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学”，包括教与学、习与得，整个活动的关键，不是教师的表演能力，而是学生的收获程度。这点决定了课堂不同于剧场，好看之外，还得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引入学生的视野十分必要。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曾经有过一场“教育改革”的实验，让学生成为舞台主角，任其自由飞翔，挥洒才华。这场实验的利弊得失，值得我们反思。这里仅以当初最出风头的北大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红色文学史”的故事为主要案例，探讨师生之间良好合作的可能性。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当代中国学界影响深远的游国恩等主编的部颁教材《中国文学史》，其底本竟然是北大中文系几十位大学生一个月的“集体写作”。在这部四卷本教材出版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刊行《中国文学史大纲》，书前的《说明》称：“这个大纲是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依据，它是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为基础，并吸收建国以来各校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经验和国内专家学者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参见《中国文学史大纲·说明》，《中国文学史大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这册“大纲”以及日后正式刊行的四卷本教科书，都是署“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其中的费振刚，乃北大中文系五五级党支部书记，是作为学生代表入选的。由此可见部颁教材与“红色文学史”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部“红色文学史”（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两卷本《中国文学史》，因封面为红色，俗称“红色文学史”，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属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其生产过程极为神奇，此前此后都不可复制。凄风苦雨的“反右运动”刚刚过去，紧接着就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而高校的大跃进又是以“拔白旗插红旗”开道的。1958年9月29日，北大召开科学研究大跃进丰收大会，特别表扬“中文系学生写的《中国文学史》上册和《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1—4辑）已出版”；第二年9月12日的北大校刊报道：“中文系师生组成的修改该系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委会，已将该书修改完毕，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532、538、547、549页。此书出版后，得到政府的大力表彰，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感谢学生们送书的美意，称工作忙碌，无暇细读，提不出什么意见；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明显将此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回信称：“学生可以写书，而且可以写象《中国文学史》这样大部头的书，这在两年以前，是不可设想的。……特别是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和反对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他们在新生事物面前，评头论足，百般刁难，大泼冷水。当去年你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议论，说你们写的书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但是，你们在党的支持和鼓舞下，没有被这股右倾歪风邪气所吓倒，今天又重写了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新著。书摆在人们的面前，事实上打破了人们的怀疑，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你们的各种讐言也不攻自破。”陈毅、康生给北大学生信，见《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自刊本，1960年）1、2页。
这可不是一个孤立的奇迹，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各个名校的大学生，都在执政党的号召下，大破大立，实践“政治挂帅”下的“教育革命”。与此类似的集体写作，起码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小说史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初稿，未公开刊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进修班编《文艺学引论》（油印本，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年文学组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编目》（复旦大学图书馆，1960年）等。此外，还有北大中文系谢冕等6位同学合作撰写、连载于《诗刊》上但没来得及出版单行本的《新诗发展概况》，以及北大中文系1955年语言班编《汉语成语小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等。
谈论这些代表一个时代政治及学术风云的作品，需要“同情之了解”。不妨先摘引几段平实的文字，看这些神奇的书籍是如何诞生的。《近代诗选》书前冠有长达41页的《前言》，其结尾处交代编书的过程：“一九五八年秋，在全国继续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在系党总支的领导与支持下，紧随着《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我们本着不断革命、继续跃进的精神，成立了《近代诗选》选注小组，开始对近代诗歌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注工作。……我们整个工作是在师生合作下进行的，老师有季镇淮教授，青年教师李绍广先生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学生主要有孙静、杨天石、孙钦善、陈丹晨、陈铁民、刘彦成、李坦然，此外还有一些同学参加了一定的工作。季镇淮教授指导全书工作的进行，也参加了具体的选注工作，并于最后审订了全书。”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近代诗选·前言》，《近代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参与编写《中国小说史稿》的李汉秋，日后在《集体著书有故事》中称：“四卷本文学史出版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前后，我们有二十多位同学转入编著《中国小说史稿》。编委会由四人组成，其中学生三人是黄衍伯、张菊玲和我；当时已注意老师的指导作用，所以也特请吴组缃教授参加编委会，分工由我经常联系。从此我成了镜春园吴宅的常客，在吴先生直接指导下走上治小说史之路。”李汉秋：《集体著书有故事》，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2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日后成为北大教授的马真，在《忆〈汉语成语小词典〉的编写》称，当初文学专门化大有成绩，语言班17位同学不甘落后，在魏建功、周祖谟两位教授的指导下，也在努力创造奇迹：“《汉语成语小词典》收成语近三千条，我们从开始编写到定稿交出版社，前后只用了二十天时间，如把资料、语料的准备工作时间包括进去，前后也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此书1958年出版后，多次修订，“至今已发行数千万册”马真：《忆〈汉语成语小词典〉的编写》，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218—219页。。以上文章，摘引时略去其怀念青春岁月或反省编书利弊，目的是暂时搁置价值判断，还原当初的语境，酿造一种“气势”。
