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本质上是个哲学家，因此即使读的是他的经济学理论，我们还是应该认真理解他的哲学主张。

    在哲学上，最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克思自己说：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头下脚上弄错方向了，需要将它翻过来导正。

    马克思思想中源自黑格尔，让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的，其实不只有“辩证法”。更核心、更关键的，应该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对黑格尔而言，历史的绝对精神有自我完成的轨迹。为了实现自我，绝对精神必须先裂解出其对立面，让“绝对”成为“相对”。“绝对”是静止不动、没有时间的，但变化与实现却只能在时间中进行。

    有了“相对”，才有时间，才会有“正”与“反”的变化。“正”“反”互激，在“相对”的环境中不会有全面的胜负，而是从中发展出“合”来。“合”和原来的“正”与“反”不在同一个层级，而是跳到了更高一层，同时也就构成了新的“正”。借由这种方式，绝对精神一步步开展，趋近自我的终极实现。

    这是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历史有其目的或方向，而且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实质上历史总是朝着一定的目的或方向前进。历史虽然走的是迂回缠绕的路，但总方向却必然是往上进步的。

    马克思所描述的历史变化却往往是倒退的。历史是人本身不断被异化，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人离开了原始的“乐园”，并且离“乐园”越来越远。

    “乐园”是尚未“异化”的生活，一种以生活为完整目的的理想状态。隐约贯穿马克思哲学探讨的纲领似乎是：人为了某个目的设计了某种手段，然而不久之后手段就取代了目的，让人遗忘了原本的目的。然后为了这个“异化”之后的新目的，人又设计了另一种手段，终究只是得到再一次手段取代了目的的结果。

    这种一层叠一层的目的与手段错乱，一次又一次地累积“异化”效果，使得人非但没有越来越靠近原初的终极目的，反而随着时间流逝，偏离原初的终极目的越来越远。

    从经济上看，人为了存在必须改变自然，满足人的需求。这就是生产行为。生产是为了人的存在而改变自然，那么存在便是目的，生产便是手段。然而很快地，生产僭越了存在，让整个状况倒转了过来：人活着就必须要生产，很多人为了生产而活。再下一步，为了促进生产效率而有了分工。分工是手段，生产是目的。但分工体系逐渐地被固定下来，回不去了，人便被绑在分工的架构上，一个纺织工人，就只能每天操作机器生产布匹，没有时间替自己做衣服，不可能为自己种麦子，也不可能为自己读书。做衣服是裁缝的事，种麦子是农夫的事，读书是教授的事。于是分工又僭越了生产与存在，成为目的。

    改变并没有就此打住。后来为了配合分工运作，又有了交换行为。交换是手段，分工是目的。但没有多久，这个手段的位阶又大幅提高，成了目的。依照马克思的概念，源自分工的合理交换，是建基于不等的“使用价值”上。你种了很多麦子，多余的麦子对你没有那么大的“使用价值”，因此你乐意拿麦子去跟生产了许多青菜，但青菜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大的“使用价值”的菜农交换，双方都在交换中得到了较高的“使用价值”。

    但是在后来的交换体系中，“使用价值”却消失了。人们不再为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交换，而是为了金钱。许多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成了最热门、最热络的交易商品。人们买下未来的郁金香，买下南海公司的股票，都不是为了这些东西有什么“使用价值”，纯粹是为了再转手卖出。这里就产生了双重“异化”，交易或交换僭越了原本的分工目的；还有，本来作为交易工具或手段的金钱货币，转过身来变成交易或交换的目的及主宰。

    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持续堕落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异化”的深渊。在深渊的最底层，最黑暗的主宰，是金钱货币。

    货币：为资本找到出路

    金钱货币本来的功能是实现价格，方便不同物品之间的交易。货币是社会共同建构的一项假设。假定100元等于一支雨伞的价格，你同意我同意大家都同意，那么我们就能拿100元买一支雨伞。假定30元等于一个包子的价格，你同意我同意大家都同意，那么我们就能拿30元买一个包子。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进行雨伞和包子之间的直接交换。一支雨伞要换三又三分之一个包子，或4个包子要换一又五分之一支雨伞，多么麻烦啊！

    通过货币中介，交换变简单了，交换的范围大幅扩张了。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其价值来自公共认可，承认它代表价值，而且可以在交换中实现价值，货币便使“递延交换”成为可能。若是没有货币，我只能在肚子饿了时拿雨伞去换包子。有了货币，我便可以在下雨天把雨伞卖给需要雨伞的人，拿到100元钱，待明天我需要吃东西，再拿钱去买包子，这就是“递延交换”。

    “递延交换”的前提是：货币除了代表价值之外，还必须有储存价值的功能。今天我卖雨伞拿到的100元钱，明天拿去买包子时，必须还有100元的价值。想想玩“大富翁”时所用的纸钱吧！在那个游戏盘上，5000元可以让你买下“电力公司”，但这个价值只在游戏的场域里有效，离开了游戏，甚至只是离开了这场游戏，那些纸钱原本的价值就消失了。我们可以说因为那只是没有价值的“玩具钞票”，但其实“真钞”也没有什么本身的内在价值啊！印一张1000元“真钞”，花不了造印厂几元钱成本。“真钞”的价值，不过就在于这个社会上大家都认可其票面价值，而且不会失效而已。

