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早就注意到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不过多从前者影响后者立论。《彷徨》之所以不同于《呐喊》，摆脱对外国作家的模仿，“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239页。，显然得益于其时作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深入研究。这话倒过来说也许更有意义：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深入，得益于其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以一位小说大家的艺术眼光，来阅读、品味、评价以往时代的小说，自然会有许多精到之处。或许是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太出色了，人们往往忘了其独到的批评而专注于其考据实绩。其实史料的甄别与积累必然后来居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难以逾越，在其史识及其艺术感觉。胡适是最早高度评价这部“开山的创作”的，可所谓“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9页，《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基本仍限于考据。这与胡适本人的学术趣味有关。在本世纪中国学者中，对中国小说研究贡献最大的莫过于鲁迅和胡适，前者长于古小说钩沉，后者长于章回小说考证。不过在小说史的总体描述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上，胡适远不如鲁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修养及创作经验的差别。像鲁迅这样“学”、“文”兼备的学者，无疑是文学史研究的最佳人选。这点鲁迅心里明白，屡次提及撰写文学史计划，正是认准“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184页。。
在同时代的文学史家中，鲁迅是最注重作品的“文采与意想”的。唐传奇好就好在“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多“幻设”与“藻绘”；而宋人喜“参以舆地志语”，“篇末垂诫”时又“增其严冷”，不免枯燥无味。对“诰诫连篇，喧而夺主”，或者“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的作品，鲁迅深恶痛绝。在鲁迅看来，借小说“庋学问”与借小说“寓惩劝”，二者“同意而异用”，都是对小说性质及功能的误解。《世说新语》之所以为鲁迅所激赏，除了其“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外，更因其并非用以“喻道”或“议政”，而“为赏心而作”，故“远实用而近娱乐”《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70、103、202、292、242、60页。。文学史家的鲁迅与杂文家的鲁迅，在文学性质的理解与阐述上大有差异。早期鲁迅多强调文学艺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拟播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八卷47页；《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71页。。后期鲁迅则主张“遵命文学”，认定“文学是战斗的”，故不能不讲功利《〈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456页；《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六卷220页。。除了前后期思想变迁，更因杂文家直接面对风沙扑面豺狼当道的现实，本就无法“为艺术而艺术”；而史家思考千年古国“文以载道”的缺陷，不免突出“纯文学”之“兴感怡悦”。就在鲁迅撰写《摩罗诗力说》的同时，周作人完成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两篇文章思路颇为接近，可互相参照阅读。周作人指责“实利之祸吾中国，既千百年矣”，“吾国之昧于文章意义也，不始今日”；所谓“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乃中国文人的通病，文章的真正出路在于“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4、5期，1908年5、6月。。周氏兄弟此二文，与前此追随梁启超大谈“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小说之关系于社会者最大”大不一样，对梁氏“以小说范人心，代卧碑之用”已经不感兴趣参阅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十卷152页)、周作人《〈孤儿记〉凡例》(《孤儿记》，上海：小说林社，1906年)和《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这种文学观念的急剧转变，有“杂抄文学概论”及生吞西方文学史的痕迹参阅《周作人回忆录》20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冈正子著，何乃英译《摩罗诗力说材源考》1—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故后来多有反复；但攻击传统中国“文以载道”观念这一点，周氏兄弟始终不渝。
