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的未婚妻。早上好。我现在来看你。我正在旅馆的大厅里，现在正要到你的房间来见你。”
“不，不用。我下来见你。我们要吃的是午饭，不是早饭。”
“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你却害怕我来见你？”奥尔佳问。
“在这里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你知道的。”
“我上来了。”
“你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我才不会呢，”她说。
她站在门口的时候，我的裤子还没完全扣好。她穿了一件长款麂皮外套，这外套很可能见证了她如何熬过堑壕战；一双高帮皮靴，看上去好像她一直穿着这靴子在田里劳作。在布满污渍又磨损得厉害的兽皮的映衬下，她雪白的脖颈与雪白的脸显得格外脆弱——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对她做出一些她并不喜欢的事：衣着破烂，鲁莽大胆，又楚楚可怜，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充满性诱惑的无助感，曾让中产阶级的丈夫在客厅里自豪，在卧室里自信。既然我对所有事情都感到害怕，那么不管我朝哪个方向走都是一样的。好吧，她不只在走，她已经走了：她是鲁莽大胆、铤而走险的化身。
我很快让她进来，把门关上。“慎重可真不是你的强项。”
“这个词我从没听说过。你为什么这么说？”她问。
我指了指挂在床头之上的黄铜水晶吊灯，这是他们最喜欢装窃听器的地方，西索夫斯基早在纽约就已经告诉我了。“在你的房间里，”他警告我，“你说话要小心。到处都藏着窃听器。在电话里也最好什么都不要说。不要在电话里向她提起那份手稿。”
她坐到窗边的椅子上，而我则继续穿衣服。
“你必须明白，”她高声说道，“我并不是图你的钱才要和你结婚。我和你结婚，”她继续说着，同时朝那灯做了个手势，“是因为你告诉我你对我一见钟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点，还因为我也对你一见钟情。”
“你昨晚没睡觉。”
“我怎么睡得着？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对你的爱，悲喜交加。当我想到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孩子，我根本睡不着。”
“咱们找地方吃早饭吧。咱们出去。”
“先跟我说你爱我。”
“我爱你。”
“这是你要娶我的原因吗？为了爱？”
“不然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告诉我你最爱我哪一点。”
“你的现实感。”
“但你不能因为我的现实感而爱我，你必须因为爱我而爱我。告诉我所有你爱我的理由。”
“吃早饭时再说。”
“不行。现在就说。我不能嫁给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她边说边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着什么——“也不能拿我的幸福冒险，做出错误的选择。我必须要肯定。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还要给我年迈的父母一个交代。”
她把写好的纸递给我，上面写着：你不能指望捷克警察能听懂任何东西，哪怕是用捷克语说。你必须说得清楚、缓慢并且大声。
“我爱你的风趣，”我说。
“我的美貌？”
“我爱你的美貌。”
“我的肉体？”
“我爱你的肉体。”
“你喜欢跟我做爱吗？”
“喜欢得无法言喻。”
奥尔佳指着吊灯。“‘无法言喻’是什么意思，亲爱的？”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比和美国妞做爱要美妙得多。”
“简直棒极了。”
我们进了电梯，和穿制服的操作员（按照波洛托卡的说法，这又是一名警方卧底）以及三个早起的日本人一起下楼。奥尔佳问：“你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别人上过床了吗？”
“没有，奥尔佳，还没有。尽管有几个捷克人也许想要和我上床。”
“这个旅馆的房间多少钱一晚？”
“我不知道。”
“当然了。你那么有钱不必知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窃听这些大酒店吗，而且常常装在床的上方？”
“为什么？”
“他们想要听床上的外国人做爱。他们想听女人用不同的语言表达高潮来临时的感受。祖克曼，她们在美国是怎么表达高潮的？教教我美国女人是怎么说的。”
在大厅里，前台职员从接待处走出来，穿过大厅迎接我们。他向我礼貌地道了个歉，然后和奥尔佳用捷克语讲话。
“说英语！”她要求道。“我想让他听懂！我想让他用英语听听这侮辱之语！”
这个职员身材矮胖，头发灰白，举止端庄，脸上没有笑容，他显然对她的愤怒视若无睹：因为他继续用捷克语毫无感情地说话。
“怎么回事？”我问她。
“告诉他！”她冲职员喊道。“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先生，这位女士必须出示她的身份证。这是规矩。”
“为什么这是规矩？”她要求道。“告诉他！”
“外国游客必须用护照登记。捷克公民如果想要去房间拜访则必须出示身份证。”
“除非这个捷克人是个妓女！那样她除了钱什么都不用出示！拿着——我是个妓女。这里是你的五十块——别再来烦我们了！”
她把钱伸到他的脸前，但他转身避开了。
奥尔佳向我解释：“对不起，先生，我本应该告诉你的。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鞭打女性是违法的，即使她为此能得到酬劳。但只要你给这些人渣钱，一切都没问题。拿着，”她大喊着重新转向那名职员，“这里是一百块！我并不想侮辱你！一共是一百五十块！”
“我需要这位女士的身份证，务必。”
“你知道我是谁，”她咆哮起来，“这个国家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
“我必须在账簿上登记身份证号码，夫人。”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在我未来丈夫的面前这样让我难堪？为什么你要让我在我爱的男人面前为我的国籍而感到羞耻？看看他！看看他的衣着！看他那件外套，还有天鹅绒衣领！他的裤子上钉的是纽扣，而不是像你那样安了副小拉链！为什么你要让这样一个男人对于娶一个捷克老婆这件事有任何的疑虑？”
“我只是希望看一下她的身份证，先生。我会立刻奉还的。”
“奥尔佳，”我柔声说道，“够了。”
“你看见了没？”她对那职员咆哮。“现在他感到厌恶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想，他们那些古老、优雅的欧洲礼节都去哪里了？什么样的国家能允许有人在豪华宾馆的大厅里对一名女士这样无礼？”
“夫人，我必须向上面报告你无法出示身份证件，同时我不得不让你留在这里。”
“快去报告吧。我还要报告你在一个欧洲文明古国的豪华宾馆大厅里对一名女士如此无礼呢。让我们看看到底谁会进监狱。你会知道我们两个到底谁会进奴隶劳工营。”
