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立夏

    下面谈一谈我母亲一生中所遭遇的几个男人。

    那都是我们搬到八卦墙门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对于老墙门的认识，很多人（包括我母亲）都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旧房子见缝插针，檐接着檐，窗挨着窗，赵家炒辣椒钱家打喷嚏，孙家放音乐李家闻声起舞，周家晾衣服顺便给吴家浇了花，但墙门里的人就是亲。其实不然。墙门里的生活是闭锁、平面、平淡、陈腐而无聊的。墙门是一个死胡同。墙门是一潭死水，在月色中清澈如镜，一派天然秀色；但到了太阳底下，污浊泛滥，不堪入目。我丝毫不怀疑中国老百姓的善良，但也深刻了解他们善于窝里斗的民族劣根性。据说我们搬进来之后，八卦墙门里就有了很大的起色。

    起色之一是酒鬼叔的眼皮不再耷拉了，他喝上了北京“二锅头”。

    起色之二是黑叔成了煤饼店的惯小偷，他踏着三轮车躲到贴沙河底去了。

    起色之三是“洋葱头”当起了女侦探，谁知道她酒壶里埋的什么药？

    起色之四是“两座大山”略施小计，北京客引火烧身。

    ……

    先说酒鬼叔。据说在我们搬来前，酒鬼叔的眼皮一向耷拉着，因为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已无一物可看了。能说出这番话的人，自然有文化。酒鬼叔在区文化馆工作，是杭城稍有名气的剧作家。他编有两部三幕剧，《一年无计在于春》和《清夜无尘学毛选》。他曾将《清夜无尘学毛选》剧本寄给曹禺老先生，向他请教，曹老先生阅后，在剧本末亲笔题写了：“不错，希望是属于年轻人的。”由此酒鬼叔自称是曹老先生的学生，勤奋写作。但那年头你手头上有多少人生理想，也必须统一到一个纲上来。可酒鬼叔偏偏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他也就索性装疯卖傻，乐得逍遥自在，所以实际上他屁事没有，甚至连班都不用坐，就能领到36.5元的月工资。所以酒鬼叔整天手托着一把紫砂茶壶，到处闲逛。那茶壶沉甸甸的，里面盛的不是茶，而是老酒。酒鬼叔称之为“夜老酒”。意思是说，这酒是夜快边享受的东西。他显然拓宽了此中的意义，只要他醒着，就嘴不离壶，壶不离酒；永远是一副酒糊涂的样子。那时候买酒要凭票，酒鬼叔即使是当今的李太白，也不可能有额外的分配。所以那把紫砂茶壶里盛放的东西就非常可疑了，闻着固然喷香，但喝起来实际上寡淡，与其说是老酒里兑了不少水，倒不如说是白开水中兑了些许老酒而已。但这并不影响酒鬼叔身上富有酒香，以及制造出一张红彤彤的好脸蛋来。作为那个时代的落魄文人，酒鬼叔不修边幅，拖着一双脚后跟踏扁了的老头布鞋，耷拉着双眼，手托紫砂茶壶在墙门内外游荡，时不时地嘴对嘴“咕噜噜”地喝一口老酒。唉，不去想它了。酒鬼叔自说自话道，好像有什么天大的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似的。过会儿他又拖拖沓沓地喝一口老酒，让一长串“咕噜噜”的声音在天井里回响。这是老酒香喷喷地穿过壶嘴进入他嘴里的流动声。这流水声让酒鬼叔听了心里惬意。他就好这一口。做人吗，你总得好一口。不好这一口，就好那一口，这才叫做人。所以酒鬼叔喝酒就喝得这么拖沓，因为拖沓能成倍成倍地延长这份惬意。就像一分钱买到了二分甚至三分钱的东西那样，能不叫人快活吗？人一快活，嗓子就痒痒，就忍不住摇拨郎鼓似地摇晃着脑袋，瞎哼哼个啥：

    ……

    说酒鬼叔瞎哼哼，是因为我们听不懂他哼哼个啥。既然我们听不懂他哼哼个啥，那他就是瞎哼哼。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最英明最准确也最光荣的真理。那天，酒鬼叔正哀幽幽地哼唱着无人能懂的小曲儿，就突然踩了刹车，凄凄惨惨之声戛然而止，那两张耷拉的眼皮相继“扑！扑！”地弹了开来，眼睛瞪得老大老大的。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值得他看的人。一个让他第一次有了看的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她就是我的母亲。那天我们搬家，酒鬼叔直愣愣地盯着我母亲踏着三轮车进来，他缠绕在我母亲身上的目光，犹如蛇盘蟆蛤般的“毒辣”。他故意大声地感叹道：嗳呀呀……！

    这样的感叹声表示着什么，听的人一清两楚。这就不能不令母亲回眸一笑。

    这一笑让酒鬼叔乐坏了，他随即又唱开了：

    东南风起打斜来，

    好朵鲜花叶上开；

    后生娘子家没要嘻嘻笑，

    多少私情笑中来。

    第二天上午，墙门里的小伢儿在护城河畔摔跤时，手托茶壶的酒鬼叔突然叫住了我们。夏天的紫藤爬满了高高的院墙，一只蹲在墙门围墙上抓耳挠腮的老猫，被他的叫声吓了一跳，就纵身跳下墙走了。我们停止了搏斗。酒鬼叔朝我们招招手。我们就过去簇拥着他，看他耐幽幽地喝一口像水一样寡淡的老酒。他说我教你们一句绕口令，好不好？你们听好了：爬过墙头一泡狗屎（读wu）；狗吃我屎，我屎狗吃。

    我们跟着他念。他叫我们大声地念出来。于是我们就大声地念出来：爬过墙头一泡狗屎；狗吃我屎，我屎狗吃。他叫我们念得快！快！看谁念得最最快！我们在他的催促下，都拼命地加速，突然听到他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我们随即发现自己念的是：爬过墙头一泡狗屎；狗吃我屎，我吃狗屎。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被他引到吃狗屎上去了。海子和东东气得挖了泥巴砸他。酒鬼叔也不生气，他诚恳地向我们求饶。为了表示他的悔过自新，他又教我们一句绕口令：岳老爷（读yi）[3]的儿子小岳老爷。他也叫我们念得快！快！快！快！结果我们都念得一片“yi”声了。

    那天，让别的小伢儿气愤的是，酒鬼叔后来私下里教了我两招。一招是倒着念。他说你把“大儿叫爸爸！”倒着念。我就大声地念：“爸爸叫儿[4]大！”酒鬼叔就哈哈大笑，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爸爸叫儿大。我追过去抓住他的衣襟，拳打脚踢，他双手护着宝贝茶壶，说是怕了我了，愿意再教我一招，绝对不讨我的便宜：

    拉（读cha）屁臭，（扌可）来炙；

    炙炙炙不好，肚里出青草；

    青草好喂牛，牛皮好绷鼓；

    鼓里鼓，洞里洞；

    哪个拉屁烂洞宫！

    这两招在当天晚些时候，让我在伢儿堆里大出风头，占足了便宜。由此，我对酒鬼叔心生敬意，文化人毕竟是文化人，他马长的脸上理应整天挂着自命清高、自命不凡的神色，完全有资格对谁都爱理不理的。我们很快成了忘年交，在另一个天色晴朗的午后，他把我叫到护城河边的乱石上，和我探讨起我母亲的漂亮问题。酒鬼叔把我母亲的漂亮归结于她是一个孤儿。换句话说，归结于我母亲是被人遗弃的私生女。酒鬼叔说，他这么说丝毫没有亵渎我母亲的意思，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无不来自私生界。他说他们单位原先有个唱戏的，也是个私生女，漂亮得一塌糊涂，在《红灯记》里扮李铁梅，上台一亮相就给一位造反派头头挖走了。酒鬼叔扼腕叹息之余，就向我细细地解释私生女她为何就漂亮？他以那个戏子为例。他说她是她父亲三十五岁时，与一个十八岁的黄花大姑娘偷情的产物。他说三十五岁的男人最成熟，智力已经达到人生的顶峰。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又转而阐述起但丁同志的“拱门理论”。他称但丁为同志，他说但丁同志把人生视为一个拱门，并将人均寿命定为七十岁，他经过研究发现，人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正处于拱门的拱形，而三十五岁则处于顶点。这也就是说，三十五岁时，男人的心智才完全成熟，正好站在这个顶峰上。他说十八岁的女人身体最棒，三十五岁男人的心智最成熟，他们一场忘我的激情过后，一个漂亮又聪明的女婴就这样诞生了，长大了能不成为人世间的尤物吗？我自然听得一头雾水。但瞧着酒鬼叔如此坦诚地和我谈论这些，像哥们似的，套用他的话说，我的心情能不激动吗？

    只是现在想来非常可笑，酒鬼叔向我阐述这一“美女制造理论”时，我才六岁。他跟我谈个什么劲呢？他完全是对牛弹琴嘛。这也难怪老墙门上的麻雀们，听了我们的谈话，一个个歪着头瞧我。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是我母亲的孩子，这个孩子的母亲非常漂亮，令他眼界大开，恨不能一眼就把她“吞”进去。我知道酒鬼叔和我走得近，无疑是冲着我母亲这个美丽女人而来的。

    酒鬼叔常来我们家，向在客厅里糊洋火盒子的母亲吹吹山儿[5]。酒鬼叔天上晓得一半，地上晓得全部；山儿吹得人要多开心有多开心，我和母亲常常笑声不断。为什么唐僧去西天取经，孙悟空必须在路上捉妖精，而猪八戒可以在高老庄谈恋爱？他都能说出个道道儿来。悬空八脚，酒鬼叔的话总是来无影去无踪，间或还唱上一两句山歌或地方小曲，曲罢，长声长气地喝上一口酒，滋——啊——！那“滋！”，滋得非常滋润；那“啊！”，也啊得非常美妙，不能不叫人对他那把紫砂茶壶产生无限的遐想，那真是潇洒过神仙哪！

