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欧

    我们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始终是，寻找经过改良的新品种葡萄，用它来酿造我们的葡萄酒。从1948年到60年代，我们在利文斯顿进行了650多次无性繁殖试验，其中包括戴维斯公司推出的新杂交品忡。在葡萄的种植中，无性繁殖意味着，选择有特点的葡萄藤，繁殖基因相同的多株新枝，20年来，我们在小小的实验酒厂里，对许多葡萄品种进行了实验，用它们试制了葡萄酒。我们发现了许多在这个地区从未有过的新品种，试种的结果良好，用它们酿出的葡萄酒不错。

    在我门自己的葡萄园。我们把禁酒期间很吃香的粗皮葡萄全都搞掉了，换成更适宜于酿酒的新品种。但是我们很难使其他许多葡萄种植者效法我们的榜样。

    他们迟迟不愿这么做，是有许多理由的。适宜于酿酒的葡萄每英亩的产量很低。而成本则比普通葡萄高。他们想，费更大的劲儿，花更多的钱，值得吗？这些人持怀疑态度，是符合他们的本性的。有些果农只愿意生产目前有市场的东西。而没有未来的眼光。他门按照供求关系办事，不管是杏、生菜或者葡萄，只要有需求，价格不错，他们就会不断供应。

    对大多数葡萄种植者来说，改种更好的品种，要算一笔经济帐。对一个已挂果实的葡萄园来说，进行嫁接或改换品种，要损失三个农业季度的收入；只有这样，新的葡萄藤才能成熟挂果。再者，购买根状茎和葡萄藤，雇佣劳力和添置设备等，都要花钱。按照60年代美元的币值计算，种植一英亩葡萄，大约需要1000美元。更换葡萄园的品种，是很难从银行借到钱的。由于在以后的三年中减少收入，一个葡萄种植者是很难使银行相信他有能力还帐的。当新的葡萄藤成熟挂果时，银行怎能确信一定卖得出去；如果卖出去了，一定能够卖个好价钱？

    即便葡萄种植者认识到，从长远看，应该换个更好的品种，但大多数人没有财力来挖掉旧的，换上新的，然后再等三年，等它成熟。我常常听到葡萄种植者说，“也许明年可以吧。”然而，这样的“明年”似乎永远不会来到。有些葡萄种植者说，既然我们非常需要他们改换品种，我们是否借给他们钱，让他们这样做。我讨厌从事银行业务。然而，毕竟得想想办法。

    1964年，法院判决取消了发酵原料营销法。这个法本来有助于提高加利福尼亚酿酒葡萄的质量。我们是大力支持这个营销法的。

    我们多次要求葡萄种植者支持改种优良品种的计划，但他们反应冷淡。我们觉得不能坐等情况的好转，迟迟不行动起来，会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果用劣质葡萄酿酒，我们大家都不可能兴旺起来。如果酒商不能向消费者提供他们感兴趣的那种酒，我们就可能丧失良机。

    1965年，我们公司建立了葡萄种植者关系部，这在全州尚属首创。我们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聘请了一位葡萄栽培学教授来领导这项工作。我们招聘和培训了工作人员（他们的数目最后达到20多人），派他们到葡萄种植者那里传授提高葡萄质量的技术。他们不只是在为期两个月的收购季节这样做，而是全年如此做。

    我们原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努力，使葡萄种植者认识到必须改种更好的品种。然而我们的希望落空了，到了1967年，即我们手把手地传授技术两年以后，葡萄种植者仍然不愿意嫁接优良品仲或者栽种新品种的葡萄。据我们所知，这些新品种在他们的地区会生长得很好，可以酿造出更好的葡萄酒。

    我哥哥和我一致认为，必须另想办法。使葡萄种植者更换品种的唯一办法，是保证他们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

    我们同那些栽种优良品种的葡萄种植者订了长期合同。我们的这个做法使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颇为震惊。

    1967年收割季节以后，我们开始同果农订立长期合同，让他们撤掉汤普森无籽葡萄。换种更适宜于酿酒的品种。我们因地制宜，选择各个地区最适宜栽种的品种让果农栽种。所有这些品种，我们都先在利文斯顿进行了试种，知道它们确实长得好。这个例子也表明，我们是根据实验和研究的成果来确定发展方向的。

