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活力：一项唯物史观的考察

    社会活力是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它既是对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动力问题的深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因此它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社会活力是实践基础之上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不断生发、展现和提升的动态过程，社会秩序是实践基础之上人的个性、自由、规则不断塑造、积淀与完善的过程。整个人类社会进步历史就是自由与秩序、社会活力的秩序化与社会秩序的活力化相统一，共同走向和谐的历史。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1]，而人的一切活动，包括人的社会生活又都是社会实践，因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我们理解及拓展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提供了启发性的洞见，也将表现着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及能动性的社会活力的历史及实践意义突显出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革命的、实践的社会历史理论，其核心精神不仅仅在于揭示和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在于敢于积极面对社会现实，在社会变革与社会建构的现实要求中开辟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的具体化路径，彰显其实践价值与创造本性。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远远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那个时代，无论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历史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生态，还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生活状况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结构、社会发展的内在运行机制、社会主体的实践选择等方面也提出相应的范式转变需求。理性地评价与反思中国社会的活力图景，既是时代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使命，也是实现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及实践基础。

    一 全球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社会活力的现实境遇

    如果说改革开放可以看作中国社会由死到活地充满生机、繁荣发展的“第一次革命”的话——因为中国为力图挽救严峻的社会现实做出了种种努力，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将中国社会发展持续不断的活力激发出来，让社会重现活力与生机，使得改革开放前后两大历史时期出现完全不同的活力景观，即“社会有机体由死到活的转变，社会主体活力的压抑到释放、整个社会活力的萎靡到迸发”[33]，那么当今世界历史进程的加速及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即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则可以看作是让中国社会发展实现了“第二次革命”的现实境遇，为中国社会实现充满创造活力的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与机会。

    全球化涉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基本特点，涉及对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因此是研究社会活力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背景。全球化的浪潮已真真切切地影响了我们经济、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场世界范围内、永不停歇地多维竞赛——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把所有国家都卷入其中。全球化不仅仅是指“一个生气勃勃的、由那些经济行为主体（所谓全球运动选手）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所操纵和控制的世界经济的出现”[34]，或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扩张，它其实是如同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的全球化”，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35]。社会关系的强化，拓展了社会交往的范围，也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变迁，造就了多极化的政治格局和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影响着民族身份意识与自我认同、个人的生存境遇与社会运行。社会关系强化的趋势迅猛且不可逆转，将机会、困难、危机与挑战共同摆在各个国家面前。如何能够积极应对全球化，既充分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因素，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地发展，以赢得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稳定地位，又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将自古以来开创的思想文化传统不断传承延续，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以保持社会发展的生命活力与创造活力？全球化的境遇和挑战需要我们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协作中，在全球化的立体性、复杂性与过程性中思考自身的创新责任。创新责任，是为激活、确保、增强社会创新能力提供充足的创新条件、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公正的价值判断标准，能够为社会充满活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激励及动力支持，使社会焕发出创新的活力。

    信息化时代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在信息化的逻辑中，技术革命、网络工程、时空文化、传媒文化正以巨大的变革力量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把我们带进后工业信息时代既真实又虚拟的网络社会。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本身已形成了一个多元、无限的空间环境，并且快速融入到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构成了一幅建构在“比特”上的数字化生存的文化图景，多角度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幅全新的、活力四射的颇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图景，真切地展现了传统社会空间与当代信息网络空间“矛盾二重性”[36]，以及网络空间与真实社会空间之间互动所孕育的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交往的新的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网络空间作为社会现实空间的投影，它具有超越现实社会的特点，现实与虚拟的结合使其更具复杂性，技术特点和物理建构使其更具匿名性、超时空性，它比现实社会空间更活跃，更具生命力。信息化一方面改写了社会结构，使之成为“一个高度能动的开放系统，乐于创新而不危及它的平衡”[37]；另一方面也对诸如城市空间、文化习俗、权力关系、伦理规范、社会运行体制、文明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重组与重构提出要求，也对如何确保网络空间源源不断的活力生发机制，以促进现实社会空间健康、有序且充满多样性和创造性的持续发展，以实现数字化虚拟世界的真正隐喻——“对现实社会空间中秩序的空间化”[38]（the spatialization of social order）提出思考。