反对“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这是新文化人的共同立场；只是鲁迅同时反对“博识多通”者借小说“论学说艺数典谈经”参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鲁迅全集》第九卷319、249页。。这涉及鲁迅对清人“文笔之辨”的承继以及鲁迅对“文采”的特殊兴趣。鲁迅明明知道时人使用“文学”这一概念，是从日本输入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意译，“文学家”即“作家”《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93页。；可1927年在一次演讲中，鲁迅专门分辨“文学”和“文章”，得出一些迥异时人的结论：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三卷440页。强调研究需要理智而创作需要情感，借此区分学者与文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本身没有什么新奇；只是将“文学”断为“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有点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而这并非一时兴起信口开河，鲁迅此说源于其师章太炎。太炎先生在《文学总略》中称：“文学者，以有文字箸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既兼文与学，当然也包括关于文章的学问。章氏此文从字义考辨入手，断言“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章太炎：《国故论衡》55页，浙江图书馆校刊本。，并进而清理汉魏六朝关于文笔之辨的各种思路，目的是反驳阮元以俪词韵语为文的说法。阮元之所以坚持“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直接针对的是桐城派及其老祖宗唐宋八大家那些“奥折奔放”之“笔”阮元：《文韵说》，《揅经室续集》卷三，《揅经室集》(文选楼刊本)。。章氏明白“阮氏之论，亦发愤而作也”，且对桐城古文绝无好感，却还是反对将经、史、子“摈此于文学外”章太炎：《国故论衡》56—58页。。鲁迅对此文相当熟悉，《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从文字至文章》多据此展开，且破例将论题一直延伸到清代阮元之“复昭古谊”。表面上鲁迅只是描述分析汉晋“文章界域”的“弛张”，可字里行间表露出对宋元以降“提挈经训，诛锄美辞”的“散体之笔”不以为然《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346页。。这一点鲁迅师徒明显不一致——其实这种不一致早在章氏撰写《文学总略》时就存在。其时鲁迅正师从章太炎，当被问及文学的定义时，鲁迅答以“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听了先生的批评教诲，鲁迅仍“默然不服”，以为“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这段师徒问答，整个被纳入章氏文中，所谓“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云云，引述的正是鲁迅的意见。
同样反对桐城古文，刘师培的意见可能更容易为鲁迅所接受。刘氏其时与太炎过从甚密，且多在鲁迅关注的《国粹学报》上发表著作。其论述文章原始，直承阮元《文言说》，强调“文也者，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者也”，特征是沉思翰藻，注重偶词韵语刘光汉：《文章原始》，《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刘氏后来因政治上失足而为世人所不齿，鲁迅则不止一次推荐其著作《中国中古文学史》参阅《鲁迅全集》第三卷502页、第十一卷609页。，可见确实对此书大有好感。刘著除说明研究范围的“概论”外，首先从事的就是“文章辨体”，结论是：“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以此眼光观察魏晋文学，刘氏自然注重其“文章壮丽”与“藻以玄思”。魏晋文章“藻以玄理”，“析理绵密”，若嵇康便“长于辨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0、35、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此类妙语，章太炎已着先鞭，如《论式》中称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章太炎：《国故论衡》94页。。章氏之推崇魏晋文人，一是因其“辩智闳达，浸淫反于九流”，一是因其敢于“屏弃功利，殚残圣法”《检论·学变》，《章太炎全集》第三卷446—447页。——而这两点，无疑均为鲁迅所激赏与接纳。可除此以外，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若干精彩判断，实得益于刘师培的著述。如鲁迅称汉魏文章特色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这与刘师培“清峻”、“通侻”、“骋词”、“华靡”的判断大体一致；鲁迅将这个时代命名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刘师培则强调“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参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504页；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11、70、119页。。如果考虑到鲁迅撰此《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明白标示参考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并略其所详而详其所略，不难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师承渊源。鲁迅虽没有直接表态赞同阮元或刘师培的“文章辨体”，不过衡文时格外注重“藻韵”。晚年撰《从帮忙到扯淡》，对屈原、宋玉和司马相如颇为不恭，但仍承认此三人“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第六卷344页。以是否有文采作为评判作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依据，故先秦显学三家，鲁迅独取老庄，因为“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至于格外推崇屈原作《离骚》，更是因“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论，不遵矩度”《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364、370页。。“不遵矩度”既可以体现为“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如嵇康、阮籍的“师心”和“使气”，也可以体现为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如《红楼梦》的“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参阅《摩罗诗力说》、《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鲁迅全集》第一卷69页、第三卷515页、第九卷338页。。除此之外便是“文辞之美”了——鲁迅的文学史著中，批评词汇其实相当简单且古老，全无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靠的全是史家精细准确的艺术感觉。
