二的理由不签，他只需要考虑一下这百分之二的理由然后再签字。但等到第二天，这百分之二的理由就变成百分之百了。就在这个礼拜，沃迪卡先生跟政府说如果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他感到很抱歉。他这么说是希望这样他们就能让他再度描写他那些变态的东西。”
“他们会允许吗？”
“当然不会。他们会跟他说现在去写一本关于毕尔森啤酒的历史小说。”
一个高挑苗条的女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的头发染成崭新硬币的古铜色，从她的额头处卷曲地披散下来。浓重的白色妆面把她如鸟一样尖的脸包了起来。她有一双灰色的猫眼，笑容诱人。“我知道你是谁，”她在我耳边低语。
“那你又是谁？”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存在。”她转向波洛托卡：“我存在吗？”
“这位是奥尔佳，”波洛托卡说。“她拥有布拉格第一美腿。她正在向你展示呢。除此之外她就不算存在了。”
沃迪卡先生朝奥尔佳走来，像弄臣一样鞠躬，牵起了她的手。他已六十岁了，个子矮小，穿着整洁，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毫不引人注目。奥尔佳根本懒得理睬他。
“我情人想要杀了我，”她对我说。
沃迪卡先生正在跟她耳语。她挥手把他赶走，但他却热切地把奥尔佳的手按在自己的脸颊上。
“他想知道她能不能给他生孩子，”波洛托卡解释道。
“她是谁？”
“她曾经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女人。奥尔佳写爱情小说。一个男人在餐厅里放她鸽子，她就写了一篇爱情小说，然后整个国家都在议论他为什么会放她鸽子。她曾经流产过一次，然后告诉医生孩子父亲可能是十一个男人中的其中一个，于是整个国家都在争论到底是否真有那么多男人。她和一个女人上床，于是整个国家读了这个故事后都在猜测那个女人究竟是谁。她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本畅销书《Touha》。意思是‘渴望’。我们的奥尔佳最爱她没有的东西。她热爱波希米亚乡下。她热爱自己的童年。但总有某种东西是缺失的。奥尔佳一直在遭受伴随着失落而来的疯狂的折磨。甚至在俄国人打来之前就是如此了。克里尼克看见她在一家咖啡店里，一个高挑的乡下女孩，她的心里充满了‘touha’，于是他把她带来和他一起住。这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事了。奥尔佳结婚七年，有一个孩子。可怜的孩子。现在她的丈夫跟我们国家另一个著名的女人跑了，一个美丽的捷克女演员，会在美国被他毁掉，而奥尔佳则由克里尼克在照顾。”
“为什么她需要被人照顾？”
“你为什么需要被人照顾？”波洛托卡问她。
“这太可怕了，”她说。“今晚我听到了不少有关我的闲言碎语。我跟谁谁上床做爱什么的。我是绝对不会跟这样的人上床的。”
“为什么你需要被人照顾，奥尔佳？”波洛托卡又问。
“因为我在颤抖。你摸摸看，我在颤抖。我一直都在颤抖。我对一切都感到害怕。”然后指着我。“我怕他。”她跳上沙发，坐在我和波洛托卡之间。我能感觉到布拉格的第一美腿压着我的腿，同时相信我也感觉到了“touha”。
“你的行为不像是感到害怕，”我说。
“既然我对所有事情都感到害怕，那么不管我朝哪个方向走都是一样的。如果我惹的麻烦太多，你会和我结婚把我带到美国。我会发电报给你，然后你就来救我。”她转头对波洛托卡说，“你知道沃迪卡先生现在想要什么吗？他找了个从来没见过女人的男孩子。他想让我把那东西给他看。他现在去街头接他了。”然后又对我说：“你为什么来布拉格？你是来寻找卡夫卡的吗？知识分子全都跑这里来找卡夫卡。但是卡夫卡已经死了。他们应该来找的人是奥尔佳。你打算在布拉格和谁上床吗？如果是这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啊。”又对波洛托卡说：“库巴。那是库巴！我没法和那个库巴一起待在这屋子里！”又对我说：“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需要别人照顾吗？因为这里有像库巴那样愚蠢的共产党员！”她指着一个秃头的矮个男人，此刻正在成群结队的人堆里兴冲冲地招待一帮朋友。