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顾随，虽然念的是英国文学系，却对中国古典诗词感兴趣。读书期间，有两件事，对其一生影响深远：一是《稼轩词说·自序》说的：“二十岁时，始更自学为词。”一是1959年5月作《西江月·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所称：“四十年前今日，曾排队伍前边。”参见闵军《顾随年谱》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这两者的奇妙结合，使得顾随对新旧两派文人，均有“同情之了解”，并保持长久的友谊。虽毕生以吟诗填词为乐趣，且并没修过鲁迅的小说史课（顾1920年8月毕业于北大，同年12月鲁迅方才到北大授课），但终身服膺鲁迅精神。1923年发表于《浅草》1卷4期的短篇小说《失踪》，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这件事，顾随一直很得意。至于与冯至等新诗人的交往，更是衍生出若干传奇故事弟子欧阳中石称，亲耳听顾随谈起，曾和冯至有约：“二人的诗都不含糊，为了逊让，二位把旧体和新体分划领域，各守一体，冯先生不再写旧体，顾先生不再写新体。”见欧阳中石《只能仰望夫子不敢忝做学生》，张恩芑编《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0—191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闵军《顾随年谱》考证，这一回忆不太可靠（48页）。。
顾随1926年秋开始任教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1929年10月就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职，讲授诗选、词选、骚赋、文学名篇选读以及习作课，1938年4月开始在辅仁大学兼课，1940年改为辅仁大学专任、燕京大学兼任（第二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封）。1953年，顾随由高教部调派天津师范学院。
特定的政治环境（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特定的文人心态（保持传统士大夫气节）抗战中困守北平的顾随，身陷逆境而不甘沉沦，从未与日伪政权合作，保持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1943年所撰《书〈老学庵笔记〉李和儿事后》和1945年秋吟成的《病中口占四绝句》，都有很好的体现。参见陈平原《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2008年1期。，配合特定的教学内容（中国古典文学），顾随课堂内外挥洒自如，吟诗、填词、编杂剧，深深吸引那些热爱古典诗词的青年学生——包括日后为阐扬老师声名不遗余力的叶嘉莹女士。至于学术著述，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顾随抗战期间所撰论文，目前仅见收入《辅仁大学语文学会讲演集》第一、第二集的《元曲中复音词演变之公式》、《麻花·油炸鬼·鏾子及其他》，以及刊《艺文》杂志上的《禅与诗》。而这三篇文章，其实都是讲演稿。真正用心用力的著述，是1943年撰写、1947年连载于天津《民国日报》的《稼轩词说》和《东坡词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因顾随的品味，更接近传统中国文人。据其女儿追忆：父亲晚年有一次聊天时曾对我说，他这一辈子就愿意当个作家，而不想当个学者。我想这大概与他诗人的气质和天真有关。不过尽管如此，父亲一生教书、创作之外，又做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韵文的研究，几十年来，著述颇丰。顾之京：《“心苗尚有根芽在心血频浇”——记先父顾随的一生》，张恩芑编《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380页。虽说趣味广泛，属于多面手，但“词人”无疑是顾随的第一选择。相比同时代学者，顾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业绩，不算突出。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厚厚一册《顾随文集》（826页），连《东坡词说》、《稼轩词说》在内，学术文章也只有422页；其余的，乃自家的文学创作（词选、诗选、杂剧选）以及女儿根据叶嘉莹珍藏的八册当年在辅仁大学的听课笔记摘录整理而成的《驼庵诗话》。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顾随全集》共四册，第一册“创作卷”，第二册“著述卷”，第三册“讲录卷”，第四册“书信日记卷”。单看字数，不难猜想顾先生平生用力所在。
顾随的学术著述，最像样的，莫过于《东坡词说》和《稼轩词说》。据促成此事的弟子滕茂椿称：1942年春，我和先生闲谈中，建议先生采用语录体，一如上堂讲课，写一部词说，定能嘉惠后学。先生欣然同意，随即于夏天挥汗写成《稼轩词说》一卷约10万字，解说辛词20首，有长篇自序。嗣又写成《东坡词说》一卷。到1947年才刊出，80年代纳入《顾随文集》。滕茂椿：《我和顾随先生》，张恩芑编《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55页。这两部“词说”，确实嘉惠后学；但“采用语录体”，与现代中国主流的著述形式相去甚远。《稼轩词说·自序》称，有感于“听者虽有记，恐亦难免不详与失真”，方才落笔为文。其实，课堂讲授与书斋著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选择“一如上堂讲课”，必定偏于鉴赏，而这在重考据讲实证的国文系，很不吃香。相比步步为营的“论著”，顾随更擅长的是天马行空的“口说”。新中国成立后，顾随努力转型，撰写“正规”的学术论文，如刊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1期的《曹操乐府诗初探》，引几句鲁迅，引几句毛泽东，还要参考余冠英所编《三曹诗选》，实在不精彩。换句话说，顾随的性情与学养，不太适应西式论文的写作风格。
