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二篇）

    文/王天宁

    我家楼下有一小块花坛，开着野花，种的都是冬青。平时无人打理，即便冬天也能在茫茫白雪中露出一丝绿色来。花坛的中间被辟成空地，这是比我还小的小孩以及年轻母亲的聚集地。那些小孩还须妈妈抱，没几个会说话；大一些的被放在学步车里，反正倒不了，家长任他四处去，咿咿呀呀，手舞足蹈。

    我和这样小的小孩子们，照样玩不到一起。

    沿着小公路向正北走，走到头，就是一家副食店。它破破旧旧的，挡雨的铁板被水锈得紧，踩着台阶上去，隔着一道玻璃与店主交谈。小店里黑洞洞的，看不见货品。想买什么跟店主说，她就会拿给你。

    副食店的店主是一老太太，那时的她大概和我奶奶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是很老的老人。她喜欢小孩，像我这么大的小男孩，正皮，讨嫌，她却一点儿不烦。我家的零零碎碎都在她这儿买，每次我妈带我来她都摸摸我的头，塞给我泡泡糖之类的小零嘴儿。对人说“谢谢”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老太太对每个小孩都感兴趣，然而小孩中只有我隔三岔五地来。有时我妈与另外一些真正的家庭妇女去买菜或闲逛时，她就把我放在副食店，由老太太负责看管。她回来再隔着玻璃窗把我抱出来。我喜欢副食店，因为这里除了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还有一只通体姜黄的猫。

    副食店的店面异常窄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加上后面的货架就把它塞得满满当当的。晌午我坐在桌前陪老太太晒太阳，大猫也趴在桌子上，长尾巴来回扫动，阳光下毛茸茸的，灰尘在搔我的痒。

    有时我陪老太太在副食店里会待很久，她和我说话。说的话我又听不懂，她怕我烦，从货架上拿出好多零食给我吃。那时候我在搜集干脆面赠的小卡片，把干脆面一包包拆开了，拿了里面的卡，里面的面饼一口不动。她也不气恼，我妈来接我，她把拆开的干脆面放在货架上，把卡片塞进我的裤兜里，叮嘱我不要对我妈说。

    听老太太说，袋子里的面饼，最后都叫她和她的大猫吃了。

    有一次我爸因为应酬到很晚没回家，我妈也同那帮妇女去逛街，天都黑了也不见影儿。那是我第一次在副食店一直待到晚上。昏黄的灯泡一开，店里四处散落着阴影。钟表的滴答声异常清晰，仿佛时间都静止了，世界上只剩我和老太太还有大黄猫。终于我妈的脸出现在玻璃窗那儿，我隔着桌子向外爬。听到老太太用济南话说什么，平时她和我在一起都是说不标准的普通话，这次却说起济南话来。我疑惑地看她，看了半天才明白，她在对那只大猫说话，她举起它的爪子，要它和我告别。

    上小学以后我们就搬了家。再一次去正觉寺小区也是三年后的事儿了。整个小区被翻修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幸好花坛还在，小公路还在，只是那个副食店不在了。

    听我妈说过，那个老太太是孤寡老人，陪伴她的只有那只通体姜黄的大猫。副食店被拆除以后他们去了哪儿，靠什么生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济南的最初的记忆，就老太太和她的大猫以及副食店，他们同那一包包被急匆匆放回货架的干脆面一样，成了这段记忆中最特别的一部分。

    大教堂 小教堂

    我住在县西巷那会儿，从我住的大院子里出去，经过一个常年散发恶臭的茅厕，经过几个房屋破旧得几乎垮塌下来的副食店，最后还要经过一座桥——它低矮得几乎淹没在马上就要断流的溪水里，小教堂就在街角。小教堂的北边就是大明湖的正门。

