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塞进小册子里的巨人

    马克思非常认真、用功，曾经花很多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大量阅读。他不只大量地阅读，而且努力思考，认真写作。他所写的东西，在他过世前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发表。他在世时，欧洲社会对马克思的认识和后来很不一样。那时候的人，主要通过他相对很短的一篇著作对他留下了印象，那就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当然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其重要性不只在于文章里说了什么，也在于文章用什么方式说这些内容。《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纪念时，意大利学者、小说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作“卡尔·马克思的文学风格”。他在文中提醒我们：马克思的影响力，一部分来自他文字语言风格的力量。他的笔调是揭露式的，以极其自信的口气告诉读者，他拨开了表面现象的层层纷乱，直指其背后的真理。丝毫没有疑惑，也丝毫不需讨论，他从历史中看出了明确的道理与秩序。

    很多人被马克思这种风格震慑了，成为他的信徒。当然也有很多人被马克思这种风格惹怒了，批评他是个信口开河的煽动家。作为一位语言符号学家，也曾经是左派知识分子，艾柯敏锐地点出，马克思之所以成为思想的巨人，首先因为他是个很好的写作者，一个风格家。

    《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飘浮在欧洲上空。”“幽灵”（spectre），这样的字眼、这样的悬疑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接着马克思以雄辩之姿，告诉我们“幽灵”是什么。靠这种有力的风格，《共产党宣言》在很短时间内让很多人激动不已，让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真理，看到了历史的规律与方向。

    《共产党宣言》当然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其重要性和文字语言风格关系密切。不过，《共产党宣言》其实是很不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他和恩格斯合写的这篇文章，带着一股马克思其他著作中不容易看到的直接和简洁，或者可以说，有着一种哲学性的匮乏。对照《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就复杂、晦涩、暧昧得多了，那文字绝对不是干净清澈的，而是每个字背后好像都拖着另外一长串没有说出来的哲学前提和论理，或者该说，每个句子都像是勉强从意义的深渊里拉出来似的。

    马克思平常的写作方式比较接近《资本论》，那种风格源自他的思考方式，想一件事，必须先用三句话对主要名词与概念进行定性解释，然后在这三句话中又会衍生出另外三个需要被定性解释的名词与概念。他所受的哲学训练，使得他没有办法让任何名词、任何概念稀里糊涂地在句子里蒙混过去。

    《共产党宣言》是个例外，是特殊条件下的偶然产物。因为先设定了要写一份“宣言”，设定了只呈现结论而不罗列推论过程，也设定了要用“小册子”的形式，放进“小册子”的篇幅容量里，所以马克思不得不将许多习惯提及的东西删除。

    勉强将自己的想法塞进小册子的形式里写出来的内容，意外地有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时也意外地塑造了马克思的一种形象。许多人因为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认识了马克思，以行动或思想聚拢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身边。通过《共产党宣言》，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煽动力量，善于刺激人心的行动领袖，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

    的确，《共产党宣言》从头到尾是一套行动纲领。它宣告：历史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借由过去历史演变的轨迹，我们确认了历史演变的方向。接下来，历史必然也只能进入工人阶级与资本家进行殊死决战的时代。而且，同样依照历史的规律，工人终究会获得胜利。如果工人失败了，那就代表历史被延迟了。所以让我们大家站出来，付出血汗与努力，勇敢地促成下一阶段历史顺利地到来。

    这是鼓舞，也是宣战。工人有机会将世界带进下一个阶段，成为社会的主人；而如果不奋斗，不够努力，那么现阶段的历史将会延续，受苦最深的，也是工人。工人有机会在自己这代，靠自救进入天堂，不必等末日审判，也不必祈祷耶稣救赎；然而如果不想办法把自己带上天堂，那么就会一直留在地狱里受苦。地狱与天堂的绝对差异，保证了工人应有的选择。

    工人们被《共产党宣言》鼓舞了，接受了《共产党宣言》的预言，也就很自然地期待《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扮演领导运动的角色。不过，马克思还真不是个适合进入群众、说群众的语言、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战斗的人。在这方面，他的朋友恩格斯比他有经验，有资格些，至少恩格斯还管过工厂。

    中国古人的说法是：“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马克思是真的连家里的事都管不好，从来不曾在人际关系上有任何值得称说的成就。他的主要时间和主要作为，是读书和思考，和社会最直接、最密切的经历，就是担任过记者。这样一个人，竟然因为对于历史与社会的思考，因为《共产党宣言》，一下子被推到了群众运动的最前线。

    《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在人生后半段经常陷入挣扎。组织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及英国工人运动有所牵连，中间牵涉了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远超过了他有限的社交能力范围。对他而言，这是时间与精力的巨大消耗。这些虽然没有让他完全停止思考与写作，但毕竟严重影响了他思考和写作的方式，为他增添了许多混乱。

    寻找《资本论》

    也就是说，《资本论》本来可以更完整、更有系统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论》一共有三卷，不过其中只有第一卷是由马克思亲笔完成，另外两卷则是恩格斯后来从他的笔记中整理的。

    马克思的思维很缜密，而且很认真地设计写作的策略。撰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他选择的策略是从一个关于劳动与价值关系的假设说起。一个对象的生产，从原料变成产品，靠的是工人的劳动，因此产品价值减掉原料价值，就能够算出劳动价值。这是一个假设，用来引导出对于“商品”的思考与解释。

    《资本论》第一卷中，大部分在谈“劳动价值”。我们经常听到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批判，就是针对他的“劳动价值说”。批判的说法是：商品的价值不完全来自“劳动价值”。除了工人的劳动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参与到生产中，就是因为马克思忽视其他因素，主张原料价值和产品价值之间的差异，通通来自“劳动价值”，所以他的经济分析不可能是对的。

    但关键是，这种饱受批评的“劳动价值说”，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是策略性的假设，是基于解释商品性质所需而来的论理工具。到了第三卷，他就离开了这个假设，扩大了对于劳动与价值关系的说法。可惜的是，很少有人，尤其是那些批判他的人，有耐心读到《资本论》的第三卷。于是他们就将第一卷中的假设，想当然地当作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的所有主张了。

    写了《保卫马克思》（Pour Marx）的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图塞[8]至少认真地将《资本论》读到了第三卷，看到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复杂全貌。所以他能从逻辑方法上着手帮我们厘清这件事。阿尔图塞提醒我们：马克思没有笨到看不出价值是由许多不同因素决定的。价值和所有的现象一样，都是一个系统、一个架构，而不是单一的一组因果。

    重点在于如何描述这个多因的系统或架构？例如说，我们要如何描述今天手机和生活的关系？我们马上可以想出三四种，甚至10种手机和生活的关系，而且从每一种关系都必定会衍伸出一片生活因果链接网络来。如果要条列地描述或形容，那一定是没完没了的。马克思没有采取这种罗列、穷究式的论理，他的逻辑方法，用阿尔图塞的语言说，是“超越决定性”（overdetermination）。

    “手机和生活的关系，是人际信息传递”，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手机和生活之间还有其他关系，更不表示我们否定手机和生活之间有人际信息传递之外的功能或关系，而是我们认为用这种方式最能够凸显出手机的意义，说明手机的功能，也就是我们判断，在手机的所有性质中，这特别的一个，是最关键、和其他因素不同层次的决定因素，所以叫作“超越决定因素”。

    在这里，描述和评断同时发生，无法分开。被选择用来描述的因素，就表现了我们对这件事的评断，挖掘出了一个较高位阶的决定因素。马克思用这种方式思考并讨论价值，这是阿尔图塞给我们的重要提醒，帮我们在逻辑方法上做出的清楚整理。

    可是在这么多的决定性关系当中有一个超越决定因素，它是在所有的因素中可能跟其他因素有不同的位阶，或者可能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所以他永远在找的是超越决定因素。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会把超越决定因素在历史上面的运用做更详尽的说明，但是现在我们先知道这样就好。因此，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作为一个作者，马克思在用这种方式思考，在用这种方式写作，其实他的写作和思考一定需要一个非常有耐心的架构；作为一个读者，他也需要非常有耐心的读者。但是不幸的是，《共产党宣言》之后，他自己没有耐心做那么有耐心的作者，更重要的是因《共产党宣言》被吸引来的读者，大概也没打算耐心地读他这些东西。

    马克思的思考及写作风格其实很复杂，需要以同样复杂、耐心的态度来阅读。但不幸的是，被《共产党宣言》吸引来的读者，没有打算如此耐心地看待马克思，进而使马克思自己也会在社会的预期与要求下，失去了原本的耐心。

    所以马克思的想法有很多简化的版本。他自己又在行动的需求下，在群众的期待中，说了很多不太精确的简化的话，以至于出现了“一个马克思，各自表述”的奇怪现象。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马克思自己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如何悬搁“马克思主义”来接近并理解马克思呢？