    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它的拓展与深化带来许多问题：如空间极化、空间同质化、车行交通空间拥堵、居住空间紧张、公共空间缺乏、阶层分异、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城市经济二元化、超城市化、城市空间隔离等，直接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与活力提出挑战。城市化进程既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生活不断成熟与丰富的历史，也是突显空间的象征性意义、不同人的生命体验、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的交流沟通的历史，因此城市是进行社会与历史研究的必须视阈。建设好的城市，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在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就是实现城市作为财富有机体、生活有机体和艺术有机体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化解城市化迅猛发展带来的诸多城市危机，建设美好的、富于生机的城市来满足人类居住的向往，并且使之能够永续性存在，实现人类社会和文明积累这一目标。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维，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39]，为我们面对城市化产生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城市空间动力形成、发展、繁荣、消退的不断无限循环和相互交织的历史，城市空间生产则开启了城市动力之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空间维度的无限可能性。城市空间生产与人的实践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空间不平衡导致城市居民不同的生活机会，带来社会正义的困境。历史唯物主义需要融入空间即地理学的视角，对社会正义的空间考察表达着人类实践所揭示的具体的历史地理条件中的政治承诺。社会正义是社会有序、生机发展的政治要求，它包含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活力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即标志着“活力、团结和居民共同的地方感”的城市。“这样的城市以没有公开的或暴力的群体冲突、没有明显的空间隔离和长期的政治不稳定为特征。”[40]

    二 实践、主体和价值：唯物史观视阈下社会活力的归旨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活动的多样性存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和历史活动的存在，是对一定时代人类实践和社会状况的说明，而不是所谓的神秘不可捉摸及任意幻想虚构的存在。社会和历史活动的存在，其出发点“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41]。社会和历史活动的存在既涵盖人类实践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领域，也包括人类在这些领域通过丰富的实践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42]这既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成前提，也是人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的根据。所以，当人在一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在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中获得了自己本质的确证。自由自觉的实践可以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特质，是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人的本质是在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活状态相联系的动态的、过程的实践中获得说明的。人与人生产的联结及由生产决定的交往，构成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形成了社会历史的更迭与演进。在这一逻辑过程中，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运行由现实的个人出发，通过人自觉能动的社会实践促成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及社会发展的生成，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改变着自然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3]在社会有机体由低级向高级的历史演进与社会历史的进步中，立足于感性实践基础之上的人的生命活力也得以表现。将生命活力及其内在世界自由地对象化的创造活力则表明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不断突破必然性的束缚，最大限度地张扬活力。由此，社会的历史进程与运行机制展现出清晰的图景，在这一图景中，人之活力的生发与对象化、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演进与优化、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全面表现出历史一致性。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阈与社会活力的现实归旨在实践基础、主体意识及价值旨趣方面有共同的考量与指向，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人类史看作是“人与对象世界的矛盾与张力、生成与变化、超越与束缚的双向互动过程中”[44]的人之活力展现的历史，社会结构不断优化和社会秩序不断形成及规范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由与秩序、社会活力的秩序化与社会秩序的活力化相统一，共同走向和谐的历史。

    （一）现实及历史的实践基础

    唯物史观不仅要对社会结构及其复杂的构成进行唯物的分析，更要揭示社会结构发展及运行的内在机制，因此社会活力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视野所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唯物史观不仅仅具有结构的维度，即只对社会结构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及反作用的关系作出解释和说明。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也具有历史的维度，而这一维度则关涉人类社会的发展机制、社会的历史性。而结构与历史维度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提出，为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也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维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伯恩斯坦所说的，马克思对现实政治经济和其历史起源的正确理解，为我们奠定了揭示真正人类潜能的唯一基础。只有在对异化这一客观社会条件的根源和原因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发现真正人类的潜能。只有理解了人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成为这样，才能理解人能成为什么。[45]马克思对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们只是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由此发展出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改造。而黑格尔哲学的活动性、历史性及辩证性，以及把世界看作是自我运动、自我产生的过程，也因为费尔巴哈创立的真正唯物主义从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突显出它的意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6]由人的现实存在、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出发，才可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实践的基础及重要地位，卢卡奇表示认同，并且把其提到社会存在高度，“由此出发：社会存在（作为人们对其环境的积极适应），首要地和不可忽视地以实践为基础。所有这些存在的现实的、重大的标志，只有从对真实的、合乎存在特性的实践，从对实践的前提、本质、结果等的本体论的研究出发，才能够被理解”[47]。

