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无忧、同气相求的教授们，在传道授业之余，多有让后人欣羡不已的诗酒酬唱。1935年10月8日，中央大学教授黄侃英年早逝，汪辟疆当即撰《悼黄季刚先生》，其中有这么一段：先生尝云：“平生友朋游讌之乐，金陵为最。”盖先生之南来也，余与汪旭初、陈伯弢、王晓湘诸先生皆先至。东南旧人，有王伯沆、胡小石两先生，已而吴瞿安亦重来，林公铎先生则去年始南下。皆与先生习处者也。由十七年至二十年，此四年中，几无日不集，集必剧谈移晷，以为笑乐。汪辟疆：《悼黄季刚先生》，初刊《制言》第七期，1935年；见《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99—10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有此雅趣的不仅是黄侃，当年中央、金陵两大学的国文教授，如吴梅、胡小石等，都乐于此道。龙榆生曾撰文，追忆1930年代常去南京拜访谊兼师友的吴梅，请教词曲之事：“有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的下午，他知道我到了南京，特地叫他的学生唐圭璋君，约了我往游后湖。他老人家带着一位儿子，和唐君连我四个人，坐上小艇，叫唐君吹起笛子，他父子两个，唱起他新近刻成而颇自命得意的《霜厓三剧》来，嫋嫋余声，绕云萦水，真叫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一直游到夕阳西下，才收艇归来。”龙榆生：《记吴瞿安先生》，《风雨谈》2期，1943年5月；见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79—8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可与之相参照的，有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生曾昭燏的《忆胡小石师》：“逢春秋佳日，常邀弟子二三人出游，余多随侍。相与攀牛首，陡栖霞，探石头城之故迹，揽莫愁湖之胜景。尝于夏日荷花开时，天才微明，即往玄武湖，载一叶扁舟，破迷茫之晨雾，摇入荷花深处，轻风拂面，幽香沁人，以为斯乐南面不易。又尝于樱花盛开之际，游孝陵及梅花山，坐花下高吟唐人绝句曰：‘玉女来看玉蕊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叶时回顾，惊怪人间日易斜。’音调清越，回荡于林木间，其雅怀高致可见矣。”（见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5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如此流连诗酒，与个人天性有关，更与城市趣味相连。北大时期的黄侃，已有此雅好。弟子刘日后撰《师门忆语》，追忆私门讲学的乐趣：“每值良辰，则率众游豫。京华名胜，寻访殆遍。尝集宋人词句为联云：‘芳草游踪，春风词笔。’‘落花心绪，流水年华。’可想见当时风趣。”刘：《师门忆语》，《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114页。南京是一座古城，名胜多，文人更是不少。黄侃到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于是“颇有文酒登临之乐”。程千帆提及汪旭初的《寄庵词》里，有一首抗战时期写于重庆的《偷声木兰花》，其序云：“金陵玄武湖，当清明前后，花开如幄。季刚行吟其下，尝顾余曰：‘此真花天酒地也。’客中怀思，凄然得句。”程文接下来称：“这反映了季刚老师风趣的‘花天酒地’四字，也是传诵一时的。当时在中央、金陵两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词兼擅的先生。每逢春秋佳日，他们便集会在一起，登高赋诗。”程千帆：《黄季刚老师逸事》，《闲堂文薮》308—310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
可是，擅长文辞且喜欢饮酒的，并不只是南京的文学教授。北京教授照样踏青、游玩，只是不像南京教授那么张扬。读1934年3月31日及1938年1月3日朱自清日记，发现清华教授朱自清等也联袂游山，也联句纪游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287—288、504—506页。，但那属于个人爱好，没什么好吹嘘的。说到底，此等游讌酬唱，属于传统士大夫的“雅趣”，新文化人并不以此为荣。对于南京文人的炫耀“花天酒地”，上海的左翼作家看不起，北平的京派文人也不以为然，因为，弄不好就成了“商女不知亡国恨”。只是时过境迁，又到了风和日丽的太平岁月，世人开始追慕起此等文人雅事来小说家方方的《南京爷爷》引述程千帆文，追怀当年南京的大学教授们“文酒登临之乐”，而后大发感慨：“读着这样的雅事，想像当时书生意气之情景，又是何等令我后辈俗人羡慕！”见张宏生等编《走近南大》29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诗酒唱和属于教授的私生活，本不该说三道四；我关心的是，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影响其从事的文学教育。北大时期，黄侃教的是文学，但日后主要以小学著称；南京时期，虽说黄侃对文学痴心未改黄侃晚年为金陵大学国学班所拟的“讲目”，可见其“最终致力之所在”。除了《仪礼》、《说文》、《尔雅》的研究，以下“讲目”均与文学相关：“《史》《汉》文例”、“《新唐书》列传评文”、“樊南四六评”、“声偶文学原流”。照这个讲法，晚年开列青年必读二十五书，虽然集部仅《文选》、《文心雕龙》两种，可谈史部之《史记》、《汉书》，说子部之《庄子》、《荀子》，说不定也能变成“文学课堂”。参阅刘继宣《季刚先生手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程提要跋》及徐复《师门忆语》，见《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38—39、149—150页。，就文学教育而言，明显不及胡小石或吴梅重要。
南京的文学教授有学问，教书也精彩。就以胡小石为例。朱自清1934年2月15日日记：“晚读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篇，时有特见”；同年3月1日日记：“读毕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觉其取材皆系自从原书中找出，故结论不同凡响。”《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九卷281、284页。不仅文学史写得好，教书更是有一套。弟子程千帆忆及：一日，先生读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读着读着，便情不自禁地拿着书唱了起来，唱了一遍又一遍。五六遍之后，先生把书一掷，对诸生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程千帆：《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8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周勋初表彰胡小石的教学艺术，也特别谈及其朗诵李白《夜泊牛渚怀古》：“音韵清切，悠扬悦耳，恍然若见太白飘逸的身影徜徉于江渚之际。这样的朗诵，本身就诗意盎然，能够帮助读者增进对原诗意境的领会。”周勋初：《胡小石先生的教学艺术》，《当代学术研究思辨》24页。
