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改变了人与自己的关系

    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可以暂时先跳过第一章，从第二章开始读起，有空、有兴趣的时候，再回头读第一章。在第一章里，弗洛伊德整理了在他写这本书之前西方有关梦的概念的种种文献。这些文献中有些东西还挺好玩的，然而有没有读几乎完全不影响我们理解弗洛伊德到底要干什么。

    弗洛伊德对于梦的探索，的确具备了高度原创性，以及一套完整的逻辑。虽然他先整理了许多过去对梦的说法，将之归纳为两大派，但他并没有真正要跟这两派做任何实质的对话。他只是要表明：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他确实曾经完整地了解了前人的成果，不过他了解之后的基本结论却只能是——这些都很荒谬，这些对我们解析梦没有任何帮助。

    弗洛伊德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不只是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者。当然他是精神分析这一门学问的创立者，可是他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说法，从19世纪以来，有三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改变了人，改变了人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那就是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谈西方思想史的时候，经常被反复引用的三句话，非常干净简洁地解释了这三个人为什么那么重要。

    第一，达尔文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与以前绝对不同了。人和自然就都不再是上帝的创造物，人也不是上帝特别恩许而造出来的宠儿。人与所有的动物一样，遵从一套进化的原理原则，所以人与自然，人与所有的自然界生物的关系都被改变了。人被降了下来，从上帝宠儿的地位上降下来；但是同时人的地位却又被升上去了，因为人站在进化的最高端。

    马克思呢？马克思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人与人之间有了经济力量的介入，或者更清楚地说，有阶级的介入，我们每一个人都作为某一种阶级成员存在。阶级存在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阶级会在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决定你会相信什么，你会否认什么，你会认为什么是对的，你会认为什么是错的。一个隶属贵族阶级，具备贵族身份的人，充分享受既有状况所提供的利益与舒适，无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维护既有秩序，也就很难不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反过来看，在经济的关系中，在底层出卖自己的劳动，必须依赖众多外在的因素才能活下去，这样的人，这样的阶级身份决定了他不会反对，甚至会热烈赞成推翻既有的秩序。还有，这样的人通常相信世界上没有太多事是人可以自己控制的，他会相信上帝，会相信神鬼，会相信所有这些可能会影响和控制个人命运的外在因素，这都是他的阶级身份所决定的。阶级身份因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彼此对待，从个人层次到集体层次，都逃不过经济以及阶级的介入。

    那弗洛伊德呢？弗洛伊德改变了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之后，人不得不多有一份谦卑——不要再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了解自己。在弗洛伊德之前与弗洛伊德之后，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弗洛伊德之前，很少人会怀疑对自我的了解。自我是一切的起源，是我们作为一个主体去探究任何客体的必然的原点。笛卡儿的论证：怀疑一切，最后，终究有一件事是不能被怀疑的，那就是“我正在怀疑”的这件事是不能被怀疑的。这是“我思故我在”的原意，那个“思”是cogito。cogito带有强烈的怀疑意味，我怀疑故我在，如果我否认了或我怀疑了我自己的怀疑的话，那所有一切都倒了。

    可是到了弗洛伊德，怀疑任何事情不再能作为原点，怀疑这件事本身有其后面的动机，更有造成这些动机后面的无意识、潜意识，这些你自己不会知道。而且这些越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你越重要，就是因为重要所以才被压抑下去。人与自我之间构成了吊诡、奇妙的关系，你知道的关于自己的一切，通通是不重要的。你以为自己是个很慷慨的人，那么慷慨这种个性，一定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你觉得自己是个用情专一的人，一旦你自觉是个用情专一的人，那么用情专一这项特质对你恐怕就没有那么重要。依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一个人会自认为用情专一，八成是因为害怕承担自己实际多情的倾向，“不敢”多情所以才变成一个专情的人。

    很残酷地说，对自我的任何理解，都恰好证明我们不是那样的人。被这样分析了，或碰触过这样的分析后，你怎么还能够跟自己保持原来的和平关系呢？在弗洛伊德之后，人的自我变成一个战场，而且是一个可怕的战场，而且这个可怕的战场不是你能控制的。那个战场上驰骋的战士不是你自己。在你的自我场域中，你反而是被剥夺权利的，主角是精神分析师，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学问。