    发现《资本论》

    我的选择是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身份上，还原他的哲学背景，同时还原他使用的语言的复杂性。谈起《资本论》，往往受过哲学训练，尤其和黑格尔哲学有过关系的哲学家的意见，要比经济学家更有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宗师，是一个创造了许多“煽动口号”的行动家。他的社会与经济分析并不怎么细腻，也欠缺说服力，比较像是为支持共产革命而创造出来的理论。

    然而，这样的形象在20世纪中经历了许多转折。20世纪初，马克思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成功而得到越来越大的名声，反而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挫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空前破坏，终结了欧洲原本的进步乐观信念，同时也看到了冲突及仇恨的民族主义，胜过了超越性、理想性的共产主义理念。

    急遽的转变逼得许多人不得不在这种新形势下重新思索人类的命运。共产主义还有前途吗？工人运动和左派理想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在挫败中，新一代寻找答案的欧洲知识分子，才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挖掘出他更深刻、更复杂的想法。从一个方向看，表面的行动走不下去了，这些人才得以认真看待马克思不那么表面的思想。换另一个方向看，那也是因为马克思有深厚的哲学背景，所以他的想法才能在欧洲价值大动乱的时代，继续提供刺激，经得起，也值得新一代知识青年的考掘。

    进行马克思思想考掘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有一位是捷尔吉·卢卡奇[9]。卢卡奇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展现的阶级问题，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在书中，卢卡奇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念来推展马克思理论，一是“整全性”。马克思看待阶级运动的角度不是分析式的，而是要推源并还原其“整全性”。第二则是将马克思对于“异化”的看法用来解释共产主义运动本身。运动本来是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手段或工具，却在过程中被以上纲为目的，倒过来控制了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因而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大挫败。

    就在卢卡奇这个知识分子重新思索马克思思想时，已经在坟墓里的“马克思幽灵”帮了他一个大忙，指出了一条过去无人知晓的荒僻却充满诡丽景色的道路。马克思年轻时所写的大批手稿，在这个时候被挖掘并出版了。尤其特殊的是他1844年时所写的一份《政治经济学手稿》。这份手稿中更集中、更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于“异化”的看法，并且广泛运用“异化”的概念来解读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局势。

    在《政治经济学手稿》出版之前，卢卡奇已经写完并发表了《阶级与历史意识》。当时欧洲共产党的主流意见，对卢卡奇这本书抱持着强烈批判态度，主要理由就是卢卡奇违背了最基本的唯物论立场，没有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等经济基础条件来谈历史，却大谈特谈“意识”，谈虚无缥缈的“整体性”，是将历史再度“唯心化”的回头路。

    然而，多么奇特，《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明明白白出于马克思之手，其中使用的概念、对于历史的看法，却如此接近卢卡奇饱受批判的著作！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争议中的一派坚持：这正证明了卢卡奇的倒退与落伍，他运用了后来已经被马克思“本末倒置”的旧式黑格尔哲学看历史，所以他的看法会和年轻时发表《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雷同。而这样的观点，马克思自己后来已经予以扬弃并修正了。

    所以这派立场也就必然带来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判断——“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是两个不同甚至相反的阶段。扬弃并修正了“青年马克思”之后，马克思才找到正确的方向，变为“成熟马克思”。既然“青年马克思”已经被“成熟马克思”扬弃了，谈马克思思想，当然必须以“成熟马克思”为准。

    但还有另一派，包括卢卡奇自己的立场是：在没有看到《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之前，主要只靠对于马克思后期作品的研读与分析，卢卡奇竟然就能准确还原马克思青年时期关于“异化”与历史“整全性”的观念，证明了马克思思考中前后是一脉相承的。“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当然不是对立、断裂的关系，而是互补、延续的关系。“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关怀，是“成熟马克思”政治经济观点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因为在青年时期已经有本事将这部分的基础想得透彻，建立得坚实，日后才会有“成熟马克思”的突破。因此，“成熟马克思”无须在后期作品中多铺陈这部分的思考逻辑。

    根据我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经验，必须说，我只能站到后面这个阵营来。后期的马克思著作，像《资本论》，表面上说的是经济学、经济史及政治经济理论，然而贯穿这些经济政治讨论的，刺激马克思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和归纳人类政治经济活动的，毕竟还是“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人文哲学精神。《资本论》当然是回望《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的高度主观理想主义而产生的。一旦我们认识了“青年马克思”，就会很容易从《资本论》中辨识出那些“反异化”的理想主义元素。或者换个方式说，正是因为先入为主地将马克思看作《共产党宣言》作者的角度，才让许多过去的读者看不到《资本论》里的巨大人文哲学价值。

    基本上，越是学经济学，尤其是学正统现代经济学的人，越容易将《资本论》看作单纯的政治经济分析，并从这个角度讨论或批评《资本论》，而且他们甚至连《资本论》中明显的政治与权力内容都跳过不理，只管经济相关的部分。

    有件事必须谨记：《资本论》既是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点》[10]中写过一句名言：“哲学家至今只提出了对于世界的种种解释，然而真正的重点在于改变世界（Philosophers have hitherto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从这个观点来看，今天我们熟悉的经济学，包括大学里教的经济学，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解释，而且是特定面向的一种解释。经济学的任务在于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却没有义务告诉我们在经济这个领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更不可能建议我们如何去除错误，趋向正确。

    但这就是《资本论》在性质上和现代经济论著最大的差异所在。现代经济学自豪地将道德与伦理问题明确地排除在外，因此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阿马蒂亚·森[11]，才会那么让人惊讶。森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的边缘人，不只因为他出身印度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他的经济学中充满了伦理的讨论，和主流大异其趣。他一贯主张，经济学分析中绝对不能没有道德层面的讨论。

    森提醒人们应该在经济学中置入伦理和道德，马克思则是在开始分析经济政治之前，就先假定了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应有的人类状态作为这一切的目标终点，并以之作为分析讨论的标尺，念兹在兹地思考人类应如何朝这个公平正义的目标前进。

    价格的前提

    1987年，我刚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住在研究生宿舍里。同一栋楼里，有三个说中文的学生，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个都来自祖国大陆，他们是我最早认识的祖国大陆朋友。其中一个来自中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到美国读社会学；另一个刚从中山大学经济系拿到硕士学位，到美国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

    有一天晚上，这位读经济学的朋友突然上门求助。他交给我三篇经济学论文，问我有没有办法用中文向他解释这些论文究竟在说什么。第二天要上讨论课了，他却怎么看都看不懂教授留的阅读作业。

    这奇怪了，他是读经济学的，还读到硕士，怎么来找我这个学历史的呢？他解释：原本先去找了那个读社会学的大陆同学，那个同学经常跟我聊天，知道我对经济学有一定的兴趣，所以建议他来找我。我只好硬着头皮看那些论文。看后很惊讶，那不是什么晦涩难懂的东西，也没有复杂的计量数学公式，以我自学得来的一点儿经济学基础，也都可以看得懂。

    后来我明白了，他之所以读不懂，正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学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那些论文理所当然都是用资本主义经济学立场写的。

    很简单的一件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没有总体经济学和个体经济学的区别，但西方经济学首先就要区分个体经济学——讲的是个人的理性经济选择，或总体经济学——讲的是许多个人的选择汇集在一起后所产生的经济效果。但《资本论》第一章，马克思就如此解释“商品”：一旦有“商品”存在，一件“商品”的存在就保证了所有“商品”都跟它发生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孤立地讨论一件“商品”，而应该讨论“商品”及其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探讨的，是社会关系如何反映在经济事务上，社会关系的位阶高于经济事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首先要分辨阶级。一个社会有哪些阶级？阶级间的彼此关系如何？有怎样的矛盾？进行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可解决的矛盾还是不可解决的矛盾？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矛盾？……然后才开始谈生产与分配。

    我们会惊讶地问：这是经济学吗？是的，这不但是经济学，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不优先处理、明确定位的先决条件。在社会关系里，经济学当然只能是总体经济学，不会有个体经济学。

    而在西方的经济学里，个体经济学是起点。偏偏这样的起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是不存在的。此外，个体经济学的起点，是几乎所有经济学课本开头的第一课，解释的是“供需决定价格”。一两百年的西方经济学试验得出的结论便是，要让人理解“经济行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价格”着手。

    如果需求增加而供给不变，那么价格就必定会上升；反过来，供给增加而需求不变，价格就会下降。价格是供给与需求的函数，也是经济行为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根据不同货物的不同供需变动模式，我们就可以算出其“价格弹性”。经济学里对于经济活动的解释，终究要回到价格上。

    如何解释你们为什么到“诚品讲堂”来听关于《资本论》的课程，或为什么买一本解释《资本论》的书？从经济学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因为有合理的、让供需能够达到平衡的价格。如果今天诚品书店突然觉得太亏待讲师，要给讲师三倍的授课费用，同时也就要将向学员收取的费用提高三倍，那会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原本平衡供需的价格不再平衡，可能有90%的学员不愿支付这样的费用，于是课就开不成了。作为一个商品，这门课就消失了。在那样的价格条件下，需求消失了。

