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原放等主编《上海出版志》，国学扶轮社1902年创办于上海参见宋原放等主编《上海出版志》25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可有证可查的出版活动，却是在1905年以后参见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27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至于本版书籍，主要集中在1909—1915年间刊行，1916年以后，似乎就没有什么活动了。国学扶轮社创办人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室名粹芬阁，自号粹芬阁主，浙江绍兴人，早年失学，在书店当学徒。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此后，一面在商务工作，一面与外人合作创办国学扶轮社、古书流通社、中华舆地学社等，1918年入世界书局，后任总经理关于沈知方的生平及编辑活动，参见秋翁（平襟亚）《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现象》之“书业怪杰”节，以及王震的《记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二文载宋原放等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278—283、479—492页。。另一位创办人王均卿，号文濡，别署新旧废物等，浙江吴兴人，南社社友，先后任国学扶轮社、文明书局、进步书局、中华书局编辑，其主编的《香艳丛书》《古今说部丛书》《说库》《明清八大家文钞》《续古文辞类纂》等，流传甚广，至今仍时有翻印。
黄人是否国学扶轮社的创办人、有没有直接介入其经营活动，历来众说纷纭。没有确凿的史料，黄氏的自述又相当模糊，读《国朝文汇序》，似乎是自己人（“此本社所以有《国朝文汇》之选辑也”）；可看《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又似乎颇有区隔（“国学扶轮社主人沈粹芬发心欲编词典，漫以相属”）。但无论如何，黄人与国学扶轮社的关系非同寻常，单看其正式刊行的三部大书——《国朝文汇》《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国文学史》——都是由国学扶轮社出版，便可见一斑。
作为标榜“国学”的出版机构，创办于上海的国学扶轮社，确实以刊行中国传统文化读物为主。黄人的编纂活动，在国学扶轮社的众多出版物中，显得相当“另类”。不妨以该社约略同时刊行的两部“大辞典”为例，看黄摩西的学术趣味与编纂策略。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编纂者为黄摩西，这点确凿无疑；至于《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可就很难说了，版权页上只署“上海国学扶轮社校”，总给人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专门研究商务印书馆历史的汪家熔曾指出，《文科大辞典》是沈知方偷窃《辞源》的立意，“以《骈字类编》做底本，略加增删，加上注解”而成汪家熔在《还谈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中国编辑》2004年第2期）中称：“（沈知方）他在商务印书馆当高级职员，自己又与人合办‘国学扶轮社’。他知道《辞源》的编辑活动和商业价值，命国学扶轮社编辑模仿。以《骈字类编》做底本，略加增删，加上注解，印两个本子，一个叫《文科大辞典》，一个叫《文科大词典》，在1911年出版。”。称《文科大辞典》为杂凑之作，这点没错；但要说是“以《骈字类编》做底本”，则又不甚准确。此说很可能受林纾为《文科大辞典》所撰序言的影响。林序从《皇览》说到大名鼎鼎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称：“然二书取材，皆盛选奥博之士为之审定，而议者尚复哗起。甚哉，欲餍人心之难也。”具体到《文科大辞典》的编排方式，林表彰其既“与欧西之辞典同体”，又有《骈字类编》的遗响参见林纾《〈文科大辞典〉序》，《文科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此序亦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畏庐续集》。。
无论编纂体例，还是释词方式，《文科大辞典》都显得相当陈旧，广告所称“辞典而兼类书功用，尤为是书之特色，临文之际，得此以润色辞藻”此则广告，刊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文科大辞典》卷首。，正凸显其从内容到形式的不伦不类。唯一显得有点时代特色的，是编纂凡例最后一则：“本书虽别于各类书，然为便于应用计，故特分四十类，如天文、舆地、岁时等，于每条注名、代、动、静、状、叹等字，下附列类名，并依日本索引表注，另列一目，注明某类在某画某字第几，以便检查。”参见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卷首的“凡例”。可如此点滴改良，对于这部大书的学术质量来说，几乎全然无济于事。全书东抄西拼，随处捉襟见肘，名为“文科大辞典”，其词条有“小言”、“小道”而无“小说”，收“散人”、“散木”而不收“散文”，实在不得要领。至于释词之简陋，举两例为证：“古文”：（名）（文学类）谓先王之典籍。《文选·剧秦美新》：“古文毕发。”（注）古文，先王之典籍也。（丑集37页）
“文章”：（名）（道学类）威仪文辞，皆为文章。《论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朱传）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子集91页）为何“文章”归“道学”，而“古文”又属“文学”，读者实在想不明白。至于先秦以降，作为文体的“古文”与“文章”，到底是如何演进的，更不在编者视野之内。如此一来，所谓的“大辞典”，只是检索词汇出处，以便读书人“临文之际，得此以润色辞藻”。
应邀为《文科大辞典》写序的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林纾，大概并没审阅书稿，只是凭空说好话。对于林纾来说，评价《文科大辞典》，不必看体例是否完整、诠释有无错漏，关键在于能否让国人重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并借此保存国粹：综言之，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乘乏大学文科讲席，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今同社诸君用心如此之挚，立志如此之高，编纂是书，嘉惠艺林，余不敢以不文谢也。谨录其所见，以质海内淹博之君子。林纾：《〈文科大辞典〉序》，《文科大辞典》；另见《畏庐续集》10页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这种期许，与“国学扶轮社”的命名，以及《文科大辞典》上自刊的广告《文科大辞典》的卷首广告称：“自欧风和体渐深，文字之病，芜杂廓落，弥望荆榛，先正典型，飘摇欲坠矣。……捃摭群籍，积有年岁，始成百数十万言。诠释俱极明瞭，无扪烛谈日之弊；印证必穷源委，无数典忘祖之讥。”，正相吻合。
