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中容颜的幻影：

    花瓣在湿而黑的枝桠。

    ——庞德《巴黎地铁车站》

    第1节 立春

    我母亲去世了。她死于食道癌。发现时已经晚期了。这病都这样。医生说她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但她又活了六个月零三天，去世时就剩下皮包骨头了。她是被活活饿死的。最后一个月，食道癌拒绝任何食物进入她的体内，连喂口水都是痛苦的。这时候母亲已经不会说话了，头也直不起来了；但弥留之际是清醒的，她突然伸出枯枝般的右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用毕生的力气抖了三抖。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是想对我说“快！快！快！”。那一刻我相信冥冥之中或许真有神灵，我侧过头去，朝老屋的门口张去。我以为在天井那里，会有一个老男人从天而降。他背的背，拎的拎，地上还掼着好几只包，他伸着老鸭头，朝屋里张张，说，老太婆，我回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老屋的门口空空如也，连秋风都不打那儿经过。屋子里弥漫着桂花的郁香，这时候浓烈到了极点，母亲的手忽然松了，像秋风折断的枯枝从我的手中掉了下去；等我回过头来，她老人家已经溘然长逝了。我看了一眼左腕上的罗蒙石英表，是北京时间2004年9月14日午夜11点28分45秒。星期二。

    按照老墙门里的规矩，我们应该在家为母亲守灵三天的。但是我没有。这倒不是因为十八只秋老虎才走了九只，夏天的余威尚存，母亲的遗体不宜久留；而是没这个必要。我们家无亲无故，母亲是个孤儿，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可我又不知道她是哪个孤儿院的，是否有通知的必要？潮王路那边的老街坊因为拆迁皆作鸟兽散了，也无处通知；而父亲那边，我只知道他籍贯山东，民族汉，出生在山东、安徽或别的什么地方。仅此而已。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奔丧的。三天。多么漫长的七十二个小时！我若那样做了，反倒是冷落了母亲她老人家。

    第二天上午，殡仪馆的灵车就来将遗体拉走了。母亲走后，老屋里仍余香缭绕，数日不散。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相信人的灵魂是有气息的。相信我母亲的灵魂是桂花香型的。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曾经数次闻到过这浓郁的气息，现在我知道了，那正是母亲灵魂出窍的时候。母亲的灵魂终于走了，屋子重又恢复到陈腐的气息之中。

    我再三再四地琢磨着母亲的临终“遗言”。她要说的是“快！快！快！”，这，没有错。但既然不是指那个人回来了，难道是催我赶快去车站，去把那个人找回来？难道冥冥之中，她已经收到了那个人坐那次列车回家的加急电报？出于我个人的怨恨，我真不愿意提到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父亲。1972年4月18日，那个人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说过他要回来的。他说过他要给我母亲幸福的。而他所说的幸福就是让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徒守空房，暗自泪落。我始终闹不明白，母亲为何到死都觉得嫁给他是幸福的？她幸福什么呢？她空抱着一个子虚乌有的诺言，就得到终身的幸福了吗？

    那年我叫名三岁，十足才二十三个月。二十三个月大的伢儿[1]有没有记忆力？我不清楚。但我对他没有一丁点儿印象，有的只是后天滋生的怨恨。因为他，我母亲过了大半辈子没有男人的生活；因为他，我从小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上的父亲。我忌讳使用“父亲”这两个富有责任感的汉字。从懂事起，我就习惯用“那个人”来替换“父亲”。是的，我恨我父亲，尤其在今天，是他让一个为他苦苦坚守了三十多年的女人，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初夏，我的恨就开始爆发了。那是一个沉闷而又鸹躁的午后，护城河畔的烟柳中，蝉声凶猛，一群游蜂浪蝶纷纷过河而来，徜徉在花丛中，而没有小伙伴的我则拖着瘦长的影子，孤独地徘徊在河边，用橡皮弹弓恶狠狠地袭击着那些出没在垃圾堆中的城市耗子；母亲又来叫我去城站[2]，我突然发疯地冲她大叫大吼。我说他死了，你还要找他干什么呢！我叫喊着，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母亲愣住了。她瞪大着清澈如泓的眼睛，怯怯的，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她是一个连如何打骂伢儿都不会的母亲，她就眼睁睁地盯着我发疯地朝清泰门外跑去；见我跑远了，才焦急地喊：米子你回来！米子你回来！

    听母亲说，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并不长，连头带尾也不过三年多四年不到的时间。那个人没有杭州市籍户口，没有工作和单位，但他想挣钱养家。他第一次离家是母亲刚怀上我的时候。照母亲的说法，他是得知她怀孕了，才决定出门去找钱的。他出去了五个多月，带回来一小笔钱。母亲没有问他去了哪儿？这钱又是怎么挣来的？我母亲才不会问呢，她相信一个人往往相信到骨头缝里去了。但那个人自己说，他在上海给人挑大粪。每天挑粪都像地下行动，鬼鬼祟祟的，在后半夜，把大粪挑到黄浦江码头，然后从苏州河上运走。他第二次离家是在我满周岁的第二天。一家三口度过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后，一直找不到活干的他又走了。他在外面呆了七八个月，说是放心不下我们，就匆匆地赶回来了。他脱了一层皮，颧骨凸出，像有人在他的脸皮底下塞了两只乒乓球似的；长发又乱又黏，有一股异味。他撕开牛头短裤上的暗袋，摸出那几张钞票来，理了理齐，塞到母亲的手里。他说我只能挣到这么多了。母亲的眼睛红了，湿润了。在家千般好，出门半步难。她知道他尽力了，但她不说话。她不是那种麻雀型的女人，就会叽叽喳喳；她像蜜罐，习惯把真情实感深藏在心里。她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捏着那几张钱，像捏着什么庄重的东西，沉甸甸的，双手贴在胸口，好一会儿，她才进里屋去放好。母亲把钱藏在她的枕头底下。她一直如此。好像只有枕着钱她才睡得安稳。好像枕头底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甜甜地睡在床上，对父亲的回家不理不睬。母亲朝甜睡的我笑了笑，伸出一根手指头在我红扑扑的小脸蛋上点了两下，她说，咪咪，你爸爸回来了。我迷迷糊糊听到动静，嫌她吵，就皱了皱小眉，继续睡我的觉。母亲悄悄地退了出去，端了一盆清水，清水里还有一把剪刀、一把牛角梳子，准备给父亲搞卫生了。汗味浓重的父亲就坐在门口，幸福地低下头来，听任母亲给他剪发、洗头。母亲一边洗，一边告诉父亲，咪咪长高了，也胖了不少，咪咪有十三斤八两了，他还在睡觉觉……

    天还没有黑，我们家就早早地关了门，母亲炒了几只小菜，陪父亲喝了点小酒。那天晚上，母亲在父亲的身上发现了不少伤疤。母亲向我比划这些伤疤的长度和宽度时，她纤细却已粗糙的手指在我面前一惊一咋的，也不知她发现时有多心慌！听父亲说，他是在南京西善桥码头装卸货物时弄伤的。肩上、腿上的伤还不怎么样，划伤了就划伤了；最可怕的是腰背上的那道伤，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说那是他下船去背货，也不知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死沉死沉的，每只都有毛两百斤重；他刚背起麻袋，立起身来要走，那根带铁钩的竹篙就横过来了，砰地击在他的腰上。他整个人一软，就掉进了货舱里，被麻袋压在了底下。幸好是掉在船里，下面的货物堆积如山；如果掉在江里，那他就没命了。可以想象，那个晚上，母亲是怎样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她极其温顺地忍受了父亲一次次的粗暴，愿意把自己的肉体和骨头都当作食物喂了这头饥饿的雄狮。在后来等待父亲归来的漫漫岁月里，母亲又一次比划起父亲身上的伤疤时，我对这个夜晚还有一点点印象，因为我哭醒过好几次。我听到母亲痛苦的呻吟声，看到那个陌生男人对母亲的欺侮，他就像武松打虎般地骑在母亲身上，打她搡她，粗野的双手像抓住房门上的把手那样抓住母亲的乳房，疯狂地扯她撕她，害得母亲的双乳像水枪那样“滋！滋！”地直滮奶水。父亲很疯，母亲也激奋，直叫着。我害怕母亲被那个人打死了，那样我就没有母亲了。我哇哇大哭起来。我一哭，母亲就伸过手来，抚摩我的头皮，或拍拍我的胸口：咪咪乖，睡觉觉。但我不屈不挠，朝他们哭个不停。母亲没有办法，一把将父亲推下身，然后抱过我，下床给我把一场尿，上床后让我睡在她的臂湾里，把多滋多味的乳头塞进我的嘴里。一有奶喝，我就忘了一切，甜甜地睡着了。

    等我睡熟了，母亲收回她的乳房，一转身，父亲就急吼吼地爬了上去，他还喝了一壶奶。母亲在他屁股上拍了一记说，那是你儿子的。父亲竟厚颜无耻地说，叫你一声妈总行了吧！妈——！母亲也有些恬不知耻，她居然“哎！”了一声，还叫他乖儿子，并把另一壶奶主动地送到他的嘴里。当一切平静下来后，母亲躺在父亲呵护的臂湾里，听他讲这次出门的经历。他说他还是第一次下长江，真辽阔啊！母亲就问比钱塘江辽阔吗？他说还要辽阔。母亲又问，那有潮水吗？他说那倒没有，但也够险的，无风三尺浪。母亲眼又红了，又湿润了。她要他保证以后再出去时，不要在码头这种危险的地方找活干了。父亲含含糊糊答应了一声。母亲侧耳细听，他已呼噜声声了。母亲甜甜地骂一声猪，又莞尔一笑，侧过身来，搂着我睡，边睡边想她的心事。其实母亲也没什么心事可想的，她只是胡乱想想而已。因为她一点睡意也没有，想找个人畅谈到天亮，可父亲太累了，他早已鼾声如雷。第二天，家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芳香，连我们的呼吸也都是香香软软的，仿佛到了丹桂飘香的季节；这是我母亲在昨夜香汗淋漓的结果。

    父亲对他身上的创伤倒是满不在乎的，他说这算个啥！有创伤的男人才成熟；但女人就不同了，女人有疤会很难看的，所以他要母亲千万别弄伤自己。多少年后，病重的母亲还清晰地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她笑了，笑容里满是心酸的泪珠。接着是父亲的第三次离家。4月，那是江南最春天的季节。头天傍晚，父亲就早早地收拾了行李，母亲也早早地烧好了夜饭，但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吃就早早地睡下了。第二天一早，父亲背起行囊，两腿发虚地走了。

    母亲抱着我，把他送到大路上。母亲说你要早点回来呵。母亲说不管赚得到钱赚不到钱你都要早点回来呵！父亲说知道了。父亲再回回头时，母亲抓起我的小手，朝他一挥一挥的，最后就僵在了半空中，直到他走远了，看不见了，母亲才放下我的小手，抱着我默默地回家。

    三个月后，母亲不得不也两腿发虚地走进潮王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去拿掉肚子里的伢儿。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她怎么会不要这个伢儿呢？那时候又不搞计划生育。要不然，在这个世上，我就有个弟弟或妹妹了，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孤独了。也像个孤儿似的。是不是人活在世上都是孤儿？纵然你有十七八个兄弟姐妹，但你的心还是孤儿的。拿掉了伢儿，母亲在医院走廊的长条凳上，空落落地坐了半个多小时，这才起身，忍着创痛，又整个人空落落地走回家来。冰冷的金属器材在她体内碰撞时发出的冰冷的丁当声，死死地盘踞在她的脑海中。还有那撕心裂肺的疼痛。当她扶住自家的门框时，额头已滴嗒着黄豆大的虚汗，噼啪落地，一摔八瓣。她再也迈不开步子了，扶着门框整个人一点点地矮下去，瘫软在门槛上。她抱住门框，心里酸酸的涩涩的，像一块灰手帕被折了又折，折得复复杂杂的，叫人难受。她比纸还白的脸儿轻轻地贴在门框上，眼泪无声地顺着木框往下淌，往下淌。前面的眼泪被木框吸走了，后面的眼泪又继续往下淌。

    我五岁那年，潮王路开始改造。我们要拆迁了。但父亲还没有回来，他已经出门毛两年了。这下母亲急坏了。她说她哪儿也不去。她要在这儿等我父亲归来。如果我们搬走了，他到哪儿去找我们呢？母亲的这种说法，后来被酒鬼叔说成是完全多余的。酒鬼叔说我父亲是跑过三江六码头的人，他若诚心要找我们还不容易？只要到潮王路派出所问一声就知道我们现在的下落了。酒鬼叔说这句话时，我们已经搬迁到八卦墙门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我父亲至今还没有回来是存心的，是他存心不想回来才不回来的。为此，母亲暗暗地忧伤了好些日子。

    随着潮王路拆迁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母亲又要求原拆原回，但也遭到了拒绝。听说重建后的潮王路，将是一条寸土寸金的商业大街。我们家因此而成了老城改造的钉子户。城建部门以最大的优惠政策，让我母亲在两处城乡结合部的超大面积的住房中任挑一套，她都不干。母亲是固执的，她要做什么事情，总是一条道走到黑。四周的老屋全拆除了，扒平了，唯独留下残墙断壁的我家，孤零零地竖在那儿，像汪洋中的一条小破船。后来，母亲终于在城站以东百米处的清泰门外，和车站隔河相望的始版桥直街上，找到了一个使用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小套；这个要求让城建部门感到非常意外，那个负责人高兴得像走夜路拾了只金元宝，怕是睡熟梦里都要笑出声来的。

