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市，新泽西州

    1954年3月14日

    “你好，我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谁？”女孩在电话里问。

    这一天是阿尔伯特七十五岁生日。清晨，在普林斯顿市莫塞尔大街（Mercer Street）一栋小公寓二楼的书桌旁，他一页页地翻着一本剪贴簿，上面带有银色压花字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藏的专辑

    他把西电牌黑色塑料电话贴近耳朵。

    “对不起，”女孩说，“我打错电话了。”她带有波士顿上层社会的口音。

    “你拨的号码是对的。”阿尔伯特说。

    “是吗？先生，请问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吗？您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呢？”

    “永远不要记那些你能查到的东西，”阿尔伯特说，“或者，让别人帮你查会更好。”

    烟草星子从他的石楠木烟斗中喷出，越过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的一封来信。阿尔伯特一挥手把它们扑灭了。

    “好的，先生，”女孩说，“抱歉打扰到您了。”

    “你一点也没打扰到我。你多大了？”

    “十七岁。”

    “我今天七十五岁了。”

    “是吗？七十五岁了，真了不起。生日快乐。”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

    “我吗？”

    “你提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你拨错了号码，对你来说是错误的，对我来说却是正确的。这是一道非常有趣的谜题。你叫什么名字？”

    “咪咪·蒲福（Mimi Beaufort）。”

    “你是从哪里打来的？”

    “从我的住处，在普林斯顿外面。”

    “你说的是你的住处，那实际上你家是哪里的呢？”

    “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县格林尼治镇。”

    “那是个好地方。你会再给我打电话吗？”

    “如果您真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那么我会再打过来的。我一定会的。”

    阿尔伯特拨弄着他那浓密的白胡子：“在电话簿里查下我的信息。”

    他不断抖动着右腿，踝骨快速起落，小腿肌肉紧绷。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腿动得这么快。

    *

    阿尔伯特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凝视堆在桌子上和木制乐谱架上的生日贺卡和电报，毫不知晓这些是谁送的。烟斗里装满了启示录牌烟草，混合着菲利普·莫里斯和温莎王室两个牌子的味道。

    有些贺电来自他熟识的人，比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托马斯·曼（Tomas Mann）、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

    他不安地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忍受着肝脏的疼痛。

    他翻开《纽约时报》，看到这期社论引用了萧伯纳的观点：正如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牛顿一样，历史将铭记阿尔伯特的名字。

    椅子上、红木柜子上和临时桌面上都堆放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油印的学术论文，标明了要让他亲自审阅，其中不乏数学家、物理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论文。一架子石楠木烟斗挨着几罐铅笔，后面是一台留声机和一些黑胶唱片，大都是巴赫、莫扎特的小提琴曲和钢琴曲。

    墙上挂着四幅肖像画。一幅是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一幅是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其研究被阿尔伯特称为自牛顿时期以来物理学界所见过的最深刻、最丰硕的成果；另一幅是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还有一幅是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这些画像下面是耆那教象征非暴力主义的带框徽章。

    他看着玻恩的来信。

    “我相信，”玻恩写道，“绝对确切、绝对精度、最终真理等观念是任何科学领域都不容许和接受的臆想。”

    “我也这么认为。”阿尔伯特自言自语。

    “另一方面，”玻恩继续写道，“从其理论基础来看，任何断言皆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对于思考留有余地的做法’在我看来是现代科学给予我们的最大福祉。”

    “很好。”阿尔伯特喃喃自语。

    “因为，‘相信唯一真理并坚信自己掌握了它’是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

    “玻恩这样说很对。”阿尔伯特说道。

    阿尔伯特珍爱的彼德麦式的老爷钟敲了十下。当钟声停止时，他暗自微笑——安宁是爱与静的加和。

    阿尔伯特的秘书兼管家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小姐一直在书房外等到老爷钟报时。她对刚才阿尔伯特在电话里说的“你会再给我打电话吗？”很不满。

    因为，这个“你”必定又是一位浪费时间、耽误事的女性仰慕者。

    她走进书房，身上带着一股樟脑味。阿尔伯特早就想告诉她“有机化合物柠檬醛的味道不好闻”，可一直没有鼓起勇气说。

    杜卡斯小姐挥动着胳膊，拉开书房主窗户上的绿色百叶窗，“哗啦”一声像是在发出训斥。窗外是郊区街道上枝繁叶茂的垂柳、枫树和榆树。

    阳光刺得阿尔伯特的眼睛有些流泪。他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又眨了眨眼。

    杜卡斯小姐身材高挑、穿着朴素；她来自德国西南部，是个德裔犹太商人的女儿。她的母亲与阿尔伯特的第二任妻子一样来自黑兴根。她做阿尔伯特的秘书兼看门人大约有二十五年了，致力于保障他的生活平静而不受打扰。

