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楷第，这里主要谈论其以朴学家的趣味以及目录学的方法治小说，这既是胡适思路的延伸，也有不少新的发展。1932年，初出茅庐的孙楷第刊行《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前有胡适所撰序，除表彰孙为“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更称：他的成就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作基础而已。在胡适看来，如此目录学著述，为中国小说史学建立了“最稳固可靠的根基”，因而，“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参见《〈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271页。。在传统中国学术体系中，目录学乃史学之支流，径直将一部“小说提要”说成是“小说史学”，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不全是虚应文章，“科学”二字尤其别有深意。胡适对自家“历史演进”的眼光与方法很有自信，只是具体到某部小说之“演进”，必须有大量版本支持，孙楷第的工作恰好补了这关键的一环，难怪其兴奋之辞溢于言表。
相比起来，孙本人要低调得多，其“缘起”所论，主要是分辨为何兼及原本“意趣不同，似非一涂”的版本之学与目录之学，而只字未及所谓的“小说史学”。不管是原刊本的“缘起”，还是二十年后重印本的“序”，孙楷第始终守住目录学家的本分，或称：“今兹书中所记，于板本内容为详。兴之所至，亦颇搜采旧闻，畅论得失。”或曰：“对于读过的每一种小说，皆撰有提要，详细的记录了板本的形式，故事的原委；必要时照抄原书的题跋目录；并且，考校异同，批评文字。”二文皆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大概也都不会像胡适那样故意混淆史学与目录学。同样对孙楷第的工作十分赞赏，并曾为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序的郑振铎，便对二者的边界看得很清楚。1953年，郑为孙著《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撰序，便专门表彰其“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孙楷第《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刊行，郑序见卷首；1956年，此书经作者修订补充后，改题《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刊行，仍保留郑序。。郑振铎本人也曾编撰过《中国小说提要》，深知其中甘苦，故对孙著有很高的评价，但决不会将其混同于“中国小说史学”。在郑先生看来，此类小说书目的价值是：“于今而要谈起中国小说的演进来，是有了比臆说更确切的根据的了。”郑振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中国文学研究》上册435页。这种超越“臆说”，有确切的史实及版本依据的研究，正是胡适所期待的“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换句话说，在胡适不太严谨的表述中，蕴涵着五四那代学者建立中国小说史学时最大的焦虑，即如何为这门新兴的学问寻找到牢靠的根基，以便其真的可以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孙楷第之以版本目录学为根基治小说戏曲，其功力及见识，不仅落实在《元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小说旁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等本色当行的著述，更有收集在《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及《沧州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中的众多专论。
同样讲求版本目录、关注小说演进，郑振铎不同于孙楷第的默默耕耘，除了勤于著述，还做了大量学术组织工作，其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反省及新方法提倡，有很大的贡献。今天的学者，不难挑剔其具体论述中的偏颇（如称“自《文赋》起，到了最近止，中国文学的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但《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等文所体现出来的那代学人的志向与雄心参见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下册273—298页。，还是很令人神往。这是个撰写过《文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中国俗文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等大书的文学史家赵敏俐等《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称：“继胡适、鲁迅之后，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成绩卓著的当首推郑振铎。”（319页）作者所举例证，正是《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三书。，其谈论小说，自是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这种阅读印象，与学界所熟知的鲁迅对其治学方法的批评，似乎很不协调。
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信台静农，称郑振铎的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鲁迅全集》第十二卷1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这句常被论者引用的名言，属于私人信件，本不该过于当真。在我看来，鲁迅此语，最多只是凸显两种不同的治学路数，并非否定郑振铎的学术成绩。之所以如此揣测，那是因为，1935年，鲁迅为《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作序，表彰十年来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进展：一是马廉影印《清平山堂话本》，一是北平文友堂在山西发现明万历年间刻印的《金瓶梅词话》，再就是郑振铎之考证《西游记》《鲁迅全集》第六卷347页。。后者当然是指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参见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244—275页。，而此文恰好是以版本排列为主要依据，没有对“孤本秘笈”的热爱与熟悉，根本写不出来。作为藏书家兼学者，博览群书，无征不信，乃郑氏为人为文的特色。而考辨众多小说戏曲“演化”的历史，正是其趣味与学识的最佳配制。