    相反，如果今天诚品突然觉得太对不起学员，决定将学费降为原来的1/3，同时将讲师费也降为原来的1/3，又会发生什么事？也很简单，讲师就决定走人不干了，这门课也同样开不成。由此可见，在新的价格条件下，供需消失了，商品也会消失。

    现代西方经济学建立在供需及价格互动的概念上，但我的大陆同学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没有这一个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价格也很重要，不过那是以作为被检讨、被批判的对象存在的。价格所反映的是一个商品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其内在价值。重要的是商品的内在价值，价格则是扭曲了价值的负面力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到价格，必须一并讲到价值，只能在价值的前提规范下谈价格。

    西方经济学的起点，则是将价值置而不论。价值是主观的、变动的，即使存在，也无法被客观测量，因此不在经济学的探讨范围之内。能够被研究、被探讨，乃至作为一个人类行为的变量被预测的，只有价格。对西方经济学而言，价值像是康德哲学中所假定的“物自体”[12]，它的确存在，但我们永远无法直接、如实地碰触或掌握。能够被掌握，因而成为研究对象的，只有当价值进入交易关系里，变成了可以被量化的价格。

    我眼前的杯子有其内在价值，但我哪有办法衡量这只杯子的价值呢？要从谁的角度，用怎样的尺度或单位来衡量？既然没有办法衡量，那么就算将之假设为零，假设它没有价值，也无害于我们从经济立场看待这只杯子。在经济上有意义的，只有发生交易行为时，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来换取这只杯子，那就是这只杯子的价格。价格才是可衡量、可解释，进而可预测的。

    例如说从经济的角度，我可以预测，在目前的正常状况下，这里有一杯水，但这杯水的价值几近于零，没有人需要这杯水。但若是我从现在开始将门锁上，不准场内的人出去，六个小时之后，这杯水的价格就必然上升了。因为会有口渴的人需要这杯水，需求增加而供给不变，就会导致价格上升。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价格会变动，我们需要研究价格变动的道理，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起点。但这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起点，甚至不是马克思经济学中重要的部分。承袭自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经济学，不以整理、分析现象为满足，从一开始就试图拨开众多繁乱而炫目的现象，找到其背后的本质。

    马克思认定工人制造出来的物品，有着内在的先验价值。这是他的经济思考牢不可破的出发点，也是他的思想和今天的经济学的差别所在。物品的价值来自其可用性，越有用的东西就有越高的使用价值。这是内在于物品，而不是外面其他因素，包括供给、需求来决定的。

    换句话说，他无法理解在我们今天生活中变得极为普遍的一种状况——需求可以被创造出来，原本没有用的东西，可能一转眼就变得不可或缺。他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只认为东西有用就是有用，没用就是没用，多有用的东西就有多少使用价值。

    最初，西方经济学被视为一门“忧郁的学问”。为什么“忧郁”？因为经济学出现的前提，就是人的欲望无穷，但每个人能够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必定有限。如何分配资源，尽量满足大家的欲望，就是经济学的任务。但不管再怎么“尽量”，资源依然满足不了欲望。资源若满足得了欲望，就不需要经济学了。

    在这样的逻辑下，经济学当然倾向于将供给视为一定，探讨用什么方式可以满足最多人的最大欲望。同样有10元钱，是平分给10个人，每人1元钱比较好，还是给一个人9元钱，另外9个人分剩下的1元钱比较好？传统经济学的看法是，那个有了9元钱的人，他手中累积的钱会产生边际效应递减的作用，多出来的钱，不像有限的钱能够带来那么大的满足感。从这个角度看，集中是不好的，分散才会带来较大的满足。

    同样在这样的逻辑下，经济学也倾向于寻找如何节制需求的方法。若是供给一定，但需求增加，只会带来需求更难获得满足的更大痛苦。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的基本倾向却有了巨大的改变。本土未受破坏，加上战争中刺激出的大量生产机制，给战后的美国带来了空前的富足感。美国人发现原来生产的扩张空间有这么大，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来制造出这么多武器，那么回归平时，也就能将之转移，制造出大量民生用品。

    他们明确地感受到了供给的巨幅增长。经济学不需要再死抠抠地假设供给是不变的，调整需求可能达到更大的经济效果。战争指出了一项过去没人想过的经济活动反应——扩大需求可以刺激供给，达成另一种经济状态。战争就是最极端的需求，没得商量，没得准备，突如其来地就要100架飞机、300辆战车、1万门炮、500万支步枪。因应扩大的需求，美国进行了经济动员，结果大大提升了产量，既满足了战场需求，也没有牺牲平民的生活。

    战时的经验给美国经济学家带来了空前的乐观，助长了战后排山倒海而来的“刺激需求”“创造需求”的新方向。非但不要求通过压抑需求、限制需求来适应有限的供给，反而鼓励以人为方式增加需求。这是极其激烈的观念逆转。

    的确，几十年下来，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被创造出来的需求。有一个学医的朋友，形容我们天天洗澡的行为，是“拿羊油换人油”。意思是人的皮肤随时会分泌油脂，有其新陈代谢变化，我们却一定要用香皂把自然的油脂洗去，再想办法换用动物油脂来保护皮肤。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但我们今天绝对不会用这种角度来看洗澡，它已经被内化为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了。

    需求是什么？多久洗一次澡算是需求？用多好、多讲究的香皂算是需求？以前洗澡和洗衣服用同样的肥皂，后来把洗澡的香皂分别出来了，再后来又把洗澡的香皂和洗脸的洗面皂分别出来了。接下来，谁敢说不会出现洗腿或洗背的专用皂？谁又敢说不会有一天，我们会觉得用同一块香皂洗腿又洗背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呢？

    需求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而创造需求往往是为了将商品的利益最大化。一家药厂可以有一套缜密的方法，创造出背部专用皂的需求。他们可以开研讨会，请许多医生和专家发表论文，说明人背部毛孔的分布与功能和身体其他部位不同。他们提出数据，如果背部毛孔遇到什么特殊的化学成分，有可能发生病变。这样的说法到了媒体上或广告上，就变成“会有致癌的危险”，就借此创造了使用背部专用皂的理由。

    以这种方式创造需求、提高需求，最好再控制供给的稀有性，那么就能提高价格，获取利益。这便是西方经济学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经济行为，也是他们分析和解释的对象。

    马克思经济学不是这样。马克思用一种哲学的态度看待价值。他认为，每一个物体都会和我们发生一种明确的使用关系，也就去除掉无用、装饰性部分的实质“使用价值”。我的衣服、我的水壶、我的手机，首先存在的不是价格，而是它们对我的特定“使用价值”。这种价值是物我关系里的本质，交换行为以及交换产生的价格，则是这项本质的一种“异化”。

    如果我们能够活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能够保有和每一个物体唯一且绝对的本质关系，那是最完美、最理想的。这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只存在无法被量化也无须被量化的“使用价值”。对我而言，衣服有价值，水壶有价值，手机有价值，但我根本不需要去理会它们彼此之间的价值对应关系。

    只有出现了盈余与匮乏的失衡，才有交换的需要。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为了交换有无，我们才不得不思考、商量：那要如何用杯子换桌子，或用稻子换刀子。“使用价值”牵涉每个个人与物体的独特关系，无法用来交易，所以就得创造另外一种价值来作为交易中介。

    不管这件衣服对你的“使用价值”如何，要把它交换出去，你得先找到它的“交换价值”，然后用这样的“交换价值”换取同等“交换价值”的其他东西。物品一旦有了“交换价值”，就从原本单纯的物体变成了“商品”。当一本书属于我时，具备的是只有我能感受、理解、衡量的书和我之间的“使用价值”，但当我想要把它拿去跟别人交换一束花时，在那一瞬间，书就变成了“商品”，也就取得了一个“交换价格”，一个以它和一束花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交换价格”。一本书无法单独决定其“交换价值”，只能在和别的物品的交换比较中，决定它到底是高于一束花还是低于一束花。

    价格来自交易，也只存在于物与物之间的交易关系中，并不等同于“使用价值”。然而，这种物与物交易关系产生的价格，必然会取得一种理性的强制性。各种物品间的交易比例会逐渐形成一个数学网络，彼此影响，彼此牵制。A物和B物交换，用两个A物来换一个B物，这本来是只存在于A物与B物之间的比例关系。但今天又有了C物，A物和C物的交易，是一个换一个，这本来与B物无关，然而等到有B物和C物交易的需要时，A物就无可避免地成了它们的价格中介，决定了两个C物换一个B物才是合理的。

    马克思告诉我们，一旦有东西通过交易变成“商品”，那么这个“商品”就必定会不断扩张其交易网络，变成一个大系统。

    异化！

    人会和一般物体产生两种关系：一种是通过使用产生的价值关系，另一种是通过交易产生的商品关系；马克思是用这种观点来讨论“商品”的。《资本论》的出发点，是西方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学不会有的，那就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原始、直接关系，即“使用价值”的关系。一个水壶对你的用处或对你所具备的意义，是你和水壶间的直接关系。交易破坏并改变了这个关系，硬是将原本无法被量化的价值置入一个价格的量化系统里，进而使我们产生错觉，以为物体的交易价值，就等于它的“使用价值”。