曾选修过顾随“曲选及习作”课程的黄宗江，日后断言“顾随先生的学问如此博深，今后会有‘Guology’，会有‘顾学’的”；理由是：“昔日听顾随先生讲曲，讲到好处，常跑野马，转论杨、余、梅。”黄宗江：《顾学（GUOLOGY）琐忆》，张恩芑编《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23—225页。单凭这一描述，读者也能大致了解顾随的讲课风格。可课堂上的成功，与学问的博大精深，不是一回事。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讲中国古典诗歌，确实能得其神髓。也正因此，叶嘉莹称：“我以为先生平生最大之成就，实在还并不在其各方面之著述，而更在其对古典诗歌之教学讲授。”叶嘉莹：《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季先生——谈羡季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与创作》，《顾随文集》7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关于顾随的讲课风格，叶嘉莹《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季先生——谈羡季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与创作》一文，有两段描述非常精彩：凡是上过先生课的同学一定都会记得，每次先生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题，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昔元遗山论诗绝句曾有句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先生在讲课时，其联想及引喻之丰富生动，就业正有类乎是。所以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先生自己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作谈禅，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叶嘉莹：《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季先生——谈羡季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与创作》，《顾随文集》784—785页。以“谈禅”的方式“讲课”，“飞扬变化，一片神行”，现场效果肯定很好，但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适应。对于有悟性且对古典诗词有特殊爱好的学生，这种课，确实终身难忘。
1941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的叶嘉莹，第二年上顾随“唐宋诗”课，大受震撼：“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再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与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同上书，782页。自幼诵读古典诗歌的叶嘉莹，从此茅塞顿开，一直到1948年春离开北平，无论在校念书，还是任教中学，只要顾随开授的课程，无不修选或旁听。
极力推崇顾随讲课的，并非叶嘉莹一人；另外两位老学生，研究散文史的郭预衡与专治《红楼梦》的周汝昌，也曾款款深情地追忆：老师讲课时，讲古人的诗，也讲自己的诗。有时站在讲台上，一语不发，也是无言的诗。因为，在羡季师身上，不仅是学问，更多的是诗。别位老师，也许是字典，是百科全书；而羡季师，浑身都是诗。郭预衡：《怀念羡季师》，张恩芑编《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3页。先生一身兼为诗人，词人，剧曲家，文家，书家，文艺鉴赏家，哲人，学者——尤其出色当行、为他人所难与伦比的，又是一位传道授业、最善于讲堂说“法”的教授艺术大师。凡是听过先生的讲课的，很少不是惊叹倾倒，欢喜服膺，而且永难忘掉的。周汝昌：《〈苏辛词说〉小引》，张恩芑编《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09页。以“字典”与“诗”的差异，来凸显顾随的讲课风格，这对于长期任教师范大学、熟悉“教学法”的郭预衡先生来说，自然是很高的评价。至于将“教授艺术”放在第一位，不惜压低顾随其他方面的业绩，这一点与叶嘉莹的看法不谋而合。叶氏再三表彰的，是“羡季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与创作”，而不是其“学术研究”。
1948年叶嘉莹南下，顾随赠诗并致信：“假设苦水有法可传，则截止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于足下亦非过誉。”上世纪70年代中叶，叶嘉莹归来寻找恩师，方知顾已于1960年去世。作为顾随“传人”的叶嘉莹，牢记恩师“传法”的期望，回到恩师晚年工作的天津，在南开大学讲诗，并于1997年捐赠10万美金在南开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因其坚信：“无论是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之所以绵延于久远，都正赖其有继承和发扬之传人，而教学则正是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的工作。”参见《“叶氏驼庵奖学金”首届颁奖大会》，见张恩芑编《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343—364页以及闵军《顾随年谱》314—315页。
回溯百年中国大学史，谈及某某“大师”，一般是以“著述”为标志。对于大学教授的“正业”，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没有充分重视。有人口才好，讲台上挥洒自如；有人内秀，更喜欢在书斋里笔耕不辍。二者兼得当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亏。因为，在现代中国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表现如何，只关涉茶余饭后的闲谈，很少作为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这也能理解为何在叶嘉莹奔走呼吁之前，顾随长期被中国学界遗忘。从学术史上看，顾随确实算不上“大家”，可如果引入教育史的视野呢？重视且擅长“讲课”的顾随、叶嘉莹师徒，给我们出了个难题：所谓的“文学教育”，重点到底在“课堂”，还是在“书斋”。
近三十年来，奔走于世界各地，为大众宣讲中国古典诗词的叶嘉莹，其讲演颇有乃师之风。据其自述，无论讲诗讲词，她明显地重“性灵”而轻“学问”：一般说来，我自己对于讲课本来就没有准备讲稿的习惯。这倒还不只是因为我的疏懒的习性，而且也因为我原来抱有一种成见，以为在课堂上的即兴发挥才更能体现诗词中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力，而如果先写下来再去讲，我以为就未免要死于句下了。叶嘉莹：《迦陵讲演集·总序》，《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种不写讲稿、即兴发挥的“表演”，难度很大——需要特殊的记性，方能随手拈来；需要丰富的譬喻，方能生发开去；需要生命的体悟，方能入情入理；最后，还需要自家创作的经验，方能真正领略与阐发古典诗词的妙涵。对于叶氏深入浅出、生动细致的讲演，同门史树青、刘乃和均赞叹不已参见史树青《〈唐宋词十七讲〉弁言》、刘乃和《〈唐宋词十七讲〉叙论》，均见《唐宋词十七讲》。。目前坊间广泛流传的各种“迦陵讲演集”，或许不入专门家的“法眼”，但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引领中国人进入古典诗词的幽深境界，意义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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