    母亲也喜欢他来坐坐。酒鬼叔一来，我们家里就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有一种花你看不到它，但我们笃信它的存在。这种花就叫开心，是酒鬼叔送给我们的。酒鬼叔也跟我母亲谈起那个戏子，但和我的谈法完全两样的，他只说那个戏子漂亮，有一付好嗓子。接着他就说我母亲比她还漂亮，嗓音也好。他听过我母亲无意间的哼唱，就要求我母亲现场唱唱看，让他再听听她的音质到底如何。母亲红着脸，不好意思唱，但在酒鬼叔再三再四的恳求下，她才小声地唱了起来。她唱的就是那首《听我来数九州》。听罢酒鬼叔猛拍自己的大腿，激动得差点把自己拍残废了。他说我母亲就应该到文化馆去工作，唱戏绝对叫座，演《红灯记》，李铁梅的角色就是我母亲的；演《红岩》，江姐的角色就是我母亲的；演《沙家浜》，阿庆嫂的角色就是我母亲的……随后，他把现在主演这些角色的女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都是些什么东西呵！他说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我母亲推荐到文化馆去，就算是对革命文艺工作负责嘛。他拍完大腿又拍胸脯，说他说话算话，对此他将不遗余力，死后而已。他说得像要去坐老虎凳似的，笑得母亲眼泪水都出来了。我看我母亲笑，我也就跟着咯咯地笑。

    他叫我们不要笑，千万不要笑。他说这不是笑的事情，而是做的事情。他说，每个人的一生只要抓住一次机遇，命运就全然不同了。他说到三十年代初，曾经有一个农妇，已经生过两个伢儿了，逃难逃到大上海。她租居的那条街上有爿照相馆，照相馆的老板见她漂亮，就要免费给她拍几张相，条件是她的照片允许他挂在外面招徕客人。那个农妇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农妇放大了的照片在照相馆挂出去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就找上门来了，要见这个农妇。这个农妇因此成了电影演员，几部戏一演，就在大江南北红得发紫发黑。她就是大明星上官云珠，这个人米师母你应该听说过吧。照酒鬼叔的说法，我母亲就只差有人把她放大的照片挂出去了，要不然，她也早就大红大紫了。现在，既然让他碰上了，那他当仁不让要做这个挂我母亲照片的“照相馆的老板”了。

    母亲听他说得这么滑稽，又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我趴在酒鬼叔的背脊上，一心想要他教的绝招，可以学了到伢儿堆里去显摆，称老大，所以我一直叮着他。这个下午，直到我母亲大笑三遍之后，酒鬼叔终于神采飞扬地对我说，好啊，小淘气，让我想想看，教你点什么好呢？来点文化的吧。竖起你的小耳朵，给我听好了：

    日你哇得个娘，

    娘家姓金，

    金华火腿，

    腿上搽药，

    药性过度，

    肚皮澎胀，

    胀出洞宫，

    工人造桥，

    桥下有水，

    水上有船，

    船到杭州，

    周吴陈王，

    王先生做梦，

    梦见日你哇得个娘，

    ……

    母亲好笑地说，这也叫有文化？酒鬼叔说，米师母，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大俗才大雅，民间自有大智慧哪！文化这东西并不见得越文越雅越酸就越好，鲁迅先生在他的文中，骂了句日你妈妈的，粗鲁不粗鲁？哎，可它就是有文化！所以说文化这东西……我母亲说，好了好了，徐老师，那就有劳你多教教米子呵。酒鬼叔说这个自然，你跟我还客气个啥！这话说的，好像他是我父亲似的，理应履行教育儿子的义务。说着他还伸出手来，抚摸了一下我的脑袋。他说我们米子蛮聪明的，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母亲笑了。她说，徐老师真会说笑，他才多大啊。酒鬼叔脸一板道，这怎么叫说笑呢？老话说三岁看到老，何况米子都六岁了，是不是？我都能看到他两辈子的出息了。母亲又笑了。酒鬼叔问我会了吗？我残缺不全地念了几遍，他就拍拍我的脑袋说，行了，可以去现炒现卖了。我高声一句好来，就精神抖擞地冲出家门，去找伢儿们显摆了。

    就在酒鬼叔对我母亲发起文化攻势时，黑叔却对我们家很“冷”。他总是低头进，低头出，从不拿正眼看我母亲一眼；在墙门里碰见了，我母亲跟他打招呼，他却把头低得更低了。唯有酒鬼叔拿他取笑时，他才嗡声嗡气地还击他三个字：“嚼舌头！”酒鬼叔笑他是个农民，走到哪儿，黑渣掉到哪儿。而黑叔也他看不惯酒鬼叔那张嘴脸，整天嘴皮子翻上翻下，乱飞唾沫，比女人还不如。

    但黑叔对我却很好，有一回黑叔踏着三轮车去量米，他把我和“白蒲枣”也捎上了。他在街上买了一只松花糕，一折两半，一半给我，一半给“白蒲枣”。那真是好吃啊。那糯米糕上满是嫩黄嫩黄的松花，吃起来不但糯，而且清香扑鼻。我和“白蒲枣”都吃得很慎重其事，心里十二分地爱惜它，右手捏着糕，左手屏住五指，作碗状，小小心心地承接在下巴底下，嘴一咬，那黄莹莹的松花就悄然无声地落下来了，落在了我的手心里；等吃完右手上的松花糕，再细细地舔左手心里若有若无的松花。我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吃的时候，黑叔就告诫我别学酒鬼叔那种女人相，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做大事，将来好好报答你母亲。他说我母亲不容易啊！随后他又说了不少酒鬼叔的坏话，我这才清楚他对酒鬼叔的看法。

    对于黑叔的态度，白奶奶早就看不过去了，有一天她叫住了黑叔，她说，冬师傅，老太婆想求你一件事。黑叔用手一扳刹车，停住了三轮车。他坐在车上，问白奶奶说，白大婶，您有啥事体？白奶奶说，也不是我的事情，我是看米师母可怜相，一个人的煤饼票怎么够用？大家前邻后舍的，能帮帮她就帮帮她。黑叔坐在车上，高高地朝我们家望了望，他对白奶奶说，我一时三刻也不能答应您什么，我看吧，好不好？白奶奶说，有你这句话，我就先替米师母谢谢你了。黑叔说不敢当，便用脚一踩刹车，那刹车反倒扳开了。他把三轮车踏到对面楼下，用铁链子一锁，就上楼去了。

    一天下午，黑叔到平海路口的国营西湖电影院和大学路上的省图书馆送完货，绕了一大圈，特地转回墙门来，往我们家掷进来一小袋煤屑屑。他掷了东西，也不叫我母亲。我母亲是听到声音出来的。他只看了我母亲一眼，点了一下头，就将三轮车头一别回店里去了。快得连我母亲想说声谢谢都来不及。母亲站在家门口，呆了一会儿，才醒过来，赶紧把煤屑屑倒进一只破面盆里，和了水，然后捏成一颗颗煤球，晾在厨房里的一块旧木板上，让它们阴干。我母亲之所以不敢晒出去，是担心“两座大山”看不顺眼，无端地生出些是非来。第二天，黑叔把那只黑黜黜的袋子要回去了。

    又过了七八天，也是一个下午，黑叔第二次往我们家里掷进来一袋煤屑屑。但他刚出墙门，不料我们家门口一黑，倏地蹿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她就是黑叔的老婆“两座大山”。她一脚踏住我母亲拎的那袋黑东西，双手一叉腰，牛眼大瞪，在爆出“嘿！嘿！”两声冷笑之后，冲我母亲吼道：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母亲傻呆呆地望着这个气红了眼的女人，脸色白一阵青一阵的。

    第8节 小满

    这时候在我们家门外，还有一个女人，发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声。她骂了句“狐狸精”，就偷偷地溜走了。而这一切黑叔始终被蒙在鼓里，他每过十天半个月，就偷偷地往我们家里掷一袋煤屑屑。但他前脚刚走，他老婆后脚就蹩进我们家。她用脚踢踢那袋东西，然后就向我母亲索取五分或一毛钱。没有二价。她说多少，我母亲就给她多少。母亲觉得这样更好，她也就用不着为此担惊受怕了。母亲捏好煤球后，就亮亮堂堂地晒到门外靠墙的青石板上，这样干得也快，晒一两个太阳就可以收进来烧了。只是对于黑叔，母亲还是很过意不去的。她买了包旗鼓牌香烟，找了个机会，偷偷地塞给他。黑叔不抽烟。他不要。母亲想自己真糊涂，怎么连黑叔抽不抽烟都搞不灵清呢？她说，要不，你拿去打打？黑叔见她一脸的懊悔，就老实地接住了。那包烟，黑叔一直带在身边，他也不拆封，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掏出来放在鼻子底下，闻闻，他喜欢闻这包香烟的味道。

