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的时代

    当资本家能够以这种方式赚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当资本家和劳动者这种不平等交易关系成立时，我们就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历史观。

    金钱货币存在了几千年，“资本”却是个新鲜的社会现象。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传统的金钱才转身变成了“资本”。在GWG的过程中，我用钱买来劳动力，再将劳动力的成果卖出，得以赚取其中的“剩余价值”。但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商品价值，最后却没有回到提供劳动力的劳动者身上，而是由出钱的人拿走，于是这笔钱就变成了“资本”。

    这仍然是金钱买卖交易。然而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买卖有了新的利益来源。不是来自原料，不是来自地租，也不是来自厂房机器，利益只会来自劳动力的价差。劳动力创造商品价值，但取走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大部分商品价值的，并不是劳动者，而是出钱的资本家。

    马克思的“资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定义的，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尽管以“资本”命名，这个新历史阶段是建立在资本与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上，其关键在于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工人和资本家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没有陷入这种劳动关系中的工人，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金钱不会变成“资本”，就不会有“资本主义”，也不会有“资本主义时期”。

    到这里，我们回头读一读《共产党宣言》，看看其中对工人与工人革命的激情号召，以及工人革命必胜的预言，就不会觉得那么突兀了。这不是一套基于主观阶级概念甚至阶级仇恨的教条，背后有其细腻的道理。工人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并不是基于工人们的主观动机，而是工厂制度下工人劳动力的被剥削使得资本利得成为可能，将金钱转化为资本。

    关键在于工人以及以工人为核心的劳动关系。这个以“资本”命名的时代，其实是因为工人与工厂劳动力才成为可能的。但工人被压在底下，高高在上的资本家夺走了工人创造出来的利益，也夺走了工人创造的时间主导权。

    如果这样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不公义的，那么改变这样的时代，就必须先改变这样的结构，也就是改变工人与资本、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没有了不公平的剥削，就不会有资本利得，金钱就能还原其作为手段、在生活里作为中介价值的工具本质。

    资本是金钱货币的“异化”。原本仅是手段的金钱过度膨胀，不再中介商品交换，夺得了操控商品、更进一步操控商品背后劳动力的不合理权力，抢走工人的“剩余价值”，只创造资本本身的利益。

    在“资本主义时代”里，最耀眼的是趾高气扬的资本家，但资本家的存在却依赖于工人的存在。没有工人就没有资本，更不会有资本家。《资本论》从“商品”开始谈起，接着立刻转入关于工人与工厂制度的讨论，讨论劳动生产力、劳动强度、工作日与工资等，证明工人才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人都感受到这个巨变，也都感受到一股非得定义与理解这个巨变不可的压力。马克思也找到了一种描述与理解这个巨变的方法。和其他人一样，他看到了过去臣服于贵族体制下的中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后快速蹿升，在短短几十年内升到了社会顶层的领导地位，化身为风光的资本家。但他并不满足于以资本家的价值观来描述那个时代的视角，他要挖得更深一点儿，挖出在资本家风光的外表下，还有着黑暗工厂里的工人，并试着在心理上、概念上以及修辞上，把工人描写成这个时代真正的主人。他们以血汗创造了这个时代，却被遮蔽于历史的阴影之下。

    《资本论》的诞生

    根据马克思留下来的书信文件，我们可以清楚地将《资本论》的写作追溯到1845年。那一年他与出版社签了一份合约，准备出版一本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从这一年开始，到他1887年去世，马克思和家人、朋友、出版商通信时，经常预告：“那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快要完成了！”

    40多年来一直声称“快要完成”，却迟迟没有真正交稿。我们不能指责马克思偷懒不认真，也不能指责他糊弄说谎，因为有很多证据证明，他的确为这本书做过一番研究、思考与写作，也曾多次准备将部分书稿交出去。

    努力写作，却一直没有把书写出来，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不只是个研究者、写作者，同时也是个欧洲革命混乱时代的行动者。签约之后没多久爆发的“1848年革命”[13]，对他和全欧洲知识分子都是个巨大的冲击。马克思开始组织“共产国际”[14]的革命行动，这当然会耗费他许多时间与精力。

    还有，马克思最早从事的是新闻记者。若要问他曾接受过什么样的职业训练，那就是新闻记者的训练。他得观察现实，对现实事件做出即时反应并撰写文章。这又耗费了他剩余的时间与精力。更重要的，不论是革命行动或现实批判，这些经验都会直接影响他对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看法，迫使他一再调整原本打算写进书里的内容。

    他是个思想复杂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概念或语言描述或讨论事情。他总觉得对于表面现象的挖掘还不够深，叙述得还不够完整。《资本论》的成书过程，或许能提示我们一种看待这本书的角度——这是一个聪明且复杂的脑袋花了40多年发展出来的一套体系。起初或许只有几个核心概念，但它们在漫长的时间中不断扩张。因而，找到这几个核心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庞大的《资本论》。

    第一个核心概念，是前文解释过的“资本”与“资本主义”，第二个是“工资劳动”（wage labour），第三个是“土地私有制”，第四个是“国家”，第五个是“国际贸易”，第六个是“世界经济”。这六个主要观念，从1845年到1887年，一直在马克思的脑海里。

    到他去世为止，马克思基本上完成了关于“资本”和“工资劳动”两大部分的探索与解析。然而，对于“土地私有制”，他就没有时间做同样充分的处理了。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由三个阶级的人所组成：资本家、工人和地主。分析了资本家和工人，理所当然也要分析地主，尤其是地主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土地私有制”，然而光是这件事马克思就没有时间完成，只留下一些片段的思考记录。

    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那是个民族国家尚未成形的时代。当时的欧洲人，还不具备20世纪之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概念，因而能有超越国家的视野，国家对他们的意义，也就不像后来那么固定和必然。

    针对资本、工人、土地私有制的相关议论是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国家则是他联结“经济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关键环节。他要从“经济批判”的角度，对当时多变的国家观念提出新的描述与定义，然后再以国家为基础，进而讨论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