至于严复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写序，估计同样也没看黄人的稿子，不了解其工作志趣。要不，不可能想当然地表彰其如何发扬国粹：国学扶轮社主人，保存国粹之帜志也，其前所为书，已为海内承学之士所宝贵矣。乃今以谓徒于其故而求之，犹非保存之大者也，必张皇补苴，宏纳众流，而后为有效也。《〈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严复集》第二册277页。严复当然与林纾有别，明白“古不能以徒存也，使古而徒存，则其效将至于不之存”同上书，276页。，更强调的是如何将“国学”发扬光大。但严复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他所作序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其实并不以“保存国粹”见长。
黄人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正如其“凡例”所说的，“中外兼赅，百科并蓄”。工作重点在西学而不是国学，而且，自然科学所占的比例比人文及社会科学还高，这与《文科大辞典》之在中国经书中打转，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敏锐地感觉到这一问题，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曾特意指出：这部词典虽亦刊载中国固有的学术用语和历史地理名词，然而仅录最主要用语，挑选至为严格；可是对于外国辞语，则悉力以赴，大量收录。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9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至于词条的学科分配，有中国学者作了详细统计：“该辞典所收条目，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约为5500条，其余的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参见李迪等《清末〈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及其学术价值》，《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1期。这么说，全书收词11865条，大半篇幅给了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这倒是很符合那个时代急于追赶世界潮流的新学之士的学术趣味。
因为注重的是新学，而新学语又大半来自欧西，故《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在释词时，尽量“附列西国原文，以供参核”。这个特点，在“凡例”中已有大张旗鼓的说明。刊于《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卷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广告，再次予以强调：本书参考专门学书千余种，提要钩玄，会通中外新旧各种学术名词，成一精粹完备之辞典。分门别类，详加考核，而科学新名词则多附以西国原文。后世学者论及此，总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其实，《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这个特殊优长，必须略打折扣。因为，并非每个新学语，都附有“西国原文”。
单以世界文学部分为例，“印象主义”、“感伤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等词条，并没有英文标识；而“象征主义”则英文外再加别名（Symbolism，表象主义、标象主义、标现主义）。不见“浪漫主义”，有的只是音译的“罗马第昔斯姆”（Romanticism）。更有趣的是，有些词条不仅标有英文，还有法文、德文，甚至拉丁文。编者明显是“博采众长”，以至留下了不少体例不一的瑕疵。至于世界史部分开列“大隈重信”、“大和魂”等条目，还有“北清事件”（庚子事变）这样的专有名词，在在提醒我们日本辞典的影响。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编者，确实有“百科”的趣味、“世界”的眼光，可限于个人乃至当时中国学界的知识储备，看来只好杂抄故书了。正因此，没能真正兑现“附以西国原文”的承诺。即便如此，黄摩西等的抄书，还是有自家面貌的。若史学部分的“鸣沙山藏书”、“中日之战”、“《革命军》之狱”等，都是刚刚过去的史事，很可能没有现成的辞书可抄。而释文中不时冒出来的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也很能显示编纂者的“主体性”。至于解释英国小说家“迭更司”时，带进林纾的翻译；界说“新闻纸”时，插入“其起原，在我国，则邸抄、官报等为滥觞”；描述“杂志”时，称“吾国始于同治初教会中人，至戊戌以后而稍盛，然此起彼仆，能持久者甚少”参见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巳集44页、酉集15页、亥集50页。，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确信，黄摩西主持编纂《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确实是下了大工夫，而并非只是“剪刀加浆糊”。
在西学大潮日渐汹涌的清末民初，编纂百科辞书，说难就难，说易就易。“即使他们不懂外文，也已经有千余部中文译书可供剪裁。所以，只要中文尚可，有决心去编辑，总是可以成功的。”参见钟少华《清末百科全书介绍》，《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18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可真要落实《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十八则“凡例”，百科辞书的编纂，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比起众多率尔操觚的“作品”来，黄摩西之值得肯定，除了工作态度认真，还在于其学科意识的健全——尤其是在处理无关“时务”的“文学”学科上，显示了较为通脱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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