    对此，我是这样理解我母亲的。她以为生活在城站附近，碰见从外地归来的父亲的机会就多一些，和我们常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是一个道理。

    1974年2月25日，在拆迁期限的最后三四天里，我们搬家了。

    杭州过去有许多老墙门，人们习惯以门洞的形状来称呼它，比如门洞是月亮型的就叫月亮墙门，门洞是梅花型的就叫梅花墙门，门洞是八卦型的就叫八卦墙门……这样通俗易懂，好记便认。始版桥直街62号，我们家的新址，就是八卦墙门。墙门里其实就是个大杂院，住着数十户人家。有不少伢儿，都很疯很野，整天在外面打打杀杀，他们的声音尖得就像刀子一样划来划去，把天井里的晚风撕得支离破碎。几幢楼房统一是两层半的，最上面的半层是阁楼，里面矮得站不直人，但照样住人；只是太委屈了那些脑袋瓜子，进进出出时，免不了要磕头碰脑、起包破皮的。在杭州，城市居民的住房向来非常紧张。谁叫它东南形胜，山青水秀，太会招惹人了呢。现在也是如此，房价炒上了天，真正能够享受宽敞住房的，都是些有钱的外地人，基本上没杭城百姓什么事。我们家是在八卦墙门南楼的一楼，朝北开门，一室一厅一厨；进门就是厨房，再进去是厅，隔壁就是卧室，没有卫生间。白天跑公厕，晚上用马桶。或许是房子太陈旧了，或许是关了段时间，或许是长年累月在家使用马桶的缘故吧，总之，老屋里弥漫着一股潮湿陈腐的气味，怪怪的，阴笃笃的，无处不在。

    如果你从高处了望这些老房子，就会看到一丛丛瓦楞草在乌黝黝的细瓦间见缝插针，蔚然成片；虽然无人问津，但它们常年与清风明月为伴，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倒也悠然自在，尽享它们的草根人生。有时候我就想，如果青砖黑瓦下的芸芸众生，也有着瓦楞草一般悠然自在的恬淡生活，那该有多好啊！

    有一天，母亲站在护城河前，凝视着眼前驶过的列车，突然大声地喊我。她说，米子，你去车站看看你爸爸回来了没有？我兴奋地问是不是爸爸今天回来了？母亲说那倒不是，但他总是要回来的啊！是啊，那个人出去都两年多了，我们也盼了两年多了，他也该回来了。母亲说得对，他总是要回来的。好来！我从护城河边跳上来，飞快地沿河而跑，跑过虹桥，去车站找父亲了。

    这一天，其实才是这篇小说的开始。在我五岁那年春天的奔跑中，车站由远而近，从隔河相望到长驱直入，便成为我寻找父亲的最初记忆。

    第2节 雨水

    鲜花。眼泪。哀乐。默哀三分钟，再鞠三个躬。母亲的遗体被打包，推进了火化炉。骨灰盒是殡仪馆以强卖的性质出售给我的。如果我不在殡仪馆购买的话，他们将额外增收300元费用；我想反正要买的，那就买官商的吧。骨灰盒分石质的和木质的两种。我要了木质的。石质的太冰，我怕母亲一把老骨头会冻着。而木质的又相当于我们早先在潮王路的老房子，冬暖夏凉，又保存了母亲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在那里，母亲度过了她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光。只是骨灰盒上的苍松仙鹤雕得太粗制滥造了，朱漆也是深一块浅一块的，终究不合母亲的心意；但我想她会谅解的，她老人家过去吃惯了馊粥霉菜，从不计较生活条件的，现在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她也会如此的。一个人的秉性使然。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嵌在骨灰盒上的那张黑白照，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照片上的母亲披着长长的秀发，年轻，漂亮，而且具有艺术美感。这是当年张波叔在我家时，带我们去西湖边玩，在苏堤上给母亲拍的。张波叔在建筑、美术、摄影和音乐诸方面都有造诣，他那只海鸥照相机至今还被我当古董一样珍藏着。在西湖边，张波叔执意要给母亲单独照张相，执意要母亲解散发髻，将如瀑的长发披到胸前来，让母亲双手梳弄着长发，微微侧着头，看着我们微微笑。但母亲不笑，母亲只是脸红。张波叔就悄悄地叫我做鬼脸，我一做鬼脸母亲就笑了。张波叔就“咔嚓”一下子把母亲的笑容拍下来了，定格了。那天我们绕西湖拍了一圈，足足拍了一筒胶卷，就直接去“二我也”店里冲洗。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我太想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了。我们在那儿等了三个多小时，久得都让我不敢相信有这回事了。我们先在店门口看了一遍照片，笑死人了。最好笑的是母亲给我们拍的那张，骑在张波叔肩上的我只剩下半个脑袋了。回到家，我们又看了好几个晚上。张波叔拍的照片真是张张好，但最好的还是他给母亲拍的长发披肩的那一张。对此张波叔不无得意地说，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在拍之前，他心里已经有这张照片了。

    我那时候还小，不明白他没有拍怎么来的照片呢？张波叔笑着看了一眼母亲，母亲顿时低下了头。张波叔说是他想出来的。但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他不是想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我在他的几本奇里古怪的书中，翻到了一张16K纸大小的钢笔画，画的是一个女人盘腿而坐，如瀑的长发拂过她坚挺的双峰，飘拂到她的大腿上。她侧着脸，头微微仰起，左手挽住长发，右手执着牛角梳子，在静静地梳头。一轮弯月，清清地照着她。让我不解的是，那画中，那女人的面孔是空白的。于是我拿去问张波叔，问得张波叔脸胀得血血红，他说你从哪儿翻出来的，你怎么乱翻我的东西呢？他看到我哭兮兮的样子，又和风细雨地说话了，并把这张画送给我作纪念。我说我知道他画的是谁。他问谁？我说我妈妈。我要他画完了再送给我，他说已经画完了。我说那还有脸呢？他说这张脸是任何笔墨都无法描绘的，尤其是我妈妈那双眼睛，只好空着，任人去想象了。这话，我是过了十多年后才懂的。这时候我已经在追求缪斯姑娘了。

    的确，我母亲非常美丽。这并不是因为是我母亲，我才这么说她。我母亲是真美丽。酒鬼叔曾经和我坐在护城河边乱石上，探讨过我母亲的美丽问题，她为什么会这么美丽？墙门里最最老实巴交的黑叔，有一回也偷偷地对我说，你妈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她瓜子脸，柳叶眉，双眼有着她这个年纪所没有的水灵，清澈，笑微微的，皮肤又白，身材就更不用说了，一掐的腰肢，上下两头颠蜜桃。张波叔肯定是偷看过我母亲梳头之后，才用他的派克金笔画下了那迷人的镜头。所以他说，在拍之前，他心里就有这张照片了。还有白奶奶，每次遇到我母亲，总是握住她的手不肯放，像抚摩碧玉那样抚摩一番，口中赞个不停：米师母这相貌，连我老太婆瞅着都喜欢得不得了呵！至于男人们企图探花偷香的行径，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搬到八卦墙门后，母亲在墙门里每有走动，男人们总是停了手头上的活儿，或行走的脚步，两眼直直的，向我母亲行注目礼，静静地恭送她经过。这就招徕那些男人们的女人的敌视。比如酒鬼叔的老婆徐婶，我们叫她“洋葱头”。这个外号不光和她的头型相似，而且和她的为人也颇有神似之处。她的嘴特臭，像顿顿吃了洋葱不刷牙，墙门里没有比她更臭的嘴了。平常你见不到她说话，好像很文气的一个女人，但背地里经过谁家门口时，她就鬼噱噱地朝里面挖一眼，然后骂一句什么。她骂我们家“狐狸精”、“臭婊子”“、烂人X”和“卖X货”等各种恶毒的字眼，都是针对我母亲的。另外，还有黑叔的老婆“两座大山”，也把我母亲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关于“两座大山”，男人们都说，旧社会那三座大山，有两座至今仍压在她的胸口。她的胸口像有两只篮球塞在衣服里，忽而左右晃动，忽而上下晃动，永远没有停的时候。她庸人自扰，以为我母亲一搬来就要抢她老公似的。当然，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容忍自己的男人当着她的面，对别的女人垂涎三尺的。所以她们隐性的恶毒的眼光，总是冷不丁儿地从墙门的某个角落射杀出来，令母亲不寒而栗。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可我母亲什么也没有做，但她们还是嫉妒；她们管不住自己的男人，就加倍地嫉妒我母亲的花容玉貌。

    母亲每天梳两次头，一次清晨，一次睡前。清晨她把头发梳拢来，高高盘起；夜里则梳开长发，让它如春柳般披开。对母亲来说，日子就是从头开始，又从头结束的。东方欲晓，母亲就坐进一窗的晨曦中，支起化妆木盒翻盖上的镜子，打开下面的抽屉，准备好牛角梳子、篦子、网罩、簪子等，然后开始慢慢地梳理。她先用牛角梳子把长发梳通了，再用篦子梳得一根是一根，油光水亮的，然后盘成一个漂亮的牛粪团，用网罩罩住，插上簪子。就像生活在传统里的旧女子那样。其实，像我母亲这么轻的年纪，还不是梳牛粪团的年纪，也没有人这么梳，唯独我母亲；但恰恰是这份不相称，这份另类，反衬得她格外美丽，格外端庄。晚上入睡前，母亲解带宽衣，盘坐在床上，提手抽去簪子，让那头发团猛地散落开来，犹如银河飞流直泻，叫人惊喜不已。除了无月之夜，母亲一般不点灯，她就坐在从天窗筛下来的如水的月光里，一梳就一两个小时。这已经成了一种仪式，一种关于生命与人生的仪式。这时候母亲会闭上眼睛，微仰的脸上流淌着柔和鲜活的光亮，就像一尊美丽的佛。

    这样的场景，后来常常令我联想到古代传奇女子红拂。

    母亲的头发柔软，茂密，像蔓草一样，暗香浮动，空气里布满了类似在春雨中花开花谢的气息；而秀发的亮泽就像绵绵的雨丝，在灯或月色里奇幻地闪光。夜在这光泽这芬芳中慢慢融化了，它的气息令人沉醉。要我说，我母亲美就美在她娟秀的容颜、傲人的身材，再配以这香艳的秀发上。我喜欢披发而睡的母亲，喜欢她如烟的长发飘拂在我的脸上，香香的，痒痒的，感觉像浴沐在月光下的清水湾里。

    印象中，父亲在家时，母亲是不盘发髻的。她有时候披着一袭如瀑的秀发，有时候则编成齐腰的麻花辫。粗粗的两根。她的长辫子，在潮王路的老街坊里是出了名的，一说长辫子大家都知道是说她。从她做小姑娘的时候起，他们就叫她长辫子了。但父亲一出门，母亲就把头发盘起来，而且盘成中老年妇女的发髻，想让自己显得老气些。我不知道母亲这香艳的秀发，是否只为父亲而盘，只为父亲而披？在父亲不在家的岁月里，母亲也曾经有过几次扎辫披发，我不知道这是否又和别的男人有关？说实话，我倒希望她有，希望她黄连抹头（苦恼子）的人生，尚有一丝意外的喜悦。

    我又在想她老人家临终的“话”了，应该是叫我赶快送她到车站吧。母亲是想和父亲见最后一面？即使见不到父亲，也要最后看一眼他归来的车站？是的，我想是这样的。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奄奄一息的母亲，不得不离我们而去的母亲，她最后的心愿就是去车站，去把离家三十多年的父亲找回来。而作为独子，我理应完成她老人家的遗愿。母亲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后，我让妻子带上儿子，和墙门里的街坊邻居们先回去。我说我要陪母亲去一趟车站。妻子用古怪的目光看看我。她是不会懂的，但她什么也不问。我也不想解释。理解是一回事。解释又是一回事。很累。

    我排队。我等待。我终于领到了母亲的骨灰。母亲的骨灰还是热的。它让骨灰盒也有了某种生命的热度。有些烫手。我用黑布把骨灰盒包起来，外面又用红绸打了个包袱，斜背在身上。温暖的骨灰盒就像母亲宽厚而又慈爱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背脊。这种别样的暖意让我情不自禁地泪涌满面。好在殡仪馆是个落泪光荣不落泪可耻的地方，我可以尽情地流淌这种情感的液体。我撑起雨伞，缓缓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殡仪馆。背上的母亲轻盈而又沉重。我不知道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是不是很像在外流浪的父亲？

    这是一个刚下过一场急雨的下午，秋天的路面上湿漉漉的，枯黄的梧桐叶零乱地贴在马路上，像伤感的季节遗留给大地的一枚枚纪念币。天气还是有些闷热，天际的流云急速调遣，都囤积到东南方向去了。没有阳光，但我还是撑着雨伞。我怕白日光直接照射到母亲的身上。据说刚去世的人的魂魄就像初生的婴儿那样脆弱，会被白日光打得魂飞魄散的。路上车流如云，出租车见我打手势也不停，我继续朝前走了一段路，才拦到一辆出租车。我说去城站。司机有两道粗浓的八字眉，他一脸苦相地看了我一眼，就开了车。殡仪馆在城西北，而城站在城东南，出租车要穿越整座城市，加上路况又差，是很费时间的；但司机始终紧闭着双唇，没有一句话。我也懒得理人，把红绸包袱往胸前一移，紧抱着母亲的骨灰闭目养神。出租车经过大学路与庆春路交叉路口时，我叫停了。我说我们就在这儿下车。司机也不问什么，打右灯，减速，将车子停到适当的路边，让我们下车。

