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上帝创造论

    本书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的见解发展史略，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宣称要将关于“物种起源”过往见解进行整理的这篇文章，竟然只字未提“创造论”！这反映了达尔文的论证策略，他要堆砌自己掌握的众多论证，先将你的想法引导至他要的方向，不要你想别的。那被他隐藏起来的“别的”，就是“创造论”。他没提，但我们在读他的书时，却必须记得：“创造论”其实一直在他心中。他写每一段、每一节、每一章，心底都有“创造论”在。

    和老达尔文同时代，有一位叫威廉·佩利[10]的神父，在1794年，出版了《基督教的证据》（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这是一本生物学研究的书，然而，研究生物学为什么会变成“基督教的证据”？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突破了过去“创造论”的局限，注意到物种间存在着微妙的区别。在以前的“创造论”大概念下，既然所有东西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我们唯一能做、要做的，就是接受上帝所创造的。可是慢慢地，像是物理学上的发现，逼着即使是深信上帝意志的人，都不能不开始研究世俗的物质世界，睁开眼睛一看，看到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还真复杂。

    我们生活周遭看到的东西，极大、极多，而且极细微。创造论者转而从中找到上帝存在的新证据、基督教的证据。你看看：每个物种——不论是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植物——具备什么条件，就会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配合得天衣无缝。耐水的植物就只长在水边；会游泳的动物就活在水里；有的成了鱼，有的没那么会游泳，但是它可以跑上岸来躲避天敌，成了青蛙。创造论者的眼中看到的是：如果没有上帝，怎么可能每一个物种都刚好和它所处的环境配合得如此完美？

    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他们的论点被推翻了，就小看创造论者，以为他们都是笨蛋。他们也有比较细腻、很具说服力的说法，例如当时他们的一个观点，就刺激了达尔文写出《物种起源》的第四章。第四章主要就是针对创造论者的说法，来谈繁殖。创造论者说：你去看每一个物种的繁殖方式与策略，都如此完美。为什么鱼一次要生几万甚至几十万颗卵？因为这么多的卵最终只有几颗能够孵化成功并顺利长大。为什么人一胎只生一个？因为我们是特别高等的动物，我们的父母特别用心，所以不需要这么多小孩儿。这里面有一种自然平衡，这里面有一种美。

    什么样环境中你应该长什么样，你就真的长那个样子，完全不可能用别的方式繁衍生息。由此推演，要是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应该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哪有可能像是眼前呈现的整体世界平衡（whole world balance）？——水生植物绝对不会长到五百米的山上，狗也不会跑到水下去生产。全如预期的完美世界，必定出于上帝的安排、上帝的设计。

    在此之前，牛顿发现的“力学原理”也曾被拿来建构一种新的神学——“伟大钟表匠神学”。上帝像是一个再了不起不过的钟表匠，他造了一个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却绝对无法复制的，最棒、最精细的钟表。看到这么精密运作的钟表，我们必须要相信有一个造钟表的人，不然钟表自己怎么跑出来？所以我们必须相信有上帝的存在。现在生物的状态，尤其是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被拿来当作上帝存在的论证，如果没有上帝，世界不可能长这个样子。这是《基督教的证据》中主要讲的内容。

    读《物种起源》，我们心中得一直用“创造论”做背景。很多时候，达尔文选择如何写这本书，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什么多说什么不说，都跟他想要打倒“创造论”这个敌人有着密切关系。

    读第一章时，让我们想想：为什么先讲鸽子，为什么是家里养的鸽子，以及其他养殖的动物呢？回到那个时代的“创造论”背景。像威廉·佩利，他们要仿照之前应用物理学新发现的例子，转而将生物学知识拿来证明上帝存在。达尔文很聪明，他一眼就看出物理学跟生物学的“上帝论证”，存在着巨大差异。创造论者利用物理学，主张上帝造了一个非常精细的宇宙，宇宙按照规律分毫不差地一直运行，如果没有上帝，宇宙不可能如此精确地运行。现在，他们想用同样的逻辑来处理生物学。他们说：“生物彼此之间形成的关系，也是如此美丽，如此平衡，所以一定有上帝才能设计、创造出这样的生物状态。”

