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集体的压抑？

    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的那种叙述实验，后来开出巨大的空间。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梦的诠释，以及用在梦的解析上的解析法，和卡夫卡有很密切的关系。卡夫卡的寓言文学的鲜明特色，一者来自犹太教，二者来自梦。卡夫卡的寓言最像是梦境的转述或转译，梦的幻象对人生产生的寓言作用。卡夫卡的文学还有第三项来源，那就是不同的叙事关系，叙述文本本身作为世界，而不是去追模一个世界，这是卡夫卡与现代主义带来的巨大改变。而这些文学上的新奇现象，都和弗洛伊德脱不了关系。

    弗洛伊德不只建立了新叙述，还建立了新的美学。从弗洛伊德理论衍伸出的新美学，在超现实主义上表现得最清楚。超现实主义运动除了在绘画上展现出一种诡异且瑰丽的成就之外，还开发了一片原来弗洛伊德处理过，却处理得太干净、太简化的领域，那就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用“超我”来总括集体与社会的影响，每一个个人，形成自我时，有一股力量来自原欲，另外有一层巨大的力量来自社会，来自群体，来自“超我”，因而造就了复杂的个人个性。到了超现实主义那里，这些人是艺术家，不是精神分析学家，也不是精神医师，所以他们就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各取所需。他们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压抑说法，利用艺术表现积极进行对于自我欲望的挖掘与释放。将之视为双重战线的作战，一方面处理自己内在的压抑管制，另一方面也就同时挑战了社会上的压抑禁制。解放自己个人欲望，每个人多解放一份自己的欲望，也就是你协助让那禁制机制垮台的一份贡献。表面看起来是扰乱文明秩序，却吊诡地成了今天文明重建或者明天文明要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必要条件。解放自己的欲望不只是为了个人健康的理由，解放自己的欲望还转成了另外一种社会道德的行为，而且个人与集体互为隐喻，彼此穿透。

    再进一步，活在这样一个集体压抑的社会里，作为个人的个性无从建立，而一个因此不健康的个人，会回过头来变成社会的包袱，变成社会的压力。借由超现实主义的活力与实践，欲望的解放、欲望的表达，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不断来回辩证，推演出丰富多层的意义。而几乎每一层不同的意义，之后在20世纪的艺术运动中，都发展出一套艺术风格来。

    前面一开头就提过，从达尔文到马克思到弗洛伊德，这些思想潮流越来越朝个人趋近，越来越个人化。弗洛伊德的整套理论都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根基上，讲的都是个人，从诠释个人出发，集体与社会只是个人的压抑来源。可是从20世纪30年代，新一波与种族、优生有关的集体主义兴起，就开始跃动着一个可能的议题：那么民族或种族集体，也会有其精神结构吗？弗洛伊德在个人层次开发出来的理论，可能以什么方式运用在以民族或其他团体为单位的认知研究上吗？

    关于集体精神，弗洛伊德写了《文明及其不满》《图腾与禁忌》《摩西与一神教》，都是大的题目，不过其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隐伏的。主要因为最狂热的集体现象出现在纳粹德国，而纳粹对犹太人弗洛伊德的理论，抱持着高度敌意的态度。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省战争，尤其反省纳粹德国的集体行为，让这个想法由隐而显，又开启了一个精神分析的新空间。纳粹德国的暴力行为，多么像罹患精神疾病的人会做出来的！像德国那样一个群体，是否有其集体的压抑、集体的精神扭曲，以及集体的歇斯底里症？战争是不是在集体层次的原欲解放？这些都是很吸引人也很重要的大问题。这是弗洛伊德理论合理的拓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讲，民族是靠种种想象打造出来的。想象的历史、想象的共同祖先、想象的共同文化，这些，是民族形成中真正的基底。在此基底上，民族会有一套价值观，规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套记忆，评断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可鄙的。对于被认定为错误的，被评断为可鄙的，社会集体内部也会有一种机制予以压制到黑暗里去，使之不至于浮现。可是压抑久了，能不爆发出来吗？是不是仍然要趁管制力量不注意时，以奇怪、扭曲的形式呈现出来？用这个方式来看台湾地区的历史，或许会有些不同的看法。

