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鲁著的版本流变十分清晰参阅吕福堂《〈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变》，见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61—79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学界没有任何异议。胡著则很不一样，颇有些“妾身未明”的尴尬。1942年，沦陷区大连的实业印书馆刊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收录原先散落在《胡适文存》一、二、三集里的小说史论，涉及《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海上花列传》、《镜花缘》等重要小说。此书确能代表胡适在这一领域的实绩，也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正因此，1979年上海书店予以影印重刊。可此书并非胡适所编，虽广泛流通，作者本人并不承认。这里略为变通，用引号而不是书名号，代指胡适所撰的小说史论。
虽然因政见歧异，日后鲁迅与胡适颇有恶言相向的时候；但早年同在北大任教，围绕共同从事的小说研究，二人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除了书信往还，互相题赠著作参见易竹贤《胡适传》第六章三四节“与鲁迅的交往”，232—23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多次正面征引胡适的见解；而胡适则在自家的主要著述《白话文学史》的序言里，大力表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白话文学史》卷首，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作为“小说史学”的两位开山者，鲁迅与胡适各有所长，早年的互相激励，对双方学业均有帮助。只可惜1930年代以后，二人兴趣转移，不再从事小说研究。即便如此，谈论20世纪中国的“小说史学”，最大的功臣还是首推鲁迅与胡适。
关于鲁迅在小说史学方面的贡献，我曾撰写过两篇长文。除了本书第六章谈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提醒读者：“或许是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太出色了，人们往往忘了其独到的批评而专注于其考据实绩。其实史料的甄别与积累必然后来居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难以逾越，在其史识及其艺术感觉。”再就是初刊《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9期的《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其中有这么一段：将小说类型的演进作为中国小说史叙述的重点，构成了鲁著的一大特色。而这里面蕴含的小说史意识即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中国小说（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理解为若干主要小说类型演进的历史。这一学术思路，终于使得小说史的研究摆脱了作家作品点评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参见陈平原《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200—20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现有的小说史著述，其整体框架大都因袭鲁迅的这一思路。除了承认鲁迅此举的历史意义，我更致力于将其放在类型研究的谱系上加以辨析；这一论述，在学界获得若干知音参见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42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由于鲁迅在文坛及学界的地位十分崇高，我所提及的鲁著在理论设计方面的某些缺陷，尤其是“谴责小说”命名的不如人意等，则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
将小说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来认真经营，此乃胡适的绝大贡献；其反对穿凿附会，以历史演进的眼光解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历经几百年演化的章回小说，也都大有创获。但适之先生过于信赖自家“拿证据来”的科学方法，重“史”而轻“文”，对小说艺术本身兴趣不大。故其小说史论功底扎实，但相对缺乏灵气。批评《儒林外史》和《水浒传》“没有结构没有组织”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6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就有些不着边际；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竟得出《红楼梦》在文学技术上不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参见《答苏雪林书》和《与高阳书》，《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280、2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实在无法让人佩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失，对于现代中国“小说史学”的建立，胡适功勋卓著，值得大加表彰。谈论胡适的小说研究，必须记得其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历史演进的观念，既是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也是其从事文学及史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五章“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185—2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胡适的文学趣味，深受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特别看重小说记录/反映/表现社会生活这一特殊功能，故谈《镜花缘》时表彰其关注妇女命运，谈《官场现形记》则欣赏其揭露清代官场。第三，胡适擅长以史家的眼光读小说，自称其“历史考据癖”常常“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胡适《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一文，谈及其读《水浒传》：“我正看的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见《胡适文集》第十卷8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四，所谓“考据癖”，既是技术，也是趣味，那是能让人上瘾的。