    大家的同意以及“递延交易”带来的方便好处，让货币具备了储存价值的功能，连带地使货币得以转换并累积价值。原本因人而异、变动不止的“使用价值”，现在得以被转化为“货币价值”固定下来，累积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听过经济学里另外一个极其根本的概念——“边际效益递减”吧？假设你在沙漠里快渴死了，突然看到一只骆驼商队，精神为之一振，便上前讨些水喝。带领商队的当然是商人，他们就出价了，一皮袋的水要价是你身上所带钱财的1/3。哇，花掉1/3的钱就可以把命救回来，太便宜了！你如是想，赶紧掏出钱来，生怕他们后悔。一皮袋水喝下去，你庆幸自己活了下来，但还是没有真正止渴，口中、身体里仍然渴望更多的水。商队愿意用同样价钱再卖你一皮袋水，这回你犹豫了一下，花了一分钟才决定将钱拿出来跟他们换第二皮袋的水，立刻把这袋水喝下去了。这下商队成员好意地问你：“要再来一袋吗？还是同样价钱。”这时你想都不想立刻摇头：“谢谢，不用了。”

    三袋水都是同样价钱，但你购买的意愿却差了那么多！那是因为三袋水对你的意义不一样，产生的效益也就不一样。第一袋水高过第二袋，第二袋又高过第三袋。越是缺乏的时候，效益越高；反过来，拥有越多，效益就越低。这就是“边际效益递减”的法则。

    “边际效益递减”使人很难储存价值。假设现在你愿意拿你以一台脚踏车换一部手机，这两样东西对你是等值的。待你得到了第二辆脚踏车、第三辆脚踏车，甚至第四辆脚踏车时，我们是否可以说你现在累积了等于四部手机的价值？不对。因为每一辆脚踏车对你已不再那么需要，相对地你还是没有手机，也需要手机。这时若有人要以一部手机跟你换两辆脚踏车，你大概高兴都来不及。

    你拥有的脚踏车数量增加了四倍，然而在累积的过程中，这些脚踏车相对于手机，竟然贬值了50%。可见“边际效益递减”的确能破坏物品累积及储存价值的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货币的社会，贫富差距不会拉得太大。北美洲印第安社会里有一个著名的习俗，叫作“夸富宴”。宴会的重点，是将一大堆印第安社会视为最有价值的毛毯丢到火中烧掉。这是他们的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向其他族人炫耀的方式。他们的行为乍看之下很古怪，好好的毛毯干吗烧掉？烧了你的财产不就减少了吗？你和其他人的财富差距不也减少了吗？办过“夸富宴”后，所有人都知道你不再像原来那么富有，这怎么会是好的“夸富”方式呢？

    但我们如果了解“边际递减效益”在没有货币的社会能起什么作用，就能明白这种“夸富宴”很有道理。一般人家中只有两条毛毯，冬天得靠它们御寒，没有它们，冬天会被冻死。酋长家里有六条毛毯，烧掉其中三条也不影响他们家过冬。反正那些多出来的毛毯经过“边际效益递减”后，就没有那么高的必要价值。同时借由将多余的毛毯烧掉，他们还能维持毛毯在这个社会的稀有性，也才能继续发挥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功能。

    在没有货币的社会，很难累积价值。毛毯堆多了，立刻面临“边际递减”的问题。如果不找出方法来减少毛毯的数量，很快毛毯就会失去储存价值的功能，因此烧掉要比囤积更合理。

    有了货币就不一样了。货币可以递延，可以储存，也可以累积。货币原本是交易的工具，然而经过交易，直到下一次交易，价值仍被保留在货币里。货币的功能给人一种新的欲望，当价值以货币的形式存在时，便有着无限的实现可能。因此，我也不必急着将储存在货币里的价值通过下一项交易实现，宁可让价值继续保留在货币中。

    这项新的欲望一步步开展，最后造成了目的与手段的逆转，造成了《资本论》中所讨论的从“商品—货币—商品”到“货币—商品—货币”的改变。交易不再是为了交换我所需要的东西，而是为了累积更多的货币，或将价值累积在货币里。

    货币及其交易对象的具体关系从此断裂，货币变成一种抽象的价值存在。我的皮夹里有800元，那是钞票的抽象价值，不一定要去换什么东西。事实上，面对这800元，我们最想要的不再是交换任何商品，而是如何让它变成1000元、5000元……

    你觉得三万元比较好，还是两万元比较好？五万元比较好，还是三万元比较好？听到这种问题，你的第一个反应大概是：“这是什么白痴问题！”因为答案已经那么明显。金钱必然是越多越好，完全不必回答“为什么越多越好？”这种傻问题。当我们用这种抽象的眼光看货币，对于货币存有增长的欲求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逻辑，成了潜在的资本家。在你的心里，“使用价值”消失了，商品退到了边缘，中心是货币本身的抽象数字，那才是重点，那才是目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

    电影《侏罗纪公园》里有句名言：“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Life will find its own way）。”如果按照电影的内容，我们大可以把这句话改成：“怪兽会自己找到出路（The monster will find its own way）。”由人的扭曲的欲望构成的资本，有如复活恐龙般的怪物，具备了这个世界尚无法抗衡的巨大力量。资本这个怪兽会找出办法让自己扩张，这是它最可怕的、近乎盲目的冲动。