    达尔文一眼看出这套论证当中的关键漏洞——生物世界与物理世界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的角色以及人的作用。对于物理世界，人在物理秩序之前，丝毫没有改变它的能力。这正是牛顿发现的、确证的。你有办法改变地心引力吗？你有办法改变地球的轨道吗？你有办法改变天体的运行吗？统统不可能。所以，物理规则才那么严谨。

    但生物世界也是如此吗？为什么先讲家鸽？为什么先讲人养的动物？那是被人力改变的生物状态和生物现象。达尔文的个性，不喜欢挑明和别人发生冲突，然而实际上他的论证策略很尖锐。他在质疑那些创造论者：如果世界真像你们说的那样由上帝所创造，它是如此平衡、完美，那么这样的世界被人介入、改变了，该怎么理解，又意味着什么？大家都见过各式各样的鸽子，达尔文就仔细论证，说明所有不同的鸽子其实都源自同一种鸽子。换句话说，如果自然是上帝的设计，那么依照上帝的设计，他只创造了一种鸽子。可是人竟然变成了上帝的助手，甚至是上帝的破坏者，将上帝所造的一种鸽子改造成这章中描述的各式各样的变种。看了鸽子的例子，我们还能相信物种都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可以改变生物现象。这点和物理现象，天差地别。接着达尔文还清楚地告诉读者，所有这些长尾巴、有各式各样奇怪特色的鸽子，凭什么出现？凭借的是饲养者的经验。依照佩利神父的观念，任何一只鸽子之所以长那个样子，是因为环境对它的要求，因为它必须和环境完美搭配。达尔文却在书里面指出：人类养出来的鸽子不见得都是按照鸽子的生存需要的，甚至反而经常使鸽子变得对环境适应不良。换句话说，人类可以强行将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变得不适应于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上帝还有那么大的权威吗？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篇幅讲鸽子？达尔文就是要逼问每一位读过佩利等创造论者的书的人：“你看过鸽子没有？鸽子这样，鸽子那样，不是自然的，而是人养的，是被人动过手脚的。”人可以改变物种，你能不承认吗？

    达尔文的时代，比较细腻的遗传学知识还没有充分发展，要到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11]才能清清楚楚地解释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遗传上，有时候亲代如此相像，有时却又如此相异。那不是神力介入的结果，而是生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孟德尔的遗传学最重要就是建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二元架构。每一个后代个体，是由前代个体特性分裂而来的。一半来自一边，两半再合在一起。孟德尔还有另外一项重大发现，是找出了遗传当中的“遗传型”与“表现型”差异。

    你眼珠的颜色，跟其他身体特性一样，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只眼睛黑色，另一只眼睛蓝色的。遗传不是这样运作的，遗传因子架构成一种遗传型，可是这个遗传型中却只有一个显性因子会表现出来。这一套遗传模式，达尔文还不知道。他没有真正搞清楚，为什么一只长着特别的尾巴的鸽子，和其他鸽子交配，生下的后代有的有特别的尾巴，有的却没有。不过，达尔文敏锐地注意到一件事，从混乱的配种中，他注意到一个物种可以衍发出许多变化。

    达尔文借由书中第一、第二章累积的大量变化资料，建构了清楚的论证——生物可以被改变，而生物的改变从哪里来？来自环境因素。请大家注意一下，当讲到环境或生物环境时，达尔文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作生物环境？依照达尔文的理念，并不是所有的环境都是生物环境，生物环境指的是会影响生存而逼迫造成生物改变的种种条件。讲完鸽子之后，他已经告诉那些创造论者：如果你们还要坚持物种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就必须承认上帝所创造的可以被改变，而且很容易就被像养鸽子的那种人改变了。

    那么，如果物种不是上帝创造的，物种及物种的变化，又是如何造成的？

    继续往下读《物种起源》，会看到在接下来的几章中，达尔文对于“分类学”的许多解释。林奈“分类学”层层划分界、门、纲、目、科、属、种，最小的单位就是“种”，而“种”的定义就是在自然环境中可以交配产生后代的，称之为Species。在第二章里，达尔文从“种”讲到“属”，然后讲“变种”，得到了一个结论：“变种无法和物种区分。”这又是针对上帝创造论说的话。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创造物种，但《圣经》没有仔细描述上帝创造的方法与过程。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应该不会认为上帝一一创造了从开天辟地以来活过的每一只动物吧？如果眼前有一只老鼠走过，我们会想：啊，上帝刚刚创造了这只老鼠？不会吧！