    我们误以为越贵的东西就越有用，就越值得被追求，被拥有，这也是我们的欲望的“异化”。我们不再依照自己内在使用的需求来看待物体，而是用交易中产生的价格这种外在标准来决定物体的价值。在还没有成为商品之前，物体对我有不可取代的直接意义。我喜欢这部手机，我也喜欢这只水杯，手机和水杯都分别跟我有直接关系。然而一旦牵涉交易，我会发现在交易中，一部手机可以换八只杯子，于是我很容易就将这个量化比例予以扩大，认为杯子对我的“使用价值”，是手机的1/8，进而认定，我对手机的需要及欲求程度，会是对水杯的八倍。

    马克思谈“商品”时对于价格的说法，和西方经济学彻底相反。价格是价值的扭曲，价格破坏了一个更真实、更基本的，由“使用价值”构筑起来的世界。价格把东西变成“商品”，价格把所有东西都卷了进来，变成一个“商品系统”，使得每一个东西都只能依照其价格彼此关联。所以，商品关系，就是社会关系。

    本来这只杯子对我有用，它的“使用价值”是独特的。我认定这只杯子的“使用价值”，和你所认定的，不会一样。虽然都是这只杯子，虽然都是“使用价值”，你怎么用它，就是你的用法，和我的用法既不相干，也无法共量计算；这才是人和物品之间原始、正常的关系。然而等到这只杯子变成了交易商品，它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主观性就消失了，变成一种由价格来代表的客观性。我和这只杯子、你和这只杯子的关系，都要由它的交易价格来决定。商品系统及量化的价格，凌驾于我们的意志之上，决定了我们和杯子间的关系；这当然就是一种“异化”。在马克思眼中，价格不是西方经济学看到的经济基本现象，而是一股庞大的扭曲原始物我关系的力量。

    我自己无法决定杯子多有用，必须依赖其交易价格来说服自己杯子的价值。也就是说，我只能将杯子投射入商品系统中，取得其价格，我才能找到和杯子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得看别人在交易中决定杯子有多少价值，才能评断我有多需要这只杯子。于是，原始、直接、简单的物我关系，就被埋藏在社会关系里了。

    阅读马克思，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个理想图像：人有一种跟世界独立地、有机地发生直接（不受中介左右）关系的生活方式。而经济，就是将我们从这种生活中拉扯开来的力量。一直到今天，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学原则如此深入人心，尽管金钱的力量这么大，我们依然坚持有些东西是不能卖、不在交易范围内的。试着问问自己，对你而言，有哪些具体或抽象的东西是不能交易的，然后把这种不能交易的性质与原则尽可能扩大，你就能获得马克思式的视野。

    在马克思的理想原始情境中，每个人、每段关系、每样东西，都是不该交换的。马克思这样的想法很荒谬吗？如果我问你，你愿意拿几个姐姐来换一个妈妈，你会如何反应？如果姐姐不能拿来换，那舅舅能不能换？那家里养的小狗能不能换？写满了的日记本能不能换？丈夫身边的床位能不能换？在一间屋子里留了30年的东西能不能换？换或不换的标准与底线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的答案比谁的都简单，态度比谁的都强烈——通通不可以换。之所以要换，能换，是因为出于交易需要而付出的不得已代价。一个完整的人的生活，应该都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开始有交换，就开始有“物化”和“异化”，“交换价值”，也就是价格，就开始取代更真实、更本源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并讨论金钱的本质的。金钱是什么？是一种最可怕、最有效的理性量化工具，把所有的物体全都圈进商品范围内。在金钱出现之前，物与物的交易关系必须用复杂的倍数关系来处理或想象。A、B、C三物的比例关系，我们还算得出来；但从A到Z26种东西的比例关系，就很难算得清楚了。算不清楚，也就留有空隙和漏洞，还不能完全宰制我们对于价值的看法。

    但是金钱用一套简单的数字，便解决了所有复杂的比例关系。每件东西一旦成为“商品”，便立即取得了一个以金钱标示的售价，它和其他商品之间的价格高下关系也就变得一目了然。物与物之间的交易价值比例一旦被转换成金钱数字关系，就很容易被固定下来了。我们只要看售价，就会误以为自己知道应该对这个东西投射多大的欲望。

    甚至不需要有实质的交易状况。我对一亿台币的豪宅的欲望，一定高于1000万台币的跑车，一定高于10万台币的欧洲豪华旅行，一定高于花1000元台币到戏剧院看一出瓦格纳的歌剧演出。这不是我们和这些事物原有的关系，甚至我们还不曾真正跟这些欲望对象产生任何关系，金钱价格已经先为我们做好了这样的排序，我们无法抗拒，也很少有人会去抗拒。

    我们活在将所有东西看作商品的环境中，也就必然用价格来架构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被价格包围，被价格剥夺了欲望的自主性，这是马克思看到的人的可悲处境。在西方经济学里，看到一只定价3.5万元的手表的基本反应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这只手表值3.5万元？在马克思经济学里，看到一只3.5万元的手表的基本反应却是：什么样的因素宰制了我们应该如此欲求这只表？让它比100斤的米、100本的书更可欲？赋予这只手表这样的价格，又会使我们的原始物我关系产生什么样的扭曲呢？

    西方经济学假定价格有其道理，是客观的供需互动后的自然结果。马克思经济学却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价格视为“自然”，而是产生于“异化”的商品环境中。西方经济学试图解释现实价格的规律，马克思经济学却要为我们指出现实的世界逻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本论》的用意并不在解释，而在批判，是为了让我们明了现实的问题，所以进行解释。再换个方式说，《资本论》不是要解释现实，而是要解释这样的现实为什么会给人类带来这么大、这么普遍的扭曲与痛苦。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论》既是政治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是为了改变而做的解释，不是为了帮助人们适应而做的解释。读《资本论》，我们不能不从这个态度出发。还原并理解马克思的用意，才能从《资本论》中得到收获，而不是一直质疑马克思理论中有哪些和今天的主流经济学不符。回到马克思的前提读《资本论》，至少能引导我们去想象和所有物体发生直接关系，想象重返“异化”之前的生活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这种可能性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如此遥远的情况下。光是为了一个目的读马克思，都能大有收获——那就是刺激我们不要那么习于活在既有的观念与价值世界里。

    我们平常都是以假设现实社会逻辑是对的为起点，判断在这样的现实里，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但马克思刺激我们去思考：如果这套逻辑根本就是错的呢？要是存在一个很不一样，却更美好、更合理的社会，那我们要不要去追求？至少我们可以用那个更美好、更合理的社会作为参考坐标，重新认识，重新思考现实社会。

    《资本论》是以人逐渐远离原初真实的顺序安排的。从“使用价值”堕落到以“交换价值”定义商品，再堕落到将自己的欲望让渡给“拜物”（fetishism）冲动，再堕落到以金钱涵盖一切价值，再堕落到金钱又从交易计算工具上升为主宰，也就是“资本”的出现。金钱本来是人用来购买物品的，变成“资本”之后便倒过来，变成以金钱来购买人，将人化为“物”，为换取更多“资本”而服务。“资本”是主人，人反而成了服务“资本”的奴仆。

    这是“失乐园”的故事。人从原初的天堂被邪恶的力量诱惑，离开了天堂，然后就一步步堕落，距天堂越来越远。像宗教的“失乐园”论述形式一样，马克思不仅整理出了人一路堕落的过程，还鼓励大家寻回乐园之路，指引大家一条通往救赎的办法。这就是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让世界回归“异化”前原初状态的庞大计划。

    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异化”后的堕落人间，马克思却拒绝接受，也拒绝遗忘在堕落人间之外，其实还有种更纯粹的存在方式。

    分配——《资本论》的核心

    读《资本论》，最怕望文生义，用今天通用的语意来想象、诠释马克思复杂的哲学名词。马克思指的“商品”，并不是我们日常语言里说的“商品”；他指的“交换”，也不是我们日常语言里说的“交换”。“商品”和“交换”都有其哲学意义，更不用说“拜物”了。“拜物”绝对不是“拜金”，更不是指疯狂购物的行为。“拜物”，在马克思的理论里，讲的是人类失去了自我定义欲望的特殊、悲惨状态。

    马克思不是一个天真、梦幻的经济学家，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不了解现实，所以创造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和今天经济学主流相悖的观念。

    我在学术上所受的专业训练，是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基本工作，就是将流传下来的著作放回过去的时代脉络下，尽可能地弄清楚作者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才会写下这样的文字。思想史方法论上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小心别误判了作者的主观动机。

    一个人做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能遮阳，款式也好看，我们却拿来穿在脚上，然后很不满地批评：“真是只做坏了的鞋子啊！”你说，这样的批评恰当吗？可以这样批评吗？

    我们很清楚应该用帽子的道理来评断帽子，而不是套用鞋子的标准。可是在面对古人的思想时，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这个简单、基本的原则。我们会不顾这个人当时究竟针对什么问题提这样的意见，理所当然地用我们今天的看法和观念来评论他的想法。

