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考坡菲-识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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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过了大概有一个月,跟着看见那个安假腿的家伙,开始拿着一个拖把,提着一桶水,拖着那条木腿到处咯噔,因此我就知道,克里克先生和那些学生,都快回来了,这是迎接他们的准备。我这种想法还真对了,因为拖把不久就光顾到教室来了,把我和麦尔先生都赶到外面,有好几天的工夫,我们两个都是碰到哪儿就在那儿存身,都是能怎么凑合着过就怎么凑合着过。在这个时期里,有两三个年轻的女人,从前很少露面儿的时候,现在却和我们老碰到一块儿,老嫌我们碍手碍脚的。同时,我们经常在尘土飞扬中讨生活,把我弄得老打喷嚏,好像撒伦学舍是一个大鼻烟壶一样。

    有一天麦尔先生告诉我,说晚上克里克先生就要回来了。晚上,吃过茶点以后,我又听说,他已经回来了。在睡觉以前,那个安假腿的人,来领我去见他。

    克里克先生住的那一部分房子,比我们住的那一部分舒适得多。他房外还有一个幽静的小花园儿。看惯了那个尘土飞扬的游戏场以后,再看到这个花园儿,真令人心旷神怡。那个游戏场,可以说是一片具体而微的沙漠,它老使我觉得,除了双峰骆驼或者单峰骆驼而外,其他一切,到了那儿,都没有能觉得安适自在的。我一路哆嗦着去见克里克先生,但是却还注意到,过道那儿都叫人看着舒适,这在我都得说是够大胆的了;等到我来到了克里克先生面前的时候,我又羞又怕,手足无措,连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分明都在起坐间里),我都几乎没看见,更不说别的了。我只看到了克里克先生本人。只见他身躯粗壮,身上戴着一大串表链子和链子坠儿,坐在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身旁放着一个酒瓶和一个玻璃杯。

    “啊!”克里克先生说,“这就是应该把牙锉掉了的那个小家伙啊!叫他把背脊转过来。”

    安假腿的那个人把我转了一个过儿,把牌子转到克里克先生面前,让克里克先生仔细看了半天以后,又把我转回来,叫我面对着克里克先生,他自己就站在克里克先生身边。克里克先生赤红脸膛,两只小眼睛深深地眍□着,脑门子上青筋很粗,鼻子很小,下巴可又很大。他的脑袋瓜子都谢了顶了,只剩了几根稀疏疏、潮糊糊的头发,刚刚苍白,从两鬓往前拢着,在脑门子那儿抿在一块儿。但是他身上的情况,使我感到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这个人原来是个哑嗓子,说起话来,只听见他打喳喳儿。这样,他一说话,就得费劲:就是因为他说话很费劲,再不就是因为他自己感觉到他说话没有劲,所以他只要一说话,他那副本来就凶的脸膛显得更凶,他那几条本来就粗的青筋显得更粗;既然他的脸膛那样凶法,青筋那样粗法,那就无怪我回想起来,认为那就是他最突出的奇特之点了。

    “我说,”克里克先生说,“这个小家伙,有什么可以报告的情况没有?”

    “顶到这阵儿,他还没犯什么错儿,”安假腿的那个人回答说。“因为他还没得到机会哪。”

    我觉得,克里克先生听了这个话,露出失望的样子来。我觉得,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我这会儿刚刚瞥见了她们两个,只见她们都又细瘦,又安静)听了这个话,露出高兴的样子来。

    “往前站!老先生!”克里克先生一面说,一面打手势。

    “往前站!”安假腿的那个人说,同时把手势重复了一遍。

    “我很有幸,和你继父认识,”克里克先生用手揪着我的耳朵,用打喳喳儿的嗓子说,“他是个好样儿的,意志很坚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你了解我不了解?嘿?”克里克先生一面说,一面带着穷凶极恶、拿别人开玩笑的样子,使劲掐我的耳朵。

    “还不了解,校长,”我说,一面疼得把身子往后直拽。

    “还不了解?嘿?”克里克先生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不过不用多久就了解了。嘿?”