    她的卧室与阿尔伯特的卧室只隔着一间浴室。还有一间小的工作室兼卧室是留给阿尔伯特继女玛戈特的，她有时会来访。另外一间是阿尔伯特妹妹玛雅的卧室。玛雅四年前去世了。

    “您刚才是在跟谁说话？”杜卡斯小姐问。

    “一位叫咪咪·蒲福的年轻女士。我喜欢她的声音。她来自美好的老波士顿，大豆和鳕鱼的产地，在那里，洛厄尔家族只和卡伯特家族交谈，很可能也包括蒲福家族。这些家族都只同上帝对话。你能查到她是谁吗？”

    “她打错电话给您，而您想让我找出她是谁？”

    “是的。从来不犯错误的人也尝试不到任何新事物。”

    “您介意我说您不该浪费时间吗？”

    “海伦，创造力是时间被浪费掉之后的残渣。找找这位咪咪·蒲福是谁。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镇的电话簿里查下这个名字。还有，请给我一杯热巧克力。”

    阿尔伯特穿着磨破的皮拖鞋，没穿袜子。他的衬衫也磨破了，领口敞开，露出一件破旧的蓝色运动衫。

    杜卡斯小姐在他脚上围了条毯子。“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生日贺卡。”她惊奇地说。

    “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呢？生日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反正是给孩子们过的。”他再一次擦去眼中的泪水。泪光与他额头上的皱纹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七十五岁了。我们都不会越来越年轻的。”

    他从罐里取出启示录牌烟草，把烟斗装满点上。一团烟雾向上翻腾。“海伦，请把热巧克力拿给我。”

    “一会儿就好。”

    “海伦，你拿的是什么？”

    杜卡斯小姐递给他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上面是1945年8月6日摧毁广岛的原子弹蘑菇云。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一些小学生请您在上面署名。您愿意为他们签名吗？”

    在缭绕的烟雾中，阿尔伯特凄楚地盯着这张照片：“如果我必须这样做的话。”

    “我把那杯巧克力拿给您。”杜卡斯小姐似乎在兑现一份奖赏。

    她留他一个人在照片上签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54年3月14日”。

    然后他取出一张纸并写下：

    广岛有140000人死亡、10000人受重伤。还有74000人死于长崎。另有75000人因烧伤、损伤和核辐射而受到致命伤害。在珍珠港又有多少人死去？他们说是2500人。英国诗人多恩告诉我们：“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在为你敲响。”西方世界感到满足，心满意足；而我却不如意。你们在学校学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是许多代人的心血，是由世界各国人民的热切努力和万般劳苦造就的。所有这一切都交到你们手上成为你们的遗产，为的是你们可以得到它、尊重它、扩充它，将来有一天再忠实地把它传给你们的孩子。这样我们凡人才能在共同创造的永恒事物中获得永生。

    杜卡斯小姐拿着热巧克力回来了。阿尔伯特往烟斗里装了更多烟草，挥手让杜卡斯小姐坐下：“请写封信……海伦，给伯特兰·罗素。”他口述道：“我同意你的大致观点，人类前景灰暗、严峻，这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正面临一项明确的抉择：要么我们都将灭亡，要么我们将不得不学点常识。”

    老爷钟在一刻钟报时。“那么，问题就在这里，”阿尔伯特继续说，“我们向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既严酷、可怖又无法避免：我们要消灭全人类，还是人类将放弃战争？人们不会面临这种抉择，因为彻底废除战争是很难的。——此致敬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脱下一只旧拖鞋，从脚趾间拿走一小块花岗石，把它放在玻恩的来信上方。

    “我喜欢那位年轻女士的声音。想想相对论。当一个人在一个漂亮的姑娘身旁坐了一个小时，感觉只是一会儿；但要让他在热火炉上坐一会儿，感觉就很漫长。这就是相对性。咪咪·蒲福。蒲福是个不同寻常的姓氏。”

    “这又怎么了？”杜卡斯小姐语气中暗示，她觉得这没什么特别的。

    阿尔伯特转身对着窗户，玩味着斑驳的阳光在树上的晃动，说道：“这个姓氏的意思是‘美丽的堡垒’。”

    一群非裔美国小孩在太阳底下玩耍，这让他笑逐颜开。

    领队唱道：“我妈妈住在……”

    集体唱道：“她住在哪里？”

