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何者为“清儒家法”，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当初王国维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来把握有清一代学术《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集林》卷二十三26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随后问世的梁启超、钱穆、侯外庐等人所撰学术思想史，具体论述大有差异，但都强调清初、清中、清末学术思潮千变万化，远非“考据”二字所能涵盖参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和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即便同样讲考据，惠栋与戴震不一样，康有为与章太炎更不一样。而所谓“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的说法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近世之学术》章，《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卷七8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不过是世纪初学者借西学为中国学术正名的特殊手法；与其过分强调鲁迅学医因而养成“冷静”、“科学”的治学态度，不如实际考察鲁迅对清儒的选择与接纳。也就是说，本文认可前辈学者对《古小说钩沉》等著述的评价：“体例谨严、搜罗宏富、辑文完善、考证精审”，其校证的功夫甚至可以说“不下于顾千里、黄尧圃他们”参见林辰《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的成就及其特色》、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而着重清理鲁迅接受以及超越清儒的特殊途径。鲁迅很少正面评价清儒的功过得失，只是有一次在比较“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到底是赚是赔时，顺带提及清代的学术：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算账》，《鲁迅全集》第五卷514页。由于特殊的语境，鲁迅说这话时略带调侃；可这并不等于鲁迅对此类“证据也真够十足”的对清代学术的表彰完全不以为然。只不过提醒“眉飞色舞”的学者们注意，“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的背面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无数文字狱造成的“大恐怖”。强调清儒的学术选择乃政治高压的结果，这并非鲁迅的独创。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在述及清儒考据业绩时不忘指出：“多忌，故歌诗文史眓；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訄书(重订本)·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三卷1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章的好友刘师培也有大致相同的意见：“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汩于无形……然亦幸其不求用世，而求是之学渐兴。”《清儒得失论》，《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或许正因为清代学术史的“光荣”与文字狱的“血腥”大有关联，鲁迅不希望宣扬这“赔本生意”，在自家著述中极少提及。
少提及不等于不欣赏，1933年鲁迅在褒贬学界并自述学术追求时，对清学的开山祖顾炎武甚表景仰：“渔仲、亭林诸公，我以为今人已无从企及，此时代不同，环境所致，亦无可奈何。”“时代不同”，故“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环境所致”指的是“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184页。。当然今人有今人的学术追求，不必完全认同宋儒或清儒。强调古人某些方面的“无从企及”，可见鲁迅内心深处对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学颇有敬畏之心；这与喜谈清学但又以为只要掌握了科学方法就能“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的胡适大有差别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新月》1卷9号，1928年11月。。要说“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胡适其实不如鲁迅；只不过鲁迅少谈而胡适大讲，以致梁启超错认胡适为清学的嫡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鲁迅对清儒的接纳，有其特殊的角度，比如对清初三大家中的黄宗羲、王夫之只字未提；对清学的中坚阎若璩、戴震、全祖望、万斯同、汪中、赵翼、龚自珍等也都不曾道及。不提龚自珍可能是受其师章太炎影响，不喜欢晚清今文经学的“以经术作政论”同上书，63页。；可不提戴震等人名字，对于一个被师友同道认定其治学“完全用清儒家法”的人来说，确实有点不可思议。这其实正是鲁迅承继清学的特出之处。清学的最大贡献在经学，不管是辨伪还是考古，皖学还是徽学，今文家还是古文家，经学始终是清代学者关注的重心。鲁迅恰好对经学毫无兴趣，而对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和史学旁支的金石、方志则兴趣盎然。鲁迅藏书中经书类只有《毛诗》、《韩诗外传》、《毛诗稽古编》等寥寥十种，连一般读书人都不如；小学和金石类藏书则十分丰富，足以从事专门性学术研究参见《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二册，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最典型的是收藏孙诒让的《名原》、《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定本墨子间诂》、《札迻》和《籀膏述林》等，可就是没收藏其代表作《周礼正义》。。这种学术兴趣规定了他对清儒的选择与时人不同，惠栋、钱大昕、章学诚等清学大家，出现在鲁迅笔下时，竟然是为《说铃》作补注，或者考证《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三国演义》为七实三虚参阅《鲁迅全集》第九卷68、161、129页。，这都绝非此三位学者的真正所长。