    从达尔文、马克思到弗洛伊德，中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前后三阶段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发现其趋向是越走越狭窄的。刚开始，达尔文的改变多大！改变了人与外在整个世界、所有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的影响范围就缩小了，他没有讨论动物的阶级性，只关心人；他不管豺狼虎豹它们怎么来的，也不在意豺狼虎豹和我们的关系。再到弗洛伊德，他更集中关心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自我理解多么不适合挖掘出关于你的内在真相。

    个性发展到世纪末出现了颓废

    从一个角度看，19世纪的一项巨大的时代意义，是人对于所有一切外在事物的兴趣，在19世纪到达最高峰，能够被征服的地方都征服了。相应地，所有该被了解的东西也都被纳入知识的范围里了，就算没有完全解决、补满知识的内容，其基本架构、其门类安排，也全都在那里了。人将知识的触角扩到最广，同时也就不得不开始收缩了。于是到了19世纪结束时，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希望容纳所有未知的巨大扩张野心走到了尽头，没有办法继续扩张了。

    并不是说宇宙之间我们都了解了。宇宙当然有其未解之谜，但是宇宙的问题在19世纪人的心灵中，找到了一个清楚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是天文物理学。天文物理学里也逐渐浮现了那个终极的课题，就是：“宇宙是怎么来的？”从19世纪末开始，持续到20世纪，物理学家一直在努力地追溯宇宙的起源。

    有两种方式可以追溯宇宙的起源，一种是朝向最遥远，离我们最远最远的天空边界去找；另一种，19世纪末的科学家就发现了的相反路径，就是去探究最微小的东西，最细微的物体内部的结构。原子结构的发现，在物理学上是巨大的突破，是物理哲学上的突破。原子的构造竟然和一个星系的构造如此相似。怎么会这样？这两样东西，至小的与至大的，是可以彼此连起来的。最广大的与最微小的，如此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在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探究上，出现了终点，人类找到了未知的界限何在。这是19世纪的特殊进展，人类知识不断地扩张膨胀，到后来又慢慢收缩，不是自恋、自闭型的收缩，而是发现了：最广大的问题与最微小的问题经常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世纪末”，世纪末的思想和文化气氛。

    什么是“世纪末”？“Fin de siècle”现在成了指涉19世纪末的专有名词。这是法语，本意很简单，世纪末（end of the century）。每一个世纪的结尾处都可以称为“世纪末”。但我们今天讲“世纪末”，如果没有其他说明的话，指的都是19世纪的世纪末，因为19世纪的世纪末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Fin de siècle”指的是19世纪即将结束时，然后一路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弥漫的思想与文化气氛。

    “世纪末”的特殊文化气氛当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有其前因后果。追究“世纪末”的前因，最好的方法是阅读尼采。尼采正是开启“世纪末”的关键思想家。尼采将欧洲人原本巨大、完整的关怀，对于人类全体的秘密，对于集体现象或集体命运的关怀，进行了大逆反。尼采要人从抽象的思考回到具体存在面向。他认为，抽象的思考是我们作为懦夫，为了逃避生活所发明的种种借口。你为什么不看个体存在事实？你为什么不愿凝视生活？尼采始终如此挑衅着。

    再者，尼采一再强调“个人”，或者说作为个人存在的特殊性质，个人性（individuality）。尼采将西方神学和哲学翻转过来，而以“个人性”为其核心。他为什么反对耶稣基督？他为什么甚至反对人的同情？因为同情就使得被同情的对象失去了“个性”，被同情的对象可以依附在对他产生同情、提供帮助的人的身上，不去面对、解决自己的问题。尼采哲学中有一份冷酷。为什么尼采要强调“超人”？因为人必须超越自己，必须超越自己的限制，超越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追求成为一个“超人”。每一个人都要当“超人”，每一个人都不要等待耶稣基督来救你。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就自己去做耶稣基督救赎自己，不用去同情别人，不用去帮助别人。这是彻底的“个性”，这是彻底的“个人自我中心”的一种哲学。

