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任鸿隽回忆，当年章太炎在东京为鲁迅等人讲学时，曾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分为通人、学者和文士三类；而学生们私下认定，章氏属于第一类《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4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能文辞但不以文辞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变家国兴亡——章太炎这一治学特点，对鲁迅颇有影响。鲁迅晚年对太炎先生屡有微词，主要是不满其“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以及因“服膺于几个清儒”而刊落早年“攻战的文章”。在鲁迅看来，太炎先生乃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即便只讲学问，鲁迅也不忘章氏在经学、小学、佛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贡献参阅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5—547页，558—559页。。斗转星移，师徒已经分途，不过鲁迅表示，如遇太炎先生，“仍当执礼甚恭”参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185页。另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对于章先生是很尊崇的，每逢提起，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民元前的鲁迅》，《文艺阵地》5卷2期，1940年8月)。。并非为了遵循“古之师道”，而是章氏为学为人，均有令人神往处，鲁迅无法忘怀。单从学问论，“纵观古今，横览欧亚”的大思路不用说，鲁迅对佛学的兴趣、对魏晋文的欣赏、对庄子的推崇、对儒家学说的批评、对清朝统治术的揭露，乃至治学中注重小学、金石和历史等，在在可见章太炎的影响。而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一点，便是对“专门家”的超越。“博识家的话多浅”，这点世人大都明白；而“专门家的话多悖”，却很少为人提及。西学东渐后，社会分工日益加剧，“专门家”越来越吃香，而鲁迅则提醒世人：“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处，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名人和名言》，《鲁迅全集》第六卷362页。对于一般读者，鲁迅提倡“随便翻翻”和“嗜好的读书”，目的是医治现代人过于专门化的阅读倾向参阅《读书杂谈》和《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三卷438—444页、第六卷136—139页。。鲁迅本人“从小喜欢‘杂览’”，这种读杂书的习惯“‘奠定’了他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直到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知堂：《关于鲁迅》，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之“悼文”第一辑20—22页。。这点即使周作人不说，每个阅读鲁迅著作的人也都能感觉到。不过周作人把他自己读书时“非正宗的别择法”概括为如下八大类，有利于我们对鲁迅阅读趣味的理解。因为周氏兄弟读杂书的习惯大致相同，这里提及的“闲书”绝大部分也是鲁迅爱读的。这大要有八大类：一是关于《诗经》、《论语》疏注之类。二是小学书，即《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之类。三是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如《梦忆》、《清嘉录》，又关于乱事如《思痛记》，关于倡优如《板桥杂记》等。四是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最著的例如《颜氏家训》、《入蜀记》等。五是博物书类，即《农书》、《本草》、《诗疏》、《尔雅》各本，亦与此有关系。六是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七是佛经之一部，特别是旧译譬喻因缘本生各经，大小乘戒律，代表的语录。八是乡贤著作。《周作人回忆录》640—641页。同是读杂书，周作人基本上用于撰写散文随笔，鲁迅则另有学术上的考虑。
以读小学书为例，虽说中国字体变迁史没能完成，《门外文谈》毕竟留下部分鲁迅关于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及命运思考的札记，而《汉文学史纲要》更显示出鲁迅的小学功力。章太炎因主张“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故强调治文学“宜略识字”，“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章太炎：《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五册，1902年4月。。“言文”既包括创作，也包括研究，十几年后章氏再次重申：“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紧要的事。”章太炎主讲，曹聚仁笔述：《国学概论》17页，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章氏东京讲学，先《说文》、《尔雅》，后《庄子》、《楚辞》；上海演讲，仍以“通小学”为治国学之首要方法。这种研究思路不能说对鲁迅没有启示，尽管后者晚年称“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6页。。