单说“著述”或“教书”都不够，喜欢“文酒登临之乐”的南京教授，其治学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力图将生活与学术打通，以嬉戏的心态从事研究。不妨就以众说纷纭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为例汪国垣撰，程千帆校：《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收入《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略作剖析。
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1919年初稿，1925年二稿连载于《甲寅》1卷5—9号，1934—1935年重刊于《青鹤》3卷2—7期，1944—1945年大改，定本附录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该书体例：每位诗人名下开列赞、诗、评、杂记、小传。此稿汪辟疆本人颇为自得：“惟近三十年来，时贤及日人新著，辄多引用传之。方来必有以地位评品互异而起是非争执者。要之，言近代诗派者，必不可废也。”《〈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跋》，《汪辟疆文集》419页。日后，钱仲联很不服气，撰写《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与之对抗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完成于1980年，初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1983）、第二辑（1985），收入杨杨编校《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二相比较，除了诗学趣味外，明显带着半个世纪政治风云的浸染。钱教授历经一系列思想改造，不免对诗人的政治立场格外敏感，虽说是娱乐，也都丝毫不敢松懈。当初郑孝胥投靠日本关东军，拥护溥仪成立满洲国，汪辟疆批判其“受庇倭人，于清室为不忠，于民族为不孝”，但称“若就诗论诗，自是光宣朝作手”：“海藏一集，难可泯没。孔子不以人废言。兹并旧录，而并为著论于此。”《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文集》330页。钱仲联则将王闿运降为“活阎罗阮小七”，而对郑孝胥则干脆只字不提稍微排比一下关键人物，可见二家差异：诗坛旧头领一员：托塔天王晁盖——王闿运（汪）、李慈铭（钱）；诗坛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及时雨宋江——陈三立（汪）、黄遵宪（钱），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郑孝胥（汪）、邱逢甲（钱）；掌管诗坛机密军师二员：天机星智多星吴用——陈宝琛（汪）、陈三立（钱），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李瑞清（汪）、陈衍（钱）。。
诗评家之论诗，往往受制于友情，很难截然切割。如谈及同事兼好友黄侃，汪辟疆称扬其“记诵之博，使事之雅，一时诗家，难与抗手”《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文集》377页。。而钱仲联则很不客气地将黄侃的排名大大退后，变成了“没面目焦挺”：“太炎门下，季刚称上座，而好恶声詈人，失学者风度。诗故渊雅，然亦赝体八代，无真面目。”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见杨杨编校《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163页。而对另外一些特殊人物，两种“点将录”各逞机锋，煞是好看。如“花和尚鲁智深”，汪称金和，钱为敬安；“行者武松”，汪称黄遵宪，钱为苏曼殊；“母夜叉孙二娘”，汪称江标，钱为秋瑾；“矮脚虎王英”，汪称廉泉，钱为王国维；“一丈青扈三娘”，汪称吴芝瑛，钱说沈祖棻。最有趣的是“神医安道全”，钱仲联竟说是周树人，理由是：“树人为诗不多，少作亦时调，风华流美……留学东瀛时，本治医学，为救国病，乃攻文学。”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见杨杨编校《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171页。
汪辟疆对近代诗颇有研究，撰有长文《近代诗派与地域》，以及札记体的《近代诗人小传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等。但相比之下，此“点将录”格外受欢迎，因其兼及“娱乐性”。1925年“点将录”初刊《甲寅》时，京津沪宁的老辈名流大为激赏，以为谈助。且因分期连载，大家纷纷猜测某当某头领。也有因排位不符自家设想，很不高兴的，比如康有为。汪将康评为“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还加了如下评语：“维新百日，出亡十年，周游二十一国。……高言李杜伤摹拟，却小苏黄语近温。”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文集》399页。据说康有为虽称“甚佳，必传无疑”，可还是再三追问：“某平生学术，皆哥伦波觅新世界本领，中外无异辞，不知汪先生何谓之摹拟也？”参见《〈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跋》，《汪辟疆文集》417页。
