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追忆”需要契机，何时被提起，何者被追怀，如何借题发挥，怎样刻意压抑，所有这些，都值得深究。之所以从19世纪末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一直讲到21世纪初北大学生的自我反省，涵盖20世纪中国诸多地区/大学/教授，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文学课堂”是可以如此五彩斑斓——既不像档案数字那么冰冷，也不像理论推演那么僵硬。讲述这些曾经存在的“文学课堂”，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没有被提及者，不等于不存在或不重要（也许知情人过早去世，也许相关资料意外失落）；但若被再三提及，必定有其特殊意义。当事人的着眼点不太一样，或有感于读书时大师云集，“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或体悟到“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参见程千帆《闲堂自述》，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6页；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3页。，说者当然别有幽怀，听众更是感叹不已。
不管是着眼于“感恩”，还是希望提出“问题”，所有感人至深的“追忆”，其实都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再好的讲述者，也都可能“失忆”或“失真”——这就需要研究者借助各种历史资料，加以辨析与校正，借用唐人李商隐那谜一般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关于大学生活的各种追忆与叙述，很迷人，但也很脆弱，值得后人格外珍惜——在引述时质疑，在追摩中回味，在鉴赏处反省。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之外，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故，称其“关系重大”，一点都不过分。本文从众多“追忆”入手，重构曾经有过的“文学课堂”，探讨“文学”到底该如何“教育”——从宗旨到精神到方法。在回溯历史、察看前人足迹的同时，逐渐形成自家关于“文学教育”的见解。比如，关于“学院内外”、关于“课堂上下”、关于“古今之间”、关于“文与学”、关于“写作训练”、关于“文史兼修”、关于“师生对话”等，虽属举例，却也不乏普遍性。
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汪曾祺提及西南联大中文系：“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精神的魅力》79页。在一般人眼中，只有薄薄一册《鸭池十讲》，作为名教授，未免有点寒碜郑临川《罗庸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唐宋文学·后记》称：“曾遇见一位受先生培养后来有了点名气的学者，他坦率向我提到，先生以名教授身份竟无一本学术专著出版，未免使人深感遗憾。但是我想，世界上的超级教授，莫如孔子与释迦，可他们生前一个说‘予欲无言’，一个说‘几十年我没有说过什么’，何尝亲自著书立说。”见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376页。，但这与罗庸的文学教育观念有关：“文学本来是极活泼的东西，其所寄托在文字，而本身却散在生活的各方面。假如上堂就有国文，下堂就没国文，那就失去了国文的目的。”罗庸因此而提倡“打成一片的国文教学法”，即将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合而为一罗庸：《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鸭池十讲》20—32页，《新人生观·鸭池十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如此将全副精力集中在教学中的教授，即便著述无多，依旧值得敬重。
如何在大学里讲授“文学”，古今中外，没有一定之规，可以追摹的，只有前人的足迹。那些充满激情与灵性的“课堂”，凭借老学生的“追忆”，得到部分重现。已经成为著名教授的老学生们，之所以津津有味地讲述早就隐入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除了借此构建学术谱系，更是在与当下的学术界或教育界对话。作为后来者，我们因前辈的“追怀”而获得真切的“历史感”，同时，也获得某种“方向感”。
在大学的所有课堂中，“文学教育”本该是最为独特、最具诗性、最有情调、最不可能整齐统一的。它可以培养一代人的审美趣味，也可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可以酝酿一场新的文学革命，也可能预示一代人的精神危机……如此可大可小、可雅可俗的“文学教育”，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能在特定时空中展开，且并非当时就能收效，其得失成败有待几十年后老学生们的追忆与评判。如此说来，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蔑视玄思的时代，借追怀、重构并阐释那些曾经存在的“文学课堂”，来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策略，不失为一种取巧的办法。第五章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
§§第五章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