    马克思经常在著作中提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毕竟促成英国快速工业化，薪资工人取代计件工匠的一大主要力量，就是英国纺织品的海外市场。欧洲的资本主义化，是在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开展的。

    不过，马克思也来不及将他对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的想法说个明白。在这方面，列宁提供了对马克思理论的重要补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成了“马列主义”，列宁的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革命理论，尤其是“不断革命论”，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过程中苏联共产党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就是解释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列宁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制造出相应的“上层结构”，连国家和政府都被改造为配合这套生产方式的机制。国家的目的被改造为替资本及资本家的利益服务，以国家的力量为国内资本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更广大的市场，这样的方向就构成了“帝国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逻辑扩张到国家、国际贸易层面，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根本推动与控制力量。

    这是列宁对于马克思国家、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至于世界市场的部分，则要再等到半个多世纪后的20世纪70年代，伊曼努尔·沃勒斯坦[15]提出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按照资本市场的分工角色与权力宰制，将世界分为多层的“中心—边缘”体系，才算让马克思所开启的世界市场讨论有了一个较完整的呈现。此时距离《资本论》问世及马克思去世，已有将近100年了。

    我们无从测知，如果马克思活得够久，能继续发展国家、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的理论，他的说法和列宁、沃勒斯坦的主张有多大差距。不过我们可以从智识上清楚推论，列宁和沃勒斯坦的理论的确都认真地以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资本主义观念为前提出发点，对应他们当时所看到（而马克思来不及看到）的现实做了归纳和推演。换句话说，列宁与沃勒斯坦确实都是马克思理论的后继推展者。

    资本家热衷追求资本利得，是资本主义近乎盲目的动力，因此资本不会看不到在欧洲之外，存在着更有利的劳动与市场条件。尤其是以殖民地形式统治的区域，能够提供更廉价、更接近劳动力再生产底价的劳动力，也能够提供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资本与资本家当然就会驱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去开发这些利益，这是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看法。

    沃勒斯坦则是将马克思对工业化社会中无产者与资本家的两极分化描述，运用在整体工业化后的世界体系上。在这个体系里，最耀眼，也最碍眼的现象，也是这种两极分化。有些国家或地区成了剥削者，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成了无奈的被剥削者。利益不断地从后面的“边缘”被吸入前面的“核心”，造成越来越不平等的差距。

    这都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扩充，也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原本的思想架构有多么庞大、多么复杂。

    “我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马克思设定了6个主要讨论方向，但在《资本论》中，他只来得及对资本和工资劳动做出详细讨论。他试图在《资本论》之外写一个更全面的导论，但后来没有完成，也无法编入正式出版的《资本论》中，那就是迟至马克思去世半个世纪后才得以见天日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写起，到了第三章讨论“剩余价值”，马克思认定这个概念极其重要，就在原本的书稿之外另行写了一份笔记，全面地思考“剩余价值”。这份笔记一写就是3000页。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第三章所谈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等，其实不过是一个再简化不过的摘要而已。

    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后继者卡尔·考茨基[16]将这庞大的3000页手稿做了一番整理，以马克思遗著的形式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本书有时候也被视为《资本论》第四册，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资本论》究竟是三册或四册，会有不同说法的原因。

    这样的过程让我们明白，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庞大到连他自己也无法完成，甚至无法整理。这是他的一大缺点，却吊诡地成了他理论之所以吸引人的一个巨大优点。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却没有来得及给出完整的答案。如果他提的问题都有了完整的答案，马克思思想恐怕就不会在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了。他刺激了许多人沿着他的道路讨论、争辩，而且留了很大的空间供后继者尽情发挥，开辟许多马克思生前仅简单画在思想蓝图上，却来不及亲身探查的领域。

    因此，马克思和后继扩展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极难划分。马克思自己所设计的庞大计划，具体内容必须靠“马克思主义者”来填补。早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不是马克思自己所能掌控的了。所以马克思才会语带遗憾地自嘲：“我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个两难。如果光看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间有太多缺漏，有更多让人不安的揣测与仓促结论，很明显不是个可以完整说服人的体系。加上后继“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补充说明，才得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这套体系的内在联结，感受到这套体系带来的世界观冲击。然而，看多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演绎，又往往会看到许多和彼此矛盾、冲突的说法，混淆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认知。若是把所有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都搜集起来，我们就再也分不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要干什么了。

    我的建议是：先从马克思自身的著作中，找出几个关键的概念与名词，确认我们对这几个概念与名词有了充分的把握，再以此为基础来检视“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做出正确的判断，从中找出真正在发展、诠释马克思思想的部分，排除其他来自作者个人或其社会与时代的偏见杂质。

    剥削

    有几个概念和名词可以提供我们辨识、检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的距离。

    第一个是“剥削”（appropriation），意指不属于你的东西被你占为己有。马克思用这个词时，还有更深的意涵。马克思是从被剥削者的角度来理解“剥削”的。一个人所得到的少于他所应得的，那么这中间一定存在着“剥削”，代表有一部分应属于他的，被其他人不当地取走了。

    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劳动成果。倘若劳动者生产的劳动成果，一部分或全部不属于他，这就是“剥削”。马克思经济学必须将“剥削”纳入考量，设定一个劳动成果应得的报酬，并追究劳动者实际所得与其应得报酬之间的落差。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最根本的差异。

    把劳动力放在市场上，只有供需与价格，不会有“剥削”。工资是在供需关系中决定的，供给高于需求，工资就变少；需求高于供给，工资就变高。工资一直随着供需变动，没有一个定准，也就无从讨论“剥削”。除供需互动，别无其他标准可以判断一个工人领的工资合不合理。

    市场经济学的逻辑是：通过供需互动，能够找到最好、最有效率的资源运用方式。假设今天一个贪心的老板找来一个勤奋的工人，费了一天工夫做出200个面包，老板只给他相当于10个面包的工资，其他多出来的都是老板的利润。这样的做法合不合理？市场经济学的答案是：不一定，要看当时当地的劳动供需才知道。

