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去世时，众多挽联皆突出“青年导师”和“文坛泰斗”，唯有蔡元培将其学术功绩放在第一位：“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无独有偶，周作人关于鲁迅的悼念文章，也是先学术后创作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挽联辞”第21页，“悼文”第一辑21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37年；上海书店，1979年。。可见在一批老朋友心目中，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只是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洗涤，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如日中天，而学问家的鲁迅则相对暗淡多了。这与现代中国人对文学的推崇和对学术的轻视有关，也与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完整著述甚少有关。相对于同时代的大学问家如王国维等，鲁迅对学术的“忠诚”显然不够。上海十年鲁迅很少顾及学术研究；但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这不仅是指其唯一完整的著述《中国小说史略》乃“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之一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文艺复兴》2卷3期，1946年10月。，而且包括众多尚未真正完成的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学术思路。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去世前不久，鲁迅曾设想为纪念自己从事写作三十年而编一套十卷本的著述《三十年集》，为此拟了两种编目，其中学术部分包括《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四种《〈三十年集〉编目二种》，《鲁迅全集》第八卷461—462页。。若依此目，鲁迅只能算是小说史家。周作人则不这么看，在述及鲁迅的学术贡献时包括“搜集辑录校勘研究”，并具体列出九项研究成果，除鲁迅拟收入《三十年集》的四种外，还有辑录校勘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谢承《后汉书》、《嵇康集》、《岭表录异》和未完成的《汉画石刻》知堂：《关于鲁迅》，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之“悼文”第一辑21页。。随着《汉文学史纲要》以及《俟堂专文杂集》、《鲁迅辑校石刻手稿》、《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藏汉画像》等的陆续问世，作为学者的鲁迅的面貌日益清晰，已经很难再单用“小说史家”来涵盖其整个学术生涯。

    像那个时代的若干大家一样，鲁迅的学术理想是熔铸古今会通中外，借用他为一个青年作者的文学论著写的题记，则是：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粲然可观……《题记一篇》，《鲁迅全集》第八卷332页。如果再加上文学与艺术的横通、实物与文字的印证、正统与异端的对话、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等具体策略，则鲁迅的学术追求大致可见。当然，“追求”不等于“成就”，鲁迅的许多很好的学术思路其实并没展开和落实；就已有的学术成果而言，鲁迅的贡献仍以文学史研究为主。只是将鲁迅的文学史研究置于其整个学术追求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确实有利于我们对其研究策略的理解。

    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09年8月归国到1920年夏，醉心于辑校古籍、搜集金石拓片和研究佛教思想，主要成果有《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岭表录异》、谢承《后汉书》等；从1920年8月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到1927年辞中山大学教职，先后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文学史论著，辑校并出版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从1927年10月抵沪到1936年逝世，校定《嵇康集》、合编《北平笺谱》和撰写《门外文谈》等，但主要兴趣在杂文，只是仍不忘为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及中国文学史作准备《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184页。。从早年借鉴和译介勃兰兑斯等人所撰外国文学史如1907年撰《摩罗诗力说》时借鉴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波兰》和利特耳的《匈牙利文学史》等（后述）；1921年译凯拉绥克的《斯拉夫文学史》和凯尔沛来斯的《文学通史》的片断；1929年译罗迦契夫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梗概》中关于迦尔洵的一篇。，到逝世前不久还在购买国学研究资料，纵谈拟撰的中国文学史提纲参阅许广平《欣慰的纪念》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第73—7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文学史研究无疑始终是鲁迅学术兴趣的重点。

    关注文学史研究，“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117页。；但鲁迅的学术视野及兴趣，其实并不局限于文学史研究。就好像辑录古小说佚文固然对此后的撰写小说史大有裨益，但《古小说钩沉》并非只是为了《中国小说史略》而存在；或借以了解“国人所白心”，“思士之结想”，或“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古小说钩沉〉序》，《鲁迅全集》第十卷3页。。这与其后鲁迅所从事的辑录校勘一样，主要是一种文化积累，“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32页。，而不一定直接服务于某一研究课题。不只辑校古籍、石刻如此，译介西方思想、学术也不例外。鲁迅并非专门学者，不管是“偷火”还是“怀旧”，都有超越具体对象的文化关怀。

    这种“文化关怀”，既落实在学术著述上，也体现在散文杂感中——但两者的表现形式可能截然不同。将醉心于“钞旧书”的鲁迅和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鲁迅放在一起，无论如何有点不大协调。除了前后期思想变化外，更因不同著述形式需要不同思路来应付不同的语境。鲁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学大师”，对传统文化有过迄今为止最为尖刻的批评；可鲁迅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眷恋又是如此深沉，单是翻阅其每年的书账便能明白这一点。就像鲁迅所说的，“菲薄古书的，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三卷214页。；可赞赏古书的，不也是“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吗？因“洞知弊病”而菲薄之，与为“留其精粹”而赞赏之，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势不两立。相对而言，在注重社会批评的杂文中，鲁迅更多地菲薄古人古书；而在发掘文化遗产的学术著作中，鲁迅则倾向于理解与赞赏古人古书。讨论鲁迅的学术思路，当然应该以后者为主；可倘若舍弃鲁迅杂文中许多精彩而又可能偏颇的学术思考，则又实在可惜——这正是作为学者的鲁迅的一大特征。只是将鲁迅的杂文作为其学术思考的一种特殊形式来把握时，必须十分谨慎。因“借题发挥”、“正话反说”，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杂文笔法，与学术著述的“实事求是”大相径庭。因此，本文在描述“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仍以其学术著述为主要考察对象，适当引入杂文中的某些提法来补充说明其学术思路；同时，附带分析鲁迅面对“专著”与“杂文”两种文本系统时的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后期鲁迅的写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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