    上帝创造什么？《圣经·创世记》中说：上帝看看，觉得亚当一人独居不太好，于是趁他睡觉时，抽了他一条肋骨，造夏娃给亚当做伴。《圣经·创世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插曲——挪亚方舟的故事。上帝觉得造错了这个世界，想毁掉既有的世界，从头来过，所以降下了四十昼夜的雨，可是却让挪亚造了巨大的方舟，在上面保留了各种动物，每一个物种留了一只公的和一只母的。相信《圣经》，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挪亚方舟帮忙保留下来，才能够发展而成的，那么我们也就都知道，而且应该确认上帝所造的是什么。

    上帝造的，不是动植物的个体，而是物种。达尔文继续与相信《圣经》、相信创造论的人争辩。他特别强调“分类学”里的“种”，他的论点是：上帝创造的是物种，那么物种的繁衍，从亚当以下，从挪亚以下，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们却到处看到“变种”。每一个物种都产生“变种”，或者应该说：“变种”介于不同物种之间，让人无法明白划归这一“种”或那一“种”。还有，“变种”常常会发展成新的物种，什么时候它是“变种”，什么时候成了新物种，也很难判定。如果“变种”和物种都没办法明确判定，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物种，也就没有人知道了。

    达尔文在问创造论者：上帝到底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们说上帝造的世界是由上帝设计的，他设计了一定数量的物种，然后这个世界就开始运行。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到底有多少物种我们都搞不清楚，不是我们智力不足所以搞不清楚，而是不断出现的各式各样变种让我们算不清楚。达尔文要表达的意见是：“分类学”中的“种”，不是创造论者想象的，由上帝所创造的，创造了之后就不会变、不能变的东西，“种”其实只是我们用来整理所看到的现象时，方便使用的概念而已。创造论者把物种视为上帝创造世界的证据，达尔文却将之还原为人的创造，这是他谈物种的主要目的。

    然后，他继续讲“属”（Genus），尤其是讲“大属”。“属”在“种”的上一层，达尔文说，在“属”的层级，一个越大的“属”，我们就可以猜得到它里面有越多的变种。为什么？第一个理由：物种会不断有一点一点的细微改变，从养鸽子得到的经验显示，有越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配、繁衍，就会产生越多的变种。所以一个“大属”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在众多个体互动中，获得被累积、被放大的机会。

    虽然达尔文没有用概率的概念，但我们可以用概率来理解他的说法。依照“遗传学”原理，生物个体上出现的变种，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传给下一代的任何单一个体，再繁衍到下一代的每一个个体，概率是四分之一。要让手指头变长的特性变得显著，进而到达变种的程度，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很大的量，在同样概率下，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就容易“从量变到质变”。

    同类间的生存竞争

    “大属”还牵涉“生存竞争”。达尔文相信：会有“大属”出现，前提是有了一个优势物种，靠其优势挤压别的个体，靠其优势让自己的物种扩张，于是它所在的“属”才随之变大。所以看到一个“大属”，我们就可以预期这一个“属”的动物，在环境中是优势物种，它能够繁衍更多子孙。在繁衍更多子孙的情况之下，变种的概率也就越大。

    《物种起源》第三章正式谈到了“生存竞争”。什么因素使得达尔文特别注意到生物个体与个体间、物种与物种间的“生存竞争”？不可忽略的，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2]“人口论”的影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今天读来，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其他力量介入，人类的繁衍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一对夫妻生四个小孩儿，这四个小孩儿结了婚，每一对夫妻又都有四个小孩儿，这样每一代的人口，就会以二的指数倍不断增长。这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概念。马尔萨斯相应地还解释了物质，或者说食物顶多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照几何级数增长，食物顶多以算术级数增长，那会发生什么事？食物不够，那么自然出现抑制人口继续增长的灾难。

    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的推论，为什么要等到马尔萨斯才提出来呢？因为：第一，以前的人数学不够好，不能用几何、算术概念来清楚说明；第二，18世纪前西方历史上碰到人口缺乏问题的时候，远比感受人口过多威胁的时候多得多。