    我们批评一只鞋，说这只鞋不够结实，穿着不舒服，鞋底又没有弹性，每一句话说得都对，但只要加上一个前提，这些对的话一瞬间就都没有意义了——这根本就不是一只鞋，根本不是做来让人穿在脚上的。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先谦卑、认真地弄明白，摆在我眼前的这个著作、这个文本，对作者而言究竟是什么。是帽子，是鞋子，还是雨伞？在没有把握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对著作、文本提出批评，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很多对马克思的批评，其实都经不起这简单的帽子、鞋子考验。绝大多数批判马克思的人，已经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法则，而且他们都不了解哲学，也不关心黑格尔哲学在讲什么。受黑格尔哲学影响，马克思最在意的，就是目的与手段所构成的辩证变化。

    马克思所处的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大幅改变，导致过去的基本原则与是非准绳不再适用。马克思要做的，是在新环境中，找出新的符合公平正义的方法。因此，《资本论》不是一本分析性的著作，而是一本讨论是非对错的作品。对马克思而言，评判远比分析解释重要得多，唯有评判才能带来改变。

    从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57年和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对公平正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反省的最终根据，就是“异化”概念。人能过不被“异化”的生活，不被工具或手段反过来主宰，那就是公平正义的生活。他在后期写《资本论》时，虽然“异化”这个词不再清楚地出现在文本里，但这并不表示《资本论》和“异化”及公平正义无关。

    毋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缩小了他的关怀。《资本论》的篇幅那么大，马克思直至去世都没全部出版，但我们千万不要被这样的表象给唬住了。从哲学关怀的范围看，《资本论》不是扩张，反而是从青年马克思的视野上缩小聚焦了。

    《资本论》不讨论新时代要如何理解公平正义，找出公平正义的基础，让人能够不被“异化”宰制地活着，而是聚焦、缩小打击面，集中讲一件事：在新的生产条件下，如何得到公平的分配。分配，是《资本论》的核心。

    《资本论》的根本问题是：在运用资本进行生产的时代，创造出来的财富与人间资源该由谁享有？以什么方式分配享有的资格才是公平的？谁应该多得一点儿，谁应该少得一点儿，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问这些问题，当然也就表示：我们不可能接受现状，不可能接受以既有的方式来安排，不可能坐视资本家和工人在享受资格的分配上，有如此天差地别的差异。

    从摇篮到坟墓

    从18世纪进入19世纪，欧洲对财富分配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变动。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都对分配的原则与信念有着巨大的冲击。

    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是对英国税制的强烈不满，反映在革命前期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上。殖民地的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是由英国国会制定税则，但在英国国会里没有美洲选出的代表。借由反抗，到终极脱离英国，北美洲发生的事件凸显了一项观念逆转。原来的逻辑是：政府需要多少钱，就向人民抽多少税；在此之后便成了：人民同意付多少税，政府才能筹得多少钱。这里就牵涉人民财富和政府财富间的分配原则。在前一种逻辑中，分配的决定权在政府手上，人民只能接受；在后一种逻辑中，变成了人民握有分配的同意权。国家与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必须在这个新逻辑下重新调整。

    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冲击更大。点燃这场革命的燃料，是一般人对财富分配不均的强烈质疑与不满。为什么贵族应该那么富有？为什么教会可以聚敛那么多财产？为什么已经是最匮乏、最贫穷的人，还要被抽取沉重的赋税？逐渐形成的中间阶层保护自身财产的动机十分强烈，连带地动员了下层阶级的情绪，一同要求保障人民财产，进而要求分享贵族财富。一时之间，贵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贵族中的贵族——法王路易十六及其家人，甚至被送上了断头台。革命者用如此戏剧性的方式让每个人知道：社会财富不可能继续集中在贵族与教会手中，必须要重新分配。

    但要用什么方式重新分配？分配给谁？推翻旧有的分配架构容易，建立新的分配办法，没有那么容易。美国在1776年建国，但之后10年，国家财政一塌糊涂，当时的“邦联议会”设定的预算从来没有得到各州的支持与配合。最糟糕的一年，“邦联议会”向各州请求800万的预算，最后只收到了50万。财政上的困难，是迫使各州不得不在1787年派代表到费城开会的主要原因，也是费城会议最后通过“宪法草案”，主张成立一个权力较为集中的“联邦政府”的主要原因。

    国家与各州间的财产分配都那么困难，更不要说个人与个人间的财富分配了。法国大革命捅破了这个大马蜂窝，被叮的就不仅是法国人与法国社会。很快地，这就演变成为全欧洲的一个大课题，进而随着欧洲势力的扩张，演变成世界性的一大课题。

    让课题变得更复杂的，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旧分配机制的瓦解同步进行，意味着人们不可能单纯地看待和解决分配问题。一边得思考原来的生产成果与财富累积该如何重新分配，另一边却又得面对新的生产成果，以及以空前速度在累积的新财富。工业化带来大量生产，大量生产吸纳了大量工人，同时创造出大量盈余。很快，人们就意识到，新财富的规模及其集中程度，比旧财富更可观，也更可怕。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后来转化出来的市场经济学，将经济问题锁定在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上，主张只要有一个公平、客观、不受干预操弄的机制，就能获得经济效益。马克思经济学则无法认同经济问题只和供给与需求有关。经济在追求效益的同时，甚至在追求效益之前，必须先解决分配问题。一个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如何决定生产这个或那个等问题固然重要，然而同等重要的，还有社会生产成果以什么方式、什么原则分配给了谁，或由谁以怎样的形式来拥有。

    马克思经济学建立在追求公平正义的考量上，对于刺激生产、提升效能这套经济学不怎么在行。然而在创造一个分配平等的社会时，这套经济学就很有用。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受到美国强力打压，从市场经济的成长数据上看，表现得不怎么样。几十年来，古巴的经济成长率及工业化程度，都相对落后。然而在一项统计上，古巴却有惊人的突出表现，那就是它的贫富差距远小于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虽然国家整体并不富有，但政府能给予全体国民大致平等的基本服务与保障。这是卡斯特罗的成就，因为他相信拥有平等的财富，是重要的国民基本权利。

    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脱离苏联后，这些国家国民遭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过去他们认定的基本权利，突然间不再是权利，变成了生活中不可预测、难以掌握的变量。和苏联的统治一起从这些社会里消失了的，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即人不可被异化的权利。马克思先假设人——每一个人——具有一套不可被剥夺、不可被异化的基本权利，经济学是为了要设计出一种在经济方面保障这些基本权利的思考。

    马克思设想的权利并不是政治上的权利，不是投票权，也不是言论自由权。这套权利的根本，是经济性质的，例如人有工作权。一个人应该工作，工作不只是他的义务，而是他的权利。这在市场经济学中，是不可理解的。在市场经济学中，工作是一种有价的劳动，和其他商品一样受到供给和需求变量的控制。有好的价格，让人们能够在市场上换来足够好的待遇，人就工作。供给过剩导致价格崩盘时，人就失业无法工作，或选择退出市场不工作，使得供给降低，连带着使工资得以上涨。

    工作不工作，没有定数。没有人或力量可以保证你有工作；也没有人或力量可以强迫你一定要工作，这是市场经济学对劳动力的看法。马克思经济学却将工作视为不可异化的权利。一个人没有工作可做，是社会的堕落，也是国家的失职。全面雇佣制及全面就业，过去一直是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的基本信条。

    如何让人能全面就业，如何创造一套国家全面雇佣系统，这是经济学的课题。此外，人拥有基本的居住权利、基本的就医权利，于是如何全面提供住房，提供医疗服务，也是经济学的课题。理想上，人从摇篮到坟墓，应该都有工作、住房和医疗，这是人应享的权利。

    在市场经济学中，住房和医疗也应该交由供需来决定，也都是可以也应该在市场上被贩卖的商品。但在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它们却是人人应有的神圣权利。这个神圣性，源自马克思的理念以及他所建立的这套经济学。

    实践

    马克思的思想，从早期到后期，有个特别值得讨论的关键概念，叫作praxis。这是个很难被译成中文的名词，勉强可以译作“实践”，但它是一种特定的“实践”，指的是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合而为一。

    孙中山先生有“知难行易”的主张，表达了他对《大学》中“知易行难”的看法无法认同。“知”是知识或理论，“行”则是实践并奉行知识或理论。不管是“知难行易”或“知易行难”，都假定了“知”和“行”是两回事。

    Praxis的“实践”，却接近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将理论和实行合而为一。或者我们可以试着将praxis译为“知识的实践”，意味着解释世界这件事，同时也是在改变世界。对的、好的知识，不是单纯、客观的分析，而是具有改造力量的批判，让人能够用辩证的、颠覆性的眼光重新认识世界，因而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决心与力量。解释提出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改变世界。

    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因素的同时，必然连带探索如何通过政治上的安排，改变既有的经济结构。这又是另外一个特殊的马克思哲学立场。

