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的谈国学，梁的说作文，胡的表彰国语文学，以及周的推荐小诗，似乎互不搭界。可仔细琢磨，在如何看待新诗或白话文学上，四人的目光终于发生了交叉。年初，东南大学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公开向北京的新文化人叫阵，于是有了鲁迅的《估学衡》、周作人的《“评尝试集”匡谬》，以及胡适的打油诗《学衡》：老梅说：
“《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
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见了一本《学骂》！《胡适的日记》260页。胡适之所以用这样漫不经心的方式，对付学衡派咄咄逼人的挑战，那是因为他认定，“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66页。。类似的话，周作人也说过，在《读〈草堂〉》中，周作人称：“中国的新文学，我相信现在已经过了辩论时代，正是创造时代了”；“我们的责任，便是依了这条新的道路，努力的做下去，使各种的新兴文艺由幼稚而近于成熟，由淡薄而变为深厚。”周作人：《读〈草堂〉》，1923年1月13日《晨报副刊》。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制度上的急转弯，没能彻底消弭民间的抗议声浪。国语统一会的诸君，挟新文化运动的余威，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于1920年1月，以教育部名义训令全国各地国民小学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白话文运动于是得以迅速推进参见黎锦熙《国语运动》65—8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用胡适的话来说，“这一道命令将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新教育》3卷1期，1921年2月。。中小学体制的改革，新教科书的编纂，国语教师的培训等，所有这些，都牵涉到关于“中国文学”以及“文学史”的想象，难怪章太炎、梁启超等“现代大儒”需要发言。
章太炎在上海举行的系列讲演，既以“国学”为题，本不必牵涉近在眼前的白话文运动。可太炎先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惹来一堆麻烦。4月15日，太炎先生作第三讲，谈论“治国学之法”的第五点“辨文学应用”时，顺带扫了一下其时已渐成气候的“新诗”：然今之新诗，连韵亦不用，未免太简，以既为诗，当然贵美丽，既主朴素，何不竟为散文。日本和尚有娶妻者，或告之曰：既娶矣，何必犹号曰和尚，直名凡俗可耳。今之好为无韵新诗，亦可即此语以告之。《章太炎讲学第三日纪》，1922年4月16日《申报》。如此借题发挥，嬉笑怒骂，确是太炎先生口吻。单就讲演效果而言，此段落无疑属于可圈可点的“文眼”。这段话，不只《申报》记者记录下来，曹聚仁、张冥飞也都没有漏过参见章太炎主讲、曹聚仁笔述《国学概论》25页（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和张冥飞笔述《章太炎国学讲演集》72页（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虽然因文体各异，所记略有出入。章太炎的讥讽，并没引起胡适的反驳；除了敬仰太炎先生的学问与人品，更因“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的驳论”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1922年4月27日《晨报副刊》。，故不必多虑。据曹聚仁事后追忆，那场论争，太炎先生明显处于下风：我们是一群人，他是一个人；我们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他只有几句嘲笑的话头；我们有正在试验的种种作品，他自己又并不是诗家。他只批评我们一阵子，我们从各方面去驳斥他，使他无话可说。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06页。对于新诗“无话可说”的太炎先生，日后还会就白话、文言发表意见如在《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见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附录）一文中，章太炎称：“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此语引起白话文提倡者的不满，并招来新文化人的若干批评。鲁迅也对乃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参见《名人和名言》，《太白》2卷9期，1935年7月）。，但主要着眼点是作为整体的“国学”，而不再纠缠“有韵为诗，无韵为文”了。
与章太炎的学有本原，固守自家立场不一样，梁启超喜欢趋新，时刻准备着追赶学界新潮流。但在白话诗问题上，与胡适有点“意气之争”。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致信胡适，希望胡评阅《清代学术概论》，并称自己准备撰文讨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另外，还有“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梁启超致胡适信，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收有一大约写于1920年底或1921年初的《胡适致陈独秀》，其中也涉及此事：梁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意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胡适致陈独秀》，《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19—1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以梁启超之“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见胡适暴得大名，竟“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参见1929年1月20日胡适参加梁启超大殓归来所写的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八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如此性情，不大可能因后辈的反驳而隐匿自己的意见。查《张元济日记》，1920年10月21日张氏往访梁启超时，梁“言有论本朝诗学一稿，亦即可交稿”《张元济日记》下册7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据夏晓虹考证，梁氏信函与张氏日记所述，应同指一文，即梁启超为选编金和与黄遵宪二家诗所写之序。书未编成，序也未完稿，可这则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参见夏晓虹《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29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对于理解这场隐匿在历史深处的争论，还是很有帮助的。