见多识广的康有为，为何对此等游戏制作特别在意，就因其有趣，流传甚广，尤其旧派文人，更是津津乐道。如陈散原就对此书评价很高：“视瓶水斋主人为审谛，虽为兴到戏笔，实足以备一时诗坛掌故。”同上书，418页。栾廷玉撰《〈光宣诗坛点将录〉赞》，同样提及此书与《乾嘉诗坛点将录》的关系：“然则前人视为游戏兴到之作者，倘亦觇世运、征文苑者所不能废欤？”栾廷玉：《〈光宣诗坛点将录〉赞》，《汪辟疆文集》326页。被陈散原等拿来作比较的，是最早将“点将录”形式用作文学批评的清中叶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而前者又是受明代后期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编制《东林点将录》的启示。原本是阉党为排斥东林党人，将其比拟为《水浒》贼寇，没想到《水浒》影响越来越大，梁山英雄逐渐成为正面人物。到了清中叶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已经是褒扬而非贬抑了。宣统辛亥四月长沙叶氏刻本《乾嘉诗坛点将录》，将《东林点将录》作为附录，且有如下评说：“故虽游戏之作，能使读者于百世之下，想像其生平。斯固月旦之公评，抑亦文苑之别传矣。”叶德辉：《重刻足本〈诗坛点将录〉叙》，见杨杨编校《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57页。
撰写“游戏之作”《光宣诗坛点将录》的汪国垣（字辟疆），从1928年起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总共在这所大学教了38年书。可这位先生1909—1912年就读京师大学堂，毕业时因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于是成了“北大”首届毕业生。不仅如此，黄侃、吴梅以及刘衡如（国钧）、商锡永（承祚）、王晓初（易）等，也都曾在北大念书或教书。故，与其说是不同大学的学风差异，不如说是地域使然，即所谓“东南学术，另有渊源”是也。
1950年代初，南京大学名教授胡小石曾比较中央大学（以及此前的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学风的差异，有一段很深刻的自我批评：“我今天愿以《红楼梦》中焦大的身分说话，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这段石破天惊的发言，是1961年胡小石教授去世，陈中凡应《雨花》约请撰写《悼念胡小石学长》时引述的，陈文有进一步的阐释：“时在座的多数是他的学生，相顾不愿发言，我在这片时禁场的情况下，也不知道说什么恰当。事后回忆，中大这种风气是沿袭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中文系而来的，我也应当负重大的责任，哪能完全由他负责呢？于此可见，小石的觉悟水平迅速提高，才能公开说出这样深刻的自我批判，我那时的觉悟程度比他差得太远了。现在追想起来，更觉得惶愧到无地自容！”陈中凡：《悼念胡小石学长》，《清晖集》30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据说陈文刊出后，“责难虽未表面化，震感却比预计的要强”，就因“幕僚”一说伤及好多老同事参见章品镇《顺流逐浪难逃湍旋——记吴白匋教授兼及段熙仲、唐圭璋、陶白、高二适诸老》，初刊《书屋》2000年12期，又见章品镇《书缘未了》44—45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撇开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上纲上线，这段话还是能大致显示这南北两名校的差异其中牵涉到另一位南大老人陈中凡（号觉元）。陈衍《长句一首赠觉元》云：“子今研究遍四部，考订著作双沈酣。……诗史经传本同物，吾道北矣子其堪。”（见陈中凡《清晖集》75页）此赠诗可见北大学生陈中凡的远大志向。1921年8月，陈出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第二年从北大聘请吴梅前来讲授词曲，为东南大学开创了重视通俗文学的风气，培养了一批词曲教学和研究人才。可实际上，陈1924年冬离开东南大学，先后任教广东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金陵文理学院，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方才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因此，与文人习气很浓的原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趣味不太协调。。
撇开政治史，单从学术史角度思考，沉醉于古典诗词者，确实容易流连“花天酒地”。只不过时代迥异，对此评价不一。解放初觉得是“可耻”的，半个世纪后，则被称为“风雅”。新文学出身的教授，即便写写旧体诗，也只是自娱，不愿公开发表，这一点《朱自清日记》有很好的说明：“上午访“郑”振铎，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朱自清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298页。南京诸君则没有这种心理负担，甚至还有刻意张扬的意味。此举作为文化思潮，当年以及今天都不太被认可；可作为教育方式，则不无可取之处。程千帆《闲堂自述》称：“我希望有人知道，如果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程千帆：《闲堂自述》，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11页。而谈及胡小石教“唐人七绝诗论”，则是：“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程千帆：《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82页。后人总结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特别关注其兼及诗学与考据，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参见周勋初《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当代学术研究思辨》84页。周文特别提到此举明显受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影响：“程家和陈家原是世交。千帆先生于寅恪先生谊属晚辈。他一直钦佩陈氏的学问，因此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接受其影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换句话说，执著于“诗意人生”的南京教授们，其专擅旧诗写作，对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自有其优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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