在大跃进期间众多“集体写作”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最为著名，可作为典型案例剖析。该书《前言》称，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学者“由于他们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并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科学的文学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拔白旗插红旗、完成思想改造，“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学术的新兵”，终于充满自信地出发了。“我们这部文学史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学史的地方”就在于：“我国民间文学以铁的事实和内在的真实力量，雄辩地说明了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文学是社会现象，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每一时代的文学面貌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文学总是一定阶级意识的反映，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什么东西”；“既然文学只能是有利于某一阶级而不利于另一阶级的，那么，在评价文学时，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就是必须坚持的”。依据这四大法宝，年轻的大学生开始轰轰烈烈地“重写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前言》，《中国文学史》上册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这部《中国文学史》的下册，有一热情洋溢的《后记》，宣告几十位大学三年级学生，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文学史。“是啊，按照老‘皇历’，只有教授专家们才能著书立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行吗？”结果呢，真的行，因为：“党坚决支持了我们的大胆倡议，党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具体做法是：“为了做到政治挂帅，使文学史编写工作能在无产阶级鲜明的红旗下胜利进行，我们首先展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经过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更加原形毕露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后记》，《中国文学史》下册698—700页。
这部“红色文学史”，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一开始便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第二年，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的献礼，修订版《中国文学史》（黄皮本，四册）刊行。修订本校正了不少极端言论，如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关于人民性、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均有所调整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第四册431—4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前言”及“后记”中，除了强调“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坚决贯彻了阶级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人民性的观点，从而把文学史研究初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再就是说明有六位教师（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冯钟芸、季镇淮、陈贻焮）参与修订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前言》、《中国文学史·后记》，见《中国文学史》第一册2—3页、第四册447页。。正是这一师生合作，使得修订本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因先后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稿》、《近代诗选》等，北大中文系1955级声名远扬。1960年毕业时，这一年级编印了一册纪念集，题为《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1960年8月中文系1955级全体毕业生“赠给亲爱的母校图书馆”的《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此纪念集共183页，分七辑，收文34则，多是关于编写文学史的报道及经验总结。扉页题诗是：“革命斗争中长大/群众运动里开花/咱们五五级/走的是红专道/骑的是跃进马/听的是党和毛主席的话/此去扬鞭万里/一生为祖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除了《陈毅同志来信》、《康生同志来信》，接下来是《光明日报》社论、《中国青年报》社论、《北大校刊》社论，还有北大校长陆平、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的总结报告，再就是作为先进集体代表的五五级学生陈素琰、费振刚在不同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以“北京大学一九五五级《中国文学史》编委会”（或支部书记费振刚）名义撰写的十一篇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的文章，讲述“一本插红旗的文学史的诞生”，以及新一代大学生如何“在战斗中学习和成长”。再接下来是季镇淮、杨晦、冯钟芸、彭兰、陈贻焮等教师谈如何参加《中国文学史》修订。整个纪念集，除两篇谈《中国小说史稿》，其余都是围绕如何编撰《中国文学史》来展开。