    老墙门的夏天绿意盎然，爬山虎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植物，它们挂满了风，一墙墙地摇动着；壁虎爬行其间，卑微地生活。我们盼着壁虎从斑驳陆离的老墙上掉下来，但它就是不掉。海子和猫儿拿了竹梢打击它们，一只壁虎被他们打断了尾巴。那尾巴掉在青石板上，就像一条小泥鳅在蠕动。我们连忙捂住自己的耳朵，纷纷逃离迫害的现场，听白奶奶说，壁虎的尾巴是神奇之物，断了之后会突然飞起来，飞上天，追着叮人的耳朵，然后像声音一样钻进我们的耳朵里，那样我们就成聋子了。我害怕地逃回家，见酒鬼叔正坐在我们家里。这天我母亲披着长发，里面着一件像月白背心剪去了一大截的胸衣，外面是件的确凉衫衣，被汗搭湿了，有着显山露水的性感。母亲显得很激动，因为她刚随酒鬼叔去过区文化馆。我猜测母亲之所以披着长发，是因为出去见老馆长的缘故。在我们家我看到了同样兴奋的酒鬼叔，他破天荒地没有手托茶壶，右手一个劲儿地做着鱼儿张嘴喝水的动作，意示着老馆长见到我母亲的眼部动作，咔嚓咔嚓地眨巴眼睛。他说他的眼睛简直直了，目光犹如射线。酒鬼叔一再地向我母亲肯定，有戏！肯定有戏！不一会儿，“小六六”来喊他了，是她妈妈让她来喊的。但酒鬼叔在打发女儿之后，并没有起身离去。过了一会儿，“洋葱头”就火烧眉毛地赶来了。我们听到她在天井说的话。她骂酒鬼叔烂屁股，见到狐狸精就挪不动步了。但她见了酒鬼叔倒又不响了，只是两眼恨悠悠地盯着酒鬼叔，半晌才问他的米呢？接着又添了句话，这里是米家，又不是米店。

    酒鬼叔竟四平八稳地站起来，像赶苍蝇似地朝他的女人挥挥手。女人乖乖朝外走，酒鬼叔直起身后，却没有走，他看到我母亲头上有根草，就伸手将那根草摘除了。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母亲倏地脸红了。酒鬼叔笑笑，他细白的手指夹着那根枯草，在母亲面前亮了个相，随即就让它飘落在地上。那边，“洋葱头”气得脸一黑一白的，她扑过来要跟我母亲拼命，但酒鬼叔脸一黑，一把拎住了她的衣领，吆喝道，你敢！“洋葱头”双手乱舞，双脚乱踢，但酒鬼叔毫不松手，一直把她拎出了我们家。

    从此，“洋葱头”就落下个毛病，每天有几个时间段，比如午后，比如夜快边等；她就会冷不丁地冲进我们家来。她不敲门，也不告诉我们她进来做什么，就推门而入，张东望西，有一回甚至跑到卧室里，跪在地上朝床底下张张，把我母亲气得半死。她张完了，也不说啥，就自顾自地走了，和进来时一样连个招呼都不打的。

    母亲气过之后，就留了个心眼，有一回她又冲进来，母亲拿起扫帚把她堵在了家门口。但“洋葱头”的臭嘴让母亲望而怯步，好像这儿是她的家，而不是我们的家。她咬牙切齿地对我母亲说，你敢不让我进去，我就把你的X毛都拔光！你相不相信？母亲宁可信其真，就放她进来了。这时候酒鬼叔就在我们家里，他躲在我们家敞开的房门后面，下面垫了一只小凳儿。“洋葱头”蹦进蹦出，转了好几个圈，也没有发现门背后的丈夫。看着这对活宝在自己家里捉迷藏，母亲又好笑，又好气；她想你们玩你们的，我还是继续糊洋火盒子吧，后天得交货呢。

    有一次在店里，黑叔掏出烟盒来闻，不小心让同事们看到了，他们毫不客气地搜出了他的香烟。旗鼓牌香烟，对于当时的工薪阶层来说，已是挺不错的烟了。见者有份，他们每个人都点了一支抽，但谁也抽不了两口，就愤然丢在了地上。“啐！啐！”他们猛吐，却无法吐掉嘴里的怪味。他们骂他是恶人藏臭货。这包烟早被他汗湿了，霉得不成样子了。黑叔并不因此而深感歉意，反而犟头犟脑地冲他们怒吼道：谁要你们动我的烟的！

    黑叔生气地走出煤饼店，他闻了闻还剩下的那半包烟，又小心翼翼地塞回衬衣的表袋里。

    后来，我母亲曾经问过黑叔，当初我们刚搬来不久，他为何那么冷，对我们爱理不理的。黑叔咧咧嘴憨厚地笑了，他说他哪敢不理我们啊？他是害怕看到我母亲的眼睛。我母亲说我的眼睛怎么啦？有那么凶狠吗？黑叔说不是的，不知为什么，我一看到你的眼睛就会发抖，就是人不抖心也会抖的。母亲说那你现在还怕我看你吗？黑叔点点头，却又连忙摇摇头。母亲好笑地问，你到底是点头还是摇头？黑叔坚定地摇摇头。母亲就盯牢他的眼睛看，他坚持不了三秒钟，就又慌乱地低下头去。

    母亲笑了，还说不怕呢！那你低什么头啊？

    酒鬼叔一直为我母亲的事情奔波着，他每次奔波归来，首先就到我们家，乐呵呵地对我母亲说，快了快了。有几次夜已经很迟了，他还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母亲新动向。母亲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她认定这是不可能的。她听酒鬼叔说这些事情，就像听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听到有趣之处就笑个不停。酒鬼叔问她笑什么？我母亲不肯说。她不想当着他的面否定这件事，那就等于否定了酒鬼叔的奔波与劳累。酒鬼叔却非要她说不可。但我母亲光笑不说。两人正争来争去之际，门外起了动静。我母亲和酒鬼叔顿时就静了下来。我母亲朝他扮了个鬼脸，酒鬼叔竖起食指印在唇上，朝我母亲嘘了一声。“啪！”地一声，客厅里的灯儿熄了，整个家顿时沉入漆黑的夜色中。但那黑沉到了底，随即又苏醒过来，借着西窗的灯光，就渐渐地能看到东西了。

    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咚咚咚！咚咚咚！门外“洋葱头”的喊声也一阵紧似一阵，她说她知道酒鬼叔就在我们家里，要他死出去。她叫嚣着，说酒鬼叔再不出来，她就一把火烧了这房子。最后她大骂我母亲不要脸。是个烂人X！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刺激了我母亲，她整个人一歪，就倒向了酒鬼叔，两个人相拥在一起；我看到酒鬼叔亲了一下我母亲。母亲轻轻地啊了声，一把推开了他。敲门声和骂声忽然消失了。母亲在黑暗中蹑手蹑脚地走到家门口，耳朵贴着木门板，探听着外面的动静。外面什么动静也没有，静得可疑；母亲撩了一下挂下来的几缕头发，朝酒鬼叔摇摇头，表示他老婆很可能就候在外面。

    熄灯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这让我母亲和酒鬼叔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现在如果让酒鬼叔出去，万一让“洋葱头”撞见了，那他们俩没什么也变得有什么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黑灯瞎火，能有什么好事吗？如果不让酒鬼叔出去，在这暧昧的氛围里，还不知会发生什么呢？

    这天夜里，酒鬼叔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家的？怎么离开的？他有没有被候在外面的“洋葱头”逮住？以及在酒鬼叔离开我们家之前，和我母亲黑灯瞎火地做了什么？或者压根儿就没做什么？我都一概不知。真的，我是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我母亲常常忘记关门，我们都睡下了，但我们家的门却没有插上门栓杠。有一回我夜里起来小便，又一次发现我们家没有关门，而且母亲也不在家里。我到墙门外面尿了尿，我回到家里，我把家门拴上了。但我没有去床上睡，我怕母亲回来时叫不醒我，所以我就坐在客厅里等母亲回家。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反正我坐在黑暗中等待了很久很久；母亲终于回来了，她推了推门就愣住了。我听到动静，连忙给她开门。我打开门时，她眼睛瞪得老大老大的。她说米子，你怎么还不睡啊？！我哭着说，我要等妈妈回来。母亲一把抱住我，抱起我，一路小声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从那以后，我母亲的记性又好了。从此，她再也没有忘记过关门，她叫铜匠师傅在门上安了把锁。

    1976年9月11日下午，天气闷热，广播说有雷阵雨，但外面太阳好得出奇，护城河畔知了们的叫声，并不比盛夏逊色，人动不动就出汗。女侦探“洋葱头”又一次冲进我们家。她旋即进了我们家的卧室，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她观察最仔细的，要数我们家的床了，床上床下张了张，还伸手在篾席上抹了抹；她发现有两只手指头黑了。她先是一愣，随后喜出望外，嘴里啊啊着，转身就冲了出去。我一直弄不太懂，我母亲为什么要让她进来呢？她有什么资格在我们家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呢？母亲为什么连个自己的家都把持不住呢？就说这天吧，我们听到“洋葱头”蹿出我们家后，就咚咚咚地冲到对面的楼上去了。

    “洋葱头”找到“两座大山”的家里时，她的两只手指头始终保持着黑黜黜的原貌。她把其余的手指头弯了下来，只挺着这两只，非常醒目地伸到“两座大山”的眼前，晃了晃，又晃了晃。“两座大山”吓了一跳，以为她要挖她的眼珠子。“洋葱头”拼命地叫她看：你看呀，你看呀。“两座大山”只张了一眼，很不以为然，黑手指有什么好看的？她们家别的颜色可能不多见，但黑色却是最常见的，而且多得让她感到讨厌。她对于“洋葱头”拿这玩意儿来故弄玄虚，很不高兴，就自顾自洗起那一脚盆脏衣服来。

    当然有看头了。“洋葱头”腔调怪异地说，第一，你们家冬师傅从一点光景进了那个卖X货的房子里，直到毛两点钟才出来，有个把小时呢？冬师母啊，你想想看啊，一个小时能做多少事情啊，说得难听点，儿子都有两个好生了。第二，这黑黜黜的煤灰应该是你们家冬师傅身上的吧，你猜我是从哪儿抹来的？说出来怕气死你！我是从那个女人的床上抹到的。冬师母啊，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啊，那个女人的床上怎么会有你老公身上的煤灰呢？！“两座大山”一听，哪还用得着她再想想看啊，猛地将手中所洗的衣裳甩进脚盆里，溅起水花一朵朵。她拔脚就咚咚咚地冲下楼来了。