    作为客观的对象性活动，实践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是人与自然、个体与类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它既是人及社会历史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机制和形式，也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通过实践活动展现其生命活力，不断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自我意识、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力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得以实现，并且创造着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力因此不仅具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也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主体规定性。正是因为现实的、历史的实践基础，才生成了人类历史及其发展历程，才使社会活力丰富的主体性内涵得以确认。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纷繁复杂的现实及意义世界，并且随着人的创造活力在其发展中不断被激发，自身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充分表现了实践的创造性。人类实践的历史，就是在实践基础之上的社会活力不断生发、展现与提升的过程。它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展开，人对自然能力的增长与人本身的丰富，人的类活动形式的发展与人本身的丰富，充分表现人创造社会关系、创造自己本质、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力。

    （二）异化及扬弃的主体意识

    “异化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中的一个基本概念。”[48]在唯物史观的实验性文本《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对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理解，对异化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以人的类本质为参照系，从四个方面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对异化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思想表达。而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人的现实物质生活条件为参照，对异化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马克思明确确立了历史的起点即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49]。现实的人通过“感性活动”来确证和发展自己，展现自己的活力，但实践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却产生了异化即人们活动的结果，反而成为一种人们不能驾驭并且受其统治的异己的力量。“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0]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社会就是一个异化状态，但异化并不是永恒存在的现象，“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51]，随着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异化也会被超越、消除。生产力的发展是消灭异化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也是世界范围内人们之间普遍交往建立起来的实际条件。而“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52]。这个共同体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之上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是从实践、从现实生活条件出发展现异化的逻辑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就是人回归自身、自我实现的历史。马克思的根本目的是要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劳动和消灭了现存异化状况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共产主义阶段，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人不再受外在力量的支配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自主地活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增强的过程，是人的潜能巨大发挥的过程，也是活力逐步显现与释放的过程。

    马克思异化理论批判的锋芒直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成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理论武器。卢卡奇、弗罗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列斐伏尔、阿尔都塞等从不同角度发展了异化理论，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和物化批判的历史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主体意识及主体性存在丧失、社会生活全面异化的现代性重要特质，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感觉主义、虚无主义、大众文化、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的现代性批判。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被资本积累的目标创造出来，带来了社会的繁荣与活力以及前所未有的文明与成就，充分彰显着人的主体意识与活力。但另一方面受消费文化、科技幻想、贪婪资本积累的纠合所控制的现代社会却呈现分裂与碎片化，社会阶层的矛盾与冲突突显，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加深，个体意义与自我价值日益缺乏。所有这些异化的表现是因为资本逻辑构成了异化的基础，“生产和消费领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彻彻底底受资本循环和积累所控制”[53]。异化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侵蚀着社会的精神文化根基，对人的自由生存本质造成了颠覆，制约和束缚了社会活力。“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54]，只有克服及超越异化，构建人类的主体性意识，人才能通过劳动实践将生命活力和潜在的创造活力外化为显在的活力，成为改造对象的实践的、积极的、具有活力的主体，从而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将个体积极向上的主体性和竞争性内注于社会发展之中，推动社会生气勃勃、生机盎然地前进。

    （三）解放及自由的价值旨趣

    解放及自由，既是一种哲学思潮和政治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不可忽视的真实诉求和终极价值理想。这种解放及自由的价值旨趣，既是为人类生活奠基的生存论追求，也是实现人类共同理想的价值论追求。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理想目标，而且也是当今时代和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正是因为马克思真正切中社会现实本身，并且把全人类的解放及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理论归旨，才创立了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全人类的解放及个人自由的获得是一种历史的活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且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而现实的人以及人类的实践活动，则是这一历史活动的立足点。实现解放和自由，就是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实践出发，将人从一切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所造成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5]。解放的道路也是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只有把人类从私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才能摆脱盲目而强大的自然力和异己对立的关系对其的限制与束缚，才能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意愿和情感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获得全面而且充分发展的自由个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56]，解放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而且解放的使命集中反映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精神实质。无论是对社会发展规律与动力的探讨，还是对于现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无论是关于分工造成个体活动与生命本质异化的揭示，还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阐释，都表达了唯物史观的价值归旨及理论关切，那就是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7]，实现以实践的方式历史地展开的价值论追求，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58]这一价值理想。