“库巴知道对我们来说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这些库巴花了二十年去学习，但他们太笨了，还是学不会。那么多个脑袋，没一个有脑子的。一个都没有。库巴是我们的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英雄。他还待在布拉格，真让人惊讶。俄国人入侵时，我们有些伟大的共产主义英雄正在意大利与女友在度假，没有一个愿意回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等俄国人占领布拉格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摆脱自己的老婆了。我们这里几个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英雄现在正和他们的女友一起在纽约教人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他们只是为革命落入错误的领导人手中而感到遗憾。要不然他们就是像库巴一样——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那你为什么要来布拉格呢？你不是来找卡夫卡的，也不是我们那些在纽约的英雄派你来的，你看起来也不想操女人。我喜欢这个词，操。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单词呢，鲁道夫？”接着又转向我：“教教我如何念‘操’这个词。这是个很棒的操人派对。我真的被操了。好棒的词。教教我。”
“操，闭嘴。”
“好美妙的词。操，闭嘴。再来点。”
“操他妈的。操他全家。”
“对，操他妈的。操他全家。操这个狗日的世界，操到它不能再操我为止。你看，我学得很快吧。在美国我可以成为和你一样著名的作家了。你害怕操我。为什么？为什么你写了一本关于操人的书让你出名，结果你却对操别人那么害怕？你是讨厌操任何人还是只讨厌操我？”
“任何人。”
“他对你很好啊，奥尔佳，”波洛托卡说。“他是个绅士，所以他不会告诉你真相，因为你没有希望。”
“为什么我会没有希望？”
“因为在美国女孩子不会这样对他说话。”
“那她们在美国怎么说？教教我怎么做一个美国女孩。”
“首先你应该把你的手从我的裤裆处拿开。”
“我知道了。好的。然后呢？”
“我们要相互聊天。我们要先对对方有所了解。”
“为什么？这点我真不理解。聊什么？印第安人？”
“是的，我们要好好聊聊印第安人。”
“然后我再把手放到你裤裆上。”
“对。”
“然后你就操我。”
“那确实是我们的做法，对。”
“这真是个古怪的国家。”
“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沃迪卡先生激动得脸色绯红，拖着他带来的男孩进了房间。什么事都能让沃迪卡先生激动：奥尔佳对待他就像打发一个烦人的小孩，波洛托卡像对着一条挨鞭抽的狗似的与他讲话，那个一脸漠然的男孩早就对这种怯懦的欲望心生厌烦。克里尼克的客厅恍如舞台一样富丽堂皇——酒红色的天鹅绒帷帐，巨大的古董雕刻，古旧的东方地毯，橡木镶板墙上斜探出层层乌黑浪漫的景致——这一切只是让这个男孩挤出了一个邪恶的假笑。他才小小十二岁，却早已去过所有的地方，早已在妓院里见过最美妙的景象。
沃迪卡先生在介绍两人时态度一丝不苟。波洛托卡为我翻译：“他对奥尔佳说，这孩子从来没见过女人。所以沃迪卡先生就把他从街头带过来了。他答应这孩子会给他见识一下。现在他跟奥尔佳说她必须给他看，不然这孩子就走了。”
“你现在怎么办？”我问奥尔佳。
“我怎么办？我就给他看呗。我要你来操我。沃迪卡先生却只能做梦想想。他比我更害怕所有的一切。”
“你这么做太冲动了。”
奥尔佳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胸上，说：“如果不是因为冲动，祖克曼，一个人是不会把一杯水递给另一个人的。”
捷克人的交流方式。波洛托卡为我翻译。
奥尔佳转头对沃先生说：“我要先看看他的。”
这男孩根本不听。圆润，光滑，乌黑，又残忍：像一盘乳脂焦糖甜点。
奥尔佳挥了挥手。去他妈的，出去，滚开。
“你为什么想看？”我问她。
“我才不想看呢。我早就看过无数次了。是沃迪卡先生想看。”