我向她耳语：“把证件给他。”
“滚！”她朝职员尖叫。“快去叫警察来吧。一个在雅尔达酒店的男人因为没有在电梯里向女士脱帽致意，被判在铀矿里做十年苦力。一个滨海酒店的门童因为没有向一名女士鞠躬道别，现在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里面甚至没有厕所。至于你所做的一切，你将再也没法见到你的妻子或老母。你的孩子们会因为父亲的名字而在耻辱中长大。去吧。去吧！我要让我未来的丈夫看看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没有礼貌的人是怎么处置的。我要让他看看我们对于针对捷克女性的粗鲁行为是不会赞许的！把上面的人叫来——就现在！与此同时，我们要去享用早餐了。来吧，我亲爱的，我的爱人。”
她拉着我的胳膊准备走人，就在此时那名职员说了一句“这儿有一张写给你的便条，先生”，接着递给我一个信封。便条是手写在酒店信纸上的。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我是一名捷克学生，对美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我写了一篇对于贵小说的研究，希望能当面和您谈谈。文章题目是“难能可贵的自我剖析——从美国经济状况谈起”。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否在本酒店和您见个面？请在前台留下您的回复。
尊敬您的
奥德里奇·霍鲁别克敬上
已经在用早餐的客人们纷纷越过咖啡杯的边缘朝这边看，而奥尔佳断然拒绝在领班指示的靠角落的桌子旁边就坐。她指了指大厅玻璃门旁边的一张桌子。领班用英语解释说那张桌子已经被预定了。
“预定吃早饭？”她回答。“这真是个赤裸裸的谎言。”
我们坐在靠近大厅正门旁边的桌子旁。我问：“现在怎么办，奥尔佳？告诉我接下来会发什么事。”
“拜托别问我这种事。他们都是蠢货。我想要鸡蛋。水煮蛋。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水煮蛋更纯粹了。我要是再不吃点东西就要昏倒了。”
“告诉我第一张桌子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窃听器。也许这张桌子他们也窃听了；也许所有桌子都被窃听了。操他的，我太虚弱了。操他妈的。操他全家。再教我说一句。今天早上我需要再来一句给力的。”
“你一晚上都在哪里？”
“你不肯要我，所以我只好找了些肯要我的人。请帮我叫下服务生，不然我要昏倒了。我马上就要昏倒了。我感到很恶心。我得到厕所里去吐。”
她站起来离开桌子，我跟在后面，但当我走到餐厅门前时，一个留着些微小胡子的年轻男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穿着一件牛角扣防水大衣，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拜托了，”他说，他的脸离我的只有几英寸——一张紧张的脸，布满了惊恐和担忧——“我刚才想到您房间找您。我是奥德里奇·霍鲁别克。您收到我的便条了吗？”
“刚刚收到，”我说，看着奥尔佳匆匆穿过大厅进了女卫生间。
“您必须尽快离开布拉格。您绝对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如果您不马上离开，当局会伤害您的。”
“我？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因为他们在罗织罪名。我是查尔斯大学的学生。他们讯问了我的教授，也讯问了我。”
“可是我才刚到这里。什么罪名？”
“他们告诉我您肩负着间谍使命，让我离您远点。他们说他们会以您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而把您投进监狱。”
“罪名是搞间谍活动？”
“罪名是策划与捷克人民为敌。和麻烦制造者一起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您是个意识形态破坏分子——您必须今天就离开。”
“我是一位美国公民。”我摸着钱包，里面不仅有我的护照，还有我的美国笔会会员证，它由会长杰泽·科辛斯基[19]亲笔签署。
“最近有一个美国人刚在布拉迪斯拉发下火车就被投进监狱关了两个月，因为他被当局误认为另一个人了。他甚至都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但他就是出不去。一个礼拜前一个奥地利人从下榻的宾馆被带走投进监狱，马上要面临反捷克活动的指控。他们还把一个西德的记者扔进河里淹死。但据他们说，他是在钓鱼时掉进了河里。有一些强硬分子想要给这个国家一点震慑。有了您，他们就可以这么做。这是警察告诉我的。有很多很多人即将被逮捕。”
我清晰地听见克里尼克宅第外，河流飞溅在河堤陡峭的石头上发出的声响。
“因为我。”
“包括您。”
“也许他们只是恐吓你，”我说，我的心飞快地跳着，几乎快要爆炸。
“祖克曼先生，我不应该在这里的。我绝不能在这里——但我很怕错过了您。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如果您愿意走到火车站，五分钟后我会和您在那碰头。车站就在这条主街的尽头——靠左面。您会看见的。我会假装在车站咖啡店的外面偶然遇见您。拜托了，他们和我的女朋友也说了同样的事。他们在她上班的时候审问她——关于您的事。”
“关于我。这一切你都确定？”
这名学生抓住了我的手，夸张地摇晃着。“见到您真是荣幸！”他提高了音量，以便让餐厅里所有想听的人都听见。“真抱歉我这样冒昧打扰，但我一定得见见您。我无法克制冲动，因为我是个愚蠢的书迷！再见了，先生！”
奥尔佳从洗手间回来，脸色看起来比离开时更加糟糕，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国家啊。”她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你甚至连在厕所里呕吐都要被人记录下来。我吐完的时候，有个男人就在隔间外面等着。他一直在外面听我呕吐。‘你都收拾干净了吗？’他问我。‘是的，’我说，‘是的，我都弄干净了。’‘你大吼大叫，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敬意，’他对我说。‘要是有人跟在你后面进去，看到你弄得一团糟，会责怪我的。’‘那你进去看啊，去检查好了，’我告诉他。然后他真去看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跟我理论还能思考！他真的走进去检查了。”
“还有别的人骚扰你吗？”
“他们不会的。他们不敢。只要我还在和你吃早餐。你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他们可不想在一位有国际声誉的作家面前惹麻烦。”
“那他为什么非要看你的身份证？”
“因为他不敢不看。每个人都不敢。现在我想和我的国际著名作家一起吃个早饭。我饿死了。”
“我们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吃呢？我想和你谈些要紧事。”
“你想和我结婚了。什么时候？”
“还没那么快。来吧，我们走。”
