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同时还是个好学者、好教授。查《鲁迅日记》，鲁迅接受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代表学校送来的聘书这份蔡元培签署的《北京大学聘书》，署“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原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在1920年8月6日。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12月24日，鲁迅第一次踏上北大讲台。此后的六年，教育部官员周树人，除在北大讲小说史，还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以及中国大学兼课；最忙的时候（1925年11月），竟然在六所学校之间奔波关于鲁迅在北京大学等八所学校兼课的情况，参见顾明远等著《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31—46页。。因主要讲的是“小说史”，大都不用专门准备，可借用北大的讲义，这期间，鲁迅还忙里偷闲，应邀到西安走一趟。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先是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1926年8—12月），后又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1—6月）。就这么不到八年的时间里，鲁迅除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编辑《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还在讲台上挥洒自如，取得令后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关于鲁迅的学术贡献，我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等文中，已多有涉及，这里不赘。。
鲁迅在北大讲小说史，这段历史广为人知。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我曾引述当年在北大听课的常惠、许钦文、董秋芳、王鲁彦、魏建功、尚钺、冯至、孙席珍、王冶秋等九位老学生的追忆，并得出如下结论：“单看这么些追忆文字，你就能明白，擅长冷幽默的鲁迅先生，站在北大讲台上，讲述的是‘小说史’，可穿插‘小说作法’与‘文化批判’，还‘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难怪教室里会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讲话是有高度艺术的’，一点也不过分。”
至于鲁迅在女高师的授课情况，除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的追忆，还可举出陆晶清的《鲁迅先生在女师大》。据这位1922年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才女称，1923年10月13日星期六上午，鲁迅正式开讲：“课程名称是‘小说史’。但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之前，曾讲授过一学期多些时候的文艺理论，是以所译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著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着重讲了‘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章。”此后，鲁迅还曾为沈尹默代课，为女高师学生讲过《楚辞》陆晶清：《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403—404页。。
1924年7月，鲁迅赴西安，在西北大学与陕西教育厅合办的暑假讲习会演讲，这十一次演讲，整理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阅读讲稿，很容易理解其用心：依旧是小说史，只不过更为通俗化。这既是因材施教，也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在政治形势险恶的西安，鲁迅的讲授，不像北大课堂那样夹杂许多政治讽喻，就连给下级军官士兵讲演，“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时任陕西省省长公署秘书、负责接待的张辛南，1942年6月22日在《中央日报·艺林》发表《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提及此事。参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200页。。正所谓“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篇》）。也有一些引申发挥，但无关大雅：“鲁迅老师与我们讲课时，讲完《红楼梦》那一部分，他问道：‘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当时许多同学都不假思索，随口乱答。其中一个同学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鲁迅老师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不爱。’又问：‘为什么不爱？’答曰：‘我嫌她哭哭啼啼。’这一次问答就此完结。我常推想这正是鲁迅先生教育青年改正数千年来以‘工愁善病’‘弱不胜衣’的美态看妇女的错误思想。所以这一段话永远在我的脑中深印着。”王儒卿：《回忆鲁迅》，转引自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13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学生记忆中的课堂，大都是专业论述之外的“闲话”。不过，这段关于林黛玉的妙语，很可能是为了活跃气氛，事先准备的。因为，北大法文系学生、听了四年鲁迅“中国小说史”课并帮助校对讲义的常惠，晚年撰文称：“先生在讲堂上曾说过：‘你们都喜欢林黛玉小姐，其实我对她并不怎么样。’学生们都一愣。先生停了一下才说：‘我不喜欢她，因为她是痨病鬼。’同学们都笑了起来，先生绷着脸不笑，然后微微一笑。”常惠：《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424页。
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的是文学史和小说史，其授课情况，据1926年间就读厦门大学国文系预科并发起组织厦大文学团体泱泱社的俞念远（荻）称：“他自己在讲坛上是不多笑的；可是他的讽刺的新锐语，却使学生不得不笑的。”“他的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管干巴巴的一句一句的读讲义，枯燥无味的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的丰富多彩。……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恐怕时间过得太快。”参见俞念远（俞荻）《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和《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458、468页。这两段引文，前者出自初刊1936年5月16日《西北风》2期的《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后者则是发表在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的《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二文相隔二十年，但大致印象一致。
提及鲁迅的广州讲学，此前更多关注其如何与年轻人接触，怎样鼓吹革命，还有与共产党人的联系等参见曾敏之《鲁迅在广州的日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描述课堂教学的，则来自老朋友许寿裳的《鲁迅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致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许寿裳：《鲁迅的生活》，《我所认识的鲁迅》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北京第三版。
从1920年被北大聘为讲师，到1927年6月正式辞去中大教职为抗议“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军警抓捕中大师生，1927年4月29日，鲁迅致信中山大学委员会，辞去一切职务。学校当局多次挽留无效，6月6日方才允许其辞职。，鲁迅的教学生涯并不长，却给学生留下了那么多美好回忆。鲁迅刚去世，昔日老友钱玄同撰文，极力表彰《中国小说史略》：“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1936年10月26、27日北平《世界日报》。其实，不仅著述了不起，课堂上的讲授同样值得夸耀。“课堂”不同于“著述”，有人擅长写书，有人喜欢教学，像鲁迅那样有学问且能讲课的，最为难能可贵。谈及学术贡献，“著述”备受关注，而“讲课”则似乎可有可无。刻意引入若干追忆文字，目的是呈现那些对当年的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声音”。记得小说家王鲁彦有个说法，十分动情，但不无夸张：“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鲁彦：《活在人类的心里》，《中流》1卷5期，1936年11月5日，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121页。这样的文学课堂，自然值得我们永远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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