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某个名叫贝蒂·麦克唐纳的人同流合污，犯下了密谋反对捷克人民的罪行。我如是判罚自己。
“不好意思，”我说，“我不认识她。”
“但是，”诺瓦克说，“她可是《鸡蛋与我》的作者啊。”
“啊，是的。讲的是一个农场的故事——是不是？我从上学以后就再也没看过了。”
诺瓦克露出怀疑的神情。“但那可是一部杰作啊。”
“这个啊，我不能说在美国这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杰作。如果在美国任何一个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听说过《鸡蛋与我》，我会表示惊讶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这本书在四十年代很流行，是本畅销书，还拍了电影，但这样的书来去匆匆，昙花一现。你们在这里一定也有同样的情况吧。”
“这真是悲剧。那贝蒂·麦克唐纳小姐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清楚。”
“为什么在美国这样的事会发生在像贝蒂·麦克唐纳这么伟大的作家身上？”
“我觉得就算是麦克唐纳小姐本人也不指望自己的书会流芳百世。”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在回避我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
我徒劳地搜索着通往机场的路牌。
诺瓦克突然生气了。“在这里大家没有对作家疑神疑鬼。”
“我没说有啊。”
“我也是个作家。是个成功的作家。没有人怀疑我。我们是欧洲最有文化修养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热爱书籍。我们的作家协会有数十位作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没有人对他们疑神疑鬼。不，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受我们怀疑的并不是作家。在这个小国家里，作家肩上背着沉重的负担：他们绝不能只创造这个国家的文学，他们还必须成为公众礼仪和公众良心的检验标准。他们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的生活无可指责。我们的作家深受读者的爱戴。这个国家视他们为道德标杆。不，我们怀疑的是那些站在平凡生活之外的人，他们才是我们都害怕的人。我们也有权利这么做。”
我能想象他为这国家的文学贡献了些什么：更多诺瓦克式的幽默故事，刻画古老布拉格弯曲的小道，取笑布拉格上上下下的各色人等，充满辛辣的民间幽默和恶作剧式的幻想。是多愁善感者度假时光必备的消遣之作。
“您是作家协会的人？”我问。
我的无知点燃了他的怒火，他对我怒目而视，眼神中充满轻蔑。我斗胆认为自己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结果却对太托拉603型号汽车代表的意义一无所知？他说：“我是文化部部长。”
如此说来他就是掌管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那个人，其职责就是让文学的目标和社会的目标相一致，从社会的角度来改变文学的不称职特性。在这里，即使你能写作，也必须符合这一特点。
“这个，”我说，“非常感谢您亲自来见我，部长先生。这是通往机场的路吗？说实话我认不出来。”
“你应该一到这里就抽时间来见我。这么做是值得的。我可以让你认识一下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日常生活。你就会明白普通捷克公民的想法和你所见的那些人不一样。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举止不同，也不尊崇他们。普通捷克人对这种人深恶痛绝。他们是何许人也？性变态。不合群的神经病患者。充满仇恨的自大狂。他们在你看来很勇敢？你觉得他们为了自己伟大艺术付出的代价让人激动？好吧，辛勤工作、希望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好的普通捷克人可不这么想。他觉得他们是反叛者，是寄生虫，是被遗弃者。至少他们神圣的卡夫卡知道自己是个怪人，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永远不能和他的同胞一起过上健健康康、普普通通的生活。但这些人呢？这些不可救药的离经叛道者，妄图把他们的道德观树为社会准则。最糟糕的是，如果让他们随心所欲，让他们恣意妄为，这帮人一定会毁掉这个国家。我甚至都懒得提他们的道德败坏。他们这样只会让自己和家庭变得凄惨，毁灭自己孩子的人生。我在思考他们在政治上怎么会那么愚蠢。你知道一九六八年勃列日涅夫用飞机把我们伟大的改革家杜布切克[23]接到苏联时对他说了什么吗？勃列日涅夫派了几十万大军到布拉格，让杜布切克先生对自己的伟大改革计划有了深切的体悟。不过，为了让这位天才安然无恙，他在一天晚上派人将他从办公室带走，送上飞机去苏联进行一次小小的谈话。”