鲁迅之喜读杂书，与其说是为了“博”，不如说是求其“通”——通古今、通中外、通子史、通语言与文学、通诗文与书画、通书籍与实物。一句话，借助于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思考以及全史在胸的知识结构，超越因专业分工过细而造成的眼光与思路的相对狭隘，理解隐藏在“纸背”故为世人所习焉不察的“历史(人生)真相”。鲁迅对陶渊明、袁中郎等作家的评价、对魏晋文人服药饮酒、清廷纂修《四库全书》等文化现象的理解，之所以高于时贤，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超越“专门家”的“通识”。作为一个文学史家，鲁迅的最大长处其实不在史料的掌握，甚至也不在敏锐的艺术感觉，而在于其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以及对历史和人生真谛的深入领悟。
鲁迅在谈及文学史的写作时，主张“以时代为经”，“以文章的形式为纬”《致王冶秋》，《鲁迅全集》第十三卷243页。——这不只是指写作体例，更包括研究思路。“以时代为经”以及“先从作长编入手”，目的都是为了“知人论世”。“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这两句名言，早被历代文学批评家嚼烂。鲁迅之注重“时序”与“世情”，另有学术渊源。1907年鲁迅撰《摩罗诗力说》，其中提及“丹麦评家勃阑兑思(G Brandes)”对俄国文学及波兰文学的评价。据周作人回忆，其时周氏兄弟对“同情那些革命的诗人”的勃兰兑斯甚有好感，为《河南》杂志撰文时依据的正是其《俄国印象记》和《波兰印象记》；这一点已为后世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参阅《周作人回忆录》199页和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三、四章。。五四以后，鲁迅仍多次引述勃兰兑斯关于“轨道破坏者”、关于由“精神上的‘聋’”招致来的“哑”、关于俄国这片“黑土”如何“长育了文化的奇花和乔木”等名言，尤其欣赏其作为文学史家“从冷落中提出过伊孛生和尼采”以及建立“侨民文学”等精彩准确的文学批评概念参阅《鲁迅全集》第一卷192页，第五卷277页，第七卷343页，第六卷389、247页。。最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底，早已被创造社“挤”着读了好些“科学底文艺论”，而且分别译过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的鲁迅参阅《鲁迅全集》第四卷6、253，第十卷294页。，在提及文学史时，推荐的依然是勃兰兑斯的著作：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G 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十二卷303页。在此前后一两年，鲁迅几次谈及中国人的文学史研究，评价都相当苛刻，或说“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或云“这些都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或干脆断言“中国文学史没有好的”参阅《致台静农》、《致曹靖华》、《致萧三》，《鲁迅全集》第十二卷102—103、299、347页。。眼界如此之高的鲁迅，居然认定勃兰兑斯所著文学史“很可看”，这里必有奥妙。
勃兰兑斯作为文学史家，主要受泰纳(H。Taine)和圣伯夫(A。SainteBeure)的影响，不过仍有很大变异。泰纳强调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因素决定的，而勃兰兑斯相对更注重“时代”而忽略前两者。在谈及19世纪前期波兰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时勃兰兑斯称：“民族性格、欧洲浪漫主义和异乎寻常的政治局面显然是决定这一文学的三个基本因素。”勃兰兑斯著，成时译：《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可在具体论述时，民族性格基本上被糅进时代思潮中，将其同样视为“历史”的产物。勃兰兑斯把文学史的职责界定为“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这点与圣伯夫坚持“自传说”，通过作家身世与心理来分析作品的方法异曲同工。不过勃氏将一部作品视为“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故更强调“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册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知人论世”是中国的老传统，以鲁迅的史学兴趣和修养，撰文学史时注重时代背景(思潮)是题中应有之义。勃兰兑斯著作给鲁迅的启示，或许是其对影响作家成长的知识界文化氛围的重视。“知人”必须“论世”，可“世”的范围未免太宽泛：上自朝廷决策，下至平民衣食，还有边关战事、士子举业、瓦舍众伎，何者不关乎“世”？1930年代有些左翼学者受唯物史观影响，突出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和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这总比眉毛胡子一把抓好些，总算懂得抓“主要矛盾”。鲁迅的思路不一样，文学史著中极少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注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氛围和士人心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斗争；抓住“士人心态”这个中介，上便于把握思想文化潮流，下可以理解社会生活状态。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大抵每篇第一段都是关于文化思潮的描述，寥寥数百字，最见功力，目的是为解释“文变”提供“世情”。只是这一“世情”往往围绕文人的命运、心态、习俗来展开，且常与某一小说类型的发生、发展纠结在一起。
