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书院起步十分艰难，据钱穆《敬告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同学们》称，第一届新生80多人，接受毕业证书的只有十分之一钱穆：《敬告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同学们》，《新亚遗铎》28页。。其实，早期学生不太固定，1949年秋季注册42人，1950年秋季注册48人《校闻辑录》，见《新亚遗铎》94页。。至于毕业生，手头刚好有一册招生宣传用的《新亚书院概况》（1964），其中“历届毕业生名录”，第一届（1952）只有三人（文史系余英时、陈式；经济系张德民）。对于学校来说，学生贵精不贵多，钱穆常以得意门生余英时的表现为荣。余赴美留学后，钱继续书信指导；本希望余获哈佛博士学位后回母校任教，后又转变主意，支持其留在美国发展1961年3月27日，钱穆作题为《关于丁龙讲座》的演说，解释为何改变主意，让余英时留在美国教书：“但这个‘丁龙讲座’的名义，却实在不同，我心下非常高兴，满想让他去。”见钱穆《新亚遗铎》300页。。余英时果然没有辜负恩师钱穆的期待，日后先后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任教，2006年11月更是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在国际学界引起很大震动。
知师莫如徒，1990年钱穆先生去世，余英时当即撰写《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和《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分别刊于《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后收入三民书局1991年版《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二文都写得很好，但各有侧重，后者谈学术精神，前者记师生情谊。除了“为故国招魂”的文化理念，其实，钱穆的文章观念同样值得关注。谈及史家钱穆，除了生平著述以及学术气象，一般还会注意其“经学论”、“子学论”、“史学论”，但不会提及其“文学论”参见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各章目，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单从学术史看，钱穆确实并非文学研究专家；可换个角度，从史学家必不可少的文学修养入手，或许别有洞天。比如，在《一生为故国招魂》中，余英时称：“钱先生在此书中每写一家必尽量揣摹其文体、文气而仿效之，所以引文与行文之间往往如一气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但读者若不留意或对文字缺乏敏感，则往往不易看得出来。”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26页。另一个得意门生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中，也称颂其师少年时期“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派古文”，日后趋向学术研究，著述“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比伦”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诚明古道照颜色——新亚书院55周年纪念文集》68页。。
如此擅长文章的历史学家，此前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等教书，基本上都是讲“中国通史”或“学术史”。作为新亚书院的创办者，我很好奇，钱穆本人到底讲什么课。查早期新亚书院文史学系中文组课程，计有：“各体文选、英文、哲学概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理则学、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学史、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西洋通史、经子选读、文史选读、庄子、史记、论语、孝经、孟子、荀子、中国文字学、散文选读及习作、诗词选读及习作、人生哲学、伦理学。”《新亚书院沿革旨趣与概况》，《新亚遗铎》20—21页。史学家办书院，想当然地，课程应以史学为主；其实不然，新亚书院的课程中，“文章”占很大比重。而且，钱穆本人竟专门为学生讲授“汉代散文”和“魏晋文学”等。这点，若非新亚书院提供历史照片，很难让人置信。
钱穆作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1963年香港的人生出版社刊行薄薄一册《中国文学讲演集》，收文十六篇；后增加十四篇，扩充为《中国文学论丛》，由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刊行（1983）。钱穆的这两册“文学论”，大部分是演讲稿，照作者说的，“没有一贯的计划和结构”，且因“听众对象不同，记录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但观察“自序”中的表白，作者对自家讲授文学课程以及撰写相关论文，相当自信：而且讲演究和著作不同，有许多意见，我自知非精密发挥，不仅不易得人同意，抑且容易引起误解。我曾在新亚讲过两年中国文学史，比较有系统，但我在冗忙中，并未能把学生课堂笔记随时整理改定。我又想把平日意见挑选几个重要题目，分别写成专文，先后已写了《读〈诗经〉》、《读〈文选〉》，及《略论唐代古文运动》等四五篇，但也是隔着一两年遇兴到，又得闲，才写一篇，终非一气呵成。又不知究须到何时才能把我心中所想写的都络续写出。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自序》，《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实际上，若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的《读〈诗经〉》、《〈西周书〉文体辨》，卷二的《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至战国》，卷三的《读〈文选〉》、卷四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等考虑进来，钱穆关于“中国文章”，确有不少独到的体会。
以1960年12月3日新亚书院中文系第一次学术演讲会的讲词为例，钱穆称：“韵文与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平分江汉。通常一般人看散文比韵文尤高，许多诗文集，散文列在前，诗列在后，即其证。”钱穆：《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中国文学讲演集》47页。从这个角度来谈论“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钱穆竟然从《论语》一直讲到鲁迅。基于自家的文化立场，钱穆对五四新文化没有好感，可唯独对鲁迅评价甚高，这点很让人惊讶：“五四以来，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满篇杀伐之气，否则是讥笑刻薄，因此全无好文章。即如小说、戏剧等，平心而论，至今亦尚少几本真好的；只有鲁迅。但鲁迅最好的也是他的小品，像他的《呐喊》之类；这和西方小说不同，还是中国小品文传统。周作人便不如鲁迅了。他写文像要学苏东坡《志林》一类；但东拉西扯，只是掉书袋，很多尽是有意为之，因而少佳趣。”钱穆：《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中国文学讲演集》59页。钱穆的此类演讲，大都有偏见，但也不无见地，如将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拉入“中国小品文传统”便是一例。