    解放及自由的价值旨趣同样也是社会活力的最高理想归旨。“社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使人类获得全面自由发展，人的活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真正实现自我，获得真正自由，使社会活力真正获得本质规定，社会得到全面发展，从而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获得同一。”[59]以解放及自由为主题的唯物史观的建立是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社会活力形成、发展、丰富的生成过程。社会活力具有阶段性特点，它以一定历史条件为前提，并且与每个时代的解放及自由的内涵具有相对意义相一致，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与时代特征相一致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人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个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脉络，而人是追求自由个性的人，因此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既是当代社会生活及文化的基础，也是当今社会活力的重要条件及表现。个人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的占有者，是社会中唯一“活”的要素，所以个人的“活”成为衡量社会“活”的重要尺度。社会活力体现在人本身之中，体现在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中。要实现人的“活”，需要确立主体性和以人为本的思维，以人的解放及自由为价值导向，超越现存社会中对人性的压抑，真正释放人的潜能，将人塑造成为具有自主创新意识并且具有深度责任感的个体。人的现实、实在的自由，表现为束缚人的桎梏被打破，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和独立人格的确立，人与人之间丰富社会关系的建立，人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的充分发展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每个个体通过他人、社会实现着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实现着自信、自足和自我确认。这既是人的解放及自由的活力本性，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社会的发展因为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充分发挥而日益充实，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又成为推动人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动力之源。

    三 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社会和谐：社会活力的三个向度

    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社会活力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直接体现在唯物史观的具体阐发中：马克思将整个社会看作是一个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结构相互作用及关系的整体，这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60]形成于人们的实践及交往活动之中。立足于实践，将社会看作人们活动的产物，当作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各个社会层面、各个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有机联系的系统，考察社会整体演进动力机制的深层根源，社会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强化，推动社会生机勃勃发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社会活力的主旨和要义。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变迁及其规律的历史及逻辑的考察，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发展进程的说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证以及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分析，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也阐明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共同面临的主题。这一主题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要努力激发社会活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更大的发展，由此获得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理解现实的人，以人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作为观照来理解整个历史，即“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力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就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61]，表达了创造社会历史与创造社会生活的发展逻辑与价值旨趣的一致性，社会生活的全面创新及日益丰富，承载着社会生活主体的价值诉求，也开启了社会蓬勃发展、个人自由及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从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到社会主体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从所有制关系的历史更替与历史变更到“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62]，从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和对立的存在条件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3]，表达了马克思对一种生产力高度发展、阶级和阶级差别被消灭、异化被消除的理想的、有序的、和谐的社会状态的期盼与探索，这也是社会活力的最高旨归。因此可以说，社会发展、社会生活和社会和谐构成社会活力的三大向度，社会发展是否具有强劲动力、社会生活是否丰富多彩、社会是否有序和谐，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活力的标准和尺度。