    那教堂实在太小，说是民居也不会有人怀疑。它小到没有名字，住在附近的居民也鲜少看到教徒走进去。我一度怀疑它就是一栋民房，守着它的是实打实的一家子。那家的男人经常坐在教堂的门槛上呼噜呼噜地吃一碗看上去脏兮兮的面条，似乎很好吃的样子。家里的小孩——小女孩，年龄与我相仿。打扫教堂和院子的工作几乎都落到当家的女人身上。那女人长得矮，却生得好生健壮，一双手骨节粗大，打扫庭院的时候看见她包着红色的头巾，脚上的鞋是我爹妈小时候穿的千层底，一副农村妇女的打扮。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后来我上小学，我在县西巷一直待到上初中。那家人日复一日地守在那里，仿佛战士坚守阵地。女孩子长大了，她的爸妈却瞧不出变老，或许相对种庄稼，维护一座教堂是一件格外轻松的事情。

    大教堂是在洪楼的那一座，那是一座极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维护。逢周末在教堂的侧屋举行心理援助活动——免费的。以前我去洪楼都是远远地看它，从早晨到中午一直到晚上，它在各种天光的照耀下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色彩。直到今年暑假，我才第一次走进它的大门。

    那天下午热得出奇，教堂的长椅上挤挤挨挨坐了好几排人。讲师模样的女人站在讲坛的正中央，我不知是不是应该叫她修女——她没有穿电影上常见的独属于修女的黑色的大袍子。那个下午她讲的内容是基督教的起源，我实在看不出一众听众中有多少教徒。一些年轻人听了一会儿，不耐烦了，便从侧门溜出去了。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坚持到最后的人——年轻人。

    彼时我因为高考成绩没有达到所填报学校的要求，等待下一次征集志愿。想未来似乎蒙着拨不开的黏稠的迷雾，前途一片迷茫；想读了十二年的书，每天起早贪黑，冷桌子热板凳地受着，怎么就被最后一场最残酷的考试大将了一军？那次我走进洪楼大教堂，只是任脚步操纵身体，我走进这个神圣的地方，也只是想寻求心灵的解脱。

    记得那个炎热的下午，我对着巨大的耶稣像，问女讲师：“如果我求耶稣保佑，他会保佑我吗？”

    “只要你足够虔诚，耶稣的爱是博爱，他会保佑每一个人。”

    于是，在那个夏日的午后，听众都散去，偌大的教堂里只留下我和那个女讲师。空气里飘着一些浮尘的气味。我面对耶稣，深深地低下头去。不知过去多久，我侧过脸看见女讲师静静地站着，傍晚的余晖在教堂的地面上洒了一片。

    耶稣低垂的面容，在夜色中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女讲师在讲述的过程中，一再向我们提及耶稣的爱是博爱，对此我深信不疑。在第二次征集志愿中，我填报了另一所心仪的大学，而后一切顺风顺水，如有神力相助。我不是信奉鬼神的人，但冥冥之中似乎确有力量帮助着我。

    如今我在南方读书，有时想想济南，想象着再过半年回去，济南会变成一番什么模样。但我确定：不会变的，是一直矗立在那儿的大教堂、小教堂，是广博的爱，是不曾更改的信仰。

    这样想时，小时候的小教堂与后来似乎在冥冥之中帮助我实现梦想的大教堂隐隐约约连成一片。每当我思念济南的时候，它们就在我眼前不断浮现着。

    白吉馍之味

    我小的时候，人懒嘴刁，每天早上临上学才起床。晨起没有胃口，我又实在对我妈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玉米渣子粥和西红柿鸡蛋面条厌烦至极。推说不饿就蹿上我爹的小摩托，催他快些骑，要迟到了。

    其实人是饿的。当时我住的县西巷和我上小学的地儿隔着老长一段距离，骑到半截儿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叫。虽然发动机的轰鸣声能迅速彻底地把肚子的抗议声扼杀在襁褓里，但备不住那种透彻的饥饿感贯穿我的全身。但饿是不能说的，否则我爹会说一车责备我晚起又不好好吃饭的话。当时我打定的主意就是喊肚子疼。