“不，我们不能走。你必须一直向他们展示你什么都不怕。”当她拿起菜单的时候，我看到她在颤抖。“你绝对不能走，”她说。“你必须坐在这里享用你的早餐，然后喝许多杯咖啡，接着还必须抽一支雪茄。如果他们看见你抽雪茄，他们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
“你把赌注都压在一支雪茄上。”
“我了解这些捷克警察——朝他们脸上喷一口烟，你就能知道他们有多勇敢。昨天晚上我在酒吧里，因为你不肯操我，我就和调酒师谈论曲棍球。这时有两个男人进来坐下，买酒给我喝。外面停着一辆豪华轿车。我们一起喝酒，他们和调酒师一起大声开着玩笑，然后指给我看他们那辆豪车。他们对我说：‘你想不想坐在里面试试？不是审问你，只是去玩玩。我们可以再多喝点伏特加，然后找乐子。’当时我想，‘不能害怕，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很害怕。’于是他们就载我去了一幢办公大楼，我们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我说我看不见自己在往哪里走，他们中的一位说他们不能开灯。‘每一样东西，’他说，‘开灯以后都会被监视。’你瞧，他害怕了。现在我知道他也很害怕。也许他们连车都不应该开，因为那是他们老板的——事情有点不对劲。他们打开门，我们坐在漆黑的房间里，那两个男人给我倒了点伏特加，但甚至都没有等我喝一口，其中一个就掏出他那家伙想插我。我用手摸着他的那里，对他说，‘从技术上说这不可能。你这玩意儿软不拉几的，永远也来不了高潮。让我摸摸他的。不，从技术上讲，他的就更不可能了。我想走了。这里一点也不好玩，而且我什么也看不到。我想要走了！’我开始大喊……”
服务生回来为我们点单。两份水煮蛋——正如生活一般纯粹。
我喝完三杯咖啡之后，奥尔佳为我点了一支古巴雪茄，等到了中欧时间八点半，我这个每十年抽一次雪茄事后还会问自己为什么要抽的人，只得答应她的要求，点燃了雪茄。
“你必须抽完这支雪茄，祖克曼。等自由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你会因为抽完这支雪茄而被封为荣誉市民。他们会在酒店外面放一块看板，上面写着祖克曼和他的雪茄的故事。”
“我会抽完这支雪茄的，”我说着压低了音量，“只要你能把西索夫斯基父亲的小说给我。是用意第绪语写成的，被西索夫斯基留在这里。我在纽约见到了你的丈夫。他让我来这里拿这些小说。”
“那头猪！那个下流坯！”
“奥尔佳，我并不想这样突如其来地向你提起这件事，但是有人告诉我我不能再在这个国家久留了。”
“你在纽约见到了那个禽兽！”
“是的。”
“还有那人老珠黄的纯情少女？你也见到她了？她有没有告诉你自己因为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受了多少苦？那禽兽有没有告诉你跟她在一起做爱永远都不会厌倦——跟她在一起每次都像是在强奸！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卡夫卡，而是为了他？”
“声音轻点。我要把这些小说带到美国去。”
“好让他从死掉的老爸身上捞笔钱——在纽约？这样他在纽约也买得起珠宝给她了？”
“他想要在美国出版他父亲小说的翻译版。”
“为了什么——为了爱？为了奉献？”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他才抛弃他的母亲，所以他才抛弃我，所以他才抛弃他的孩子——就因为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爱。抛弃我们所有人，就为了那个被所有人强暴的妓女。她在纽约做什么？还在演《海鸥》里的尼娜？”
“我想没有。”
“为什么不演？她在这里就演。我们的头号捷克女演员，年纪在增长，脑子却永远不长。这个可怜的小明星，总是一天到晚在哭。那男人是怎么奉承你，让你相信他是一个充满爱和奉献的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怀念他那挚爱的父亲？他是如何奉承你的作品，结果让你无法看清他们俩到底是什么货色？他才是你来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他？因为你对这两个无家可归的捷克人无比同情？同情同情我吧。我有家，情况却更糟！”
“这个我知道。”
“他肯定也告诉了你他父亲的故事。”
“确实。”
“‘他杀了我的犹太人，所以我也杀了他的。’”
“对。”
“呃，这又是一个谎言。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作家身上，那人根本就不用意第绪语写作，也根本没有妻子或孩子。西索夫斯基的父亲死于一次公交车事故。西索夫斯基的父亲藏在一个非犹太人朋友的浴室里，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躲避纳粹分子，他的朋友还给他带各种香烟和妓女。”
“我觉得这很难令人相信。”
“当然了——因为这个故事太不可怕了！他们都说自己的父亲是被纳粹屠杀的。现在就连十六岁的女孩都知道不能相信他们。只有像你这样的人，一个浅薄无知、多愁善感的美国白痴犹太人还会认为受苦是一种美德！”
“这你就错了——我这个犹太人从来不这么想。把手稿给我吧。放在这里能对谁有好处？”
“好处就是不用让这些手稿在那里给他和那个女演员任何好处！你坐在十排以后的位置上甚至根本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你永远都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她是个烂透了的演员，用她那烂透的充满感性的停顿毁了在布拉格演了几百年的契诃夫，现在她又要去毁掉纽约的契诃夫了。尼娜？她真该去演福斯[20]！他想靠他父亲过活？滚他妈的吧！让他去靠他的戏子过活好了！如果那里有人能听见她念台词的话！”
我在火车站咖啡店外面长廊的长椅上等候霍鲁别克。若不是这个学生自己等了我很久最后失去信心回家了，就是他已经被人带走审讯了，也有可能他根本不是学生，只是个故意留小胡子穿破旧外套的密探，不管是什么可能性，总之哪里都看不到他的身影。
抱着他可能为了避免在安保密探的眼皮底下等人太过显眼而进去等候的一丝希望，我进了咖啡店四处张望：这是个宽敞而昏暗的房间，一个环境肮脏、空气混浊又让人压抑的地方。破破烂烂的桌布上放着马克杯，里面盛着啤酒，而拿着杯子的男人头发都剪得很短，穿着灰黑色的工作服，沉浸在香烟的烟雾中，偶尔说上几句话。也许他们刚下夜班，也许是为了即将去上班而充电。他们的脸显然表明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见了总统在电视上长达三小时劝人们不要酗酒的请求。
两名侍者穿着肮脏的白色上衣，为五十几桌的客人服务，两人都上了年纪，动作也不麻利。按照奥尔佳的计算，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被赋予监视另外一半人的使命，那么这两位侍者中至少有一位是在为警方干事。（我是变得彻底多疑了，还是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用德语要了一杯咖啡。
