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的伟大来自平凡，毛泽东的智慧来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先进的革命思想；他的性格、他的爱好和他的生活习惯，无不昭示了他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好儿子和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他从韶山走来，带着湖南偏僻乡村中的泥土和尘埃；他从长沙师范学校走来，带着学生时代的书生意气；他从中国大革命的炮火中走来，带着弥漫的硝烟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从秋收起义的农民暴动中走来，带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领导了中国的武装革命；他从井冈山走来，带着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坚强信念；他从瑞金走来，带着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也承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和思想痛苦；他从长征路上走来，带着遵义会议的曙光，拨正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航程，带着雪山上的豪情，带着草地沼泽中的泥泞；他从延安走来，带着八年抗战的雄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带着抵御外辱的民族气节和与日寇打持久战的策略与决心；他从西柏坡走来，带着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八百万军队的雄韬伟略和彻底解放全中国的宏图大志。他带着历史的创伤、民族的苦难，带着无数先烈、战友的牺牲和失去诸多亲人的悲痛，带着民族的希望和历史的重托，带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和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宏伟气魄。他从苦难的旧中国走来，他从恶劣的环境中走来，他从革命的风雨征程中走来，他从艰苦朴素中走来，他从英勇奋斗中走来，他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航程中走来，他从改造旧世界的斗争中走来，他从天安门广场上走来，他从中国的大江南北走来，他从人民中走来……
毛泽东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他号召人们“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他要求共产党人和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常说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教导人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心中时刻想着人民。当人民拥戴他为“人民的大救星”和欢呼“毛主席万岁”时，他从心底里呼出的是他那充满了湖南乡音的“同志们万岁”和“人民万岁”！
1939年末，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写《新民主主义论》。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总结出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以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人们当前和以后的实际行动。
毛泽东写文章总习惯于“连续作战”，即接连几天几夜不休息、不睡觉地写，而且习惯于先用铅笔写，因为他觉得用铅笔写起来得心应手。毛泽东写字很快，一写起来就像是收不住笔似的，字写在纸上会发出“沙沙沙”的声响，就连站在他身边几步远的人也能听得到。毛泽东写东西时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吸烟；只要铅笔一停，他会立刻站起身来吸烟，而且一口气连吸半分钟，20支装的一盒香烟，一天之内要被他吸掉两三盒乃至三四盒。
每当写完文章底稿，他又总是再重新审读并用毛笔或者钢笔再修改一遍，然后用红蓝铅笔再一次修改、定稿，最后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拿走送去秘书处抄写；抄好的稿件送回来了，他又总要再审阅、修改，如此反复多次，最终才算是真正定稿。
毛泽东接连几天写《新民主主义论》，疲倦了就狠狠地吸上几口烟，或者用毛巾蘸了冷水擦一擦脸，然后继续伏案疾书；实在写累了，才会在他身边的一张帆布椅上坐下来躺一躺，或者走出窑洞在门前的场坪上散散步。夜里，他会仰望星空，间或发出一两声感慨之音；白天，他会同工作人员谈几句话，用以换换脑筋……
毛泽东写文章习惯于夜以继日、一气呵成，经常忘记了天亮和吃早饭。看着毛泽东日夜为国为民操劳的样子，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虽然心疼他、替他着急，可也没什么好办法能够帮他，只能是“干着急”罢了，但在大家的内心深处是很受感动的，每个人都十分信服他、敬重他……
1941年9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毛泽东在写作中突然感到胳膊痛得抬不起来了。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使他早已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肠胃病，发作时痛得会很厉害。他还时常便秘，夜里失眠，白天饮食不振。
这一天，他的关节炎再一次发作起来，天亮后工作人员要为他去医院请大夫，被他阻止了：“莫去了，吃了多少次西药都不大顶用，还是请中医吧！”
在边区政府工作的李鼎铭先生既是米脂县参议会的议长，又是边区有名的中医大夫，工作人员去请了李鼎铭。
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给毛泽东看病。切过脉，李鼎铭给毛泽东开了三服中药的药方，嘱咐他服药后必须注意休息。
毛泽东吃完三服中药后，胳膊果然能够转动自如了；但他顾不得休息，仍旧废寝忘食地工作……
11月中旬，毛泽东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肠胃病再一次同时发作了。李鼎铭先生除了让毛泽东服中药以外，还用按摩的办法予以治疗，并建议说在阳光的照射下按摩效果会更好。毛泽东欣然同意。