    他们认知的人类命运中，充满了战争和饥荒，绝大部分时候，人口不足以将土地占满。一直到18、19世纪，接连发生一些重大变化，才让人开始警觉，原来世界很拥挤，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马尔萨斯提出的概念启发了达尔文。人与粮食的关系如此，动物及其生存条件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这样？每一种动物，如果没有被阻止的话，会按照几何级数一直增长。可是为什么我们活着、看到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真的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增长？

    答案，至少部分的答案在于“竞争”。每一个生物个体要活下来，没有像马尔萨斯讲的那么容易。它们必须通过竞争，才能够存活下来。马尔萨斯《人口论》里预测的现象为什么没有出现？因为绝大部分生物在生存竞争过程中被消灭了，没有活下来。“生存竞争”是绝大的力量。

    达尔文先告诉读者“生存竞争”是绝大的力量，接下来解释什么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不是跟自然竞争。达尔文解释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物种要跟大自然的自然条件竞争，例如在极地。南极、北极或者是沙漠的边缘和高山峰顶，在那里资源少到任何一个单一个体要活下去都很困难。其他绝大多数的自然环境中，单一生物个体要活下去并不困难。换句话说，自然不会是它的阻碍，自然不会是它“生存竞争”的对象。

    什么才是单一生物个体“生存竞争”的对象？其他的生物个体是它“生存竞争”的对象，只有这么大的空间，只有这么多的食物，在有限条件下，你能活下去，我就活不下去。这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竞争。那不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生物与其他生物竞争这个环境所提供的资源，这是最重要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关键。达尔文再进一步问：生物和其他生物之间的竞争中，最激烈的竞争又在哪里？我们或许会想象一只鹿的“生存竞争”中，最大的威胁是老虎，对吗？不对。一只鹿最大的“生存竞争”对象，不是老虎，而是同类的其他的鹿。

    达尔文的论理很清楚：同类的个体具备同样的生存条件。要了解这个概念一点儿都不难，大家一定听过一个笑话。两个人在森林里，走一走，突然发现有熊来了。其中一个人赶快把球鞋换上，他的朋友觉得奇怪，问他：“你觉得你可以跑得比熊快吗？”“不，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这就是真正的“生存竞争”。这个人要活下去，不是跟熊竞争，只要有另一个人被熊吃掉了，他就能活下去。同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才是所有“生存竞争”里最激烈、最可怕的。

    达尔文的这个说法被运用在人类身上，就产生了19、20世纪影响深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上是站在《物种起源》第三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强调生物与生物的关系里，决定性的是同类间的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达尔文证明了：应该让那些在社会里活不下去的人，让那些社会里劣等的人被淘汰、被忽略，被送进水沟里，那是大自然的意志，是大自然的规律。

    后来尼采发展的“超人”观念，很大一部分也是站在《物种起源》第三章的基础上。这一章的重要性我们无法忽视。

    进入第四章之后，达尔文集中处理同类间的“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有很多不同形式。第四章先讲性和性别、繁殖，因为包括繁殖都是要竞争的。天择是什么？天择就是一个物种中，只有条件最好的，只有最棒的，“生存竞争”优势最高的，才能存活下来，才能繁衍较多的后裔。其他比较弱的，就都被淘汰了，这是自然的道理。

    读达尔文的书要有耐心。达尔文写书写到后面，在文章中藏了一句话，他说：其实《物种起源》全书是一个长论证。换句话说，整本书只在论证一件事情。历来阅读达尔文的人，越聪明的人就越在意这句话，因为他们想要破解：这个论证究竟是什么？

    古尔德认为，达尔文的长论证是建构一个历史方法论。还有其他许多聪明人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答案。但老实说，大多数时候，聪明人的答案都太聪明了，因而不一定比笨人的读法、笨人的答案好。一个比较笨的读者，看到“长论证”这句话，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轻易就看过去了。因为他认为，达尔文的“长论证”是什么，还不清楚明白吗？书的副标题不就说了吗：物竞天择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natural selection），整本书不就在证明这句话吗？

    没错。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注意，那为什么许多聪明的人不接受这个简单的答案，硬要觉得这句话应该别有玄机？越是聪明的人，越会在阅读达尔文时心生疑惑：如果真的要解释物竞天择的物种起源，需要写那么长，需要在书中提供那么多内容吗？