    （一）社会发展：社会活力的目标战略主旨

    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是各个国家和人民繁荣昌盛的根本，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全球性时代竞争更加激烈，缺乏活力的国家会在竞争中落败甚至被淘汰，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探索现代化之路时，都不得不努力激发自己的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是社会创造性发展的条件，也是对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社会发展则构成社会活力的重要战略目标。社会活力既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创造性发展的条件。只有社会充满活力与生机，社会主体才会积极参与竞争，才能获得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社会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状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在何处，它都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且人们相信社会发展是不可抗拒的、不可逆转的、不可消除的。影响社会发展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竞争、冲突、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等，但支撑并且影响整个社会发展实践的则是发展理念。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64]，发展理念对社会的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和全局性影响，它决定着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社会发展的成败，它是社会发展的灵魂和根本。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发展理念曾经使整个社会生活置于封建蒙昧状态，因而导致上千年的社会发展缓慢；近代以来理性观念的确立和弘扬，则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明，使社会生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欧洲社会由此迈入现代化行列”[65]。中国社会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30年，社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其根源就在于确立了正确的、科学的发展理念，坚持了决定中国发展命运的改革开放。所以说，发展理念对于社会充满活力的发展，从而建立起人类的意义世界具有指导性作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社会之间存在差异，同一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也存在差异，有的生机盎然，社会生活水平较高，有的则如一潭死水，萎靡不振，战争与冲突不断，以至退出历史发展的舞台。其原因在于“立其大者”的发展理念出了问题。发展理念形成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之中，它也需要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加以检验。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则是国际和国内发展现实对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66]可以说，要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但在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悖论性矛盾，究竟为谁发展这些问题上，还缺乏清晰明确的意识。因此，全面理解发展，树立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理念，无论对于我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价值和长远意义。

    发展既是历史性的概念，又包含价值观的意蕴。它是一个历史发展起来的概念，人们正是借助它来考察整个现实，考察人类的全部文明成就。发展与变化紧密相连，但并非所有变化都是发展。发展通常表现为循序渐进的直线上升态势，纯粹周而复始的圆周式过程不是发展。而且发展包含有价值的含义，意味着发展过程的后期阶段比它之前的阶段要好一些、高级一些。社会发展则是与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直接相关的，是人们对社会历史活动过程及结果的认识和评价。如果社会历史实践的结果对人而言是有益的，对社会进步是有利的，那么这样的历史实践就是发展的。活力同样既是历史性的概念，也包含价值观的意蕴。活力是人类社会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精神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创新能力。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的精神状态不同，决定了活力的内涵与表征的历史性。社会活力“是对社会发展态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表现出的精神状态所作的价值评价和理性认同”[67]，标志着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源及本质特性，是社会发展的软实力表现。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不断适应现实、改变及超越现实，不断将自己的理想诉诸实践的历史。这一过程也正是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追求与创造价值，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创造与提升、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人的生命活力、创造活力不断社会化的历史。社会发展中渗透着人们自觉的价值，社会活力则体现着人们对社会发展合规律、合目的的探寻，对意义世界的建构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创造及创新，是公平与自由、稳定与生机、社会全面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动态前进过程，其表现是社会的整体变革、社会主体积极创新以及新的文明的出现，因此成为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创造性，重视社会的精神状态的社会活力的目标战略主旨；社会活力包含着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自由自主的价值创造观念，为社会发展的价值系统奠定基础，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制度创新、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管理改革、政策制定提供基本的价值取向，也为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人的发展、创造新的社会历史确立了实践原则。社会活力影响着社会发展理念的确立、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活力的激发，社会活力也需要在社会发展中实现其价值。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近30年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非凡的经济成就令人惊羡，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独特发展局面。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光辉大门，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创新。改革开放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相统一的视野，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实践了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世界历史”是对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的世界历史的总体性视阈的理论继承和问题实践，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是伴随着国门的打开、走向世界开始的。它的发展吸取了当代世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精华，在日益扩大的社会交往、社会活动中，在不断摆脱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力量的这种异己的支配力量过程中，社会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不断被释放与创造，整个社会的活力由此得到激发与增强；“中国历史”则代表着中国发展的个体性或差异性视角，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活力，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自身命运的关键决策，“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68]，由此突显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思想解放、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交往开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比较客观的视角和全面的坐标，解放了人的观念，解放了人的精神，解放了人，赋予了社会活力坚实的物质发展根基和深厚的文化精神支柱，“为社会主体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即主体活力的激发提供了广泛的空间”[69]。