    货币变成了资本，我们就近乎盲目地接受钱越多越好。这个逻辑驱使资本不断尝试寻找让它成长、扩张的途径，一条路走不通就换另一条，在一处长得不够快就换另一处。在19世纪，这个怪兽试出了一条路——借由“控制生产工具”，他能够既快又有效地壮大自己。到了我们的时代，这个怪物又试出另外许多其他的路，其中一条就是金融商品的操控。所以，在21世纪短短十几年中，就已经爆发了好几场金融风暴。

    庸俗经济学

    在《资本论》第十七章，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发动了正面的批判。而在第三卷的四十九章到五十二章，他又进一步解释了“庸俗经济学”所犯的错误。

    第十七章中，马克思说了一句关键却不容易理解的话：“庸俗经济学中所说的‘劳动价值’，其实只是‘劳动力价值’的一种说法。”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是有差异的，而“庸俗经济学”却将这两者混为一谈。

    马克思要点出的是：在资本主义兴起、工厂制度形成之前，工匠卖的是结合了生产原料、生产工具与“劳动价值”的产品，通过产品实现其“劳动价值”。但在资本社会中，工人不再拥有生产工具，同时也被剥夺了与产品的直接关系，于是他就只能出卖纯粹的“劳动力”。一个拥有生产工具的工匠，他的“劳动价值”会随着产品而波动，技术好或产品好，“劳动价值”就高。而工厂工人的劳动没有了这种“质”的分野，他的“劳动力”沦为纯粹的可量化概念，资本家不在乎你的技术与品质，只在乎你在工厂里花了多少劳动时间。

    资本这个大怪物一旦孵化成形，就找到借由购买生产工具、垄断生产工具的方式来壮大自我。如何从购买到垄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生产工具越变越昂贵，让个体户的工匠不再有能力拥有生产工具。

    这是马克思对工业革命及工业化提出的批判性看法，和今天流行的历史常识很不一样。我们的常识是以正面的态度看待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以机器取代人工，大幅提升了生产力。这是现代社会的进步基础。

    马克思的看法不一样。他看到的是：聚集了庞大资本，才促成了像蒸汽机这种庞大生产工具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固然有知识性与实验性的一面，但别忘了，也一定有社会价值与社会组织的一面。更重要的，发明并运用了蒸汽机之后，如此庞大的机器就必然不再属于劳动者。机器朝“大”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样对握有资本的人较为有利。

    虽然这是历史的事实，但马克思还是要我们试想：工业革命只能以蒸汽机这种大型机器做突破的吗？有没有可能不是蒸汽机，而是一些小型的、工匠可以自行拥有的生产工具作为革命突破的重点？好比从前的鼓风炉或水车，能够让工匠降低工时、提升生产，却不破坏其独立性？

    所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是并肩发展的。不只同时，而且彼此影响、相辅相成。资本协助工业实验朝向大机器的发明，工业革命协助资本垄断生产工具，加速其自我增长与扩张。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联手得势之后，社会上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分化。人被分成拥有资本也拥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以及缺乏生产工具只能出卖“劳动力价值”的无产阶级。

    不管你要用什么名称来称呼，这个社会上对人最主要的区分，就是由生产工具有无分化而出的两个阶级。这两种人和资本之间有完全不同的关系，在生产中处于截然不同的地位，从此再也无法混同。虽然在同一个社会体系里，这两种人的差异清清楚楚，无从混淆。

    我们可以拿大乐透彩票来做比喻。大乐透彩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有着可以清清楚楚区分的两种人——一种是中奖的，一种是未中的。虽然中奖的是到彩票公司去领奖金，但那一大笔钱是从哪里来的？不是来自彩票公司，而是来自所有其他未中的人的贡献。只要一开奖，大乐透彩票就毫不含糊地区分了这两种人：一边是中奖的，一边是贡献奖金让中奖者高高兴兴捧回家的。

    未中者集中了他们的财富，造就了中奖者的财富；那份财富不是中奖者去创造或累积出来的。我们也能用同样的逻辑区分资本家和无产劳动者：一个是将自己创造的所得交出去，一个是夺取别人的所得。

    我们为什么会去买彩票？绝对不是为了自愿当未中者，虽然最后你通常都是落在未中者这一边。之所以买彩票，是因为我们认为谁是中奖者、谁是未中者还不确定，因此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中奖者，两种身份是可以在开奖的瞬间互换的。

    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中奖者，让你即使落空了九十九次，还是会去买第一百次彩票。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工人身上：资本家不断将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工人为什么还要继续帮他的工厂工作？一个理由是生产工具变得如此庞大，远非个别工人有能力拥有，他的“劳动力”必须与生产工具结合才能创造价值，于是他就算不为这个资本家卖命，也只能去找另一个拥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卖命。当资本家认清他们之间的阶级利益而团结起来时，为了生存，工人只好合作。

    另一个理由，则是资本家除了控制生产工具，还拥有各种得以“操控”工人意识的社会工具。这种操控让工人无法察觉自己和资本家之间其实存在着绝对无法跨越的鸿沟，并认为自己也有机会变成资本家。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这是借混淆抹除工人自身的阶级意识。