    怎么知道？如果相当于10个面包的工资是偏低的，那么很快，隔壁另外一家面包店就会提出相当于15个面包的工资，找这个工人过去做面包。工人接受了，跳槽了。一看工人的劳动那么有价值，对面的另一家面包店立刻决定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50个面包。工人再度跳槽。可是新东家很快又发现，邻镇有个同样能干的工人，愿意以相当于30个面包的工资提供同样的劳动服务，他便打算把邻镇的工人找来。知道这件事后，原来那个工人担心失业，便主动表示他愿意改领相当于30个面包的工资。

    工资就是这样在不同供需考量中上上下下，寻找动态平衡。我们不能说相当于10个面包的酬劳不合理，也不能说相当于50个面包的酬劳不合理，只能说最终工资如果停留在相当于30个面包上的水平上，就表示这个酬劳最符合当时当地的劳动力供需条件。

    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学有其荒谬之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除了市场供需系统，没有其他标准能用来检讨市场，尤其是检讨价格。纯粹从市场角度来看，即使一朵郁金香卖到相当于一个工人一整年的收入，只要有人愿意买，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一个工人的薪水低到他只能天天啃面包，只要有人愿意以这个薪水出卖劳力，也没有什么不合理；这些都是供需互动的结果。一切都由市场决定，市场就是它自己的标准。

    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在很多国家中，一个男性工作者在一个职位上做事，可以比一个同样职位、同样工作内容的女性工作者多领15%的薪水，这合不合理？从市场上来看，我们无法批评这样的结果不合理。这不过是反映了社会上对男性工作者的需求高于女性工作者，或者反过来说，也可能反映了社会上女性工作者的供给高于男性工作者。

    如果我们觉得这种状况不合理，因而高喊“同工不同酬！”来表达我们的愤慨，那就表示我们相信同工应该同酬，也就表示我们认定工作、劳动有其内在的价值，同样的工作有同等的内在价值，不应该获得不同的报酬。若是如此，我们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学的原则，肯定了马克思式的思考。

    马克思有着根深蒂固的劳动基本价值的观念。如何评断劳动价值，是个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也提出了许多变数互证的公式以进行劳动价值计算。然而最关键的是劳动价值不等于现实中的工资。现实中的工资如果低于劳动价值，这里就出现了“剥削”，而剥削是个有待讨论、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是马克思的根本信念。

    回到前面讲的面包店的例子。这个工人一天做200个面包，如果面包和面包店的成本总共等于100个面包，从马克思的角度看，那就意味着工人创造了相当于100个面包的劳动价值，他应该领到的工资就该等于100个面包。因此如果老板实际给他的工资低于100个面包，这中间就有“剥削”，就有一部分工人的劳动价值进到了老板的口袋里。

    市场经济学的用意是解释工资是如何决定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目的却是评断工资的合理性，进而想办法解决“剥削”的问题。“剥削”是个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问题。

    市场经济学否认有“剥削”，马克思经济学则主张“剥削”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特色。

    操控

    另一个重要的检验概念，是“操控”。

    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将市场形容为“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有其神学渊源：“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上帝的手，人有限的视力看不到，但上帝自有其智慧与逻辑，能按照其意志将一切事情安排妥当。

    市场取代了上帝，为我们安排经济事务。因而市场也就具备了和上帝一样的奇特能力，具有高于个人意志的智慧与理性。它赋予我们一套一般人设计不出来，也完成不了的人间秩序。

    这种协调各方供需获致平衡的“看不见的手”，存在于亚当·斯密以降的众多经济学家心中，但是否能够具体实现在日常生活上？至少在马克思的眼里，概念中的市场及市场运作，与交换及交易行为非但不是同一回事，甚至本质上就是相互矛盾的。在现实中，我们无法排除使得市场不自由、不平等的种种力量。

    整个1850年，马克思都坐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努力读书。他所留下的记录让我们能清楚地知道，在那一年中，马克思都读了些什么书。一年内，他读了80位作者的书，其中绝大部分和经济有关。他几乎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相关著作都读完了。看到他曾认真研究过他们提出的理论分析，我们不能说他不懂亚当·斯密，不懂李嘉图，不懂他们对于市场的看法。

    他懂，但认为他们所说的市场是神话，亚当·斯密及李嘉图，是神话制造者。对应他们说的那一套市场逻辑，马克思更坚持，也更确信自己的看法是“科学的”，其中没有任何想象或虚构的成分。马克思并没有挑战，更没有否定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来的经济逻辑。但对他而言，那仅仅是一套想象建构的经济逻辑，并不是现实。

    关键是，在现实中不会有如此理想化的市场，总有各式各样的力量掺杂其间，介入并操控市场。“操控”的本义，就是让事物脱离原有的轨道，偏离到别的方向。我们今天累积了许多资料与知识，可以将马克思开启其端的想法说得比较清楚明白。例如：市场运作高度依赖信息，知道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价钱买什么卖什么，或是知道商品现在及未来会具备怎样的功能、发挥怎样的效果，会直接影响或改变我们的行为。在交易中，每个人所做的“理性决定”其实相当受限——一个人只能按照自己所拥有的信息来做决定，因此不全面、不完整的信息，当然就使人做出不完整的决定。不完整的“理性决定”还能说是合理的吗？但又有谁能将所有信息搜集齐全了再做决定呢？

    就实然而论，大家都是以“瞎子摸象”的方式进入市场，仅能靠片面的理解，鼓足勇气决定价格。没有充分理性的条件，也就不会有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应然而论，市场绝不可能全然理性，里面存在着太多人为操控的可能性。

