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有关西南联大的历史文献中，小说家汪曾祺的三则散文，起很好的点染作用。谈日常生活的，数《泡茶馆》最为传神；谈学术风气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很有韵味；谈教授身影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更是精彩。“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这篇撰于1986年年初的文章，结尾是：“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也就是说，此文发表时，著名小说家沈从文(1902—1988)仍健在。汪撰文的目的，不是怀旧，也不是辩诬因刘文典讥笑沈从文这一逸事流播甚广，世人想当然地认定，作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被排斥，整天受窝囊气。其实不然，西南联大内部新文学作家不少，文学活动也很活跃。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看沈从文的聘用、开课、晋升以及薪水等状态，没发现受歧视的影子。那段时间，沈从文确实心情不好，主要是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与校园政治关系不大。，而是探讨“写作”到底能不能教。
作为大学教师，沈从文的教学别具一格。在刊于《人民文学》1986年5期上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汪曾祺是这样描述沈从文的教学生涯的：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5页。诗人杜运燮当初并没正式选沈从文的课，只是慕名前去旁听。几十年后的追忆，与汪曾祺不谋而合：讲课的口才不是他的特长，声音很低，湘西乡音又重，有的话听不见，有的听不懂，因此听过几次后，就不想去了。但一直认为他是我的一位好老师。可说是不上课的老师。更确切点说则应该是，在他家里上课的老师。他是一位善于个别辅导和施行身教的难得好老师。我十分爱上这种课。为什么不太会讲课的沈从文，可以被称为“好老师”？因为，“到教室听他的课，甚感吃力，似乎学生听得吃力，他也讲得吃力”；可私下里接触，每次晤谈，聊及文学话题，“都是一次愉快的享受”杜运燮：《可亲可敬的“乡下人”》，巴金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210—21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历史系学生刘北汜也是来旁听的，提及“选读他《各体文习作》的同学很多，三间大的教室，总是座无虚席，不少同学不得不搬了椅子坐在门外窗外听讲，因为，不止中文系的同学来上这一课，有空来旁听的其他系的同学也不少”。虽然只是旁听，“有了习作，也是常到他家里求教的”刘北汜：《执拗的拓荒者》，巴金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172页。。另一位当年沈从文寓所的常客林蒲，日后撰写回忆录：“沈先生认为：技巧的训练是做为一个习作者起码的条件。无规矩，则不能成方圆。自己写得多了，便自然会形成自己所独特的和熟识的手法和风格。这一点和爱略特的论调不谋而合。……沈先生自己写时，是在练习情绪的体操，体验文字的韧性与综合中的个性。”林蒲：《沈从文先生散忆》，《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1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这里说的，不是“各体文习作”，就是“创作实习”；至于沈从文开设的第三门课“中国小说史”，可就没那么多好评了。历史学家何兆武在近年撰写并刊行的《上学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何兆武：《上学记》11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是很好的小说家，但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与受过严格训练的“文学博士”不同，沈从文有很好的文学感觉，但系统地讲授“中国小说史”，实乃用非所长。可在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中，“小说史”比“写作课”重要，这才能理解，沈从文为何要“勇挑重任”。
汪曾祺曾感慨自家从不记笔记，“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无法像他的同学那样，“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整理成一本《沈从文论创作》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4—465页。。这里指的是郑临川记录整理、1984年由重庆出版社刊行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郑临川整理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年由重庆出版社刊行，共178页；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的《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共377页。。没有沈从文授课笔记，很难复原当初的文学课堂，确实有点可惜；但口才不好的沈从文，曾将若干演讲及课程整理成文，这就给我们想象其课堂教学提供了便利。以下五篇文章，都注明了演讲的时间和地点：总题“习作举例”的《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由冰心到废名》三文，刊1940年8—10月《国文月刊》1—3期参见沈从文《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由冰心到废名》，分别载《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251—258、259—271、272—28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篇末注“八月三日在联合大学师院国文学会讲稿”的《小说作者和读者》，载1940年8月15日《战国策》10期，后收入1941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烛虚》；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演讲的《短篇小说》，刊1942年4月16日《国文月刊》18期。后者乃1942年联大国文学会举办的系列演讲，从1942年3月16日开始，首先是朱自清讲《诗的语言》，接下来刘文典讲《红楼梦》、沈从文讲《短篇小说》、冯友兰讲《哲学与诗》、罗常培讲《元曲中之故事类型》等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27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从“边城”走出来的大作家，站在最高学府的讲台上，纵论“小说史”与“文学创作”，其心态到底怎样？