鲁迅比较推崇而且真正说到点子上的清代学者，大概只有阮元、俞樾和孙诒让。有趣的是，这三人都与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有关系：后两位是章太炎的业师，阮元则是章氏就读的杭州诂经精舍的创办者。或许是追溯师承，或许是受章太炎定俞、孙为晚清经师一等的影响章太炎分同时代经师为五第，“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的俞樾、孙诒让、黄以周为“此其上也”。参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19页。，鲁迅对上述三人大有好感。只是说到学问，鲁迅仍然漠视其经学方面的名山事业，只字不提《性命古训》、《经籍纂诂》、《群经评议》、《周礼正义》等。不过，推崇阮元的《畴人传》《金石志》、俞樾的《茶香室丛钞》和孙诒让的《名原》参阅《鲁迅全集》第一卷199页，第三卷322页，第五卷536页，第八卷55、175页，第十一卷345、634页等。，确实别有眼光，且都与鲁迅的学术趣味相契合。鲁迅晚年仍念念不忘的三件学术工作：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中国文学史、选印画像石刻，都与其对清学的选择有关。可以说鲁迅对中国小说研究的兴趣促使他选择了《茶香室丛钞》；也可以说《茶香室丛钞》中众多古小说的考证引诱鲁迅从事这项学术工作——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
借助于章太炎作为中介，鲁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沟通了与清儒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具体体现在研究对象、治学方法及整体思路的设计上。清儒虽然以经学研究为中心，可经就那么几部，人人争言经学，不免“碎义逃难”；于是豪杰之士颇有虚晃一枪然后另辟蹊径者。为解经发展起来的音韵训诂早就自立门户；为解释名物制度而转向史学、由史学而转向方志、金石，仍是治学的正途；至于由经而子、由子而佛，更是晚清学界的一大时尚。鲁迅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起步，漠视经学并不奇怪。现存鲁迅辑录、校订的古籍手稿共50种，其中子部种数最多，史部分量最大，而经部只有无关紧要的两页《春秋左氏传稽氏音》参阅《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一册51—54页和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
辑校古籍乃清儒治学的一大特色。虽说有本末倒置、不读书而专讲佚文的“钞书匠”，但辑佚之成为一种专业、一种时尚，对复活古书、开拓读书人的视野大有好处。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积累，不妨将“辑佚”作为清儒好古求实的学术精神的象征。表面上再没有比“钞古书”更容易的了，可这是一种必要的学术训练，更何况辑什么和怎样辑都大有手眼高低之分。这里不准备评价严可均或马国翰那样专门的辑佚家的学术贡献，而是指出从事辑佚对学者治学风格的影响。被梁启超目为“辑佚之嚆矢”的《古经解钩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95页。，乃惠栋弟子余萧客所成。戴震为此书作序，大力表彰作者“好古而有师法”，足以破“凿空”此等“说经之弊”；因凿空之弊不外“缘词生训”和“守讹传谬”二种，前者须药以认真的考据，后者则不妨突出辨伪与辑佚。也就是说，戴震、惠栋之主张搜考异文广揽故训，除了可“以为订经之助”外，更主要是“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之恶习《古经解钩沉序》，《戴震文集》145—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清儒治学讲究“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经韵楼集》卷十二，七叶衍祥堂藏版，道光元年（1821）。，故辑佚校勘之学乃是其根基。既反对凭空说法，也反对依傍先人，希望返求古经，直接面对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思路，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还其本来面目”，“一切从根本做起”。对流传至今的古籍持审慎的态度，不轻易将其直接等同于古人的思想学说；明白书籍递嬗散亡、文人有意作伪以及皇上御批刊落等，都可能使得今人无法真正与古人对话。所谓“扫荡烟埃，斥伪返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古书“一经篡乱，固贻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也”。于是鲁迅不得不“杜门摊书，重加勘定”，为自己、也为学界同仁的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底本”《〈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全集》第十卷141页。。