送往苏联。假如他们让我登上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假如这正是从布拉格起飞的下一班班机。假如他们要把我留在这里。内森·祖克曼某天早上从噩梦中醒来，发现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个在火车站咖啡厅里扫地的清洁工。有各种需要他签署或不需要他签署的请愿书；有各种需要他回答或不需要他回答的问题；有让他鄙视的敌人，有需他慰藉的朋友，信件无法送达他手里，电话被他们扣下，各种告密者，垮台，背叛，威胁，甚至还为他准备了一种古怪的自由——被当局剥夺写作资格的多余的人，没有责任，无所事事，他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享受但丁《神曲》里的乐趣；而最终，为了在这出闹剧的拷问台上给他致命一击，诺瓦克会跨坐在文化的尊严之上：当他在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身处何方，想起自己被改变的身份，他开始咒骂，无休无止地咒骂下去。
我提高了音量。“我是一个美国公民，部长先生。我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些警察？我没有犯任何罪。”
“你犯了几桩罪行，每一桩都可以判你在监狱里待上二十年。”
“我强烈要求将我送到美国大使馆。”
“让我告诉你，勃列日涅夫跟杜布切克先生说了些什么吧，这些话波洛托卡先生在阐述自己生殖器大小的时候一定忘了说了。第一，他会把我们捷克的知识分子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二，他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三，他要让俄语成为学校教育用语。再过二十年，根本不会有人记得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这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在你们那里，任何一种变态的想法都能成为合宜的写作题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合适、得体、羞耻可言，对辛勤劳作的普通公民的崇高道德也毫无诚挚的敬意。这是一个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小国，一直依赖强大邻国的善意友好才得以生存。那些激怒我们强大邻国的捷克人根本不是爱国者——他们是敌人。他们没有任何值得称颂的地方。这个国家真正值得称颂的人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你想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尊敬某人？那就尊敬我父亲！我崇拜我的老父亲，理由很充分很崇高。我为这个小个子男人感到自豪。”
那你的父亲呢，他是否为你感到自豪，他认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当然，诺瓦克正是他认为应该成为的那种人——清清楚楚地知道大家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一种信念仿佛从另一种信念中产生。
“我父亲只是个机械工，现在早就退休了。你知道他对捷克文化、捷克人民和捷克语言——甚或捷克文学——的生存做出了何等的贡献吗？他的贡献比你那同性恋妓女大得多，这女人向一位美国作家张开双腿，对方就以为这代表了真正的捷克精神。你知道我父亲这一生是如何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的吗？一九三七年，他颂扬马萨里克[24]和共和国，称马萨里克为我们伟大的国民英雄和大救星。当希特勒掌权时，他颂扬希特勒。战后，贝奈斯[25]选为首相时，他颂扬贝奈斯。当斯大林把贝奈斯赶走后，他又赞美斯大林以及我们伟大的领袖哥特瓦尔德[26]。甚至当杜布切克掌权时，他也赞美了杜布切克好几分钟。但现在杜布切克和他伟大的改革政府已经倒台，他做梦都不想赞美他们了。你知道他现在对我说什么吗？你想听听一个真正的捷克爱国者的政治哲学吗？这个人已经在这片小小的国土上生活了八十六年，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营造了一个优雅舒适的小家，现在也已经体面地退休，尽情享受生活，抽抽烟斗，喝喝啤酒，有亲爱的老朋友作伴，和孙子一起享天伦之乐。他对我说，‘儿子，如果有人称扬·胡斯[27]只是个肮脏的犹太人，我也会赞同的。’这才是代表了真正捷克精神的人民——是我们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什么是必然。他们不会嗤笑秩序，任何事不会只看到最坏处。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小国里，他们知道如何区分什么是可能的事，什么是愚蠢、狂热的错觉——他们知道如何体面地屈服于历史的不幸！这片让我们热爱的土地能继续存在下去，要归功于这些人，而不是那些离群、堕落、自高自大的艺术家！”