很自卑吗，不见得。请看下面这段话：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与通常所谓“学问”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所以一个文学博士或一个文学教授，不仅不能产生什么好文学作品，且未必即能欣赏好文学作品。普通大学教育虽有个习文学的文学系，亦无助于好作品的读者增多或了解加深。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74页。在大学校园里，学历太低，当然会有压力；但谈论“文学”，沈从文很自信。这种自信，并非毫无道理，只是难得他这么直率。作为已经成名的小说家，有生活体会，有文学感觉，有创作经验，这就够了，不一定非卖弄“文学概论”或“文学史”不可。请看他的另一篇演讲《短篇小说》，开篇就是，希望“加上子题”——“一个短篇小说的作者，谈谈短篇小说的写作，和近二十年来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492—507页。。不谈“短篇小说”的定义、原则、技法、风格等，谈的是短篇小说的“光荣”已经成为过去。正因为“无出路”，才显得“有希望”：“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作作。”具体落实到怎么写，沈从文的体会很特别：短篇小说的写作，从过去传统有所学习，从文字学文字，个人以为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一位。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由于对诗的认识，将使一个小说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产生选择语言文字的耐心。对于人性的智愚贤否、义利取舍形式之不同，也必同样具有特殊敏感，因之能从一般平凡哀乐得失景象上，触着所谓“人生”。尤其是诗人那点人生感慨，如果成为一个作者写作的动力时，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至于从小说学小说，所得是不会很多的。同上书，505—506页。熟悉沈从文作品的，对“把诗放在第一位”这么一种创作谈，当能心领神会。不过话说回来，这些精彩的表述，应该是书斋文章，而不是现场演说。若是胡适或鲁迅，随时可登上讲台；至于口才不好的沈从文，必定是像周作人那样，上台念稿子，再交给报刊发表。
假如真像汪曾祺说的，“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9、466页。，而这种课后的“谈天”又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何乐而不为？汪曾祺于是呼吁：“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同上。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大学中文系，有多少像沈从文那样经验丰富的作家，又有多少愿意因材施教的教师？
当年的西南联大，文学氛围很好，“它的文学院不仅出大学者，还出大作家”参见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32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汪曾祺于是感叹：“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象现在这样的作家。”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精神的魅力》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为什么这么说，请看其“自报家门”：“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茀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断。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小说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汪曾祺：《自报家门》，《语文学习》1995年11期，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288页。这样的文学氛围，不全是课堂给予的，更不局限于国文系，是整个历史情境决定的参见谢泳《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76—8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289—29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回到开头的提问：创作到底能不能教？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以及1950年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都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名言。我的辩解是：“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还能找到像沈从文那样认真执著的文学教授吗？
至于沈从文本人，二十年后，怎么看待当初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在新版《沈从文全集》中，有两封信可帮助解答这个有趣的问题。1962年10月15日，沈从文写信给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的老朋友程应，对汪曾祺不久前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并获得好评深表欣慰，接下来是：“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多了。”沈从文：《致程应》，《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245页。1965年11月18日，沈从文再次复信程应，继续为汪曾祺之不得志打抱不平：“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接下来这段话很要紧：你能有机会教作文，我觉得极可庆幸，为学生得好教师庆幸。务望十分热情十分耐烦十年八年作下去，对国家有益，有长远利益，事情十分显明。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沈从文：《复程应》，《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489页。“务望”这句话，沈从文是加了着重号的，可见其对于“教作文”一事确实看得很重。有沈—汪师生的“前呼后应”，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关键不在“写作”能不能教，而在谁来教。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