    第一年我们的合同保证果农获得起码的价格，即一般市场价格，这个期限持续10年至15年。这个保证跟质量标准联系在一起，质量好的，还可以获得奖金，如果葡萄的质量好，可以用于酿造最好的佐餐葡萄酒的话，我们给果农支付最高的价钱。如果在收割以前，我们通知果衣，他的葡萄的质量只能酿造餐未甜酒或烈性酒的话，我们付的价钱将降低，他也可以把他的葡萄卖给其他酒厂。

    在我们这个行业，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这个做法。其他酒厂老板颇有怨言，不过当着我的面没有太多的流露。有人向我报告，说人们抱怨我们不是“公平竞争”，“给果农付的钱太多”。有些酒厂不同果农订合同，让他们每年忐忑不安。

    其中许多人担心市场不稳定，竞相同我们签定合同。我们的合同保证果农的葡萄有个卖处。他们甚至可以拿我们的合同到银行作为抵押去贷款，以便更换品种。他们发现。只要他们证明他们将来在很长一段时期确有把握卖个好价钱，银行是愿意借给他们更换品种所需要的款项的。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盖洛公司的做法可能受到葡萄酒行业大多数人的欢迎。盖洛公司说，‘我们愿意资助你更换更适宜于酿酒的葡萄品种。这将帮助你挣更多的钱，帮助我们酿造出更好的葡萄酒，使消费者饮酒更快乐。’”

    这个报道差不离。

    我听到公司内部和外部的人都这样说，这是我们对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业生产方面的重大贡献。他们的看法可能是对的。

    把恰当的品种栽种到地里，这是关键的一环，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的合同要求果农采用我们在利文斯顿试验过，并在我们自己的葡萄园里实践过的、那些改进了的耕作法。过去，种植餐未甜酒用的葡萄的果农大都只关心产量。对他们以及对他们出售其葡萄的酒厂来说，葡萄的质量是无所谓的。随着栽种优质酿酒葡萄的果农越来越多，这个情况必须改变。我们作出规定，使果农的努力不会是白费劲的。如果果农遵循我们的栽培技术，我们将超过一般优质葡萄的价格，付给他们额外的奖金。

    我们的专业人员全年同果农一起劳动，告诉他们何时剪枝、何时灌水、何时撤水、何时上硫磺，以及何时摘葡萄。

    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告诉他们如何才能获得更好的收成。就拿剪伎来说吧。适当的修剪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避免葡萄藤过于重叠，挂的葡萄串过多，以致影响葡萄的味道和质地。剪枝的目的是限制一根葡萄藤上的葡萄串，使之尽可能多地生长出最好的葡萄。各个品种的葡萄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有些品种挂果过密，这些品种的葡萄藤需要大量剪枝。那些挂果甚多的葡萄藤每亩产量较多，但葡萄的质量不是最好的。这使供求双方可能发生冲突，果农是按数量的多少收钱的，而酒厂则更多关心的是质量。叵我们既保证了最低价格，又保证了优质优价，因此，可以激励那些观望的果农跟着我们干。

    我们同果农签订合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每年我们都知道下一年度的葡萄来自何方。甚至到了90年代，在我们的需求量十分巨大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知道去哪里弄到我们需要的大量葡萄。在订立长期合同以前，只有到了8月、9月，甚至10月份，我们的葡萄才有下落。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总是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葡萄，因为有人会赶在我们前面，出高价抢购质量比较好的葡萄。

    我同我们的专业人员一起密切注视葡萄园的全面情况。如果一个果农的葡萄园管理得不好，没有充分上硫磺，灌水过多，或者在葡萄收割季节没有达到我们的其他质量要求，那么，我们会断然拒收他的葡萄。有些果农甚至在收割以前猛灌水，唯一的目的是使葡萄膨胀，以便过秤时增加点份量。我们不愿跟这样的果衣合作。

    果农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是说到做到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果农把质量摆在数量之上。

    一般来说，真正适宜于酿酒的葡萄，个头都不大。葡萄串很小，长得不好看，显得枯萎瘦削，结的葡萄不多。在多岩石的干燥土壤里，葡萄藤长得最好，把它们所有的精华都注入果实里。健康的、受到压力的葡萄藤结的葡萄较少，但用它们酿造的佐餐葡萄酒最好。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一根葡萄藤对酒商说：“让我保持贫穷吧，我将使你富裕。”

