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新文学”课程的开设，必须兼及作为“民间文学”的《中国歌谣》，因为，二者呼应的，都是五四新文化思潮，都与朱自清的母校北京大学密切相关。如此大刀阔斧地开辟“新学术”的疆域，得益于一所前途无量的新大学之迅速崛起，也得益于与北大展开学术竞争的强烈愿望。正如同事浦江清说的，朱自清在清华讲授“中国歌谣”，“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从油印本《歌谣发凡》（四章），到铅印本《中国歌谣》（六章），再到浦江清等人校读整理的正式刊本（同样只有六章，另外四章只有题目），依稀可见朱自清远大的学术愿景：“这是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别人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没有写成，单就这六章，已足见他知识的广博，用心的细密了。”浦江清：《〈中国歌谣〉跋记》，《中国歌谣》21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比起“中国歌谣”来，“中国新文学研究”这一课程的诞生与消逝，更让人感叹嘘唏。讲授“新文学”，既是杨振声、朱自清的学术立场，也是清华大学后发制人的优势所在。收录在《清华大学一览》（1929—1930年度）中的《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乃中国文学系主任杨振声所撰：“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欲达到此目的，所以我们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参见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8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此文虽未署名，但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称：“其实要创造新文学，也还是得研究旧文学；这层杨先生《中日“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一文（见本大学一览）中已经详说。”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更值得关注，此文开篇就是：“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朱自清所撰“概况”，批评其他大学国文系“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而清华则希望另辟蹊径，关注刚诞生不久的“新文学”《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初刊《清华周刊》35卷11、12期《向导》专号，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405—40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有人说大学不能研究当代文学，也不能提倡创造。……请看看，新文学是谁提倡起来的？不就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么？现在中国社会还未上轨道，大学是最高的学术机关，她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与力量。创造新文学的使命，她义不容辞地该分担着。所以无论当代作品怎样不济，我们的大学生费一些时间去研究，决不是不值得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朱自清全集》第八卷406页。比起国内其他大学的国文系，从“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有其特殊优势，那就是学生普遍外语好，且更能欣赏外国文学。1932年4月11日，刘文典在清华大学纪念周就“清华大学国文系的特点”作专题讲演：“我们清华大学的特点，就在学生的外国文程度，比其他的任何学校，都要高些。我们国文系就正是要利用这个特点，来实现我们的理想。”参见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117页。希望扬长避短的清华国文系，强调与外国语文学系互相渗透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外文系的态度。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1935年）称：“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不管你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翻译，甚至用西文著述，“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均不可不丰厚”。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31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以及格外关注“新文学”的创进，二者其实颇多关联，都是想打破国文系只做“旧文学”且侧重“考据”的陈规。
可惜如此大胆创新，很快就偃旗息鼓了。1934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41卷《向导》专号上，有系主任朱自清所撰《中国文学系概况》：“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从前做考据的人认文学为词章，不大愿意过问；近年来风气变了，渐渐有了做文学考据的人。但在鉴赏及批评方面做工夫的还少。……这等处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至于创作，我们也注意；习作一科，用意就在此。”“所谓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各教授指导范围，涉及文学者，有刘文典之“选学”、杨树达之“汉书”、闻一多之“诗经”、“楚辞”、“唐诗”，以及陈寅恪之“佛教文学”和俞平伯之“词”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296—298页；又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413—416页。。至于系主任的指导范围，此“概况”没说，但肯定不会是“新文学”。因为，此时“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已经停开了。