    《物种起源》这本书很厚，而在书的序言中，达尔文还说，在他眼里这不是一本完整的书，这是一本他还没有写出来的书的摘要。从第一章起，他就多次说，“这个我应该要写，可是现在没时间完整地写，只能告诉大家比较简单的摘要”。整本书只是一份摘要！

    换句话说，依照达尔文自己的方法，或许得写十五本都这么厚的书，才能真正完成那个“长论证”。聪明的读者于是怀疑了：就只是要说物竞天择的物种起源得费那么大力气，不会吧？他们总觉得要找到更大一点儿的东西，来作为达尔文心中设想的“长论证”。

    我学的是历史而不是生物学，而且我是个对19世纪历史着迷的人。对19世纪的欧洲，我自信有一定的理解。回到19世纪的思想环境，我认为还是那个直接、愚笨一点儿的读法是对的。真正该问的，不是达尔文藏着什么更庞大、更伟大的论证野心，而是：为什么达尔文选择了如此啰唆的风格进行他的论证？

    达尔文怎么那么啰唆？啰唆是他的策略，因为他当时要试图说服的，不是我们这样的读者，他会碰到的读者，绝大部分都是相信“创造论”的人。要让一个相信自己是爱吃肉的人，转而相信他是个素食者；或者倒过来，让原来相信自己是一个素食者的人，转而相信他是个爱吃肉的人，想想我们生活周遭这种例子，你会明白，当你面对具有明确信念的人，要说服他改变立场，站到对面去，有多难！

    啰唆风格也和达尔文的个性有关，包括前面讲到的，他会选择刻意隐瞒祖父的影响，也来自他的个性。达尔文很胆小，很谨慎，因为他胆小，因为他谨慎，他总觉得别人不会相信他，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说服力。他啰唆，因为自信不足，习惯一直反复地讲。

    那个时代的读者，加上达尔文的个性，两项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历史上的巨大变化。毕竟“进化论”和“相对论”是两回事。我到今天仍相信——虽然没有办法证明——如果在1905年不是有一个叫作爱因斯坦的天才，发现时间、空间和物质都可以放在一个概念下获得整合，爱因斯坦没有提出“相对论”，后来的物理学发展会很不一样。“相对论”是巨大的突破，很难从跟爱因斯坦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想法里推论出来。达尔文的理论却不是。那个时代，包括华莱士在内，有其他人发现了同样的原理；然而，如果不是通过达尔文的这种写作风格，如果达尔文不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先假设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他，“进化论”恐怕不会那么快被那么多人接受，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

    所以当你在读《物种起源》，被达尔文的啰唆风格弄得不耐烦的时候，请将自己放回历史情境里，假想自己是一个真正相信上帝创造一切的人。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可能会读到很不一样的一本书。你会发现《物种起源》这本书用尽一切手段，不断诱迫你，不断牵引你，把你弄得晕头转向，开始不再清楚自己究竟相信什么了。那一刻，你就由一个坚定的创造论者，转为进化论者，跨了一大步。这个策略是达尔文得到其历史地位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不该被随便忽视、丢掉。

    如果你这一辈子有时间、有兴趣好好读一本达尔文的传记，我会特别推荐约翰·鲍比[13]写的书。约翰·鲍比原本是研究发展儿童心理学的，尤其是“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oery）的研究，他对小孩儿的“依恋性”研究，曾获得突破性的成就。在心理学领域，他留下了不少经典著作。1990年，约翰·鲍比八十三岁时，出版的他一生的最后一部著作，竟然是达尔文的传记。这本书出版后没多久，他就过世了。鲍比用心理学家的眼光重新理解达尔文，将达尔文的人格做了非常细腻的分析。而且鲍比为了处理达尔文的心理，还将达尔文的时代环境予以复原，包括他的家庭、亲友等人际互动的对象。