    我弟弟乔耶1946年经营我们在利文斯顿的葡萄园，从那时开始，他买了土地和牲口。有时，他在他为我们代管的、没有耕种的空地上放牧牲口。

    1948年，我们把靠近我们葡萄园的一些牧场卖给了我弟弟。两年以后，乔耶买了附近的一个农场，包括一个牛奶公司。他创办了一块围栏肥育地，最后取代了奶牛而专门饲养小母牛。他的“jG”品种的牛在全州的牲畜拍卖场上是颇为有名的。

    随着他的养牛业务的发展，他拥有的葡萄园也增多了，到60年代中期达到5000多英亩。由于他拥有的地产和其他业务增加，我发现他对我们葡萄园的照料越来越少。我去视察葡萄园时，他从来没有在那里。我同乔耶的管家一起开车转了一圈说，乔那回来时，把我对你谈的话告诉他。

    当我发现乔耶把在我们葡萄园干活儿的酒厂人员叫到他的牧场做工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到了1967年。利文斯顿葡萄园对我们的生意非常重要，需要有一个专职经理负责葡萄园的管理。我不能指望乔耶丢下他自己的一摊子不管，来专门照料我们的葡萄园。

    欧内斯特和我讨论了这件事，我们一致认为，最好建议养那照顾自家的事情，我们另找一位牧场经理。

    我去跟乔耶谈。

    “我可以看出，你自己牧场的事已经够你忙活的了。这很好嘛，”我对他说。“这是你一直向往的事。我们要另找一位牧场经理。”

    乔耶表示同意。

    他不再需要挣酒厂的工资了。他现在已经站稳脚跟。他是县里最大的地主之一。我为他而感到自豪。

    次年，乔耶在默塞德附近买了1900英亩牧场，在那里种植牲畜饲料；接着又买了五块较小的地段，共计2000英亩：还在附近买了一块较大的1300英亩的上地。

    乔耶的日子似乎过得满不错。

    欧内斯特

    朱利欧和我都认为我们需要一座更大、更好的建筑物，作为我们行政管理和生产部门的用房。但我们都不急于把钱花在土木工程上。我们都不大在乎生活上的舒适。

    有人告诉我，有些新来的雇员看到我们办公的地方非常简陋，大为吃惊。

    当肯·伯奇于1958年应聘来到公司时，头6个月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窗户的仓库，靠后墙放着一个橙黄色柳条箱。当他终于有了一间办公室时，又小得可怜，有客人来访时，他不得不到走廊里同他们交谈，因为那里比室内更舒服些。

    我们办公是在。一座拥挤的两层水泥楼房里，那是1936年建造的。当时，朱利欧和我什么事情都干。我们找来一个木匠，摆出了建筑物的模型，计算一下地板和墙壁的厚度。我们两人都不是工程师，但我们察看了别的一些建筑物。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当时标准的混凝上建筑物的墙壁是8英寸厚和一些半英寸的钢筋。我们缺钱。所以我们想减少费用，把墙壁的厚度改为7英寸和3根1/8英寸的钢筋。这个主意不错。

    应当承认，这个建筑物不牢固。

    30年以后，据我们的一些雇员说，这个“节约”建筑物有坍塌的危险。每当听到人们的抱怨时，我总是这么回答：“再过一两年，我们建造一座大家都引为自豪的楼房。”

    有一天，伯奇的秘书颇感不安，因为天花板上往下滴水，弄脏了她的衬衣。原来楼上的实验室漏水。

    大约三个月以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有一天，一层楼的秘书室发生骚动，女人尖叫起来，男人大吼大喊。我们赶紧跑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一个商标经理坐在他的桌子旁，好像满身是血。其实不是血，而是红葡萄酒。一加仑勃良第酒从天花板上漏下来，溅满了他的写字台，他的身上和附近的一切东西都染成红葡萄酒色。