辑校古籍并非易事，这点只有当事人冷暖自知。鲁迅曾自述其辑考《小说旧闻钞》的甘苦：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鲁迅全集》第十卷146页。在鲁迅的三种小说史资料辑校考证著作中，《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显然更见功力，也更为后世学者所推崇。如此“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倘出于专业的辑佚家、校勘家一点也不奇怪；可以史识见长的鲁迅，治学时居然甘愿下此“笨工夫”，这才值得惊叹。鲁迅“少喜披览古说”，搜集散佚的“丛残短语”，或许真的是如其自述的“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并没料到日后撰写小说史，其中五篇竟是从这部“细针密缝的三十六卷《古小说钩沉》的搜辑的结果里勾稽出来的”参阅鲁迅《〈古小说钩沉〉序》和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至于《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则不一样，是有意配合《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而作的，不只是为了让“唐人小说的真面目为之复现于世”，更重要的是使得自家小说史的著述有坚实的根基。也就是鲁迅曾不无自豪地宣称的：“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参阅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文艺阵地》2卷1期，1938年10月)和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三卷229页)。要求学者立论前在史料上有“独立的准备”，这是一种相当严谨的著述态度。鲁迅晚年屡次表示准备撰写文学史，而且其单篇论文和众多杂文中有许多对历代作家作品的精彩评说；尽管如此，鲁迅仍迟迟不肯动笔。除了客观条件限制(如时间、资料等)外，更因鲁迅的著述态度：撰史必须“先从作长编入手”《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184页。。作史料长编目的是正本清源，没有这种“独立的准备”，鲁迅不敢贸然撰史。世人提及清儒的影响，喜欢从鲁迅校辑古籍的周密精细入手，我则更倾向于这种没有“独立的准备”不敢轻易立说的治学风格。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没能最后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尘埃落定，当初不少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有认真的好处。
鲁迅治学从根本做起，注重辑佚和考据，这不只体现在撰史前详尽的资料准备工作，更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同代人的研究成果(如胡适、孟森、王国维、罗振玉、吴梅、俞平伯、钱静方、蒋瑞藻等)，全都局限于史料考辨；此后十几年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着眼点仍是史料考辨参阅《鲁迅全集》第八卷139页、第六卷347页、第十卷146页。。鲁迅重考据，但不重一般意义上的“考据家”；对单纯考据的超越，是鲁迅承清学而又不为清学所囿的明证。《会稽郡故书杂集》之“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以补“方志所遗”《〈会稽郡故书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32页。，这一思路渊源有自。鲁迅自述受张澍所辑《二酉堂丛书》影响，周作人也证实这一点参阅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和周作人《关于鲁迅》。；可《二酉堂丛书》只是清儒大规模辑存乡邦文献以养成地方学风、人格这一思潮的后起者。顺治康熙年间已有《甬上耆旧诗》、《姚江诗存》、《粤西文载》等，清中叶以后，此类钩沉搜逸的乡邦文征更是层出不穷。而章学诚将其定为方志学鼎立三足之一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称：“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见《章学诚遗书》12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鲁迅辑录会稽“史传地记之逸文”，基本是承清人余绪；而将辑录古籍重点放在魏晋，则更能体现鲁迅独到的学术眼光。认定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时代”，“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欣赏嵇康、阮籍的“师心使气”，敢于“与古时旧说反对”；尤其是将其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来把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501—517页。，更是言前人所未言。正是这种“史识”，而不是“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等具体的操作技巧《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鲁迅全集》第四卷275页。，保证了鲁迅辑校古籍的价值。
从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到黄睪的《子史钩沉》，再到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辑佚考证的对象随学术思潮与价值观念的转变而转变。鲁迅的“师祖”俞樾已经热心于“小说考证”，只不过仍从“观风俗知得失”角度评论稗官野史；梁启超、邱炜萲、黄摩西等在提倡新小说的同时，也开始对古小说做零星研究。五四以后，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日渐普及，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胡适、郑振铎等新文化人，才真正将小说作为一项学术课题来努力研究。但在此之前十年，鲁迅已经开始默默地从事古小说的钩沉。从1920年8月受聘到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到1924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短短几年时间，鲁迅一举奠定了整个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布局。这奇迹得益于其敏锐的学术感觉及长期“钞旧书”的努力。认真的考据家其实不太难找，难找的是有思想有胆识且甘于坐冷板凳“钞旧书”的真学者——鲁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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