    从praxis的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特别强调了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性，也发展了关于工人革命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想法。不过一直到马克思去世，他所提出的都仅限于和经济分析相关的政治纲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手段。马克思的政治纲领及马克思主义式的政治手段，是在列宁的手中完成的。

    今天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原始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节节败退，快速没落了。连带地，整个世界也就快速丧失了一个看待经济事务的重要关怀——那就是在经济领域中，有没有、该不该有高于市场原则的公平正义概念？我们今天可以用两种不同角度来看马克思与《资本论》，一种角度是将之视为历史的陈迹，一段特殊的人类经验，纯粹出于对过去的好奇。另一种角度则是坚持看到其中可以提供限时刺激、反省的内容。两种角度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市场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分析的价值背景或关怀吗？

    乱象

    若是纯粹出于市场机制，出于“理性选择”，那么就不会有，也不该有“最低工资”。事实上，每次讨论调整“最低工资”，一定有人跳出来主张“最低工资”破坏了劳动力市场机制，反而对工人不利。一个工人愿意以更低的价钱出卖他的劳动力，市场上也有这样的需求，为什么不可以？“最低工资”反而使得这样的劳动力无法卖出，这个工人必须接受失业的痛苦。为什么不让市场来决定一切？还有，“最低工资”要怎么算？怎么算，工人都觉得太低；怎么算，老板都觉得太高。双方不断讨价还价，甚至发生激烈冲突，政府要怎样定出一个数额来，又如何主张这是个合理的数额？

    按照市场经济学，一个社会上有10000个要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却只有1000个劳动力的需求，那么算下来，劳动力单位价格将接近于零。只要给一点点钱，就会有人基于“有总比没有好”的“理性选择”，以低价成交。很明显，这里不会有“最低工资”。

    之所以会有“最低工资”，追本溯源，还是来自马克思经济学的坚持。劳动力不是商品，而是所有商品价值的创造来源，因而不能用商品市场的逻辑来对待劳动力。马克思的前提是：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劳动产品，也就没有商品经济。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维系劳动力的再生产，因而劳动力的价格底线就很清楚了。一个工人维持其基本生活，获得可以产生明天劳动力的温饱生活，就是工人所得的底线。这就是“最低工资”。

    如果只剩下市场经济学，就没有“最低工资”存在的空间。还有，如果只剩下市场经济学，同样也没办法讨论“肥猫”，即高层经理人的薪资合不合理的问题。打工的商店柜员一小时领5美元，工厂工人平均一天领60美元，全社会的家庭平均收入为每日约100美元，而一个大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却可以轻易拿到一年六七百万美元的年薪，算下来，平均一天两万，足足等于200户家庭的总所得，这样的状况合理吗？

    从市场经济学角度看，当然合理。不管是5美元或700万美元，都是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也就是由供需互动产生的结果。你不可能从市场经济学里找到任何原则对这样的现象进行批评，更遑论改变。因为市场经济学中，没有价格以外的价值，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就等于从市场上获得的价格。一个CEO的劳动价值，就是一个工人的300倍或500倍。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常识中，一来很难完全不去分辨价格和价值。若是价格等于价值，那么就没有“物超所值”这种事了，日常语言中的“太贵了”“好便宜”也都失去了意义。这些话、这些观念，都只有在价值与价格差距对应上才成立。价格高于我们认定的价值是“贵”，反之就是“便宜”。

    二来，我们不可能彻底取消对公平性的关切。有人辛苦工作、流血流汗，有人坐享其成，我们无法不问：这样公平吗？市场经济学可以帮我们解释为什么CEO的收入比工人多那么多，却无法回答，甚至无法响应，如此分配是否公平。

    市场经济学中以价格取代价值，甚至取消价值的观念，已经在这个时代创造了许多荒谬的现象，甚至创造了许多灾难。一家企业有多少价值，不是看它属于什么行业，生产什么产品，有多好的经营管理制度与多高的生产效率，甚至不是看它每年有多少营收及利润，而是看它的股票每股价码多少。股票市场上的价格，就等于这家企业的价值。

    正是这样的态度，制造了种种乱象；当年网络公司大泡沫，就是这样来的；企业的割喉并购，就是这样来的；股市炒手横行，就是这样来的；金融危机扩展为全球经济危机，就是这样来的。企业不再努力创造自身的经营与生产价值，而是找别的路数来炒高股票价格，只信价格而轻蔑价值，乱象和灾难就跟着来了。

    那些CEO凭什么领天价的薪水？因为他们有助于创造公司价格。他们的天价薪资本身成了他们最大的资产。从A公司被挖到B公司，这个CEO什么事都不必做，立刻就能引发新闻效应，由新闻效应连带产生股票市场效应。B公司的股价很可能就靠这条新闻一下子跳高，创造了两亿的市值，他们当然很乐意花一年700万薪水来进行这项挖角，因为划算嘛！他们看上这位CEO的什么神通本事吗？这位CEO进来后要从事什么了不起的经营改造吗？这根本不是重点！

    从一个角度看，这些CEO的价值，不是来自他们的品格、能力或人脉，主要来自他们所领的巨额薪水。巨额薪水超出常理，有新闻性，能获得新闻的关注报道，连带炒高企业的名气，并借此提升企业的股价。所以，凭什么这些人领那么高的薪水？正是因为他们的惊人高薪所创造出的新闻价值！

    这中间没有荒谬之处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就在我们身边，存在着比这些CEO更适合大企业的人才。这些人才更有远见，更有执行力，更有办法打造团队，更会谈判，也更会决策。但这样一个人，只要他拿到的是“合理”的薪水，就不会让大众惊讶得哑口无言，他身上就没有影响股价的新闻效果，他就得不到这种高端CEO的位子。

    以这种逻辑选出来的CEO，已经和经营本身脱节了。但有谁规定选CEO一定要着眼于经营呢？我们从经营面看来荒唐的事，在市场经济里却自有其合理性，这样的选法有市场，有从市场上获利的机会，有什么不对？

    价值公式

    但真的没有什么不对吗？如此的市场经济学真的可以完全说服我们，让我们心安吗？

    只要对这样的逻辑心存一点儿不安，就能够明了今天回头读马克思的根本理由。读马克思，正因为我们活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取得胜利并成为主流的时代。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独大，使得这套逻辑傲慢地发展到了极端。马克思经济学截然不同的关怀，提醒我们别彻底沉浸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中，别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视为必然或唯一的选项、唯一的答案。

    今天读马克思，不是要大家变成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徒，怀抱着以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来战胜、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梦想，而是将马克思经济学当作一个可能的选项，借以防止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傲慢独行，变成一种极度偏颇、邪恶的东西。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英国史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这句名言，不只适用于“人”，也适用于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发展。不受任何挑战质疑，拥有绝对真理权的思想，会趋向绝对腐化；失去不断检讨、改善，不断适应现实的动能，以一副不容置疑的态度压在现实之上，傲慢地拒绝配合现实做调整，还反过来要求现实配合它扭曲和改变。

    马克思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学最强有力的论敌，因为它有着截然不同的前提、截然不同的价值顺序以及截然不同的论理模式。

    马克思的论理模式之一，是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论”。别对这个名词随便望文生义做解释，弄清楚两件事会有助于我们还原马克思的本意。第一是：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来自和当时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比对。和马克思大约同时代，有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还有英国的欧文等主张社会主义的人。然而在马克思的眼中，圣西门、欧文或傅立叶这些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来自空想，并没有坚实的分析性知识基础。他们的态度出于素朴、天真的直觉：人不应该活得那么不公平、不平等，所以应该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他们并没有对不公平提出任何解释，没有整理不平等的来源，也就不可能准确地设计规划出通向公平社会的具体方案。马克思要和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区隔开来，凸显他的社会主义是有知识（广义的科学就是可检验复案的知识）基础的。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对“科学”的认知与运用。他所理解的“科学”，来自19世纪已然明确建构起来的一套探索自然现象的方法；这套方法可以拿牛顿的成就来说明。牛顿是现代物理学之父，也是最早的现代科学家。他找到了物体运动的基本法则，将之写成简单明了的公式。这些公式不仅能解释眼前的现象，还能预测未来所要发生的事。牛顿力学用恒等式描述了物体运动的基本原理，现实的物体以这种方法运动，过去与未来的任何物体，也必然依照这种方式运动，不会有任何例外。

    这是马克思概念中的“科学”。他将自己的论理取径称为“科学的唯物主义”，意味着他找到了一个能够统整人类历史变化的核心。如同牛顿的力学公式，它既可以用来解释当前现象，又可以用来预测未来变化。这个核心，是“价值公式”。

    马克思主张，人类活动与历史变化的基础在于经济，而统辖经济活动的根本，又在于价值——即价值如何产生，价值如何交换。如果我们能确切掌握“价值公式”，就能掌握经济活动的本质。由于他的整套理论以这样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公式为起点，因此不是空想的、揣测的、信仰的或哲学的，而是“科学的”。

