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欧

    到了60年代中期，农业工人需要一个领袖。

    自从50年代以来，农业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一直保持在一美元左右。劳动力有的是。没有任何问题，虽然生活费用一直上涨，但计时工资井没有涨很多。

    后来，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提高了农业工人的工资，加利福尼亚葡萄产品协会的哈里·巴西加卢皮从弗雷斯诺以南的德拉诺给我打来电话。

    “朱利欧，你们碰到了什么困难？”巴西加卢皮问道。“你们那里找农业工人有困难？”

    “没有困难，找农业工人很容易。”

    “那么，你们为什么提高计时工资？”

    “是的，我们提高了。我们认为应该这么做，你们呢？”

    “我不知道，”已西加卢皮说。“我们这儿劳动力过剩，干嘛要提高工资呢？”

    “劳动力不是商品，他们是人啊，哈里。生活费用一直在上涨。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对。”

    “我们这里，人家做得也对。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提高工资。”

    “我告诉你吧，哈里，如果我们不作出努力，有人会挺身而出，把人们组织起来。”

    几年以后，果然出现了这样的事：塞扎·查维斯去德拉诺，在巴西加卢皮的后院把工人组织起来。

    在葡萄园主和酒厂老板中间，我哥哥和我可能属于少数派：我们认为，查维斯在1962年起来组织全国农业工人协会对农业劳工运动是件好事。早就该增加农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了。

    我们的农业工人的工资在全州是最高的，所以当查维斯于1967年来组织我们的农业劳工时，他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唯一的麻烦是，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也想代表我们的劳工。对我门来说，同工会打交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1943年以来，我们酒厂的工人就参加了工会。我们玻璃厂的工人自烧炉点火之日起，就建立了工会。我们雇佣的卡车司机也是工会会员。我们同工会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

    两个工会之间由于我们的农业工人而产生的分歧很快就得到解决。加州的官员监督了1967年的投票工作。我们的农业工人选择了查维斯的工会。这个工会在劳联一产联的领导下改组为美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农联会）。我们同农联会签署了一项期限为3年的合同。我们是同查维斯的新工会最早签约的葡萄园主之一。

    农联会同其他葡萄园主讨价还价的一些条件，我们早就实行了：

    ● 由于农联会对其会员还没有一项医疗计划，我们主动表示，继续对我们的农业工人实行医疗保障。此项计划我们早已对我们的长期性雇员实施了。

    ● 我们在使用杀虫剂方面一向是非常谨慎的。在田间喷洒农药时，我们制定了保证工人安全的措施，比州里的标准还要严格。

    ● 我们没有雇佣过童工。我们在葡萄园雇佣未成年人劳动时。严格遵循州里的有关法规。

    ● 除了遇到特殊情况外，一般工作日为9小时。

    ● 我们的农业工人有权参加我们公司的信用合作社。

    此后不久，据1967年9月24日莫德斯托《蜜蜂》报道，州劳工关系部的官员拉尔夫·邓肯说，“盖洛兄弟酒业公司的这个协议在所有劳资谈判中对农业工人的地位持有最开明的观点。”

    1967年8月8日和9月14日的《蜜蜂》报道，农联会的首席谈判代表多罗雷斯·休尔塔也欣赏我们谈判的方式，他说，“我们发现盖洛公司的资方代表富有合作精神。他们的态度为他们的工人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他们跟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其他葡萄园主完全不一样。”

    1970年春天，我们同农联会顺利地续订了3年合同。

    同年夏季，查维斯通过全国性的抵制运动迫使一些大的葡萄园主屈膝。这个运动使这个工会和它的领导人名声大振。查维斯设法使许多新闻媒介报道此事。他还吸引了许多志愿者、特别是教会人士和大学生设置纠察线。

    农联会采用的一些手法令人不安。1970年，一些葡萄园主要求举行选择工会的投票，农联会对此加以拒绝。查维斯坚持说，不管农业工会是否赞成农联会，他们的工人都得参加这个工会。

    到了1971年，我们同农联会保持了4年的良好关系，现在开始恶化。我们同这个工会的职业介绍所发生矛盾，因为查维斯企图控制我们的劳动力。在此以前，职业介绍所设在我们的一个牧场，实际上是我们人事部的延伸，后来，衣联会把职业介绍所搬到利文斯顿，他们仍然坚持要我门通过它雇佣劳动力。