    我又撑开伞，和母亲退回到交叉路口，然后拐入大学路。我知道，这儿离城站还有两三站路。但我想，朝圣者与圣殿之间是要留有一定余地的。我这样做，应该更符合母亲的心意。而今天我要做的事，就是来给母亲还愿的。

    我们走在大学路上。大学路过去是条大马路，现在却小得可怜；两边都挤满了商摊，连个行人走路的地方都没有。撑把雨伞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母亲，我们不用理会。大学路的南端，本来有一条小街，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可以直接弯到城站，现在已经拆掉了。半个小时后，我们从清泰立交桥底下穿过，迎面的红楼缩在高层建筑的包围中。听说它以1.7亿元的身价已经买给一个上海私人老板了。母亲啊，你知道的那个车站早已不存在了。那个车站好是好，所有建筑都古色古香的，外地人一看就知道到了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都；但好有什么用呢？中国人太多了，要乘车的人太多了，那个车站已经不适用了。再说如今是一个颠覆的时代，只有颠覆才能体现现代人的价值。现在的车站，你瞧，多高！是啊，它看上去是单薄了点，更没有古建筑的雄浑感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感，但他们要的或许就是这个感觉。这年头，不得人心这件事，如果干得好，那就叫曲高和寡。

    过去，红楼赤裸的外墙就像一幅炎热的凡高油画；门口有个扛枪的岗哨，因为这是省政府的一个招待所。那岗哨可威武了。我每次来，对这个不动声色却分明神气活现的家伙都羡慕不已；可他从不看我，尽管我有扮不完的鬼脸。说出来不怕人见笑，有几回我望着岗哨就想，哪天我参军去打仗，我打啊打，就把自己打成将军、总司令了，到那时候我就命令所有的军队都去找我父亲，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有一回我还想，等找到了，我就让我的警卫员先劈他几个呆人巴掌，让他清醒清醒，谁叫他这么多年都不知道要回家呢！红楼的路对面就是公交车站牌，151路无轨电车从解放路经金衙庄走环城东路的，152路无轨电车从建国路经那条小街过来的，54路公交车走环城线，其他还有几路公交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它们经过红楼前的十字路口时，女售票员们无不伸手到窗外，她们久经锻炼的“铁砂掌”，将车皮拍得山响，警告那些只顾走路不看车的匆忙旅客和路人：喂！喂！喂！你个死尸啊！瞎啦？长眼睛是干什么用的！

    紧挨红楼的是一家皮包商店，店里店外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包，有布的、麻的、尼龙的、牛津的、人造革的、真皮的……颜色有黑的、白的、黄的、蓝的、红的……形状有方的、圆的、长的、扁的、大的、小的……真可谓五光十色，琳琅满目。边上是文化用品商店，店里有只红灯牌的录音机，永远播送着震耳欲聋的民族音乐；只听见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一直在咆哮！它大概想以此来抗衡来自车站的笛声、车声、喇叭声、人声和吆喝声吧。货架上陈列着各种杂志、书籍、旅游手册，以及信封信笺钢笔圆珠笔和省、市及全国的交通地图等；八十年后改售磁带为主，一盒盒的，像扑克牌似地摊满在铺子上，花花绿绿的，盒子的封面上印满了关牧村、李谷一、蒋大为、苏小明、王洁实和谢莉斯等歌手们的迷人形象。另外还有母亲喜欢听的《红楼梦》、《祥林嫂》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越剧磁带，绍兴莲花落与苏州评弹等其他磁带。音响设备也随即鸟枪换炮，店门口两侧摆出两只大音箱，轰啊轰啊地震荡着崔健同志的《一无所有》，及其他重金属的声音，真正把车站的噪音逼走了。我喜欢这震天动地的音乐，喜欢一切有力量的东西。我在广场上听，在店门外听，有时候也到店里去听。到店里去听，是想再看看那部高级音响，看它音乐喷泉般跳跃着音量的指示灯，那么柔美，那么梦幻；这样的音响，真叫人梦想。那个趴在柜台上的中老年女人（我看不出她确切的年纪），剃个游泳头，头发短得像男人，脸很大，五官却长得很小，而且都拼命往中间挤，像是在争那个中心位置似的，所以看上去这脸就长得很浪费，徒留下太多的空白。她总是像只黑猫似地趴在柜台上，手握一支圆珠笔，低头在某张废纸上作画。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画出来的东西，像一只无头鸟或阴毛丛生的男性生殖器。但她在低头作画的同时，会冷不丁地抬头扫一眼店里店外，那看人的眼神也很古怪，好像她有特异功能，能靠意念剥光人的衣服似的。我自知不是小偷，但碰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脸红心慌，最后逃似地离开那家商店。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又会心痒，就又去那店里看音响了。后来是看各种磁带。我喜欢听那些靠高分贝震撼心灵的音乐，也喜欢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磁带盒，以及包装纸上有关歌手的图文。

    文化用品商店边上，就是我说的从大学路南端拐进来的那条小街了。小街不长，但店铺不少，印象深刻的有一家中药铺，一家饭店，一家铁路文化宫。中药铺药香扑鼻，我每次走过那里时，就像脸上被猛地贴上一张麝香膏药那样馨香好闻；又像闯入了迷魂阵，闻到那香，忍不住要进铺子张张。那家饭店，好像叫“一招鲜”饭店，进门就是一道又小又陡的楼梯，漆成血淋淋的红色，而梯级的宽度只有正常人三分之一只脚那么宽，只能踮着脚尖走路，爬高落低都慌兮兮的，走在上面好像随时会掼下来，会掼死人的。我有一次爬上去，在阁楼上吃过一碗阳春面，从此不敢踏进去半步。铁路文化宫，其实是一家电影院，经常放通宵电影，三部片子，却只收两部的钱，专供候车的旅客们在这个声音嘈杂空气恶浊的地方度过一个漫漫长夜。这比开旅馆便利多了。既不用介绍信和工作证，又比较省钱。如果身上零钱允许的话，我有时候也去看一场白天电影。那时候的电影有特点，越南片飞机大炮，朝鲜片哭哭啼啼，日本片追追杀杀，国产片红旗飘飘。但看通宵电影只有一次。看第一部时还头脑清醒，后来就头昏脑胀，继而剧痛欲裂，第二部还没看完就逃出来了。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就再也不进去浪费钱了。

    横穿小街，那边靠环城东路的是家食品店，柜台上一排热气腾腾的电热锅，敞开着胸怀，锅里有粽子、玉米棒、豆腐干、茶叶蛋……它们错综复杂的香味，飘扬得让我直咽口水。有一回，我和“白蒲枣”扛着那幅肖像在车站晃来晃去晃了没多久，天就下雨了，我们就躲在这家商店的屋檐下，两人又饥又饿，被这些香气熏得差点晕过去。但我们又没有钱。我说等我长大了，挣到钱了，我就请她吃这些香死人的好东西。“白蒲枣”双手捂着饥肠咕咕的肚子，她说米子哥哥，如果你现在有一碗粥，边上刚好有你、我和你妈妈，这碗粥你会给谁吃啊？她问的问题就跟一道智力题似的。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白蒲枣”从小就是块读书的材料。我开动脑筋想了想，我说半碗给我母亲，半碗给你。她就笑了。她笑起来特好看，左边的小虎牙爆爆出的，一脸的灿烂。她假装和我说话，偷偷地用她冰冷的小嘴亲了一下我的右脸。那时候我们几岁？我七岁，她五岁。我到现在还记得她来亲我时轻轻踮起脚跟的声音，以及她的小嘴啄在我脸颊上的冷冰冰的感觉。她说等她长大了，要嫁给我做老婆。对此我还认真地想了想，并煞有其事地对她嗯了一下，表示同意。管电热锅的那个阿姨听到我们说话，又笑又拿话羞我们。羞得我们手拉手冲进了雨中。跑回家，两个人早已滥滥湿了，都成了落汤鸡。“白蒲枣”上楼后不久，我就听到“两座大山”在楼上揍骂她的声音，我那时候在心底暗暗发誓，将来我娶她做了老婆，一定好好地待她，不打她不骂她有好东西就给她吃有好衣服就给她穿……

    十字路口东面就是城站。车站售票处坐南朝北，大厅里永远有人在排队购票；逢年过节，更是人山人海，这时候就有戴红袖套的同志像雄鹰一样高高地停在人字梯子上，监视着整个售票大厅，铁老大脾气暴躁，且威严如二郎神。隔壁是行李寄存处，再隔壁是站前派出所。有年春运期间，我被当作小“黄牛”逮了进去，说什么他们都不听。后来，他们把我母亲找来了。母亲不知出什么事了，噔噔噔地跑来了，一脸悲切，靠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诉，才把我从里面弄出来。派出所和候车室之间，是车站出口处。出口处的喇叭口有道可移动的铁栏栅，平常上着锁，有列车到站乘客需要出站时才打开，一个个排队检票出站。每当车站的上空，忽然传来高音喇叭声：从南宁开往无锡方向的1380次普快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到杭停靠8分钟……播音员软绵而又黏性的音质，特让人耳根发软。喇叭一响，出口外面一眨眼就挤满了接客的人们，他们你推我搡，都想抢在别人的前面；有的还高举着牌子，牌子上写着被接者的姓名和单位名称。更有杭城各家偏僻旅馆的服务员，她们手持本旅馆的牌子，喊着“某某旅馆价格便宜，有专车接送！”之类的口号，到处转悠；你若问她旅馆离车站有多远？她们都说一站路，就一站路；但等把你推上她们的中巴车后，你想后悔已经晚了。第二天醒来，你已身处城市边缘的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得步行半天才找到去市中心的公交车。

    母亲，这就是城站！

    有时候人山人海。有时候空空荡荡。有时候该来的来了，该走的走了。有时候不该来的来了，不该走的走了。有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多归客中，怎么会没有我的父亲呢？有时候我哀叹，这么多离客里，又将产生多少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车站！车站！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将一个个人从他的亲人身边拉走，从这个地方挪到那个地方，从有挪到无。车站！车站！它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上演喜剧的同时，又上演着无期的悲剧。

    我通常就穿梭在出站的旅客中间，使劲地张望着他们的脸。我知道找一个人其实只需要找到一张脸。自古以来，人们把脸看得那么重要，就是因为这张脸代表了它的主人；可是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母亲啊，没有他的脸谱，我又拿什么去寻找呢？！

    第3节 惊蛰

    现在，我们拾级而上，登上新城站的车站广场，它的最高处是直插云霄的钟楼。一定是到点了，钟楼上的四方大钟突然响起：当！当！……钟声洪亮而又悠扬，像有天女洒下了声音的花瓣。几只不知名的都市鸟匆匆掠过广场的上空，说不见就不见了。我不知道钟声惊动了母亲的灵魂没有？我反手摸摸背上的骨灰盒。广场上三三两两的人群，并不在意我晴天撑了把雨伞，迈着忧伤的脚步，从他们身边走过。几个职业乞丐摆出凄惨的肢体语言，召唤着旅客的同情心；我破例往离我最近的那只破搪瓷盆里掷了几枚硬币。硬币落在搪瓷盆里以及砸到硬币上的声音，轻脆而有余韵。老乞丐磕头如拔小葱，连声说“老板发财！一路平安！”

    我这是替母亲做的。那就祝福我的母亲一路平安！在另一个世界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吧！母亲一向善待乞丐，自己有一碗粥会毫不犹豫地分半碗给他们的。甚至全部。我暗暗地想，母亲是不是也怕父亲在异乡沦落到这种地步？今天我这么做，母亲是会高兴的。我耸耸肩，算是和背上的母亲打了声招呼。是啊，我仿佛听到了母亲的笑声飘扬在空中。

    一列火车出站了，汽笛声嘹亮而富有节奏，连广场上的花草都感染了这种节奏。我的背上有什么东西动了动，又动了动……这轻微的动静让我毛骨悚然。我慑服于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莫非是母亲的灵魂透过雕花木窗，眺望到似曾相识的车站而欣喜若狂？莫非是母亲的灵魂弃盒而去，搭上这次列车，去寻找失踪多年的父亲了？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奔驰的火车时，我惊慌地问母亲那是什么？母亲朝火车嫣然一笑，她说傻孩子，那就是妈妈常说的火车啊！那天忙于搬家的母亲，仍不忘告诉我说：你爸爸就是坐火车出去的，要不了多久啊，他就会坐火车回家来了。那一刻，我的小眼睛倏地一亮，追随着火车轰然远去。我心想，明天，它就把行走在远方的父亲带回家了。大火车真是神奇啊！

    那天我们家乱成一锅粥。母亲一早就叫来了三个男同事，借了两辆三轮车，每趟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像蚂蚁搬家似地踏了一趟又一趟。把那边的家踏空时，已经夜快边了。母亲假客气了一下，要留他们吃饭，但他们说厂里还等着用三轮车呢，就匆匆地踏走了。他们一走，母亲就像漏了气的皮球，瘪在了那儿，面对一屋子的破东破西，她也不知从何下手。说实话，我们在潮王路的家本是我母亲的养母的。养母死后，这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家底就交到了我母亲手上。所以母亲和父亲结婚不过几年，但家底却不可谓不丰厚。像山的一座。也昭示着一个家的沉重。那天我们家成了八卦墙门里的焦点。很多男人都自觉地过来帮忙，像刘大叔，酒鬼叔，黑叔，等等；他们有的指手划脚，叫我母亲把床放这儿，把柜子放那儿，搞得母亲六神无主，不知听谁的好；只有那个脸和手都黑乎乎的黑叔，总是问我母亲这个放哪儿，那个放哪儿。他对我母亲说，主意要你自己拿的，因为将来是你住在这个屋子里，而不是我们，对不对？母亲只让他们安置了一张床，两口柜子，一张桌子，这些她一个人无法挪动的家伙后，就歇了下来。母亲说其余的我自己慢慢再理吧。因为一时间，她也不清楚什么东西该归位到什么地方。