    尼采的著作是浪漫主义的一支最高最远的火把。火把能够烧起来，能继续烧下去，因为尼采是那个时代气氛的重要代表。浪漫主义要从西方19世纪发展到极致的抽象、理性的集体思考反转过来，问：抽象的、客观的、理性的思考如此重要，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为了抽象的、理性的、客观的思考，而忘掉自己、牺牲个人感受吗？浪漫主义说：不可以。浪漫主义认为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放弃对自我生命的责任。尼采和“世纪末”密切相关。“世纪末”就是浪漫主义从世纪中期之后，慢慢一点一点累积的个人自我主观情绪，发展到了最极致的阶段。个人自我主观情绪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decadence”，我们通常将之译作“颓废”。

    Decadence，它的词根是“decay”，就是一样东西腐败、腐烂、腐朽的过程或状态。最早认为19世纪在走向“颓废”的，应该是马克思。尼采说我们活在一个“颓废”的时代里。“颓废”并不是形容人过着一种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不喝水只喝酒，烟一根接一根，中间穿插摇头丸的颓废生活。在哲学上，或者说在时代的意义上，尼采说“颓废”指称的是所有事物，只要是有组织、有结构、有集体性、有组织性的东西，都在衰败、崩解当中。这是“颓废”，任何原来有结构，看起来站得住的东西，现在都要么散掉了，要么正在溶化解散中。这样的时代是颓废的时代。

    这本来只是尼采在他的一本书《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2]里的一段格言，一段描述。后来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史学家卡尔·休斯克[3]，从尼采那里借来了名词和概念，写他对世纪末维也纳的研究。他以颓废、衰败、消解来统合世纪末维也纳的政治、艺术和思想，写成了《世纪末的维也纳》[4]。1980年卡尔·休斯克的书出版后，关于“世纪末”的讨论就与“颓废”分不开了。

    尼采是对的，卡尔·休斯克是对的。并不是“世纪末”的每个人都过得很颓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切有秩序的东西、有组织的东西、有结构的东西、有架构的东西，都在慢慢地败坏的那种气氛，的的确确是欧洲到了19世纪末，最新、最明显、最突出的现象。掌握这种气氛，同时也就掌握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意义。

    中央中心再也把守不住了

    表现世纪末的颓废，休斯克选择了维也纳作为中心。他分析了维也纳的建筑、维也纳的艺术、维也纳的政治，以及维也纳的科学。为什么是维也纳，而不是其他地方？因为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19世纪初时，欧洲主要的国家都致力于建构帝国，然而到了19世纪末时，欧洲的基本结构却远离了帝国，变成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了。民族主义是19世纪最强悍的主流。

    所谓19世纪，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这超过一百年的19世纪中，发生了什么事？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帝国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看它楼起；接下来又慢慢瓦解，看它楼塌了。在帝国时代，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日不落国”，就连最强大的“日不落国”的典型，大英帝国，对自己的地位都不满意。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或许分布最广，然而旁边有那么多对手帝国虎视眈眈。在帝国时代，这些帝国都像通俗武侠小说中的思考模式，“武林”只有一个，“武林盟主”当然也只能有一个。所以每一个国家的终极野心都是要把世界变成帝国，把帝国变成世界。没有到征服全世界，帝国不叫作成功。

    不过这样的一种整全性的（holistic）、把所有东西都要包纳进来的帝国式逻辑，在19世纪中逐渐走不下去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名诗《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中，有一句传颂很广的句子，说“the centre cannot hold”——中央中心再也把守不住了。句子很简单，却再准确不过地传达了这个变化，即19世纪末帝国的处境。帝国是将所有的、不一样的东西通通包纳进来。用音乐史做比拟的话，帝国就是古典主义的音乐，要将所有不同的元素整合起来，化而为一。中后期的贝多芬同时在做两件事：一方面，他写钢琴奏鸣曲，千方百计地试验单一一种乐器，一个演奏者究竟能发出多少丰富多样的声音；另一方面，通过交响曲，他在试验一首作品中到底可以容纳多少不同的声音。前者是他为后来高度个人主义精神昂扬的浪漫主义开的路，后者则是他将古典主义推到最高峰的贡献。贝多芬的交响曲，老实说就是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大到能容纳所有不同的声音，弦乐、木管、铜管、打击，最强大的与最微弱的，最高音和最低音，最后还要加上人声、独唱与合唱、多重声部，全部在这里。你可以在《合唱交响曲》里找到所有的声音，声音的可能性都在这首曲子中，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一个如同宇宙般多元的声音微型宇宙。