梁启超的基本观点是，“因为诗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美的技术”，故“格律是可以不讲的，修辞和音节却要十分注意”。自称“并不反对白话诗”的任公先生，在批评守旧的“老先生”不该蔑视文学史上早已“粲然可观”的白话诗的同时，顺带扫了一下完全排斥文言的“偏激之论”：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论调，当然是胡适等新派人士所不愿接纳的。说梁启超因胡适的反驳而不愿发表此文，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但梁氏此文迟迟未能定稿，起码是知道其立说关系重大，需要从容斟酌。白话缺乏锤炼，表达复杂的情感与思绪有困难，这是五四时期反对废除文言者常持的见解，梁启超不过是将其限制在新诗写作：“我觉得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的说法还偏于防守，接下来任公先生开始主动出击了：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两宋的大词家，大半都懂音乐，他们所创的调，都是拿乐器按拍出来。我们依着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韵味双美。我们自创新音，何尝不能？可惜我们不懂音乐，只成个“有志未逮”。而纯白话体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碍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那里得好音节来？……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五册卷四十三75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批评“满纸‘的么了哩’”的新诗，直接指向已经名满天下的“尝试”，如此刻薄的评价，自然不可能为胡适所接受。至于表彰《尝试集》中“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估计也不会让胡适高兴。因为，未能完全摆脱词调的影响，这正是他在《尝试集》的三则序言中所再三检讨的参见拙文《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4、5期。。
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时，梁启超将话题从白话诗转为白话文，而且将南北两大学的论争拉扯进来：我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做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以为“辞达而已”，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现在南北二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我以为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梁任公讲演，卫士生等笔记：《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53页，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如此“严守中立”，“不拘文言白话”，估计南北二大学的先生们都不领情。但此时此地作如此表态，梁启超主要针对的并非明显处守势的东南大学诸君，而是风头正健的新文化人。在讲到“论辩之文”该如何撰写时，梁启超有一段妙语，很能说明其时梁君的论辩策略：同是一句话，对甲说和对乙说不同，对大学生和对中小学生说不同。同一篇演说稿，在东大与北京所生的效力不同。同是一句话，春秋人说出没有价值，现在欧洲人说出大有价值。做文时先须看自己所做的文，要给何人看。同上书，42—43页。为了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讲演时必须加上“本地风光”，这是所有讲演者都懂的小窍门，就好像这次“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系列讲演，梁启超分别在四处提到东南大学农科及附属小学、东南大学大礼堂、东南大学、南师附中等同上书，10、34、42、51页。，但在文白之争的脉络中谈论东南大学，可就不是一般的顺水文章。
当笔记者提出将此讲稿公开刊行时，梁启超在回信中单挑国文教学中的“文白之争”，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学作文，文言白话都可；至于教授国文，我主张仍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的十分完好，《水浒》、《红楼》固然是好的；但要整部的看，拆下来便不成片段。卫士生、束世澂：《〈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序言一》，梁任公讲演，卫士生等笔记：《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段话必须与任公先生发表在《改造》4卷9号上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照阅读，方能明白其真实的意旨。《改造》上的文章并未刊完（只刊1—9节，全文共12节，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乃梁启超1922年7月间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演的底稿（文章第二节有“例如作一篇南开暑期学校记”云云）。此文第一节有一关键性的注释，值得抄录：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我认为不妥。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虽不必讲什么“因文见道”，也应该令学生连带著得一点别的智识，和别的科学互相补助。像那纯文学的作品，《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领略他文章妙处，非全部通读不可。如此庞大的卷帙，实不适学堂教科之用。此其二。体裁单纯，不彀教授举例。此其三。梁启超：《作文教学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卷七十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这里所说的“有人”，明显指的是胡适。因此前两年，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其中提及“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第一要点便是“看小说”：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胡适：《中学国文教学法》，《胡适文存》卷一30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单看这段话以及梁启超的反驳，会觉得胡适太过分了，将一己推崇“白话文学”的主张，贯彻到千百万中学生的阅读中。让学生们整天抱着《水浒》、《红楼》，就能学好国文？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胡适“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同上书，306—307页。，五分之三学古文，五分之二学国语、文法、演说、作文等。只不过其以章回小说作为中学国文教材的主张更具冲击力，故引起广泛的关注。