    这也难怪，自从她第一眼看到我母亲起，“两座大山”就把我母亲视为天敌。因为我母亲的出现，宣告了她靠两座大山般的烂奶在墙门里风光无限的时代结束了。那时候全国人民还很少使用文胸或奶罩，上海产的古今牌文胸，还是有地位的女人或上海宝贝们的时尚用品，一般老百姓习惯贴身穿半件月白汗背心，借以掩饰。所以那时候天下的乳房，基本上处于纯天然的状态。我母亲与“两座大山”乳美之高低，墙门里的芸芸众生自有评判。六月里乘凉，男人们闲着也是闲着，无事就谈谈女人家身上的东西。他们认为“两座大山”乍一看果然气势澎湃，颇具震撼力；但经不起推敲和品味，奶袋像水鸟的嗉囊那样耷拉着。水鸟在水里捕到了鱼，就把它存放在嗉囊里。而我母亲的乳房是精致饱满的发糕奶，盘儿不大，但坚挺，乳头微微上翘，从衣服外面望过去尖尖的，走起路来跳跳的，非常迷人。所以有的男人就说，吃肉要吃坐臀肉，摸奶要摸发糕奶。也有的男人说，“两座大山”的奶子好比劳保茶，只适合牛饮；而我母亲的奶子是狮峰龙井，细细品味，自然妙不可言。

    对此，“两座大山”一直怀恨在心，这天经“洋葱头”那么一挑拨，她哪里还有什么脑子呀，就像日寇的轰炸机那样叫嚣着直冲我们家。紧随其后的是“洋葱头”，她也亢奋地咿呀着。她们超常的言行，立即吸引了不少街坊邻居，也纷纷跟过来看热闹，就像粗糙的手纸堵塞了下水道那样塞在我们家门口，观看“两座大山”和“洋葱头”围攻我母亲。“两座大山”一口一个“烂人X！”她一只手扯住我母亲胸口的衣襟，一只手拔我母亲的头发。她说她要给我母亲吃耳光。“洋葱头”在边上跳起跳倒，鼓动她揍她。我母亲一只手也扯住对方的胸脯，另一只手则挡在自己的眼前，准备阻挡“两座大山”从她胸前撤下来的右手。这只手是“两座大山”用来揍我母亲耳光的。

    突然母亲的脚弯头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她蹲了下去。“两座大山”趁势将我母亲掀翻在客厅的地上。晾在那儿的洋火盒子被压扁了一大片。我母亲尖叫起来，我的盒子呀！为了不使自己辛辛苦苦糊好的洋火盒子被压坏了，我母亲情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任凭“两座大山”骑在她身上，作威作福。“两座大山”像男人骑女人那样骑在我母亲的身上，顺手反手顺手反手地掴我母亲的巴掌，疯狂得像发情的母猪那样浪笑着：嘿嘿，这下你快活了吧！

    是要给你快活快活！你个烂人X！“两座大山”叫嚣着，手掌结结实实地扇在我母亲的脸上。“啪！啪！啪！……”“两座大山”左右开弓，把我母亲打晕了，她先前还左摇右晃着脑袋，这会儿连躲闪都不会了，竟直楞楞地盯着“两座大山”，由她打过。母亲小声地说，你打死我算了，我也不想活了！“两座大山”打得性起，一把撕开母亲身上常青色的的确凉衬衣，小纽扣噌噌地爆飞了。她又抓住我母亲的月白汗背心的圆口领，用力一撕，吱——！我母亲的月白汗背心被一撕到底，并被她向两边扯开了。我母亲的胸口顿时无遮无拦，白花花的一片。“两座大山”像摆地摊似地吆喝起来，好像我母亲是她手中待售的鲜肉。她眼睛都红了，将我母亲的双手死死地按在地上，俯首下去，撅长了臭嘴，嘴里发出啧吧啧吧的吃奶声。她以这种下三烂的手段戏弄着我母亲，羞辱着我母亲。我母亲死死地闭着双眼，拼命地挣扎着。突然，“两座大山”身子一仰，将自己的上衣也撕开了，从里面呼地滚出那两坨波浪汹涌的大乳房来。她朝围观的人展示着吼哮着：啊！你什么货色？敢说比我厉害！我母亲的双手趁势死死地横在胸口，两粒硕大的泪珠滚出她哀怨的双眼。可笑的是“两座大山”突然败天败地地嚎哭起来，好像千古的悲伤击中了她的心肺。左邻右舍好像大戏看到了尾，这才过来劝的劝，拉的拉，把“两座大山”像拖死猪似地从我们家里拖走了。其实他们要劝要拦，一开始就可以这么做了，但他们不，他们习惯坐在城隍山上看火烧，谁都不肯率先出来呛一声，主持一个小小的公道。

    母亲双手捂住胸口，直楞楞地坐在地上，不会动了。

    她吃足了耳光的脸颊，像刚刨了皮的红心番薯，那么鲜艳红润。

    听说了事情原委的围观者，无不好奇地在我们家的篾席上东摸西抹，却不见自己的手指头发黑。于是，就有人把这个责任推到“洋葱头”的身上。白奶奶赶到我们家时，市面已经散了。我母亲见到白奶奶，就“哇！”地扑在她的怀里大哭起来。白奶奶一边怒骂着“两座大山”，怒骂着“洋葱头”；一边像哄伢儿似地轻拍着我母亲的后背，劝她想哭就哭一场吧。

    那一天母亲比死都难过，她嘤嘤地哭了半宿。

    “洋葱头”发动了一场赐给他人的风暴，自己却偷偷地走了。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会有她什么事。然后苍天有眼，这天夜快边，酒鬼叔从文化馆回来，听说“洋葱头”带着“两座大山”到我们家大闹天宫，他脸孔一抹，脸色比死猪肝还要黑三分，他只横了老婆一眼，就噔噔噔地跑来我们家了。但他吃了闭门羹，白奶奶把看热闹的家伙们赶走后，我母亲就把大门一关，躲在房里哭得好伤心。酒鬼叔只听得见我母亲若有若无的哭声，却无法进得门来。因为随他怎么喊，怎么叫，怎么赔不是，怎么求我母亲原谅，我母亲就是不开门。她伤心透了，她不知道此时此刻如何去面对酒鬼叔？酒鬼叔在我们家门外发了会儿怔，脸色时黑时白，飘忽不定，他突然车转身，又噔噔噔地跑回家了。

    酒鬼叔再次出现时，他已手执一把薄刀，在他家门口的荷花缸沿上，嚯嚯地来回磨着，他边磨边吼着，你这个十三点女人，今天我非把你劈了不可！但天下就是有不怕死的女人，“洋葱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她听酒鬼叔说要劈她，便自觉地从家里冲了出来，要让酒鬼叔劈。她吼得比酒鬼叔还凶，她说你劈啊！你这个孬种，今天你不劈你就不是个男人！这话点了酒鬼叔的穴道，他最忌恨别人损害他的男子汉形象，酒鬼叔顿时恶从胆边生，高高举起了磨得锃亮的薄刀。“洋葱头”临危不惧，她歪着头，奋勇向前，朝酒鬼叔的刀子亮出她雪白的脖子来，她再次发出邀请：你劈啊！你这个孬种！但文化人毕竟是文化人，酒鬼叔将“洋葱头”猛地一推，劈下来的薄刀突然转向，将荷花缸里的荷花乱劈一气。一片狼籍之后，酒鬼叔一扔薄刀，就疯疯癫癫地大笑着，奔出了墙门。

    这天再晚些时候，酒鬼叔抓着一瓶北京“二锅头”回来了。这下，酒鬼叔成了真正的酒鬼，他边走边喝酒，并在天井里哈哈大笑，说完了，一切都完了。这边早已准备了扫帚的“洋葱头”，突然从家里冲出来，将酒鬼叔像赶一只屎苍蝇那样赶出了墙门。酒鬼叔不知是“二锅头”喝高了，还是咋的，他没有往始版桥直街上逃，而是直冲过了马路，下了河埠头。他这种特别的逃跑方式，吸引了很多人赶出来看热闹。大家都以为酒鬼叔想不开了。但是没有，酒鬼叔的水性很好，他踩水过了护城河，轻松地爬上了对岸。而被水域阻隔的“洋葱头”，则站在河埠头，在距离酒鬼叔最近的地方，拼命地挥舞着扫帚。但除了气愤，她又能把逃之夭夭的酒鬼叔怎么样呢？

    酒鬼叔爬上岸，对“洋葱头”，对我们做了个鬼脸，并潇洒地坐在那片空旷的铁路上，他边喝酒，边教我们一首全新的童谣。这首童谣，我想是他现编现教的：

    祥林嫂，奶奶有大小；

    一座横河桥，一座菜市桥。

    我是这一天才知道酒鬼叔的尊姓大名的。他叫徐祥林。童谣里所说的祥林嫂，你可以理解为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也可以理解为他老婆“洋葱头”；但如果《祝福》中的祥林嫂奶奶没有大小的话，那就肯定是说他老婆了。因为“洋葱头”的奶奶确实有大小。我虽然没有看见过的，但在八卦墙门里却是不争的事实，无需说明什么理由。有的女人的奶奶天生就有大小，就像有的女人的眼睛天生就有大小一样；上帝就这么造你，你有什么办法呢？