一连数日，毛泽东每天中午便赤裸了上身，躺坐在窑洞外的帆布椅上，在阳光的照射下请李鼎铭先生给他按摩身体；开始时是一天一次，后来隔日一次，病况渐渐好转。
11月中旬末，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好了许多。11月21日，身体状况刚刚有所好转的毛泽东即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并发表演讲，强调加强党内外团结与合作，改正中共党内的不良作风。
会议进行中，李鼎铭先生见毛泽东这样不顾自我地辛勤工作，打心眼里敬佩毛泽东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愧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
1947年9月中旬，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落脚神泉堡，几乎天天都要深入到农村去搞社会调查，回到村上不是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研究、分析当时农村的各种情况，就是坐在窑洞里写文章，而且一写就好长时间，有时夜里还要接着写。
在神泉堡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工作一直都很忙。
一天，毛泽东身边的两名工作人员碰巧凑在一起谈话，谈话中谈起了毛泽东。一位说：“咱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指周恩来。的工作可真辛苦！只要一到地方，周副主席总是马上到毛主席这边来，两个人一起商量工作、批文件、拟电报稿；他们俩常坐在锅台的土墩上，或者小板凳上，还有任弼时同志，一研究起工作来就把别的什么都忘了！毛主席已经50多岁了，周副主席也只比毛主席小5岁，他们那么大岁数，行军不比人们少走一步路；到了地方大家都休息了，他们还要工作，这当领导的比我们更累、更辛苦……”
另一位点头说：“可不是，我就没见他们闲着过！”
先前的一位说：“你看咱们毛主席，人虽然在陕北，可他心里装着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华东、晋西、晋南、晋西北，还有豫苏皖……”
“你说毛主席心中装着全中国不就得了！”另一位笑了说，“看你还能说出多少地方？”
先前的一位继续说：“毛主席心里就是装着全中国、装着全局！”并说，“这我比你清楚，每个战场上的解放军部队，都是咱们毛主席在指挥着打仗呢！”
另一位承认说：“说的也是……”
秋收季节，陕北农村的乡亲们家家户户都忙着推碾子磨面；村上的碾子少，石磨也少，都是好几户人家聚到一处轮换着使用一台碾子、一盘磨。
恰巧，毛泽东借住的窑洞前有一台碾子；大晚上了，前来排队推碾子的人仍然很多。
院子里，大娘、大嫂们的说笑声、吆喝毛驴的“呵呵”声、“咣咣咣”的箩面声和石碾滚动发出的“吱吱”声混合在一起，简直就像一台小“杂烩戏”……
在毛泽东身边执勤的警卫人员感到，在这种嘈杂的情况下，毛泽东是没办法工作的，更不要说休息了；考虑来考虑去，警卫人员最终决定同警卫排长阎长林商量，想请老乡们暂时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另找碾子。
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坚决不同意。他先批评了阎长林：“你们只要负责我的安全就行了，别的事情不要管。”
阎长林离去后，毛泽东又对他身边的警卫人员说：“要尊重乡亲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在这里是借住，乡亲们都是村上的主人，我们不可以扰民么！”
警卫人员只得乖乖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
一天夜里，在毛泽东身边执过勤的卫士换班后正准备上炕睡觉，忽然听到窑洞外边有争吵声，声音虽说不算大，但也能听出是老乡同警卫人员在为什么事情进行争执……
卫士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便转身走出窑洞，才知道老乡是为了腌咸菜的事：
这位老乡是毛泽东的房东，前不久在窑洞的院子里腌了两大缸咸菜，他说菜刚腌进缸里没几天，夜里要来搅搅缸，把缸里的菜翻一翻；如果不及时来搅搅缸，不要说菜腌不好，恐怕还会烂掉。
警卫人员向老乡解释：“首长正在办公，你进到院里去搅缸，会影响首长的工作；我看这样吧，请你明天白天再来，搅缸也不在乎非得今儿晚上！”
没等老乡表态，毛泽东从窑洞中走了出来，警卫人员上前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立刻表态说：“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了老乡的生活。人家把窑洞让给我们住，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房东来搅搅缸还不应该吗？告诉那位老乡，他愿来就来！”
毛泽东回窑洞去了。
警卫人员只好去通知那位老乡进到院里来搅缸了……
1951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收到了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流行血吸虫的一份报告，说是那里仅新中国成立前30年，荒芜的田地就达20000亩，死于血吸虫病的人达25000之众，毁灭村庄42个，全县许多地方竟成了“无人区”和“寡妇村”……
面对这样一份报告，毛泽东忧心如焚，决定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去调查。
血防人员派出后，毛泽东在一次散步时对跟在他身边的卫士说：“你是北方人不晓得，江南的水里常年生长着田螺，田螺里寄生着血吸虫，人吃了要害大肚子病，很难治哩！”
卫士说：“那就别吃田螺了！”
毛泽东说：“哪里防得过来么！”
卫士又说：“那得赶紧治呀！”
毛泽东思索着说：“已经派人去调查了。这种病很不好治，现在全国刚解放，朝鲜战争又一时停不下来，新中国的医防工作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实际困难……”继而又说，“困难再多也要想办法，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为全国的老百姓克服困难的么！”
听着毛泽东那坚毅的话语，卫士觉得毛泽东是下了决心要根治血吸虫病的……
1953年9月27日，毛泽东收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的一份关于防治血吸虫的函件，随即将函件交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负责处理，并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4页。：