这就说到钱穆本人的学术经历。“自念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复烂熟而不已”的钱穆，于新文学兴起后，依旧酷嗜古文不衰，晚年甚至称，“凡余之于中国古人略有所知，中国古籍略有所窥，则亦惟以自幼一片爱好文学之心情，为其入门之阶梯，如是而已”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再序》，《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由韩柳文章入手，逐渐深入古典世界，最后成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这一独特的治学经历，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入中学，遂窥韩文，旁及柳、欧诸家，因是而得见姚惜抱《古文辞类纂》及曾涤生《经史百家杂钞》。民国元年余十八岁，以家贫辍学，亦为乡里小学师，既失师友，孤陋自负，以为天下学术，无逾乎姚、曾二氏也。……因念非读诸家全集，终不足以窥姚、曾取舍之标的，遂决意先读唐宋八大家，韩、柳方毕，继及欧、王。读《临川集》论议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选录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韩文公所谓因文见道者，其道别有在，于是转治晦翁、阳明。因其文渐入其说，遂看《传习录》、《近思录》及黄、全两《学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经，治先秦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订训诂。宋、明之语录，清代之考据，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正因早年沉湎韩柳古文及桐城文章，日后虽转为治史，钱穆的著述，即便是考据文，也都着意经营，不会流于苦涩或琐屑。
理论上，“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可实际上，随着学术分工日剧，很多史学家不屑于也不擅长“经营文章”。像钱穆这样谆谆教诲，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实在是凤毛麟角：“诸位要学历史，首先宜注重文学。文字通了，才能写书。现在只讲科学方法，不通文，不通书，只取一堆材料来做分析考据工夫，认为这便是科学方法了，然而史学则不就如此而止。”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26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中，胡适曾征引崔述35岁那年自陈有志著述而先从熟玩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文章入手的书信，然后大加发挥：“要知文章虽是思想的附属工具，但工具不良，工作也必不能如意。”参见《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胡适文集》第七卷176—177页。钱穆也提及“昔崔东壁有意作《考信录》，因从头专读韩文三年，此事大可思”，并由此得出与章学诚、胡适相类似的经验之谈：“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256、255页。
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余英时写信，先教他就性之所近，学欧阳修而不学韩柳，接下来是：“弟之文路，多看《鲒埼亭集》为近，自全祖望上参黄宗羲《明儒学案》各家之序，此是绝大文字，以黄、全为宗，再参以清代各家碑传，于弟此后治学术思想史行文，必有绝大帮助。”《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254—255页。学问尽可能专深，但同时须力避鸡零狗碎，钱穆建议追摹清初学人那些“虽有未精，然元气淋漓”的“大著作”在另一信中，钱穆提及：“清人治经须读乾嘉以前，虽有未精，然元气淋漓，乾嘉以后便趋琐碎……读过此等书始有气魄写大部专著，否则总是零碎文字，不能成大著作。”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256页。。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极力推崇全祖望之“最会描写学者面目”参见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190—19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作为史学家，能“吃得住大题目”，这很不容易，因涉及性情、眼光、趣味以及文章技巧。要说“最会描写学者面目”，我以为黄宗羲、全祖望、梁启超、钱穆、余英时，可谓一脉相承。
余英时擅长经世的“大文章”，谈起《红楼梦》也都头头是道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及刘梦溪《红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中对余著的评述（234—235页）。；至于状写学人风貌，兼及学问与文章，更是本色当行。若《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及《现代学人与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录余英时谈论陈寅恪、钱穆、胡适、杨联陞、牟宗三、洪业、严耕望、张光直、林语堂等文，写出了一代学人的学问、人格、精神与气象，殊为难得。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论述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就像余先生所说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中窜进了那么多个人感慨系之而与考证渺不相涉的诗，这是古今中外史学著作中从所未见的变体，然而却是他晚年写史的一大特色。他笔下写的是历史的世界，心中念念不忘的却是生活的世界，而且沧桑之感则贯穿在这些诗章之中。”参见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48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不读陈寅恪诗，无法领略其幽深的精神世界，也很难理解其晚年著述之精妙1959年7月29日吴宓日记中抄录陈寅恪诗，后有附记：“诸诗藉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为后来作史及知人论世者告。至其记诵之渊博，用语之绾合，寄意之深远，又寅恪胜过他人处。……要须久久细读方可尽得寅恪诗中之意。”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可是，如此古典与今典互相纠缠、旧籍与新事持续对话，需要从文入史、由史观文，不是很容易读懂读通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史家之“诗心”，一点也不为过。
所谓史家之“诗心”，主要不是指陈寅恪论《再生缘》或余英时解《红楼梦》，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关注的是，学科严格分化后，史学家如何面对那些文学性的文本——不仅仅将其作为透明的“史料”，而是保持神游冥想、体贴入微以及足够的想象力。这就好像我们叩问那些受过系统“文学教育”的学者，有无足够的哲学修养与史学训练，讨论问题时能否超越自家学科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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