    那天下午，我下决心要兴建一座新楼。我们从一些很有名望的建筑师那里弄来草图，但我们都不满意。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看看那里的建筑物，选择一种适合我需要的。我在北卡罗来纳视察零售店时，车子路过州议会大厦，那是一座宏伟的新古典式建筑物，四周都有圆柱。我多次在欧洲旅游观光，眼巴巴地盯着建筑物。但只有在罗利我才发现了我中意的风格。我把汽车停在一旁，尽我的能力画了一张草图。回到家后，我同埃尔·芬德森和霍华德·威廉斯坐在一张会议桌旁。我摊开一张很大的纸，绘出了同我在北卡罗来纳看到的类似的建筑物的草图。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又加了一些细节。于是，我们把旧金山的建筑师约翰·博尔斯（他曾设计过坎德尔斯蒂克公园）请来，他很快就拿出了蓝图。朱利欧建议在这个建筑物的混凝土外表上贴上落地大玻璃。承包商对他说，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不过，我们愿意试一试。当这个建筑物完成时，它的外表显得更加令人赏心悦目。如果是普通的水泥外表，可能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我们的新的办公大楼是在1967年竣工的。我一直等待北卡罗来纳入看到它时，说我们的总部大楼多么像他们的州议会大厦啊。

    像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一样，它的正厅周围栽着棕榈树。在棕榈树院内，有两个鱼池，我们允许当地人在这里举行慈善活动，如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舞会，为莫德斯托交响乐团集资。我门聘请的室内设计师建议，所有的办公室的内部装修风格应当统一，以便给人一种“专业化的印象”。我不同意这个意见。我们的员工，工作时间很氏，也很辛苦。我希望他们在办公室感到舒适自由，如伺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拨给他们装修的费用，他们想怎么样装修就怎么样装修。其结果是，各个办公室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反映了在那里工作的男女员工自己的个性。

    我认为，我们的办公大楼与众不同之处是，它背后有一片涂缓上升的山坡和大片田地。这一点险些落空。这个大楼同周围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因为附近的办公用房都挤在我们原先的狭小空间内。然而在开辟新天地以前，它似乎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我的儿子戴维鼓励我再作一次努力去购买附近的一块40英亩土地。这块地的主人是戴夫·阿拉塔，他显然早就存心把它卖给我们，“宰”我们一刀。

    他看到我们公司不断发展，每一次从我们门前路过时，总是别有用心地笑着。当我们终于向他表示要购买这块地时，他的要价高得惊人。

    我们失望之余，购买了附近的另一块地，以便把老的用房搬到那里去，腾出地盘来建我们的办公大楼，当这个计划实施的前夕，我门调集了大批巨型拖拉机。

    我让朱利欧去把阿拉塔找来，让他知道我们次日清晨就要动工了。“告诉他，一旦我们动工，我们就永远不会对他的地皮再感兴趣了。”

    我们的交易很快就做成了。我们使这片平坦空旷的田地同美丽的山麓作为我们的新办公大楼的背景，并栽种了数百株各种树木。

    朱利欧设计了一条漫长的人行道，从办公大楼的后面沿着绿草如茵的溪边土丘蜿蜒而上，深入山林之中。

    我的办公室设在第二层，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我看不清人们在办公大楼后面的远处干什么。我一扫听，才知道我们的许多员工喜欢在茶余饭后到山间去散散步。

    除了朱利欧，他们还得感谢戴维给他们设计了一个好去处。

    我的小儿子在斯坦福大学完成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后，于1965年到公司工作。像戴维一样，他也毕业于圣母马利亚大学，取得工商管理学方面的学位。

    乔那在加利福尼亚工作了几个月。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参与开辟了国内其余的市场。在此期间，他常常外出推销产品，每一次长达一个月。

    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乔那的才能和兴趣在销售方面。这很好嘛，正像他的哥哥戴维倾向于营销一样。我的这两个儿子从一开始就善于处理日常事务，而不会互相闹矛盾。朱利欧的儿子鲍勃和他的女婿吉姆在生产方面也是如此。我的弟弟和我早就认识到这样的安排是很好的。

    70年代初，乔耶负责抓酒厂销售力量的管理工作。他们访问我们的批发商，并为他们提供服务。乔耶研究了更加强化的努力所提供的机会。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销售组织大大扩大和现代化了。