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开始了全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国家百废待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目光，强调要兴修铁路、发展交通事业。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召见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先是对他说：“王震，你要有信心，有志气干一辈子铁路！”后又对他说，“我们要发展几十万公里的铁路，把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建设新中国！”
在中南海颐年堂，王震向毛泽东汇报说：“主席，我们现在正勘察宝成线路，很紧张，可美国的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卡断了海上油路，对我们的筑路构成了严重威胁……”
毛泽东鼓励王震说：“美国的第七舰队怕什么？它总上不了岸么！你们可以将宝成线移交给铁道部工程局，加紧抢修黎湛、鹰厦两条铁路，建好湛江深水码头，这样就可以巩固我们的东南海防了。”
王震继续汇报说：“黎塘到湛江的一段线路，有400多公里的石灰岩溶洞，铁道部的勘察设计人员中，有人认为没办法通过去，苏联专家也说很困难……”
毛泽东挥挥手说：“王震，你莫相信那一套！我就不相信中国的工程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事情都差不多，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得到，一年不行就修两年，要保证工程质量。”
王震充满信心地说：“这个任务我们接了，保证胜利开通黎湛线！”
“这就对了么！”毛泽东高兴地说，“王震啊，我给你讲个故事：过去，俄国计划修一条从彼得堡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沙皇用笔在地图的两个城市之间画了一条直线，就是那么一画喔！站在一旁的工程师急了，对沙皇说：‘陛下，这中间有一个湖啊！’沙皇扔掉了笔，转身就走，边走边说：‘那就让我的臣民们把湖填起来么！’……”
王震理解了毛泽东讲故事的用意：“主席，放心吧！我们的铁道兵，绝不比俄国人差！”
“对么！”毛泽东继续说，“后来实践证明，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是一条修得最快、最省、最好的铁路哩！所以，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下定了决心就要干，干就干到底！”
王震深受鼓舞地说：“我们保证把新中国的铁路修得比俄国的铁路还要好！”
毛泽东笑了，风趣地说：“我相信你王震！在延安搞大生产运动是你，撤离延安时打青化砭战役的是你，这次修铁路还是你！我们将来还要把铁路修到新疆，围着塔里木转一个圈子，还要修到喜马拉雅山哩！”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一指王震，加重了语气又说，“王震，铁路修到了喜马拉雅山，你就是死在那里也是光荣的！不用防腐材料，也会永垂不朽哩！”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王震咧开大嘴笑起来；见王震笑得开心，毛泽东也笑了：“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时时处处都要想着人民，干工作要认真负责，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王震表示：“我努力去做……”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指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会后，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卫生部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了专家考察团去江西省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江西省卫生厅也从省级医院抽调了数十名医生到余江县，免费为疫区人民治病……
9月下旬，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卫生部第二次组织专家考察团去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同时，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江西省卫生厅也再次从省级医院抽调了数十名医生，负责为疫区的人民治疗血吸虫等疾病。
得到汇报，毛泽东在办公室内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需要办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啊！”
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内读到《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发表的消息：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
毛泽东兴奋不已。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两首神思飞扬、气势磅礴的七言律诗：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8月13日傍晚，毛泽东由天津乘专列返回北京。途中，毛泽东在卢沟桥走下火车，改乘汽车去视察了北京西南郊丰台区的岳各庄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小屯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精力充沛、步履稳健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显得意气风发。毛泽东站在田埂上，远远地向田里干活的农民们打招呼：“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这一喊不要紧，社员们立刻欢呼起来：
“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万岁！”
