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革新教学体系，宣传维新理想，培养造就大批变法维新人才(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韩文举、梁启勋等)。这一经过，《康南海自编年谱》有详细记载。如“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则云：“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而“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岁”则有曰：“（八月）二十二日封万木草堂，以吾所藏及书藏书三百余箱，尽付一炬，所著行之书，亦已行各省毁版矣。”康有为：《康南海自订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19、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扣除奔走国事的戊戌年，康有为讲学万木草堂的时间，足足七年；弟子张伯桢据1896—1897年于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的《南海师承记》，也证明这一点。对于康门弟子来说，万木草堂听讲，是闻“大海潮音”，乃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像梁启超说的，“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参见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1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讲学，因有众多弟子的追忆，以及若干讲义的流传，后人得以了解其大概。梁启超《三十自述》所说的“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7页。，稍嫌笼统了些，还是《南海康先生传》描述更为精到。稍作归纳，康有为讲学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讲学宗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讲学时间：“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讲学方式：“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3页。
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撰有《“万木草堂”回忆》一文，与兄长的描述相呼应：“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189—190页。另一康门弟子卢湘父，其《万木草堂忆旧》“草堂学风”则，更涉及康有为讲课的神态：“康师讲学不设书本，讲席上惟茶壶茶杯，余无别物。但讲至及半，馆童必进小食，点心、粉面不等。盖康师娓娓不倦，辄历二三小时，耗气不少，故须食料以补充之。”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181页。除了所有门生都感兴趣的“学术源流”，照理说，应该还有文学方面的内容。作为“学规”的《长兴学记》（1891），其“游于艺”分为“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四目；而《桂学答问》（1894）也谈“辞章之学”，从“先读《楚辞集注》，次读《文选》，则材骨立矣”，一直说到“能沉吟《六十家词钞》，自能鲜丽矣”参见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11—12、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门生的追忆不尽相同，梁启超称其设置“文字之学”，包含“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尽管康本人不懂外文）；卢湘父称“康师所讲，多为学术源流，然亦偶及八股，尝讲管韫山及袁太史两稿”；而梁启勋最为细致：“又如文学中的书、画、诗、词等亦然。书法如晋之羲、献：羲、献以前如何成立，羲、献以后如何变化；诗格如唐之李、杜：李、杜以前如何发展，李、杜以后如何变化；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8、181、189—190页。
好在弟子们极为崇拜康有为，“日札记其讲义”梁启超《三十自述》有曰：“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而这些笔记又多有流传。1988年中华书局刊行《万木草堂口说》，整理者用的是藏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南海康先生口说》和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万木草堂口说》。其中涉及文学的部分有“文章源流”、“文学”、“论文”、“骈文”、“赋学”、“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八股源流”、“袁稿”等参见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230—250页。。仅以“文章源流”为例：古人言语文章无别。《六经》皆孔子文章。《易经》多工夫。胡稚威谓，人皆死，惟文不死。古来圣贤豪杰皆死，惟有文可以不死。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文有自然之法，有创造之法。《诗》，词章之祖，李斯词章亦佳。《书》，开记事之体。……后汉至六朝俱骈文。昌黎一人独倡古文，当时未之从也，从之者柳宗元及其徒数人而已。昌黎文范围有宋一代。本朝讲侯、汪、魏三家。龚定庵能追周秦以上之文。唐以前之文，简腴厚曲，唐以后之文，长枯薄直。同上书，230—231页。这些精彩言论，中华书局版每句断开，单独排列，因都是大判断。此乃传统中国大儒讲学的特点，吉光片羽，精美绝伦，但满天星斗，点到即止。一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口说》，都是如此。文字简略，思路又如此跳跃，必须将其还原到朝夕相处的师徒讲学这一特定环境，才能明白其佳妙之处。这里需要的是结论，而不是具体的论证过程，与晚清以降引入“教科书”，肯说“多余话”，形成了鲜明对照。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刊行《康有为全集》第二卷（姜义华、吴根樑编校），除了此《万木草堂口说》外，还有更多的收录。如弟子张伯桢据1896年秋康有为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张伯桢1896—1897年于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的《南海师承记》，以及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不明来历抄本《万木草堂讲义》参见《康有为全集》第二卷（姜义华、吴根樑编校）253—432、209—252、437—558、559—6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南海师承记》记录“文章源流”部分，与上述《万木草堂口说》很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书前张伯桢的题记：伯桢自离草堂后，或闭户自修，或讲学授徒，或游学蓬岛，一肩行李，仓皇奔走，靡日不以草堂受学之笔记相追随。旅舍荒凉，展卷相对，若坐春风，如沾化雨，虽散处异地，不啻相习一室，则身纵隔而神实相聚，其梦寐固潜通，其精神又互相感召者也。张伯桢：《南海师承记·题记》，《康有为全集》第二卷438页。将如此宝爱的笔记整理成书，“卷首附以《学章》，揭受业之程序也。卷末附以《师传》，明生平之向往也”。然后，“编成邮寄沪上，乞南海先生审定，乃付梨枣，以广其传。先生闻之，谅亦深表同意者耶！”很可惜，不知何故，康有为并没有为其审定，也未“深表同意”，此书稿也就只能长期搁置了。或许，张氏说得对：“然以一口授，一笔述，仓猝记录，文笔草率，意义错误，知所不免，此盖述者之责。”同上书，438—439页。与此相类似，章太炎晚年也曾拒绝刊行未经自己审定的讲演稿汤炳正《忆太炎先生》称：“当时，应全国学术界的要求，每一门课讲毕，即将听讲记录集印成册。先生以精力不给，付印前皆未亲自审校。因此，在听讲记录出版时，他坚决反对署上自己的名字。”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68—369页。，原因很简单，担心记录有误，以讹传讹。