    蒋勋说的：台湾地区的文化是“减法的文明”，所谓“减法”实质上也就是不断的压抑。后面的人就将前面的记忆压抑掉。可是记忆无法被取消，只能被压抑，因而被压抑掉的记忆，终究会用某种方式展露甚至爆发出来。台湾地区成了集体潜意识的变化温床。例如台湾的日本人经验，台湾的日据时代经验，一直到今天，终战超过六十年了，都还有人不愿意去面对，还有人在积极扮演监管者的角色，一定要将那些记忆用各种方式压抑、改造。有些台湾人对于日据时代的特殊温情怀念，实质上不就是集体潜意识的展现？如果没有记忆上的强大压抑，也就不会有用这种方式的扭曲展现。

    弗洛伊德的理论虽然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从个人主义出发，然而其中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甚至可以朝群众研究（crowd study）和群众心理学（crowd psychology）发展。“群众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尝试如何将弗洛伊德从个人心理学分析观察的机制，移来诠释集体行为。

    泛性论太简单又太流行

    美国人说的笑话，取笑的对象，第一名是律师，第二名就是精神医生。因为精神医生收费很贵，经常说荒唐的话，而且几乎每句话都跟性有关。这三个条件就够让大家喜欢取笑精神医生，而且让取笑精神医生的笑话格外容易引起共鸣。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全归咎于祖师爷弗洛伊德。不过公平地说，弗洛伊德要负最大责任的地方，是将所有的心理创伤都归结为与性欲的压抑有关。他的《性学三论》，就是一套细腻且带有戏剧性吸引力的性导向精神诠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的性导向精神诠释，很早就引起很多质疑。事实上，他的理论中，最早激发反感与批判的就是这个以性为分析根本的概念。他的两个大弟子荣格和阿德勒都在这件事上，和他分道扬镳。荣格发展出“原型理论”，阿德勒则是将重点从性欲转到攻击性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固执且好强的弗洛伊德，因为弟子这样的“背叛”，反而更坚持以性欲为中心的分析原则。“泛性论”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和精神医学之间最大的差别。精神医学越来越远离“泛性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就越来越以“泛性论”为其核心特色。“泛性论”使得精神分析很难被医学接受，但反过来，“泛性论”却又让精神分析获得了最多的社会好奇，尽管常常是“挂羊头卖狗肉”为了公开谈论性的借口，也常常是戏谑嘲笑式的表达。

    “泛性论”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最容易上手，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使用的。反正只要到处看到性象征，就是弗洛伊德，就是精神分析了。看到总统府的钟楼就看到一个巨大阳具；看到山洞就看到女性的阴户。反正有凸的就是男性，有凹的就是女性，所有的东西都很好解释，因为通通都是性欲的表现，太简单又太流行了，以至于使得精神分析在专业上很难站起来，却同时让精神分析大受欢迎。

    “泛性论”所含的种种问题，不是今天才被注意，被讨论的，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了。我们今天要做、该做的，不是拿“泛性论”来否定弗洛伊德，而是先滤掉那些夸张、极端的主张，理解弗洛伊德理论的主体。掌握了主体之后，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得更全面，可以再将这些夸张、极端的内容补回来。一百年来，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几乎从来没有停过，累积经历了这么多的批评，弗洛伊德还没有被瓦解，没有消失，因为他确实开启其端使很多事情变得可能。我们今天是去回溯这些后来影响重大的可能性的来源，用这种态度来阅读、认识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对象征很敏感

    阅读弗洛伊德，接触精神分析，我们进而可以将精神分析概念拿来作为阅读其他人文著作的工具。作为一套诠释方法，精神分析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最基本、最简单的层次，是帮助我们察觉或诠释象征，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在文本表面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东西。以乔治·德·基里科的画作为例：一只高高的烟囱，旁边有拱门，拱门有一个接一个的圆拱洞，在一个圆拱洞的两根柱子中间，远方的视野处恰巧有一个小小的火车头经过。在画面的前景，一片单一颜色间，有一颗几乎看不见的小石头。[35]这样的画面借由加上精神分析的眼睛来观察，会看到：凸出来的是雄性象征，凹进去的是女性象征，两根柱子之间所形成的夹缝，又有冒烟的火车头正要经过，里面的性意识就很丰富、很饱满了。然后还有那颗似有似的无小石头！