    女人们则围聚在天井里，有白奶奶，白奶奶的几个儿媳妇，刘大婶，“洋葱头”，“两座大山”，等等。她们用古怪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家。她们最多在门口张张，一脸的鄙夷，好像挺忌讳进我们家似的，也不让她们的伢儿来我们家里。一说到我们家，她们就压低了嗓门，嘀嘀咕咕的，很神秘；好像我们家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伢儿们追着我们家的三轮车涌进涌出，快活得就像六月里的苍蝇追逐着使用过三次以上的手纸那样忘形，嘴里发出呵呵地欢呼声。后来，“两座大山”就向我招手了，手儿一勾一勾的，我就跑过去了。她偷偷地塞给我两颗大白兔奶糖。我不敢要。她就把奶糖塞进我的裤袋里。她和颜悦色地问我，小鬼头，怎么不见你爸爸啊？你爸爸呢？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她又说，你爸爸和你妈妈离婚了？还是……你没有爸爸吗？我再次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她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的，她甚至想把给我的糖重新要回去，但我挣脱了她的手，逃回家了。我听见她对那些女人说，这个小滑头，问他什么都不肯说。

    我摸着裤袋里的奶糖，趴在门边上张，我看到对面楼上的栏栅间，闪动一双亮亮的小眼睛，一个劲地朝我忽闪忽闪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白蒲枣”，仅仅局限于一双眼睛，亮亮的。后来，我一直在找那双小眼睛，有一天，我终于在她的脸上找到了它。

    我母亲认人是非常滞后的，过了很长时间，她还弄不灵清墙门里的芸芸众生，哪个是哪个。而我们搬过来的第二天，墙门里好像老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小到三四五岁的伢儿，都晓得我们家的底细了。知道我母亲是个孤儿，来自杭城某座孤儿院，受过什么教育，现在那儿工作等。知道我父亲祖籍山东，现在外地工作。知道我们从潮王路那边搬过来的，是最后一家。等等。有些我们家的事情，我们自己倒不怎么清楚，他们却比我们更清楚。

    那天，我母亲一直在笑。她对男人笑，对女人笑，对小伢儿笑。夜幕降临，前邻后舍都隐去了，关了门，家里一下子静到了极点。母亲累坏了，她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想动。听到敲门声，不，是有人喊开门的声音，母亲才使劲地搓了搓自己疲倦而又僵硬的脸颊，起身去开门。是白奶奶。她手里端着两碗粥，热气腾腾地进来了。白奶奶说不要嫌它露汤露水的，喝了暖个身子。白奶奶这么说，母亲的眼睛就红了。白奶奶就生气地说，这孩子，前邻后舍的，有什么好客气头的，以后有什么难处找我老太婆说说，别的忙帮不上，出个主意宽个心还是行的。好了，你们也早点歇着吧。说着，白奶奶就带上门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奶奶，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新街坊邻居。

    白奶奶系着一条常青色围裙，前面有只大口袋。据我观察，白奶奶的这条围裙是万能的。流汗时擦汗，洗手时擦手，洗水果时擦水果，烧菜时锅柄烫了就裹手，打扫卫生时用于掸尘，抹桌子凳子……那只大口袋也如同百宝箱，装着手帕折的钱包，小心包着的各种票子（油票、粮票、烟票、布票、豆腐票等），些许糖果，各种小玩具……鼓鼓囊囊的，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白奶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三寸金莲，再加上她犹如身怀六甲的肚子，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仿佛随风一吹就倒。据说她得的是“鼓胀病”，是三年自然灾难那会儿闹下的毛病。我也搞不灵清，饥饿还能把人的肚子搞得这么壮观，就像现代富裕所带来的肥胖症。无知的温饱是不是另一种饥饿？白奶奶菩萨面孔菩萨心肠，她经常来看看我们，问问我们，她见了我母亲总是亲昵地握住她的手，一口一个米师母。这天，这两碗热乎乎的粥，喝得我们一直暖到心里。第二天一早，母亲将碗洗得干干净净的，给白奶奶送去，亲自登门道谢。

    喝了粥，我们就睡了。但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听到黑夜中古怪的声音。

    我感到莫名的恐惧。

    我的害怕是有道理的。据我后来观察，铁路上平均每隔一刻钟就会有一列火车进站或出站，它们带来的嘹亮的汽笛声、轰隆轰隆的震动声，常常在午夜将我推向恶梦的深渊。但那时候我年幼无知，除了恐惧，不知道还有其他。我害怕黑夜，害怕一列火车“呜！呜！”直吼着，撕开夜黑，撕开梦所在的地方，轰隆隆地向我撞来，向我们家撞来；房子剧烈地震动，墙壁因为震动而发出嗡嗡的哭泣声，眼看就要坍塌下来了。我害怕极了，尖叫着，想拉住母亲的手快跑，但两腿却像被强力胶胶住了，迈不开步子；而火车已轰隆隆地开进门来了，眼看着我和母亲就要被火车吃掉了，我那颗小小的心脏就像打桩机一样一下一下地重击着，我绝望地哭了。这时候母亲又突然不见了，我不敢睁眼睛，双手胡乱地伸向世界，喊着：妈妈！妈妈！……我黑古隆冬地跳下床，赤脚跑去客厅里找母亲。母亲坐在煤油灯前糊洋火盒子，她青春的脸庞在灯光里异常的明亮，熠熠生辉，地板上排满了糊好的洋火盒子，像砖窑厂里的砖坯一样壮观。没等母亲站起身来，我早已一头扑进她的怀里。母亲抱起我，急匆匆地送我回床上，怕我冻出病来，但我哭闹着不要。我紧紧地扯住母亲胸前的衣襟，脸色发青，小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母亲执意把我塞进热火火的被窝里，她搂着我，陪在我身边，为我擦去眼泪，咿咿呀呀地哼着什么，但往往没等把我哄着了，她自己就歪在床上睡着了。那段时间，母亲没天没夜地糊洋火盒子，手上一停她人就呼噜过去了。

    老梦景一遍遍地重复着，就像留声机的针头老在唱片的某个地方打滑。我在梦里又哭又叫，惊恐万状，好像有群老虎在咬我的脚后跟。母亲焦急地守护着我，她不敢大声地叫我，怕我在她的叫喊声中突然窜醒，把魂灵丢失在别处了。为此，她在巷头弄尾、墙门内外到处张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的纸条，害得大白天里小伙伴们对我群起而攻之，用手指摊下自己的下眼睑来羞我：摊眼乌娄娄，油炒扁眼豆！摊眼乌娄娄，油炒扁眼豆！

    有一天白奶奶对我母亲说，我夜半哭闹是因为我们家有不干净的东西。在民间，所谓不干净的东西即是鬼魂。母亲很快就听说了过去的房东王五属于非正常死亡。他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出纳，年底结帐时，少了三块钱，有同事开玩笑说他贪污，他就和人争了起来，回家喝了半宿的酒，就起身下了护城河。下了河他就不想上来了。过了个把星期，梅花墙门里有个女人去河埠头洗东西，发觉他躲在薄冰底下在偷窥，便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这个女人如今见不得河，一见河就打靶子。大家都说王五是三块钱的命。我们搬来前，这房子已空关了四五年了。白奶奶说，小伢儿心纯眼清，能通灵的，所以我能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白奶奶说祭一下地藏王菩萨和土地菩萨就会没事的，菩萨会把这个死了还不入调的王五赶走的。于是在白奶奶的指导下，母亲偷偷地在墙门角落里焚香化纸，祈求菩萨保佑。但是无济于事，我照样半夜半夜地哭泣，而且哭泣声中带着某种灾难性的感觉。夜里，母亲不得不搬到床前来糊洋火盒子了。煤油灯下，她一边手脚不停地忙，一边忧伤地望一眼沉睡中的儿子。间或想到街坊邻居们的传言，她就紧张地张东望西，身上的寒毛十万十万地竖起来。许多个夜晚，我在梦里哭喊，母亲在梦外哭泣。

    与此同时，恶梦在我的人生记录中，翻开了令人耻辱的篇章。搬到八卦墙门后不久，我就染上了夜里尿床的恶习。第一次尿床，母亲没有吭声，她想我大概换了个新地方，白天玩疯了，夜里就忘了刹车。第二次尿床，母亲说你这个伢儿怎么回事？小鸡拉屎只管倒退，倒是越养越小了。确实，过去我那么小都不尿床，现在都五岁了，反倒尿起床来了。从此，每天临睡前，母亲都拍拍我的小屁股，督促我去尿尿，把小葫芦里那点水倒干净了再睡。但是没用。我还是尿床。还是尿。一直尿到虚岁16那年，才戛然而止。此后不尿床了，改成遗精了。

    那真是莫大的耻辱。每次大水冲了龙床之后，总会在棉织物上制造一片“色香味俱全”的痕迹，然后被母亲晾晒在太阳底下，晾晒在众人的眼睛里。就像一次偶然的意志，一个古老的意象，某种神秘的咒语，要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你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它无疑在告示天下，我是一个尿床坯。我讨厌尿床，讨厌母亲一大清早就给我洗屁股，换裤子。但我喜欢吃母亲千辛万苦搞来的猪尾巴，那真是好吃极了。可我还是照尿不误，好像有股神秘力量控制着我的“麻雀儿”。

    是的，那列从梦境中向我冲撞过来的火车就是罪魁祸首。它忽而变成一个大怪兽，忽而又变成一个小怪兽，青面獠牙，叫嚣着朝我猛扑过来。这时候我就听见背后有人喊，尿它！快尿它！这东西你一尿它就死了。我的每一次尿床都是在这种场景中发生的。我自然毫不犹豫地掏出“麻雀儿”，就像救火兵紧握着水枪，奋力向它直滮。

    现在我能如此清晰地叙述这件事，是无数次梦境的点滴积累之后，慢慢拼凑而成的。因为，当我意识到那个幕后教唆者后，我不断地向自己灌输这样一个意念，下次做梦时，一定回过头去看看那个人是谁？我倒要问问她为什么这么做？但再做梦时我依旧不知道回头。我始终这么以为，只要我在梦中回过头去，戳穿那个人的阴谋，我就能够控制住那个恶梦了，我就不会再尿床了。于是，我很祥林地告诫自己，回头回头回头……一次次增强意念，终于有一夜，我在梦中回过头去，我大吃了一惊。因为我的身后根本就没有人。那一夜我尿得更加厉害，照母亲的话说，尿大得床都浮起来了，床底都可以养鱼了。

    我母亲对白奶奶说起我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梦，白奶奶就说，我们家之所以能够太平无事，都是我尿床的功劳。她认为童尿是最最厉害的，鬼（确切地说是王五的鬼魂）就因为我尿他而不能近我们的身，不敢为非作歹。白奶奶说得活灵活现，好像她亲眼看到似的。她老人家这么一说，我母亲就信了，就觉得这是我冥命之中的一劫。

    1974年的春天随着我们搬家而默默地来到人间，风一点一点地暖了，小草一点一点地绿了，我们在这一点一点之中感觉那循序渐进的变化。这种细腻的感觉只能意会，只能独自去品味，就像我趴在青青的草地上，耳朵贴住地面，聆听一列列驰向远方的火车所传递给我的节奏与遐想，而莫名地心潮澎湃。午夜的恶梦，并不能减弱我对火车的崇拜。从小伙伴们的嘴上，我很快就知道了月台、铁轨、客车、货车以及火车头等这些概念。每当我看到无数的陌生人涌向月台，登上列车，在一片汽笛声中远去时，我的心里就涌起风暴般的激情，总有一天，我也跟父亲一样坐着火车去远方。我高声地吼道：我有火车坐了！我有火车坐了！河滩边的小伙伴被我吵得直起身来，他们像看一个羊癫疯那样看着我嘎然倒在地上。

    我也常常像个大人似的，静静地坐在护城河的东岸，眺望不远处的城站：那一排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以及建筑物以东到护城河之间的一片空旷地上，布满了铁轨。有不少路灯，天一暗就自己亮了，有时候不高兴，“扑！”，又自己熄了。不少铁轨因为很少使用且日晒雨淋而锈蚀了，它们像一条条僵死的赤练蛇直挺挺地并卧在那儿。如果春秋季节，许多白蝴蝶、花蝴蝶在护城河两岸的花草丛中“酒足饭饱”之后，便会来这片空旷的地方上嬉耍，谈情说爱；它们轻盈而又缠绵的舞姿，与底下铁轨默然的刚毅，构成一幅令人遐思不已的画面。这幅画面后来常常在我脑海里泛起，我在十七岁那年写的《我要去远方》中，就有“男人像铁轨，女人如白蝶”的诗句。十七岁那年，我不光写下《我要去远方》的诗歌，还真的离家出走过。我把我母亲吓坏了。我的出走，恰恰证实了很多人自以为准确的观点：我是一个坏伢儿，一个流氓坯，一个婊子生的儿子。我不好好读书，数学语文物理化学经常挂红灯，却留了一头长发，还混充是个朦胧诗人。整天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整天放些震天动地的音乐，结果闹得白奶奶犯了心脏病。我就盼十七岁的夏天，盼着高中毕业，盼着去远方流浪，去把我母亲日夜惦记的那个人找回来。我的黄书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刀寻父启事，还有些纸笔和干粮。我从母亲的枕头底下拿了三十元钱。我从城站出发，不坐火车，而是沿着铁路向北走。我知道那个人去了北方，在北京或北方的什么地方，过着我们未知的生活。