    他提出了一个人在我们公司要获得成功必备的条件。接着，他制定了到大学招聘大学毕业生的计划。我们物色的年轻人要有强烈的工作热忱，愿意不断学习。

    他们被招聘进来后，首先由我们的高级销售经理人员对他们进行课堂培训，使他们掌握销售艺术和经营管理原则。接着，让他们去访问各个零售点，为后者提供服务。在这方面表现出才能的人，由销售经理向他们介绍经验。公司根据他们的实际表现和应变才能加以提拔。这些年轻人认识到，只要他们勤奋努力和有才干，他们就会很快得到提升，并不靠论资排辈。

    今天，我们在全国大约50个大专院校招聘销售人员。经过培训后，合格者到我们的批发点学习营销和经营管理技术。在此之后，其中一部分人到我们公司任职。另一部分人继续搞销售工作，有的被派到公司所属的批发站，有的被分配到独立的销售网点。

    对我们来说，葡萄酒的革命始于1968年。

    我们的一位商标经理接到特拉华州一个批发商的电话，他要一车皮用布恩农场苯果酿制的酒。我们在1961年推出了酒精含量为11%的略带气泡的苹果酒，但是，自那时以来，销售情况并不好。我们的这位经理对这批订货并没有怎么重视。过了一周，这个批发商又订了一批货，我们的经理再也不敢怠慢了。他了解了一下市场情况。这位批发商说，出人意外的是，有一部分消费者突然要买布恩农场的产品。

    又过了几天，休斯敦的一位批发商打电话来订购一车皮布恩农场苹果酒。这种酒转眼之间在消费者中间变成了抢手货。一两天后，密歇根州安阿伯的一个批发商也来订货。我们感到奇怪，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苹果酒滞销几年之后，突然在市场上走红，我们既没有刊登广告，也没有搞什么促销活动。虽然这好像是孤立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但是，埃尔·芬德森决定去调查一番。他回来报告说，他认为布恩农场苹果酒可能变成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项目。“忘掉苹果酒吧，”我对他说。“如果苹果酒单独卖，那很好。如果要让我刊登广告，推销用别的水果酿造的酒，那我可没有这个兴趣。我们酿造和推销的是葡萄酒。”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当初有人建议我们搞一种苹果酒，因为己有一种别的牌子的苹果酒在东海岸销售。生产部门研制出了一种非常好的苹果酒。我一向喜欢丹尼尔·布恩的故事。我建议用他的名字俞名我们的商标。我主张在商标上印一张戴着浣熊毛皮帽的边疆开拓者的图片。芬德森不喜欢我的想法。经过讨论后，我们决定在商标上采用一张老酒厂的图片，名字叫“布恩农场”。

    布恩农场苹果酒推出以后，产量始终保持在低水平上。1967年卖了2.8万箱。它有一定销路，但却上不去。

    现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事后回顾，我说不清原因何在。它打破了确立一个商标的大多数规则。这个商标以酒业史上最快的速度占领了很大的市场，而且我们没有搞任何促销活动，至少在初期是如此。

    1968年，布恩农场苹果酒卖了9万箱1969年卖了46万箱。1970年，布恩农场苹果酒卖了240万箱，成为美国果酒销量最大的一种。

    至此，我再也不能无视它的潜在力量了。1971年，我们决定对布恩农场苹果酒进行促销活动。我们根据很受观众欢迎的《大家笑》电视节目中的人物，制作了一个“布尔将军苹果酒”的商业广告。那年我们的销售额猛增到700万箱。

    后来，我们推出了草毒酒，叫作“布恩农场草莓山”。由于我们得不到足够的草莓来大量榨汁酿酒，我们只好以苹果为基础酿造带草莓味的酒，其酒精含量为9%。在推出“草莓山”之后不久，一位年轻的经理出差归来，激动他说：“它一年的销售额将达到100万箱。”

    他没有猜对。

    “草莓山”于1971年5月推出后，在12个月内销量就达750万箱，成为我们公司历史上最快地获得成功的新产品。1972年，“布恩农场”系列产品的销量差不多达到1600万箱。