    “不用多久就了解了。嘿?”安假腿的人重复说。我后来才明白,因为安假腿的人嗓门儿很大,所以克里克先生对学生讲话的时候,老是他当通事。

    我当时吓坏了,只说,我希望,校长,我不用过多久就了解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耳朵一直地像火烧的一样,因为他老那样使劲掐它。

    “我跟你说一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啦,”克里克先生用打喳喳儿的嗓子说。他这阵儿好容易才算饶了我的耳朵,把手撒开了,但是在撒开以前,却揪着它使劲拧了一下,拧得我满眼是泪。“我就是一个鞑靼[107]。”

    “鞑靼,”安假腿的人说。

    “一件事,我说要做,我就非做不可,”克里克先生说,“我说怎么做,就得给我怎么做——”

    “——我说怎么做,就得给我怎么做,”安假腿的人重复说。

    “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克里克先生说。“不错,我就是铁石心肠。我就知道做我分内应做的事。不错,我也就做我分内应做的事。即便我自己的亲骨肉——”他说到这儿,往克里克太太那儿看去,“如果不听我的话,那他就不是我的亲骨肉。那我就把他赶出去。那个浑蛋,”他说到这儿,问那个安假腿的人,“又来啦没有?”

    “没有,”安假腿的人回答说。

    “没有?好,”克里克先生说。“那他还得说不糊涂。那他还得说了解我。叫他别再撞到我手里。我说,叫他别再撞到我手里,”他说,说的时候,把手往桌子上使劲一拍,一面看着克里克太太。“他还得算了解我。你这阵儿大概也有点了解我啦吧,你这个年轻的朋友?好啦,你可以走啦。把他带出去。”

    他吩咐把我带出去,我真如释重负。因为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都在那儿擦眼泪;我为自己,固然觉得难过,我为她们,也同样觉得难过。不过我心上压着一件事,因为对于我的关系太大了,所以我忍不住不向他开口,虽然我很纳闷儿,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

    “校长,我求你——”

    克里克先生用打喳喳的嗓子说,“啊!要干什么?”说完了,把眼一直瞅着我,眼里冒出火来,好像要把我烧化了似的。

    “校长,我求你,”我结结巴巴地说,“是不是可以把我这个牌子(我做了那件事,我真后悔,校长),我求你,在同学还没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牌子给我摘了——”

    克里克先生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至于他还是只想吓唬我一下就完了呢,还是真要把我怎么样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一见他那样,吓得撒腿就跑,也顾不得等那个安假腿的人带我了。我一点都没敢停,一直跑到了寝室;回头一看,幸喜没人追我,我才上了床;因为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我在床上还一直哆嗦了两个多钟头。

    第二天早晨,夏浦先生回来了。他是一等助理教师,比麦尔先生高一级。麦尔先生和学生一块儿吃饭,夏浦先生却和克里克先生一块儿吃正餐和晚饭。我觉得,他这个人,软里古几,挺娇气的;鼻子特别大;脑袋老有些往一边儿歪着的样子,好像脑袋太重了,挺不起来似的。他的头发却光滑鬈曲;不过,头一个回来的学生告诉我,说他的头发是假的,他那是戴的假发(他说,他的假发,还是转手货呢)。夏浦先生每礼拜六下午出去,把假发烫一次,把它烫鬈了。

    告诉我这段新闻的,不是别人,正是托米·特莱得。学生里,他是头一个回来的。他对我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说,我可以在栅栏门的右角顶上面那一道门栓那儿,找到他的名字;我听他这样一说,就问他是不是“特莱得?”他说“不错,正是”,跟着就详尽地问起我自己和我家里的情况来。

    特莱得是头一个回来的这件事,对我说来,真得算是幸事。他看到我那个牌子,喜欢极了,每一个学生,不论大小,刚一回来,他就马上用下面的方式把我介绍给他:“你瞧!这儿有个玩意儿,好玩儿极啦!”本来,这个牌子,我露出来也得受窘,我掩藏着也得受窘,他这样一来,我这两方面的窘,就都无形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我的幸事:原来那些学生回来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垂头丧气的,对于开我的玩笑,并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厉害。其中固然有几个,看见我的时候,乐得像野蛮的印第安人一样,在我身旁,又蹦又跳;其中的大多数,还都忍不住要假装着认为我是一条狗,轻轻地拍我,慢慢地摩弄我,叫我不要咬人,还说,“老兄,躺下吧!”又管我叫“大虎子[108]”。在那么些生人中间,这种情况,当然要使我觉得手足无措,惹得我哭了几场。不过总的说来,比我原先想的却好得多了。

    但是史朵夫还没回来的时候;我还不能算是正式进了这个学校。同学中间,都说他有学问,他生得很秀美,比我至少大六岁。他们带我去见他的时候,好像去见治安法官一样。他站在游戏场上一个棚子底下,盘问我受罚的详细情况;我都对他说了以后,蒙他表示意见说,“这样罚法真丢脸,能让人笑掉大牙。”我从那时候以后,就永远把他看做是我的恩人。