    在我离家出走的日子里，母亲以泪洗面，万念俱灰，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只有“白蒲枣”经常去看望我母亲，安慰她，告诉她我不是离家出走，而是寻找父亲去了，我会回来的。我曾经跟“白蒲枣”说过这件事，并邀请她和我一起去浪迹天涯，一边寻父，一边体验人世间的种种磨难。我以高尔基的口气对她说，那是我的大学。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他老人家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我说我要像荷马那样写出一部伟大的史诗来。我母亲也是知道我干吗去了。但她害怕失去我。世道险恶，谁知道我一脚踏出去会怎么样呢？或许也像我的父亲那样，从此杳无音信。她对“白蒲枣”说，我为什么不跟她说一声再走呢？其实，我要是跟她说了，我还走得了吗？

    三个月后，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杭州时，同样憔悴不堪的母亲使出浑身的力气，给了我一巴掌。随即，我母亲就像一棵树被伐倒一般倒了下去。我吓坏了。我一边哭泣着，一边给母亲做人工呼吸，掐她的人中……那一刻我恨不得拔出刀子——如果我有的话——把自己给抹了。我这才懂得自己在母亲生命中的份量？我知道自己错了。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轻易地离开孤苦零丁的母亲，抛下相依为命的她而擅自离去。我久久地跪在母亲的面前，请求她老人家的原谅。

    母亲病重的时候，只要天气好，我就抱她到天井里，让她躺在那把老藤椅里，晒晒太阳。有一天她忽然想起我小时候做恶梦的事，她说她当时快要崩溃了，父亲不在家，我又天天做恶梦，她害怕极了。她怕真有鬼魂，怕王五的鬼魂来害我；因为我还那么小，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想活了。而现在她倒是怕没有鬼魂了，人要是没有灵魂，那她死后就见不到我和她的孙子了。母亲说累了，就像煨灶猫似地缩在椅子里，病态的目光艰难地越过墙门的围墙或老房子的屋顶，微眯着，在天际散漫而又无神地游荡。间或她会冷不丁儿地问我看到了什么没有？

    母亲说，在孤儿院的时候，那些阿姨们要她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灵魂就会上天堂。灵魂雪白雪白的，像一朵朵白云在天堂自由地飞翔。那些阿姨指着天空里飘逝的白云说，你们瞧，这就是生活在天堂里的人们。母亲由衷地感叹道：多好啊！我不知道她是感叹白云？还是感叹死后的灵魂？我早已眼里噙满了泪，我说是的，多好啊！我真希望母亲百年之后，也是一朵洁白的云，悠悠地飘在我们的头顶上，让我们能够天天看到她，也让她能够天天看到我们，看到她的儿孙们在大地上奔跑，幸福，安康。那该有多好啊！

    我没有告诉母亲，我做恶梦并不是被王五的鬼魂缠身，而是被轰隆隆直来直去的火车所惊吓的。我对火车天生有种崇拜过度而产生的恐惧感。我害怕每一列疾驰而过的火车，突然伸出手来，越过细瘦的护城河，将我抓走，从我母亲的身边抓走，带到某个地方随便一扔，我就成了没爸没妈的孤儿了。如果运气差的话，我将被冻死、饿死、病死，被人用棒打死用刀捅死，暴死在街头，就像一只小老鼠暴死在垃圾堆上一样令人侧目。为此我害怕极了，感到深深的恐惧。

    第4节 春分

    刚搬来不久，有段时间，我在墙门里的那帮小伢儿里厢充头脑。因为我有一个他们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尤其是我说我父亲在北京工作时，这批小眼睛都直了。北京哪！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呢！而我父亲在北京，他天天都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不？我就是这么跟他们牛逼的。他们的父亲算什么东西？“小六六”的父亲是个酒鬼，我叫他酒鬼叔，他没酒喝时瘟鸡笃头，喝了老酒又在墙门里厢扭秧歌发酒疯，一天到晚没有正点的时候。海子和“白蒲枣”的父亲黑叔，在清泰门煤饼店里工作，做蜂窝煤饼，也送货，送货上门仅限于国营或集体单位，个人无此服务项目。他看上去比较老相，人又瘦又黑，满脸坎坎洼洼，像镶满黑珍珠似地黏了不少煤灰，人走到哪儿，煤灰就掉到哪儿，像现在的人到处撒名片似的。又像绿林好汉留暗号。有人说黑叔要是地下工作者，出门走不了三步，肯定被捕，人家只要一瞧地上的煤灰就知道了。这种父亲，怎么能和我的父亲相比呢？我的话，他们并不一定相信，但一看我母亲骨清面白有风韵，就不得不信了。谁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天下第一漂亮，刘副主席的夫人天下第二漂亮；以我母亲的漂亮程度，她老公在北京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那天“小六六”在护城河里放纸船，她折了两只大轮船，三只小划船；她一只只放入河里，边戽水，边呵呵地叫。纸船在碧波荡漾中，缓缓地向河心开去。我和猫儿、东东他们在一边拍四角。猫儿大名叫国庆，但我们都叫他猫儿；东东的大名叫卫东，但我们也都叫他东东。这两个贼坯很鬼，不多时就把我的四角全赢走了。我跟他们弹皮筋，结果还是输，手气霉得很，我瞧着“小六六”神采飞扬的劲儿就来气，就冲了过去，捡起泥块，给予迎头猛击。没掷几颗“炸弹”，她的五条纸船就全军覆灭了。“小六六”愤怒地站了起来，嘴巴噘得老高。就是噘上天，那又怎么样呢？

    我带头大声喊：

    大姑娘，奶头长！

    晾竿头里乘风凉！

    一蓬风，吹到海中央！

    撑船头脑捞去做婆娘！

    “小六六”嘴巴一瘪哇地哭开了，她跑回墙门里找我母亲告状了。

    我们在“小六六”的身后呵呵地怪叫着，像赶鸭子似的将她赶跑了。剩下几个男伢儿后，我建议玩“抓特务”的游戏。但海子不干，他说他要玩“解放台湾”。我知道他看不惯我充头脑，故意和我作对。我小嘴一撇，说“解放台湾”最没劲了。海子就嘲笑我，玩不来就说玩不来，别说没劲，有本事你倒来解放试试看？我知道他这么说，是个陷阱，我说你要“解放台湾”你一个人去解放好了，我们玩解放军抓特务，我当特务，你们谁来？墙门里那些伢儿一听我自愿当特务，就纷纷加入了抓特务的行列。最后就剩下海子一个人了，他见大势已去，就哼了一下，说抓特务就抓特务，有什么了不起的。

    玩过“抓特务”游戏的人都知道，当特务是一件苦差事，一般是伢儿中最孬的家伙被逼充当的，因为按照游戏规则，特务是不能还手的，只有忍受解放军用冲锋枪（树梢）、手榴弹（泥巴、小石子、黄沙）等袭击的份儿，最后被捕，被押到解放军首长面前，跪下，受审，拉出去枪毙……可以说，一旦成了特务，那人就丢到家了。而且被人掷得跟泥菩萨一样脏，弄不好还撕破了衣服，被父母亲抽一顿骨头，那也是常有的事。但我愿意，我就是要用苦肉计，把海子比下去，巩固我的头脑地位。后来我把“白蒲枣”也拉了进来，让她像电影里放的那样，充当妖艳的女特务。“白蒲枣”对此又喜又怕，一玩到被捕她就哭，但你不让她玩她也哭。她一哭，这游戏就有了戏的成分，增添了不少喜剧性，这就把海子喜欢玩的游戏彻底比下去了。

    那时候真开心，我怀念那段充头脑的短暂岁月。

    但好景不长，没几天那帮小伢儿就不理睬我了。他们听大人们说，我父亲是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流浪汉，和叫化子差不到哪儿去。他们再看我时，就一脸的鄙夷，好像我有父亲比没有父亲更烂似的。另外，我尿床的隐私不久也闹得路人皆知，不少小伢儿都骂我不要脸。那些偶尔也尿床的伢儿，对我骂得更凶，他们以此来辟清自己，表示和我不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同志。他们从不尿床，说得自己就跟不长“麻雀儿”那样斩钉截铁。我顿时从肉馒头掉价成了烂山芋。我发狠地喊：你们等着瞧吧，嗨嗨，过不了多久，我爸爸就回来了，就从北京回来了！本来是我指东他们决不敢打西的，那天他们却合伙剥我的裤子，说是要看看尿床坯的屁股到底有多臭。海子第一个偷袭我，他从我的背后用手臂勒住了我的脖子，“小六六”抱住了我的腰，顺子和猫儿各抱住我的一条腿，任我怎么使劲踢也没用。东东在边上上窜下跳，乱起哄，海子就叫他剥裤子，他就乖乖地剥了。他先剥下我的长裤，然后看海子一眼，又剥下我的短裤。他们把我扛到绿化带的沙泥里，在泥沙堆里给我洗屁股，因为我的屁股臭死了。“小六六”为了讨好海子还抓了一把沙子灌进我的脖子里。最后他们玩厌了，纷纷捏住自己的鼻子，装出一副臭不可闻的样子，在我身边跑来跑去。但他们不碰我，因为我是一堆臭狗屎。他们骂我杂种。是没有父亲的杂种。我怎么会没有父亲呢？笑话！我噙着眼泪，指指河西的车站吼：你们看好了，过不了多久，我爸爸就从北京坐火车回来了，他要给我带好多好多东西回来。他们说，屁！还北京呢？有娘无爹的东西。

    “白蒲枣”站得远远的，哧溜哧溜地抽着两条浅黄色的鼻涕，眼睛乌溜溜地盯着我看。春天的寒风吹拂着她稀松的黄头发。说起来，墙门里这帮小伢儿当中，后来也就“白蒲枣”有出息，她考上了大学，去武汉读了四年书，大学毕业后，又直接去深圳发展了。她在那儿发展得很好，我衷心地祝福她。“小六六”二十一岁那年，被海子困大了肚子。她理所当然地嫁给了他。酒席上她挺了个大肚子来给我们敬酒，敬烟，我也衷心地祝她们幸福。但后来他们离婚了。“小六六”带着儿子又嫁了人。而海子却越来越像“小六六”的父亲了，他终于成了一个老酒鬼。另外几个小伢儿，后来出息都一般，我和东东进了杭州铁路段，当了养路工；顺子进了缝纫车厂，两年前又下岗了；猫儿犯下命案，判了无期徒刑，去了青海，至今未归；笑笑在他二十六岁那年秋天，深夜跌倒在单位的厕所里，死了。他最惨，他刚死老婆就跟人跑了，留下一个三岁的儿子，由他的父母亲抚养着。

    他们剥我裤子的那天晚上，我就问母亲，爸爸到底几时回来？母亲说，快了，要不了多久，你爸爸就回来了。我说那到底是几时呢？母亲说快了快了。我还不死心，我说，你说的快了到底是几时呢？母亲突然光火了，她气恼地说，你个伢儿今天是怎么啦？欠揍是不是！

    第二天正午，护城河边突然响起了我母亲的喊声。

    当时，我正在护城河里捉蝌蚪，一只搪瓷杯里已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蝌蚪，乌鸦鸦的一团，在蠕动，在跳跃，在挣扎，在绝望……当它们的生存空间从一条河流缩小到一只杯子时，蝌蚪们所体现的那种绝望的骚动，在五岁的小伢儿看来，是非常有趣好玩的。母亲的喊声令我抬起头来，我看到正午的阳光照在母亲精致的鼻尖上，熠熠生辉。她说，米子，你去城站看看你爸爸回来了没有？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父亲来信了？说他乘火车今天回到杭州？母亲又重复了一遍，你去城站看看你爸爸回来了没有？我忙把杯子里的蝌蚪重又倒入河里。蝌蚪入水后拼命地逃跑，它们迅速消失在护城河的纵横处。这和我后来在城站常见的旅客出站的情形极其相似。我拎了只空杯子拔腿就跑。那时候还没有清泰立交桥，我必须从金衙庄前面的虹桥上过河，才能绕到环城东路去城站。但我没有过桥，就又回来了。我气急败坏地问母亲，那我怎么知道哪个人是我父亲呢？

    母亲听我这么一问，顿时吱唔起来。

    我从母亲拼命比划的手势中，就知道父亲长相一般，他的脸上肯定没有伟人痣，没有日本龟田小队长的小胡子；没有鸡胸，没有罗锅背，双手也没有六指，两腿也健全。母亲吱唔了半天，大意是说：我父亲是山东种草，一米七八的个子，魁梧，脸长，五官倒像个五官，只是不爱剃头，头发乱蓬蓬的。我想我已经听明白了，车转身又直奔城站。