    马克思的“价值公式”以科学公式为其模范，是仿效自然科学公式建立起来的。牛顿力学的开端，必须先将运动现象单纯化，讨论并规范单纯的力学作用。牛顿力学要能成立，必须定义物体的恒常存在本质，排除物体凭空产生、凭空消失的可能性。牛顿力学只讨论恒常存在的物体，讨论这样一个物体如何从A空间运动到B空间，以及这样的过程牵涉怎样的因素。

    牛顿力学将物体运动限定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以牛顿力学的观点来看，宇宙天体就是一个引力作用的封闭系统，太阳系中每个行星的运动轨迹，都是和其他物体产生引力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不会也不能有其他变量——例如上帝主观意识——的介入。事实上，牛顿力学公式可以准确计算所有行星运动的速度与位置，对基督教的上帝观造成极大的冲击。从一个角度看，牛顿把宇宙封闭起来，变成一个单纯由引力控制并作用的系统，这里没有上帝插手的空间。如果上帝存在，而且可以主观且任意地影响天体运行，那么牛顿的力学公式就不可能准确。反之，如此简单的力学公式竟然就能准确预测天体运行，至少证明了可能上帝是不干预，也不能干预天体运行的。

    马克思的“价值公式”也有其封闭的讨论前提，那就是“价值守恒”——价值不会凭空掉下来，也不会凭空消失，多出来的价值必定有其来处，少掉的价值也必定有其去处，这是马克思设定的前提。

    一块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石头被雕刻成美观的维纳斯雕像，便取得了价值，不管是艺术的还是实用的价值，都是来自雕刻工匠的劳动力。所以维纳斯雕像的价值减掉近乎零的石头原始价值，就是工匠劳动力的价值。

    一块石头，原本是自然物，到了劳动者手中就成了劳动原料。劳动者在上面增附劳动力，便创造出劳动成品。很显然，劳动成品的价值来自劳动者。任何一样东西从原本较低的价值变成具有较高价值，表示中间被加入了某种元素或成分。反之，一样东西从高价值变成低价值，就表示中间被拿掉了某种元素或成分。没有价值是凭空产生的，也没有价值会凭空消失。

    马克思试图将整本《资本论》建构在这个简单的公式上，用这个公式掌握价值来源和价值变动，进而掌握经济生活的意义。这个公式牵涉人的行为，当然没法儿像牛顿第一定律、第二定律那么干净、漂亮，然而马克思的确在全书中用心说明、诠释、试探并检验他提出的这项“价值公式”，而《资本论》的内容就是在建构并扩展这个“价值公式”。

    这是马克思的科学面，是他自我规范的“科学精神”。

    交换行为

    马克思的经济论理，是“失乐园”式的。他假定早于一切经济活动产生之前，有一个绝对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类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是独特、唯一，无法也不该被共量衡量，更不能被交换的。每一样东西都有自身的价值，只能用自身的单位来衡量，因而也就不存在“等值交换”这件事。要进行“等值交换”，必须假设两样或更多样东西之间可以共享一套价值，才能衡量它们是否“等值”。

    一本书和一顿饭，如何共量衡量？一只鞋和一场电影，如何共量衡量？一片海景和一次散步，能够共量衡量吗？然而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源自硬要将这些非共量的东西纳入交换体系，因此必须找到一种主观方式，将如此多元的物体、现象、服务乃至感情量化处理。

    对马克思而言，这不是自然的，更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代表人类从原始状态堕落到了交换关系中。本来不该被量化的东西都被量化了，每一样东西除了自身具备的价值之外，又在交换过程中取得了共量性的“交换价值”。再下一步，更深、更不可复返的堕落，是用金钱货币来整合“交换价值”，让所有的“交换价值”都在金钱之下同时标示出价值高低与倍数，让交换更方便，让每样东西都置入单一的共量性中，使人遗忘了原初不可异化、不可量化的根本价值。

    “交换价值”凌驾于原本的内在价值，进而喧宾夺主地放逐并消灭了内在价值。马克思同意：就像人回不到伊甸园一样，我们也回不到那个理想的未异化状态。他承认人的现实是异化后的状态，因此必须找出一种方式来分析异化后的现况。

    金钱货币出现后的现况是：人的经济行为基本上就是一串环绕着“交换”而来的连锁活动。我们将所有的东西都看成可交换的商品，通过金钱货币中介，定义出它们的“交换价值”，再将商品换成金钱货币，然后再用手上的金钱货币去交换等值的另一项商品。“商品—金钱—商品—金钱……”如此不断循环。

    交换如何成立？首要条件是要有相等的“交换价值”，面包具有100元的“交换价值”，可换来100元的金钱货币，然后拿这100元的金钱货币去换来一瓶葡萄酒。100元的面包和100元的葡萄酒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这很容易了解。

    但马克思提醒我们，光是这样的条件不足以构成交换行为，还有另一项条件必须同时存在，那是两种物品之间要有不等的“使用价值”。在什么情况下，你愿意拿100元的面包去换100元的葡萄酒？一定是葡萄酒的“使用价值”在你心目中高于面包的“使用价值”，你需要葡萄酒的程度超过面包，才会拿面包去换葡萄酒。反之，什么人会拿葡萄酒去换面包？一定是需要面包超过需要葡萄酒的人。

    两个肚子饿想吃面包的人，一个手上有100元的面包，一个手上有100元的葡萄酒，他们之间不会形成交换活动。有面包的，不会愿意拿面包换葡萄酒，尽管表面上，这两样东西的“交换价值”是一样的。

    所以光看“交换价值”，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交易。吊诡的是，交易要成立，“交换价值”一定不等于“使用价值”。手中面包的“使用价值”低于100元时，有面包的人才会心甘情愿地拿面包去换100元，再用这100元去跟别人买对他而言“使用价值”等于100元的葡萄酒。而会把葡萄酒心甘情愿地以100元卖给他的人，必定是因为葡萄酒对他的“使用价值”低于100元。

    面包在面包店里，对店主来说，没有“使用价值”。他不需要吃那么多面包，也吃不了那么多面包。于是面包被任何一个顾客买走了，立刻就增加了“使用价值”，顾客一定是为了要吃面包才买的。同理，酒窖里堆得满满的葡萄酒也没有“使用价值”，要被买走了离开酒窖，才产生“使用价值”。

    从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理论上看，这就是交易和市场的优点：交易创造“使用价值”。货品从不使用、不需要的人手里，被换到要使用、有需求的人手里，提高了“使用价值”。表面的等值交换，让实质上牵涉其中的人都获得了较高的“使用价值”。经济活动越频繁，就增添越多整体的“使用价值”。

    但马克思不是亚当·斯密，也不是李嘉图。他看到的，不只是交易产生的价值效应，他更在意这个交易过程中目的与手段的错乱。

    金钱—商品—金钱

    在交换的过程中，清清楚楚，物品是目的，金钱货币是中介协助的手段。我需要葡萄酒超过于需要面包，所以把面包卖掉，来买葡萄酒，这是交易的核心意义。如果人类的经济活动，都是拿对我而言“使用价值”较低的面包去换“使用价值”较高的葡萄酒，那是合理的，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公式来表达是WGW，商品—金钱—商品。但马克思发现，我们也都很明白，经济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这种正常的WGW，而是倒过来的GWG，金钱—商品—金钱。

    GWG指的是用钱买一样东西，再把这样东西卖出去，交易买卖不是为了使用这个东西，中间不牵涉“使用价值”。最典型的GWG活动，是所谓的“炒房者”。他们不是为了要居住而买房子，他们买来的房子从来不住，纯粹为了转手换钱而买。他们不考虑这房子对自己的“使用价值”，只着眼于房子转手卖出去的“交换价值”。绝大部分炒房者投资买的房子，和他自己居住的房子天差地别。他会买很多自己根本不想住的房子，作为投资目标。

    虽然《资本论》中没有直接出现“异化”这个名词，但马克思在第一章中就先讨论GWG，GWG其实就是“异化”，即手段和目的的错乱，手段倒过来宰制了目的。原本中介的工具——金钱货币，反而变成了目的，交易不再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累积金钱货币。

    点出GWG的问题，马克思看到的经济活动当然就不像亚当·斯密、李嘉图他们看到的那样正面了。经济活动不见得能提高社会整体的使用效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头上脚下，也就是为了提高货币价值而进行的。在GWG的交换过程中，交易成立的前提考量是什么？是卖出的价钱要高于买进的价钱，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可以完全被抛在考虑之外。房地产市场上，有许多交易是炒房者卖炒房者，卖了好几手，价格提高了许多，房子却始终空在那里没人住！

    GWG始于金钱货币，也终于金钱货币。我们今天太习惯于市场经济概念，觉得多赚点儿钱，多增加金钱财富，有什么不对？然而就算是以市场经济为主流的社会，不时还是会带点儿尴尬地问问：“那有了钱之后呢？”或“赚那么多钱为了什么？”也会出现像“穷得只剩下钱”这种吊诡的批评。

    是的，我们忘不了，没有办法彻底脱离原初的目的手段架构，也躲不掉交易现象的本源。交易是因为有分工，分工使得每样东西在不同人手中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做面包的不需要那么多面包，酿酒的不需要那么多葡萄酒，所以应该在对彼此都有利、能增加彼此手中物品“使用价值”的条件下进行交易。