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自由书”，曾接过日本人犬养毅的话头，论证为何要将学校、报纸、演说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学校培育人才，古今概莫例外；倒是报纸与演说的关系，值得一说：“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此说不胫而走，不只深刻影响晚清的思想文化进程，也为后世史家之“进入晚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报纸”、“演说”多即兴之作，且主要针对时下，有启蒙之功，却非知识增长的最佳途径。费时费力较多、讲究通力合作，故无法千里走单骑的辞书出版以及教科书编撰，如强劲的后卫，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正如商务印书馆早期功臣高梦旦在《新字典序》（1912）中所说的，“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备具，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辞书及教科书之不取先锋姿态，而以系统论述见长，与“百年树人”的教育宗旨更为吻合。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将学校、辞书、教科书作为另一个“传播文明三利器”。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就在满清王朝寿终正寝的前夕，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了东吴大学教授黄人（1866—1913，字摩西）编著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史》。刚刚崛起的社会组织（大学、出版社）与新型出版物（百科辞书、教科书），二者的合作竟如此天衣无缝，让我们得以一窥晚清西学东渐的蹒跚步伐。考虑到黄摩西在东吴大学教的是“国文”与“国学”，本文将以其编纂活动为中心，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是如何在晚清辞书的视野中得以浮现的。
在友朋及后辈的心目中，早逝的“苏州奇人”黄摩西关于黄人生平及著述，参见王永健《“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首先是位才气横溢的诗人，而后才是最早撰写文学史的学者。所谓“尤长于诗，有青莲之逸，昌黎之奇，长吉之怪，义山之丽，求之近世，王仲瞿、龚定庵其俦也”参见萧蜕《黄摩西遗稿序》，江庆柏、曹培根整理《黄人集》358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说的是诗才；也有谈及其博学深思的，可最后还是落实为下笔如有神：“其于学也，无所不窥，凡经史、诗文、方技、音律、遁甲之属，辄能晓其大概。故其为文，操笔立就，不屑屑于绳尺，而光焰万丈，自不可遏。”吴梅：《黄人摩西》，见《黄人集》371页。终于有人关注那部“贯串古今，究极蕴奥，言人所不能言”的《中国文学史》，但还是为了证明作者读书广博“以故下笔汪洋自恣”参见庞树森《黄摩西先生诗集序》，《黄人集》361—362页。。或许，在时人眼里，吟诗填词是创作，至于做学问，那是第二等的功夫。
可时过境迁，作为诗人的黄摩西，其形象正日渐黯淡；反而是学者黄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完全是稿本与刊本的关系江庆柏等整理的《黄人集》中，诗词大部分来自稿本或抄本，文章及著作则曾于作者生前公开刊行。，关键在于，世人的眼光及趣味变了。另一位苏州才子钱仲联，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家黄人》中，对已去世六七十年的黄摩西的表彰，便逐渐从诗词的“究极情状，牢笼物态”，转为二十九巨册《中国文学史》——“是我国自有文学史以来，第一部空前的巨制”、“不特空前，亦恐绝后”参见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167、105—110页，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黄霖撰《近代文学批评史》，在第九章“中国文学史学”中，用很大篇幅论述黄人所撰《中国文学史》之“鲜明的编史目的”、“新颖的文艺观点”、“进化的发展史观”以及“独特的编史方法”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796—80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使得这部流传极少的著述，从此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
即便如此，要说留在历史上的印记，黄人还是远不及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或者学者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就连他东吴大学时期的助教吴梅，也都获得比他更大的声誉。为什么？很大程度在于其“身影”模糊——在晚清的文坛与学界，讲诗才，黄人不是第一流；而《中国文学史》虽有开辟之功，却也很难说是传世之作。
或许，添上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重视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情况会发生变化。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从事文学教育的“专门家”，黄人的才情学识固然引人注目，更值得后人欣赏的，是其建立在现代学科分类基础上的“百科视野”。面对西学东渐大潮，有此视野者并不罕见；但能成功地将其落实在辞书以及教科书的编纂活动中，可就不多了。本文试图将黄人的文学批评、辞书编纂以及教科书撰写三者互相参照，解读社会转型期新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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