这些喝酒的工人让我想起了波洛托卡，现在他是一家博物馆的看门人，已不再经营自己的剧院。“这个，”波洛托卡解释道，“就是我们现在安排事情的方式。卑贱的工作都由作家、教师和建筑工程师来做，而建筑本身则由醉汉和骗子来干。有五十万的人被剥夺了原有的工作。一切都由醉汉和骗子接管。他们和俄国人相处得更好。”我想象着威廉·斯泰伦在宾州车站的酒吧间洗杯子，苏珊·桑塔格在百老汇面包店里包装面包，戈尔·维达尔[21]骑着自行车给皇后区的学校食堂送意大利香肠——我低下头看着脏脏的地面，看见我自己正在打扫。
就在我打量地板、感悟艺术所无法预见的后果时，附近一张桌子上有人朝我这边盯着看。我想起了女演员伊娃·卡莉诺娃，想起了他们是如何把安妮·弗兰克作为鞭子将她赶出舞台，想起了犹太圣人的灵魂是如何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安妮·弗兰克竟然成为了诅咒和耻辱！不，对付一本书，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即使是最无辜的书，也不可能列不出可以控诉它的理由，不只是由他们来控诉，还由你和我。如果伊娃·卡莉诺娃出生在新泽西，她也一定会希望安妮·弗兰克从来没有像这样死去；但现在她和安妮·弗兰克一样，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大陆，她只能希望那个犹太女孩和她那本日记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是谁说书本的力量胜过刀剑？这个地方恰恰证明了一本书的力量连它最愚昧的读者都比不上。
等我站起来走出去的时候，那个一直盯着我的年轻工人也站起来跟了出来。
我在河边上了一辆有轨电车，我和波洛托卡约好在博物馆见面，于是中途就跳了下车。借助布拉格地图的帮助，我在城市里行走，途中却迷了路，但同时也甩掉了跟踪我的人。等到我最终抵达博物馆时，我对这个城市的地形已经了如指掌。古旧的市内电车，寥落的商铺，被煤烟熏黑的大桥，遍布隧道的小巷，以及中世纪风格的街道，所有人都处在不为所动的沉重气氛中，表情一直庄严肃穆，仿佛关闭了其他的表情，仿佛在上演一出对生命的大罢工——我在战争最激烈的年代里想象中的城市就是这样。当时我只是希伯来学校一个九岁的学生，晚饭后带着蓝白相间的募捐箱出门，请求邻居为犹太人全国基金会捐款。在我的想象中，等犹太人累积了足够的钱可以买下家乡之后，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了解巴勒斯坦和那里热切的犹太青年，他们在沙漠中开荒，把沼泽地排干，但我仍然记得从家族晦暗不清的编年史上看到，客栈老板和酿酒厂工人，他们是我们旧世界的祖先，他们在阴暗狭窄的街道上像陌生人一样住得远远的，躲避臭名昭著的波兰人——因此，在我的脑海里，犹太人能用我募集到的硬币买得起的应该是个二手城市，一座破败的城市，如此萧条阴森，没有其他人愿意出价购买。这个城市会贱价抛出，所有者也会很乐意能在它彻底塌陷前出手。在这个二手城市里，人们可以听见无数故事——在公园的长椅上，在夜晚的厨房里，在杂货店排队购物的时候，或是在院子里晒衣服的时候，都能听见那些让人忧虑的故事，关于骚乱和逃跑，关于持久的磨难和凄惨的崩溃。对一个敏感脆弱的九岁孩子来说，犹太人家园预示了什么？首先，是其无法忍受的陈旧，累积了几个世纪的衰微，让地产变得廉价，到处都是漏水的水管，发霉的城墙，腐烂的枯木，烟囱里冒着烟，炖大白菜的气味让昏暗楼梯井的空气中充满了酸味；第二，是那些所有未曾讲述、未曾有人倾听过的故事，它们的终极兴趣只在于自己的存在，只着迷于自己那令人警觉的困境，对这些几吨重的故事进行采矿和提炼——这些从努力生存之中构建的故事，假如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假如不仅仅是满足感的来源），那不啻是犹太祖国的民族工业；第三，是那些笑话——因为在永无休止的忧郁症和求生巨大压力的双重折磨之下，总在某处潜藏着一两个笑话，一张嘲弄的自画像，一句尖刻的俏皮话，一则用微妙自嘲构建的笑话，凸显出令人捧腹大笑的妙句，“这就是痛苦的作用！”所闻到的一切都已延续了几个世纪，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各种人声，所见的一切都是犹太人，因悲哀而疯狂、用消遣点缀生活的犹太人，他们的声音因仇恨而颤抖，因痛苦而摇摆，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群情激昂地大声宣告，“你相信吗？你能想象吗？”正如他们赞同书上每一个神奇的诡计，伴随着不同人的节奏、语气、音调、音高带来的上千种声音波动，“但这正是所发生的一切！”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故事也有道德寓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他、在她、在你、在我们身上。那就是犹太祖国的国歌。按理说，当你听到那里的人开始说故事——当你看到犹太人脸上挂着焦虑，假装无辜，对自己的坚毅流露出惊愕神情之时——你应该站起来，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
这里将文学文化押为人质，叙述的艺术经由口口相传而发展壮大。在布拉格，故事不仅仅只是故事；它们已然替代了生活。在这里，他们只能成为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替代了他们其他的可能性。讲故事是他们反抗掌权者们高压政治的一种形式。
我没有向波洛托卡提起我在迂回逃跑的途中激荡起的感情，也没有提起这种情感激发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先人的波兰，他的布拉格公寓，以及一个美国人关于犹太人的亚特兰蒂斯的童年之梦。我只向他解释了自己迟到的原因。“我从车站开始就被人一直跟踪到我上了有轨电车。在抵达这里之前我甩掉了他。我希望我这样来见你不会酿成错误。”我描述了那个名叫霍鲁别克的学生，给波洛托卡看了他给我的字条。“这字条是一个旅馆职员给我的，我认为那是个警察。”
他把字条看了两遍，然后说：“别担心，他们只是在吓唬他和他老师。”
“如果是这样，那他们成功了。我也被吓到了。”
“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都不会给你立案定罪的。他们对谁都这么做。这是强权法律之一，只想散布大众之间的不信任感。这是调教人民的几大基本技巧之一。但他们没法碰你。这样做即使从布拉格的标准来看也毫无意义。一个政权能如此愚蠢，那另外一边很快就会回来掌权了。是你在这里吓唬了他们。学生应该理解这点。看来他没有选对自己修的课啊。”
“他到宾馆来只会让他自己的情况更糟糕——还有他的老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不好说。这个孩子也许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学生和他的老师，而不是你。你没有必要为那孩子的错误判断负责。”
“他还年轻。他想帮我。”
“不要对他的殉道情结心生怜悯，也不必如此看重秘密警察的能力。当然了，那个酒店职员是个警察。那里面所有人都是。但是警察们就像文学评论家一样——他们所见少之又少，判断错误连连。他们就是文学评论家。我们的文学评论是警察评论。至于那个男孩，他现在已经回到自己房间，脱了裤子向他女朋友吹嘘自己是如何救了你的命呢。”
