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胡先生那一套，再向前走一步，就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了”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303页。，这种对于胡适“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的感叹，似是而非。作为人文学者，胡适为什么非要“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不可？当然，这是1979年的批评，那时，社会科学相对于人文学术的优越性，得到了学界的广泛体认。二十年后的今天，“试图填平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史学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这一努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而文化研究的兴起，更是使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44、7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换句话说，胡适那一代人的学问，确有不少可非议处；但不能仅仅以“发展中国家”或“不懂社会科学”来轻易否定。
其实，对于人生、道德、审美以及社会的解释，并无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提出问题的冲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满足这种历史需求的，便是所谓的“恰当学术”（appropriate scholarship）。你可以嘲笑胡适浅薄，称其提倡的实验主义与科学方法颇为浅陋，甚至不如学衡派所推销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精细，但没用，后者就是不如前者适合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趣味。胡适之“暴得大名”，并非毫无来由，关键在于其满足了所谓的“时代的需要”。
关于学术与时代的关系，有三段话值得我们认真品味。一是清初顾炎武，其《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则有云：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447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必须是能成一家之言，方可著述；这种承先启后，舍我其谁的学术气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30年，陈寅恪为陈垣的《敦煌劫馀录》撰序，其中有这么一句，同样值得我们仔细体味：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这里强调的是学术眼光与研究方法，仍然是“新旧”与“先后”，但更多专业性的考量。对于“治学之士”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警醒。
引领1980年代中国学术风骚的李泽厚，在其《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曾提及自己“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本意在为自家注重“创造性思维”，不屑于穷几十年之力去经营“具有长久价值的专题著作”，而“自暴自弃也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写这种大而无当的、我称之为‘野狐禅’的空疏之作”辩护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可年轻人却别有新解，从中读出了成名的诀窍，那就是著述乃至发言的“不前”与“不后”。落于人后，一味炒冷饭，固然没意思；过于超前，没有掌声鼓励，也会很寂寞的。不前不后，恰到好处，这种拿捏，很不容易。不只考虑学术发展，还包括自家的投入与产出，如此计算，不太高雅，但对于当今中国学界来说，却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想褒贬这一倾向，而是借此思考，为什么同样辛苦耕耘，有的人声名卓著，有的人却默默无闻。除了功力与见识，是否还必须考虑机遇？
从学术精神到研究方法，再到选择恰当的发言时机，绕了这么一大圈，其实只是想说明一点，在20世纪的中国，读书人之群起“围攻”小说，可能是基于高尚的学术理想，也可能是出于世俗的计算。在评价日本学者中岛长文译注《中国小说史略》时，我曾专门讨论“研究者的心境与情怀”，切入点正是鲁迅的《古小说钩沉》：1910年的鲁迅，之所以开始辑校古小说的佚文，并没有讲授小说史课程或撰写学术专著的具体目标，依靠的只是笼统的“文化情怀”。正如《〈古小说钩沉〉序》所说的，“余少喜披览古说”，后又“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再加上文学观念的变化，于是有了辑校古小说的计划。首先是欣赏、赞叹、体贴、关怀，而后才是研究计划。故，所谓“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不只体现为一种公共的理性与观念，更落实为一种个人的修养与趣味。正是这一点，有别于后世无数因开课或著述需要而闯入这一领域的学者。最初的“无功利”读书，以及此后“有情怀”的研究，决定了鲁迅小说史著的底气与厚度，非一般专家所能企及。参见陈平原《“悲凉之书”》，《掬水集》5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晚清及五四那两代学人，并非因为撰写博士论文，也不是讲授课程的需要，其选择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确实“别有幽怀”。这是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问题”来详加论述的。正因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打发，不妨暂时搁置，转入技术因素的考量。
胡适总结自家成就，专门提及其认定小说“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258页。。可这并非胡适个人的功劳，而是晚清小说界革命以及五四文学革命的必然结果。从传统文人认定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到梁启超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并在其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集合诸友人，“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参见连载于1903年至1905年《新小说》杂志上的《小说丛话》。；再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自鲁迅始”前一个判断（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出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后一个判断（有之，则自鲁迅始）则是很多学者的共识，很难说是谁首创。，既是一个飞跃，也是水到渠成。晚清以降，文坛上小说的地位迅速提升，学界中小说也日渐成为热门话题，二者互为因果。百年前开始的那场文学转型，使得作为文体的小说，从边缘突入中心，在吸引大批作家与读者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研究者。换句话说，小说研究之成为“显学”，乃大势所趋，并不完全归功于某一著名学者的提倡。
