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少华谈论中日近代百科全书时，曾简要介绍了42种清末刊行的百科全书型著述（包括百科辞典和百科丛书等）参见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53—7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略加考辨，我们不难获得如此印象：绝大部分百科辞典或丛书，不设“文学”这一科目。道理很简单，对于关心“时务”、着意“启蒙”的新学之士来说，传统中国之重文辞而轻实学，正是他们所要刻意避免的“通病”。另外，还有一点同样值得注意，作为新学语的“文学”，其时尚处“妾身未明”的状态。只是随着《奏定大学堂章程》的不断修订，国人方才日渐意识到“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参见拙文《新教育与新文学》，《中国大学十讲》102—13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后，作为Literature的对应物、而不是“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也才日渐被普通民众所体认。
这里，借三种早期百科辞书，看“文学”的尴尬处境，以及其是如何逐渐浮出海面的。
杞庐主人编《时务通考》，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全书共分天算、地舆等三十一门，号称三百万言。其中卷十九“学校”附有“语言文字”，主要条目包括“泰西学校有三等”、“各国学校总数”、“各国藏书楼”，以及“英国学校”、“法国学校”、“德国学校”等；附录部分则有“言语考原”、“读书三要”、“西国文字之简易”、“中国宜因西文制通行字典以广同文之治”等。编者所撰自序，从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到清代《皇朝文献通考》，再说到道光年间海禁大开，学风为之一变；接下来这一段，可谓“自述明志”：有见于泰西之政治，时时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其学术更能夺造化之功，爰时取其法而行之，以辅政教之所不逮。繇是，时务典籍，又为经济之一端，而统汇之书缺焉。仆纠集同志，贯串群言，合为一书，曰“时务通考”。杞庐主人：《时务通考序》，《时务通考》，上海：点石斋，光绪二十三年（1897）。这里没有任何“文学”的影子，不管是传统诗文，还是西方小说戏剧；编者关注的是“更能夺造化之功”的科学技术，以及“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的政教制度——后两者方才是时贤眼中有用且急需的“时务”或“经济”。
上海鸿宝斋1901年第三次石印的《经济通考》（邵筱邨编），卷首刊有鸿宝斋主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撰序言，强调其“怀经世之学，济变之才”，故“通考”译介的内容，集中在“洋人之政教风俗，四民之业，专门之艺”：近年以来，朝廷切实振兴，力除积弊，广通言路，种种所颁新政，类皆效法西人，然则士生今日，怀经世之学，济变之才，尤贵能洞达夷情。夫是故邵筱邨先生是书之所由作也。编中分门十有六，网罗数千篇，凡洋人之政教风俗，四民之业，专门之艺，撷其最要者译之，参以当代名人论说。总其纲维，终不外经济大端，而详核显豁，囊括无遗。鸿宝斋主人：《经济通考序》，《经济通考》，上海：鸿宝斋，光绪辛丑年（1901）。此书同样没有“文学”，且不少条目与《时务通考》雷同；稍微值得关注的是，卷六“学校”中，收录了涉及中国时事的《创设学校议》《女教》《考试论》等。
钱颐仙选辑的《万国分类时务大全》，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申江袖海山房石印刊行。全书共四十卷，其中“文学类”竟占了三卷（二十至二十二卷），在晚清的同类著述中，可谓破天荒。可仔细辨析，这关于“文学”的三卷书中，包括“各国学校”、“各国文字”、“各国书院”、“各国学馆”、“各国算学”、“各国声学”、“各国光学”、“各国电学”等。以今人眼光看来，大概只有卷二十“文学类上”的第二节“各国文字”，那概述西方诗文小说戏剧的三四千言，才真正当得起“文学”二字。从“至中国周初时，希腊有一瞽者，名曰和美耳，最长于诗”，到“泰西诸国皆重词曲，而创始于希腊”，再到“希腊闺秀名撒弗者工于小诗”，“意大利人名曰丹低深明世故兼善立言”，“哥底素称博学”，“所著之《缶斯德》一书最为著名”等参见钱颐仙选辑《万国分类时务大全》卷二十，29—32页，申江袖海山房，光绪二十三年（1897）。，总算是在认认真真地评述域外文学家的事业。至于将光学、电学等也都纳入“文学类”，实在出人意料之外；预感到此，编者在“凡例”中做了专门说明：一、是编所收光学、声学、电学、重学等类，其中所学，虽皆制造工艺之事，原与“文学”两字判若天渊，似不能附入文学类。然编中所汇辑者，皆西国事西国学也。即“文学”两字，亦不过第就泰西各国语言文字所见诸纸笔者而言，故光学等类，统以算学，均分隶诸文学之末。《万国分类时务大全·凡例》，见钱颐仙选辑《万国分类时务大全》卷首。将“工艺”与讨论工艺的“学问”分开，只要写成“文字”，而不是停留在口头或操作层面，那就是“文学”——如此奇思妙想，倒是与章太炎《文学论略》中的说法颇为神似章太炎《文学论略》称：“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见《国粹学报》丙午年第九号，1906年10月）。可作者没有说明，谈论光学的书籍入“文学类”，而谈论“赋税”或“刑罚”的书籍，何以又归“政治类”？当然，这个兼及学校、诗文、博物馆以及教授光学电学书籍的“文学”，并非现代欧美人心目中的Literature。