“历史演变”与“现实主义”，作为郑振铎小说研究的两大根基，若与其广搜博考，占有或熟悉“孤本秘笈”有机结合起来，是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的。比如《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理论背景其实很简单，不外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可具体论述则新意迭见：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中国文学研究》上册235页。接下来便是排列同属“秽书”的若干戏曲、笑谈集、春宫画等，说明小说家忠实于他的时代——“它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故不该因“秽”废书。如此论证《金瓶梅》是“了不起的好书”，在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小说研究不只需要版本知识、史学修养，还要求文学鉴赏力。按理说，郑振铎从事过小说创作，该比较有发言权才对。可你发现，郑先生论小说，不太从艺术角度切入，偶尔涉及，也是浮光掠影，说不到点子上。大题小做，这问题不太突出；可一到小题大做，纰漏就相当明显了。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1929）到《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1934），再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1953），郑振铎读书多气魄大的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展露。可落实到具体作品，比如对《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的评价，你就会发现，郑先生欣赏趣味不是很高，判断也不太准确。这点，比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尤为明显——后者对许多具体作品的精彩点评，至今仍为论者所津津乐道。
在我看来，兼及“小说”与“历史”的小说史研究，需要博学通识，需要才情趣味，甚至还需要驰骋想象的愿望与能力——这样，方才能真正做到“体贴入微”。可是，作为具体的学者，性格才情无法强求，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在这个意义上，即便郑振铎真的“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也无可厚非。反过来，像俞平伯那样专注于具体的文本，而不太考虑历史背景等，也是用其所长。除了早年的《红楼梦辨》曾提出高鹗续书的假设，俞平伯做学问基本上不讲版本目录、历史溯源等，而是以自我品鉴为主（其诗词研究尤其如此）。
由于《红楼梦辨》（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一书在新红学乃至整个红学史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上1954年曾被作为“《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的代表”批判，世人普遍对此书记忆犹新，所有的“红学史”也都将其作为重点讨论对象。我关注的则是其发表于1925年的《〈红楼梦辨〉的修正》，文中有这么一段：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鉴赏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现代评论》1卷9期，1925年2月。此文的目的，主要是修正自家早先追随胡适所提出的《红楼梦》乃曹雪芹自叙传的说法，分辨所谓的自叙传小说，并非作者的传记行状这一点，在1952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刊行的《红楼梦研究》的序言中，俞平伯再次予以澄清，但研究者往往不太理会俞先生的“修正”，将其与始终坚持“自传说”的胡适混为一谈。。可见，即便在红学研究领域，俞平伯也并非胡适的“嫡传”。在上述文章中，俞平伯甚至这样提醒自己尊敬的师长：“我希望他亦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此后几十年，俞平伯在不同文章、不同场合强调以文艺的眼光来读《诗经》、以小说的趣味来谈《红楼梦》，这些相对微弱的声音，主要针对的正是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俞平伯更接近于传统文人，而非现代学者，其不经意间透出的“趣味的研究”，更凸显其阅读与写作的特征：注重体味，沉潜把玩，将学术研究与自家的生活趣味合而为一。
关于学者阿英，一般关注其丰富的藏书以及各种文学史料的编纂，还有就是那部开创新的研究领域的《晚清小说史》，我则更看好其对于报纸杂志的研究与利用。在《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的序言中，我曾谈及文学史研究之倚重报刊参见陈平原《〈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序》，《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这很大程度得益于阿英的积极尝试。为近在眼前或刚刚逝去的文学运动“立此存照”，不能不更多地利用同样稍纵即逝的报纸杂志。从1934年希望真实呈现“新文学运动史”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到1936年将着重点转移到文学社团及相关刊物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再到1958年真正以报刊为中心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阿英始终对晚清以降的文艺报刊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努力将这一兴趣落实到文学史著述中。最典型的，莫过于1937年初版、而后不断修订的《晚清小说史》。在该书第一章，阿英讨论晚清小说的繁荣时，专门提及新闻出版业的发达，以及“不仅新闻纸竞载小说，专刊小说的杂志，也就应运而生”参见阿英《晚清小说史》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最近十几年的中国学界，普遍注重小说的生产过程及流通方式，并力图将其与政治的、文化的、审美的批评相融合，除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媒介研究等西方理论的启迪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英等前辈学者的努力。
孙楷第的以版本目录学为根基、阿英的从报刊研究切入，还有郑振铎的宏大叙事以及俞平伯的个人体味，都是对于鲁迅、胡适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小说史学的深化与拓展。还可以举出不少同样出类拔萃的小说史家及其著述，之所以专注于这四人，基于其代表性，更基于我对小说研究发展前景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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