    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规模、影响是空前的，其发展逻辑的特殊性引发的矛盾和问题，表现出中国历史的悖论或两难的特点，即“浓缩与循序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70]，而且全球化、信息化与城市化交织的复杂的世界历史境遇，对社会活力的持续焕发、保证中国现代化腾飞源源不竭的动力提出挑战和更高的要求。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和社会活力自身的辩证规定[71]，预示着两种社会发展的可能结果，一种是中国现代化势头具有活力与生机地延续下去，顺利实现现代化这一自我持续增长的创造过程，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秩序，另一种则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深、生态系统恶化、道德失范、社会动荡等问题的出现，威胁、困扰和无法驾驭现代化。要顺利推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实现社会活力的目标战略主旨，要在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全面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基础之上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创新问题，同时要特别注意反思社会活力的“异化”[72]或“限度”问题给发展带来的冲击和波折：经济上受市场利益盲目驱使、一味地追求高增长带来的经济行为失控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政治上过度放权导致权力和制度的分散、失控与失范，文化上受消费主义统领和市场经济冲击导致文化内涵被掏空以及伴随其出现的焦虑孤独、萎靡不振、审美匮乏。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现代理性精神的支撑，将社会发展引向理性化的轨道，也需要对活力精神进行理性的规制，化解活力的异化效应，将社会发展引向积极健康之道。

    （二）社会生活：社会活力的生存反思之维

    社会生活是社会发展的意义所在，也是社会活力的生存反思之维。社会生活有其自身的功能和目的，日益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怎样生活）及相应的社会生活（生活样态）就慢慢形成，并且不断变化、生生不息。可以说，社会生活是一个不断生成及创造的过程，它既是社会有机体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现代化的进程，是社会生活整体的、全面的变革过程，也是全新的社会价值创造与新型社会生活方式培育过程。殷实丰裕、安康富足、充实繁荣的社会生活是社会发展的意义追求，也构成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社会发展要以人们的幸福为目的，解决人们的生活自由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应该变得越来越美好。社会生活是对人的生存方式、生存根源及生存体验进行反思的基本场域，也是在对人类生活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批判基础之上建立历史超越与现实实践相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满足人类幸福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出发点。

    现实生活是人类历史的真实前提和基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构件。社会生活是人的生存需要满足、实现的实际生活过程，也是文化在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的长期沉淀。它是人类追求自己的生活即创造性地发现与利用自身的特殊人格和自身特殊的活动，在此基础上开启并且规划自己的生活道路、彰显生活意义的过程。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根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3]，没有人的实践就没有社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74]所进行的简单甚至微不足道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历史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物质生活进步与解放、人类生命活力与创造活力不断张扬、人类在实践中不断创造社会生活环境同时被社会生活环境创造的历史。进步、解放、创造既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努力，也是社会活力的核心品质。改变以现实生活为基点，并且最终也指向现实生活。人的解放与自由、社会活力遵循现实生活的否定、扬弃与超越的逻辑，这一逻辑也历史地建构有利于人类解放与自由、社会蓬勃发展的社会生活，拓展了现实生活与社会历史、人类历史与自然发展的双重视野。唯物史观中的社会生活，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前提下获得其合法性的存在，并且与历史发展遵循一致的逻辑规律，对社会生活至善的追求也因为实践的本性具体化到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与创造改变的进程之中。社会生活的开辟与丰富，表现为以现实生活的价值意义为目标的开放的、动态的人类社会生活之普遍交往的历史生成过程。“生活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75]交往的历史也表现社会生活由单一到多样、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社会由封闭到开放的逻辑演进历史。现实生活本质的不断自我扬弃，其实也是人的自身及人的实践活动自身矛盾的展开，其根本旨趣在于它是人的生命创造力的表现，人的生活意义的开掘与拓展，之于社会个体差异性与社会整体共在性融合一体的社会生活价值的追寻。

    社会生活是能够反映现代化发展最终目的的构成要件，全球化及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将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生活的懒散惰性、单一乏味、贫困窘迫有可能成为快速社会发展的阻滞力，而积极向上的社会生活则表达着人类自己生活的愿望，在焕发人们致力于社会建设的巨大创造力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文化启蒙，为人类生活提供价值和意义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生活涵盖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等诸多方面，对我们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刻的反思，把人类精神所寄生的，同时也是植根于人类文明历史的寓所的、涵盖了社会的人生经验与全部意义的社会生活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恢复社会生活的本来意义与本真状态，整合个性自由与社会责任、家庭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崇高的社会理想与普通的生活伦理、宏观的历史生活动力与社会生活领域个人的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异化，最终实现自在的社会生活模式超越。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人既能找到自然生存意义上的衣、食、住、行的熟悉与安全感，也能够超越自然维度，达到关于自身及人类存在的尊严确证、文化认同、价值觉知的精神归一感。