    这天我在城站一直呆到天黑。回到家，母亲问我有没有看见父亲？我摇摇头，我说都是些一模一样的脸。一模一样的脸？母亲奇怪地问。我说是啊，从车站里出来的人，是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但脸形基本相似，长长的，五官倒像个五官。母亲说怎么会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母亲说那是你看花眼了。过了会儿，我问家里有父亲的照片吗？母亲说本来应该有的。那怎么又没有了呢？母亲说那天刘大妈是不肯给他们办结婚证的，因为他们没有拍照，叫他们拍好了再来；后来我父亲好话说了一箩筐，刘大妈就同意了，让他们回去自己补上。本来应该补上的，谁知又没有补，这主要是想省那几个钱。母亲说，你是他儿子，他是你父亲；你见到他就知道他是你父亲，他见到你也知道你是他儿子。是吗？有这么神奇吗？我问。母亲说是的，因为你身上流的是他的血，你们俩有着血缘关系。

    为什么有血缘关系就会这样呢？我打破沙锅问到底。

    母亲说，我也说不清楚，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城站了，好像一大早就有个父亲等我去认领似的。那时候城市的清晨还能闻到湿润的泥土味儿，护城河边的高树上，三三两两地挂着掀开蓝罩布的鸟笼，笼里的八哥、画眉们传来声声清脆的鸟语，令许多自由的麻雀好奇地围观着它们。我一路小跑，东拐西弯地绕过那些在河畔晨练的人们，尽量不去和上班的自行车族争道。早晨的薄粥，在胃里一路颠簸，泛起层层酸味。我走过虹桥，拐上环城东路。洒水车唱着歌，一个劲地勇往直前；避之不及的我，被“清洁”了一回，鞋子和裤管都湿了。但我并没有放慢脚步，经过金衙庄时，我看到路口的三角地带上，几棵上百年的银杏树，盛放着妖娆的花朵，犹如停泊在半空中的艳云。

    我孤独而又兴奋地守望在出口附近，盯着从车站涌出来的人们。除了直接放行的贵宾里有几个圆脸外，其余的都是长脸。现在想来，这也不是谁抄袭谁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所赋予国人的基本特征；就像现在我们全面进入肥胖时代那样，国人个顶个的圆古隆冬。那时候我若非要将他们分出个子丑寅卯来，也不外乎有的长脸瘦骨嶙峋，有的长脸血肉丰满些而已。在这一张张雷同的面孔里，也不知有没有我的父亲？

    这天回家我又问母亲，父亲除了脸长外，还有什么特征吗？

    母亲想了想说，没有。

    母亲说，你这样好了，瞧着哪张脸很像你父亲，你就用眼角的余光瞄着他，然后脸朝别的地方，像是在喊别人似地大声喊你爸爸的名字。如果他是你爸爸，他就找你了，他还会问你是不是米子？因为这个名字是他给你取的，懂吗？我点点头，这个办法好。再一想，我总不至于见一个长脸就喊“米有为”吧？母亲忽然想起什么来了，她说对了，你爸爸有只长方形的牛津包，蓝颜色，两面都有个商标，是一艘白色军舰，大烟囱里冒着白烟；还有，他总是穿一条灰色卡其裤，一只裤管高一只裤低，像个种田的农民。我噢了一声，脑子里飞速地寻找着农民的形象，但是一片空白。

    天井里又传来“两座大山”的谩骂声，句句字正腔圆，抑扬顿挫。这早已成了墙门里的早课晚课了。墙门里的人都说黑叔是给她骂瘟掉的。他们说黑叔年轻时可英俊了，人也聪明，自从娶了“两座大山”后，人就一天比一天黑，一天比一天木讷。他们说总有一天她会伤在这张嘴上。人的牙齿最毒了。白奶奶就这么说，说好不行，说说坏来得个容易。

    我和母亲不再说话，静静地聆听着这晚课声。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意外地梦到了我父亲。他左手提着牛津包，右肩扛着铺盖，都走到天井了，突然将东西放在檐头下，又返身回到房里，看看沉睡中的我。他弯下腰来，慢慢地伸出手来，轻轻地拧了下我瘦精精的猴腮。我皱了皱眉头，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父亲瞧瞧我，又朝母亲笑笑，这才从房里退出来，走了。

    第二天醒来，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个梦，等吃过早饭，我才敢告诉母亲。母亲听了非常吃惊，她说这梦咋做得这么真呢？她可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我父亲走的那天的情景呵。她又说梦是相反的，我做到他走了，那就说明他真的要回来了，说不定就在今天。她这么一说，我们都很激动，都肯定今天能见到我的父亲了。

    旅客出城站后，可以从三个方向离去，一个往南星桥方向；一个往艮山门方向；还有一个走十字路口对面的小街，往解放路方向。照母亲的说法，父亲不会往南星桥方向去的，那是南辕北辙；但有往艮山门和解放路方向的可能，因为这两个方向都通往潮王路。于是我游荡在环城东路、红楼、包店、文化用品商店和小街之间，守住这两个方向。而我认人的方法，也从当初的认脸，转到现在的认包了。一个男人背着铺盖，提着蓝色旅行包，个子在一米八左右，那便是我要找的人。至于那张脸，是方是圆是扁还是长倒在其次了。再说父亲出门已经两年多了，谁知道胖瘦了呢？文化用品商店一刻不停地向路人输送着节奏强劲的音乐，给人一种从打桩机边走过的感觉。好几次我走进店去，想叫那个中老年妇女换点轻松的音乐，但每次看到她都在笔耕不止，便落荒而逃。我还是回到外面，徘徊在十字路口，张望着有谁背着铺盖提着牛津包从车站出来。

    这样的旅客不会多，一天也碰不到几个；但我只要碰到一个就够了，所以当那个人急匆匆地走出城站，站在十字路口东张西望，还在犹豫或识别着什么时，我眼睛一亮，一颗小心呼地提到了喉咙口，那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他背着用蛇皮袋装起来的铺盖，提着蓝色牛津包，牛津包上有一艘白色军舰的商标，军舰的大烟囱里冒着白烟；他个子不矮，瘦削的长脸，一只酒糟鼻子非常醒目，脸上浮着一层叫疲倦的东西，好像有几天没有睡觉了，眼皮耷拉着，眼圈发黑。我紧张地咽了口口水，蚊鸣般地叫了一声米有为？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见。我又叫了一声米有为？声音还是很轻。我想我好没出息，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唾手可得的父亲从自己身边溜走吗？我看到他已辨清了方向，正准备朝艮山门方向离去。我急了，双眼一闭，鼓足毕生的勇气，大声地叫：米有为！米！有！为！……

    那人看看我，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呼呼地走到我的跟前，问，是你叫我吗？

    我怯怯地说，我是米子。

    那人又看看我说，你是叫我吗？

    我说我在叫我的父亲米有为。

    那人摇摇头说，噢，我听岔了，我姓康，比你父亲差一大截呢！

    那人说着收拾东西，大步流星地走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5节 清明

    我们搬到八卦墙门后，又过了几年，大家见我的父亲形同虚设，墙门里对我母亲就渐渐的有了说法：守活寡。守活寡的女人的苦，比寡妇更甚；因为这苦的背后，还紧随着一个“难”字，合在一起就叫苦难。人家总是期待着这样的女人出点故事，以供他们茶余饭后消遣。事实上，这样的女人也避免不了要出点故事的。那便是她们苦难人生的缘由。照母亲在孤儿院里所受的教育，这就是宿命。人生就是九十九只烂苹果夹杂着一只香苹果的一筐苹果，就是九十九个痛苦夹杂着一个幸福的一段时光；那是因为人太脆弱了，忍受不了太多或长时间高度兴奋的幸福，所以往往是苦难先行，幸福随后跟上；或者幸福干脆不来。老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其实守活寡的女人门前是非更多，而且更难；有些事情寡妇做得，守活寡的女人却做不得，因为她们是有男人的。如果我们拿性高潮来比喻人生的幸福的话，寡妇是一个没有男人却可以有性快感的女人，而守活寡的女人虽然有男人，但没有性快感。我这么理解守活寡女人的苦难，是不是有点亵渎了我的母亲？

    有关我母亲与几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我将在第二章《夏东风 燥松松》中全面展开。有耐心的朋友，可以等到那时候再阅读；而喜欢看故事的读者，则可以跳过本书的第一章《春东风雨祖宗》，直接从第二章读起。

    在上学前的那两年里，我差不多天天去车站守候。我孤零零地站在晨风暮雨中。有时候我感到我是一群人，有时候我只是一个暗哑的幽灵。幼小的伫望湿透了我的内心，眼珠子瘫软在车站所特有的五光十色中；车站在我久久的伫望中碎裂、解构，成为一片支离破碎的场景，荒诞而又悚惧。信不信由你，车站上的某个人与物在我的眼里会突然变得异常陌生，让我脑子一拎，有种魂灵出窍的感觉，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而更多的时候，我就坐在售票大厅前的台阶上，双手托腮，傻呆呆地望着出口处，想象着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父亲会是怎样一个人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心间。想到后来，看见一个男人在前面走，熊背虎腰，高大伟岸，我就想这个人做我父亲就好了；但赶到前面一看，却塌鼻头凹脸，就又想幸亏他不是我父亲，不然造出一个我来就更惨了。尽管我没有在心目中刻划出父亲清晰的形象来，但并不妨碍我以自己的想象作为标准，去评判那些从我前面匆匆而过的旅客：这个人太瘦了。这个人有点矮。这个人秃头。这个人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这个人女里女气的。这个人……天下男人那么多，怎么就没有一个我心目中的父亲呢？最后我想，父亲要是是路边这棵法国梧桐树就好了，我这就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说，老爸，我们回家吧。

    1976年，苍天好像是在某个夜晚突然想到了春天。第二天，我们开门出去，便漫天遍野地绿了。那天母亲在厂里交完货后，没有领到生活，她就空着双手到我们原先住过的地方转了转。潮王路一改造就是两年多。现在全变样了。潮王路114号，我们原先的家址上，造了一幢四层楼高的宾馆，叫潮王大酒店。现在又重建了一座摩天大楼，四星级宾馆，改称“罗马假日”了。我母亲去年还去过一趟，回来后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现在的宾馆富丽堂皇得一塌糊涂，里面的小姐们一个个穿着清式旗袍，像仙女下凡似的。最让她希奇的是，豪华的大厅里有七只圆溜溜的大小一样的自鸣钟，在墙上滴嗒滴嗒响成一片。她还仔细地看了这七只钟，有格林威治时间，北京时间，东京时间，罗马时间，伦敦时间，纽约时间和柏林时间。它们都各自走各自的，乱糟糟的。她想不通在这个大楼里工作的人，要用七种时间干什么呢？他们搞得灵清吗？对于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刀柄上雕花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我朝她笑笑，没有解释什么。

    三十年前那个春天，母亲走到崭崭新的潮王大酒家门口，双脚发沉，就站住了。阳光很温暖，照得她脸红扑扑的，心也像小兔儿似地突突跳，感觉像在大街上，突然撞见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旧恋人，不知所措得很。母亲朝敞开的大门口张了张，又张了张，她拿不定主意是进去呢？还是不进去？进去了人家会不会说她？她又不吃饭，又不住店。母亲异常的举止，被总台的小姐看见了，她很有礼貌地出来询问我母亲：这位大姐，你有事吗？母亲的脸一下子红透了，她慌里慌张地说道：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嗯……我们家以前就住这儿……嗯……我老公在拆迁前出去了，有四五年了，还……嗯……我今天随便走走，就走到这儿来了，我……嗯……就想问一声，不知他有没有来这儿找过我们……嗯……我还有个儿子，今年都六岁了……嗯……他吵着要爸爸……

    小姐终于听出点意思了，她友善地朝她笑笑，说，大姐，你跟我来。小姐把母亲领到总台前。总台齐胸高，台上只有一支拴着线的圆珠笔，母亲像抓住救命稻草似地把它抓在手里，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便悄悄地把笔放回台上。小姐到总台里面，从母亲看不见的地方摸出一台电话机，拨号，她冲电话那头的人喊经理，请他来一下。经理是个年轻人，小伙子很俊，很会笑，任何人看到他的笑，都会感到很舒服的。他来到我母亲的面前，职业性地反背着双手。小姐将我母亲介绍给他后，他微笑地请我母亲到大厅一侧的沙发上坐一坐。母亲又把大致的情况说了说，依旧说得那么零乱。但小伙子却一直点着头。母亲最后问经理：你们有没有碰到过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到这儿来问原先的住户哪去了？

    小伙子想了想，很可信地对我母亲说，那倒没有。

    小伙子随后说几个月前倒是有过一封信，是寄给潮王路114号2楼3室的，收信人是张小丫。母亲一听张小丫三个字，心里格噔一下，整个人从沙发上跳将起来，她说那是给我的。小伙子微笑着，声音不紧不慢地说，大姐，你早来几天就好了，我就帮你留着了。他说他当时还以为是寄给店里的哪个职工的，结果问遍了所有职工，就没有一个叫张小丫的。他说话时一直望着母亲的眼睛，直率而又坦诚地望着，这时候他含羞地笑了笑，说，不好意思，直呼你名了。但母亲却声音颤抖地问他，那信呢？他说那信被放了一段时间，他就让人以“查无此人”退回了邮局。母亲愣住了，半晌又问信从哪儿寄来的？小伙子说忘了。不过你可以上邮局问一下，出门左拐一百多米远就是邮局。

    小伙子陪母亲走到店门口，他执意要送母亲去邮局，母亲不让；小伙子说那好吧，他向母亲伸出手来，很同志地握住了母亲的手。母亲有些惊慌，她倒不是怕，而是羞涩，因为小伙子双手捧着她的手，有力地握着，像是只顾说话忘了放似的。母亲抽也不好，不抽也不好，心里一羞一急，身上就开始出汗了。小伙子忽然如闻天香，惊呼道好香啊。母亲忙抽回手，急匆匆地去邮局了。