    约翰·鲍比是医科训练出身，后来才转而研究心理学。他不是社会科学训练的心理学家，他首先是个精神科医生，再从医学的角度研究人类心理。他写达尔文传记，一开头先诊断达尔文。达尔文一生当中，有二十年的时间，深受严重的胃肠疾病所苦，日记、书信里一再提到晚上睡不着觉，会先歇斯底里地大哭，然后呕吐，胃肠当然很不舒服。这个毛病折磨了他二十年。当时很多医生有不同的诊断，但都治不好他。鲍比写的达尔文传记，对这件事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书最后的“附录”，就是他对于达尔文病症的“医学诊断书”，是一份很认真、很正式的医学诊断。

    现代医学不断进步，给我们提供了回头诊断历史人物的机会。例如，一两百年来，多少学医的人，去卢浮宫看了蒙娜丽莎的画像，主张蒙娜丽莎不是个健康的人。蒙娜丽莎的脸色不对，手的皮肤状况不对，她应该是得了什么病。又例如，用现代医学看某些历史人物，保证他们一定有几项严重的生理疾病。另外，米开朗琪罗有躁郁症，所以他不只是失眠、脾气暴躁，还常常不眠不休地工作。

    很多人喜欢这样“轻薄古人”，“轻薄古人”绝大部分是为了“娱乐今人”。鲍比分析达尔文却绝对不是要轻薄古人，娱乐今人，他的诊断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达尔文生命的关键时期，以及他做出的关键决定。

    鲍比诊断出：达尔文的问题，二十年所受的折磨，其实是精神性的。那不是身体上有什么问题，而是来自他心理上的严重毛病。鲍比整理了达尔文的家世，推断他们家里的气氛。整理达尔文和他母亲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

    鲍比整理出来的重要信息是：第一，这是个精英家庭，一个重视知识，但是轻视宗教的家庭。这个家庭有伊拉斯谟这样的祖父，又有查尔斯这样的孙子，显然因为他们对知识的热情追求，远超过对宗教信仰的奉持。在那个时代，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要做社会上特立独行的个人或家庭，都得付出代价。鲍比认为，达尔文家族付出的一个重大代价就是——这是一个很不会处理情绪的家庭，尤其是一个很不会处理悲痛情绪的家庭。

    前面提过，鲍比在心理学的本行上，是研究儿童“依恋”的专家，所以他有专业敏感性，看出19世纪的男人内在的问题。他强调，作为一个19世纪的男人，其实压力很大。每一个家庭都会生很多小孩儿，然而即便是中产以上的家庭，小孩儿的夭折率也很高。而且你无从知道哪个小孩儿会夭折，也无从预测小孩儿会在三个月大时，还是三岁时，甚至是九岁、十一岁时夭折。这种状况对所有的父母，都产生了很大的感情压力，你不知道你应该，你可以投注多少感情在哪个小孩儿身上。

    今天我们基本上没有这种问题了。今天任何一个人带小孩儿时，不会，也不需要自觉或潜意识地担心：“他会不会离开我？”“我会不会无法承担他离开带来的痛苦？”但在那个时代，这却是每一个父母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么多小孩儿一个一个出生，我要喜欢哪一个？我可以喜欢哪一个？这里有跟上帝一赌的成分在。一赌赌错了，很可能有一个小孩儿一辈子跟着你，可是偏偏你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从来没有爱过他。那是何等紧张、何等失败的父子关系或父女关系！更可能赌错的是，这个小孩儿特别可爱，你忍不住将所有感情都投注在他身上。哇！完了！三个月，他就走了。还有更惨的，如果是九岁时，他死了呢？若他是十一岁时走掉呢？那种痛苦简直难以想象。

    处理这种生命无常的问题，宗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上帝没有那么容易被推翻，因为上帝有其具体、不容易被取代的社会功能。上帝提供面对种种生命难题时的简单的答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上帝希望这样，这是上帝要的，上帝决定的。”我们可以将所有问题推给上帝，拿上帝当现成的答案，那么人必须承担的责任相对就轻很多。

    达尔文这一家，因为对知识的重视、对科学的理解远胜过他们对宗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就不可能从宗教那里得到有效的安慰。因为不相信，或者说没有信得那么深，在面对现实时，他们会比别人无助。

    虽然伊拉斯谟·达尔文是个医生，但在家中，他一样看着自己的小孩儿一个一个夭折，接连而来很多次的死亡事件等着他去处理。达尔文家族到了查尔斯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当家时，其家风从一个角度看，是很开放、很开明的，例如开放地接受科学的知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又非常封闭保守。他们只有，也只懂一种对待死亡的方式——遗忘。他们相信人生碰到痛苦，最好的方式就是遗忘。