    马克思尤其在意应然面的问题。他的道德倾向使得他不仅看到市场实际上不可能理性、平衡的一面，还要点出市场其实是一套虚假的价值体系。市场上充斥着种种诱骗与欺瞒，让人看不清一切的真实价值。如果我们接受亚当·斯密的说法，相信市场一直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公平管理之下，只会更容易受骗上当。

    《资本论》的价值理论，一方面提出衡量价值的“正确”法则，一方面戳破虚假的市场神话，让人看清市场决定的价值，可能为你带来何其不公的损失。

    劳动

    我们今天读《资本论》，会觉得此书既厚重又艰涩，但请记得，马克思本人始终认为《资本论》应该是一本简单通俗的教科书。为了力求浅显易懂，他牺牲了相当的复杂度，并没有把原来写在笔记中的思考都放进去。

    马克思计划将《资本论》写成让工人都看得懂，以唤醒他们的意识改造。所以他的写法主要不在陈述、开展观念，而在于形成策略。换句话说，许多他原本在笔记中构思的艰涩概念，一到书中便被改写成能有效打动工人的说法。

    马克思如此向工人解释“劳动价值”：你应该知道自己值多少钱、自己的劳动值多少钱，但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说法把你都搞糊涂了。你得冷静下来，因为让你糊涂也是这套系统操控的手段之一。冷静下来清空脑袋，让自己回到原点，掌握简单的基本原理。

    “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这就是基本原理。倘若没有人劳动，没有人生产，那么不管在哪个领域，都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成果。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相，而原理像火把一样，帮助你在充满鬼魅诱惑的暗夜中放心行走。马克思教育工人用这个简单的原理去衡量价值，依靠它脱离“市场价格”及“交换价值”所造成的混乱，并避开他人的操控。

    “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这个原理简单到近乎天真。马克思不是不知道，这么简单的原理不可能解释一切，但他的目的，是为在复杂操控下低估了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权了解并主张其劳动力价值的劳动者，提供一个自我衡量的机会。

    马克思告诉工人：倘若有人说你的劳动值20元，千万别像以前一样毫不考虑就信以为真。先以“劳动价值说”来算算看你的劳动创造出多少总值：进到你手上的原料价值和从你手上出去的成品价值之间的价差，就是你的劳动价值。这一点儿都不难理解，也一点儿都不难计算！

    面粉、奶油、鸡蛋、糖、电费……全部加起来是50元钱，一天劳动做成的蛋糕共卖150元钱，那么你的劳动价值就是100元钱。然后再算算让你这个劳动者能够活下去，明天还能完整地回到工作岗位上，又得花多少钱？将饭钱、房租、衣服……加总起来，平均一天是10元钱。这10元钱就是你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假设你一天工作10小时能产出100元钱的劳动价值，那么我们就知道：实质上你只需要工作一小时，就足以创造出自己所需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于是那多出来的90元钱，或者说9个小时的劳动力，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你能被剥削的价值。

    这个道理很简单，简单到做老板的不管有没有学过经济学，都会嘲笑你。老板会跟你说：生产或做生意不需要资金吗？不需要管理吗？不需要营销吗？……这些你都不懂，都没算进去，只算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就说我剥削你，有道理吗？

    不能说老板讲的全无道理。没关系，那我们可以再回到马克思单纯、天真的“劳动价值”，将老板所说的这些加进劳动成本中再算一次。你将会发现，就算将资金、利息、管理和营销等全都纳入考量，加加减减算出来的劳动价值和工人真正领到的薪水，总还是有一定的落差。

    这证明了马克思那单纯、天真的劳动价值理论还真没那么容易被推翻，还真是个不容被忽略的解释。你不必全盘接受这套“劳动价值说”，但你不得不对如此算出的落差提出解释。

    为什么劳动者会在被剥削的状态下进行劳动？其中一个理由源自劳动市场中“操控”的力量。沿用马克思对“操控”的概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市场经济学本身就是对市场的一种强大操控力量。从表面上看，市场经济学解释了市场运作的原则，然而实质上，市场经济学最明显的作用之一，其实是让劳动者接受被剥削的生产关系，以为这种状态是应该的，是有道理的。

    关于这点，只要看一件事就能发现：每当涉及该如何计算工资时，绝大多数老板都立刻成了市场经济学的信徒。绝大多数老板不会接受以工人所创造的商品价值来计算工资，也不赞成“最低工资”的概念，更不支持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他们通常都是从“让市场决定”的立场来提出反对意见的。

    牵涉利益问题时，一群人会倾向拥抱同样的信仰，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小心观察。人们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并不是随机或偶然的。看看西方近代宗教史，新教运动在16世纪正式兴起，展开了对于天主教会的猛烈攻击，迅速地在今天的德国建立了稳固的基础。除了在德国，法国南部也出现了众多的新教徒，接着低地区的荷兰、比利时与瑞士也迅速改宗，投入新教的怀抱。然而与此同时，意大利、西班牙与法国的中心主流依然坚持传统的天主教信仰，他们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更加坚定，与新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宗教信仰不是随机决定哪几个数字中奖，哪几个数字未中。不同的生活形态及不同的团体利益，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团体或一群人的信仰决定。老板们都相信市场经济学，因为市场经济学最符合他们的生活形态所需，最能照顾到他们的团体利益。

    以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对照，将会发现市场经济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假设老板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差异是不存在的，或老板与劳动者间的阶级差异是自然的、必然的，既不需要任何讨论，也不需要任何调整。阶级差异不是个可以被改变、应该被改变的人为现象。

    阶级和斗争

    马克思站到操控者的价值本源上，不仅点出了“操控”存在的事实，也认真讨论该如何消除“操控”。

    马克思提醒我们：“操控”的原因与结果一直在交互循环中持续增强，因此产生了如此强大的“操控”效果。从“阶级”这件事上看，“操控”制造了阶级差异，但如果阶级差异赤裸裸地摆在所有人眼前，必然会刺激大家试图缩短乃至消灭阶级差异，那么阶级差异以及阶级差异借“操控”所带来的利益便将消失。因此，让阶级差异继续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别让人们看出阶级差异的存在。