    这首童谣后来在杭城街头广为流传，“洋葱头”这个祥林嫂，为此还大大地骄傲了一把。

    酒鬼叔将这首童谣作为下酒菜，肯定非常可口。隔了老远，我们还能听到他呷一口酒后，所爆发出来的啊啊的品味声。我们叫喊着酒鬼叔，让他再来一遍。酒鬼叔就朝上举举酒瓶，又高声地念着他的童谣。站在河埠头的“洋葱头”，听得鼻子都气歪了。她突然发力，将手中的扫帚向酒鬼叔掷过去，但毕竟力道有限，扫帚还没有飞到对岸就一头坠进了河里。她急吼吼地走了，回墙门了。我们继续在河边等待，照她离去的情形看，估计她将采取新的行动。比如回家找些薄刀、榔头等适合投掷的家什，或者干脆扛支汽枪来射击。但是我们期待了半天，依旧不见她的踪影。大人们纷纷喊着伢儿回家了，而我们也听厌了酒鬼叔的童谣，离开了河边。

    那天的黄昏非常短暂，短暂得就像酒鬼叔劈了“洋葱头”一记耳光那样，“啪”地一记就过去了。天色暗下来后，河那边也安静了下来。这天晚上，我们都支着耳朵，想聆听酒鬼叔畅饮归来，接受“洋葱头”再教育的动静。但令人失望的是，直到我们睡熟了，墙门里还是安安静静的。酒鬼叔根本就没有回家，他躺在一根废弃的铁轨上，满天的星星数了没几颗就睡着了。

    母亲哭累了，她七走八走走到一片花草丛中，忽然听到一朵花轻轻地喊她的名字。母亲站在那朵喊她的花朵面前，惊讶地朝花蕊张望，突然一个头重脚轻，她尖叫着掉进了花心里。那儿香雾弥漫，母亲感到一股暖流紧紧地裹住了她。好舒服呵！她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泡在一座温泉池里，如岚的水雾中，人影恍惚。温泉有个古怪的名字，叫彼得堡温泉。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呢？她问边上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学富五车的酒鬼叔。这温泉名就是他告诉她的。酒鬼叔说，就是此堡彼得的意思。母亲说，那跟温泉有什么关系？酒鬼叔说，还是这个意思，此泉彼得的意思。正说着，母亲发觉自己身上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穿。她看到了自己浑圆的乳房，形态特好，坚挺如玉，但摸着却柔软无比；樱桃般小巧精致的乳头，受到泉水的刺激，向上翘翘的，从而带动了整只乳房的上扬趋势，非常迷人。她再看酒鬼叔，身上也是光溜溜的，但大家一点也不难为情。她给酒鬼叔搓背，酒鬼叔也给她搓背。酒鬼叔老笑老笑的，给她搓完了背，又叫她转身，继续给她搓“背”……母亲感到很热，汗哗哗地流；在酒鬼叔的搓动下，越来越热的她整个人滑向了泉底……随后的梦境就有些乱了。母亲在梦里喊着热，一觉醒来已出了几身汗。

    第二天清晨，我们家里就弥漫着奇异的芳香，仿佛伸手抓一把空气，轻轻一挤，就能滴出迷人的香水来。

    毕竟是喝惯了水中兑酒的人，一瓶原汁原味的北京“二锅头”，就把他打倒了。酒鬼叔躺在那条废弃的铁轨上，倒头就起呼噜，天作被盖地作床，初升的上弦月挂在了树梢上，高不高，低不低，恰好把他清照。谁知道夜半时分，酒鬼叔睡得正香的时候，一列货车从这条貌似废弃的铁轨上疾驰而过，将他切为三截：头部和双手一截，身子一截，两条腿又一截。空旷之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第二天我们去铁路上瞧时，那儿的枕木和护轨的石子都是红的。

    如果酒鬼叔活着的话，我想他看到自己这个死法，肯定会说这样的死，就很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诗意，并像著名电影演员李默然那样声情并茂地向我们吟咏起《念奴娇，昆仑》来：……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遗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酒鬼叔的追悼会，开得非常隆重，由区文化馆和杭州铁路局联合召开的。“洋葱头”阴沉着一张死人脸，没有一滴眼泪。她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抚恤金。“小六六”将由铁路局抚养到十八周岁。十八周岁后，只要她愿意，她还可以进铁路局工作。酒鬼叔死后，但凡有人提起他，“洋葱头”就恶狠狠地顶一句，死得好！搞得人家一脸尴尬。所以只要有“洋葱头”在场的地方，大家都闭口不谈酒鬼叔。

    这畜生，死得好！“洋葱头”总是这样骂她死去的丈夫。

    酒鬼叔的死，让“洋葱头”变得异常的萎靡不振，又异常的精神抖擞。缩在家里，她苍老得像一棵枯树根；但一旦走出家门，又摇身一变，变成一只斗不败的黄毛鸡。她对我母亲的诅咒，已经从偷偷摸摸的方式，转到面对面的针锋相对，她见一次骂一次。任何恶毒的语言，只要世上有，她都敢骂在我母亲的身上。

    那时候，我只知道“洋葱头”非常非常恨酒鬼叔，但到我们读初中时，“小六六”偷偷地带我们到她家里，给我们看了两样东西，令我们非常震惊。“小六六”给我们看的第一样东西是酒鬼叔的骨灰盒。里面是空的。没有酒鬼叔的骨灰。空盒子被她母亲用来存放照片了。他们家的照片，大大小小的、黑白彩色的照片，全存放在这只特殊的盒子里。“这是一座露天家庭坟墓，它使一切往事变得一目了然。”[6]它是那样的抓心，我仿佛闻到了它散发出来的永恒的气味。第二样东西是酒鬼叔的茶壶，那把被他的手抚得跌跌滑的紫砂茶壶。“小六六”揭开盖子，一股酒香扑鼻而来。但我们看到里面塞满了糊糟糟的东西，听“小六六”说，这就是酒鬼叔的骨灰，她母亲用“二锅头”浸泡着。这也就是说，正如酒鬼叔所愿，他被埋葬在白酒里。

    从此，我相信爱可以深到恨的程度。

    第9节 芒种

    自从酒鬼叔称我母亲是撑起他眼皮的那根火柴杆起，墙门里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我母亲支使我去城站找父亲，其实是一个幌子，她是为了支开幼小无知的我，好在家里与别的男人幽会。我知道母亲不是这样的人，但听到大人们这么议论，心里还是痛痛的。我那时候就想，如果父亲在家，“两座大山”和“洋葱头”敢这么污辱我母亲吗？人们会这么中伤我母亲吗？这样想时，我对找到父亲的迫切感就更加强烈了，城站也跑得更勤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5月27日的夜快边，我带回来一个身背大皮包的男人，他说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说他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说他的口袋里装着我父亲的信。他说他叫张波（我父亲在信里也是这么称呼的）。他见到我母亲，就喊嫂子好，并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来交给她。他说这是大哥叫我带来的信。我母亲接信的手一直在抖。她做梦也想不到在潮王大酒店没有收到的信，竟在这个陌生人的手中。

    那两天，我母亲一直偷偷地摸出信来读，以便让自己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小丫吾妻：见信叩安！

    吾一切皆好，请勿念。今张波兄有难处，欲在杭呆段时间，你就让他住在家里吧。吾托其带去现金250元，请查收。外面工作难寻，钱也难挣，望谅。米子好吗？你好吗？吾这边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完毕后就回杭州。

    夫有为草字

    4月20日

    钱不在信里，张波叔等我母亲看完信后，便从他的皮夹里数出二十五张10元面值的纸币来，交到我母亲的手上。二十五张当时最大面值的人民币，对于我母亲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她几时攒到过这么多钱？她心想，这还叫“工作难寻、钱也难挣”啊？我父亲正是饱汉不知饥汉的苦了。张波叔又说我父亲很快就会回来了，母亲更是喜从天降，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第二天一早，我母亲悄悄地去清泰街上称了两斤喔喔奶糖，谎称是我父亲托他叔从北京带来的，在墙门里分了分。张波叔就这样在我们家住下来了。

    对外，我母亲称，他叔，从北京来。

    张波叔的到来，可以说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家的士气。他向人们证实了我的父亲果真在北京，而且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要不，我母亲会这么喜气吗？听张波叔说我父亲再起码还得过十天半个月才能回家，所以那几天母亲就不再叫我去城站了。我整天领着墙门里的伢儿们，在护城河畔打打杀杀。我又成了他们的头脑，也是“解放军”的首长，指挥“解放军”追截台湾派来的“特务”，我们拳打脚踢，台湾特务却不许抵抗。那是多么快乐的日子啊，我的头发里沾满了泥巴，衣服也常常被撕破，脸脏得跟猫脸似的，但母亲永远是笑咪咪的，永远说我乖。我们家的餐桌上天天香喷喷的。晚上，张波叔喜欢抿两口。我们也喜欢他抿两口。张波叔是个典型的文化人，抿两口酒，人就兴奋，话就滔滔不绝，就妙语连篇。这样的夜晚，我们就早早地关了门，围坐在饭桌旁，听张波叔讲北京，讲我的父亲。他说我父亲好酒量啊，他放在我父亲那里，小指头一个。我父亲那个豪爽，世间少有。他说我父亲在北京的三里屯，什么都干，抬石头，做建设小工，运输队装卸工，有什么做什么。生活很节约，什么都省，就想攒积下钱来。他说他太想我们了。因为太想，所以就想在北京多挣点钱，就可以堂堂正正坐火车回家了。他说坐趟京杭列车得不少钱哪！他本来是跟他一起回来的，车票都买好了，但临走时又被事情拖住了。母亲问他是什么事，要不要紧？他说当然要紧了，但具体他也不太清楚。他总结说，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他又说，凭我父亲的才干，应该很快就能解决的，很快就能南下的。我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等这次回杭州，他就再也不出来了，守着老婆儿子热坑头，幸幸福福地过日子。那该有多好啊！

