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后世学人提及此“广陵散”，总是感叹唏嘘，又是“千古文章未尽才”！只是鲁迅为何没能完成这部酝酿很久且始终耿耿于怀的《中国文学史》，学者们极少提及；即使偶尔提及，也只是引述鲁迅本人的解释。这里不妨探讨一下鲁迅晚年文学史著述的“中断”，由此窥测其学术思路。
1930年代鲁迅在给李小峰、曹靖华、曹聚仁、增田涉等人的信中，先后谈及为何没能从事文史著述，其理由可归纳为生活无法安静、缺乏参考书籍、工程过于浩大以及“没有心思”等四种参阅《鲁迅全集》第十二卷44、130、184页，第十三卷582页。。前三者属于外在条件，第四种涉及鲁迅对学术的真正估价，需要分别对待。这里先述“不能”，再解“不为”。
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柳无忌来信按语》，《鲁迅全集》第八卷299页。，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止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中国古代有“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者”(如《文心雕龙》)，也有“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者”(如《诗品》)，可就是没有“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的研究”，故郑振铎称“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4页。。郑氏的说法不准确，却道出所谓“文学史研究”乃近代西潮冲击的产物这一事实。1902年清廷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学生必修课程中，涉及文学者有“诸子”与“词章”。第二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则规定必修“历代文章流别”和“西国文学史”；关于“历代文章流别”且注明“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参阅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541、594—59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最早公开刊行的中国人自著《中国文学史》，即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的“国文讲义”；且“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页，武林谋新室，1910年。。其后各大学、师范乃至中学，都纷纷改“词章”或“文章流别”为“文学史”，并为此编纂教材。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都是应某种教学需要而撰写的。这种为“求教育普及之用”而撰写的文学史，是否真的如文学史家刘永济所称的，“直轮扁所谓古人之糟粕已矣”，尚可争议；但“文学史”的创制，乃“今代学制，仿自泰西”的产物，这点是确凿无疑的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鲁迅因在北大等校兼课需要课本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因在厦门大学任教“须编讲义”而完成《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十年，鲁迅没有重返讲台的设想，还有必要苦苦追求文学史的编纂吗？大学教授编文学史是一种本职工作，是完成教学任务并获取劳动报酬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指望靠出版教材谋生。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则不能不考虑从事文学史研究的投入与产出——这无疑是一项无法迅速获得稿费或版税的“长线工程”。并非真的有钱且有闲的鲁迅，其实不应该选择此类课题。在厦大任教时，鲁迅每周六小时课，其余时间尽可阅读、研究，编四五千字的文学史讲义不成问题参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117、123、136页。。而在上海则没这么空闲，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不允许鲁迅安静地研究；这还不包括缺乏参考书籍等不利条件。因此，“久想作文学史”的鲁迅，本来应该心里明白，就其“所处的境遇”，从事学术研究不大可能参阅《致李小峰》、《致胡今虚》，《鲁迅全集》第十二卷44、207页。。不是说撰写文学史非生活较优裕的大学教授莫属，也有不少文学史出自书局编辑或自由撰稿人之手。可那种常见的连编带抄的著述方法如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一书，作者在《序》中称：“既称为编，就不妨采用现成的好材料。”，又岂是鲁迅所能接受的！“清儒家法”使得鲁迅要不不做，要做就“先从作长编入手”；而“即此长编，已成难事”《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184页。，更何况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学史著述。
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别人能编文学史，鲁迅不能；因其期待太高了，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必然远比别人多。“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这些鲁迅都能做到参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117、184页。；问题是做到这些并非举手之劳，必须以牺牲其他工作为代价。这就必须追问那“久想作”的“文学史”，在鲁迅心目中到底有多重要。
文学史研究作为一项学术工程，当然很有意义。鲁迅对“学术”始终抱尊崇敬重的态度，往往与“思想”、“文艺”相提并论，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代表参阅《随感录四十一》、《渡河与引路》和《致胡适》，《鲁迅全集》第一卷324页、第七卷35页、第十一卷371页。。只是由于鲁迅不大喜欢的“名人学者”(如吴宓、陈源、顾颉刚等)喜谈“学术”之崇高，且颇有借“学术”攻击新文化或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者，因此鲁迅经常对“学者”和“学问”故意表示一下“不屑”与“不恭”参阅《“一是之学说”》、《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和《拟豫言》，《鲁迅全集》第一卷393页，第三卷187、570页。。这种对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名人学者”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骨子里是一种文化上的“傲慢”，即卑视诸多“名人学者”的专业成绩以及其囿于专业的胸襟与眼界。1932年底鲁迅编刊《两地书》时，最后一信做了很大删改，最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关于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以及表达其学术上的自信：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参阅王得后《〈两地书〉研究》223—22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大胆阔步，小觑此辈”当然是基于学术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甚至使得鲁迅不屑于如诸多“名人学者”般“专于一业”。鲁迅显然有更高的思想文化追求，才会将“专于一业”与“一事无成”联系在一起。