引几则报道或总结，看奇迹是如何诞生的。1960年8月2日，学生代表费振刚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扩大）会上作专题发言，介绍中文系学生如何在党的路线指引下，“不但能跃进，而且能持续跃进”，具体成绩如下：“也正是在党的不断革命思想的教育下，我们年级同学在老师帮助和兄弟年级协作下，配合着文艺战线斗争和系内教学的需要，在短短的两年里，除了出版并修订了《中国文学史》外，还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稿》、《近代诗选》、《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资料汇编》、《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等书，共约八百万字。同学们通过集体科研，不但大大提高了业务能力，而且思想得到了改造和锻炼，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发扬。”费振刚：《在战斗中学习，在群众运动中成长！》，见《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58—59页。至于北大报道组撰写的《在红专大道上成长的战斗集体——记教育大革命以来的中文系1955级》则称：“在整个编书的过程中，他们一遇到问题，就去翻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学们都反复阅读了好多遍。”除了毛泽东思想指引，很多书没读过怎么办？很容易：“大家凑起来，这一部你读过，那一部他读过，大家都没读过的，每人各分几本去读。”参见《在红专大道上成长的战斗集体——记教育大革命以来的中文系1955级》，《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174、168页。靠分工读书，迅速占有资料，这个经验在本书中多次提及。如《在战斗中学习，在群众运动中成长！》提及群众运动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象在修改文学史时，在五个月中，我们共读了五千五百七十多部古典文学作品和作家专集，四百八十多篇文艺理论著作和专题论文。这样大的工作量，不是少数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完成的。”参见《在战斗中学习，在群众运动中成长！》，《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63页。做学问的人都明白，一个人读一百本书和一百个人各读一本书，效果是不一样的。当初说过类似昏话的，不仅是青年学生，比如，1958年郭沫若答北大历史系师生信：“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1958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历史大潮汹涌，谁也无法阻挡，中文系主任杨晦也曾撰文推介教育革命成果：“例如55级文学专门化的70几个学生，在去年十月完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修订工作之后，又编写出版了50万字的《中国小说史稿》和30万字的《近代诗选》，并同现代文学史教师以及二年级学生合作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任务。最近又编写了《文艺理论》教科书的初稿。”杨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彻底进行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初刊1960年7月10日《文汇报》，见《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24页。可私下里，杨晦很不以为然。据刘烜回忆，四卷本献礼书出版后，报刊上尽是表扬文章，杨先生却大泼冷水：“一次，班上费振刚学长拿了一篇总结经验的文章征求杨先生意见，杨先生厉声说：‘你们怎么也搞这些东西，当心害了自己！’”“杨先生发现1955级学风不好，经常批评。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因为那时的1955级成了新生力量。……此外，杨先生多次问道：‘你们到底是先写文章再翻原著，还是先看原著再写评论文章的，这要搞清楚。’”刘烜：《杨晦先生和北大中文系55级》，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249—250页。好在那时的北大学生能受教，没人去告密，否则，性情耿直的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处境将十分艰难。因为，那毕竟是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学术争鸣。
当初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终于借一册《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进行追忆与反省。日后经历不同，对于那段青春岁月，那个“战斗的年代”，也会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诠释。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的张炯称：“这一年我不但参加了许多劳动，果然把神经衰弱治好了，而且在年级党支部的领导下，参加了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文学专业三个班的同学齐心协力，日夜奋战，在三十多天的暑假期间便写出80万字的两卷红皮文学史，成为全国文教战线‘大跃进’的标志性产物。……像所有的同学一样，这个工作给我以科研的很大锻炼。而且，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有密切关系。”张炯：《忆往昔，风华正茂》，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47页。曾任民盟第七、八、九届中央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的张毓茂，在《燕园忆旧》中提及：“四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今日回顾，我们那部文学史是带有极浓的‘左’的色彩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对我们年轻学子是一次特殊的学术训练，还是有积极作用一面的。今日学术界著名的专家，像孙玉石、谢冕、孙绍振、张炯、王水照、黄修己……都是当年编写这部文学史的骨干或积极参加者。”张毓茂：《燕园忆旧》，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57—58页。至于北大中文系教授张少康则感叹，因极“左”路线的影响，很多不够“积极上进”的同学被发配到无法施展才华的地方：“和他们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被留在系里工作了，也许是因为我担任了我们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编委的缘故。”张少康：《三班杂忆》，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120页。这就回到一个核心问题：谁在追忆。讲述北大中文级1955级故事的，是否都属于成功人士？作为大时代的幸运儿，有没有意识到自家的局限？审视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教育实践，能不能以比较超然的目光？