    张波叔每每说到这儿，我母亲早已泪流满面了。我知道，那是幸福的眼泪，喜悦的眼泪，是有了盼头的眼泪。这时候母亲总是借故离开餐桌，去厨房偷偷地将眼泪擦去。但无论她怎么擦，她的眼里总是闪烁着泪光。而她泪光中的双眼，却异常的明媚，光芒四射。我知道，有一个声音在她的心底久久回响：说不定明天，我父亲就回到了杭州。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的心底，也同样回响着这个声音。这个声音让我们突然离遥远的父亲很近很近，近得就像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只要一打开屋门，就能相见。但谁能打开这扇门呢？

    我没有忘记将那幅肖像画拿给张波叔看，问他是否像我的父亲？张波叔端详了一番，又想了想说，一眼看真的很像，但仔细看，却越看越不像。他说我父亲的脸没有这么胖，要瘦，要长，颧骨很看得出来的。他说这幅画之所以像，就像在眼睛上。他说我和我父亲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他说着就伸手摸摸我的头皮，又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将来也会像你父亲那样，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要好好报答你的父母呵？他们这一代人不容易啊！

    过了几天，我母亲就向张波叔讨我父亲在北京的地址。她说她想给我父亲去封信，告诉他我们家的新地址，这样他回来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她说这几天她一直在想这个事。张波叔一听，也说这是个好主意。趁现在有为兄还没有动身，赶紧写吧。不过，说到我父亲的确切地址，他就有些犯难了。因为我父亲居无定所，三天两头换工作，基本上处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生存状态。听他这么说，我母亲一脸失望，但张波叔随后又说，不过我们可以多寄几个地方，包括他工作过的地方，以及朋友们的家里，请他们去找一下有为兄。

    随着张波叔的话锋一转，我母亲又一脸灿云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母亲写了不少信，确切地说，是抄了不少信。因为那些信的内容却是一模一样的：

    夫君有为：安好！

    见纸如面，泣盼汝归。吾家已于大前年迁址，新址如下：始版桥直街62号，八卦墙门内，南楼104室。邮编310009。见信后请速归，家里非常挂念。并及时来信，告之。切记。

    祺！

    妻小丫顿首

    5月3日

    那天上午，张波叔就让我带他到城站附近的文化用品商店，他买了二十只信封和两刀信笺纸，与此同时，他还给我买了一支铱金笔、一本硬皮笔记本和一瓶蓝墨水。因为这年的秋天，我就要去上学了。随后我们又去城站邮电所，买了与信封相同数目的八分钱的邮票，张张是少数民族的民居图案。回到家里，张波叔就坐下来开信封：

    100000中国北京三里屯xxx号楼建筑工地，米有为兄收。

    100000中国北京朝阳区安贞里四区向阳货运站，米有为兄收。

    100000中国北京崇文区小兴隆街甲xxx号，x号楼x单元xxx室，宋念先生转米有为兄收。

    100000中国北京东皇城根南街北洼路xx号xxx室，罗升旗先生转米有为兄收。

    ……

    张波叔冥思苦想了三天，终于开出十八个地址的信封来。这些信封，随后被装进信笺，被母亲用饭子浆糊小心翼翼地糊住封口，贴上邮票，及时投到城站邮电所门口的邮筒里。绿色邮筒上，写明了开箱时间，上午是11:00，下午是4:00。母亲总是赶在这两个时限前，把信投进去。当第三天张波叔一边流着汗，一边苦笑着拍拍自己的脑袋，抱歉地对我母亲说，这下真的想不出来了。母亲双颊红扑扑的，她笑道：这已经很多了。的确，对于母亲来说，这不是一重保险，二重保险，三重保险，而是十八重保险了。只要其中有一封信到我父亲的手上，万事就大吉了。

    完成了这件事，母亲像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她对张波叔说，明天天气好，我们游西湖去，你看怎么样？张波叔说当然好了，我包里还有只照相机在，明天我给你们拍几张，一定漂亮。

    第二天果真是个好天气。春和景明，烟柳如梦，正是西湖春浓时，来自北方的张波叔从未见过这等春色，童心未泯，像个大男孩似地笑啊跳啊叫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时候西湖上的游人不多，也不少，一路上三三两两的，刚好适合游人们细细品味的心情。哪像现在，即使老冬天游客也多得像闹蝗灾似地满天飞，一脚踏出去踩的是别人的脚后跟，两眼所望的都是密麻麻的后脑勺。令人遗憾的是，西湖已不再是我们心目中的西湖，杭州也不再是我们心目中的杭州了。这些年，她从一个清纯的西子姑娘，因被达官贵人们干多了，而迅速沦落成雍荣华贵的天下俗妓：你瞧，雄壮伟岸的新雷峰塔，多么像一根粗暴地插入她体内的男性生殖器！而头重脚轻的吴山城隍阁，就像一位大头无脑的阔少，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位稚妓。一年一度的所谓的世界焰火大会，更是淫棍们的帮凶，大有不将她践踏成街头烂妓誓不罢休的劲头。最可笑的是，时代精英们打开她的下体，植入了一根高科技的人工阴道——西湖地下隧道，这果然极大地提高了她的接客量，也终于把她折腾得连纯粹意义（自然文化遗产）上的妓女都不是了。再说杭州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吧，自从频繁地举办了地摊式的西博会后，迅速从王室贵族退化成为刚从一亩三分地里走出来的暴发户，身上除了有几个臭钱，什么都丢失了。城市越来越新，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呆板划一，没有建筑个性，没有历史个性和文化个性，它除了傻逼样的嚓刮全新，它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座东方神秘的古城终于干涸了，丧失了它固有的历史气息、人文地理气息和古城建筑气息。可以断言，以现在的速度，再过十年二十年，杭州将不再是杭州，你以任何一座平地而起的现代化城市来命名它，都将是恰如其分的。

    不说了，还是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春游吧。张波叔脖子上挂了只四四方方的笨重的海鸥牌照相机，喜欢在我们面前倒着走。从断桥开始，他就给我们拍照了。他的嘴里老是啊啊地欢呼着，每啊一声，就表示他看到了一处好风景，要给我们来一张。其实西湖处处是风景，他怎么拍得过来呢？母亲劝他悠着点，好景还在后头呢。我们走白堤，到平湖秋月，上中山公园，来到“西湖天下景亭”小憩：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张波叔一边念着对联，一边连声称好！他对孤山与俞楼情有独钟，梅妻鹤子的隐士生活令他神往。随后我们过西泠桥，到岳王庙，再回到苏堤上，走六桥于薄霭柳烟之间：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张波叔站在桥上看风景，步移景移，令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就是在东浦桥东的一棵柳树下，执意要给我母亲拍那张照片的。张波叔坚持要母亲解下发髻，母亲红红脸，最后还是解了。苏堤上有几个杭州大妈，挎着篮子，执着绣花剪子，挑马兰菜的挑马兰菜，挑荠菜的挑荠菜；张波叔情不自禁地凑上前去瞧瞧，一脸羡慕的神情。他看她们既像除草，又不像除草，就问我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他她们在挑菜。菜？他又好奇地张了张她们的竹篮里，分明都是草嘛。苏堤上的马兰菜和荠菜还真不少，看不到的人自然看不到，看得到的便不时地跃入眼中。母亲这边拔一株，那边拔一株，便告诉他，这种是荠菜，那是马兰头；并告诉他杭州人怎么个吃法，引得他直流口水。他给杭州大妈拍了一张照。母亲叫他不要浪费胶卷了。我们走南山路，去净寺，就觉出有几分荒凉的感觉，如庐隐在三十年代所说的，出了净慈观（即净寺）又往前走，路渐荒芜了。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走到“柳浪闻莺”时，我的脚都直了。尽管张波叔驮过我，母亲也抱过我，但我依旧脚酸得不想动，直到张波叔说去冲照片，我才有精神走路。

    张波叔来了十天半个月，还没有走的意思，有天下午“白蒲枣”把我叫到她家里，“两座大山”就问我那个人是你爸爸的弟弟？我知道不是，所以我说不是，我们姓米，他姓张。她说那他是你们家的谁啊？我说叔叔呗！她又问我，那你叔叔睡哪儿啊？有没有和你妈妈拉拉手，说说话啊，是不是和你们睡一起啊？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在使坏，她们都在使坏，我就“呸”，然后拔腿就跑下楼来了。后来，她们再拉住我时，我就喊妈妈。大声地喊。我一喊她们就松手了。她们也就奈何我不得了。大家住在一个墙门里，她们也不至于对小伢儿怎么样？

    张波叔睡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来的那天，他就自己动手，在客厅里理出一个角来，打了个地铺。我母亲坚持不让。让客人睡地铺，有失礼节，杭州人习惯说“有福之人住大屋，无福之人滚地铺”，这说出去是要让前邻后舍笑话的。但张波叔说他喜欢。他是真喜欢。这我也看出来了。我也喜欢在地铺上打滚，如果不是母亲百般阻挠，并暗示我有尿床的劣习，我非要睡地铺上不可。他除了偶尔在天井里走走，帮我母亲拎桶水，劈点柴之外；白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坐在客厅的地铺上，看他的书。他的大皮包里除了几件换洗的内衣外，就是书了。那几本书厚厚的，像老青砖那般沉重。我印象最深的是，是他那时候常翻的一本书，封面上的图案很恐怖，右边是个戴着三眼花翎礼帽的骨骼（象征死神），身佩长剑，手持一根权柄的指挥棒，大踏步地向前；左边也就是死神的身后，是一支庞大的军乐队，紧跟其后，演奏着大概是法籍意大利作曲家吕里弥留之际所作的《带着罪孽去死！》的音乐吧。这本书印象之深刻，以至于到我读书识几个字后，马上就知道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名人死亡录》。