波洛托卡的工作服下鼓鼓囊囊的，那是一件肮脏不堪、令人反胃的发红的毛皮背心，简直就像他自己的毛发做成的，这让他工作的时候看起来比休闲时更加野蛮凶猛。穿着这身衣服，他看起来活像动物园里的大型野兽，野牛或是狗熊一类的。我们此刻正在一间寒冷刺骨的储藏室里，大概是普通衣柜的两倍大，同时也是他居住地方的三分之一大小。我们俩都捧着他的马克杯小口喝掺了梅子白兰地的茶，我是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而波洛托卡则是为了让自己暖和点。一直堆到天花板的纸箱里放满了他的清洁剂、厕纸、地板蜡、碱液；墙边排列着看门人的抛光机、梯子，还有一堆扫帚。在一个被波洛托卡称为“我的办公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张低矮的凳子，一盏鹅颈灯，还有一个电茶壶，他用这个水壶烧水然后冲泡茶袋或是倒白兰地。他在这里阅读、写作、隐藏、睡觉，在扫帚和抛光机之间那块小小的地毯上，他取悦了十六个姑娘，不过他声明从来没有在这么小的地方同时和所有人一起做过。“超过两个姑娘，就没地方让我插我的老二了。”
“那么对这个男孩给我的警告，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了？我就指望你了，鲁道夫。下次你来纽约，我一定保证你不会因为下午三点企图在中央公园撒尿就被抢劫。同样我希望在这里能得到你的关照。我现在处境危险吗？”
“我曾经被关进监狱待过很短的时间，等候审判，内森。在审判开始前，他们就放了我。就算对他们来说这也太荒唐了。他们跟我说我犯了反国罪：在我的剧院里，那些主人公总是在本应大哭的时候哈哈大笑，这就是罪名。我是一名意识形态的破坏分子。曾几何时，斯大林主义批评在这个国家确然存在，后来它成为笑柄，这种批评总是斥责剧中人物道德败坏，没有树立好的榜样。当主人公的妻子在舞台上死去——这在我的剧院里十分常见——主人公必须痛哭流涕，以取悦斯大林。而斯大林当然非常清楚一个人的妻子死了是怎么回事。他自己就杀害过三个妻子，而杀她们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哭泣。好吧，当我蹲监狱的时候，你意识到你醒来的时候自己在哪里，然后你就开始咒骂。你能听见他们在各自的牢房里咒骂，所有那些职业罪犯，所有那些皮条客、杀人犯和小偷。我当时只是个年轻人，但我也开始咒骂了。我学会的是不要停止咒骂，永远都不要停止咒骂，身在监狱时尤其不能。忘了这张纸条吧。让这些人和他们的警告见鬼去吧。不管你想在布拉格做什么，不管你想在布拉格看什么，不管你想在布拉格操谁，你只要告诉我，我就帮你办好。对外地人来说，中欧还是有些乐子的。我不愿说布拉格是‘放荡的’，但现在有些时候这里倒还是蛮有趣的。”
下午。克里尼克宅第上方奥尔佳所住的阁楼。从铅制的窗户看出去能模模糊糊地看见这个布拉格城堡的顶点。奥尔佳穿着睡袍躺在床上。犹如女巫一样，没有化妆脸色却雪白如纸。我穿着外套，在房间里踱步，思索着自己为什么非要索取这些小说。为什么我要强迫对方这样做？这件事有什么动机？这么做，是出于对那些杰出小说的热切追求，还是针对自画像的又一次斗争？还是那个儿子，还是那个孩子，努力想要追求父亲充满关爱的回应？（即使这只是西索夫斯基的父亲？）假设这些小说根本谈不上杰出，假设我只是渴望这样——渴望的一种形式而已。为什么我还要对自己说：“不要让人阻碍你？”为什么走得越远，障碍越大？写书遇到这样的情形是正常的，写书就应该如此，但要说服自己是我愚蠢地给这些故事赋予本身价值以外的重要性，有那么难吗？这些手稿会有多重要？如果它们是天才之作，真的能让我们大吃一惊，那它们理应在很久之前就崭露头角了。作者的意图自然难以解读，但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才写作的。为什么不让他自行其是，而非要唯你或西索夫斯基独尊呢？想想吧，如果你不把他的小说从默默无闻中抢救出来，而仅仅是转身离去，那么你会省下多少心事……然而，我留了下来。古老的寓言里，谈到精神生活时，主人公去寻找某位圣人，或是某样圣物，或是某位神祇，为了打败某个魔王而拼命苦练魔法，从戴着面具的老太婆和预言者那里获得帮助——好吧，这一切是对这种寓言的嘲弄，那种寓言只是把一切荒唐闹剧理想化而已。即使灵魂奋力求救，仍会陷入荒谬。祖克曼——一个严肃的人——登场。
奥：你害怕娶一个酗酒的女人？我那么爱你，我不会再喝酒了。
祖：那你就把这些手稿当做嫁妆给我。
奥：也许。
祖：手稿在哪里？
奥：我不知道在哪里。
祖：他都留给你了——你一定知道。他母亲还来找你试图拿回那些书稿，结果你却把他情人的照片给他母亲看。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奥：不要那么多愁善感。那只是这些女人的阴部照片而已。你觉得和我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觉得她们的会比我的更漂亮？看这里。（拉开她的睡袍）看。这里长得都是一样的。
祖：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奥：我没有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你们美国人有东西，我什么东西也没有。
祖：那些手稿在这里吗？
奥：我们去美国大使馆登记结婚吧。
祖：然后你就把手稿给我。
奥：很有可能。告诉我，你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祖：头痛。头痛得厉害，还看到了你的阴部。就这么回事。
奥：啊，你这么做是为了理想主义。你这么做是为了文学。为了利他主义。你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伟大的犹太人。
祖：我会给你一万美元。
奥：一万美元？我可以花掉一万美元。但是这些东西的价钱不是你出得起的。这是无价之宝。
祖：你不在乎文学。
奥：我在乎文学。我热爱文学。但还没有热爱到愿意把这些东西给他的地步。还有那女人。你真的认为我会把这些手稿给你，好让他给那女人买珠宝首饰？你真的认为在纽约他会以他父亲的名义出版这些手稿？
祖：他为什么不会？
奥：他为什么会——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会以他自己的名义出版这些手稿。他那亲爱的父亲算到现在已经死了十次了。他会以自己的名义出版这些书稿然后在美国成名，就像你们这些犹太人一样。
祖：我不知道原来你是个反犹主义者。
奥：这只是因为西索夫斯基的缘故。如果你愿意娶我，我会改变的。我对你来说如此没有吸引力吗，以至于你不愿意娶我？他那个上了年纪的纯情少女比我更能吸引你？
祖：我不相信你是真心说这些话的。你是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奥尔佳。你用自己的方式跟生活抗争。
奥：那就娶我，如果我跟生活抗争的方式真的如此让人难以忘怀。你现在还未婚。你怕什么——怕我拐走了你的几百万？
祖：你瞧，你是想要一条逃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出路？
奥：也许我想要的是你。
祖：我找个人来娶你怎么样。他会来这里，把你接到美国，等你和他离婚以后我会给你一万美元。
奥：我有那么让人讨厌吗，只能嫁给你某位怪异的朋友？
祖：奥尔佳，我该怎样才能把这些书稿从你这里拿到手？直说吧。