她花了五分钟的时间用最温柔最安抚的捷克语跟那孩子说话，直到他终于勉强磨磨蹭蹭地走到沙发面前，皱眉瞪着天花板，拉下了裤子的拉链。奥尔佳让他往前走近一步，然后用两根手指和大拇指轻轻地伸进了他的裤子。男孩打了个呵欠。她拉出他的阴茎。沃迪卡先生看着。我们都看着。这是在被占领的布拉格拥有的轻松消遣。
“好，”奥尔佳说，“他们会在电视上播放我摸他小鸡鸡的照片。这个房子里到处都装了摄像头。在街上也老是有人偷拍我。这个国家有一半人都被雇来监视另一半人。我是一个腐化堕落的消极资产阶级伪艺术家——这张照片可以作为佐证。他们就是这样毁了我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不这么做就太蠢了。”她对沃先生用英文说道，“过来，我会给他看的。”她帮那男孩拉上拉链，带他走开，沃迪卡先生兴冲冲地跟在后面。
“这里真的藏有摄像头？”我问波洛托卡。
“克里尼克说没有，只有麦克风。也许在卧室里会装摄像头，为了看别人做爱。但你可以上楼去把灯关掉，别担心。不用害怕。你想操她的话，就在地板上干。那里没有人会拍照。”
“那个想要杀掉她的情人是谁？”
“不要怕他；不管你还是她，他都不会杀的。他甚至再也不想见她。有一天晚上奥尔佳喝醉了，非常恼怒，因为那男人对她感到厌倦，并且还被她发现跟一个新女友在一起，所以她打电话给警察，告诉她对方威胁要杀掉她。然后警察来了，此时玩笑已经结束，他赤身裸体，对那个新女友感到很抱歉。但是警察也喝醉了，所以他们还是带走了他。整个国家都喝醉了。我们的总统不得不在电视上连续呼吁三个小时让大家停止喝酒回去工作。你要是在晚上伟大的工人阶级下班的时候爬上一辆有轨电车，你就会发现伟大的工人阶级闻起来都像是个酿酒厂。”
“奥尔佳的情人后来怎么样了？”
“一个医生给他开了个证明，说他有精神疾病。”
“他有吗？”
“有了这证明他们才不会抓他。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发疯了，他们就不会来抓你。他是个非常讲道理的人：他喜欢干女人，喜欢写诗，但是对那愚蠢的政治不感兴趣。这证明了他没有疯。但是警察过来看到了这证明就把他带到了精神病院。他现在还在那里待着。奥尔佳觉得他现在一定会因为自己干的好事而把她干掉。但事实上，他在那里过得自得其乐呢。在精神病院，他不需要每天在铁路局当工人。他可以天天在平和安静的状态下写写东西。他在那里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写诗，而不用摆弄火车票了。”
“你们怎么会这样生活呢？”
“人类的适应能力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奥尔佳现在已经回来了，径直坐到了我的大腿上。
“沃迪卡先生去哪里了？”我问她。
“他和那男孩在卫生间里呢。”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奥尔佳？”波洛托卡问。
“我什么都没做。我把下面给他看的时候，那男孩尖叫了。我脱下裤子，他开始尖叫，‘这太可怕了。’但是沃迪卡先生却弯下腰，双手放在膝盖上，透过他那厚重的眼镜定定地看着我。也许他是想写点什么新的东西。他透过眼镜定定地看着我，然后转头和那男孩说：‘噢，我不知道，我的朋友——这显然不对我们的胃口，但从美学角度来看，看上去并不可怕。’”
十点半了。我在十一点要跟豪斯和霍夫曼在一家酒吧见面。每个人都相信我来布拉格是因为同情他们那些受禁的作家，而事实上我来这里是为了和正坐在我大腿上充满渴望的女人做一笔交易。
“你得起来了，奥尔佳。我要走了。”
“我和你一起去。”
“你必须有耐心，”波洛托卡对我说。“我们国家是个小国。我们可没有上百万十五岁的少女。但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她总会出现的，而且绝对值得你等。那是我们都爱吃的捷克小点心。你急什么？你怕什么？你瞧——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你在布拉格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在乎的。在纽约你可没有这种自由。”
“他不想要十五岁的少女，”奥尔佳说。“她们现在都是老妓女了，那些小女孩。他想要的是四十岁的女人。”