    苹果酒的畅销导致世界市场浓缩苹果汁的短缺。把美国的浓缩苹果汁收购完以后，朱利欧到世界各地——法国、南非、波兰和塔斯马尼亚——搜寻浓缩苹果汁。在此以前，世界浓缩苹果汁本来是过剩的，但是，由于我们用的浓缩苹果汁数量十分巨大，所以在我们进口这种产品后，它的价格猛涨，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也是如此。后来，我们开辟了自己的苹果园。

    我认为，“布恩农场”系列产品吸引了许多以前从未喝过葡萄酒的人。所有研究“葡萄酒热”的人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是由于21岁至34岁的年轻成年人的市场造成的。他们之所以购买这种新的葡萄酒，是因为他们喜欢它的味道，因为它与众不同，而且价格便宜。

    自那时以后，我同许多葡萄酒消费者交谈过，他们对我说，他们喝的第一种葡萄酒就是“布恩农场”产品。

    “布恩农场”酒由于消费者的厚爱，转眼之间就成为畅销品。它使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爱上了葡萄酒。

    到了1971年，我们的销量比1968年翻了一番，达到一亿加仑，约4000万箱。其中销量增加得最多的是新近受到消费者青睐的“布恩农场”系列产品和汽酒。我们的佐餐葡萄酒的销量增加了1/3，尽管我们对它的广告宣传并不是很多。

    虽然提神酒的市场很兴旺，但朱利欧和我却持保留态度。这是否是一时的狂热呢？全世界的葡萄酒市场都是以佐餐葡萄酒为基础的。诚然，美国的某些饮料和汽酒有过历时三年的三位数增长率。但是，同过去相比，佐餐葡萄酒在那些年份的增长情况也是相当好的。

    我并不想挖饮料酒的墙角。不过，我们的确想重新集中力量发展佐餐葡萄酒，对饮料酒有所收缩。在我们实行新战略的第一年，“布恩农场”系列酒的销售量果然下降了1000万加仑。

    我们的消费研究部作了一些调查。在不亮商标的品尝中，消费者喜欢我们的葡萄酒，一旦把商标和价钱亮出来，他们也喜欢别的牌子的酒。消费者愿意花钱购买的，除了别的因素外。也包括产品的“形象”，换句话说，即他们对产品的看法。定价、广告、包装和公共关系全都同塑造产品形象有关。

    我们确信，我们的质量是任何新出现的竞争对干都无法相比的。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作一些改变。我们为我们的优质佐餐葡萄酒设计了薪的包装。新的标签更加精美了。我们的创作部设计了一种吸引人的半加仑新酒瓶。广告部设计的广告将帮助消费者欣赏我们葡萄酒的质量，1972年秋季，新的包装准备就绪，新的广告宣传也在同一时间开始。

    我们还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帮助。1972年11月，《时代》周刊在封面上刊登了朱利欧和我的照片，并在其关于美国葡萄酒业的封面文章中对我们作了突出的报道。我本来不想接受该刊的采访，当时担任葡萄酒学会主席的哈里·塞利斯对我进行了说服工作。他说，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对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业大有好处。

    《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在卷头语中引用该刊记者的话说，“这项报道最棘手之处是，欧内斯特·盖洛不愿见记者，他对他的私人学活和公司业务严加保密，其防范的劲头仅次于霍华德·休斯。”

    虽然我不喜欢这些话，但我认为这篇报道《美国葡萄酒业成熟了》使我们受益非浅。哈里·塞利斯十分高兴该刊突出报道我们的行业。埃尔·芬德森更是欣喜若狂。他说，这等于作了一次“价值100万美元的免费广告”。

    《洛杉矶时报》的葡萄酒评论家罗伯特·鲍尔泽参加了该报举行的名酒品尝比较，他在文章中称我们的勃民第美酒是“今日美国最好的筒荡酒”。勃艮第美酒的名次排在索维农和西拉的前面，而后两种酒的价钱为勃艮第的两倍以上。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盖洛公司的勃艮第是用优质葡萄酿造的，这种葡萄的价钱比其他一些勃艮第酒所用的原料要贵。但由于盖洛公司是大批量生产，所以成品的售价并不比别人高。”次年，我们的勃艮第的销量翻了一番。芬德森的估计是对的。

