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初三，便天天开始吃稀粥。王队长回家了，我和顾导演困在桃浦村。村子里冷冷清清，赵大娘做饭也是三心二意，粥底子自然也没有。有一天我向她讨点豆腐乳，她从床底下坛子里夹出一块，臭气熏天的，我也没有想到豆腐乳会这么臭，上海好像从来不曾有这么臭的豆腐乳。我实在吃不下，但是那碗快要冷的稀粥没有一点咸菜过嘴，没有办法喝下去。尽管我也开始饿得头昏眼花，可是对我来说，即便饿死也吃不下如此臭的食品。

    赵大娘看我捧着碗坐在门前皱着眉，进进出出一脸坦然。我感到她厌倦了我们，巴不得我们马上离开。王队长在这里她不敢如此露骨地表现出来，毕竟县官不如现管。现在，王队长离开了，她把她的不满写在脸上。一般情况下我干脆不起床，拥着被子坐在床上。好在我从上海带来一床好棉被，它让我至少还有一个盼头：对温暖的被窝的期盼。顾导演就坐在那张有细铜丝拉手的小木桌旁东写西画，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听到赵大娘出门去池塘里洗衣，我和顾导演小声议论起她来。我说：“她明明知道说的都是假的，为什么她还这么说？”顾导演说：“这个你看不出来吗？真话不能说，说真话重则杀头，轻则批判，还要重罚一担年糕。”我说：“所以她说起假话来脸不红心不跳，自然而然的，像真的一样。”顾导演说：“是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一定是经过长期磨炼，然后习惯成自然。说假话好听的话，不是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好处了吗？说到后来，她自己把假的也当成真的了。”我说：“我也是佩服她，她也许刚才还在骂娘，但是只要上面来人，她能马上开口就是一片歌功颂德，她有两套语言系统。”顾导演说：“你没发现，桃浦村个个都是这样，王队长也是这样，赵大娘也是这样，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存下来。”我说：“她好像盼我们走了。”顾导演说：“她演累了，自然想我们走。你占着她儿媳妇的床，她希望我们走，她好把那张漂亮的雕花床搬到房间里来。”

    桌上的粥冷了，冷了我也抿口气将它喝掉。喝了稀薄的米粥，最麻烦的事就是不停地解手。我本来和赵大娘共用一个马桶，但是她偏偏将马桶拿到池塘边洗涮去了。按她的习惯，洗完后还得在墙角边朝着太阳晒上半天。我起身去村头的大粪窖转了转，赵大伯正在上，他将腰带解下来挂在脖子上，就蹲在人来人往的粪窖边，一边解手，一边还和别人说话。见了我，他也没有丝毫不好意思。我掉头往村子里走，走到月香家后面，在一片零乱的小竹丛里，心慌意乱地解了手。我想，在农村住长了，我也慢慢淡漠了羞耻心。如果再住上几年，我可能也会变成赵大娘吧。

    我和顾导演挨到了正月初八，王队长来了，带着下放在桃浦镇的四支土改工作队集中到区里开会。会场是在镇子西头老戏台下，有十来支秧歌队在扭秧歌，桃浦村的秧歌队也来了。在这里我得到消息，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各行各业，特别在文艺界，普遍开展学习整风运动，号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思想改造，每个人都要求达标、过关。这是区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的，上海来的土改工作队马上要回上海参加整风学习。

    我和顾导演回到桃浦村，当晚吃了稀粥就决定回上海。但是工作队临时又得到通知，让我和顾导演根据这三个月来在农村的生活体验，准备一个反映土地改革的电影提纲，并专程去北京向夏衍同志汇报，夏部长正在北京开会。我感到头痛，虽然笔记本上记了一些，但是说到故事提纲，则完全没有。顾导演说：“别急，这不还有几天吗？以你写小说、写电影的底子，这个不难的，主要是调子要高昂起来。至于生活，我们不是很熟悉吗！就是通过在上海做保姆的月香回乡听到的、看到的一切，像赵大娘、王队长，都是主要人物、正面人物。现在的生活可好喽，多亏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顾导演张口即来、惟妙惟肖，我忍不住笑起来。听他这样一说，心里也有了底，一个红色故事轮廓也浮出水面，但是这样的故事总让我心痛。

    过了两天，通知我们直接去北京，一方面听听会议，也好向夏部长汇报。我和顾导演匆匆赶到徐州，坐车北上。那一夜我很累，一上车就睡着了。列车不知到哪里，我突然被广播员声嘶力竭的叫声惊醒，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大家—提高—警惕—保卫—黄河—铁桥！保卫—黄河—铁桥！”声音刚刚停息，一会儿又尖厉地响起来：“列车—现在—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声音充满了喜悦，仿佛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我却再睡不着，惊魂未定，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人也不想见了，只想逃离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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