奥：祖克曼，如果你是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就像你希望我成为的那样，如果你愿意为文学做出巨大的牺牲，正如你希望我做出的那样，我们早在二十分钟前就已经结婚了。
祖：西索夫斯基所做的一切真的那么让人不齿，连他已故的父亲都必须要承担这些后果？
奥：当这些书稿在纽约出版却没有写上这位父亲的名字，他的父亲在地下会更难受的，相信我。
祖：假设这一切不会发生。假设我让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奥：你能玩得过兹德内克？
祖：我会和《纽约时报》的人联系。在我和兹德内克见面之前，我会告诉他们一切的经过。他们就此会刊登一篇文章。我一回去就操办这事。
奥：所以这就是你从这件事获得的好处！这就是你的理想！伟大的祖克曼从铁幕之后带回两百篇未曾发表的意第绪语故事，由一位死在纳粹子弹下的受害者写成。你将成为犹太人的英雄，文学界的英雄，乃至整个自由世界的英雄。除了你那数百万美元和数百万女朋友之外，你又可以赢得一枚美国文学理想主义的勋章。那么我又会怎么样呢？我会因为向西方世界走私手稿而被投入大牢。
祖：他们不会知道这些书稿是你给我的。
奥：但是他们早就知道我拥有这些书稿了。他们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他们有一份清单，每个人的每样东西都一一在列。你搞到理想主义大奖，他得到版税，她拿到无数珠宝，而我则在监狱里服刑七年。都是因为文学。
这时，她下了床，走到梳妆台前，从顶层抽屉里拿出一个很深的装巧克力的盒子。我解开了系在盒子上的丝带。里面，是数百页异常粗厚的纸张，就像以前在杂货店里用来包裹油腻食物的厚重蜡纸。黑色的墨水，完美的留白，意第绪语文稿鲜明整洁。每篇故事长度都在五六页之内。我没法读懂这些文字。
奥：（重新回到床上）你不需要给我钱。你不需要给我找个怪胎当丈夫。（开始哭泣）你甚至不需要和我上床，如果我真的如此毫无吸引力。被人操是这个国家仅存的自由。操与被操是他们唯一无法制止的，但你不需要操我，如果我和美国女人相比是那么没有魅力。你的朋友西索夫斯基，他甚至可以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发表这些文稿。去他妈的。去他妈的一切。他用他的魅力诱惑了你，他也用这种魅力诱惑了所有人，但除此之外，他也可以变得非常恶毒——你知道吗？你的西索夫斯基身上有某种可怕的残忍特性。他跟你谈过他那些怀疑没有——他那悲剧性的怀疑？真是狗屎！在兹德内克离开布拉格之前，我们在千万个西索夫斯基身上测出了人的妄自尊大。兹德内克会在美国生存下去的。他是“人类”这个词最糟糕的注解。兹德内克会飞黄腾达的，感谢他那死掉的老爸。那女人也会。而作为回报，我什么都不要。只是当他问你得给她多少东西，多少钱，上多少次床才搞到了手稿时，你得帮我一个忙：告诉他你什么都不必给我。也告诉那个女人。
在宾馆里，两个便衣警察来到我的房间，在我回来后的十五分钟之内没收了那个装满意第绪语文稿的糖果盒。陪同他们前来的是那天早些时候交给我霍鲁别克纸条的宾馆员工。“他们想要检查一下您的随身物品，先生，”他告诉我——“他们说有人放错了东西，所以你可能误拿了别人的东西。”“我的随身物品关他们什么事。”“恐怕您错了。那正关他们的事。”警察开始搜查的时候，我问他：“那你呢，你是做什么的？”“我只是在这里的前台工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当局合作，很可能会被送去挖煤，同样，宾馆员工也有可能被贬黜。我们这里有个最著名的异见者，他是一个只说真理的人，正如他所说，‘在国家的阶梯上，每个市民脚下都会有一根低于自己的横档。’”我要求他们允许我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目的并不是为了安排结婚事宜。然而他们却告知我立刻打包行李。他们将开车把我送到机场，搭乘下一班飞机离开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欢迎我这样的游客了。“我要和美国大使通话。他们不能这样没收我的随身物品。将我驱逐出境是毫无道理的。”“先生，尽管在您看来，真正热情地支持这个政权的人非常稀少，但是这里仍然有许多人像这两位先生一样，毫不怀疑地坚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且十分必要的。极其必要。恐怕您现在每多耽搁一会儿，就会让他们对您的仁慈减少一分，而这绝不会是您乐意见到的。”“那个盒子里装的只是单纯的手稿——是一个到现在已经去世三十年的人写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世界。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我很感激，先生，在这样的时代还有人这样支持我的家庭。布拉格宾馆里的员工没法为任何作家做任何事，不管他是死是活。”在我第三次要求和大使馆通话时，我被告知如果我再不赶紧打包行李准备离开，我就会被逮捕并投入监狱。“我怎么知道，”我问，“他们不会就这样把我关进监狱里去？”“我觉得，”那员工回答，“您非得信任他们不可。”
要不是奥尔佳改变了心意打电话给警察告密，就是他们给她打了电话。克里尼克宅第到处都被窃听，每个人都这么说。我只是不敢相信她竟然和这个宾馆员工一起为同样的老板服务，但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浅薄无知、多愁善感的美国白痴犹太人。
警察们在桌子边等我和就餐俱乐部结账，然后陪我走到一辆黑色轿车前。一个警察拿着糖果盒坐在前排司机的旁边，另一个和我一起坐在后排，后座上还有一个身躯庞大、戴着眼镜的男人，有些上了年纪，生硬地介绍说自己叫诺瓦克。他有一头柔软纤细的白发，就像干燥的蒲公英上的绒毛，除此之外身上都是肥肉。他不比那个宾馆员工迷人多少。
车子一驶出熙熙攘攘的市区车流，我就分不清我们是否真的行进在机场路上。难道他们会用豪华轿车送我去监狱？好像我动不动就坐在了这些黑色大轿车里。仪表板上显示此车是辆太托拉603。
“您会讲德语，是吗？”诺瓦克用德语问我。
“就会一点点。”
“您认识贝蒂·麦克唐纳[22]小姐吗？”
我们继续用德语交谈。“我不认识，”我说。
“你不认识？”
“不认识。”
“你不认识贝蒂·麦克唐纳小姐？”
我忍不住在脑海里想这一切可能会有多糟糕——或者换一种思考方法，我本可以在感受到真正的危险后光明正大地放弃这项任务。只因为西索夫斯基来自我的家庭幸运地避开的那个世界，只因为他声称是我的写照，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兴冲冲地交换身份来证明他是正确的。我承担了他的命运，而他则承担了我的——难道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打算的吗？我来到纽约时跟伊娃说：“我和这位伟人是亲戚。”
我与某个名叫贝蒂·麦克唐纳的人同流合污，犯下了密谋反对捷克人民的罪行。我如是判罚自己。
“不好意思，”我说，“我不认识她。”
“但是，”诺瓦克说，“她可是《鸡蛋与我》的作者啊。”
“啊，是的。讲的是一个农场的故事——是不是？我从上学以后就再也没看过了。”
诺瓦克露出怀疑的神情。“但那可是一部杰作啊。”