    《洛杉矶时报》最后说，更多的美国人将转而认用葡萄酒。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转而喝葡萄酒的人是为避开杜松子酒和波旁酒的刺激性。还有一些人从含汽葡萄酒转向甜味较少、成份较多的葡萄酒。美国人似乎摆脱了过去那种喝烈性酒的习惯，转而用比较温和的酒来陶醉自己了。

    “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葡萄酒便宜的国家，是不会酗酒的；只要温和的葡萄酒取代了烈性酒而成为普遍的饮料，人们就会保持清醒不醉。’”

    多年来，我妻子和我到国外旅游时，我总是邀请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酿酒学和葡萄栽培学系系主任梅纳德·阿梅林与我们同行。阿梅林同朱利欧和我是在莫德斯托上中学时的同学。

    关于名酒，阿梅林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他的记忆力惊人。例如，20年以前我们访问过摩洛哥，吃午饭时我们喝过法国的香槟酒，他能记得那酒的商标和生产年代。

    不论我们到哪里去，阿梅林都认得当地葡萄酒行业的人。要么他们是他在加州大学的学生，要么他在公休日曾到他们那里工作过。不管我们到哪里，他的名字比我的要响亮得多。

    在日本，我们到边远地区访问了一个小酒厂。当我们的汽车停下来时，厂里所有的人，包括办公室的职员，都在外面列队欢迎我们，主要是欢迎梅纳德·阿梅林。

    在澳大利亚和南非，我们也受到类似的热烈欢迎。在南非，我们碰到了阿梅林的一个同事弗农·辛格尔顿博士，他是加州大学酿酒学教授。他利用假日在南非一个酒厂实验室工作。

    1971年，阿梅林和我访问了苏联，我们参观了一些研究中心。他们的设备相当现代化，工作人员都是合格的酿酒学专家。有趣的是，苏联的葡萄酒生产量和消费量比美国还要多。

    我们在研究中心品尝了他们的葡萄酒，味道不错。但是，我们在莫斯科的一些饭店喝的葡萄酒则不是这样。我问这是什么缘故。

    俄国的一位研究人员对我说，“技术我们是有的，但我们无法说服果农铲掉他们的老的葡萄藤。他们没有这样做的动力。”他们的大多数葡萄园种的还是五六十年以前的老品种。

    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在苏联的一些研究中心受到了同阿梅林一样的礼遇。我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苏联并没有开展营销工作。

    很快我就明白了其中原委。在一个研究中心的图书馆，我看到了厚厚一摞盖洛酒业公司研究部就各种酿酒问题发表的技术文件。

    这使我意识到，我们的研究人员一发现或一研究出一种较好的工艺或技术，便马上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这未免太匆忙了吧。一方面，我们为我们的成就而骄做，但另一方面，我不喜欢把我们的专利资料泄露出去。

    多年来，我一直对朱利欧说，“我们的技术文件应当至少推迟一年发表，以便使我们获得更长时间的好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些人毕竟是在为我们工作、领取我们工资的期间获得这些进步的。”

    朱利欧回答说，“你要了解一个科研人员的心理。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最大的满足是，研究出某种新东西，抢在最前面公之于众。”

    我始终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有同样的忧虑。这个分校在酿酒学方面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等学府。他们用加利福尼亚纳税人提供的资金开发了技术，可是，他们往往过快地把这些技术公诸于世。该校的教授们为什么要在休假期间去世界各地把他们所知道的我们在技术方面取得的突破告诉别的国家呢？由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传授经验，世界其他国家的葡萄酒有了很大的改进。它们所付的代价不过是给加州大学教授买一张双程飞机票和几个月的工资而已。

    其中有些国家把葡萄酒的质量提高以后，以优惠的关税向美国大量出口其产品。

    我们的纳税人帮助他们成为美国葡萄酒的强大对手。

    朱利欧

    1968年，我们把1936年建造的最后一批混凝土贮酒罐炸掉，全部代之以新的不锈钢罐。这是当时最现代化的贮酒技术。

    除了采用优良的葡萄外，酿造好酒还必须遵守另外两项基本规则，即避免高温发酵和过分暴露于空气。不锈钢罐通过密封的办法可以做到后一点。用不良葡萄作原料，谁也做不出好酒。但也要避免用好葡萄做出坏酒。