    看书看累了，张波叔就靠在墙上，先闭一下眼睛，用手挤捏一阵子鼻梁，然后睁开眼来，随手从床里边摸过烟盒，抽一支含在嘴上，但不马上点，歇歇，又夹在手上，不好意思地问我母亲说，嫂子，我抽支烟？母亲总是报以甜美的微笑。他随即又把烟含在嘴上，点燃了。他再次舒服地靠在墙上，边抽烟边欣赏着我母亲糊洋火盒子。他本来是想帮我母亲一起糊的，但我母亲不让。她决不让客人做这个事。张波叔透过烟雾，静静地欣赏着劳动中的我母亲。他常常有点呆，神情傻傻的。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心里骂我的父亲。他骂我父亲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个混球，家里放着这么优秀的女人，自己却整年在外头。他真是天底下最混的混球了！

    黑叔照常隔段时间掷一袋煤屑屑到我们家里，张波叔就打烟给他，黑叔笑笑，说我不会。张波叔就替我父亲，或者替我们谢谢黑叔。黑叔就说谢什么啊，大家都住在这片屋檐下的。张波叔就说，大家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我母亲听出他话里有话，就瞪了他一眼。张波叔就收了口。黑叔就说你忙你忙，连忙退了出去。不一会儿，“两座大山”就过来收钱了。张波叔看不惯，但我母亲叫他不要插手，他就耐耐性子又在地铺上看书了。

    有时候我们家里也会来个刘叔王伯的，张波叔也打烟。他的烟不错，叫恒大。那时候最牛的中国人，就抽这个牌子的烟。所以街坊邻居们一抽恒大牌香烟，就猝然生出一种伟人的感觉来，就像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一染上梅毒，就不无傲慢地说：“我得了梅毒，而且是货真价实的梅毒，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便热，也不是尖锐湿疣。不，不，都不是，而是梅毒，就是导致弗朗索瓦一世[7]死亡的梅毒。我因此而感到自豪，因此而可以傲视一切，尤其是蔑视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前邻后舍，抽着张波叔的烟，就和他聊上几句；问问他，这么好的天气，怎么不出去走走呀？张波叔就笑笑，就默默地摇头。他们是冲着香烟来的，抽完一支烟后，不期望抽第二支的，就说“你忙，你忙。”就出去了。那些生性贪婪的，继续为第二支烟而在我们家磨蹭着。没有人来的时候，张波叔就看书，作笔记。但更多的时候，据我观察，张波叔常捧着书儿发呆，愁眉不展地冥思苦索着，好像他满是心思。

    他从不说自己。他的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家庭情况，以及他为何南下，有何难处，准备在我们家呆到几时，等等，他不说。他一个字也不说。我母亲自然不会去问的。她相信他，只要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她甚至不肯收张波叔一分钱。无论张波叔摆出多大的道理，她就是不收他的钱。她说你要付钱可以，那你去住旅馆好了。

    墙门里的人都在猜，但他始终是一个谜。

    我母亲在家里洗澡时，张波叔就带着我到护城河边散步；在那丝绸般的晚霞里，几只麻雀掠过一步之遥的水面，回到墙门的屋檐下。张波叔跟我讲北京。我不但喜欢听，而且喜欢叫上“白蒲枣”一起听。“白蒲枣”叫上她哥哥，海子又叫上墙门里的伢儿。我们一起站在夕阳里，听张波叔讲天安门城楼，讲人民英雄纪念碑，讲故宫，讲八达岭长城……

    有一天，张波叔说北京城外有一片大森林，森林里有只野猪，是大王。每次森林里聚餐，野猪喝了酒就发酒疯，就要其他小动物闻它身上，并如实地说出感受之后，才能离开。第一个上前闻的是小老鼠。小老鼠嗅觉灵敏，老远就闻到野猪身上的恶臭味，它大胆地说，大王，你身上好臭啊！野猪听了非常生气，我是大王，你竟敢说我臭！野猪一脚就把小老鼠踩死了。第二个上前闻的小狐狸。小狐狸很狡猾，它屏住呼吸，假模假式地闻了闻，装出一副赏心悦“鼻”的样子，嗲声嗲气地说，大王，您的身上好香呵！野猪听了依然非常生气，他知道自己身上臭，心想我是大王，你竟敢当面欺骗我！野猪一扬头，就用长长的獠牙捅死了小狐狸。第三个上前闻的小白兔。小白兔很聪明，它闻了闻野猪的身上，坦然地对野猪说，对不起，今天我感冒了，鼻子塞住了，什么也没有闻出来。野猪听了很满意，就放它走了……

    张波叔，森林里真的有野猪吗？我好奇地问。他抚摸一下我的头说，你说呢？

    从此，每天夜快边，护城河边候满了小伢儿，就连梅花墙门和月亮墙门里的小伢儿也赶来了。他们都是来听张波叔讲北京，讲故事的。这也是我最最得意的事情。因为我有一个满肚子北京满肚子故事的张波叔，而他们没有；所以我高兴，我就叫张波叔讲；要是有谁惹毛了我，我就不让张波叔讲。张波叔总是听我的话，我叫他讲他就讲，我叫他不讲他就不讲。我不让他讲的时候，他就像老外似地朝小伢儿们耸耸肩，表示他也无可奈何，不是他不肯讲，而是我不让他讲。

    那段时间，在伢儿堆里，我做头脑做得很铁，海子和猫儿都不敢跟我争老大的位子。

    天气渐渐地热起来了，墙门里的人们吃过夜饭，就习惯在天井里吹山儿，要吹到满天星光灿烂，或月到中天时，才肯回去睡觉。往年有酒鬼叔在，这时候的天井里就热闹了，他总是有说有笑，会逗会闹，爱乱吃大妈小嫂儿的豆腐，让大家跟着他开心开心真开心。今年就不同了，天井里有些落寞。这份落寞又让人想到他谈到他，谈到他的惨死与人生的无常。在大家唏嘘不已时，张波叔也跟着叹息了一声，他说有些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命啊。他就拿英国作家劳伦斯为例。墙门里的人哪里知道劳伦斯蟹伦斯的，只管听他信口开河；要是酒鬼叔还在的话，那就棋逢对手，这个夏天就热闹了。张波叔说劳伦斯四十七岁那年，在英国多塞特郡云山上购置了一间简陋的平房，他就隐居在山上写作。从暮春的某一天起，他注意到有一只小鸟每天在他的窗前飞来飞去，不停地啄他的窗玻璃。当劳伦斯在窗前移动时，小鸟也跟着他移动，仍不停地啄窗玻璃。这在英国被视作好兆头，就像我们这儿的喜鹊叫一样。一连三个多星期，劳伦斯被这只小鸟奇怪而又固执的行为，以及它啄玻璃时发出的“哒哒哒……”的声音惹烦了，他就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朋友。

    过了几天，劳伦斯下山到伯温顿邮局寄稿件，他的朋友趁他不在家，背了一支卡宾枪，去帮他打掉那只神奇的小鸟。这时候劳伦斯正骑着摩托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赶在从邮局回云山住所的路上。当他驶过一个拐弯处，不料撞上了两个迎面过来的骑自行车的人，为了避开他们，劳伦斯急闪了一下，摩托车失控了。当他的朋友扣动扳机，子弹击中小鸟的头部时，劳伦斯正好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山路上，死了。

    天井里很静，只有张波叔深沉而又缓慢的语音，像细雨一般从发闷的空气中落下来，堆积在厚实的青石板上。张波叔说，劳伦斯就这样死了，但他的死与那只小鸟的死是否只是一个巧合？还是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这就谁也说不清了。他再次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对于街坊邻居来说，这样的故事是全新的，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乘凉话题。他们爱听。所以，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张波叔差不多就成了墙门里的说书先生了。每晚他就坐在我们家的门槛上，给天井里乘凉的人们讲故事。我知道他的故事都来自于那本书。有一天趁他不在家里，我偷偷地翻了翻，结果从书中翻出一张钢笔画：一幅长发裸女梳妆图。

    第10节 夏至

    有一天我母亲对张波叔说，他叔，你别老闷在家里啊，你出去走走吗。母亲说这样不好，时间久了，你会闷出病来的。他笑笑说，嫂子说得是，可我要糊盒子你又不让，那家里有什么事……母亲笑道，家里没事，没你做的事！他想了想说，那我给家里搭个鸡棚吧。母亲说，那也好，我倒是想捉几只鸡养养了，生个把蛋，也好给米子补补。

    张波叔顿时从地铺上立起身，精神抖擞地拍拍手说，好来。

    从潮王路那个老房子里能拆走的东西，在当时，我母亲都叫人拆走了，当个宝贝似的，叮呤当啷地都搬来了。它们是一些木头砖瓦铁皮油毛毡什么的，七东八西，都是不成气候的边角料，但是摊开来一片，收拢来一堆，还很占地方。搬来了也没啥用，就又宝贝似地堆在我们家门口的墙边上。据说有了这堆东西，夏天蚊子都多一半；尽管墙门里的街坊邻居嗤之以鼻，但母亲还是舍不得扔掉。想不到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张波叔打算用这些破烂搭个鸡棚。