“这个啊，我不能说在美国这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杰作。如果在美国任何一个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听说过《鸡蛋与我》，我会表示惊讶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这本书在四十年代很流行，是本畅销书，还拍了电影，但这样的书来去匆匆，昙花一现。你们在这里一定也有同样的情况吧。”
“这真是悲剧。那贝蒂·麦克唐纳小姐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清楚。”
“为什么在美国这样的事会发生在像贝蒂·麦克唐纳这么伟大的作家身上？”
“我觉得就算是麦克唐纳小姐本人也不指望自己的书会流芳百世。”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在回避我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
我徒劳地搜索着通往机场的路牌。
诺瓦克突然生气了。“在这里大家没有对作家疑神疑鬼。”
“我没说有啊。”
“我也是个作家。是个成功的作家。没有人怀疑我。我们是欧洲最有文化修养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热爱书籍。我们的作家协会有数十位作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没有人对他们疑神疑鬼。不，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受我们怀疑的并不是作家。在这个小国家里，作家肩上背着沉重的负担：他们绝不能只创造这个国家的文学，他们还必须成为公众礼仪和公众良心的检验标准。他们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的生活无可指责。我们的作家深受读者的爱戴。这个国家视他们为道德标杆。不，我们怀疑的是那些站在平凡生活之外的人，他们才是我们都害怕的人。我们也有权利这么做。”
我能想象他为这国家的文学贡献了些什么：更多诺瓦克式的幽默故事，刻画古老布拉格弯曲的小道，取笑布拉格上上下下的各色人等，充满辛辣的民间幽默和恶作剧式的幻想。是多愁善感者度假时光必备的消遣之作。
“您是作家协会的人？”我问。
我的无知点燃了他的怒火，他对我怒目而视，眼神中充满轻蔑。我斗胆认为自己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结果却对太托拉603型号汽车代表的意义一无所知？他说：“我是文化部部长。”
如此说来他就是掌管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那个人，其职责就是让文学的目标和社会的目标相一致，从社会的角度来改变文学的不称职特性。在这里，即使你能写作，也必须符合这一特点。
“这个，”我说，“非常感谢您亲自来见我，部长先生。这是通往机场的路吗？说实话我认不出来。”
“你应该一到这里就抽时间来见我。这么做是值得的。我可以让你认识一下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日常生活。你就会明白普通捷克公民的想法和你所见的那些人不一样。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举止不同，也不尊崇他们。普通捷克人对这种人深恶痛绝。他们是何许人也？性变态。不合群的神经病患者。充满仇恨的自大狂。他们在你看来很勇敢？你觉得他们为了自己伟大艺术付出的代价让人激动？好吧，辛勤工作、希望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好的普通捷克人可不这么想。他觉得他们是反叛者，是寄生虫，是被遗弃者。至少他们神圣的卡夫卡知道自己是个怪人，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永远不能和他的同胞一起过上健健康康、普普通通的生活。但这些人呢？这些不可救药的离经叛道者，妄图把他们的道德观树为社会准则。最糟糕的是，如果让他们随心所欲，让他们恣意妄为，这帮人一定会毁掉这个国家。我甚至都懒得提他们的道德败坏。他们这样只会让自己和家庭变得凄惨，毁灭自己孩子的人生。我在思考他们在政治上怎么会那么愚蠢。你知道一九六八年勃列日涅夫用飞机把我们伟大的改革家杜布切克[23]接到苏联时对他说了什么吗？勃列日涅夫派了几十万大军到布拉格，让杜布切克先生对自己的伟大改革计划有了深切的体悟。不过，为了让这位天才安然无恙，他在一天晚上派人将他从办公室带走，送上飞机去苏联进行一次小小的谈话。”
送往苏联。假如他们让我登上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假如这正是从布拉格起飞的下一班班机。假如他们要把我留在这里。内森·祖克曼某天早上从噩梦中醒来，发现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个在火车站咖啡厅里扫地的清洁工。有各种需要他签署或不需要他签署的请愿书；有各种需要他回答或不需要他回答的问题；有让他鄙视的敌人，有需他慰藉的朋友，信件无法送达他手里，电话被他们扣下，各种告密者，垮台，背叛，威胁，甚至还为他准备了一种古怪的自由——被当局剥夺写作资格的多余的人，没有责任，无所事事，他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享受但丁《神曲》里的乐趣；而最终，为了在这出闹剧的拷问台上给他致命一击，诺瓦克会跨坐在文化的尊严之上：当他在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身处何方，想起自己被改变的身份，他开始咒骂，无休无止地咒骂下去。
我提高了音量。“我是一个美国公民，部长先生。我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些警察？我没有犯任何罪。”
“你犯了几桩罪行，每一桩都可以判你在监狱里待上二十年。”
“我强烈要求将我送到美国大使馆。”
“让我告诉你，勃列日涅夫跟杜布切克先生说了些什么吧，这些话波洛托卡先生在阐述自己生殖器大小的时候一定忘了说了。第一，他会把我们捷克的知识分子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二，他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三，他要让俄语成为学校教育用语。再过二十年，根本不会有人记得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这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在你们那里，任何一种变态的想法都能成为合宜的写作题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合适、得体、羞耻可言，对辛勤劳作的普通公民的崇高道德也毫无诚挚的敬意。这是一个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小国，一直依赖强大邻国的善意友好才得以生存。那些激怒我们强大邻国的捷克人根本不是爱国者——他们是敌人。他们没有任何值得称颂的地方。这个国家真正值得称颂的人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你想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尊敬某人？那就尊敬我父亲！我崇拜我的老父亲，理由很充分很崇高。我为这个小个子男人感到自豪。”