    GWG使我们脱离了交易的根本道理，让交易变成另外一件事，为了累积金钱货币而交易，交易的评断标准就不再是人人相异的“使用价值”，而是统一的金钱货币数字。说得更直接些，人变成了为抽象数字而交易，经济生活成了为抽象数字而活。

    无“事”生“非”

    GWG让人误将金钱货币从手段提升为目的。本来人生真正需要的是物品，人生的富足应该来自拥有许多对我们有用的物品。但活在目的与手段错乱情况下的人，却去追求拥有更多的金钱货币，也就连带产生了另一层误会——误以为有价值的是金钱货币，而不是物品。

    想尽办法赚到钱，不是为了交换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是为了误以为金钱货币最有价值。一旦相信价值藏在金钱货币里，这种人就必然选择留住金钱货币。他手上有很多钱，可以换来很多物品，但他最怕的就是钱从手中流出去。于是他很有钱，却不拿去买对自己有用的商品，成了守财奴。

    这种守财奴与商品交易势不两立。他在意手上有多少钱，银行户头里的数字有多少，这些胜于其他一切。你跟他说：“辛苦一天赚了好多钱，去买张票看场电影或听场音乐会吧！”他不会问你要看什么电影，或者音乐会好不好听，只会想到看电影或听音乐会立刻会使他的财富减少几百元。这种人的基本选择是尽可能降低手中的货币流出，也就是尽量减少他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好把钱财留住。

    还有一种人，行为表面上和守财奴彻底相反。他会积极地将钱拿出去进行频繁的商品交换，但他换来的，都不是对自己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是为了将商品再卖出去，好换来更多钱。骨子里，这种人和守财奴一样，都不在意物品，不在意使用，只在意金钱货币。

    在GWG的“异化”交易中，前面的公式关系是G1=W，用钱去买到等值的商品。但后面的公式却是W＜G2，意味着卖出商品的价格会高于原来买进的价格，不然他干吗要做这件事？

    从买进到卖出，商品W没有改变，但是G2却大于G1，换句话说，W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纯粹在买卖过程中，其“交换价值”竟然就增加了。马克思将G2和G1之间的差距称为“剩余价值”，表示那是因为在GWG的不正常关系中才产生的不正常价值差。

    正常的WGW关系中，商品W1的“交换价值”等于G，后面的商品W2的“交换价值”也等于G。这样的交易没有增加“交换价值”，为什么能成立？因为对行为的主体而言，W2的“使用价值”高于W1，他可以在交易中获得较高的“使用价值”。

    不正常的GWG关系中，只有一个商品W，它的“使用价值”不变，“交换价值”却前后不等——后高于前。写成公式的话是G1=W，W=G2，去掉两等式中的W，得到的是什么？G1=G2，但G2明明大于G1啊！

    一样东西用100元买来，在我手上停留一阵子，从来没有用，也从来没有改变，然后再以105元卖出去。这样的现象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认为生意的本质就是如此。但套入马克思的价值公式，却会得到“100等于105”的结论！

    100不可能等于105。所以对马克思而言，这中间的差距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只能回到W——商品身上来解释这多出来的5。一种比较简单的解释是时间：之前的W和之后的W并不是真正没有改变，因为时间改变了，状态改变了，所以需求也跟着改变了。买进时，W的整体需求没那么高；但卖出时，W的整体需求提高了，因而造成G2大于G1的结果。也就是说，W没改变，但管辖W的需求程度的因素随时间而改变了。

    这就是市场经济学的解释。马克思读亚当·斯密，也读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这些当代经济学有一定的涉猎。所以他了解，也承认这种时间所造成的变化。更进一步，他也了解金钱介入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用原本的低价大量收购某种商品，直到市场上的匮乏将需求与价格一并推高，再以高价售出。这种“囤积居奇”，这就是金钱介入后产生的“商品资本主义”的效果。

    马克思没有否认这项解释。但他从当时英国的工业发展上，观察到另一种现象，并认为这种现象比“商业资本主义”更重要。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描述，便源于此。

    “剩余价值”之母

    马克思看到的，是工业状态下商品W的改变。工业资本家付出G1买进W时，是以分散的方式买的。例如十元钱的商品可被分成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值两元钱，加起来，工业资本家付了10元钱。其中两元钱买原料，两元钱付地租，两元钱分摊工厂建造费用，两元钱分摊机器价格，两元钱购买劳动力。5个元素加在一起，产出了值10元钱的商品。

    工业家付了10元钱买进，产出的商品当然不是给自己用的，而是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售出的价钱，一定高于10元钱。所以，这就是典型GWG的活动，后面的G2高于前面的G1。那么，这中间的价差，即G2比G1多出来的数额，是从哪里来的？

    在整个GWG的过程，原料价值不会变，地租价值不会变，而工厂建造费用和机器价格早就支付了，更不会变。那么，会变的是什么？显然是最后剩下来的那个因素——劳动力。

    马克思用这种方式解释：为什么在工业生产中，G2减掉G1所剩的“剩余价值”来自劳动力。他所看到的，是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劳动力因素被以较低价格买进，却又被以较高价格卖出，才出现了G2和G1不相等的情况。

    在《资本论》一书中，只讲了这个结论。如果要更清楚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应该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马克思的著作中最晚出版的一本，迟至1939年到1941年间才陆续由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出版。这是一本马克思未能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手稿，虽然其创作时间和《资本论》重叠，讨论的范围却远超过《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明了为什么在GWG的过程中，只有劳动力是唯一会变动增值的。第一个理由是：劳动力和劳动者无法分割。我们讨论的是现代工厂制度，不涉及奴隶制，所以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者。但劳动力依附在劳动者身上，两者无法彻底分离。资本家购买劳动者一天约10个小时的劳动力，但他付出的价钱不可能真正等同于劳动者养成这些劳动力所需的成本。

    一个人要成为劳动者，先得从小长到大，还得接受基本的教育训练。即便那个时代使用童工相当普遍，12岁的童工也还是得先活了12年，才成为劳动力的提供者。然而劳动者形成劳动力这种漫长过程的成本，却不可能转嫁给雇主。雇主雇用一个12岁的童工，买的只是他12岁之后的劳动时间，不会管他12岁之前如何长大，如何具备12岁之后的劳动力。

    换句话说，从商品角度看，提供自身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劳动者，几乎毫无例外一定是亏本的。劳动者最大的成本，不是他作为一个12岁小孩儿的生活所需，而是他能够长到12岁已经耗费掉的。

    以台湾中产家庭为例，养大一个孩子，到他能够从学校毕业进入职场，要花多少钱？平均差不多要花台币500万元左右吧！纯粹从劳动力角度看，这样一个孩子毕了业去上班，可以领多少薪水？两万多元，最多3万元吧。3万元能让他勉强支应自己的生活，但是之前成长、受教育所花掉的1000万元成本呢？一个月3万元，一年36万元，和500万元成本相比，太不成比例了吧！

    劳动者面对资本家雇主时最不利的一点，就是你已经成为一个劳动者。你已经花了500万元让自己变成一个劳动者，对你而言，能够想象的最大损失是什么？无论是作为人或作为劳动者，最大的损失一定是得不到赖以生存的资源，导致你连从劳动当中将成为劳动者所花费的成本换回来的机会都没有。

    成为劳动者之前的巨大投资，现在成了你和雇主谈判时摆脱不掉的包袱。你和雇主都明白出卖劳动力的底线在哪里：这条底线就是你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用大白话说，就是让你能活到明天的基本需求。

    劳动者应聘工作时，已经先陷入了不利的地位。劳动者不清楚老板究竟有多需要劳动力，老板却很清楚劳动者有多需要工资。老板牢牢掌握劳动者的底线，劳动者却不可能同样明白老板的底线。

    劳动力的价值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一种是计算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总价值：一个劳动者一天处理了100斤棉花，纺成棉纱，棉花以20元买进，棉纱以25元卖出，那就表示他的劳动力创造了5元的商品价值。这是既简单又合理的算法。

    另一种算法，是算这个劳动者为今天这些工作的付出后需要吃什么、喝什么、休息多久，明天才能再次回到工厂继续处理另外100斤棉花。不是看他创造了多少商品价值，而是看他劳动力再生所需耗费的成本。

    这两种计算的结果截然不同。当后面一种算法的结果低于前面一种算法时，就出现了资本家获利的机会。他提供劳动者后面的成本，换来劳动者创造的商品价值。他可以只花两元钱工资，让这个工人吃面包，喝白开水，睡一张破床，工人就愿意为他处理100斤棉花，带来5元钱的商品价值。

    他知道工人会接受这样的不等价交易。因为如果拿不到这两元钱，工人就无法活下去。这将是更大、更无法承受的损失。

    GWG过程中出现的价差，就是在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不平等交易关系中产生的，借由这种方式，劳动者创造的商品价值，才会转而变成资本家口袋里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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