    母亲来到潮王路邮电所，前台的同志让她找投递部。她找到投递部，分检员又说她这条线是3号投递员，但他出去送信了。母亲说没有关系，那我等一下就是了。结果她一等就等到午后二点多钟，3号投递员才送完信回来。他问母亲是什么时候的事，母亲说一个月前。他说从他手上退回去的信可多了，他哪能都记住呢？不过她可以问一下分检员，因为所有的退信都是她经手的，应该有记录的。于是母亲又找分检员。分检员先是想不起来，后来在母亲的不断恳求下，终于找出了记录。原来不是上个月，而是上上个月。是有一封寄到潮王路114号的信，收信人张小丫，因查无此人而退回去了，来信地址：内详。也就是说，不知道信从哪儿来的。母亲纳了半天的闷，小心地问分检员，既然没有来信地址，那你们怎么退回去的呢？

    分检员同样纳闷地看看我母亲，她说寄信人的详细地址是没有，但始发邮局的地址还是有的，所以就退到对方的邮局了。母亲说，那对方的邮局是什么地方？分检员说无记录。她笑母亲道，你是收信人，你应该知道的啊！要不，寄信人怎么会说内详呢？母亲想我就是不知道才来问你的。但她没有说这话，只说了声谢谢，就从邮电所的后门出来了。尽管没有结果，但母亲心里喜忧参半，毕竟有父亲的消息了。于是，她又回到潮王大酒店，到总台问那个经理呢？小姐说我母亲走后，她们经理突然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了。是吗？母亲想不到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怎么说病就病了呢？她在总台那儿留下了我父亲的名字：米有为；自己的名字：张小丫；以及我们家现在的地址：310009始版桥直街62号，八卦墙门内，南楼104室。我母亲再三再四地请求那个小姐，如果再有信来，请一定按这个地址转送。或者给她留着，她自己来取也行，但千万千万不要再退回去了。

    小姐又是微笑又是点头，说，一定一定，您请放心。

    那天晚上，我们家早早地关了门，吃过晚饭，母亲就把我抱在她的大腿上，问我父亲会在信里写些什么呢？坐在母亲的大腿上，我只矮她半个头了。母亲说我都快成小伙子了。她一说小伙子，我就想到夜里尿床的事情，就脸臊得不行。母亲粉粉嫩的大脸贴在我粉粉嫩的小脸上，两张脸都沉浸在对遥远的父亲的遐想之中。我的脸火火烫，母亲的脸也热火火，所以她丝毫没有察觉到我内心的羞赧。我想母亲问我问题时，她心中肯定已经有答案了。内心的答案让她激动不已，她紧紧地抱着我，脸贴着脸，时不时地亲亲我的小脸小耳朵。

    我们猜了许多父亲在信中应该对我们说的话后，又开始猜他会在哪儿？是上海、南京、济南、北京，还是福建、广州、厦门？以及他在上海会怎样？在南京会怎样？在广州又会怎样？……这样的夜晚，远方的父亲让我们激情与忧伤孪生，母亲面颊红润，两眼发潮，时不时冲着灯光依稀的窗外发一会儿愣。而远方的父亲不知耳朵有多烫，不知要打多少个喷嚏，才刚够我们说他的话，以及对他的想念。母亲说他在那边打喷嚏大概打得像下雨了。

    白天在外面野累了，在母亲怀里呆不了多久，我就像煨灶猫一样哈欠连连，母亲抱我到马桶上尿完尿，又抱我上床；她用团蒲扇掸走蚊子后，落下布蚊帐，塞紧了帐沿。母亲宽了衣，盘腿坐在床上，解开网罩，开始梳头发。她一边轻轻地梳理着，一边轻轻地哼着歌谣。母亲的哼唱声很甜很甜，甜得我沉沉地坠入了梦乡。在梦里我依旧听着母亲的歌声。母亲的歌声如乳汁般鲜美，我在梦里吧唧着嘴，露出憨憨的笑容。

    听我来数九州，

    听我来表九州：

    六安州，出马后；

    寿州紧对着梳妆楼；

    洪水淹泗州；

    这才是三个州。

    高邮州，出美酒；

    扬州梳的是好油头；

    燕尾儿出在瓜州；

    这才是六个州。

    走常州，过苏州；

    狮子回头望虎丘；

    白蛇出在杭州。

    这才是九个州。

    这才是九个州。

    只隔了一天，母亲又去潮王大酒店了。

    那段时间，母亲总觉得父亲又有信来了，就隔三差五地往潮王大酒店跑。跑到店门口，气喘吁吁的母亲，怯怯地朝一楼大厅里张张，希望看到那个年轻的大堂经理；但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他好像有意避着她。母亲总是在门外犹豫不决个半天，才会憋红了脸，低着头，小步快节奏地冲到总台前，那神情就像树上的小松鼠见了生人一般，怯怯地问：小姐，有我的信吗？

    后来，大厅里的人都认识我母亲了，她们见到我母亲在大门外徘徊，就嘀咕说，那个疯婆儿又来了。这以后母亲就很少进去问了，她只是在大门外亮个相，让里面的人看到她。她想如果有她的信，她们肯定会叫她的。母亲无数次地想象，当她出现在店门口时，就听见那个年轻人响亮而又惊喜的叫喊声，他说大姐，你的信！她就会十二万分的喜悦，她终于盼来了我父亲的信。有一次去大酒店的路上，母亲进一步想，那个年轻人惊喜什么呢？他肯定是替她惊喜的。她想他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年轻人。她在心里打算，当他将信交给她时，她该怎样谢谢他呢？走在路上，她左想右想想不好，但无论如何她得谢谢他。有了这么个想法后，母亲每次走到酒店前，就闹红脸。但他始终没有将我父亲的信交给我母亲。母亲一次比一次失落，离开潮王大酒店后，她就在新大街上乱走一气。

    这天她碰到了原先的老邻居罗大伯。罗大伯好像一下子苍老了二十年，头发全都白了。他手里捏着一根麻皮绳。也不知道他拿根绳子干什么，但他就是拿着这么根东西，站在西湖绸伞店门前，向人打听河在哪里？人家问他什么河？他说什么河都行，只要在这儿就行。人家说这附近哪来的河，大伯你还是到别处去找吧！听人家这么说，罗大伯挺生气的，他说我原先就住这儿，我当然知道潮王路上没有河；没有，所以才问你呀！被问的人这才摇摇头，不再理睬他了。

    我母亲叫了他一声，罗大伯就认出她来了。他叫她长辫子姑娘，并告诉我母亲说，你罗伯母升在河面上叫他呢。母亲奇怪地问，罗伯母升在河面上干什么？罗大伯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她在那儿等我呢。说完，罗大伯哈哈一乐，他说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得去了，不然你罗伯母又要发脾气了，我们碰头会呵。碰头会就是碰到了再见的意思。母亲说好的，罗大伯我们碰头会。

    母亲望着罗大伯在改造一新的潮王路上踽踽走动，他眼睛直直的，看东西很慢很仔细，尤其是看人，盯住你看半天，才豁然“噢”地一声，像是明白了你是什么，便诚恳地问道，这位大姐，请问河在哪里？见人家茫然，他忙解释说，就是有水的那种河？母亲叹息了声，心情沉重地往回走。

    后来，只要母亲去潮王路，十有八九能碰到罗大伯。他越来越黑，越来越瘦；他依旧手里捏了一根绳子，在没有河的潮王路上，询问着一条他心中的河流。

    再后来，母亲就碰不到他了。他大概已经找到那条河了。

    再再后来，母亲也不去潮王路了。不过，那几年有一个信仰一直支撑着我们家。那就是我父亲快来了。我父亲已经三四年没有回家了，应该回来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第6节 谷雨

    我往“小六六”家门前那两只荷花缸里偷偷放进去的那些小蝌蚪，有朝一日长出四条腿来，在晃晃悠悠的睡莲叶下，扑腾了数日之后，纷纷跳出荷花缸，吧嗒吧嗒地跳过天井，出了墙门，回到了它们的故乡——护城河里。这一天很可笑的是，也不知是谁给我母亲出了个主意，令我母亲突然心血来潮，非要带我去一个地方不可。

    清泰门的东南方，有个莫邪塘，相传是将干莫邪炼剑时，莫邪常去此塘担水而得名的。莫邪塘路西侧，有条南北走向的巷子叫棒儿巷。巷子很小，也很浅，所以叫棒儿巷，一棒儿深嘛。巷子虽浅，但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却云集着过去杭城最优秀的民间工匠，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活，出手不凡。像铜匠店的老许，锡器店的马大牙，补碗錾字店的小金，打金店的王手，裱画店的阿水师傅，画店的红鼻子……民间传统工艺在他们手上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今棒儿巷只剩下这个地名了，没有了巷子，也没有了店铺。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棒儿巷还在，那些民间工艺的大师们也还活着，如今也难以靠“金手指”来生存来养家糊口了。事实上，民间无数的传统工艺正纷纷濒临灭绝。或者说有不少已经灭绝了。近年来，央视已经在做记录民间传统工艺和绝活的工作了；民间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像《同一首歌》词作者陈哲，这些年他就单身匹马地进行着民间采风工程，而且在云南组织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帮助普米族的孩子学习先辈们的音乐、舞蹈、服装制作、传统工艺、部族诗史和宗教礼仪等等，把本民族带有标识性的文化，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再传递下去。我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而且要快，要把这笔稍纵即逝的宝贵财富拷贝下来，才不至于亏待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亏待了我们的后代。

    我们要去的是一家画店，虽没有什么名号（比如像荣宝斋啊什么的），但比别的店铺多一副纸墨陈旧的对联。右联：云是山骨格，左联：苔是石精神；横批是……没有横批。画店里面黑咕隆咚的，走进去有种阴森森的感觉，让人起鸡皮疙瘩。在里面你得过好一会儿，才能适应那昏暗的光线，看到棚顶上横七竖八地拉着不少细绳子，像结了张蜘蛛网，上面结着不少张画，四四方方的，画的都是些表情木呆的老头儿，满脸皱纹和皱纹堆里那双更像皱纹的老眼，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任何叙说。在老墙门里，一些年迈的老人，自觉来日不多，便主动找上门来要求画一张肖像，然后装进镜框，悬挂在家中，以便将来供后人瞻仰。他们一生就画这么一次。看到这些神态呆板的老人头像，我有种不祥的感觉，我吵闹着，拉着母亲的手，要逃离这个鬼地方。我要回家。我说妈，我们回家吧，我们回家吧。

    但母亲攥住我的手不放，坚定不移地站在那儿。她轻声轻气地问，里面有人吗？忽然从阴暗的深处爬出一只“老蜘蛛”——红鼻子老画匠——来，他那光辉形象吓得我半死：“老蜘蛛”精干巴瘦的脸上，除了那只红润鲜活的高鼻子外，便全是皱纹，就连他的眼睛，他的嘴巴，也不过是些大小不一的皱纹而已。脸色红冻冻的，可以看出是被油灯熏的。乍一看，完全像那种皮特皱吃起来却特甜的老南瓜。我看到他脸上的两条大皱纹流淌着困惑。他神情古怪地看看母亲，又看看我。母亲喊了声韩大爷，他不响。母亲叫我喊人，我也不响。母亲说想给我的父亲画幅像。“老蜘蛛”看看我，又看看母亲。他脸上两条大皱纹跳了一下。只一下。母亲忙说，这是我儿子，我想照他的脸形画。“老蜘蛛”摇摇头说，叫他自己来。母亲说他人不在杭州。“老蜘蛛”说那照片也行。母亲说，要有照片我就不找您了，韩大爷，他已经有三年多没回家了，我们又搬了家，我想……我……们就住在这边的八卦墙门里，韩大爷您老帮个忙吧。“老蜘蛛”眯起两条大皱纹，朝母亲眯了一会儿，从他乱糟糟的头发覆盖下的右耳边，取下一支黑黜黜的炭棒来，他说那成，你让他先坐到门口的椅子上。

    白奶奶事后跟我母亲说，棒儿巷是个不干净的地方。白奶奶很小的时候就听她母亲说过一个事，并被告诫不要到棒儿巷去。白奶奶说这话的意思，有点儿责备我母亲把我带到那儿去。因为很早很早以前，棒儿巷中有过一个比我母亲还要漂亮的女人。她十六岁嫁给皮鞋店的小老板。小老板姓张，做皮鞋在杭城是第一块牌子，所以人称“张皮”。“张皮”娶了漂亮女人不到一年，就瘦剩下一张皮了。第二年开春，漂亮女人就成了小寡妇。那年她十七岁，一朵鲜花刚刚开出来，比她做姑娘的时候更水灵更妖娆了；丧衣未除，她就被姓雷的铁匠抢进了门。雷铁匠就像美国大片中的人猿泰山，力大无比，《说唐》中的李元霸单手举得起石狮子，但未免像雷铁匠那样能轻松地举起他打铁用的巨砧。这一下，大家都说这漂亮的小寡妇要死在雷铁匠的铁榔头下面了。但是，过了两年，小女人越生越漂，妖娆之上，又添了几分风韵；而“人猿泰山”却像山一样地倒下了。雷铁匠死后，已经“二寡”的女人发誓不再嫁男人了。但世上的事情也不是由你说说的。又过两年多，女人又嫁给了做绍兴乌毡帽的老龚；接着是“三寡”。“三寡”之后，有关这个女人的说法就丰富了。有人说她是白虎精。有人说那条夹缝里埋伏着倒钩刺，高潮过后，男人的心肺就被钩碎了。有人说也不是有什么倒钩刺，而是有个吸盘，趁那个时她就把男人的精气吸走了，所以你们看她越活越嫩，那都是男人拿命滋润着她呢。也有人说，她那口井里都是毒汁，男人夜夜拿自己的命根子去泡，夜长日久的，哪有不被毒翻的道理。说这话的人还振振有词说，做乌毡帽的老龚那可是个绍兴师爷，他曾经拿颗红枣在井里泡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偷偷地拿给鸡吃，你们猜怎么着？活活臭的红枣还没有落到鸡肚子里，八斤重的老公鸡就翘辫子了。一时间流言像杨花般飞遍了棒儿巷，迷乱了人们的眼睛。