有一点很明确，五五级的成功，是大时代的产物，必须放在整个共和国的政治史上来论述，而不能仅仅限于一己之得失与悲欢。首先必须提及的是，此举对于师长的伤害。黄修己称：“说起55级，首先就要提到‘红色文学史’。55级所以出名，靠的是‘红色文学史’。这‘红色文学史’是应该否定的，事实上在我们的心中也早就把它否定了。那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的产物，是为学术领域‘拔白旗、插红旗’效力的，是对教学秩序和学术规范的破坏。”黄修己：《自言自语说自己》，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20页。而刘登翰在追忆《新诗发展概况》的撰写过程时，也提及：“我所在的中文系56级3班，先是围绕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展开了一波蛮横的‘批判’，紧接着就在中文系党总支的统筹下，在55级撰写《中国小说史》的同时，分工撰写《中国古代戏剧史》和《中国新文学史》。”参见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实际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刊行“红色文学史”之前，曾推出四册由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收十五文，主要批判林庚、游国恩的学术思想；第二辑收十六文，依旧以游国恩、林庚为主要批判对象；第三辑十六文，集中批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四辑十一文，批判刘大杰、郑振铎、朱光潜、陆侃如、钟敬文等。这些批判文章，有青年教师撰写的，但大部分是中文系学生以某文学社或某年级的名义“集体写作”的。第一辑《前言》说明这套书的特点：“今年三月十日，校党委发出开展双反运动的响亮号召，一夜之间，中文系群众贴出大字报一万二千张，大量揭发了形形式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几位老教授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文学史》，写了两年没有完成，三年级学生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中间最显著的是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在这方面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参见《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前言》，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在文学和语言两方面，北大中文系学生共撰写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编成了《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四辑和《语言研究与批判》一辑（后者未见刊行），主要针对老教授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当然，“批判”也可以是一种“对话”，可那个时候的北大师生，能否借助这一当局发动的“大批判”，而获得良好的合作与互动，我很怀疑。当然，这也取决于各自的境遇及性情。同是教授，作为主要批判目标的王瑶，与作为团结对象的季镇淮，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日后留校任教的孙静、孙钦善、孙玉石，都曾提及编写《近代诗选》时，师生之间如何通力合作：“就这样，我们既是师生，又是学术上的诤友，正是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奠定了我们日后愉快合作的基础。”孙静：《石韫玉而山晖——深切悼念季来之（镇淮）师》，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62—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可如此“新型的师生关系”，是特定时代造成的，其中不无扭曲的成分，之所以各方感觉不错，与季镇淮先生的脾性有关：“季先生待人谦和，治学严谨，言传身教，使我们获益匪浅。”孙钦善：《大学生活三部曲》，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141页。还有一个原因，同样很重要，那就是：“1958年55级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因为不是‘拔白旗，插红旗’被‘拔’的对象，（季镇淮）先生是与冯钟芸教授一起参加了的。……文学史完成后，先生又参加并指导了《近代诗选》的编注工作，撰写了序言。”孙玉石：《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怀念季镇淮先生》，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77页。
除了从政治史上反省，作为当事人的大学生，半个世纪后，如何看待这一特殊的“学术训练”？黄修己追忆：“我参加‘黄皮’书的编写，执笔‘陶渊明’等章节，现在已不敢去看当年写的东西。我对陶渊明毫无研究，手上只有一本王瑶先生编的《陶渊明集》。先生经考证依照创作时间排序作品，用来特感便利。然而仅读此书就敢大发议论，想起来特感到脸红。”黄修己：《自言自语说自己》，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21页。袁良骏谈及运动中，中文系1956级4班同学如何被鼓动“藐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怎样接受“拔白旗”任务：“争取三个月内写出10篇批判游国恩的文章，向党献礼。”“几个月后，一套大红封面的《学术批判论文集》出来了，共4册，我的《游国恩先生的所谓“人民性”》赫然在目，收在第二集。然而，我毕业留校后，再也不敢看这篇所谓‘文章’，一提起这场‘闹剧’也难禁面红耳赤。”袁良骏：《我们为何拔游国恩先生的“白旗”？》，2009年10月14日《中华读书报》。
大概是长期研究《野草》的缘故，鲁迅研究专家孙玉石在谈及当初合作撰写《新诗发展概况》时，采取一种“抉心自食”的姿态：写文学史，面对的是历史、是死去的人；写《概况》，面对的是现实，是活着的人。除了思想理论上的错误以外，还增加了一种不惜伤害历史，伤害历史当事人，乃至伤害自己老师，以保护自己书写的政治“正确”和“安全”的卑怯心理，一种为不犯错误而附和强权政治理论的犬儒心态。这些深潜性的东西，就不能都简单地用出于政治热情、头脑简单、受错误理论影响所能解释的了。因此我常想，参加红皮《中国文学史》编写者，特别是一些主要关联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有时还在夸耀地谈论、享用那时获得的“战斗里成长”的“成绩”和“荣誉”，而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更深层次的自赎和反思，很少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与忏悔，这是一个问题。参见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38—39页。在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等合撰的《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中，有很精彩的对于那个年代的政治、文化以及文学氛围的描述，但最让我震撼的，是孙玉石严厉的自我批判。
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确实有很多名师，其文学课堂必定十分精彩；但我更关心的是那场不算成功——即便不说完全失败——的教育实验。对于遭受批判的教授来说，虽很不愉快，但比起“文革”风暴来，还是缓和多了；至于当初风光无限的大学生，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翻看当年刊行的体现革命小将激情的“批判集”，哑然失笑之余，心情十分沉重。确实，1955级大学生中，出现了不少学术名家，但我相信，他/她们是经历过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调整研究思路与学术立场，方才走出“大批判开路”、“主题先行”以及“错把汇编当著述”的陷阱的。
质疑教授的无上权威，强调学生的独立意识，这些都没错；只可惜，当初的教育改革实践，被纳入疯狂驰走的政治运动“战车”。因此，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开展良好的师生对话，实践理想的“文学教育”，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依旧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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