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风范: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不讳言不护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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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年轻时性格倔强、任性,好讲直理,对他看不惯的事情总爱站出来“挡挡横”、“说教说教”,这在他周围的人看来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1915年春节过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上一堂国文课时,授课老师袁仲谦极其严厉地训斥一名没有写好作文的学生,毛泽东忍不住挺身站起来批评袁仲谦“守旧而专制”,袁仲谦立刻将怒气发向了毛泽东:“混账!我讲课时还轮不到你讲话,你给我坐下!”

    毛泽东不服气,依然站着说:“即便学生错了,先生也不该骂人……”

    “放肆!”袁仲谦勃然大怒,“这里没有你讲话的份!你胆敢对先生大不敬,这是严重的违反校规!”

    与毛泽东同班的蔡和森、罗学瓒、周世钊等人都劝毛泽东赶快向老师赔不是,张昆弟、萧植藩等同学也劝毛泽东赶快坐下来;盛怒之下,袁仲谦卷起授课教材,拂袖而去……

    毛泽东已经不是第一次违反校规了,这次又公然在国文课堂上顶撞老师,学校教务处研究后要开除他出校;毛泽东的几位任课老师杨昌济和徐特立、王季范、方维夏等人得到消息坚决反对,就连袁仲谦这位前清的举人也不赞同,他说“尽管弟子不敬,但还是学校里一位难得的人才……”

    毛泽东被留了下来继续读书。

    是年1月18日,日本利用中国的袁世凯急于称帝,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软硬兼施,迫袁接受,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在48小时内答复。

    消息传到长沙,民众激愤,反袁斗争和反侵略的呼声席卷了大街小巷,一师和各学校的师生们更是义愤填膺,齐声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和袁世凯可耻的卖国嘴脸……

    愤慨中,毛泽东挥毫在明耻篇中批写道: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反袁斗争在继续。

    6月25日,被爱国激情所冲涌的毛泽东在给《致湘生》的信中明确写道《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

    8月下旬的一场大雨,给长沙城里城外的人们带来了不小的凉爽和快意。雨夜中,毛泽东给他的同学萧子升写信,以抒发积郁他心中的感慨《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

    9月中旬,毛泽东觉得应该多结交些亲密朋友,便在长沙的报纸上向各学校发出了一则《征友》启事,邀请有志的爱国青年与其联系。

    9月27日,为《征友》启事的事,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通过毛泽东所写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直言不讳、敢作敢为的热血青年。

    1925年9月中旬,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毛泽东到达广州。

    由于毛泽东的早期言论和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表现深受左派人士的赏识,所以此次到广州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10月26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由他参加起草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同上,第133页。:

    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不能离开世界的革命。全世界的势力显然分成两种,即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

    中国在这种形势之中,一方面中层及下层民众的革命要求日益迫切,革命风潮日益加紧;一方面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安福、研究、联治各派政客,香港、上海各地买办阶级,全国土豪劣绅,完全站在反革命地位。五卅屠杀以后,革命与反革命对垒激斗的情形,实为历史所仅见……

    次日,毛泽东又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中间派问题”的演说,指出:“世界上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间的基础就动摇了……”同时明确指出,一些中间派“做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民众的公敌,完全成了反革命了”……

    11月21日,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家学说,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国家”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思想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无先例。

    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填写一文中明确写道《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11月下旬,国民党中的部分极右派人物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生前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继续进行国共合作……

    12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了国民党极右势力在孙中山灵前召开的北京香山会议。

    12月13日,毛泽东继续在广州《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明确指出《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我们料到全国党员不但不附和,而且将因此引起一个更大的团结。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整个会议中,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占了压倒多数,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重申了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三大政策,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

    由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斗争,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等7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包括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夏曦等共产党员。

    1937年10月上旬,一件轰动延安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成,竟开枪把她打死在了延河岸边……

    一时间,延安军民舆论哗然。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十分震怒,他对谢觉哉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等人说:“牛不喝水强按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保护人民的,是有着铁的纪律的;对于黄克功必须依法办事,严肃处理!”

    雷经天试探着问:“主席,黄队长是长征干部,是立过大功的人……”

    “屁话!”毛泽东陡然之间翻了脸,“长征干部就可以随便杀人了?我们共产党里没有这样的规矩!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并说,“我们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面前绝不能护短!封建社会里还有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难道我们还比不得封建社会里的帝王将相?‘挥泪斩马谡’,为国为民,决不宽怠!”

    谢觉哉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按我们党的法律办!”

    雷经天也说:“我立刻组织人员立案调查,然后向主席汇报。”

    毛泽东缓了一口气说:“不是向毛泽东汇报,是我们要向人民汇报,我们要对人民负责。”

    在毛泽东的直接责令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黄克功的杀人案件开始了立案调查,并表示一定严肃查办、依法惩处。

    结果,黄克功被处以极刑。

    10月10日,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1945年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到延安礼堂开会,对党校在整风运动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坐在台前,挥着手对参加会议的人们说:“这个党校在整风中犯了许多错误,谁来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不能诿过、不能护短嘛!”继而又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考察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

    毛泽东的话,说得与会同志都笑起来。笑声中,毛泽东又很形象地说:“这次大家都洗了个澡,就是水热了一点。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一律要改正,坚决平反!”

    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

    又一阵掌声过后,毛泽东站起身来,面对大家郑重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说着,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抬起了右手,伸开手掌,五指并拢举在自己的帽檐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党校礼堂里,掌声响起,经久不息,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也有人淌下了激动的热泪……

    1956年6月初,毛泽东在武汉第一次下到长江里去游泳,并且是在几天之内接连游了三次。

    最后一次,游在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见毛泽东呛了水,立刻招呼周围护泳的人一起游近前,要毛泽东套上救生圈上客轮——毛泽东知道沿江两岸有许多人都在注视着他,便依然坚持着继续游,叶子龙和护泳的人们急了,再次近前阻挡了毛泽东的游向,强迫“命令”毛泽东上了跟在后面的客轮……

    6月4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6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来给毛泽东检查身体。

    在书房,朱仲丽坐下后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次你一连三次横渡长江,我得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说:“我的身体没问题么!可他们不想让我游,怕我淹死没办法向人民交代,我偏要游,我毛泽东还不会死掉呢!”并说,“别人都说长江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么?在朝鲜,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得什么了不起。所以,世界上有些看似很可怕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朱仲丽笑了,毛泽东也爽朗地笑了。朱仲丽问:“你真的一点儿也感不到累吗?”

    “也不尽然呢!”毛泽东风趣地说,“老实讲,人要有胆量,但不可以逞强哩!我这次在长江游得时间太长了,第三次游时已经感到全身乏力,有些疲劳了,可还要逞强,继续游,要不是叶子龙看到了,我只怕真的要淹死了!”

    朱仲丽笑道:“我不相信,主席很会游泳……”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你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这种心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越游越起劲么!”

    朱仲丽说:“人们都在争着看你的勇敢和毅力呢!”

    “哦……”毛泽东感叹道,“就这一下子坏事了,呛了水哩!”又说,“世界上的事,就是不能有这种唯我独能的思想。这次好险喔,也亏得我服从了命令……”

    朱仲丽趁机起身说:“既然主席肯服从命令,那我就别说那么多了,让我检查身体吧!”

    毛泽东抬了眼皮说:“那就检查么!”

    朱仲丽边开医药箱边说:“主席本来就是强人呀!”

    毛泽东说:“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我也有短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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