    在美国及全世界很多地方，“阶级”与“阶级差异”听起来很刺耳。因为这些国家的主流思想用有色眼镜看待“阶级”这个字眼。但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是一个用以观察、描述社会与经济行为的新兴工具，并不带有那么多复杂的牵扯。

    回到原点上看，“阶级”指的是人类的生产分工中所出现的垂直划分。生产过程中有水平分工，也有垂直分工。盖一栋房子时你打石头，他砌砖，这是水平分工。但就在你打石头，他砌砖的同时，还有工头负责指挥石材什么时候进场施作，泥水工又该在何时到何处砌砖。工头和石匠、泥水工的关系，便是垂直分工。

    在第一线执行生产的人，和以其他方式间接参与生产的人构成垂直分工，也就依照他们不同的生产身份形成不同的“阶级”。你介入生产活动的方式决定了你的“阶级”，而你的“阶级”也回过头来影响你看待生产活动的角度。不同阶级的人对分工的生产程序乃至分工的生产成果的看法，不可能完全相同。

    人在生产关系的体系中位居何处，便会站在这个位置思考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并站在这个角度提出对整套生产关系的主张，这就是“阶级”所带来的“阶级意识”。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角度来看，经济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利益冲突、主观利益交错的场域。

    换句话说，不同阶级的人会对生产活动持有不同的利益主张，两者无法跨越彼此的阶级立场，找出统一的利益主张或运作模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精神又与市场经济学形成极端的对比。

    市场经济学将自己建构为一门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学科，将自然科学用来记录、分析并预测自然现象的方法套用在人类行为上。其内在理论冲动趋向于找到运用范围最广、最普遍的法则。在这种前提下，他们找到了市场，一个不理会身份、不必考虑个人差异的力量，供需法则不看你的名片，不管你的头衔，运作起来一视同仁。将因果倒过来看，正因为这些经济学家亟欲找出最普遍的法则，所以他们会倾向于凸显市场中超越任何个人差异的现象。

    但马克思认为生产这种经济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也就是一种人类关系的行为。和所有社会关系一样，在生产关系中，角色与立场是相对的。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利益，于是会对这套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市场经济学宣称自己是一套摆脱了身份与个人差异的普遍经济法则，但马克思不吃这一套，他就是要问：你站在谁的立场提出分析的？只要由这个问题出发，看到的市场经济学就不再是一套客观、普遍的经济法则，而是一套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将资产阶级的“操控”与“剥削”合理化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进入俄罗斯，为俄罗斯革命提供了燃料，同时也转型成俄罗斯共产党的主要理论依据。在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中，马克思理论中的“斗争”的概念被大幅抬高了。这样做的原因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

    在俄罗斯共产党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中，“斗争”就像市场经济学的“供需”一样，可以拿来解释所有的人类活动，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工人与工人之间要有团结意识，因为要和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斗争”可以解释工人的价值与行为。“斗争”也可以用来解释资本家的行为——有钱的资本家会采取夸富炫耀的行为，那是因为他们随时处于和其他资本家之间阶级内部斗争的状态，要借由夸富来压倒其他人，取得更大的权力。“斗争”可以用来解释很多事。

    马克思本身对“斗争”没那么有兴趣。在马克思的阶级史观中，阶级与阶级间的斗争是历史改变的重要因素，但他并不打算建构一套以斗争为核心动力的经济学。《资本论》是一套工人的经济学，一套从工人劳动角度出发的经济活动分析。工人应该拥有工人自己的经济学，因为资本家早拥有了资本家的经济学，而且还动用这套经济学来蛊惑劳动者，利用它来夺取工人的“劳动价值”。

    资本家的经济学只对资本家有利。如果工人也接受这套经济学，乖乖接受资本家对其劳动价值的定义，那么“剥削”将被视为理所当然，工人也终将失去一切摆脱“被剥削”状态的机会。

    盲点

    马克思的“科学”，是对应想象、幻梦，坚持要有现实分析的基础。但他毕竟受到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所以并没有采取物理学或数学的那种通则原理精神。他没有像牛顿那样追究在一个真空的理想实验状态下，物体如何运动，找到影响物体运动最单纯的力学法则。

    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是在读者已将资本家的“操控”视为共识的前提下进行的。正因为这套为资本家谋利的系统已经提出了对工人不利的“劳动价值”理论，所以马克思必须站到工人的立场提出另一套“劳动价值说”，利用它对经济行为提出新的解释。

    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仅指工人的劳动这个观点，很早就广受质疑。工厂工人的确需要“劳动”，但难道店员、老板就不必“劳动”吗？资本家也必须上班做决策和管理，这不也是“劳动”？

    马克思的确没有把资本家看作“劳动者”，而是将他们视为“资本的人格化”。他们仅为资本而活，他们代表资本的利益，并不从事个人的劳动。他们借由资本驱使劳动者来获利，而不是经由个人劳动来获利。

    马克思的反对者对这个观念发动了猛烈攻击。许多资本家坐拥庞大的资产，不愁吃穿，却一生孜孜矻矻，过着比工人更勤劳的生活。我们能否定他们的辛勤努力不是“劳动”？我们能因为他们有钱，就否定他们“劳动”的事实？

    许多资本家过着忙碌的生活，每天超时工作，比工人还辛苦。尤其在美国，这种努力工作的大资本家最多。但我们没有在《资本论》里看到马克思讨论他们的“劳动”或他们的“劳动价值”。这不是《资本论》的一大盲点吗？

    马克思的确没有对这种“资本家劳动者”进行分析，因为能解释“资本家劳动者”这种现象的理论，在当时那个时代还没出现。要等到1905年，马克斯·韦伯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方世界才开始正视这个现象。