    那一年我们的预测表明，在5年之内莫德斯托至少需要增加4000万加仑的贮酒能力，才能赶上市场的扩大。

    我们在莫德斯托已有5000万加仑的贮酒能力，在弗雷斯诺有3100万加仑的贮酒能力，在同我们订有合同的洒厂还有1500万加仑的贮酒能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增加贮酒能力。由于销售量不断扩大，我们的贮酒能力与年俱增，我们力求不要因为贮酒能力不够而影响质量。

    我们的工程部门估算过，为了增加4000万加仑的贮酒能力。我们需要在莫德斯托附近购买更多的地皮，由于酒厂、办公室、实验室、玻璃厂、瓶装业务以及数以百万加仑计的贮酒用地等方面的需要，我们的厂房日感拥挤。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考虑在利文斯顿建设一个现代比的酒厂，我们在利文斯顿有数千英亩的葡萄园，在那里建造压榨和蒸馏业务的厂房是顺理成章的，而搀兑和瓶装业务则继续在莫德斯托做，于是，我们着手制定计划。

    1970年我们在利文斯顿完成了新厂房的建设，同年拥有生产能力1600万加仑，于是我们停止了在莫德斯托的压榨和蒸馏工作。虽然我们的新厂不是建在市区范围内，但我们厂址的周围也慢慢热闹起来。

    把我们的主要压榨业务迁移到利文斯顿，还有其他好处。我们不再需要把果渣从莫德斯托弄到外地处理了。在利文斯顿，我们有5000英亩土地供处理果渣之用。不久，我们把果渣脱水后，作为鸡饲料出售。在利文斯顿，我们的厂房靠近葡萄园和许多向我们供应葡萄的果农。压榨厂房靠近原料来源地，意味着可以节省一大笔运费，运来的葡萄也比较新鲜，有助于提高酒的质量。

    我们的扩展计划还包括：扩大弗雷斯诺的生产能力，在莫德斯托新建一个研究实验室和几条瓶装线。此刻我们拥有的各种生产设备，足够我们下个10年和更长时期之用。

    在弗雷斯诺，自从我们改建了克里巴里工厂以后，我们前后换了四五个酒厂经理，我们聘用的经理都有大学学历，但他们都不行。

    1971年，我们又想换人。有人劝我从外部招聘，以便找到最合格的人才。但这违反我的本意。

    “斯莱顿这小伙子有什么不好？”我反问道。

    我在访问弗雷斯诺时注意到，领班鲍勃·斯莱顿很精明，我提出任何问题，他总是能够作出恰当的回答。

    1952年我们买下克里巴里酒厂时，他一直在该厂基层工作。自那时以来，他逐步熬到领班和车间主任的地位。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来自基层的人。他对工厂的情况了如指掌。

    斯莱顿正是我所希望的那种人。我宁愿任用一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但是有点儿粗鲁的人，也不愿要那种整天坐在办公室、不深入实际的人。

    我把斯莱顿摆到负责岗位以后，弗雷斯诺工厂的管理情况一直良好。

    1978年，利文斯顿的工厂同样存在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那时它的生产能力已经扩大到9300万加仑。有一段时间，它的经理竟然要求莫德斯托的工作人员只有事先约定，才能进入该厂。未经允许，不得入内。

    “天哪，你厂的每一滴酒都是工人制造的，”我对那位经理说。“他们白天黑夜随时都可以察看样品，进行检查。明白了吗？”

    在此期间，斯莱顿在弗雷斯诺干得十分出色。他的工厂的贮酒能力比利文斯顿小，但是压榨的葡萄却比后者多。我给斯莱顿打了电话。

    “鲍勃，我希望你在弗雷斯诺继续于下去，同时把利文斯顿的工厂也管起来。”

    “朱利欧，你看我干得了吗？”

    “我看你干得了。”

    这两个工厂都够大的，一个人管一个都够呛。但我把两个厂都交给了斯莱顿。两个厂每年压榨的葡萄超过50万吨，贮酒能力共达16000万加仑。

    利文斯顿和弗雷斯诺相距60英里，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同时把两厂管好。我对他说，他是克里巴里交易中最好的一笔财产。我们把克里巴里原来的厂房推倒重建了。

    但是，我们把鲍勃·斯菜顿留了下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