表面上，作为选修课，“新文学研究”一直到1936—1937学年度都还保留着，但“门虽设而常关”。1937年刊行的《清华大学一览》，收录有《中国文学系学程一览》（1936—1937年度），其中第四年有三学分的“新文学研究”和二学分的“习作”（分诗、小说、散文三类）。对于编号“国294”的“新文学研究”，有课程说明（“分总论各论两部讲授。总论即新文学之历史与趋势，各论分诗、小说、戏剧、散文、批评五项”），但没说由谁来讲授。本学年朱自清开的课程是“宋诗”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参见《中国文学系学程一览》（1936—1937年度），《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299—311页。。
朱自清之所以意兴阑珊，放弃讲授“新文学”，其入室弟子、日后指导整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王瑶，有很好的说明：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朱先生开设此课后，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燕京、师大两校也由于同学的要求，请他兼课；但他无疑受到了压力，1933年以后就再没有教这门课程了。王瑶：《念朱自清先生》，《王瑶全集》第五卷607—60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念书的张清常，日后曾深情地谈及系主任钱玄同如何请朱自清前来讲授“新文学概要”这门课，给保守的师大国文系“吹进了新鲜空气，对于我们开通思想，扩展眼界，面对现实，大有好处”张清常：《怀念佩弦老师》，《完美的人格——朱自清先生的治学和为人》93—10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可在清华校内，朱自清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只好悄然收兵。
其实，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而是同属文学的“诗经”、“楚辞”等。当时的清华，一如北大，国文系内部分语言与文学两大类。至于学术风气，从“文学革命”转为“整理国故”，大学里尊古之风日渐盛行。“提倡‘拿证据来’的科学方法，虽然只是胡适个人的表述，但1920年代的中国学界，对考据的推崇乃至迷信，直接导致了知识类型的转化，那就是诗学的衰落与史学的兴起。毫无疑问，任何学问都需要‘高远的想象力’，但‘整理国故’作为一种思潮，对新史学的崛起，是个很好的契机；而对于正在转型中的‘文学教育’，则造成不小的冲击。”参见本书第二章“知识、技能与情怀”第一节“在‘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虽说青岛大学闹学潮时喊出“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讥笑沈从文不该跑警报，都只是极为个别的案例，但国文系师生普遍重“功力”而轻“才华”、重“古典”而轻“现代”，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无疑对朱自清造成很大压力。翻阅《朱自清日记》，你会发现，清华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朱自清，内心十分紧张，平日讲课患得患失，假期开列阅读书单，还不断地自我检讨。1936年3月19日的日记是这样的：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朱自清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40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翻阅朱自清日记，两个细节值得玩味。1934年，中文系学生要求取消“西洋文学概要”，朱自清表示“此事殊为难”；而此前一年，外文系同事“顾宪良谈新文学一科无甚意思，予以为然”同上书，292、263页。。可见这两门课在系主任心目中的地位截然不同。朱自清1933年后不再讲授“新文学”，也包含自家的学术判断。
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到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再到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对于晚清文学改良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创作，学界其实已经开始关注；但将其引入大学课堂，朱自清确实是开了先河。《中国新文学纲要》总论三章，各论五章，创立了按文体分类评述的原则参见王瑶《念朱自清先生》第七节，《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325—3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纂史》（第二版）28—2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样的设计，既属于文学史，也符合大学课堂讲授要求举个例子，第六章“戏剧”包括：1.戏剧改良运动（《新青年》）；2.爱美的戏剧运动（陈大悲）；3.田汉、洪深、欧阳予倩；4.几个剧作家（标题大有讲究，谈论郭沫若、丁西林、白薇、徐志摩）；5.国剧运动（晨报副刊及国立艺术大学，余上沅）；6.熊佛西等的戏剧运动（剧论、剧本、舞台）；7.近年各地的戏剧运动；8.历史剧与儿童歌剧；9.各家剧论（宋春舫、周作人、梁实秋）；10.其他（狂言、花鼓戏、木人戏的提倡）。视野如此开阔，不只谈运动，还包括作家、剧本、学校、报刊等，若是专门著述，需要大量篇幅；而讲稿则不妨点到即止，主要是给学生开拓视野和胸襟。。