    机会这件事很神妙。47选7的大乐透，中头奖的概率是1/21000000。我们通常对这个数字没有具体的感觉，唯有看到别人在2100万注中有1注中了3亿元，才会觉得：这代表我也有机会中3亿！

    工人看到资本家的财富，看到资本家握有生产工具高高在上的地位，看到资本家靠工人的劳动轻松赚钱，会做何感想？马克思攻击“庸俗经济学”，就是要让工人看到这中间的“机会道理”，合理化并宣扬资本家的利益，只会让工人错觉自己也有机会成为资本家。

    马克思要让工人看到资本家的那些财富都是从自己的手上夺走的。他的经济学意图让工人从渺茫的机会之梦中清醒过来，看清自己所创造的价值正不断成为资本家的庞大财富。

    “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

    “庸俗经济学”只是资本家能够动用的社会工具之一。如果从更普遍的阶级利益角度看，还有许多礼仪、习惯、风俗、制度乃至政府决策，都是对资本与资本家有利的。

    这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对于“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的重要看法。什么是“下层结构”？“下层结构”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就是基本的经济模式，或可说是人用来改变自然、进行生产的方式。“上层结构”则是所有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乃至文学、哲学和艺术的统称。

    “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的概念，源自马克思的全面性的哲学立场。如前所述，马克思本质上是个哲学家，并不打算以知识分工的方式来架构他的理论。他没打算将每一块领域切割开来，宣示自己只想研究人类经济活动这一块，其他领域和自己的知识追求无关。马克思计划建立的，是一个关于人类活动的全面性解释。他这方面的野心和黑格尔是一致的。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以经济层面的讨论为重心，并不是因为他对经济领域有多熟悉，而是因为他相信在自己那全面性的理论中，要数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最为根本。马克思主张经济或生产活动不仅是一个无法与人切割的领域，还是决定所有人类活动的性质与走向的基本因素。

    有什么样的经济生产方式，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乃至文学、哲学、艺术。可见，“下层结构”能决定“上层结构”。而在“下层结构”中，尤其重要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里最占优势、取得最大利益的一方，会想尽办法维持已有的生产利益与生产形式。他们的地位、优势让他们得以操控“上层结构”的内容，当然也会将自己的价值注入“上层结构”之中。

    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乃至文学、哲学、艺术，沾染了生产关系得利者的价值观，却拥有足以影响所有社会成员的力量。于是“上层结构”就发挥了为“下层结构”服务的功能，保卫并强化既有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不承认“上层结构”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他提醒我们在极度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资本家握有和工人完全不对称的利益与权力，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份权力会被关闭在经济领域中，不蔓延运用到其他领域上。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乃至文学、哲学、艺术都不可能抵挡、拒绝那样的权力，客观独立地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乃至文学、哲学、艺术，必然都反映了资本家的权力，以及他们追求的利益立场。

    资本家借由控制生产工具，迅速吸纳工人的“剩余价值”为自己累积财富，再运用自己在生产关系上的优势将其利益反映在其他“上层结构”的非经济面向上。于是整个社会就被改造为一套专为资本家的“操控”工人的体系。

    工人不只被化约为“劳动力价值”的出卖者，仅能争取与劳动力付出不成比例的微薄工资，还要活在由资本价值所打造的社会环境中，错觉这样的生活是合理的，或至少是必然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马克思在社会的每一个面向，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看到资本主义操控的鬼影。鬼影无所不在，而且最坚决地告诉你没有鬼的，就是最大、最可怕的鬼。不论是否接受“下层结构”与“上层结构”的定义，也不论是否接受“下层结构决定上层结构”的定律，在马克思之后，大部分人看待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乃至文学、哲学、艺术的眼光业已改变，大家再也无法忽视这些人类活动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天真地以为这些都是个别独立的领域，拥有个别独立的标准，背后并无经济利益的影响。

    被强加的价值观

    意识到“操控”的鬼影，能让我们对很多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或解释。例如今天我们还是常说台湾地区的人勤劳、打拼、节俭，为传统美德，甚至惋惜新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失去了这些美德。这是纯粹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勤劳、打拼和节俭的行为。但若是听进了马克思的提醒，回溯历史问问为什么台湾人会重视勤劳、打拼和节俭，我们将探索出不太一样的答案。

    至少有两个值得参考的线索，就是台湾当局的高储蓄率，以及缺乏集体安全保障。工业化过程需要大量资金，从哪里来？一种方式是借外债，但外债有利息，借来一笔年利率5%的外债进行工业化投资，意味着你的投资所得每年必须有5%以上的成长才能真正获利。初期的投资往往达不到这样的目标，还得支付利息，钱马上就用完了，只好借更多的外债来周转。结果台湾当局固然有了工业，但整体财富却没有增加，民众更没分享到经济成长的好处，收获都被外债利息给吃掉了。

    台湾没有走这条借外债发展工业的路。台湾早期工业化的资本累积，来自通过政治手段进行内部挤榨：具体做法就是刺激储蓄，将民众储蓄转为工业资本。

    但民众储蓄和外债一样需要付利息啊？没关系，当局拿外债没办法，却有很多手段可以压低储蓄利息。一种方式就是创造家庭储蓄的必要性，人们有不得不储蓄的动机，不管利息多低都会乖乖储蓄。