    韦伯以他建立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理出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乃至资本家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新教伦理”中最重要的，是“预选说”。像加尔文教派等新教教义，强调人绝对不可拉近自己与上帝的距离，也无法揣测上帝的意旨，更遑论影响上帝的决定。过去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自身膨胀为上帝的代理人，虚妄地许诺信徒：你如果加入教会，就能得到救赎；你如果忏悔，上帝就会原谅你；你如果花钱买了“赎罪券”，就不会下地狱……事实上，教会行使这个权力的理论依据有点儿牵强，作为一个人，谁都不可能有这种本事。

    那时候的天主教教会的虚妄与傲慢所造成的堕落，刺激了“新教改革”。加尔文意图将改革推行到最根本的层面，彻底去除人能揣测或影响上帝旨意的幻想。上帝不会跟人交易，人没有资格假定自己做了什么，就可以从上帝那里换来什么，只能虔诚地接受上帝神秘的安排。

    没人能知道谁将上天堂，谁将下地狱。根据加尔文的“预选说”，人没有那么了不起，不可能以自己的行为影响上帝。而且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你在人世间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上帝难道不知道？如果上帝还要考核你，给你打分数，那他就不是全知、全能的了。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中。你这一生会做些什么，离开人间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均是早已命定，谁也改变不了。

    这真是个奇怪而残酷的教义。抹消了借由意志行为影响自己命运的可能性，那人活在世上还要做些什么？反正一切都已预选、先定，所以我们大可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不，虽然一切都已预选、先定，但你并不知道预选、先定的答案，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那张上天堂的名单上。即使再焦虑，你也只能谦卑地试图测知上帝可能给你的安排。

    基本上，加尔文及其信徒相信，上帝的选民在人间会有某些迹象，或某些特别的行为模式。并不是说他们借由这种善行感动上帝才上得了天堂，而是该倒过来解释：那些早已获选的人，显然不可能在人间放纵私欲。这些“选民”会展现出一种上帝所赋予的善性，分享上帝的圣美。因而显露善性与圣美的人，就有可能是“选民”。

    所以大家应该努力展现善性与圣美，以说服自己是个“选民”。这种必须不断自我证明、自我说服的焦虑，使这些人过起了一种特殊的生活。他们很勤劳，很努力，在世间取得了成就，但要证明自己是“选民”，他们就不能放纵自己享用这些成就。

    贫困潦倒，在人间一事无成者，或傲慢挥霍、纵情声色者，都不符合“选民”的条件。因而在这种焦虑中刺激出一种人——他们拼命工作，赚得财富和地位，却从来不挥霍这些财富，不炫耀自己的地位。财富不会给他带来奢华的生活享受，只会让他把钱拿去做更多事，赚更多钱。

    韦伯告诉我们，这些人就成了“资本家”。而那些不被花掉却拿来反复投资的钱，就成了“资本”。

    在韦伯的描述中，“资本家”绝对不是好吃懒做、坐享其成的人。“资本”与“资本家”源自一种集体焦虑所刺激出的勤奋工作态度。“资本家”，至少是最早期的“资本家”有其劳动，也有其“劳动价值”，这是马克思既没有看到，也没有思考过的。马克思仅看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差异，仅关心工人如何从资本家那里讨回被夺走的“劳动价值”。和韦伯的说法相比，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盲点，但同时也能看出马克思的关怀。

    阶级意识

    马克思针对工人阶级提出了一套理论基础，期望能在工人阶级心中建立一套属于工人阶级的公平正义理念，使他们不必再拿资本家的说法来自我矮化、自我伤害。

    马克思看到欧洲，至少他当时所旅居的英国，已经是个“阶级社会”，工人阶级存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却没有属于工人的“阶级意识”。阶级与“阶级意识”理应彼此相连，但对当时的工人而言却不是同一回事。唯有一套针对工人的主张，才能在阶级事实中创造“阶级意识”。

    工人的“阶级意识”有两大目的：第一，实现自己与地主、资本家的不同之处；第二，建立和其他工人之间的阶级感情与团结意识。

    有阶级却没有“阶级意识”，就代表工人对这个世界的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有严重差距。只有让工人培养出正确的“阶级意识”，不再误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这套系统中的位置，我们才能得到认知与事实统合的“科学性”。

    工人不能以资本家的定义来论判自己的“劳动价值”，因为这会使他们理所当然地低估自己的“劳动价值”。他应该学会正确的计算方式，认清自己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中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是被“剥削”掉的。这种制度性的剥削，就是资本主义“操控”的结果。

    最大的“操控”，来自资本家对于“生产工具”的把持。在原来的“工匠传统”中，工匠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鞋匠有鞋匠的工具，铁匠有铁匠的工具，木匠有木匠的工具。现代的工人却没有自己的工具，他们只能进入工厂，用工厂里的机器进行生产。

    从表面上看，同样都是生产，但用自己的工具生产和进到工厂生产是截然不同的。工厂制度意味着实际生产的人没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垄断在别人手里。因而工人的劳动力失去了原本的自主性，变成必须依附在机器上才能进行生产，创造价值。

    在此之前，相较于农民，工匠是自由的。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观，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是“封建制时代”，而“封建制时代”是由土地制度来定义的。地主拥有土地，农民的生产必须在土地上才能进行，因而农民的劳动只能依附在土地上，也就是依附在地主的控制之下。在那个时代，工匠不需要土地，所以他们是相对自由的。

    但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工厂制兴起的工业时代，工人丧失了原有的自由。为了实现“劳动价值”，必须寻找机器，必须将自己（人）的价值依附在“机器”（物）上。人成了附属品，物成了主体，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异化”。

    “工资劳动力”，就是“异化”了的劳动力，是在工人失去了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出现的。拥有生产工具的工匠，和自己的劳动力之间有着完整的关系，既能享受全部的成果，也得承担所有责任，他有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如果靠3个小时的劳动力能够养活得了一家人，那么他可以选择每天只工作3小时，也可以选择每天工作10小时。这种模式并没有强制性的“工时”，不必受制于必须从几点工作到几点，一天要工作几小时的规定。