    这方法如我意料之中奏效。我爹就把车停在路边，“万隆超市”，我记得这块招牌。绿底白字，我爹的摩托车就停在这家超市旁边。他不停询问我，要不要吃药，要不要上厕所，声音里带了急的。恰好那时一辆灰色的三轮车停在我们身边，车上架着炉子，小锅里咕噜咕噜地冒泡，一大摞烧饼被妥帖地安置在玻璃罩子中。这小摊的名字很奇特，一面白色的旗子插在地上，上书三个大字——白吉馍，歪歪扭扭，却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判断。

    锅子里的香味是稀奇的，是我妈做的玉米渣子粥和西红柿鸡蛋面条永远无法与之媲美的。这叫我的肚子饿得几乎真疼起来。

    “你想怎么样？”我爹继续问着我。我用手指指那摊子：“给我买点儿吃的就好。”

    我爹把嘴角很深地撇在一边，从摊子上买了一块白吉馍塞进我手里，并且警告我吃的时候不能抹到他后背上。

    那是我第一次吃白吉馍。烧饼煨在炉子一边，烤得嘎嘣脆，切成碎末的猪肉块儿饱满多汁，一咬满嘴香。而混在一起的面粉和肉，途经嘴巴、食道，一路下滑并且填充满我饥饿的胃的特殊感觉，给了我深深的满足感。

    因为买白吉馍耽搁了时间，所以那天我是踏着上课铃走进教室的。前两节课，我的一张嘴里始终弥漫着白吉馍的味道。课间操过后的第三节课，我一想起白吉馍的样子，饥饿感再次向我袭来。

    那时候我还没吃过肯德基、麦当劳一类的洋快餐，必胜客这类现在都很少舍得吃的更是想都不敢想。自那天起，白吉馍成了我每天的早饭。为了早些吃上白吉馍，我甚至比以前的任何一天起得都早。摊子是不变的，停在万隆超市旁边的那一车家什，老板是夫妻二人，一个烤烧饼，一个切肉，忙活起来格外默契。

    我把白吉馍作为早餐持续了一年之久，竟从没感到乏味。白吉馍是陕西名吃，我和那对夫妻聊起来，两人自称陕西人，可他们的口音，分明是带着济南腔的普通话。其实只要食物好吃就可以了，他们是哪里人我并不在意，甚至觉得他们很可爱。

    然而一年后我的一次体检，却阻断了我和白吉馍的情缘。那天晚上我妈下班途经省中医院，到那儿领了我的体检结果，回家后才发现一项指标高得出奇。她骑自行车返回省中医院，那时候医院已下班，走廊里寥寥几人，她拉住一白大褂叫人家看体检结果，那人轻描淡写一句话叫我妈一下子愣住了：“一般得了肝炎这一项才高。”

    回家后她与我爹都吃不下饭，训斥我，以为都是因为我每天早上吃那什么不干不净的白吉馍才得了这病。我那时以为肝炎是得了即刻死人的病，急得大哭。我爹妈在一旁叹气，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

    好在第二天我妈从在二院当护士长的朋友那儿打听到，但凡小孩这一项指标都高，与肝炎无关。侥幸逃过了一劫，然而即使我再饿着肚子，我妈也不准许我在外面的摊子上随便买吃的了。不久，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大爆发，吃白吉馍成了我家绝对禁止的行为。

    后来我曾回了趟小学，那几栋教学楼被不断翻新，条件比我上学的时候不知好了多少倍。万隆超市的招牌一直没换，被风吹雨打没了一开始的样子。只是那对卖白吉馍的夫妻，还有那一车家什，早就没了去向。

    如今我回想起白吉馍，满脑子还是我第一次吃的场景。时间如白驹过隙，匆匆而去。白吉馍好吃到叫我惊奇的味道，也只存在于我童年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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