我伸直腿让奥尔佳从我腿上滑下去，然后起身欲离开。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奥尔佳问。“你千里迢迢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却对我这样。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不，你会见到我的。”
“你在撒谎。你一定会回去找那些美国女孩，和她们谈论印第安人，然后和她们做爱。下一次你要早点告诉我，这样我可以学习一下印第安部落的知识，然后我们再做爱。”
“明天和我一起吃午饭吧，奥尔佳。我会到这里来接你的。”
“但是今晚怎么办？为什么你现在不操我？如果你喜欢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我真搞不懂这些美国作家。”
如果我的美国读者们能看见我，他们一定也会说搞不懂我的。我竟然不是见谁就操，或者其实我谁都没操，而只是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我是一个正正经经、举止庄重、为人可靠的旁观者，安安稳稳、温文尔雅、镇定自若、礼貌周到，是那种恬静而受人尊敬的人，不会随便把裤子脱下来，而这些全是有威胁性的作家。所有的款待、奉承和宠爱都属于我，而这些一无所有的布拉格人，身处如此难以忍受的环境，面对彻底的束缚以及日复一日地遭受羞辱，过着这样压抑的生活，却还能展现出那样充满机智时尚和喜剧性的举止。他们尽管被禁止发声，却仿佛全身都在呐喊诉说。我只能凝神倾听——也怀揣计划，一个出国在外的美国绅士，满心希望——也许是一种背时的幻想——他正在扮演的是一个很有意义、高尚而光荣的角色。
波洛托卡为奥尔佳提供了一个安慰的理由，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肯再让她坐在我的膝盖上。“他是个中产阶级。别去烦他。”
“可这里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她说。“这里是社会主义。要是我想要的时候却没人愿意操我，那社会主义有什么好的？那么多国际名人来到布拉格欣赏我们受到的压迫，但一个都不愿跟我做爱。为什么？萨特来这里，不肯操我。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他一道来的，也不肯操我。海因里希·伯尔[16]、卡洛斯·富恩特斯[17]、格雷厄姆·格林[18]——一个都不操我。现在你来了，一切依然如故。你以为签署一份请愿书就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要想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就只有和奥尔佳上床。”
“奥尔佳喝醉了，”波洛托卡说。
“她还在哭，”我指了出来。
“不要担心她，”波洛托卡说。“奥尔佳就是这样的。”
“好了，”奥尔佳说，“他们会向我盘问你的情况。他们会盘问我六个小时，而我甚至无法告诉他们我们上床了。”
“会发生这种事？”我问波洛托卡。
“他们的审问用不着大惊小怪，”他说。“都是走走程序而已。不管谁被捷克警察盘问，一定会被问遍他能回答的所有问题。他们对什么都感兴趣。现在他们感兴趣的是你，但这并不意味着跟你接触会危害到任何人，或是警察会指控那些跟你接触的人。他们不需要用那个来指控人。如果他们想指控你，就会指控你，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他们盘问我为什么你会来捷克斯洛伐克，我会告诉他们的。”
“是吗？你准备怎么说？”
“我会告诉他们你是来这里找十五岁的姑娘的。我会说，‘看看他的书，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来。’奥尔佳一定没事的。再过几个星期，克里尼克就会回来，奥尔佳就没事了。你今晚不用跟她上床。有别人会的，不要担心。”
“我不会没事的，”奥尔佳哭着说。“跟我结婚吧，带我离开这里。祖克曼，如果你娶了我，他们一定会让我走。这是法律——就连他们也要遵守。你不用跟我上床。你可以去和美国姑娘乱搞。你也不用爱我，甚至不用给我钱。”
“她还会给你擦地板，”波洛托卡说，“还会帮你熨烫你美丽的衬衫。你会的吧，奥尔佳？”
“我会！我会！我会一整天都给你熨烫衬衫。”