……
社员们争先恐后地跑了过来，纷纷伸出劳动的手在各自的衣服上蹭蹭，抢着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乐呵呵地同笑得合不拢嘴的社员们亲切交谈，从生产形势谈到人们的思想，从大跃进谈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告别时，几位社员激动地说：“毛主席不辞辛苦，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谢谢同志们！谢谢大家！”毛泽东高兴地同大家告别，乘上汽车后依然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对陪在他身边的卫士说，“我们这个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卫士深深感到，毛泽东对人民、对我们中华民族是怀有深厚感情的……
1959年4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写信给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峰，向他了解有关西藏自治区的具体情况。
毛泽东的信写得很长，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几次给他倒茶水，劝他休息一下，他却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十个手指都连着心，兄弟民族的事同样是大事哩！”
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重点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西藏问题……
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同来京的西藏班禅大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次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了北京。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在专列上看了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份简报后，随即提笔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信《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
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地位。
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业学家威廉氏威廉氏，即威廉斯。强调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的有机化肥工厂。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的这封信，促进了全国养猪事业的发展，给全国人民增添了尽可能多地吃到猪肉的机会。
当日，毛泽东抵达杭州。
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带了他的卫士李银桥和封耀松二人，离开南屏山住地乘船荡入西湖。夕阳西下，西边天际间的红云给荡漾在晚风中的湖面披上了一层飘动的红纱；湖面上没有一条游船，也见不到一个人，整个湖面显得格外清冷……
泛舟湖上，毛泽东吸着烟观览西山，对同船的两名卫士说：“建国10年了，西湖早已是人民的西湖，再不是秦桧和贾似道时的西湖了……”
李银桥听不懂毛泽东话中的意思，他不知道贾似道是谁，只知道秦桧是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刽子手、被后人唾骂的千古罪人；封耀松像是领悟了毛泽东话中的含意，接口说：“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就是要推翻一切剥削者，为人民谋幸福么！”
毛泽东笑了，将手中的烟头丢进水里说：“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保住人民的江山，这可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呀！”继而又说，“共产党要为人民谋幸福，要为老百姓办事情，可如今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虽然我们努力了，但看来还是不甚得法，还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努力，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来……”
封耀松说：“在主席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奋斗！”
毛泽东深吸一口气、又轻轻呼出来说：“我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李银桥大声说：“主席，你瞎说什么呀！”
“人总是要死的么！”毛泽东挺了挺胸膛说，“活着就要干，要学习，要奋斗，要为人民多办一些事情、多办一些好事情，将来也好去见马克思！”
封耀松有些不爱听了，毛泽东察觉了封耀松的感情变化，笑一笑说：“我们在一起讲话随便些好，习惯了，又不是开会……”
封耀松只得随着笑了笑，说：“主席，我们都在努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在努力……”
“要快呢！”毛泽东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大跃进有什么不好？都像小脚女人那样，干社会主义能行么？”
封耀松犹豫了一下，说：“是要快，但也不能太快……”
“实事求是么！”毛泽东打断了封耀松的话说，“搞大跃进，我们不能过‘左’，但也不能右；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老百姓的生活尽快好起来，起码先要吃饱肚子么！难道我们还不如三国时候的张鲁？”
说话间，船到湖心小瀛洲；毛泽东在李银桥的搀扶下，离船登洲……
这时的小瀛洲金桂葱郁，松柏苍劲；“我心相印”亭边的池水中鱼戏浅底，“迎翠”榭前花木扶疏，“闲放”台旁绿茵环绕，令人置身岛上没有一点已入冬季的感觉。