    查尔斯·达尔文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母亲过世后，他父亲跟他的两个姐姐为了帮助他遗忘，就不准他提起跟母亲有关的任何事情，把他母亲在家里所有的痕迹尽可能地全部消除。他们是为他好，可是却造成他生命当中最深刻的创伤，母亲不只是死了，而且是彻底消逝了，他没有办法让母亲真正完全从记忆里消失，可是又必须承受父亲及姐姐令人悲伤的要求，因而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另外，在母亲的一切都消失后，达尔文这个小孩儿必须认同，能够认同的对象，只剩下父亲，所以他极度在乎父亲的看法。很不幸，他那么在乎父亲的看法，却没有办法照着父亲的路去走。

    他父亲希望他去爱丁堡，念完书继承家业当一名医生。可是达尔文没有那个资质当医生，二十几岁时从爱丁堡回到英格兰，一事无成。一位长辈帮他找了一个机会，让他可以随着“小猎犬号”去环游世界，做动植物调查。达尔文的父亲很反对这件事，并不是反对他去当生物学家，毕竟在那个年代做一个生物学家还算跟做医生很接近。那他父亲反对的是什么？他觉得这个小孩儿原本已经是所有小孩儿里最游手好闲的了，生活没什么目标，又要跑到船上去，那船预计两年才会回来，岂不是又添了两年游手好闲的时间？他父亲本来不愿意让他去，后来才很勉强答应。

    阴影已经留在达尔文脑中了，他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他必须要去说服，偏偏这个人是很难被说服的。这个大阴影笼罩了达尔文，让他整个人一直很紧张。达尔文最早开始发展对于进化与天择的想法，是哪一年？1838年。1838年，他就开始试着写下关于进化的看法。可是之后，他花了整整二十一年的时间才让《物种起源》出版。而且如果不是华莱士已经在《皇家生物学报》上发表他的看法，达尔文还不晓得要再拖多少年才愿意出版《物种起源》呢！

    华莱士也在研究物种进化，写了一篇简短的、概念性的论文，交给《皇家生物学报》发表。不知是幸或不幸，这份学报的一位审稿者是达尔文的老师，他曾看过达尔文的草稿，立刻察觉华莱士的想法和达尔文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赶紧通知达尔文，在同一期的《皇家生物学报》上刊出了达尔文研究的部分重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华莱士的文章在学报先被刊出，达尔文后来才知道有这么回事，那么到底谁发现“进化论”的官司就有得打了，很可能落得各说各话，不会有明白的“达尔文主义”。还好达尔文有证人，两位当时地位很高的生物学前辈都看过他的草稿，他们证实了两人之中，达尔文比华莱士更早有了关于“进化”的想法，也更早发展出较为完整的说法。

    这件事让我们不能不问：写了这么大本的草稿，将基本的理论都想好了，达尔文还在拖什么？而且在迟迟不发表的这段时间里，他每一天都胃痛，他每一天都呕吐，痛苦得不得了。为什么？

    因为他太紧张，他太清楚他所要面对的那个世界，他要去说服的那个世界。他其实是以他父亲作为那个世界的代表，通过他和父亲的关系来认知、想象那个巨大、冷漠而且难以讨好的世界。他最大的恐惧就是：这样已经可以说服我父亲了吗？这样已经可以说服这个世界了吗？

    偏偏他选择的题材是这个世界上有极其坚固的信念的一个领域。所以，他一直拖延，拖延他和这个坚固的信念正式对决的时间。他一直不断地做准备，却还是没有把握自己做得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物种起源》，是达尔文心不甘、情不愿地交出来的。他会说这只是个“摘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我还有更多东西，没有办法写进已经这么厚的这本书里面。还有另一层意思，是预先拿来回击批评意见的。你们对我今天所做的论证有意见的话，先不要急，我还有很多证据没有完全拿出来，之后，我可以拿出来给你看。让人家不要单以这本书评断他。

    神经质的达尔文有着不可能完成的野心，他想要将当时西方人认识的所有生物界现象，全部包纳进他的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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