    我们发现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主要是因为它不能按时保证我们所需要的劳动力。

    我的儿子鲍勃兼管人事工作，同工会进行了谈判。他善与人交往，在人事问题上非常有耐心，比我好得多；由于他态度委婉，我们才得以同农联会友好相处。

    我们同农联会签订的第二个合同在1973年4月份到期。3月份我们谈判了一次。随后，工会坚持要等到合同期满后，才跟我们再会谈。

    农联会想改写整个合同，这在合同谈判中是很少见的。我们很快就在2/3的合同条款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认为，经济问题上不存在什么矛盾。我们仍然主张提高我们工人的生活费用。医疗保障也不成问题。鲍勃同农联会密切合作，帮助他们在1968年提出了第一个医疗福利计划。工会让他担任了罗伯待·肯尼迫保健计划的董事。

    在我们看来，一个重大的障碍是农联会坚持要保留它的职业介绍所。我们希望在雇佣工人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也不喜欢列入合同的那些惩罚措施。如：凡是“表现不好”的会员，都不得雇佣。根据工会的解释，所谓“表现不好”，是指忘记交会费，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游行示威或纠察线，或者工会想出的任何理由。

    在1970年的合同中，我们对这种“表现不好”的条款就十分反。感。1971年9月，正当收割葡萄紧张之际，农联会要求我们的10个工人请假一天参加在萨克拉门托举行的游行示威。这意味着丧失一天的工资，所以有几个工人拒绝参加，结果被工会列为“表现不好”。根据其他工会的规则，“表现好坏”严格限定为是否交纳会费和创办费。农联会不是这样，它没有遵循全国劳工关系法。我们拒绝把有关的工人停职或解雇。我们对工会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协助工人“控告工会”。

    同农联会的谈判中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工作日，工人的活动由谁来管？由开工资的雇主管呢，还是由所谓为他服务的工会来管？当工会要求工人怠工时，这个工人究竟是应当冒被解雇的危险而怠工呢。还是应当继续工作而冒被列入“表现不好”之列的风险？

    鲍勃说。我们同农联会的代表进行了“对峙的谈判”。我们力图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上取得互相谅解。但每次我们离开会场时。总是觉得农联会更感兴趣的是搞怠工和示威游行活动，而不是认真解决合同问题。

    我们于1967年第一次同农联会签署合同时，它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它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如何管理工会，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组织抵制活动上。

    鲍勃多次在不同问题上同查维斯对话。他认为，在俩人单独对话时，查维斯有点拘束不安。“但是，他在大庭广众的场台讲话时，却非常有力，”鲍勃说。“爸爸，你应当在那个场合见见他。”

    在旧金山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的会以后，鲍勃把查维斯和他的一些人领到了美洲银行总部第52层的经理餐厅。他们的到来颇为引人注目。查维斯身穿跳伞运动员前克，左右身边各带一条牧羊犬，它们分别叫休尔加和波伊科特，西班牙文的意思是“袭击”和“抵制”。鲍勃估计，允许狗同旧金山的巨商共同进餐，这恐怕还是第一次。

    我要谈的是，我们千方百计地想同农联会达成协议，以便延长同他们的合同。我们是诚心诚意地想同农联会谈成第三个合同，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希望农联会作出某些让步。尚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职业介绍所、根据资历提升和工会纪律等。但是，农联会寸步不让，于是，谈判破裂。

    “我们愿意谈判，”合同期满两个月后，鲍勃给农联会写信说。“如果工会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有变化，请给我打电话。”

    农联会没有同我们联系。

    在此期间，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兄弟会）加紧活动，努力把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工人组织起来。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表示愿意代表我们的工人。根据我的记忆，他们是在我们同衣联会的合同期满一个月以后给我们打电话的，他门明确表示，他们无意于“夺取”任何合同。但是，我们同农联会的合同期满，谈判停滞不前以后，兄弟会的组织者们开始同我们的工人谈话。只要他们不占用工作时间，我们也不加干预。事实上，即使我们想干预，我们也无法阻止工会干部对我们的工人进行工作。

    1973年6月25日，兄弟会给我门写来一封情，说他们代表了我们的大多数工人。次日，我们把兄弟会的说法告诉了工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大约有200名农业工人。但是，在收割季节的高潮时，我们的劳动力达到500人。第二天，约有70名工人罢工，支持农联会。我们发现，农联会对工人说，如果农联会签订新的合同，那么，参加兄弟会的人将被解雇。

    鲍勃立即给工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你们处在被两个工会互相争夺的斗争中。我听说，有人威胁你们，如果你们不参加他的工会，你们就会丧失工作。在这个争议中，公司方面不偏袒任何一方。

    事实真相是。

    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你们违背自己的意志。在工会卡上签名。不管在工会卡上签不签名，你们都不会丧失工作。

    “任何人都无权对你们进行威胁，如果有人威胁你们，请立即告诉管理人员，我门将采取适当的行动。”

    全国劳工关系法没有把农业工人包括在年。对此，我们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农业工人没有合法的权利，去要求别人在什么样的工会可以代表他们方面征求他们的意见。这还意味着，他们无权在工会事务上进行秘密表决。这对农业工人是极为不公平的。