    在西方传统的工匠制度中，有流浪工匠，有日雇农工，他们是领工资的。流浪工匠有工匠本事，但没有工具和店铺。他会打铁，但无法拥有锅炉和铁砧，只好到处流浪，在其他铁匠的铺子里打工。日雇农工懂一点儿农耕技术，有一身力气，却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在农忙时化身为“麦客”，到处为人收割麦子，并领取一点儿收割到的麦子或一点儿钱作为报偿。

    这种人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流浪汉，被人以怀疑、防备的眼光看待。可见这种身份并不是稳定的身份，而是出于潦倒时的不得已。流浪工匠得时时想办法晋升为工匠，日雇农工得时时想办法落地生根成为农人。

    举这样的历史为例，马克思为工人悲叹：在传统社会中，流浪工匠与日雇农工属极少数，在生产生态中可有可无，而且有很多机会摆脱这种身份。到了工业社会，作为生产主力的工人却落得和他们一样仅能靠领取工资度日，而且还没有任何机会成为生产工具的拥有者。

    工作与生活

    在工厂制度与工资制度下，劳动者被“异化”了，连带着使“工作”本身也被“异化”了。

    马克思一直抱持着对于“工作”及“生活”极其浪漫的主张，坚持“工作”与“生活”应该合而为一，“工作”本身应该是目的，而不是“生活”的手段，或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然的付出。

    生产工具掌握在别人手中，而工人只能领工资。他对劳动力成品不会有感情，进而对工作也不会有感情；工作只是他被迫承受的职责。于是一个工人一天24小时里，扣掉睡眠时间，醒着的时间中有70%以上都处于被迫承受的状态，顶多剩下30%的时间能享有真正的生活。

    但以前的工匠甚至农人都不是如此。他们为自己劳动，握有劳动决定权，对劳动结果负责，劳动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农人一大早起来“巡田水”，不是奉谁的命令，而是出于对自己田地的关心自主去做的。他对他的田，对他的稻禾有感情，将来田地上产出的稻米产也都属于他。同样，工匠废寝忘食打出一把最好的斧头，也不是出于谁的命令，斧头是好是坏关乎他在这一行的身价，也关乎他的成就。

    工资劳动者失去了这种工作感情。马克思观察到工厂制度给人带来了根本的改变——那就是人的“生活”变质、缩小了。人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所有时间过生活，但成为“工资劳动者”后，工作占据了大半的生活时间，只能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享受仅存的生活。

    在今天的环境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工资劳动者”，因而马克思的这种担忧值得我们思考。“工资劳动者”的生活被无情地切成了两段；在其中一段中，他处于“异化”的情况下，生产工具倒过来控制他，使得他不自由，使得他丧失了“生活”。只有离开工作，他才回归成一个正常的、自由的人。

    工业化之后，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许多。18世纪的人或许只能活到40岁或45岁，但马克思提醒我们：他们不见得活得比我们短。因为他们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过实质的“生活”；而成为“工资劳动者”的我们，生活却是从下午6点下班后才开始。

    读《资本论》里马克思对“工资劳动”“工作日”“工时”的讨论时，我们要读到他的那份悲郁，甚至是悲愤。工作变成与个人和生活脱节，但人却又不可能和“工作”分割开来。于是，人实际上被矮化了。作为“工资劳动者”的部分越大，自由的真实生命部分相对就越小。而且等“工资劳动”的部分扩大到一定程度，我们也就失去了在“工资劳动”之余享受自由生活的能力。你存在，却没有“生活”，只是作为“工资劳动者”而存在。这种状态对工厂、对资本家最有利，因为你的存在所需也就会相应降低到只为了让自己活到明天，也就是只剩下“劳动再生产成本”。

    马克思的悲愤看法，既是当时的现实描述，也是对未来的预言。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一辈子活了70年，真正为自己而活的日子算来没有几天？在很多地方，这种人生甚至被视为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

    生产工具的异化不只存在于一部分工厂，而是一个势必扩张到全社会的现象。工厂制度形成后，工匠的小型自主生产方式便走入了历史。人已无法选择继续保留自己的生产工具，以小型作坊的形式自由地从事生产。

    马克思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相对剩余价值”。在工厂制度下，资本家控制了生产工具，降低了生产成本，连带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再生产成本”。说得直白些，就是养活一个工人，让他明天回来继续工作所需的费用将不断降低。

    在英国，工业化最早出现在纺织业。以机器制造的布匹使得衣服的价格大幅下跌，接着在与生活相关的其他领域中，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工人对这种情况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大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换来同样的甚至更好的生活。

    我们通常都是这么看的，然而马克思却以“相对剩余价值”给了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假设原本工人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花费是50元，而他工作一天10小时可以创造的总价值是250元，这意味着这个工人可供剥削的“剩余价值”是200元。只为了自己，他每天仅需工作两小时就够了，其他8小时的劳动就成为资本家可以用工资形式进行剥削的范围。现在因为生活所需变便宜了，这个工人每天的生活所需降到了25元，但他每天仍然得工作10小时，创造250元的总价值，那么他可供剥削的“剩余价值”反而相对上升了。在新情况下，他只工作一小时就能获取“劳动再生产”的基本所需，其他9小时的劳动，全都落入了资本家的剥削范围。

    所以借工业化让物价下跌，仍然是对资本家有利的。

    资本的扩张

    还有一个重要的马克思概念，是“资本再生产”。有钱人在什么时候变成了“资本家”？他们的钱在什么时候变成了“资本”？当追求以钱滚钱成了目的，赚进来的钱要用于什么实际用途成了其次，这种钱就成了“资本”，如此运用钱的人就成了“资本家”。

    资本以不断扩张为其最根本的运作逻辑。在扩张过程中，资本与资本之间必然会产生竞逐关系。商业资本的竞逐带有很高的运气成分，投资任何生意都有赚有赔，有时赚得多，有时赚得少。然而当资本被运用于购买或确保生产工具，也就是转型为“工业资本”时，游戏规则就改变了。