    最强烈的储蓄动机是缺乏生活安全感。倘若大家活着像走钢丝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摔下去，就一定会期待底下张起一张安全网将自己接住。社会福利，就是这样的安全网。你生病了有医保接住你，你失业了有救济金接住你，你老了无法工作有退休金接住你，让你不会一下子摔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

    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没有医保，没有失业救济，也没有退休金，完全没有安全福利体系的环境中呢？那就只好靠自己，只好想办法缩减现实的消费，即使手头上的钱连应付生活都不太够，还是要有点儿储蓄以防万一。既然这些钱是你仅有的一点点安全网机制，你的首要考虑一定是“安全”，而不会是利息高低。

    拿去参与非法集资可以得到较好的利息，然而如果“集资”者携款潜逃了，抱歉，你跟谁哭都没用。谁敢保证明天家人一定不生病，谁有把握自己明天一定不会失业？留着预防万一的钱被“卷走”不见了，警察不会理你，法院不会理你，那是你自己必须承担的风险。于是就算“集资”的利息再高，你也不敢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一定还要有相当比例放在银行里。你忍受低利息放在银行里的钱，就变成了当局可以拿去推动工业化的资金了。

    这是一个很小、很简单的例子。或许台湾人不是天性节俭，不是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而是在特殊制度的强迫下养成了这种习惯。马克思提醒我们，勿忘以比较复杂的质疑眼光重新省视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乃至文学、哲学、艺术中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看法。

    “上层结构”其实没有那么玄，不过是各种规范我们行为、教我们分辨是非对错的力量。我们接受这些力量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也认同这些力量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控制，于是就不会察觉这些力量的存在。马克思提醒我们以阶级利益的角度看清这些力量。大家相信并接受这些价值，对谁有好处？是你吗？还是社会上更有钱更有权的那些人？

    “上层结构”中没有任何利益中立的可能。最了不起的权力者不是直接用暴力把你抓起来推上绞刑架的人，而是要把你吊死都还让你心甘情愿去买绳子的人。马克思开启了一种看待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乃至文学、哲学、艺术的全新角度，100多年来启发了无数人沿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探索，去开发。

    精英手上的国家

    “上层结构”中还包括国家。

    马克思留下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对宗教最大的挑衅、最严重的侮蔑，不只反对宗教的神圣性，还阐明了宗教之所以得到支持，是因为它提供人民逃避的幻觉。在19世纪之前，宗教是欧洲最巨大的权威。马克思不只挑战当时逐渐式微的宗教权威，也没有放过当时正如日中天辉煌升起的另一份权威——国家。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马克思的时代，上帝没落了，“恺撒”相对在上升，民族国家的成立是当时最热门、最耀眼的现象。但马克思并不为当时最激情、最响亮的民族主义口号所动摇，坚持将他对“上层结构”的批判范围延伸到国家上。

    “下层结构决定上层结构”，民族与国家是不折不扣的“上层结构”，也就没有理由不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左右，不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说穿了，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罢了。

    人为什么要建立国家？是为了集合众人的意志与力量，消弭彼此之间的冲突，携手创造群体的最大幸福。也就是说，国家的本意是保障并增加众人幸福的手段。但和其他由人所创造出来的手段一样，国家也被“异化”了。

    国家从全体国民的手段，沦为少数国家机器操控者的手段。于是对不属于这些少数团体的大部分人来说，国家变成了目的，反而使他们沦为维持国家存在、为国家实现某些抽象目的的手段。如果你爱这个国家，表现“爱国”的方式便是愿意为国家献出生命。如果你不爱这个国家，那么“爱国”的人就认为他们有权利拿石头把你砸死。于是不论爱不爱国，你的生命价值都远低于国家。现在是你为了国家而存在，不再是国家为了你而存在。

    在民族国家的热情垄罩全欧洲的时代，马克思仍然信守他的哲学立场与原则，清醒地用“异化论”分析国家虚幻与荒谬的本质。因此，他才会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号召。当本来应该为你服务的国家翻身变成骑在你身上的主人，代表资本家更有效地剥削工人利益时，工人为什么还要傻傻地忠于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忠于国家就等于自愿把自己工具化、手段化、“非人化”，形同乖乖地为要把自己吊死的人买绳子。

    到了马克思的时代，经历了从新教改革、启蒙主义到科学兴起的一连串挑战，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会的权威已经是日落西山、欲振乏力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概念与国家的权威。这套新兴的信仰与帝国主义携手成长，互为表里。最成功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马克思后半生所在的英国。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一天24小时当中，太阳所照之处都一定有大英帝国的领土，阳光恒常照耀着那面飘扬在大英帝国领土上的米字旗。作为“日不落国”的子民，你难道不感到光荣？既然国家给予你这份骄傲，你也应该对国家有所贡献吧？应该感觉在国家的荣耀之前，自己何其渺小吧？

    国家在19世纪变得如此重要，帝国主义让欧洲国家彼此激烈竞争，于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就取代了原本宗教与宗教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的冲突，成为最主要的紧张点。宗教背后还有一个普世价值为其基础，国家和国家间却时常是分离、分裂的。基督教没落，国家兴起，意味着普世价值沦丧、分离分裂的力量当道。