毛泽东在曲桥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来，从深蓝色的大衣兜里取出了一盒“中华”牌香烟，李银桥连忙近前去划着了火柴；毛泽东吸着烟，招呼封耀松和李银桥说：“你们讲讲看，我们的政策到底有哪些失误？是我毛泽东真的到了斯大林的晚年？”随即又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难道我们的大跃进真的是不切合实际的‘冒进’？人民公社办大食堂，到底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真的是钢铁指标太高造成了太多的浪费、助长了全国的浮夸风吗？我的这些‘黑话’只在这里讲，你们不要有顾虑，实事求是。你们都是我身边的人，都长大了，对一些问题总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吧？”
这是李银桥第一次从毛泽东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他见封耀松犹犹豫豫的样子，像是鼓了天大的勇气才说出了这么两句：“主席看问题比我们全面得多，考虑问题也比我们深刻得多……”
“你怕什么？”毛泽东不高兴了，站起身来说，“要搞调查研究，认真搞！今年我们先组织学习，明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定要找出原因来，找出办法来……”
两天后，毛泽东在南屏山住地召集了来杭州的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杭州的几位省市领导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谈话。
毛泽东说：“国庆节前我去了一次密云水库，告诉杨尚昆和彭真说要搞好环境建设和搞好绿化，为的是子孙后代；现在看来，搞环境建设，搞绿化，远远赶不上搞思想建设。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搞绿化固然重要，但也只能是从物质上为子孙后代造福，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美国的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有所准备、有所警惕。”
事后，毛泽东在西湖边散步时对李银桥说：“银桥啊，你是怕打仗呢？还是怕‘和平演变’？”
李银桥随着毛泽东的脚步走着，边走边说：“我什么都不怕！”又说，“仗咱们打过来了，敌人想‘演变’中国，怕也没那么容易……”
毛泽东却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想要‘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佐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李银桥说：“我保证我的下一代不会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了！”
“这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沉思着，停住脚步开始吸烟，然后折转了身子往回走，又说，“人们在战争年代，大体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很勇敢；现在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得看见几个，我也不相信。”
李银桥跟着毛泽东的脚步继续走，毛泽东走离了西湖边停下来，又说：“法国的《快报》评论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么！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就会出问题。”
李银桥问：“富了会出什么问题呀？”
“富了就会贪图享受！”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10年富国，10年强兵，后代人全忘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家家吃肉不发愁，也一定会出问题。”
李银桥笑了说：“主席，现在人们没肉吃想肉吃，将来有肉吃了，不是更好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毛泽东说，“王安石晚年曾经说过，‘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宋）王安石《金陵怀古》中的诗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要认真汲取的，要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平演变’了；否则，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继而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要对得起人民……”
听着毛泽东的话，李银桥感到，毛泽东想得不光是当前和现在的事，想得更多的、更担心的似乎是子孙后代的事，是中国的将来……
1962年2月28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前往南昌。
专列在行进中。暖融融的阳光照射着专列的玻璃窗。毛泽东渐渐地不再向车外观望，而是伸手拉上了窗帘，转身对跟随着他的李银桥和高智说：“你们下去了一年，对下面的情况了解了不少；说说看，除了你们调查报告上写的，还都见到了哪些新鲜事啊？”
高智说：“主席是掌握全局的人，什么事情不比我们清楚啊？”
李银桥明白了毛泽东问话的意思，回答说：“新鲜事可多了！社员们一入冬就去挖河，大搞水利建设，劲头儿可大了！”
毛泽东点点头：“这个我晓得。”
高智也明白了毛泽东问话的含意，说：“贵溪县的大食堂半年前就解散了，家家又支起了锅灶，只是一时没地方去买那么多的锅……”
毛泽东问：“为什么呀？”
高智解释说：“1958年大跃进，家家的锅都被收去大炼钢铁了，一下子再重新起伙，市场上没有那么多的铁锅供应。”
毛泽东开始吸烟：“哦，看来还是集体化好，省得自家做饭；可人们的习惯势力难改，吃大食堂的问题也很多，有什么办法呀？只好慢慢来，太快了不行呢，我们已经有了教训……”
这时李银桥说：“主席号召人们多养猪，还真是家家户户都养了猪呢！”
毛泽东问：“老百姓都养了哪些猪啊？”
李银桥说：“品种可多了，有黑猪、白猪、花猪，还有什么‘巴克夏’猪……”
“这就好，要选优良品种。”毛泽东说，“人民群众可以有肉吃了……”
“现在种水稻也选优良品种呢！”高智说，“选什么‘江南1号’、‘江南2号’，还有什么‘抗风1号’、‘防虫3号’，就是没有防稗草的……”
毛泽东说：“我小时候在田里插秧，经常被蚂蟥咬；稻子抽穗时，还要到田里去踩稗草。现在种田，是很需要讲科学的，多产多收么！”
“主席……”李银桥狡黠地一笑，说，“我还看了牲口配种呢！选的也是苏联的进口马，有高又大……”
高智也笑了，说：“我们在江西和河南，见社员们参加生产的积极性可高了，人们挣的工分也不少，就是分值太低……”