有趣的是，将光学书籍纳入“文学类”，《万国分类时务大全》的编者觉得有必要做些辩解，可在“文学类”中谈论“学校”、“书籍”、“博物馆”等，则似乎是天经地义。实际上，在晚清文献中，经常出现将“文学”等同于或从属于“教育”的论述。就以当年影响极大的森有礼编、林乐知等译《文学兴国策》为例，所谓“森君之使美也，除办理交涉事宜外，特奉朝命，就近查访美国文学成规，以为日本兴学之先导”；以及“美国广兴文学，百余年间，日新月盛。日本得其成法，以行于数岛之中，不过二十余年，各国递相引重”参见林乐知、龚心铭所撰序言，载森有礼编，林乐知等译《文学兴国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说的都是教育问题。书中第一篇，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Theodore P。Woolsey，1801—1889）复函，论述“文学”如何有益于富国，有意于商务，有益于农务、制造，有益于伦常、德行、身家，有益于律例、国政等森有礼编，林乐知等译：《文学兴国策》2—4页。，此等文字，与日后梁启超之畅谈“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没有任何瓜葛。至于创办登州文会馆（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的狄考文（Calvin W。Mateer），曾代表泰西各国寓华教士组织的“文学会”，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其代拟的课程五花八门，可就是没有“词章之学”。“专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的“文学会”，竟然如此蔑视“辞章”，实在不可思议。那是因为，在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看来，“欲造就人才，必先振兴文学；欲振兴文学，必先广设学堂”参见狄考文等《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及林乐知所作跋语，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4—18页。。这里所说的关系国家兴亡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化教育，而不是今人熟悉的Literature。
这里涉及晚清学人接受西学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分科原则关于王韬、陈炽、郑观应、宋恕、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家鼐、张之洞、盛宣怀、张百熙等人，如何从观念上或在实践中，尝试新的分科原则，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137—17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以及在新的知识体系中，不同科目地位的升降沉浮。原先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词章之学”，在这个变动过程中，因其“不切实用”，而明显地被边缘化了。这一点，文坛和学界的感觉并不一致。单以书籍出版为例，19世纪后期（1850—1899）中国人的译书中，“文学”一科所占比例极小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2期）称，19世纪后期中国的译书中，“文学”作品只占0.5%；具体数字或可商议，但数量微乎其微，这点毫无疑义。；可从1900年起，经由梁启超等之积极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赋予“新小说”改良群治的重大历史使命，译介域外文学（尤其是小说）迅速形成热潮。即便如此，在很多学者眼中，“文学”依然不重要。比如，1903年8月，严复拟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列出了38门希望译成中文的教科书，其中就没有文学类参见严复《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严复集》第一册127—128页。。
对于中国或欧西的诗文小说戏剧，极端蔑视或过分抬举，都不是明智之举。与这种“轻重失衡”相对应的，是“文学”概念的界说不清。在王韬、郑观应、蔡元培等人眼中，“文学”确实是整个知识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不过，他们对“文学”一词的理解与界定，大都比今人设想的要宽得多。
王韬曾撰《变法自强》，主张按照西方分科立学的原则来测试、选拔人才。不谈“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的“武科”，就说“文科”吧：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辩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王韬：《变法自强中》，《弢园文新编》35—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选拔人才时，“词章之学”依旧有用；可作为学校科目，王韬主张分为“文学”和“艺学”两大类：“文学”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和词章之学四科，“艺学”包括舆图、格致、天算、律例四科。至于辩论时事和直言极谏，明显不是学科，“此二者，以觇其作吏之裁断，立朝之风节而已”。也就是说，王韬心目中的“文学”，约略等于今天的“人文学”。