    兄弟会把工人签名的授权卡寄给我们。这些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工人希望参加兄弟会。虽然根据法律我们无权支持工人选择工会，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应当有选择权。

    由于卡车运输问题。我们已经有过同兄弟会谈判的经验。经过七次谈判，我们达成了协议。对我们来说，经济问题没有任何障碍，因为我门保证继续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医疗福利。已弟会没有坚持搞自己的职业介绍所，同意让我们自己雇佣工人。

    1973年7月10日，我们跟兄弟会签订了合同。

    鲍勃坚持给每个工人一份用其当地语言写成的合同副本。他们听到同兄弟会达成的合同条款后，以绝大多数票批准了它。

    农联会在我们葡萄园的周围设置了纠察线，给1973年葡萄的收割工作造成了困难。

    那一年的收割季节，我们前后雇佣了1000多工人，大大超过了平常的数目。其中许多人只干了几天就不来了，因为他们上下班受到很大的骚扰。虽然他们需要挣钱养家，但也不能前来工作了。

    我到田间看了看，农联会的纠察队员破口大骂我们的工人，令我震惊，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工人顶住了压力。然而，他们竟然受到这样的对待，实在叫人难受。

    欧内斯特

    最初，我们认为农联会的生气主要是因为两大工会之间争权的纠纷。它的失望，我是可以理解的。过去6年来，它一直代表我们的工人。现在，它输给了兄弟会。任何工会失去合同，都会不高兴的。

    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查维斯组织农联会的动机是好的。他谈到要增加农业工人的工资，像我弟弟一样，我也同情农业工人，赞同增加他们的工钱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付给农业工人的工资一向比其他厂家多。我把查维斯当作一个动机良好、敢作敢为的人，希望他获得成功。

    然而，在我们的第二个3年合同期间，我们对农联会感到失望了。同农联会的人日常合作，是很难搞好关系的。鲍勃比大多数人都要有耐心，如果他都觉得跟他门很难相处的话，任何人都无法同他们共事了。

    我们的工人显然也对农联会失望了。所以当兄弟会的组织者来我们这儿时，他们很乐意听听他们的意见。大多数工人决定离开农联会而参加兄弟会。那年（1973年），兄弟会在峡谷地区争取到了许多新合同。

    我们都希望局面慢慢平静下来。我认为农联会应当把目光转向更为紧迫的事情上，如：恰当地管好他们已有的合同，设法同本州数千家尚未签约的大园主签订合同。我们同兄弟会签订的合同3年期满后，肯定还会再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时，他们可能要求我们的工人重新参加农联会。如果他们成功他说服我们的工人。我们还得同农联会进行谈判。

    事后看来，查维斯向往的不止是同更多的园主签订合同，不止是获得一个有效地管理工会合同的名声，而且还想找到一个闻名全国的商标，以便对它展开广泛的抵制活动。他想使他的名字成为新闻媒介头版头条消息的对象，他想获得自愿者的同情。他想得到源源不断的赠款。他想把他的事业变成一种政治运动。查维斯是一个搞公关的能手。

    农联会的一个惯用手法是“间接抵制”。即对零售商进行抵制，尽管后者并没有直接卷入劳资纠纷。对它们进行抵制的唯一原因是它们出售了果园园主的某些产品。衣联会对葡萄园主和生菜园主一直进行这种抵制。

    1969年，人们作出巨大的努力试图修改法律，以便农业工人也能受到全国劳资关系法的保护。例如。全国劳资关系法保护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要求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保障工人进行秘密投票选择工会的权利。这种修改方案得到了参加工会的劳工的全力支持。

    朱利欧和我主张让农业工人也得到这样的保护。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享有像我们参加工会的工厂工人一样的权利。使许多人（包括劳联一产联的乔治·米尼）感到意外的是，查维斯竞反对这样的修改。如果全国劳资关系法扩大到也包括农业工人，农联会的工会就要受到塔夫脱一哈特利法的约束，后者特别排除了间接抵制。查维斯显然意识到保持间接抵制的重要性。

    农联会对加利福尼亚葡萄和生菜的抵制很难贯彻执行。因为有些果农同农联会签订了合同，而另一些果农则没有这样做。顾客在“幸运”连锁店购买东西，怎么区分哪些生菜或葡萄得到衣联会的支持，哪些受到它的抵制呢？

    查维斯大概终于认识到，如果瞄准一个全国闻名的商标，对它进行抵制会最有效。因为这样一个牌子的东西几乎在每一个州都有出售。瞄准它，工会的组织者大有事可做；新闻媒介也会感兴趣：人们很容易识别和进行抵制。像盖洛牌葡萄酒这样一个闻名遐迩的牌子正好是一个抵制的对象。