    继承贝多芬的这种追求，还想努力予以扩展的，是马勒。马勒的交响曲比贝多芬的编制更庞大。《千人交响曲》的名号不是随便乱取的，那样一首作品按照马勒的设计，舞台上真的要动员到将近一千个人，两倍大的管弦乐团、合唱团，中间除了要有男女高低音声部，还要有一个大型的儿童合唱团，因为小孩儿的声音跟成人不一样！写完八首交响曲，马勒接着写了《大地之歌：一个男高音与一个女低音（或男中音）声部与管弦乐的交响曲》，里面用了德文意译的李白的诗创作了一整组连篇艺术歌曲，将歌曲人声和交响器乐融合在一起。不过这首作品并没有成为马勒的《第九号交响曲》，他刻意躲开了编号。因为他相信“九的诅咒”，贝多芬和舒伯特都在创作九首交响曲之后就去世了，而且他们的第九号交响曲也都是巅峰之作。马勒觉得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交响曲在他心中没写出来。他一度以为《大地之歌》应该可以是那整合一切声音的终极作品，可是他越写越不甘心。《大地之歌》还不够大，没有大到可以含纳所有他想象中的声音。他还想创作下一部作品，那个终极的作品还没出现，那就不能先用掉“第九号”，只能是《大地之歌》，容纳了大地的声音。马勒同时似乎在暗示：还有空中的、地下的声音没有进来，还有更多的、更伟大的东西等着要出现。[5]

    帝国的基本精神就是这样，然而帝国慢慢不流行了。马勒是个旧时代的拖油瓶，作品一度没人理会，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靠伯恩斯坦的努力，才又再度受到重视。帝国越来越不流行，因为原本帝国内部各种不同的东西现在都要发挥个性，要各自去独立了。帝国逐步消散，民族国家取而代之。民族国家追求，甚至不妨说，民族国家假装一种集体的同质性。帝国是由内部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民族国家却认定一个国家，不管是六百万人或两千三百万人，国家内部的人拥有共同的个性，大家是同一个声音、同一个个性、同一个生命。

    民族国家是呼应那个时代精神的精神发明（mental invention）。使得帝国崩溃的，是对于个性，乃至于对于差异性的强调。尼采批判耶稣基督，说：为什么一个驼背的人、一个瘸子，要去拜托耶稣基督让他们变成正常人？你的驼背，你的瘸，就是你啊！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变成正常的人？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个性。在这种浪漫主义的情绪里，人当然倾向于反对集体。民族国家本质上明明是集体的，却要将那个集体性包装成个性。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国民都分享这样的个性。以国家的个性作为自己的个性，如此既迎合了个性的需要，又保留了集体的系统。靠神话（myth）和一致（unison）建构起了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19、20世纪的主流。这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6]写的《想象的共同体》（The Imagined Community）[7]中精彩解析的重点。创造民族国家需要神话，需要历史，为了说服大家，我们都是同样一种历史的产物，所以当然拥有共同的个性。真正的个体性，寄托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不在个人层次。

    我们还可以借由一致来了解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国歌，国歌绝不会是合唱曲，国歌是齐唱曲，让大家一起唱同一首歌，所有人全部融合在那首歌中，差别的自我声音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共同的声音，你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你。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国，变成人类集体性组织原则中最重要的，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变化。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19世纪帝国分裂过程中，撑到最后还没有转化成民族国家的两个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两个最后的帝国也崩溃了，最后崩溃的，瓦解得最彻底。因为缺乏民族国家的新原则在中间，把它撑住，让帝国消解当中散掉的集体性，借由民族国家这个中间单位把它重新整合起来。当其他国家如火如荼地进行民族国家运动时，奥匈帝国是个落伍的例外。奥地利、维也纳有其光辉，但维持的都还是旧式的光辉。放在民族国家的新运动中看，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在帝国的组织上、在响应民族国家上，两者都一样，它们的帝国是零散的，它们都跟不上时代。这种跟不上时代的状态，在“世纪末”其实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了。于是维也纳就变成了“颓废”最重要的中心，因为维也纳把那个时代集体性正在消散过程当中的所有混乱、所有衰败，彰显得格外清楚。