    有了机器、建了工厂，就能够雇用“工资劳动者”，也就能以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来获利。资本越大，机器越多，雇用的工人越众，当然就能获取越高的利益。这是个明确的“资本再生产”规律——资本越大，获利越多，大资本比小资更有利。

    越大的资本，能够累积越多的“剩余价值”，创造越快越有效率的资本累积。大资本会很快将小资本抛在后面，逼迫小资本想尽办法壮大。因此马克思预言：一旦资本家控制了生产工具，资本就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集中，因为资本的本质是扩张性的，而且越大的扩张越快，也会积极地并吞较小的。规模同时也决定了“资本再生产”的速度与效率。

    这个概念引出了马克思有名的历史决定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只剩下大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中间的小资产阶级注定要消失；他们要么累积扩张手中的资本，变成大资本家，要么失去手中的资本，沦为无产阶级工人。这是根据资本运作逻辑所做的推论。

    马克思将“资本家”视为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实然的历史现象。他心目中对“资本家”的定义，最精确的描述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由资本所定义，为资本所操控的一种反应和一种活动。

    现实中的确不乏仁慈、慷慨的资本家，但这对马克思而言并不重要。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具备了追求资本不断扩张的天性，必须不断寻找更有效的方法剥削“剩余价值”，和工人的利益当然处于完全相反的立场。实然中仁慈、慷慨的资本家不过是少数的偶然，改变不了资本家的本质，更改变不了资本家的定义。

    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生命主要是为资本服务，创造更多的“资本再生产”，让资本不断扩张累积。他的贪婪不是出于个人所选择的道德堕落，而是其社会角色所带来的必然。就算他将赚来的钱捐出去做慈善事业，也不会改变他帮助资本扩张时的贪婪本质。

    很多人说马克思是个煽动家，以他的作品煽动仇恨，但我们应该公平地认清马克思究竟“煽动”了怎样的“仇恨”。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煽动读者仇视资本家，因为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也是由资本所驱使的。真正该仇视的是资本，是资本逻辑，是内在于资本的那份不断自我扩张的动能。工业资本及工厂制度的形成产生了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导致包括资本家本身在内的一切都被卷入、扭曲了。

    资本家同样陷入了目的与手段的错乱中，满脑子想的都是让资本不断扩张、不断积累，却不知道扩张了、累积了之后要做什么，一心认为今天的扩张，是为了明天更大的扩张；今天的累积，是为了明天更丰厚的累积。马克思并没有煽动我们仇视资本家，毕竟该仇视的不是资本家，而是那个将所有人吞噬进去的大怪兽体系。仇恨资本家并没有意义，打倒资本家相对也太容易了，真正困难的是拆解那个体系，颠覆这套资本运作的逻辑。

    批判

    我曾经很认真地自我定位，得到的结论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选择做一个“失败主义的左派”或“失败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开始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有了一点儿概念，也有了一点儿兴趣，应该就很能同情地了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失败主义”以及“失败主义”指涉的是怎样的立场。

    马克思的思想带有高度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及更高的现实批判力量。他为我们提供的是个哲学思辨的基底，也是个彻底激进的解决方案。至于他既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的，是实际的行动步骤。换句话说，马克思长于体系批判，但若要真正推翻这套体系并进一步取而代之，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形成另一套体系。那恰恰是哲学出身，在图书馆和书房中度过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的马克思，最无能为力的一环。

    马克思没有那种现实感，更没有那份入世的强悍去规划、执行这类夺权行动。

    空想共产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幻想在人间建立一套共产主义体系，取代资本主义，显然是一场失败的试验。但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那套体系，需要远比现实中的人类高贵得多的精神，尤其是在政治权力的运用上。这点我看得清清楚楚，也完全接受。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我们需要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外于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让我们看待人生、看待社会，至今仍然足以在对照中让我们明了：资本主义这套价值并非唯一，亦非必然的。

    马克思思想有助于避免资本主义体系陷入邪恶的深渊。虽然仍然称之为“工资”，但19世纪的英国工人领的工资，和今天台湾地区工人领的工资，有了天壤之别。那时候哪有加班费，哪有医保，哪有最低工资保障？老板支付工资就买下了你这个人的劳动力，哪来那么多啰里啰唆的规定？

    今天的劳动者拥有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部分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与马克思思想的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瓦解崩溃的预言，以及对于共产革命的主张，资本主义社会都听见而且听进去了。后面一项让资本家害怕，缩回了剥削的手，不敢将工人压迫到革命边缘；前面一项则刺激资本家们设法修正原有的体系，以避免马克思所预言的情况成真。

    资本主义吸纳了马克思的提醒与警告，做出了许多修正，才演变成今天的面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确实有一股值得称道的力量，使它不断自我修正。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的发展，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拉锯轨迹；一边是原有的“异化”或“非人化”的力量；另一边则是听到马克思警告后，担心整个系统走得太极端而往回修正的力量。

    马克思梦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目前还没有实现，这是马克思的“失败”；马克思的预言与主张，使得资本主义没有走到那么极端，也就没有瓦解崩溃，这也是马克思的“失败”。但马克思的“失败”，却给了世界一个相对比较平衡、不那么残酷恐怖的修正版资本主义系统。

    资本主义内部的拉锯，不会就此结束。资本扩张引发的贪婪和剥削也不会就此告终。资本要扩张，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彻底将人“物化”，变成纯粹追求利润的机器，忘掉其他一切。因而要使资本主义体系免于朝太残酷恐怖的方向偏斜，显然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确保能将这个体系拉回的力量依然存在。不受制于资本主义，能够暴露资本主义价值盲点，唤醒我们资本主义以外的生命意义的声音，绝对不能消失。

    马克思思想随时都立基于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意义、什么是人的目的这一连串的哲学主张上。在经济学领域中，最浪漫、最在意人的，并念兹在兹、反复强调对人的关怀的，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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