文学观念方面，很难说日后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等人，是如何继承康有为的衣钵；真正深刻影响弟子们的，是康的学术史讲授。就像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说的：“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189页。若将《万木草堂口说》中“学术源流”、“孔子改制”、“诸子”、“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明国朝学派”等部分稍事整理，可视为“简明中国学术史”。想想日后梁启超之热衷于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5）等，不难明白其中的师承。
1922年4—6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第一讲开篇就是：“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1页。首开纪录的“东京讲学”，说起来相当复杂——只有将1906年便已开始草创的国学讲习会，以及1908年大成中学颇成规模的系列讲演，再加上同年民报社的小班讲授等贯穿起来，方才当得起章氏颇为自得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在东京生活的五年多里，章太炎的工作重点有所转移，但广义的“讲学”始终没有停止。至于讲学内容，载《民报》第七号（1906年9月5日）的《国学讲习会序》称：“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该会刊行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日本秀光社印行，1906年9月）包含《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216—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章门弟子在追忆其师讲学时，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见所闻颇多差异；只是在章氏喜欢讲授《说文》与《庄子》这一点上，各家回忆比较一致。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以及周氏兄弟等八人小班的修习效果最为明显，也最为后世学者所看重。以至一提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最先进入视野的，便是这个小班。这当然与周氏兄弟日后的赫赫文名，以及其追忆文章十分精彩有关。2008年年底，中华书局刊行据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三人笔记整合而成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面对如此难得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原始资料，我在座谈会上感叹：诸多弟子提及东京讲学时，章太炎除了《说文》，还讲授诸子学、《庄子》、《楚辞》、“中国文学史”等，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机缘、有能力，像这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一样，作一番认真细致的钩沉？
章太炎寓居东京期间的著述，《国故论衡》中卷七篇专论文学，可惜与讲学没有直接关联；《章太炎的白话文》多有演说或“拟演说”，但又不牵涉文学。参见陈平原《〈国故论衡〉导读》，《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四章“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唯一有关系的是，章太炎《文学论略》中批评“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据许寿裳称，这是直接针对鲁迅在讨论班上的发言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24—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许氏此说不无争议，学界多有辨析参见谢撄宁《章太炎年谱摭遗》35—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学人》第十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1—3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至于讲课风格，周作人和许寿裳的描述倒是很相似，一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周作人：《民报社听讲》，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209页。一说：“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意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47页。如此“妙语解颐”，若讲授的是《庄子》或“中国文学史”，当更为精彩。
倾向于书院讲学的章太炎，对新式学堂的教学方式很不以为然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二章“官学与私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辛亥革命后，多次拒绝北大、清华的盛情邀请。面对日渐强大的现代教育及学术体制，太炎先生坚持独立讲学，因此，也就不必顾忌教育部的课程设置了。1922年之上海讲学，总共十讲，第一至第三讲是“概论”（含“国学之本体”及“治国学之方法”），第四、五讲“经学之派别”，第六、七讲“哲学之派别”，第八、九讲“文学之派别”，第十讲为“国学之进步”。谈及“文学之派别”，章太炎分“集内文”和“集外文”，前者包括“记事文”和“论议文”两类，后者则有经、史、子以及数典之文和习艺文的分别。经、史、子不用说，其中不乏好文章；就连一般认为枯燥无味的“习艺之文”，章太炎也加以掘发，如算术的《九章算法》，工程的《周礼·考工记》，农事的《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医书的《素问》、《千金要方》，地志的《禹贡》、《水经》等，都可作为散文品鉴：“以上各种，文都佳绝，也非集部所具有的；所以我们的目光，不可专注集部。”参见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79—84页。如此跳出集部谈文学，是章太炎的绝大眼光。可惜的是，上海讲学虽声势浩大，实际效果远不及东京的小班。第一次听众上千，那是为了看名人；以后迅速退潮，约以五六十人为常。为什么？公众实在听不懂，既怕艰深的讲课内容，又怵余杭方音的杭州话参见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242页。。日后，太炎先生还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所”，继续讲授他所擅长的“国学”参见章太炎主讲，孙世扬校录：《国学略说》，香港：寰球文化服务社，1963年2月初版。该书共240页，除“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另有附录三种，跋语乃潘重规所撰。，但已经是明日黄花。
假如一定要在章太炎的“国学”论述中，凸显其“文学教育”的位置，那么，不妨落实为东京及上海讲学时对于三国两晋文辞的强调，以及对于“集外文”的表彰。经过周氏兄弟的诠释与转化，这一“重写文学史”的努力，日后被中国学界广泛接纳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只是随着大学体制日渐完善，“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系的主要课程，凭借个人魅力独立从事“文学教育”，已成遥远的记忆。1920年代以后，在中国文坛及学界肆意挥洒才情的，是康、章那些充满叛逆精神的学生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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