    “你带了多少钱来,考坡菲?”他对我的情况下了这样的考语以后,带着我到一边,问我。

    我告诉他,说我带了七个先令来。

    “你顶好把钱交给我,我替你收着,”他说。“至少是,你愿意的话,你就交给我。你要是不愿意,就不必。”

    他这番好心,我岂有辜负的道理,所以我当时就急忙把坡勾提给我的那个钱包打开了,把里面的钱,揪着钱包底儿,都抖搂在他手里。

    “你这阵儿想不想买什么东西?”他问我。

    “谢谢你,这阵儿不想买,”我回答他说。

    “你要是想买什么,你就买好啦,”史朵夫说。“你想买,尽管说。”

    “谢谢你,不想买,学长哥,”我把前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也许你一会儿就愿意花一两个先令,买一瓶红醋栗酒[109],放在宿舍里?”史朵夫说。“你和我住在一个屋子里,你知道吧?”

    我以前毫无疑问,并没想到买酒,不过我却说,“不错,我愿意买。”

    “很好,”史朵夫说。“我想,你也许愿意再花一个先令什么的,买杏仁糕吧?”

    我说:“不错,那我也愿意买。”

    “再花一个先令什么的买饼干,再花一个先令什么的买水果,好不好?”史朵夫说。“我说,我的小朋友,要真这样,可得说是不会过日子了!”

    我看见他笑,也跟着一笑,其实我心里头却正有点七上八下的呢。

    “好吧!”史朵夫说,“咱们得尽力地叫这个钱多买点东西;要紧的就是这个。我一定尽我的力量照顾你。我能随便到学校外面去。我可以把啃的东西偷偷地运进来。”他说完了,就把钱放在他的口袋里,同时好心好意地告诉我,叫我放心,说他要小心在意,使我的钱在他手里不出错儿。

    如果那样就算得是“不出错儿”,那就得说他说到做到,但是我心里却正嘀咕,惟恐他那种做法差不多是大错而特错呢。因为我害怕他把我母亲给的那两枚半个克朗统统都给糟蹋了——虽然我保留了包钱的那张纸,那是我保存下来的无价之宝。

    我们上楼睡觉的时候,他把那七先令买的东西,全拿出来了,摆在我那个有月亮照着的床上,嘴里说:

    “你来瞧,小考坡菲,都买来了,简直地赛过了皇家的筵席!”

    像我那样年纪,又有他在旁边,让我亲自作主人张罗客人,那在我简直地是不可思议的。我一想到这种情况,我的手就都哆嗦起来。我请他帮我的忙,替我作主人:我这种请求,经过在那个寝室里的人一致地附议之后,他接受了,跟着就坐在我的枕头上,把啃的东西分给大家吃——我得说,分得非常公平——又用一个不带腿儿的杯子(那是他自己的东西),把红醋栗酒分给大家喝。我呢,就坐在他左边,其余的人就围着我们,有的坐在最近的床上,有的坐在最近的地上。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坐在那儿,嘁嘁喳喳地说话:我应该说,他们嘁嘁喳喳地说,我恭恭敬敬地听。月光从窗户那儿射到屋子靠边儿的地方,在地上映出另一个朦胧幽淡的窗户来。我们大家绝大部分都隐在暗处,只有史朵夫要在桌子上找东西、把火柴蘸到磷匣里[110]的时候,才有一道青光,忽然一亮,但是一亮之后,马上就又灭了。我们既然都在暗中,宴会又是秘密进行的,我们不论说什么又都老是嘁嘁喳喳的,所以我现在想来,当时那种神秘的感觉,又不知不觉地向我袭来,因此,我又带着庄严、敬畏的心情,听他们告诉我这个那个:这种种情况,现在想起来,还如在目前,使我很高兴;特莱得假装着说,在旮旯那儿看见有鬼,又使我害起怕来(虽然我假装着笑)。

    我听到关于学校本身和学校各方面的种种情况。我听他们说,克里克先生并不是无缘无故就自命为鞑靼的;做教师的没有比他再严厉、再苛刻的了;他活了这么大,天天就会横三竖四、乱抽乱打,在学生中间,和一个骑兵一样,横冲直撞,毫无顾惜地挥鞭舞杖;他除了打人,别的一概不懂,连学校里成绩最坏的学生都比他的知识多一些(这是史朵夫说的)。多年以前,他本来是在南镇[111]上贩卖啤酒花的小买卖人,后来大赔特赔,把他太太的钱也都折腾光了,才干起教书这一行来。他们告诉了我这些话,还告诉了我许多别的话。我真纳闷儿,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知道的。