    维多利亚时代压抑了真实自我

    弗洛伊德就是“世纪末”维也纳的产物。应该这样整理，第一，弗洛伊德是欧洲的产物，欧洲的历史、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思潮起伏流荡，在他身上都留有非常清楚的印记。第二，他是19世纪末维也纳的一项标杆，浪漫主义发展到极致处所产生的问题与价值意识，也都在弗洛伊德生命与思想的底层发生作用。

    在《梦的解析》及弗洛伊德其他作品中，我们会看到：第一，当然还是个人主义，个人是知识主体，同时也是客体。第二，是欲望。浪漫主义反对理性，反对抽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抽象、理性压抑了人的欲望，压抑了人的热情。欲望、热情，个人最真实且最具体地感受到的东西，却在理性、抽象与客观中，被排除掉了。浪漫主义的音乐将音乐的目的彻底改写了，不再是理性结构与秩序的表彰，不是为了要证明声音可以如何被编组成一个完整的实体。音乐应该是出自个人，展现热情、抒发情绪，表达个人感情的一种手段。而个人感情中最强烈的，却在19世纪的社会、欧洲文化的环境中最被压抑，最不被认可的，就是欲望，尤其是性欲。大部分的欲望，在19世纪的欧洲都是被严加看管的。严加看管的来源是理性以及社会秩序，所以倒过来，如果要挑战理性与社会秩序来彰显个人个性，最佳的途径当然也就是通过欲望。

    我们要对欲望这件事情再多说几句，再多做一些背景上的说明。谈西方近代史，常常会看到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Age）或是维多利亚文化（Victorian Culture）的说法。“维多利亚”指的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她出生于1819年，1837年即位，统治英国长达六十三年，1901年才去世。她在位时期，是欧洲的黄金年代，而欧洲最强盛，乃至于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就是她统治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当然很重要。不过用在历史描述上，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维多利亚时代或维多利亚文化讲的不限定在英国，也不是精确地指维多利亚女皇在位的那段时间。维多利亚时代更重要讲的是一种文化与社会气氛，那是很绅士的、很压抑的、很冷漠的，可能也是很虚伪的一种环境与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即使经过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在英国消失。比较“9·11”恐怖袭击事件与发生在伦敦的恐怖主义爆炸，各国媒体都强调了英国人的冷静，英国人的反应远较美国人冷静镇定。这其实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一般刻板印象中不随便表达自己感情的英国人形象，也就是从维多利亚时代建立起来的。讲维多利亚时代，讲的是那几十年当中培养出的行为模式，以及附加在上面的道德意义和道德分量，如此累积训练出的一个社会。那样的气氛、那样的环境，英国最明显、最清楚，却不限于在英国，许多欧洲国家主流社会当时都有类似的特性。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说明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风格及其带来的压抑。你们现在大概没有人读约翰·罗斯金[8]了吧，我年轻时接触文学评论，最佩服的人一个是莱昂内尔·特里林[9]，其次就是约翰·罗斯金。罗斯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表，他和维多利亚女王同一年出生，比女王早一年去世，几乎是完全同时代的人。他是19世纪英国最了不起的评论家，他的评论范围非常广，所有你可以想得到的文化艺术范畴，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他都有所评论，都有巨大贡献。尤其是他重建了一套西方艺术史的系谱，说明了西方艺术史的分期，又提供了各期变化的解释，到今天仍然是这个领域里的基本典范，没有真正被推翻或取代。