五四以后崛起的文学史家，绝大部分喜欢摆弄时髦的西洋文学批评术语，像鲁迅那样以“文采与意想”来把握中国古典小说，已经显得相当“落伍”了。在学术史上，这是一个以西方眼光剪裁中国文学的时代，一切以是否符合刚刚引进的“文学概论”为取舍标准，而很少顾及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可能存在另一种同样合理的思维方式及欣赏趣味。对这种西化热潮，鲁迅在杂文中大致持欢迎态度，而在史著中则谨慎得多。对比鲁迅和胡适等人的小说史著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者极少借用其时译介进来的西方小说批评术语，而仍然沿用不少明清小说评点的概念及思路(尤其是以论文方式论小说)。这当然不是一时疏忽或学力所限，鲁迅提倡新文学时大谈“拿来主义”，可整理国故则不希望照搬西方的“文学概论”。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学的某些精妙细微之处，西人很可能无法理解，西式的“文学概论”也无力诠释像《儒林外史》那样“秉持公心，指鏝时弊”、“睮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小说，就因为“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很难被西人所激赏。鲁迅曾抱怨：《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六卷220页。伟大的作品不为时人所接纳，一是因为社会生活变迁，一是因为批评框架转换。之所以突出“漫天塞地”的“留学生”不懂《儒林外史》，就因为他们喜欢套用西人的“文学概论”。借助西人的文学眼光，可以欣赏《三国演义》或《水浒传》，但很难理解文人味很浓、更多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儒林外史》。生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无法完全拒斥西方“文学概论”的影响——选择小说研究作为学术课题本身就是这一影响的明证；只是研究中应该更多顾及孕育中国小说的特殊土壤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于西方小说的艺术风格，以避免削足适履，这是鲁迅文学史著留给后世学者的启示。
注重中国的学术传统，沿用古老的批评概念，但不等于回到宋元明清；大的理论背景仍是“西学东渐”，只不过鲁迅更善于转换和糅合，故显得新中有旧学有根基。治学讲究从目录学入手，这是中国人的特色。鲁迅多次建议初学者靠《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或《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参阅《随便翻翻》、《读书杂谈》和《开给许世瑛的书单》，《鲁迅全集》第六卷136页、第三卷441页、第八卷441页。，鲁迅本人藏书和手稿中也颇多属于目录类参阅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一、二册。。“目录亦史之支流”，鲁迅撰文学史时当然不会忘了这一点；虽然中间有过起伏，定本《中国小说史略》还是以“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为开宗明义第一篇油印本《小说史大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论录》，在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中被删去；定本《中国小说史略》重新补入此篇且大为扩充，“目录亦史之支流”的论断即见此扩充后的第一篇。。除了这一篇，其余各篇也颇有依据《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立论的，更重要的是关于唐传奇的分类与宋人说话家数的辨析，随处可见鲁迅的目录学修养。可断言此书之“秩序井然，正完全是目录学为根底的”参阅李长之《文学史家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11号)，此文有不少精彩的想法，只是论述欠妥。，则又言过其实。尤其是至今仍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小说研究界的若干小说类型的理论设计，更非目录学所能囊括。
如果说《中国小说史略》的上卷长于史料开掘，下卷突出理论设计鲁迅在致胡适信中（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12期）承认，上卷“论断太少”，而“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那么下卷最主要的理论设计就是借用“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若干小说类型在元明清三代的产生与演进，第一次为这五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勾勒出一个清晰的面影，并一下子淘汰了诸如“四大奇书”、“淫书”、“才子书”等缺乏理论内涵的旧概念，使得整个小说史研究焕然一新。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习惯固然可能引发鲁迅对小说进行分类的兴趣，可真正启迪鲁迅这一理论设计的，是清末民初新小说家对西方小说类型概念的引进。只是新小说家喜欢“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小说丛话》中定一语，《新小说》第15号，1905年。，不免隔靴搔痒，且只限于题材分类，没有明确的理论界定。到了鲁迅著小说史，方才根据中国小说发展实际，认真设计各种小说类型。鲁迅为中国小说类型的研究创立了基本体例；论述类型崛起时多从文学传统与文化思潮两方面来考察；正视小说类型演进中各种“变形”；在小说类型的灵活掌握及深入辨析中突出论者的史识与才气参阅陈平原《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9期。——所有这一切，正是这部学术著作的永久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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