“这是第一个礼拜的事情，”波洛托卡说。“然后第二个礼拜开始，你就等着变成奥尔佳先生吧。”
“你这话太假了，”她说，“我绝对不会去打扰他的。”
“这一切会以伏特加开始，”波洛托卡说。“然后开始冒险。”
“在美国我不会这样，”奥尔佳抽泣着说。
“噢，”波洛托卡问，“你在纽约市不会怀念布拉格吗？”
“不会！”
“奥尔佳，在美国你会开枪自杀的。”
“在这里我才会开枪自杀！”
“你打算用什么来开枪？”波洛托卡问。
“用坦克！就今晚！我今晚就去偷一辆俄军坦克，然后用那个来开枪自杀！”
波洛托卡在布拉格郊外的公寓街上租了一间潮湿的房子，位于楼梯井的顶部，无遮无挡的。我在那天的早些时候拜访了他的住处。当他发现我满怀同情地打量四周，对他的生活水准表示难过时，他为了让我放心，对我说这是他躲避他老婆的藏身地，早在他的剧院被解散并被禁止上演那种“颓废的”讽刺剧之前他就住在这里了。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特殊偏好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个最佳居所。“这里让年轻姑娘感到兴奋，”波洛托卡告诉我，“她们喜欢在这种肮脏的地方被操。”他对我的人字呢斜纹西装很感兴趣，问我能不能让他穿一下，体验一把做个富裕的美国作家有何感觉。他是一个驼背的男人，体型魁梧，步伐拖沓，长了一张宽阔如蒙古人的脸，脸上坑坑洼洼，有如刀片一般的眼睛，就像头骨里开出的缝隙，幽绿狭长，好像在大声宣告“你可没法把任何假货往这颗脑袋里塞”。他好像在某个地方有个老婆，甚至还有孩子；最近他老婆因为想要保护丈夫的几千本书不被闯入的警察没收而折断了手臂。
“为什么她对你如此关心？”
“她不关心我——她恨我。但是她更恨他们。现在布拉格那些结婚多年的夫妻终于有了比对方更值得憎恨的对象了。”
一个月前，警察来到波洛托卡楼梯井上的住所，通知他本国的头号麻烦制造者已被勒令离开本国。他们限他四十八小时内离境。
“我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离开？结果根本是一样的。我给你们四十八小时。’”
但是他拥有剧院创新者的名气，在巴黎或是穿过维也纳国境线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不是会生活得更好吗？
“我在布拉格有十六个女朋友，”他回答。“我怎么能走？”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袍子以免着凉，而他则脱下自己的衣服套上我的西装。“你这样看起来更像个大猩猩了，”我看着他穿着我的衣服搔首弄姿，说道。
“而就算穿着我最难看的晨衣，”他说，“你看起来也像个幸福健康无忧无虑的冒牌货。”
以下是波洛托卡的故事。
“当时我十九岁，在大学里念书。我想和我父亲一样当个律师。但一年之后，我决定我必须放弃这个专业转入美术系。当然，事先我得去面试。那是一九五〇年。也许我本来要进行五十次面试，不过我只去了那一次。我走进去，他们拿出一本我的‘履历’。有一英寸厚。我跟他们说，‘我的履历怎么可能有那么厚，我根本还没生活。我还没有生活过——你们怎么能找到这么多信息？’但他们根本没有解释。我坐在那里，他们翻看着履历，说我不能转系。是工人们替我出的钱，让我接受教育。工人们已经投资了一年，是想让我将来做律师，而不是出资让我改变主意做个美术家。他们告诉我我不能被美术系录取，以后不管哪里也不行，于是我说好吧然后回家。我也不在乎那么多。也没那么糟糕。我不一定要成为个律师，我有一些女朋友，我有我的老二，我有书，我还有一个童年好友布勒夏聊天陪伴。只是他们也跟他谈了话。布勒夏当时想成为一个著名诗人、著名小说家和著名剧作家。一天晚上他喝醉了，然后向我承认他正在监视我。他们知道他是我的老朋友，知道他会舞文弄墨，也知道他会来看我，所以他们就雇他监视我，每周写一份报告。但他文章写得实在太烂了。现在也还是如此。他们告诉他，读他报告的时候他们完全看不懂。他们说他所写的有关我的一切都让人无法相信。于是我说，‘布勒夏，不要沮丧，让我看看这些报告——也许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糟糕。他们知道些什么？’但这些报告写得确实够烂的。他完全没有抓住我所说的要点，我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他全都搞乱了，写得实在够呛。