过海关时轻松无比——我的行李早在旅馆的衣柜里就被清点许多次了，因此我的包在称重台前直接通过，我则由两位便衣陪同径直来到出入境护照检查处。我没有被逮捕，我没有被审问、被定罪、被投入监狱；我的命运不会和杜布切克一样，也不会和波洛托卡、奥尔佳或兹德内克·西索夫斯基一样。我将乘坐瑞士航空飞机直飞日内瓦，然后从那里转机至纽约。
瑞士航空。这是英语里最美丽动听的一个词。
可是，一旦恐惧开始消退，被驱逐出境的愤怒开始显现。“除了渴望待在这里之外，”K说，“还有什么能诱使我来到这个荒凉的国家？”——这里没有关于纯洁和善良的废话，这里英雄主义和变态的界限很难区分，这里每一种压制都会激起关于自由的诙谐模仿，而他们历史上的不幸遭遇又在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受害者身上激起小丑似的人类绝望的形式——在这里，他们小心翼翼地提醒公民们（以防任何人产生任何古怪的想法）“离群现象是不被上面认可的”。在这个充满叙述者的国度，我只是刚刚开始倾听他们的故事；我只是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故事像一条蛇似的正在层层蜕皮，悄然无息地从包裹我的叙事中溜走。最糟糕的是，我已经失去了那个装满手稿的神奇糖果盒，而那正是我来布拉格的目的。又一个本该冉冉升起的犹太作家将被湮没；他的瑰丽想象将无法在任何人脑海中留下半点印记，别人的想象也无法在他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记，无论是执行文学评论的警察，还是仅仅为艺术而生的鲁莽学生。
我那演技夸张的朋友奥尔佳——我一直在给她的惯常表演充当配角——告诉我这个意第绪语作者在浴室里躲避战争，依靠香烟和妓女活了下来，并且最终在一辆公交车下了结了一生，当然她这么说并不见得是在搞布拉格式的恶作剧。也许西索夫斯基的计划正是打算在美国夺取父亲的成就。但是，即使西索夫斯基在纽约告诉我的那些故事是利用了听者的感情而精心设计的，是他精心构想的，其目的是促使我行动，这仍然不能减轻我现在感受到的与我无关的感觉。这是针对重要世界的又一次攻击，最终沦落为个人的惨败，而这次是创纪录的四十八小时！不，一个人的故事并不是一张可以蜕下来的皮——那是无法逃避的，是血肉之躯啊。你一直持续不断地将它排出体外，直到你死去，你一生的众多主题会像血管一样密密麻麻布满在你的故事里，周而复始的故事，既是你的创作，又同时创作了你。提升自己的文学成就，一跃成为文化名流，似乎不会是我的命运。文化部长就艺术的离经叛道以及子女孝顺父母做了长达四十分钟的告别演讲，这是我唯一被准许带回家的东西。他们一定一直在关注我的到来。
同时，我也忍不住猜测诺瓦克的故事是否与西索夫斯基说的一样是刻意杜撰的。这片土地能够存在，要归功于那位真正的捷克爱国者，他极有可能又是个仿自传里的人物，又一个大批量制造的假冒父亲，只是为了给说故事的儿子服务。仿佛这种存在的核心还不够离奇，还需要更多虚构情节来装饰它的边缘。
一个油光满面、衣着入时的男人站在护照检查处的柜台后，他大约跟我一样的年纪，一对黑色眼眸，身材瘦小，脾气暴躁，长得像个波斯人，旁边有个值勤军官，他的职责是办理外国人的出境手续。他那套修身的蓝色制服看上去好像是特意在巴黎或罗马定制的一样——跟我在这里看到过的任何制服都不同，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狂欢节上。他这个老于世故的欧洲男子，我猜测，是个师奶杀手，他征服女人的本领绝不亚于诺瓦克口中的嫖娼大师波洛托卡。他用炫耀式的英文要求查看过关者的证件。我把证件递给士兵，士兵又转交给了他。他把我的个人履历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你瞧，他是想确定我身份的虚实——然后充满讥讽地仔细打量着我，仿佛能完全看透我一般。他挨我很近，我都能闻到他头发上的油腻味和他刮胡后用的爽肤水的气味。“啊，没错，”他说，他在这一整套程序中的重要性通过那个笑容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笑容，伪装成仁慈的大权在握的笑容，无非是要令人忐忑不安，“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工祖克曼先生，”说罢他把我的美国护照归还给了我。“真是荣幸，”他对我说道，“能在这里招待您，先生。现在请回到角落里的那个小世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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