那你的父亲呢，他是否为你感到自豪，他认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当然，诺瓦克正是他认为应该成为的那种人——清清楚楚地知道大家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一种信念仿佛从另一种信念中产生。
“我父亲只是个机械工，现在早就退休了。你知道他对捷克文化、捷克人民和捷克语言——甚或捷克文学——的生存做出了何等的贡献吗？他的贡献比你那同性恋妓女大得多，这女人向一位美国作家张开双腿，对方就以为这代表了真正的捷克精神。你知道我父亲这一生是如何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的吗？一九三七年，他颂扬马萨里克[24]和共和国，称马萨里克为我们伟大的国民英雄和大救星。当希特勒掌权时，他颂扬希特勒。战后，贝奈斯[25]选为首相时，他颂扬贝奈斯。当斯大林把贝奈斯赶走后，他又赞美斯大林以及我们伟大的领袖哥特瓦尔德[26]。甚至当杜布切克掌权时，他也赞美了杜布切克好几分钟。但现在杜布切克和他伟大的改革政府已经倒台，他做梦都不想赞美他们了。你知道他现在对我说什么吗？你想听听一个真正的捷克爱国者的政治哲学吗？这个人已经在这片小小的国土上生活了八十六年，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营造了一个优雅舒适的小家，现在也已经体面地退休，尽情享受生活，抽抽烟斗，喝喝啤酒，有亲爱的老朋友作伴，和孙子一起享天伦之乐。他对我说，‘儿子，如果有人称扬·胡斯[27]只是个肮脏的犹太人，我也会赞同的。’这才是代表了真正捷克精神的人民——是我们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什么是必然。他们不会嗤笑秩序，任何事不会只看到最坏处。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小国里，他们知道如何区分什么是可能的事，什么是愚蠢、狂热的错觉——他们知道如何体面地屈服于历史的不幸！这片让我们热爱的土地能继续存在下去，要归功于这些人，而不是那些离群、堕落、自高自大的艺术家！”
过海关时轻松无比——我的行李早在旅馆的衣柜里就被清点许多次了，因此我的包在称重台前直接通过，我则由两位便衣陪同径直来到出入境护照检查处。我没有被逮捕，我没有被审问、被定罪、被投入监狱；我的命运不会和杜布切克一样，也不会和波洛托卡、奥尔佳或兹德内克·西索夫斯基一样。我将乘坐瑞士航空飞机直飞日内瓦，然后从那里转机至纽约。
瑞士航空。这是英语里最美丽动听的一个词。
可是，一旦恐惧开始消退，被驱逐出境的愤怒开始显现。“除了渴望待在这里之外，”K说，“还有什么能诱使我来到这个荒凉的国家？”——这里没有关于纯洁和善良的废话，这里英雄主义和变态的界限很难区分，这里每一种压制都会激起关于自由的诙谐模仿，而他们历史上的不幸遭遇又在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受害者身上激起小丑似的人类绝望的形式——在这里，他们小心翼翼地提醒公民们（以防任何人产生任何古怪的想法）“离群现象是不被上面认可的”。在这个充满叙述者的国度，我只是刚刚开始倾听他们的故事；我只是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故事像一条蛇似的正在层层蜕皮，悄然无息地从包裹我的叙事中溜走。最糟糕的是，我已经失去了那个装满手稿的神奇糖果盒，而那正是我来布拉格的目的。又一个本该冉冉升起的犹太作家将被湮没；他的瑰丽想象将无法在任何人脑海中留下半点印记，别人的想象也无法在他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记，无论是执行文学评论的警察，还是仅仅为艺术而生的鲁莽学生。
我那演技夸张的朋友奥尔佳——我一直在给她的惯常表演充当配角——告诉我这个意第绪语作者在浴室里躲避战争，依靠香烟和妓女活了下来，并且最终在一辆公交车下了结了一生，当然她这么说并不见得是在搞布拉格式的恶作剧。也许西索夫斯基的计划正是打算在美国夺取父亲的成就。但是，即使西索夫斯基在纽约告诉我的那些故事是利用了听者的感情而精心设计的，是他精心构想的，其目的是促使我行动，这仍然不能减轻我现在感受到的与我无关的感觉。这是针对重要世界的又一次攻击，最终沦落为个人的惨败，而这次是创纪录的四十八小时！不，一个人的故事并不是一张可以蜕下来的皮——那是无法逃避的，是血肉之躯啊。你一直持续不断地将它排出体外，直到你死去，你一生的众多主题会像血管一样密密麻麻布满在你的故事里，周而复始的故事，既是你的创作，又同时创作了你。提升自己的文学成就，一跃成为文化名流，似乎不会是我的命运。文化部长就艺术的离经叛道以及子女孝顺父母做了长达四十分钟的告别演讲，这是我唯一被准许带回家的东西。他们一定一直在关注我的到来。
同时，我也忍不住猜测诺瓦克的故事是否与西索夫斯基说的一样是刻意杜撰的。这片土地能够存在，要归功于那位真正的捷克爱国者，他极有可能又是个仿自传里的人物，又一个大批量制造的假冒父亲，只是为了给说故事的儿子服务。仿佛这种存在的核心还不够离奇，还需要更多虚构情节来装饰它的边缘。
一个油光满面、衣着入时的男人站在护照检查处的柜台后，他大约跟我一样的年纪，一对黑色眼眸，身材瘦小，脾气暴躁，长得像个波斯人，旁边有个值勤军官，他的职责是办理外国人的出境手续。他那套修身的蓝色制服看上去好像是特意在巴黎或罗马定制的一样——跟我在这里看到过的任何制服都不同，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狂欢节上。他这个老于世故的欧洲男子，我猜测，是个师奶杀手，他征服女人的本领绝不亚于诺瓦克口中的嫖娼大师波洛托卡。他用炫耀式的英文要求查看过关者的证件。我把证件递给士兵，士兵又转交给了他。他把我的个人履历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你瞧，他是想确定我身份的虚实——然后充满讥讽地仔细打量着我，仿佛能完全看透我一般。他挨我很近，我都能闻到他头发上的油腻味和他刮胡后用的爽肤水的气味。“啊，没错，”他说，他在这一整套程序中的重要性通过那个笑容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笑容，伪装成仁慈的大权在握的笑容，无非是要令人忐忑不安，“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工祖克曼先生，”说罢他把我的美国护照归还给了我。“真是荣幸，”他对我说道，“能在这里招待您，先生。现在请回到角落里的那个小世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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