最早将“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的朱自清，在巨大压力前退却，1933年以后不再讲授这门课。可他本人的学术立场并没有改变。1947年，朱自清公开赞赏李广田《文学与文化》（刊《国文月刊》43、44期合刊）中的表述，称大学国文系应该传授新文学：“到了现在，我们的新文学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新传统已经建立起来，对于有些作家与作品已经有了差不多公认的评价，我们是可以相当的客观的来选择来教学了。”即便无法独立开课，朱自清设想：“若能添设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的课程，将新文学放在末一期里，那就可以讲得详细些。此外必修科的文选（及习作）全年六学分，诗选（及习作）全年六学分，也可以留一部分时间给现代文和现代诗（白话文和白话诗）。”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国文月刊》63期，1947年12月11日；《朱自清全集》第二卷114—115页。让朱自清意想不到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新文学”/“现代文学”作为新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成为引领风骚的主流学科。
朱自清讲授“中国新文学”的事业，日后由学生王瑶、吴组缃等人继承。前者广为人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初版自序，提及1950年教育部确定开设“中国新文学史”时对此课程的要求，还有清华中文系同事李广田、吕叔湘、吴组缃、余冠英等的鼓励和帮助。王著学术上有两个导师，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前者在思路及立场，后者在方法及体例。借文体分类叙述来架构全书，便是从朱自清那里学来的。，后者则比较隐晦。1942年8月，经老舍介绍，吴组缃兼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师，先后讲授“现代文艺”、“文艺文”、“小说研究”、“文学概论”等课程。为准备讲义，那年九月，吴致函自己的老师朱自清，向其借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参阅方锡德《吴组缃生平年表》，见《吴组缃先生纪念集》377—37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另据姚柯夫编著《陈中凡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947年8月，即将应聘出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的吴组缃，曾致信系主任陈中凡，谈及其“现代文学”一课的讲授设想，希望“偏重西方文学之渊源影响方面”，理由是“以‘五四’以来，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或理论，为时甚短，成就不高，内容殊嫌贫乏”（61页）。。六年后，朱自清逝世，吴组缃在《文讯》上发表《敬悼佩弦先生》，特意提及早年在清华园听讲“新文学”课程。作为功力深厚的小说家，吴文的描写十分传神：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惟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拾荒集》1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吴组缃说得对，“朱先生主持的清华中国文学系，定立的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而其备课十分认真，但讲授时不是很自信，这符合朱自清的一贯做人及作文风格。
一般人印象中，吴组缃是著名小说家；殊不知，1949年9月吴应清华大学聘，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的是“现代文学”、“历代诗选”等课程。1952年9月，吴调任北大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1954年8月为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撰《〈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刊《人民文学》），此后才逐渐转为讲授“《红楼梦》研究”、“《聊斋志异》研究”等专题课参见方锡德编《吴组缃生平年表》，《吴组缃先生纪念集》366—394页。。据吕德申、黄修己撰文追忆，吴组缃从清华转北大，既讲古代小说，也讲现代文学；最精彩的，还属关于现代小说的艺术分析吕德申《回忆吴组缃先生》称：“吴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开的第一门课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吴先生备课非常认真，他的讲稿是最详细完备的。据我所知，他每次讲课前，几乎总要把讲课内容的每一句话都写成讲稿。一篇讲稿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黄修己《求知问道遇良师》追忆当年听吴组缃讲茅盾小说《春蚕》以及鲁迅小说《离婚》：“我终于有幸在他的引领下，又一次登临、观赏小说艺术分析的胜境，真让人看得如痴如醉，留连忘返。”分别见《吴组缃先生纪念集》212、163—165页。。让老学生们啧啧称奇的《说〈离婚〉》、《谈〈春蚕〉》，日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苑外集》。谈及茅盾名作《春蚕》、《子夜》时，吴组缃竟然称：“茅盾的这些作品，一般是有说服力的，但感染力则比较薄弱，原因就在于生活不足。”吴组缃：《谈〈春蚕〉》，《苑外集》2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这跟他三四十年代所撰《读〈动摇〉》、《评〈子夜〉》、《关于〈霜叶红似二月花〉》等文一脉相承，都是认定茅盾的创作太“受着抽象概念的指引与限制”，“使人似乎觉得，这些人物都是作者根据推理设想出来的，而不是根据深刻的实际观察与体验创造出来的”吴组缃：《关于〈霜叶红似二月花〉》，《苑外集》210页。。作为小说家，吴组缃深知茅盾创作的长短，且直言不讳；而他与茅盾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这点尤为难得。可惜的是，吴组缃后来不教现代文学课程，也很少写这方面的论文，人们于是只记得王瑶开创“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贡献孙玉石在《一个光亮的灵魂——怀念吴组缃先生》中，提及同样研究鲁迅，王瑶和吴组缃如何互相推崇（参见《吴组缃先生纪念集》259页）。一是史家趣味，一是文人眼光，二者确实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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