    在国家鼎盛时，幸好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维系了一点儿普世价值的力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来都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相对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直都是跨越国家的国际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还没有严格的签证制度，也还没有严格的、排他性的国民身份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幅强化了国家意识，完成了欧洲彻底的国界分化，把欧洲分裂成了一个个国家。19世纪的一种泛欧洲意识到此终结了。

    影响所及，共产主义的国际运动理想也大为褪色。“一战”之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力是“共产国际”，一个跨国的组织；“一战”之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力转成了苏联共产党，连共产主义运动都有了国籍与国界。

    百姓心里的领袖

    “别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先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至今仍被很多人奉为真理。然而光是凭着他能够在就职演说上讲出这句话，就让我对他的名声起疑。肯尼迪的形象很好，被公认为一个具有理想热忱的年轻政治家，然而他身后披露的史料明白显示，他说的比做的多，对动听名言的重视远超过实际作为。

    事实证明，会如此抬举国家的人，还真的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的信仰。相对地，反而是和他同时代，形象跟他天差地别的约翰逊，比肯尼迪要诚实，也要高贵多了。需要耗费将近半世纪的时间，美国人才慢慢调整他们对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印象。肯尼迪没有那么了不起，约翰逊也没有那么龌龊。

    约翰逊从南方得州崛起，当时靠的是得州白人选票的支持。他先当选众议员，当了一届就立刻跳级当选上参议员。进参议院时还不满40岁，又是个菜鸟，竟然就打破了当时论资排辈的权力结构，当上了民主党党鞭。那时候，民主党在参院是多数党，所以他还是个多数党党鞭。前任的多数党党鞭，也就是被他取代的那位参议员，是71岁时才当上党鞭的。

    光是看他崛起的速度，就知道约翰逊的政治天分多高。他立刻得到了参议院里两位大佬的青睐，这两个人都没结婚，没小孩儿，一生在政治里打混，约翰逊就是有本事把两人服侍得好好的，让他们都把他当儿子般照顾、提拔。

    靠这两位大佬，约翰逊从参议院脱颖而出，成了肯尼迪的竞选搭档，1960年当选副总统，1963年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直接继任当上了总统。

    当上总统之后，约翰逊的第一个大挑战是在国会中推动“民权法案”，保护黑人真正的政治平等权。林肯总统在1865年遇刺之前，强行让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度。然而内战结束后，为了弥合被战争撕裂的南北双方关系，战胜的北方刻意退让，为南方保留了很大的自治空间。于是南方黑人虽然在法律上脱离了奴隶身份，但实质上却得不到人身安全的保障，更遑论基本政治权利。

    20世纪50年代，南方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全国因此陷入骚动不安。出身南方的约翰逊上台后，决定以“民权法案”给予黑人确切坚实的平等权利保障。一向国会提出法案，约翰逊就倾全力不只要让法案通过，还誓言要一字不改地通过。

    已经解密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录音留下了一段约翰逊和理查德·拉塞尔[17]的对话。拉塞尔就是大力帮助约翰逊的两位长辈中的一位。约翰逊跟拉塞尔很亲近，因为拉塞尔也是得州人。约翰逊当上总统后，拉塞尔几乎每天都会进白宫和他闲聊一阵，有事则长、无事则短，从10分钟到一两个小时都有。

    那时候拉塞尔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那天他们先谈起越战，一个很难让人心情开朗的话题。在阴郁的气氛下，话题又转到了“民权法案”。约翰逊用极其强硬的口气对拉塞尔说：“我不会让步，我要这个法案原样原条通过，即便是你站在前面挡住我，我都会碾过你。”停顿一下后，他又补了一句：“让你知道，是因为我在乎你。”

    听了这么粗暴、近乎忘恩负义的言辞，拉塞尔开口先说：“总统先生”，以如此正式的头衔称呼他，就是一种抗议。“总统先生，你可能是对的。但我要警告你，如果你碾过我，你同时也就碾过了自己连任的希望。”拉塞尔说的是实话，最强烈反对“民权法案”的就是南方白人，通过“民权法案”，等于彻底放弃了南方白人的选票，而那正是约翰逊的草根基础。听了拉塞尔警告，约翰逊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那是我的事。”

    约翰逊终究成功地让国会原样通过了“民权法案”。消息传到白宫，约翰逊既兴奋又沮丧。他沮丧什么？他内阁中的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法案通过的那一刻，约翰逊回头对他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刚刚把整个南方送给了共和党，我可以跟你打赌，在你我有生之年，我们都不可能再看到民主党在南方有任何作为。”

    约翰逊比谁都清楚拉塞尔是对的。通过“民权法案”，南方白人一定会集体倒向共和党那头。虽然南方黑人会感谢约翰逊，感谢民主党，但黑人毕竟是少数，而且等到黑人能够集结出足够的选票力量，还得等很长的时间。

    虽然后来约翰逊是因为越南战争的战况日益恶化而放弃竞选连任，但实质上更关键的因素是他已经失去了权力基础。就算没有越战，他也很难期待能够连任成功。是的，他碾过了恩人拉塞尔，碾过了自己的政党在南方的利益，也碾过了自己留在权力最高位的机会。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是个狡猾厉害的政客吗？他够狡猾、会算计，应该能清楚地盘算到一通过“民权法案”，民主党和他自己在南方就完蛋了；但他还是做了这个选择。第一个理由，是他在南方的穷人家庭长大，小时候曾在棉花田里工作过，相当了解黑人的生活与痛苦。另一个理由，则是他无法同时应付国外的越战，以及内部撕裂社会的黑人“民权运动”，只能选择先处理好“民权运动”，再重新处理越战。