    他们跳着扭屁股舞，齐声歌唱：

    啊，她住在一个叫田纳西的地方。

    跳起来吧，坦纳，田纳西。

    啊，我从没上过大学，

    我从没去过学校。

    可说到布吉舞，

    我会像傻瓜一样跳起来。

    你们进来，出去，从一边到另一边。

    你们进来，出去，从一边到另一边。

    阿尔伯特挣扎着站起来，表演了一段自己设计的布吉伍吉舞。他仍然背对着杜卡斯小姐，说道：“请把这句话记下来：‘作为一个犹太人，我清楚地意识到偏见依然存在；但与白种人对待他们黑皮肤同胞的态度相比，这些偏见就微不足道了。我越觉得自己是个美国人，这种境况就越让我痛苦。我只有大声疾呼才能摆脱同谋的感觉。’”

    “这要寄给谁吗？”杜卡斯小姐问。

    “给我。海伦，给我的。这是对我自己的提醒。现在……我想让你对接下来的内容完全保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的人际关系都很失败。什么人会在自己的继女罹患癌症、濒临死亡时都不去看看她呢？我的第一任妻子孤独地死在苏黎世，我的女儿也不见了。我对她在哪里一无所知。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请别……别让过去毁了您。”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海伦，你知道——我的儿子爱德华接受精神分裂症临床治疗近二十五年。精神疗法、电休克疗法，已经破坏了他的记忆能力和认知能力。”

    “但没有破坏您与他之间爱的纽带。”

    “我唯一爱着的是犹太人。这是我同人类最强的联结。我对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说过：‘我毕生事业所受的过分尊重让我非常不安。我感到不得不把自己看作一个不自觉的骗子——我是个骗子。’我需要新鲜的空气，我的肝脏在痛。”

    于是，杜卡斯小姐打开窗户。

    外面停着一辆破烂不堪的别克四门轿车，从里面的收音机中传来多丽丝·戴（Doris Day）演唱《秘密爱人》（Secret Love）的声音。

    阿尔伯特做出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海伦，查一下电话簿。”

    杜卡斯小姐查了电话簿，找到了蒲福家的住址，是在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县格林尼治镇的蒲福公园。他想知道咪咪·蒲福长什么样。她的声音无疑具有青春永恒的魅力。她将会是位新朋友吗？也许是个红颜知己，一个秘密的爱人，抚慰他因年老、病痛和凶兆而不安的心灵。阳光倾洒在他的书桌上，他喜欢这种画面。他的手轻轻拂过莫扎特的《e小调钢琴小提琴奏鸣曲K.304》翻旧的曲谱页，指尖微微地颤动。

    很荣幸能够体会到这种温柔的展现，还有如此纯洁的美和真理。这样的品质坚不可摧。他相信，像莫扎特一样，他已阐明了宇宙的复杂性。宇宙永恒的本质在于超越命运之手和被蒙骗的人类，而岁月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复杂的东西。

    他盯着在地板上闪烁不定的光影。他在那些图案里仿佛看到了家人、朋友和爱人的面孔。他亲密而可贵的友谊在他看来一直都是周期性的。从他交到第一个朋友以来，有太多人都已经消逝了。1944年12月，上午11点30分，乌尔姆市班霍夫街B135号的房子被盟军一场最猛烈的空袭摧毁，他记得当时写信给一位现在早已想不起叫什么名字的记者说：“时间对它产生的影响比对我施加的影响大得多。”

    老乌尔姆市现在还留有什么呢？他想知道。我的朋友们和爱人们——那些构成我生命并塑造了我的人——现在怎么样了？而我，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物了。

    乌尔姆市的居民对我多么友善，他们打算用我的名字给一条街道命名。此前，纳粹分子以费希特的名字把它命名为“费希特大街”，因为希特勒读他的作品，其他纳粹分子像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和阿诺德·范克（Arnold Fanck）也读。

    战后，街道被改名为“爱因斯坦大街”。他对市长发来的消息做了回复，而回复的内容让市长微微一笑：“贵市有条街道用了我的名字，但至少我不会为那里将要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责。考虑到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命运，我拒绝接受乌尔姆市的自由公民的权利是对的。”

    他提笔写道：

    像你们一样，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出生地，但我曾在青年时期不断完善自己的信仰。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让我第一次尝试把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一种受愿望、希望和原始感受支配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它独立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就像一个永恒的大谜团摆在我们面前，然而至少有些部分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这个世界吸引着我，在对它的沉思中，我的头脑得以解放。在孩提时代，我曾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都在探索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从思想上理解这个超越个人的世界，总是作为最高目标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以及过去有类似动机的人们，以及他们所获得的深刻见解，都是我不可失去的朋友。通向这座精神天堂的道路不如通向宗教天堂之路那般轻松惬意、令人向往，但它看起来很可靠，而我也从未后悔选择了这条路。唯一令我有些不悦的事实或许是似乎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认得我这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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