“有积极性就好，这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基础！”毛泽东说着话，忽然又感叹起来，“天时，地利，人和，天地之间人为贵啊！”
李银桥加重了语气说：“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全国人民一条心，黄土也能变成金！”
这时毛泽东不说话了，开始认真打量起高智来，看得高智直觉得有些不自在：“主席，咋的了？”
毛泽东笑一笑说：“什么都选优良品种，人也要选优良品种哩！”
高智问：“人咋个选品种？”
毛泽东说：“你是在黄河边上吃小米饭长大的，你说那种生活好不好啊？”
高智自豪地说：“好着哩！”
李银桥也说：“延河水，小米饭，打得老蒋完了蛋！”
毛泽东再问：“你们没有忘记在延安和在陕北吃黑豆？”
高智回答：“咋能忘呢？天天高兴着呢！”
李银桥说：“我觉得那时候比现在好，虽然艰苦，但人们的情绪高……”
毛泽东又问：“你们那时候就没有意见？”
“没意见！”李银桥说，“就是天天盼着打胜仗，盼着早日解放全中国！”
“如今解放了呢……”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困难，但总比过去强多了，起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土改以后，大家又组织起了互助组、再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现在又成立了人民公社，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可以充分地发挥集体力量，人们的意见反倒比过去多了……”
“人就是这么怪……”高智说，“那时候苦，也没觉得受不了，反而觉得生活挺甜的，老百姓支前的积极性可高呢！现在吃好了，穿好了，分了房子分了地，你就跟着共产党好好干吧，可人们还是天天有这意见、那意见……”
“你们都没有变，我很高兴！”毛泽东夸奖李银桥和高智说，“情况变了，环境变了，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啊！战争年代人们想的是如何战胜敌人、如何克服困难和如何夺取胜利，人们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很少想到自己；解放了，我们搞社会主义，也是号召大家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一心为国家、为集体，团结起来向前进。应该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以前强得多，生活安定了，没有战争，但人们的思想也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而转变了。你们没有变，这很好！但要经常学习，要认真掌握马克思主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防止修正主义，不要被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了！”
高智的思想活跃，立刻说：“美国人就是看得起有色金属，看不起有色人种！”
李银桥说：“我还看不起他们呢！”
高智也说：“我看非洲人都比看美国人顺眼！”
毛泽东问：“那我们选什么样的人种呢？”
李银桥说：“亚洲人！”
高智说：“黄种人！”
毛泽东笑了：“嗯，就选高智这样的人种吧！”
听毛泽东这样一说，李银桥和高智互相看了一眼，两个人都一起开心地大笑起来……
看着两个人高兴的样子，毛泽东又说：“选人种是一回事，做什么人又是一回事；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3年7月，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宏伟设想《毛泽东与中国经济》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
把1963年到1965年这3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3年过渡之后，搞一个15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9月6日，毛泽东对由中央书记处组织成立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草拟的一份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并在文稿上加写了这样一段内容《毛泽东与中国经济》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在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为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得“轰轰烈烈”了；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多次指示新华社、新闻出版署、《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注意报道和播发有关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消息。
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4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指示《毛泽东与中国经济》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
次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即将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看了周恩来呈递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准备稿，并亲自用红蓝铅笔重点勾画出了以下一段内容《毛泽东与中国经济》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
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努力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进入世界的前列。
这一年，毛泽东整整81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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