    更重要的理由，是约翰逊心怀一个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深信没有人应该过美国黑人那种生活。不管他过去的形象与行事风格为何，推动“民权法案”时的约翰逊是高贵的。他没有考虑自己的连任，没有考虑政党的利益，甚至不是在考虑国家的前途，回归到一个单纯的价值信念——够了，不能再让黑人如此屈辱痛苦地活下去。

    这也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不能再让他所看到的工人生活持续下去。从这样的价值观出发，坚持这样的价值观，总是值得被尊敬的！

    马克思的思想是现代少有的普世价值提供者。他总能给人一份普世的观点，以超越的心态看待巨大的强权。他提出阶级、阶级论，就是为了超越所有代表强权利益的机制，其中也包括国家。

    在阶级立场上，马克思坚决站在工人那边，反对资本家。这背后仍然有一个支持弱势的普世价值依据。我们不妨以一句村上春树的话来比喻这点：

    请容我传递一个信息——一个个人的信息。这是我写小说时，经常放在头脑里的事。虽然我没有把那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深深铭刻在我头脑的墙上。那就是：

    没错，不管墙有多对，蛋有多错，我都会站在蛋这边。对不对，让别人去决定，或让时间和历史去决定。如果小说家为了任何理由，写了站在墙那边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又有什么价值呢？

    不管墙有多对，蛋有多错，都要站在蛋这边，因为墙比蛋坚硬，墙比蛋要强势得多。马克思亦复如此，不管资本家有多对，工人有多错，都要站在工人这边，因为资本家比工人强大多，而且资本家还是靠工人的劳动努力才变得那么强的。只不过马克思不是小说家，而是哲学家，所以他不能把是非推给别人去决定，而是必须坚决地说出工人是对的、资本家是错的的理由。整本《资本论》就是这样一份为工人弱势者而写的“辩护书”。我们可以不同意他辩护的理由，然而，我们应该心怀同情地理解这个辩护立场的来源，也不应该因此忽略他这个普世价值依据的出发点。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在落后、弱势的国家中，马克思思想都大为流行，甚至居于主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也是在中国最弱、最低潮的时代取得的最大进展吗？

    那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让弱势国家能够质疑、对抗帝国主义强权的普世价值依据。

    哲学家和“革命家”

    马克思最强烈的使命感，在于揭发他所察觉的巨大共犯结构。从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上长出了一套维系这份不平等的欺瞒系统，那就是植根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上层结构”。他选择实践使命感的方式，是理论，是知识，是说服。换句话说，马克思自许的最大任务，就是让工人打开眼睛看见自己被剥削的事实，看见那个时代的礼仪、习惯、风俗、制度、社会组织，乃至文学、哲学、艺术都在帮助“资产阶级”欺瞒工人的事实。

    马克思是个思考的革命分子，不是个行动的革命分子。为什么到了20世纪，“青年马克思”的作品被考掘出来会造成冲击？因为那是马克思尚未被迫参与革命行动之前的作品。后来的马克思被塑造成一个行动革命家的形象，和这批文字与思想显得如此不相合。

    1848年前后的欧洲情势与气氛，加上《共产党宣言》的成功，使得马克思分心参与了各式各样的行动，但那并不是他的初衷，甚至不是他的思想理论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哲学家致力于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这句话让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不满于哲学家的空谈，一定是主张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有行动，要有组织，要发动革命推翻既有的秩序，这应该就是马克思的本意，也符合他后来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所塑造出的马克思形象。

    但我们如果仔细阅读《资本论》，从《资本论》上溯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本意真的不是如此。马克思想象改变世界的方式，并不是组织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推翻既有的政权，而是揭发真相、建构真理，让工人知道自己是被剥削的，让工人知道被剥削是因为生产工具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让工人知道当下的生活是一种扭曲、“异化”的生活，让工人知道还有一种没有“异化”前的自然幸福状态。一旦工人知道了这些，产生了追求回归未“异化”前那应然世界的冲动，世界就会改变了。

    工人重新成为自己的主人，拿回了对于生产工具的掌握，回复到了未“异化”的生产关系，那才是应该要有的“改正”后的世界样貌。这一切的主体，是工人，而不是组织，不是革命政党。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哲学家，或更广泛一点儿说，需要知识分子。像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或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实践，就是批判虚幻、揭露真理，这就是他们实践改变世界使命的方式，而不是在批判之外，还从事其他实践性的行动。哲学家与知识分子进行调查、思考，找出真相，使被剥削、受伤害的人能够从“操控”的共犯体系中觉醒，恢复作为自我主人的身份，积极去创造“正确”的社会。这是马克思的理路。

    然而时代的现实将马克思拖离了这条理路。后来担下一个领导工人革命的身份，不再单纯地进行他的思辨。到了列宁手中，更进一步有了“先锋党”的概念，由“党”来扮演工人革命的代理者，在工人完全觉醒之前，由“党”来代表工人进行革命，改变世界。