与小说在传统中国地位卑下相关联，传统的小说研究，成绩远不及诗话与词话。虽有金圣叹、张竹坡等名家，但其整体水平，依然不宜过高估计。最近二十年，关于传统小说评点，学界做了很多研究，如叶朗、王先霈、方正耀、陈洪、林岗、谭帆等书，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参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王先霈等《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可我隐约感觉到，刻意提升小说评点的学术价值，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陷阱。因为，一旦将其系统化，并作为今人解读明清小说的眼光与方法，其不尽人意处当即暴露无遗。用“评点”的术语及方法来诠释明清章回小说，近乎“原汤化原食”，本来是顺理成章；可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到目前为止，在小说史叙述中大量引用明清小说评点的，当推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 H。Plaks）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此书中译本有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此书颇多新见，但牵强附会处也不少。传统中国的小说研究（包括评点、序跋以及笔记等）成就有限，很难将其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换句话说，正因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鲁迅、胡适等人的实绩便更容易凸显。不仅如此，日后几代学者孜孜以求，耕耘于小说研究这一园地，且大都有所收获，也跟其起点较低有关。
在20世纪中国学界，小说研究之突飞猛进，跟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大有关系。除了史料整理以及作品鉴赏，稍成规模的历史叙述，都得益于理论建设。毋庸讳言，在20世纪中国学界，西方话语占主导地位。对于“域外小说”及域外小说理论的借鉴，有东欧西欧、南美北美的区别，但这一“输入新知，再造文明”的大趋势，从来没有消歇过。你可能选择马列文论，也可能选择形式主义批评，还可能选择叙事学或文化研究，至于从传统中国文论中建立起批评模式的努力，一直不太成功。这样一来，中国小说研究之日新月异，其实是与我们接纳西方文论的角度与力度有关。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重要文类，小说研究的入场门槛低，经常成为各种新理论的“试验田”。因此，无论中外，小说研究容易“花样翻新”。
在小说研究领域里，不仅有专治此学的专家，更有许多“黑马”——后者自有主张，毫不理会原先的研究阵势与理论预设，随意发言，神出鬼没。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最容易遭受“突袭”的，莫过于小说。你可以说谁是小说史专家，但不能说谁不是研究小说的——不管他的身份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学家，你最好都不要下这一结论。就像政治学家萨孟武撰《水浒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书，虽谦称“不是‘太太式’的，而是‘姨太太’式”的写法参见萨孟武《水浒与中国社会·自序》，见《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水浒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你也不得不承认其别有洞天。正是这种任谁都敢插嘴、因而显得有些乱哄哄的局面，使得小说研究充满生机与活力。各路英雄纷纷登场，不管是专业的还是“爱美的”（amateur），谁都想表演一下自家拳脚，小说研究园地于是一片繁荣景象。
小说研究之成为显学，还必须考虑新学制的影响。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教室的窗外都站着挤不进来的听众。为何如此盛况空前，除了鲁迅丰厚的学识以及幽默的表达外，还与其讲授的是“小说”有关。新学制之以课堂讲授为中心，而不像以前那样以自修为主，使得“雅俗共赏”的小说研究迅速走红。张中行《负暄续话》说到俞平伯“课确是讲得好，不是字典式的释义，是说他的体会，所以能够深入，幽思联翩，见人之所未见”，举的例子是俞如何在课堂上品鉴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吴梅。据金虑《记吴瞿安先生数事》追忆：“《词学通论》系师手撰讲义，文章尔雅，清丽绝伦。师授此课时，亦仅按文口诵，每读古人词至佳句时，仅反复云：‘好极了！好极了！’不善解词，与吴县汪旭初师之擅长解说词意，成一强烈之对照。”见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9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张中行称，这样的讲授，让他悟到诗境只能心心相印，不该“用冗长而不关痛痒的话赏析”张中行：《俞平伯》，《负暄续话》3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另一个老学生赵俪生的回忆，则是另一番景象。《篱槿堂自述》提及1930年代北平诸多名牌大学（如北大、清华、燕大）里的名教授如何“讲不出东西来”，点了一大堆著名学者的名字，其中就有俞平伯赵俪生：《篱槿堂自述》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各人的气质及趣味不同（赵学史而张好文），听课的感觉肯定很不一样。讲授诗歌不同于介绍历史知识，除了名物训诂，更需要营造特殊的氛围，导引学生进入规定情境，然后以心传心。进得去，自能领悟；进不去，瞎子摸象。讲小说就不一样了，可深可浅，可上可下，最差的，单靠复述有趣的情节，也都能吸引听众。倘若你经过教室走廊，掌声及笑声不断的，十有八九是在讲小说。讲诗词、讲文章，或者讲哲学、心理学，也有讲得满堂春色的，但难度相对大得多。小说的“好处”比较容易说出来，这就难怪文学教授中选择小说作为“术业”的，为数众多。
当然，单有良好的外部环境还不行，小说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与鲁迅、胡适等人寻找到了若干契合中国小说脉络、而又大有发展空间的学术思路与研究方法有关。这些思路与方法，说不上特别高明，但很合用。所谓“恰当学术”，关键就在此。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就在传统中国的章回小说因其“政治正确”——符合五四新文化人对于白话文学、平民趣味、边缘处境等的想象，因而得到学界普遍关注的关键时刻，鲁迅、胡适等以敏锐的学术眼光，结合新方法与新材料，一举奠定此后前途无量的“小说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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