在《盛世危言·考试》中，郑观应建议设立各式学校，分科则“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凡武学分其目为两科”（陆军科与海军科）。其中“文学”六科的划分值得注意：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299—3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也就是说，在郑观应看来，同是“文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涵盖除军事以外的一切人类知识；狭义的“文学”，则仅限于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
进入新世纪，“文学”的面貌终于变得日渐清晰。1901年，蔡元培出版题为《学堂教科论》的小册子，从教学的角度，对人类知识进行分类。在蔡元培的分科体系中，共设算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名学、群学、文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十科。其中的“文学”，包含音乐学、诗歌骈文学、图画学、书法学、小说学五个分支。从“美术”以及“玩物怡情”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这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可还是稍嫌笼统参见《学堂教科论》，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1卷139—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两年后，“搜集中西名著，取其有关目前经国之旨者编辑成书”的《新学大丛书》刊行参见明夷等辑《新学大丛书》的《例言》，《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这套丛书，分为政法、理财、兵学、文学、哲学、格致、教育、商业、农业、工艺等十类；其中的“文学”类，包括学术1卷、史学1卷、历史3卷、地理3卷、辞学1卷、语学1卷——至此，“文学”依旧包罗万象，而没能轻装上阵。
晚清学界，有对于具体文类（如小说、诗歌）的精细描述，有将文学混同于“教育”、“人文学”等的美丽误会；当然，也有文人学者对此边界心知肚明，只是没有给予明确的阐述——或者说了，但不曾广为传播。在百科辞书视野中，给“文学”以清晰的定位，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大学教授黄人身上。
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编者是这样阐释“文学”一词的：“文学”（文，Literature）我国文学之名，始于孔门设科，然意平列，盖以六艺为文，笃行为学。后世虽有文学之科目，然性质与今略殊。汉魏以下，始以工辞赋者为文学家，见于史则称文苑，始与今日世界所称文学者相合。叙艺文者，并容小说传奇（如《水浒》《琵琶》）。兹列欧美各国文学界说于后，以供参考。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而欲动人感情，其文词不可不美。故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所以美文学亦为美术之一。惟各国国民之性情思想，各因习惯，其言语之形式亦异。故各国文学，各有特色。以外形分，则有散文、韵文之别。而抒情诗、叙事诗、剧诗等（以上皆于我国风骚及传奇小说为近），于希腊时代，虽亦随外形为区别，而今则全从性质上分类。要之我国文学，注重在体格辞藻，故所谓高文者，往往不易猝解，若稍通俗随时，则不甚许以文学之价值，故文学之影响于社会者甚少，此则与欧美各国相异之点也。以源流研究文学者曰文学史。或以种族，或以国俗，或以时代，种类甚多，颇有益于文学。而我国则仅有文论、文评及文苑传而已。参见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子集106页。除了对文学的特性、风格、体式做了简要的描述，还涉及中西文学的比较，以及“文学史”的意义等。一个五百字的词条（这在该辞典中属于最长之列），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而且基本正确，实属不易。
编纂百科辞典，各学科的相互区隔固然重要，而不同学科的此起彼伏，更是耐人寻味。虽然意识到“文学”的独立价值，身处晚清，多少受制于“重时务”的时代思潮，黄摩西在设计涉及“文学”的词条时，还是稍嫌拘谨。中国文学54条，世界文学21条，合起来也才75条（其中还包括若干语言学条目）。这比起教育学89条、音乐131条，显得很不成样子。与世界史学的1593条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好处是，毕竟有了专门的学科与一定数量的条目。用“百科大辞典”的方式，让“文学”（而不是某一具体文类，如“小说”、“诗歌”等）在新的知识体系中获得清晰的地位，这一努力，还是功德无量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