    “哲学家马克思”和“革命家马克思”，不是同一回事。但“革命家马克思”很快就压过了“哲学家马克思”，成为许多人认知中唯一的马克思。

    我无力否认“革命家马克思”的存在，但又不得不提醒：不能只认识“革命家马克思”，而忽略了“哲学家马克思”。唯有还原马克思的哲学家身份，我们对他的理解才会更全面、更深刻，马克思能够给予我们的当代启发，才会更丰富、更切身。

    马克思笔下那“异化”前的人类状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哲学前提，而不是历史幻想。那是以现实为材料进行回溯的哲学思考，推演出的逻辑命题类似柏拉图的“理念说”中那些理想的、全面的“理念”。这个理想状态的推论是个重要的坐标轴，是我们赖以检验现实的下锚点，让我们能够以它为依据批判现实，找到改变工人看待世界方式的依据。

    马克思之后

    今天我们存在的世界，是个“后马克思”世界，是一个被马克思思想改变了的世界。就连今天的资本主义，都是因应马克思调整过后的资本主义，和“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

    马克思经济学的对照性看法，尤其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必将倾覆的预言，在100多年中迫使资本主义做出大幅修正。100多年过去了，马克思预言的景况并没有发生，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是少数大资本家和多数无产者的紧绷对立，部分原因就是马克思早早做了这样的预言，并清楚地解释这个预言的基本道理。

    在马克思预言的恐吓下，也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引下，资本主义体系有了因应变化。100多年来，资本主义体系持续在进行几项修正：第一，设法混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界限，尤其是让工人阶级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生产决策，并拥有小量资本，打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原本的决然划分。第二，设法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与生产决策权相对开放，不再完全掌握在不参与实际劳动的少数资产者手中。

    至于第三点，则是因为马克思的恐吓与提醒，资本主义体系会注意“游离者”，也就是介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既非此亦非彼，尚未确定其阶级归属的人。100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多增加了许多身份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角色，大大缓和了两者间的冲突关系。各位读者今天的工作与社会角色，几乎都落在这块马克思来不及看到，却部分受他的理论刺激而出现的区域中。

    100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项巨大改变，发生在资本所有权的分散上。股票市场、华尔街、股权、小股东……这也是马克思没有料到，但部分受他的理论刺激而出现的新兴现象。资本对大众开放，工资劳动者可以在从老板手上领取工资之余，拿出一部分钱购买自己工厂或公司的股票。在形式上，他变成既是工人也是资本家，模糊了马克思认定只会越来越清楚、相隔越来越远的阶级划分。劳动者取得了参与资本运作的方式，也就得以介入分享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及其获得的利益，不再是纯然被动的被剥削者。

    整个系统有效地将工人转化为一个职业，而不是一种阶级身份，当然也就大幅削减了阶级意识勃兴的可能性。这个社会除了工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职业。工人或劳动者的利益基础，在他们获得了资本的部分拥有权后，就不再必然建立在工资上。如果压低工资，增加对于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可以有效让股价上涨，那么他手中股票的正面收益，可能就大于他在工资上所承受的负面损失。如此一来，工人就不必然会要反对压低工资的做法了。

    时代改变了，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再以单纯、天真的眼光阅读马克思。马克思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历史的读法，通过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从19世纪的残暴不仁转变为今天相对的慈眉善目。另外一种读法则是借由马克思的理路，省思我们自己对于生活和生命的选择，尤其是认真想想工作在生活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在生命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意义。

    归来

    赫曼·赫赛（Hermann Hesse）的名著《流浪者之歌》中，年轻的悉达多听了世尊讲道，也见了世尊的面。悉达多承认世尊说的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但他仍无法跟随世尊成为世尊的弟子，因为还有一个根本的疑问无法解决——世尊的因缘法唯一无法解释的，就是世尊本身的存在。如果世界就是无明，人看不清因缘而必然陷入痛苦，那为什么会有超脱无名，透悟因缘法而得到解脱的世尊呢？世尊的存在，岂不就等于证明了因缘法是有例外的？因缘法若有例外，那么世尊所说之法，岂不就无法成立了？

    真是精彩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马克思身上。马克思的理论最难解释的，就是马克思本身。他不是个工人，却具备了比工人更强烈的工人阶级认同，还扮演了启发工人阶级意识的角色，这不就表示了阶级意识和阶级身份是可以分离的？如果不是工人的马克思可以认同工人，那么不是工人的资本家为什么必然抱持资产阶级意识，必然剥削工人以致不断扩大阶级差距，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系统土崩瓦解？

    马克思并没有解释自己的存在。但100多年后，我们就很容易替他解释了。他的存在证明了社会上有一种自觉的阶级身份游离者，我们可以将这种人统称为“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知识、重视知识，对知识的信念凌驾于自己的阶级出身，也凌驾了他们的现实利益。马克思是一个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在他的社会想象中给予明确位置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知识与思考和既有世界秩序对抗的人。

    20世纪中叶，西欧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新”字是对应经过苏联共产党改造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在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反而是旧的，因为他们提倡回归原始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将之定义为一种哲学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而不是革命行动的信念与纲领。他们展现了马克思当年最迷人的特质——借由知识与深思质疑社会上流行的价值，为解释现实、设计未来找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奉劝诸君莫忘了马克思——一个点醒我们不要在别人所给予的观念和答案里安逸苟活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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