    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重构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人的发展历史。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又使得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困惑，将我们置于更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资本控制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伴随着永无休止的投机逻辑、灵活的空间化、刻板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与瓦解，不断追求超额利润，使得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资本积累既是关于作为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循环，也是对他者资产的贪婪攫取。它并不是外在于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世界，必然地、物质地植入社会生态的生活之网中，以致城市的地形、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特质以及“越来越多领域里的文化生活都陷入了现金交易关系的掌握与资本流通的逻辑之中”[76]。符号与图像的渗透、金钱无孔不入的侵蚀、琳琅满目商品的充斥、传统价值的消解、日常生活的支离破碎，所有这些社会生活的异化将对社会活力造成极大的羁绊，导致人的不思进取，社会的停滞不前。

    我国社会发展离不开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建构方向，因此它们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时代背景和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这段光辉的历史承启了从温饱迈向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由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走出了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正朝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奋进。社会越来越进步，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凡而朴素的思想和行动，追求健康、科学、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弘扬正气则构成了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但我们也不得不警醒，我国的发展仍处在全球化的时空结构影响之下，资本逻辑导致的西方霸权经济主义的弊端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受其浸染的社会生活，包括主导价值观、生活模式、道德审美和文化认同不可避免地打上消费主义的烙印。过度生产、过度消费、过度废弃、过度污染破坏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强化了人的“物化”与“异化”状态，也破坏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界的平衡，使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缺乏可持续的动力。创造美好的社会生活是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目标，这样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持续不竭的活力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我们应当倡导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人性人本的文化意识、革命创新的科技能力以及生态和谐的生活方式，以保证人们参与社会生产的充分程度、需要满足的充分程度、全体社会成员对自身及其环境认同感的充分程度，积极、乐观地面对遇到的困难和逆境，应对各类消极思想沉渣的泛起。这样既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不迷失方向，也能构建我们自己丰富多彩、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

    （三）社会和谐：社会活力的最高意义归旨

    社会和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也是社会历史主体不懈地对未来美好理想社会追求的动态过程。社会和谐与社会的可控性、社会生活的稳定性、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人的互动性相关，预示着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和人的创造活力之间的合理张力，与人类社会发展和兴衰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从本体论意义即社会存在的实然状态而言，和谐是保障社会稳定、整合和激发社会活力之社会发展协调机制的重要表现，它是对社会稳态、规律及有序状态的揭示，代表着秩序、规范、协调和制约。每个社会成员和群体能够按照社会规范各处其位、各施其才、各得其所，社会各要素和各组成部分相互协调，整个社会呈现出稳定有序的状态。从价值论意义即社会存在应然状态而言，追求社会和谐是所有社会的理想目标，它反映了社会历史主体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而且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一个价值概念和价值取向，是对社会发展状态、社会各方利益关系所作的价值评价和理性认同，蕴含着公平、正义、诚信和责任的核心道德理念。从静态上看，社会和谐的最重要表现是在社会互动和传统习俗辩证互融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具有一定的恒久性；从动态上看，社会和谐则是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能够产生出自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如交换、权力、沟通、价值与文化等，并随着时代背景和历史变迁实现自我进化。离开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以至于人自身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和稳定的保障。