这一文学史研究思路，到撰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认定“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可着眼点很快从“曹操专权”或“司马懿篡位”的政治环境，一转而为文人的“服药饮酒”。于“服药饮酒”中窥探士人心态，出则讨论乱世文人的“师心”与“使气”，入则剖析魏晋文章的“清峻”与“通脱”参阅《鲁迅全集》第三卷501—517页。。这种抓住某一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大做文章，并借此勾勒文学潮流演进的轮廓的研究方法，需要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士人心态有较全面的了解，方能“识其大”。因为每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错综复杂，若鲁迅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非有过人的眼力与胆识不可。魏晋文人当然不只是“服药”与“饮酒”，却是这两种嗜好最能体现其对生存的体验与思考，也最能影响其诗文风格的形成。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成败在此一举。舍弃了面面俱到的评说，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小题大作”，不只需要学力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这正是鲁迅的所长。比起同时代许多认真严谨的学者来，鲁迅在史料占有上并不具备优势(除了《古小说钩沉》)；鲁迅的优势在于“史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与深入思考。晚年设想写作中国文学史，虽主张从史料长编做起，可文学史的体例设计仍是重在“立一家之言”。许寿裳回忆鲁迅拟写的《中国文学史》分六章，前三章(《从文字到文学》、《思无邪》、《诸子》)可以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见其端倪；后三章(《从〈离骚〉到〈反离骚〉》、《酒·药·女·佛》、《廊庙和山林》)则有文章或演讲参阅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50页。另，鲁迅1927年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1929年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演讲，1932年撰《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1935年撰《从帮忙到扯淡》，可参照。。相对来说，后三章更显出鲁迅文学史著述的特色，只可惜没有最后完成。
1930年代的鲁迅，虽然接纳“科学底文艺论”，仍倾向于借士人心态来理解和把握文学史进程，除了其所拟的《中国文学史》章节外，还有为许世瑛开列的书单也很能说明问题。为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开列这么十二部入门书，其实不大恰当。没有诗文专集和小说戏曲不说，此书单明显带有鲁迅的个人印记，尤其是其注重从“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解读“某一时代的文学”的习惯。开列《历代名人年谱》、《唐诗纪事》和《唐才子传》，都是为了“知人论世”。最有意思的是，鲁迅开出五部表现士人心态的著作并加以简单的解说。其中有“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的《论衡》，也有描写“晋人清谈之状”的《世说新语》，“论及晋末社会状态”的《抱朴子外篇》；还有表现“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的《唐摭言》和记载“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的《今世说》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91—92页。。这五部书，除《世说新语》外，其他四种别的“青年必读书目”大概不会列入；即便列入，也不会像鲁迅那样专注于其中的名士习气及社会风俗。这张“不大合格”的文学青年必读书目，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露了鲁迅的阅读趣味以及其“观察文学史现象”的方法：“首先从文人的社会地位、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着眼。”王瑶：《鲁迅作品论集》3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除了士人心态，鲁迅还对社会风俗感兴趣，居然提醒文学研究者从此角度阅读《论衡》和《抱朴子外篇》。提及影响文学变迁的“世情”与“时序”，前人多从政治角度立论，故着眼于朝代盛衰国家兴亡；而鲁迅更关注历史文化，故多从士人心态与社会风俗入手。鲁迅爱读野史杂书，不只是因其未经御批，不怎么装腔作势；更因其包含不少“人物山川”和“风土之美”。从早年辑校《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岭表录异》，到写作《故乡》和《社戏》、《五猖会》和《无常》，再到晚年编汉唐画像石刻借以了解社会风俗二十年间鲁迅搜集汉唐画像石刻的拓片六七千种，几次准备选印传世而未能成功。至于选印的标准，鲁迅屡次表述相当一致：“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参阅《鲁迅全集》第十二卷349、359、453页。，鲁迅对乡风民情始终有浓厚的兴趣。这种理解“世情”的兴趣，使得鲁迅对明清人情小说的发展别具慧眼；而从文人冶游习俗对狭邪小说的影响立论，或者强调侠义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都是很有创见的“史识”。鲁迅的文学史著述，其优胜处在于史料功底扎实、艺术感觉敏锐，另外就是这对“世态”与“人心”的深入理解以及借助这种理解来诠释文学潮流演进的叙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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