布勒夏很害怕他们会开除他——他害怕他们可能会怀疑他在耍什么花招，目的是为了掩护我。而如果这一条写进了他的档案，他的后半生就毁了。此外，他把所有本该花在写诗歌、小说和戏剧上的时间都用来窃听我了，自己反而一事无成。因为这事他悲痛欲绝。他本以为这事只需要让他一天花上几小时然后就可以继续努力成为国家艺术家、荣誉艺术家，获得全国杰出作品奖。怎么说呢，要怎么做已经很明显了。我对他说，‘布勒夏，我会替你跟踪我自己。我比你更了解自己一天做了什么，我也没什么别的事要忙。我会自己监视自己，然后写下报告，由你当做你写的交给他们。他们也许会疑惑为什么一夜之间你的臭文笔有了那么大的改善，你可以告诉他们前段时间你是生病了。这样对你的档案完全不会有损害，我也可以不用再看到你那张嘴脸。’布勒夏激动万分。他把他们付给他的一半酬劳给了我，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直到他们发现他是一个如此优秀的间谍同时又是个如此出色的作家，让他升官了。他吓坏了，跑来找我说是我让他陷入现在这种境地所以我必须帮他。他们现在让他去监视一个比我更大的麻烦制造者，甚至用他的报告在内政部作为新人的教材。他说，‘你擅长这个，鲁道夫，对你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我太有想象力了，不适合这样的工作。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实情，这肯定会留在我的档案上，那我以后就毁了。现在我就可能彻底毁了，如果他们知道是你自己写你的监视报告的话。’所以这就是我年轻时代养活自己的方法。我教我们有名的荣誉艺术家兼全国杰出作品得主如何用平实的捷克语写作并描绘生活。这可不简单啊。这个人甚至无法描述一根鞋带。他遣词造句的能力很差。而且他没有观察力。我就说，‘但是，布勒夏，你这个朋友到底是伤心还是快乐，笨拙还是优雅，他是否抽烟，大部分时间是倾听还是倾诉？布勒夏，你要是连个间谍都当不好，以后怎么当伟大的作家？’这让他恼羞成怒。他很不喜欢我的奚落。他说监视别人让他感到恶心，因此让他的写作遭遇瓶颈。他说他无法在自己的精神受到危害的时候发挥他的创作才华。对我来说就不同了。是的，他不得不告诉我——这对我来说不同，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艺术理想。我什么理想都没有。如果我有的话，就不会同意自己监视自己了。我当然不会为此挣钱。他已经对我失去了尊敬。对他来说这是个悲哀的讽刺，因为当我离开大学的时候，对他和我们的友谊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我的正直。布勒夏最近又告诉了我这一点。他当时和另一位有名的荣誉艺术家兼全国杰出作品得主奈普先生在一起吃午饭，奈普先生现在还是他们作协的秘书。布勒夏喝得烂醉如泥，而他每次一喝醉，情绪就异常激动，挖心挖肺地要告诉你真相。他走向我吃饭的桌子，询问是否一切都好。他说他希望能帮助一个陷入麻烦的老朋友，然后在我耳边低语道，‘也许再过几个月……但他们不喜欢你这么不合群，鲁道夫。现在当局已经不再能容忍离群了。不过，对你，我还是会尽我一切努力……’但接着他忽然坐在桌边说，‘但你绝不能在布拉格四处造我的谣，鲁道夫。反正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到处都是我的书。学童读我的诗歌，成千上万的人读我的小说，电视上还放我写的戏剧。你要是对人说起这事，只会让自己看起来更苦涩更不靠谱，还有，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有那么点疯狂。’于是我对他说，‘但是，布勒夏，我不会说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然后他说，‘得了吧，别骗我了，我亲爱的老朋友——那为什么所有人都会知道？’于是我说，‘因为他们的孩子读了你的诗歌，他们自己读了你的小说，而当他们打开电视的时候，会看到你写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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