鲁迅1926年10月20日致景宋信中有几句话，收入《两地书》时被删去。其中述及学问与政治的关系，对了解鲁迅思想很有帮助：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同上书，81—82页。强调“学术”无法完全脱离“政治”，这是鲁迅的一贯思路。吴宓曾批评《国粹学报》“谈学术而兼涉革命”，鲁迅对此大加嘲讽；而所谓“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鲁迅也以为不值得赞赏参阅《“一是之学说”》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第一卷393页、第八卷159页。。不是不要学术，而是有比学术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去做——比如“革命”。鲁迅对学者“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见解”甚为不满，拿“几页光荣的学术史”来与亡国做奴隶对比《算帐》，《鲁迅全集》第五卷514页。，这种不太公正的“对比”必然逼出政治高于学术的结论。鲁迅逝世前不久两次撰文回忆章太炎，对其手定《章氏丛书》却不收录早年攻战的文章不以为然，再三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7、545页；另，参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56—559页。。循此思路，鲁迅必然更为看重自己“战斗的文章”，而不是希望像太炎先生那样“身衣学术的华衮”。
虽然有几年执教大学的经历，可鲁迅一直处于学界的边缘。支持学生运动，鼓励“好事之徒”，颠覆现有的体制及权威，再加上对处于中心地位的“名人学者”热讽冷嘲，鲁迅注定很难与“学界主流”取得共识或携手合作。这一点鲁迅丝毫也不后悔，甚至可以说有意追求这一“反主流”的效果。《摩罗诗力说》中歌颂“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这一“精神界之战士”的追求贯穿鲁迅光辉的一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66页、100页。。学术上也不例外，鲁迅表彰“异端”，也自居“异端”，立意仍然在“反抗”。“异端”相对于“正宗”而存在，有其价值也有其局限。写杂感不妨偏激尖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做学术研究则须力求平正通达，顾及全人全文。这不只是两个不同的课题，更体现两种不同的思路和趣味。鲁迅早年在学术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力图滤去其不必要的“杂文笔法”《小说史大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述及清代讽刺小说时称：“嘻笑怒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挚，感人之力亦遂微矣。”熟悉那一阶段鲁迅思想的人，都明白“共同忏悔”是其小说、杂文关注的一个重点。可将此精彩的议论引入小说史著述，未免不太严谨。因中国历来缺少“忏悔录”传统，怎么能独责清代小说家，更何况讽刺小说的类型特征决定其很难“忏悔”。这段贴近现实思考的“杂文笔法”，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被删去。；而晚年更喜欢“战斗的文章”的鲁迅，实在很难“冷静”地“心平气和”地从事学术研究——单是从其以是否“反叛”为千古文人归队划线，便可明白其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
写杂文与做研究，一需“热血沸腾”，一要“心平气和”，两者很难同时兼顾。1926年底，鲁迅曾因此“徘徊不决”：“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可能“两面不讨好”。这里的“教书”，包括从事文学史著述。既长“作文”又能“研究”的鲁迅，最后定下“此后的方针”：“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184页。
此后十年，鲁迅大致执行此方针，写下大量于国于民“有益的文章”。只是“余暇时做”的文学史著述，不免因此被冷落——不仅因无法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更因杂感的思路本就不适于学术研究。在鱼与熊掌无法兼得的情况下，鲁迅选择了杂文；只是对放弃自认擅长的文学史著述于心不甘，故不时提及。作为一个如此成功的杂文家，很难设想其能同时“冷静”地穿梭于古书堆中。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第七章 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第七章 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百年中国学术，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进展最为神速、成绩最为突出的，当推小说研究。时至今日，最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著作数量最多的，也仍然是小说研究。不是说诗歌研究、文章 研究、戏剧研究成绩不大，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小说研究成了显学，吸引了众多目光。关注者众，言说者多，不一定研究水平就高；所谓“人多力量大”，此定律在学术领域里基本不适用。作为一个学术史话题，小说研究之所以值得探讨，除了备受关注，更因其名家辈出，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没枉担了“显学”的虚名。
通常所说的“小说研究”，包括小说批评、小说理论以及小说史学三大块。在现代中国学界，小说理论多系引进，虽变幻莫测，自家创意不多；小说批评十分活跃，且与时俱进，促成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小说史学作为一种学术积累，不太张扬，但内力深厚，成为小说研究发展的根基以及动力。本文暂时搁置前两者，将目光锁定在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这一选择，既是一种论述策略，也包含了自家的学术史眼光与趣味。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