    本来，女人都准备出家做尼姑去了。在领略了满巷子的流言蜚语之后，女人横下一条心，又嫁了人。这回她嫁给了锡匠陆，是“四寡”；后来嫁给制弓箭的阿寿，是“五寡”；再后来嫁给姓孙的小官吏，是“六寡”；最后嫁给了裱画店的罗师傅，是“七寡”。这时候女人还不老，但没有人敢要了。她嫁了七个男人，却没有生育，膝下冷冷清清，晚年非常可怜。照白奶奶的说法，这是命啊。

    据说每年七月半，她都要整一桌子酒菜，有鱼有肉，有酒有钱，摆在门前的巷子里，有情有义地祭奠她的前夫们。她点烛焚香化纸钱，跪在地上边磕重头，边一声声喊：

    张皮雷铁龚毡锡匠陆弓箭阿寿官孙搭爷，你们都来吃呵！

    张皮雷铁龚毡锡匠陆弓箭阿寿官孙搭爷，你们都来吃呵！

    白奶奶这样向我母亲学喊了两声，听得我寒毛十万十万地竖起来，鸡皮疙瘩“嚯”地从头布到脚。不用母亲交待，从此我再也不敢踏进棒儿巷半步了。我母亲也听得将信将疑，眨巴眨巴眼，问，有这种事体？白奶奶大气地说，那还会有假？老底子有出戏就叫《杀七夫》，说的就是这个事，一个小女人的漂亮，整整杀死了七个男人，这正是“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呐。当然，这都是样板戏以前的事情，样板戏一统世界之后，《杀七夫》就销声匿迹了。

    白奶奶问我母亲道，米师母，你晓不晓得这个女人和人有什么两样吗？

    我母亲老老实实地说，不晓得。

    白奶奶神秘地说，那个女人身上有异香，是她身体里的香。

    我母亲打了个冷颤，问是吗？

    白奶奶说是啊，我也是听我母亲说的，这种香叫迷魂香，是收男人灵魂的。

    我母亲脸一白，又问是吗？

    我从阴暗而又晦气的店铺里迅速退了出来，母亲把我抱起来，轻轻地放在高大的竹椅子上。那把竹椅子乌黑油亮的，像被人坐过数百年之久了。数代人的人气滋养得它乌亮乌亮的，冰凉水滑，我的屁股着椅时没有半点声响，但那份阴冷像狗皮膏药似地贴在我屁股上，吓得我的“小麻雀”赶紧缩了进去。说出来真不好意思，自从搬到八卦墙门后，我母亲又叫我穿开裆裤了。这主要怪我夜里老尿床，母亲为了给我把尿方便，又把满裆改成开裆了。母亲摸摸我的头说，听韩爷爷话，知道吗？我拉住她的手不让她走，但母亲还是走了。

    “老蜘蛛”随即走出了店铺，他站在阳光里，像一块冰感受着阳光的照耀。他那张老南瓜皮似的脸上，布满了江南如织的河流，我看到了几粒野菊米大小的眼屎，以及混浊的眼泪；他的双眼就像两条即将枯竭的河流，从河床上泛起最后的潮湿。他一只手按住我的头顶，另一只手托住我的下巴，他的手很冷，我打了个冷颤，摇了摇头，想逃脱他的魔掌，但是不能够；他的双手很轻，但牢牢地控制住了我的脑袋。他的手轻轻地一来一去，一上一下，让我的头部微微向上，摆出令他满意的姿势。他扛起椅子，连人带椅朝阳光的方向稍微作了些移动，终于满意地拍了拍手。他叫我不要动。不能动。千万不能动。边说边退进了那阴晦的店铺里。

    在随后的工作中，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三个字：不能动。我看到他在里面举起炭棒比划着，在丈量我的头，先量上下，再量左右，随后他又消失在阴暗的蜘蛛网中。我知道，他是趴在桌子上作业了，偶然抬起头来再瞄我一眼。在一张摸上去粗糙的硬纸上，“老蜘蛛”先拉了几条长短不一的小横线。这些小横线后来成了我眉、眼、鼻、嘴……然后他加上竖线，斜线，曲线，线与线叠加叠加再叠加，纸上就出现了一张活灵活现的脸。我这才明白，原来一个人的脸是无数线条叠加而成的。

    那天我一坐就三个多钟头。三月的阳光暖融融的，以至于我老犯困，小眼睛越眯越拢，头就歪下去了，害得“老蜘蛛”哧溜蹿出铺子，用炭棒拨弄我的“小麻雀”，想让我精神起来。他又一次给我摆正姿势，再次警告我说，不能动。再不能动了。他画了三个多小时，出来拨弄了不下四五回，最后一次他拨过了头，把里面的水都拨出来了，结果滮了他一脸。他还乐呢，说童尿是很干净的东西。那一刻我倒觉得这老头怪可爱的，甚至想把“小麻雀”放进一条长长的皱纹里，煞煞克克地尿他一壶。你还别说，这个“老蜘蛛”可神了，那纸上的人画得跟我是一模一样，他让我下了椅子，我就站在他跟前，看他在我稚气十足的肖像上，又凭空添加了一些横竖线条，于是岁月匆匆，画中的儿童就迅速成了中年人。最后他在头像下面，用魏体写上三个颇大的字：米有为。

    这三个字我不认识，但我知道它就是我父亲的名字。

    我拿了肖像，跑回墙门里，就去找“白蒲枣”了，我献宝似地摊开画纸，问她好看吗？她的脑袋瓜儿一歪一歪的，说这是谁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我说还能是谁？我呗。她说你骗人。我说谁骗你了，那个“老蜘蛛”就是照着我画的嘛，画完了才弄成大人的样子。那怎么弄啊？“白蒲枣”好奇地问。我就把“老蜘蛛”后来加上的横竖条指给她看。她说原来是这样啊。我还把“老蜘蛛”和他的蜘蛛网一样的店铺说给她听，她就咯咯地傻笑，无遮无拦的，那颗虎牙犹如长空皓月，分外醒目。其实那是一只好心肠的“老蜘蛛”，他一定不肯收我们的钱。

    从此，我就带着我父亲的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肖像，到车站去寻找父亲。有时候“白蒲枣”跟我一道去，两个人就高举着肖像，在车站出口处附近转悠，像革命电影中的“五四”学生在街头游行似的。有一回我们去得不巧，没转两下子，天就下雨了。我们躲在食品店的檐头下说悄悄话，两个人又饥又寒。天很快就黑下来了，“白蒲枣”急得快哭了，她说再不回家她妈妈要打她的。我说她妈敢打她我会帮她的。“白蒲枣”摇摇头说没用的，她妈可凶了。听“白蒲枣”这么说，我当时沮丧极了。“两座大山”不让“白蒲枣”跟我去车站，她曾经恫吓过她，说小姑娘会被陌生人抱走的。但黑叔恰好相反，他总是鼓励她和我一起玩，一起去车站寻找我的父亲。

    有了这张画我信心百倍，我想要不了多久，父亲就会回到我们身边的。但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始终没有在我或我和“白蒲枣”高举的肖像前出现。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母亲，我和父亲长得像吗？母亲摇摇头，她说她看不出我们之间有哪点像的。这我就奇怪了，我说那你让我去画这个头像干什么呢？她说但你们是父子啊，再怎么不像，它也总有相像的地方吧；再说下面不是还有字吗，他一看便知道了。我说谁知道呢？他怎么会想到车站有人在接？怎么会想到这个陌生的肖像下写的是他的名字？怎么会想到他是我要找的人呢？有时候我正是不明白母亲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既然我一点也不像我父亲，那她拉我去画什么像呢？

    但母亲说，他不是长着眼睛吗？难道他不会看啊！

    我跟“白蒲枣”说起这个事时，她就咯咯地笑，我说我都气死了，你还笑得出来。我当即愤怒了，拿起肖像就要撕，“白蒲枣”却把它夺了下来。她说这是你自己啊，你怎么可以撕呢？这是你自己啊！你不要我要。“白蒲枣”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她说，等你大了，就是这个模样。后来，我也懒得到车站举肖像了，既然“白蒲枣”说喜欢，我就把它送给了她。多少年过去了，不知道这幅画现在还在不在她的身边？

    在灯火通明的夜车站，我孤独地守候着，等待着一个不知名的过路人，走到我的面前，突然变得有名有姓，然后拉起我的手，回家。更多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孤魂野鬼在城站游荡，脑海里一遍遍地设计着我父亲的脸形及五官，以便在行色匆匆的旅客中找到他。母亲其实也在心里不断地描绘着父亲的画像，她时常冷不丁地告诉我，她觉得某某人的眼睛很像我父亲，某某人的鼻子很像我父亲，某某人的嘴巴很像我父亲……过段时间，她又会有新的发现，说某某人的眼睛也很像我父亲，某某人的鼻子也很像我父亲，某某人的嘴巴也很像我父亲……有时候我把眼睛都很像我父亲的某某人、某某人和某某人想比较，发现他们有的单眼皮，有的双眼皮，有的金鱼眼，有的三角眼，根本天差地别，怎么会像同一个人呢？他们有哪一点是相像的呢？

    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最亲近的人竟异常的陌生，简直形同路人。在我母亲的有生之年中，我始终克制着没有提如下的问题：你和那个人真的相爱吗？你究竟了解他多少？你想过他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吗？他是挣不到钱而羞于回来见我们呢？是贫穷潦倒客死在他乡了？还是在异地另有新欢，把我们抛弃了？……母亲，这一切你生前想过吗？我甚至还想问一问，母亲你这样虚度了大半辈子值得吗？有没有后悔过？我知道我这个问法过于尖锐了点，我母亲听了也许会撕心裂肺、会痛不欲生的。所以我一直埋在心底，现在你也看到了车站，看到了潮涌而进潮涌而出的旅客，看到了事实的真相，你又是怎么想的呢？你还会说男人都是活在路上的吗？！

    男人都活在路上，那家里不都剩下女人了吗？只有女人的家还能叫家吗？

    那个人细细长长的，像一根晾衣杆竖在我的面前，他看看我高举的肖像，又看看像下的名字。他用雪白而又细长的食指推了一下眼镜，又仔细把肖像和字看了一遍，这才俯视着我问，你是米子？我听他叫我的名字，一下子愣住了。他……他……我的父亲？可是他没有铺盖，没有白色军舰商标的蓝色牛津包，也没有一只裤管高一只裤管低，头发也很整齐。他穿着很斯文，戴了副玳瑁边眼镜，度数肯定很深，望过去镜片上都是圈儿。一身中山装，四个兜儿；还穿了双皮鞋，手提着一只有些笨重的大皮包。他把大皮包往地上一放，然后摸出一包“恒大”牌香烟，抽出一支，划了根洋火，点上了。他甩了几下手，洋火就熄灭了，他这才将洋火丢在地上。他甩洋火时的手势非常优雅。他猛吸了一口烟，就烧走了半支烟，大概在列车上不敢多抽烟，这会儿烟瘾犯了。我仿佛看到了他吸进去的那口烟，按照人体的曲线图走遍了他体内的角角落落，最后才被他很不情愿地徐徐吐出来。他眯着眼说，你是米有为的儿子？我点点头。他又问我说，是谁让你来接的？我说我妈。他就啧啧称奇。他说这就怪了，你爸爸的信还在我口袋里呢，你妈她咋就知道呢？我说我是来找我爸爸的，你是我爸爸吗？我这么问，只是想确认一下。但我听他说话的口气，不像。他果真不是，他说我不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的朋友；你爸爸本来是要一起回来的，可临时有事拖住了身，就叫我先来，要不了几天，你爸爸就回来了。他呀，早就想回来看你们了。

    那人抽完烟，吃力地背起大皮包，便牵起我的小手说，走，我们回家吧。他的身上有股淡淡的烟味，很好闻。他带我去找151路公交车，我说干吗？他说乘车回家呀。我忙指向车站的对面，我说我们家在那儿！他说是吗，就从身上摸出我父亲的信来。我父亲在给我母亲的信的信封背面，给他画了张去潮王路找我家的示意图。我说我们早搬家了，现在就住在这对面了。我又指指护城河那边的始版桥直街，八卦墙门清晰可见。他看了看，噢了一声，随即问我母亲好吗？我说好。我在前面带路，我们向北走到虹桥，过桥，沿着护城河东岸回到八卦墙门。我奔跑进去，尖叫着妈妈！妈妈！我的喊声霸气而惊慌，惊动了整个墙门。大家以为出什么事了，纷纷赶出来，站在檐头下，看我带着一个陌生的瘦高个男人冲进了天井。母亲开出门来，顿时愣住了。

    就因为父亲的一封信，那个人在我们家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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