    约翰·罗斯金出身于贵族家庭，聪明绝顶，少年得志，所以他就娶了伦敦最漂亮、最有名的女人。可是结了婚，第一天洞房花烛夜之后，约翰·罗斯金就拒绝和太太同房。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或许是约翰·罗斯金是个同性恋。不过当时伦敦社交圈流传的故事是：约翰·罗斯金在新婚夜被他太太的身体给吓坏了。他从来没有看过现实中的女人身体，却看过许许多多绘画、雕塑上的女人身体。别忘了，他是个艺术史家。真实的女人比西方艺术传统中描绘的女人多了一点儿东西。据说，约翰·罗斯金从来不知道女人身上会有那种绘画、雕塑上不会表现出来的东西。他被他太太身上的阴毛，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东西给吓坏了。他不敢相信那么美丽的人，身上竟然会有那样古怪、丑陋的东西！他以为自己明明知道女人该长什么样子，身边的新婚太太却不是，他以为他娶到了怪物。可是他不敢讲，也不能讲，有人从他吞吞吐吐的一点儿信息中猜到了，却也基于礼貌绝对不能去跟他解释，使得约翰·罗斯金一辈子没有办法从怪物噩梦中脱身出来。他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破禁忌、逾越礼法，去告诉他事实。

    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荒谬，荒谬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的时代，人对于欲望看管得那么紧，对于什么叫作礼节、礼仪，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才会有约翰·罗斯金这样的荒谬悲剧。今天的社会中，十三岁以上的小孩儿，不论男生或女生，谁不知道与性器官有关的一切？如果现在有一个青年发生了像约翰·罗斯金新婚夜那样的事，也没问题，他至少有十个电话可以打，去匿名求救。要不然父母、亲戚、朋友，甚至路上不相干的人，都可以告诉他：“哎哟，女人本来就长那个样子啊！”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可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再亲密的人，他的爸爸、妈妈，再要好的朋友，都没有人能跟他讲这件事，因为大家要遵守上流、主流社会的规矩。人必须保持统一的、被别人认定的、在别人心目中对的、有风度的外表。你必须要有礼貌，你的礼貌包括在对的时候说对的话，用对的词，用对的语气，用对的表情。

    不礼貌的行为中，包括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感情让人家察觉。例如说失神地盯着别人看，那不可以。例如说有人让你受不了时，做出比嘴角微微牵动更大的表情变化，那也不可以。那个社会从一个角度看，人和人之间必定和平相处，只能够和平相处。但是那种和平付出的代价是：每一个人绝大部分时间都戴着面具，没有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不断被压抑，不断被掩藏。因而那样的社会的反面，就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会有种种发泄与解脱的行为。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是清教徒。17世纪为了宗教信仰而跑到北美洲的清教徒是从信仰层次反对任何与欲望相关的东西。维多利亚时代表面上与清教社会有类似之处，但底层却差很多。清教规范是一直管到内心，维多利亚时代的规范却只管表面行为。表面干干净净、潇潇洒洒、礼礼貌貌，背后却有兽性的一面作为发泄，这就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充满冲突紧张的两面性。

    那个社会对行为的要求如此严格，让人不能不追求发泄，然而在发泄时又忍不住看不起自己，内在灌注了强烈的罪恶感。罪恶感就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另一个普遍藏在社会每个角落的重要特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追求什么？他其实最想追求真正的自我分裂，意思是说，我一个人拥有两个不同的自我，这两个自我从来不碰面，这两个自我谁也不理谁。然而，这不可能。当他做一个礼貌的人的时候，他会清楚感觉到内在的痛苦和压抑，有一些东西在心里快爆炸了；但当他在阴暗中爆炸发泄时，又会有那个良好礼教的人在指责：“你是动物吗？你配做一个文明人吗？你没有羞耻心吗？”

    维多利亚时代不是英国的专利。19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许多主流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都有同样的现象。尼采的著作，不也就是针对一个虚伪的社会的爆发？人为什么要活得这么虚伪？人为什么要用虚伪的方式活着？为什么绝大部分时间，人不是在过自己真正的生活？人应该去追求真实，做真实的自己，过一种真的、人的生活。这是尼采的哲学性表达。会如此表达，正因为当时很多人必须在生活中面对这些问题。