    1973年10月，农联会对我们的产品发起了全国性的抵制运动。查维斯指责我们同兄弟会进行了私下交易。此君颇有煽动力。他使新闻媒介广泛地报道了他的一面之词。我们成为查维斯发动全国性运动打击的目标。我们似乎经常成为晚间新闻报道的对象。我怀疑，许多注意时事的美国人不见得都看到了或听到了这样的报道。

    在公众面前如此歪曲我们的形象，我是十分愤慨和不满的。我们曾经主动改善了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业中农业工人的命运。然而，我们却遭到了如此不公正的对待。

    起初，我认为，任何人响应查维斯反对我们的做法，都将是错误的。然而，许多人把查维斯奉为圣人。违背圣人的意旨是不行的。

    农联会公然指责我们在同它签订合同以前每小时只付给工人77美分工资（这是不真实的）；在田间没有提供卫生间或饮用水（这是不真实的）；对工人没有采取针对农药的安全措施（这是不真实的）；在田间非法使用童工（这是不真实的）。他们还给我们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最后。我决定，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应战，任何事情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要让对方也讲话。

    当时，我们还不懂得公共关系如何搞。我们知道如何酿酒，以公平的价格出售。批发商把我们的产品转卖给零售商，让人家也有利可图。我从来没有想到还必须学会搞公共关系。

    现在，我懂得这一点了。我聘请了一位以前搞过公共关系的专家丹·所罗门。他非常熟悉新闻媒介的情况，由他来负责作出我们的反应。“有理有利，保持冷静，”我对所罗门说，“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我决定，我们决不搞不准确的东西或者带煽动性的东西。所罗门帮助我们向工商界和广大消费者阐明了我们在劳资纠纷上的立场。到1975年年中，我们向消费者发出了21000封信。这些消费者就抵制问题给酒厂写了信。所罗门在同抵制有关的问题上跟我们的基层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他每天收到推销人员、零售商和批发商发来的有关农联会活动的报告。他阅读了农联会在许多市场散发的材料，并及时向新闻界作出反应。

    每当农联会的高级官员在中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我们公司也一定派人登上讲台明确阐述我们的立场。

    1974年6月26日，农联会的一位领导人在纽约举行的基督教普救派年会上发言，为我们的反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农联会的这位发言人重弹了他们惯用的陈词滥调，说我们雇佣了童工；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起了一张照片，据说是一个童工正在我们的葡萄园劳动。我们的代表乔治·弗兰克把照片拿过来仔细瞧瞧。然后把它递给听众，让大家都好好看看。他说，“你可以看到一个儿重正在一块洋葱地里劳动。盖洛公司并不种洋葱。”

    我们也对报刊上的报道作出反应，但大都是无效劳动，无非是凑凑热闹而已。

    1975年初，农联会在莫德斯托举行示威游行。既然查维斯来到我们的故土，我决定见见记者门。查维斯在格雷西达公园发表演讲后，我在附近的一家大众饭店举行了我平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我走进大众饭店的会议室，登上讲台。报道这次游行的大约有15名至20名记者，他们已经坐在会议室的马蹄形坐位上，等着我呢。我开始讲话后，记者们纷纷提问。“你仍然使用童工吗？”“你付给农业工人的工资比其他大园主少吗？”我静静地站着，耐心地听记者把问题提完，才不慌不忙他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比我具有优势，”我平心静气他说。“你们知道我是谁，而我却不知道各位是饲许人也。你们可以不可以作一番自我介绍？”记者一一介绍了自己和他们代表的单位。从此，彼此都知名知姓了。大家畅所欲言。那天下午，我有问必答。也许我有点天真了吧，我希望其中的一些记者那天听过我的讲述以后，至少会考虑一下我的立场。

    后来，抵制活动逐渐销声匿迹了。我们的商标胜利地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加利福尼亚的议会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加利福尼亚农业劳资关系法。这个法得到我们的支持。查维斯转而把矛头指向其他公司。

    由于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会怀恨在心。其实我井没有。大概因为年纪大了，考虑问题周到吧，事后回想起来，我对当时的情况有了完命不同的看法。

    关于商标究竟有多大力量，查维斯给我上了有价值的一课。他是一个宣传能手，在塑造舆论方面非常高明。问题不在于事实真相。在这方面，我们如何为自己辩护，也许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公众的看法。查维斯对这一点比我当时要理解得清楚些。

    我还认为，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考虑，当农业工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查维斯起来对公众进行鼓动了。他使公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农业工人的问题。他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我只有一点感到遗憾：我们在很大程度卜成为必须进行改革的象征，但是我们未能有效地向公众阐明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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