    社会和谐也是唯物史观中重要的命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引导着人类当代实践。马克思的社会和谐思想体现在全面生产、社会有机体、社会形态、社会进步、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的相关论述中。社会和谐的理念，既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倡导合作、团结、互助、平等、正义、自由的价值取向，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践则是社会和谐深刻的根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7]，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赋予生产具体性与现实性，生产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也掀开了意识形态之上的神秘面纱。社会发展则表现为人们社会联系或共同活动形式的不断更替，它始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和谐的前提则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这也是保持社会活力的重要条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和谐而言具有客观性的意义，如果离开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和谐就会被纯粹自然化，成为独立于人的理想追求、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客观过程。这种客观性其实也是对社会历史发展制约意义上的客观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的发展一直会受到现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因此生产总是受到束缚和压制，特别是在资本欲望无限膨胀、资本利润无限扩张、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资本横暴掠夺之下，生产越来越独立于人的社会生活之外，成为异己的、破坏的力量，将人类置于身心和谐受到巨大威胁的“身体垮了，心智也狂野了”[78]，精神世界扭曲的极端退化的境地。消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性，其实就是要克服资本与劳动、生产与生活彻底分离的趋势，恢复社会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抛弃“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社会遗弃和社会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9]，创造人“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地生活”[80]，使每个人在其自由创造、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解放及自由的价值旨趣以及社会和谐的目标。由此看来，社会和谐是人冲破束缚其个性发展与自由活力的狭隘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的过程，开启着“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的、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1]，即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真正大门。

    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用理性与科学的力量唤醒了人类的自由与尊严意识，人类开始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带来了人类历史进程、世界格局、人类生存状况极大的改变，但也使人类面临种种生态、社会及文明危机，整个世界处在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全球石油生产峰值逼近的恐慌之中。海洋资源的耗竭、土壤退化沙漠化、水资源的污染、长期的世界食品危机等，这一切都表明“这颗我们所熟悉的星球和它的生态系统正走向崩溃的边缘”[82]，社会和谐受到巨大挑战和威胁。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83]，自然是人类的身体，社会和谐首先就对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提出要求，人类要与自然对话，因为人类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要以共同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本着和谐共处的原则，共同担负起保护地球的职责。只有人类作为更大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活动，人对自然不是剥削和掠夺即人与自然保持充分和谐的生态关系，自然生态系统才会随着时间的推延而趋向富饶；也只有人与人、人与社会建立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和谐、充分的社会生态关系，生态文明才能够得以保存和延续。社会和谐是人类现代物质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整体的和谐关系，或者说自然、社会与精神达到至上的和谐境界之意义提升，是一个社会既能保持活力同时又能够健康、可持续的最高意义归旨。

    在全球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日渐加深的今天，没有比建设一个和谐、生态和健康的中国更重要的事业了。中国追求现代化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和整体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的过程。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交往的巨大进步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但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平衡被打破，社会建设中的体制、政治、文化改革被忽视，整个社会陷入生态、道德、精神危机。社会转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给中国发展带来更为复杂多元和异质的态势。多元、异质是社会和谐的客观基础，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导致“世界异化”和“人的自我疏离”[84]。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以及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表现了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和谐意识与和谐智慧。“和谐社会”可以看作中国对旧式现代化以及现代性弊端的深刻反思以及全球化推动之下中国特殊转型经验事实的提升总结，它代表着中国试图超越现代性，走健康、可持续道路的精神，中国已经认识到一个可持续的社会比无穷无尽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社会和谐是对在人类理性引导下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时代，即工业文明时代的超越，是对“机械的、科学化的、二元论的、家长式的、欧洲中心论的、人类中心论的、穷兵黩武的和还原的世界”[85]的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超越，表达着充分的和谐、整合、有机、过程的思维视角，承载着社会主体的深度责任。

    社会和谐是对人与自然相分离、人与人相分离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方式的摒弃，它以有机的、整合的、过程的视角来看待整个社会和宇宙，认为作为社会过程的人类，其改造世界的活动应该符合宇宙的运动方向，从而建构一种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关系。和谐共生有别于被动的无所作为，它并非停滞，也不是均质化的和谐，而是辩证的、动态的、包含差异、蕴含创造力、历经冒险的和谐，代表着多样性与统一性、本质与生成的关系。人类文明持续不断演进的兴起、高峰和衰退过程，是走向和谐，并且不断把和谐与创新结合起来的过程。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富有创造的表达，它倡导人类现代物质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整体的和谐关系的价值维度，它的重要目标是人类的共同福祉，即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保持效率与活力；另一方面，全体公民提供正义、公平、民主、开放的社会环境，丰富公民的精神生活，以深化他们自我理解和改进人际关系的理想追求、对美的渴望与获得所形塑的文明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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