    精神分析对象征的敏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用在看电影上，电影里充满了瞬息即逝的画面。例如说摄影镜头这样摇过去，扫到一片黄昏沙漠，沙漠景物的尽头，站着一个叼着烟的大镖客。可是具备精神分析敏感度的阅读者，会在那个空镜里看到一株仙人掌，为什么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出现前要有一株仙人掌？[36]这就是诠释的空间。电影将许多信息压缩在里面，细心的阅读者可以从中挑出很多别人不会注意到的东西。还有，电影的运作，构成其内容的声音与影像画面，有很多不是我们的理智可以当下清楚、完全捕捉的。看完一场电影，其实你说不明白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大部分的内容是经过直觉进入你的潜意识里，由潜意识而非显意识来接收。那个沙漠空镜摇过去，你哪会注意到有一株仙人掌，可是在你自己不自觉的情况下，先看到那株仙人掌，就会影响到你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感觉。仙人掌先达到你的潜意识，于是你会觉得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格外威武英勇，或许觉得他格外特立独行。再进一步分析，或许仙人掌和他嘴里叼着的烟就形成了一组隐喻效果。

    电影一秒钟有二十四格，没有人是一格一格看电影的，我们看到的本来就是这众多影像格子连接在一起造成的假象。电影和梦最相似的地方是，都有许多琐碎的东西夹杂其间。镜头是设计过的，但再“干净”的镜头里还是有很多不重要的景象。这些景象不会因为不重要就不出现，也不会因为不重要就不进入我们的意识里。这些不重要的景象就像梦里所使用的日常生活琐碎片段般。任何一个人读过弗洛伊德的，多读点儿弗洛伊德的，进到电影院就会很容易看见不一样的东西，就会很自然地想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去分析电影。

    一个最简单的层次，是去读出画面中的象征。再深刻一点儿，还可以用精神分析去分析角色的性格，分析情节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带入精神分析的知识，让我们更进一步感受银幕上的人物在想什么，在感受什么。诠释的重要功能，不在于给固定答案，而在于寻求更丰富意义的途径。

    在现象与抽象之间雄辩

    弗洛伊德研究过可卡因在麻醉上的应用。研究这个主题时，他和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太太，分隔两地。为了要去见女友，以至于在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他没能参与可卡因用在眼科手术上的实验，而他错过的那项实验后来成为确立可卡因麻醉作用的里程碑。之后，弗洛伊德经常提起这件事，讲到差一点点他的名字就会随着这个重大实验写在历史上。讲的时候，他会将重点放在：即使如此，我不会因而怪我的未婚妻。

    他怎么可能真的不怪？！事实上一再讲，就是为了借机让人家知道他在可卡因研究上的贡献。他是个很有野心，也很计较的人。同时他是个拥有各种雄辩技巧与雄辩策略的人，能够用各种方法让人家听他的，受他的影响。如果他不是那么雄辩，就算他再有主见，建构理论的本事再大，都不可能承受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攻击，一直死守捍卫自己的那套系统。

    他的雄辩，很重要一部分表现在穿梭、来回于现象与理论间，现象与抽象道理的灵活运用上。另一部分，则展现为擅长利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来吸引注意。弗洛伊德受到当时正盛的科学主义影响，追求非常严格严谨的规则。在《梦的解析》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极其严肃地讨论：梦的材料究竟应该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还是可以更久。他坚持要定出严格的规范，做梦的当天发生的事情是梦的材料。他喜欢断定很明确的规律和规则，他总是将话讲得很满，不留什么余地。而且对自己讲得太满的话，还很不情愿放弃，这又反过来构成了招引众多批评和攻击的原因。

    了解弗洛伊德这种基本个性，我们就可以跳脱“对不对”的讨论，放掉对弗洛伊德理论许多枝节的挑剔——有太多可以挑了——去体会，去欣赏弗洛伊德理论中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里、在文本里读出更多可能答案的地方，那么弗洛伊德会是一个很好的陪伴者和协助者，用他特殊的风格陪我们看到更多彩、更复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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