所有这些胡适读小说的特点，孤立地看，可褒可贬；但恰好在处理明清章回小说时，全都派上了用场。尤其是其最为拿手的“历史演进”，成就了胡适的小说史研究。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胡适将其概括成下列公式：（1） 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 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 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 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照胡适的说法，“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192—19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何止是“古史上的故事”，所有流传久远的故事、传说乃至与此相关的小说、诗歌、戏剧等，都可借重这一方法。“历史演进法”在逻辑与实际上，都展开为文学批评中对章回小说的解读和史学研究中对古史传说的考辨这么两种不同的取向；胡适的主要成就不在“古史辨”，而在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新境界。从1920年作《〈水浒传〉考证》，到1925年撰《〈三侠五义〉序》，胡适用故事的演进以及母题的生长来把握某一类型的中国小说，取得意料不到的成果，其基本思路直到今天仍然有效。
这是因为，在明代“四大奇书”中，起码有三种不是作家白手起家一气呵成创作出来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漫长历程，从若干小故事逐渐演变而成。考虑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其独特的生产过程值得关注。此前的研究者（不管是评点派还是考证派），着眼的都是孤立的“文本”；只有胡适借同一故事的不同流变考察此类小说的生产过程，强调解读几百年文学进化造成的《水浒传》等，应该有不同于一般文人文学的批评眼光和研究方法。这一思路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历史的眼光，其次是主题学方法，最后落实为以版本考辨为中心的“剥皮主义”以上两段文字，采自拙文《胡适的文学史研究》，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233—234页。。
对于研究者来说，“方法”其实没有高低之分，就看能否适用。就好像摆弄一大堆兵器，很可能不如寸铁杀人。面对如此历史演进而成的小说，胡适的长处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所谓把明清的还给明清，把唐宋的还给唐宋，采用“剥皮主义”手法，逐步接近事物的核心。或者倒过来，追究某一母题（Motif）是如何像滚雪球一样生长。如此谈论故事的成长与演变，理论设计很简单，可真要把它说清楚，难度其实很大。因为，这需要大量的实证材料来支撑。这么一来，关于小说的版本、人物、本事、历史等，有大量的考据工作可做。这对于小说研究之走出单纯的感悟与零星的点评，变成一种知识积累与学术领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关于小说的讨论，可以而且必须“拿证据来”，而不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一研究思路，既符合《水浒传》等小说特性，又与传统中国文人的阅读趣味相近，且能与“科学方法”挂上钩，难怪其大受欢迎。在很多学者看来，文学理论变来变去，不若精彩的考证有力量——像清儒治学那样，“每下一义，泰山不移”，那才叫“真学问”。所以，尽管有过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这一研究思路，仍或明或暗地受到推崇。时至今日，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方面，文献整理及研究的水平依然超过文学及审美的批评竺青《解析与思考——〈文学遗产〉古代小说研究论文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学遗产纪念文集》132—13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称：“十几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的视点凝聚在版本及作者问题的考证上，论题比较单调。……我们在新的小说批评理论范式的建构上，进展有限。”程毅中《简述“五四”以来中国通俗小说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1期）是这样评论八十年来的古典小说研究的：“除了小说史的著作，以考证为主要方法的专著和资料整理数量很多，质量较高，影响也大。真正艺术分析的评论著作很少，影响也不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前者有“史”垫底，可考可证，可积可累，只要深入进去，必有斩获据陈大康统计，自1950年至1993年明代小说研究论文中，关于《水浒传》的有2456篇，关于《三国演义》的有950篇，关于《西游记》的有582篇，关于《金瓶梅》的有861篇，此外，扣除研究《封神演义》和冯梦龙、凌濛初的，落到其他作家作品的仅有172篇（见氏著《明代小说史》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水浒》研究之“一枝独秀”，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发动评《水浒》的政治运动有关。除去这一因素，学者们之所以集中研究“四大奇书”，是因其可以“用力”。；不像后者凌空蹈虚，错下一着，全盘皆输。
胡适所提倡的这一研究思路，使得小说史学成为一门可以用力的学问，可也留下了以下遗憾。第一，研究者的趣味集中在考证，讨论小说时容易舍本逐末，像胡适研究《三侠五义》，不管白玉堂，而专注于作为“引子”的包公，就因为后者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钩稽。可我们都明白，“小说”不等于“本事”，讲清楚这故事从何而来，并不能说明这小说是好还是坏。第二，研究者多关注局部而非整体（因其比较容易坐实），对小说缺乏整体把握的能力，尤其是明清两代众多篇幅巨大、结构复杂的章回小说，至今仍缺乏成功的理论阐释。第三，这种审美判断上的缺失，与学者们普遍迷恋“实在”、相信“科学”不无关系。前者引诱我们为故事“溯源”，后者则希望有史可稽；最典型的，莫过于“红学”一转变成了“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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