    尼采是如何表达的？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反复号召大家去过“自己的生活”，不过他自己的生活却从来不在人群间。他跑到山顶上去，下山时他是一位导师，身边围着一群学徒。他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讲话，他的生活很单纯，甚至可以说很抽象。他训诫人要像太阳，要像日正当午，要像高山，却并没有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怎么吃才算是忠于“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面对欲望时，和一位美女相处时，该怎么过才算是“自己的生活”？查拉图斯特拉没有老婆，没有情人，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欲望的对象。他看不起那些要人清心寡欲的人，可是老实说，查拉图斯特拉其实也挺清心寡欲的嘛，他不追求财富，不追求女色，也不追求美食，更不追求富足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办法这样过日子吗？当然没办法。所以，作为那个时代精神高蹈的、火炬般的展现，尼采是了不起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从尼采那里得到生活上的解放。

    精神医学从研究歇斯底里开始

    生活上的解放需要靠别的力量，其中一个协助的力量就来自弗洛伊德的职业——精神分析师。这一行跟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虚伪的气氛密切相关。虚伪的社会给人带来压力和罪恶感，产生了那个时代很普遍的病症，叫作歇斯底里症（hysteria）。弗洛伊德最早作为一个医生所治疗的主要对象，就是歇斯底里症患者。歇斯底里症也是弗洛伊德在写《梦的解析》之前，最核心的研究专科。研究、治疗歇斯底里症在当时算是个好行业，市场很大，有很多人需要。在那样的环境中，谁能没有精神疾病？连像约翰·罗斯金那样有学问的人，都如此压抑，只不过为了那一个晚上看到的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就困扰了一辈子。

    表面的礼仪与背后的欲望不断纠结，等到这两者之间再也没办法确切分开时，歇斯底里症就钻上来了。男人，不管在哪个时代，在哪个国家，通常会诉诸酗酒来寻求解脱。酗酒在19世纪的欧洲主流社会非常严重，但是男人之间不把酗酒看作问题，因为如果连酒都不能喝，不能大醉烂醉的话，要怎么活下去？最近有很多关于19世纪的酒馆（tavern）或酒吧（pub）的研究。酒馆或酒吧怎么来的？它们在19世纪英国社会、欧洲社会发挥的功能，很像中世纪的“嘉年华”。那是一个被区隔开来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可以让你去闹，让你去嬉戏喧哗，让你借酒装疯，暂时解除礼仪的约束，暂时离开这个空间以外的社会加诸你身上的种种要求。男人在那里解放自己，得到短暂的逃避治疗。

    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却连酒馆或酒吧都没有，所以她们只能靠歇斯底里的情绪爆炸来解放自己那个压抑已久的心灵能量。在19世纪，就相应产生了一些到今天还颇流行的偏见：例如认为女人很歇斯底里；女人会用歇斯底里的情绪来处理事情，不像男人那般冷静理性；认为歇斯底里是非常女性化的一种病症；甚至认为女性个性中本来就藏有歇斯底里的因子。

    弗洛伊德及他从事的行业，最早就是从应付、治疗上流社会歇斯底里症开启其端的。他们要找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对付歇斯底里症，因而产生了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精神医学是一个新兴行业，也是一门新兴学问。精神医学和之前对于人的研究，例如哲学、心灵哲学、哲学人类学等都不一样。精神医学不是要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产生如此行为，他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精神医学要知道的是到底这个人主观感受到了什么，他的感觉及思考系统，也就是他的“精神”中有些什么样的机制使他如此感觉，如此思考。换句话说，它与从前的对人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重大差别。哲学是用一种客观的方式去了解人作为一个客观现象；精神医学却是用一种客观的方式，试图去了解人作为一个主观感受者，其内在所进行的过程。

    这里产生了前面提到过的奇特知识及权威关系。精神医生以专家的身份出现。他以专家身份的研究对象，是你的主观，你在想什么，你在感受什么。这个时候必然扭转，甚至扭曲了你作为自己主观意志，作为自我认知的那个主体。有一个人要来理解你，然后要告诉你其实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也就是说，一个外在权威套到你身上，要来告诉你你到底真正在感觉什么，在想什么。这种权威角色的形成，是19世纪末维也纳的巨大贡献。维也纳是精神医学及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地。从研究、治疗歇斯底里症开始，这个学科慢慢取得了作为人类主观意识的权威解释者的地位。精神医生的角色一步一步提升，功能也逐渐扩大。在提升与扩大过程中，弗洛伊德以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很大的推力，推动精神医学跃过一个高高的门槛，进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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