就在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前后不久，胡适就此问题重新阐释。据《胡适的日记》，7月6日上午“在寓作《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下午四时在山东省议会讲演；8月17日“整理在济南的演说辞，重做了二千字”。这篇刊于1922年8月27日《晨报副刊》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日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在这则由讲演改写的文章中，胡适对前说做了若干修正，最关键的是以下两点。首先，贬低古文教学：“三四年前普通见解总是愁白话文没有材料可教。现在我们才知道白话文还有一些材料可用，到是古文竟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不是古人没留下好东西，而是“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故学生无法自修。一方面为自家提倡的“整理国故”作铺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白话文大有可教。其次，关于国语文教材，前三部分按兵不动，增加了第四部分“古白话文学选本”：依时代编纂，约自唐代的诗，词，语录起，至晚清为止。这种选本可使学生知道——白话文非少数人提倡来的，乃是千余年演化的结果。我们溯追上去，自现在以至于古代，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很好的白话文，都可供我们的选择。有许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胡适文存二集》卷四249—250页。这里所描述的“古白话文学选本”，不正是适之先生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所讲的《国语文学史》吗？日后改写成《白话文学史》时，胡适在《自序》中称：“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白话文学史》。将“选本”与“史著”结合起来，使得大学教授的专深研究与中小学教员的课堂教学相勾连，此乃胡适等新文化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也是在这则《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插曲。为了说明“吾道不孤”，胡适引证了黎锦熙的意见：这次本社年会国语国文教学分组里，黎锦熙先生提了一个议案，他说：“中学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愿意学习文言文者，虽可听其自由，但只可当作随意科……”，可以做个参考。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胡适文存二集》卷四247页。可读胡适1922年7月5日日记，发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期间，为黎锦熙的议案，胡适与之“辩论甚烈，几乎伤了感情”。黎锦熙所提“议案主文”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次类推。黎氏的这一主张，与梁启超的设想十分接近。但这一带有“折中色彩”的主张，受到胡适的坚决抵制；适之先生要求将其修改为：“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胡适的日记》394页。这里的差别在于，黎、梁等更多考虑中学教育的特点，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目标；而胡适则担心好不容易取得胜利的白话文，在其立足未稳之时，会被传统的中小学教育所架空。
相对于胡适斤斤计较“文白优劣”，周作人更关注“文艺上的宽容”。单看“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或者“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离而非合并”，“正确的方法是听凭各种派别思想自由流行，去吸收同性质的人，尽量的发展”参见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1922年2月5日《晨报副刊》）、《文艺的统一》（1922年7月11日《晨报副刊》）以及《文学的讨论》（1922年2月8日《晨报副刊》）。，你以为他是在发空论，接下来这段话，方才透出其不离新文学家立场，但又充满弹性的理论特色：文艺上的激变不是破坏（文艺的）法律，乃是增加条文；譬如无韵诗的提倡，似乎是破坏了“诗必须有韵”的法令，其实他只是改变了旧时狭隘的范围，将他放大，以为“诗可以无韵”罢了。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1922年2月5日《晨报副刊》。如此平和但坚定的变革主张，乃周作人的天性及学养所决定的。而这背后，蕴涵着对于“思想垄断”的警惕——不管这一垄断来自新阵线，还是旧营垒。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周作人为何津津乐道其“自己的园地”。
注重“创造”而不是“破坏”，强调自家面目，使得1922年的周作人，虽然也写《“评尝试集”匡谬》、《国粹与欧化》、《思想界的倾向》、《复古的反动》等一系列“战斗的文章”，但着重点已经转移到如何更有效地完成新文学理想的自我建构。因此，当你读到他一面批判道德上的以及文学上的“复古”，一面又说“古文学的研究，于现代文艺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建设现代国语，须在普通语上加以改造，“采纳古语”，“采纳方言”，“采纳新名词”时参见周作人《古文学》（1922年3月5日《晨报副刊》）和《国语改造的意见》（《东方杂志》19卷7号，1922年9月）。，不会觉得互相抵牾。作为文体家的周作人，其希望年轻一代“成为真的古今中外派”周作人在1922年4月2日《晨报副刊》上以仲密笔名发表的杂文，题目就叫《古今中外派》。，以及强调“采纳古语”的重要性，在1930年代有进一步的发挥。
胡适坚持中学必须以国语教学为主，周作人强调现代汉语应该“采纳古语”，固然属于新文化人的自我调整；章太炎质疑无韵的白话诗，以及梁启超批评以《水浒》、《红楼》为中学教材，也都没有否定白话文发展的大方向。曾在晚清提倡俗语文或以白话述学的梁启超和章太炎，乃五四新文化人眼中的“老新党”；在白话文的教育及审美功能的认识上，与新一代知识人的立场确有差异，但并非真正的论敌。也正是这种“参差不齐”，让我们了解文化转型期思想及文学界的复杂性——即便真的如胡适所言，“反对党已破产了”，但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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