    我又听他们说,那个安假腿的人叫屯盖。他是一个脾气倔强的蛮家伙,从前帮着克里克先生做啤酒花生意;据学生们揣测,因为他是给克里克先生做事把腿弄断了的,他又替克里克先生干了不少肮脏事儿,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克里克先生才把他带到学校里来。我又听他们说,全校除了克里克先生以外,连教师带学生,他都认为是生来就和他作对的仇人。他整天价不会别的,就是爱尖酸刻薄、使坏害人。我又听他们说,克里克先生有一个儿子,和屯盖不投缘。他本来在学校里帮着教学。有一次,因为克里克先生责罚学生,太残酷了,他曾劝过他父亲;大家还揣测,他父亲待他母亲不好,他也反对过。由于这种种原因,克里克先生就把他赶出家门去了。从那时候以后,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就老郁郁不乐。

    但是克里克先生的故事,我听到了觉得顶惊奇的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他从来不敢碰一碰,而那个学生就是史朵夫。别人这样说的时候,史朵夫自己也承认了;他还说,他倒是想看一看克里克先生到底敢不敢碰他。一个脾气柔顺的学生(不是我)问他,要是克里克先生真敢的话,他怎么办?他听了这个话,先特意把火柴在磷匣里蘸了一支照着,然后才回答。他说,壁炉搁板上老放着一个七先令六便士买的墨水瓶,克里克先生要是敢碰他一碰,那他就用那个墨水瓶,朝着他的脑袋砍;先把他一下打趴下,再说别的。我们听了这话,都摸着黑儿坐在那儿,有很大一会的工夫,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又听说,夏浦先生和麦尔先生的薪水都少得可怜。吃正餐的时候,克里克先生的饭桌上如果又有热菜,又有冷菜,夏浦先生老得自己识相,说他喜欢吃冷菜[112]。这个话,史朵夫也说不假,因为学生里,只有他一个人是起坐间寄宿生[113]。我又听他们说,夏浦先生的假发,戴起来并不合适;他对于假发,很可以不必那样“臭美”,另有人就说,很不必那样“觉得怪不错的”——因为他自己的红头发,清清楚楚地在脑袋后面露着。

    我又听说,有一个学生,他爸爸是开煤铺的。他上学就为的是折煤账;因此同学都管他叫“货物交易”或者“实物交易”;这是从算术书里挑出来的字眼儿,用来说明这种安排。我又听说,克里克先生喝的啤酒,是从学生的家长那儿硬抢来的,吃的布丁,也是向家长强摊派的。我又听说,全校的学生,都认为克里克小姐爱上了史朵夫了。我现在觉得,我当时坐在暗中,想到史朵夫的声音那样好听,面孔那样好看,态度那样大方,头发那样鬈曲,那我当然认为,克里克小姐爱上了他是很在情理之中的。我又听说,麦尔先生这个人并不坏,只是名下连六个便士都不剩;他母亲,老麦尔太太,毫无疑问,穷得和约伯[114]一样。我当时曾想到我那一次在那个老太太家里吃早饭的情况,听见她好像说“我的查理”的情况,不过我对于那种情况,却一个字没提,这是我现在想起来引以为慰的。

    他们说了这些故事,还说了许多别的故事,因此故事还没说完,东西却早已经吃完了。客人中的大多数都在吃喝完了以后就上床睡去了;只有我们这几个,已经脱去一半衣服,还坐在那儿,有的人说,有的人听,不过到后来也上床睡觉去了。

    “夜安,小考坡菲,”史朵夫说。“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

    “你太好了,”我很感激地回答说。“我先谢谢你啦。”

    “你没有姐姐妹妹什么的吧?”史朵夫打着呵欠说。

    “没有,”我回答说。

    “那真可惜了儿的了,”史朵夫说。“你要是有个姐姐妹妹什么的,那我想,那她一定是个又漂亮、又羞怯怯、眼睛像两湾子水儿似的小姑娘。我一定非跟她认识认识不可。夜安吧,小考坡菲。”

    “夜安,学长哥,”我回答说。

    我上了床以后,还老琢磨他;我记得,我还支起身子来,看他躺在月光映射着的床上,把清秀的脸儿仰着,把头从容舒适地枕在胳膊上。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极有力量的大人物,我心里所以老想着他,那就是惟一的原因。在月光下,尚未揭露的未来,还没在他身上模模糊糊地透露;在我那天夜里梦中游逛的花园里,他前进的脚踪,也还没影影绰绰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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