    文化人做事，就是不同，一个鸡棚竟让他画了三天的草图，最后才定稿；我想人家“老蜘蛛”给我画幅像也只要三个小时好了，难道一个鸡棚比它还复杂吗？第四天一早，张波叔就在家里找家伙，榔头锯子刨刀洋钉等工具。好在我父亲在家时就喜欢装修，老房子要维修个什么，也都是自己弄的，所以家里倒是拿得出几样工具来，像斧子、锯子、刨子、墨斗、榔头和老虎钳等等，但有些像直尺、尖头老虎钳什么的，则是我去邻居家借的。母亲总是叫我，米子，你去问问白奶奶看，她们家有直尺吗？米子，你去问问刘阿姨看，她们家有尖头老虎钳吗？于是我就咚咚地跑上跑下，像一条小狗似地在墙门里跑得欢。

    从此，我就像吃屁狗似地叮在张波叔的屁股后头。只有他从书本上直起头来，摘下眼镜，用大拇指和食指挤压他的鼻梁时，我就会欢呼起来，去拉他的手。我知道，我们建筑鸡棚的时间到了。在这里，我之所以用“建筑”这两个字，是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家的那个鸡棚不仅仅是鸡棚那么简单了。于是，我们家门口就出现张波叔忙碌的身影。他锯啊，刨啊，凿啊……吱嘎吱嘎，沙沙沙，嘭嘭彭……他身上的白衬衫汗湿了，湿漉漉的胸前印出两枚男人平淡无奇的乳头，像梅花谢后的花托；他的脸上有了泥黑、砖红、木屑黄……被他的五花手搔得五光十色的。我喜欢他像皇帝喊重臣似地支使我：米子，你去把那把老虎钳拿来；米子，给我一枚钉子。不，不是短的，要长的，最长的那种。这让小小的我很有成就感，好像这个鸡棚是我和张波叔两个人一起建筑的。我们每天把那一大堆建筑垃圾摊开来，等收工的时候，又重新堆回去。它们好像并不见得少下去，但我们家客厅里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了。那都是张波叔加工好的鸡棚零部件，它们基本上是木柱子，木梁，木档子，都被他刨得光溜溜的，手感很体贴。即使下雨的日子，他也有活干，他用刚刚在书本划过横线的铅笔，在一根粗壮的圆柱子上，下半截画上一条盘旋的龙，脚踩五彩云，口吐夜明珠；上半截画上一只展翅的凤，俊头俏尾，飞得春风化雨。龙向上腾，凤朝下啄，中间是一枚夜明珠；围绕着这枚夜明珠，龙凤相戏，栩栩如生。画完了一根，他又画一根；画完了四根，他就用凿子榔头轻轻地凿刻出龙腾凤翔的图案来。那份精雕细刻，让墙门里的任何人看了都怀疑他是在搭一个鸡棚。

    我喜欢看他把木头锯开，用刨子刨光，然后剔出新月般翘翘的檐角来。我们在天井里一蹲就是半天，就像两块一大一小的石头，沉默而又坚毅。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出汗一天比一天多；就一个宽不过一米半高不过一米的鸡棚，张波叔足足忙碌了一个多月。等到我们家鸡棚落成的那一天，墙门里厢沸腾了。这鸡棚的前后四根圆木柱子，高大庄严，龙凤呈祥；灵感来自大会堂。棚子正面开了一大两小的拱门，大拱门走鸡，小拱门可放鸡食；则模仿天安门城楼。棚顶酷似“三潭印月”的造型，古典高雅；完全得益于西湖春游。来看的人都啧啧称赞。白奶奶说这还能叫鸡棚子吗！住人都嫌高级。王小毛说话最下作，他说，这里面要养鸡的话，估计这鸡都能当“X”用了！这家伙什么话都说得出口。话虽直白，赤裸，倒也不失为实话。就是在我和母亲看来，我们家的鸡棚也实在太高级了点。那天王小毛的话又遭人骂了。这家伙特贱，一天不招人骂就浑身痒得慌，人一骂他，他就来劲了。他说，你们装什么正经呢？你当人的嘴巴是什么干净的东西呀，知道“人中”在什么地方吗？对了，在鼻子底下嘴巴上面，这儿才是人的中间！所以说，嘴巴是属于下身的器官，跟你的卵子是一路货！长见识了吧。王小毛和“两座大山”碰在一起，天井里就热闹了。“两座大山”就着个背心裤衩，在天井里大摇大摆，王小毛总拿她说笑，说她身上有块无量田，东起白膀湾，西到大腿边，南接三叉路口，北靠肚家门前。她听了也不恼，反而咯咯地笑道，听你说得这么热闹，租给你种好了？王小毛装作极度害怕的样子说，你这种老江湖，谁吃得消！他又说，难怪海子和“白蒲枣”不像冬师傅，倒像……你呗！“两座大山”接茬道：怎么，你小子吃过肚记做过忘记，想赖是不是？！他们比口水正比得热闹时，我母亲从家里出来了，王小毛的舌头顿时打了结，捋捋头发装派头；他斯文起来比斯文人还斯文，下流起来比流氓还下流。大家都说他像酒鬼叔，但我母亲说他不及酒鬼叔一个零头。酒鬼叔是上品的文化人，他啥品都不是。

    我们都觉得鸡棚像座宫殿，都好到天上去了，但张波叔还不满意，他一有空，或者说一到换脑筋的时候，就又一心扑在我们家的鸡棚上了。我们家的鸡棚被他盖了拆，拆了再盖，盖了再拆，再拆再盖不断翻新，日益加固，越来越合理越来越美观，造得不要太完美呵！这座宫殿害得我母亲望“棚”兴叹，都舍不得捉鸡来养，怕把它弄脏了。

    有一天，张波叔又准备进一步完善我们家的鸡棚时，对面楼上有个女人喊他了。那个女人说，他大叔，给我们家造一个行吗？张波叔头也不抬地说行啊，怎么不行呢？您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喊我一声。那女人说，材料是准备了一些了，他大叔，那你现在上来给瞧瞧，看够不？张波叔说行啊，我瞧瞧。张波叔噌噌噌噌地上了对面的楼房。在二楼的走廊上，他看到那个女人胸前的奶子像两门小钢炮，冲着他瞄叽瞄叽的，屁股大过八仙桌，走起路来像湖蟹爬。这人他当然是认识的，就是常来我们家收煤屑屑钱的女人。他眉头一皱，情绪大减。但她笑得很灿烂，说，早就存了这个心了，所以叫老头子趁工作便利，捡了不少东西回来。张波叔转而一想，大家都是前邻后舍的，闹僵了不好。或许他可以因此而改善“两座大山”与我们家的关系。于是，张波叔的脸上又缓缓地推出笑意来。

    黑叔到宾馆、餐饮业或其他国营单位送货上门时，踏一辆四周拦着木板的三轮车，在杭城满天地转悠；这为他收集木头砖瓦铁皮油毛毡等各种材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有了收获，他送完货，就绕道回一趟八卦墙门，把捡来的东西小心地堆放在他们家的檐头里，然后再回店里去。毛主席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黑叔七捡八拾，更多的是向送货单位讨点废物，就准备了不少材料。张波叔看了看，说应该差不多了。他看看“两座大山”说，大嫂也打算养鸡啊？“两座大山”说，他大叔盖的鸡棚，就是不养鸡，看看也好。张波叔的脸扑地红了，说，大嫂过奖了。

    张波叔又问，那大嫂你看什么时候开工？这话问得“两座大山”咯咯咯地大笑起来，声音脆得像醋溜嫩黄瓜，笑得她胸前两只冲天奶丢东又丢西，丢西又丢东，很扎眼。张波叔想不到这女人还有这么好的嗓音。“两座大山”说，大兄弟啊你可是真可爱，这又不是动土造大屋、娶媳妇嫁囡，要挑个皇道吉日？你要有空，现在就成。张波叔说那成，我就去取工具过来。

    黑叔家的鸡棚还没有造成，张波叔就跑到“两座大山”的床上去了。这件事，除了“两座大山”本人，谁也说不清楚。照王小毛的话说，张波叔放着我母亲这样的大美人不搞，去搞那种破烂货！这个知识分子也真够糊涂的。他说男人啊，只要一勃起，三分之二的理智就丢了；早就昏头转向了，一个“扑隆咚！”就掉进那个无底洞里了。

    王小毛说“两座大山”破烂，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这年夏天，还是第二年的夏天，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事后大家坐在天井里乘凉，议论到张波叔，“两座大山”不无得意地说，她哪里是要搭个鸡棚啊，她是想尝尝文化人是个啥滋味？并恬不知耻地说，啥文化人呵，一点也不顶事；我这边痒还没搔完，他那边早就完事了。

    我还听人说，她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报复我母亲，或者说想和我母亲一比高低，她就是要把张波叔这个北京来的知识分子，从我母亲的身边拉过去。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她如何如何使出浑身的招数，终于把一身瘦骨的张波叔骗上了身。在张波叔兴奋、慌乱和口不择言的精神状态下，敏感的“两座大山”刺探到了异常的情况。这天下午，张波叔从“两座大山”的床上“收工”下了楼，她随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直奔清泰门派出所，把张波叔告了。

    1977年8月13日夜晚，我们都在天井里乘凉，我母亲就坐在家门口，她也在听张波叔讲大头天话。那天张波叔的兴致很高，他正滔滔不绝地讲着一个法国贵族“三次死亡，三次进坟墓，又三次复活”的故事。他说法国有一位男爵夫人，在生头胎时难产死了，她的丈夫正好外出不在琴湖庄园里，因为盛夏天气炎热，人们就匆匆地埋葬了男爵夫人的尸体。第二天，当送葬的人群刚刚回来，男爵已经赶回家了，他叫人挖出尸体，并请来了一位外科医生做剖腹手术：死者腹中的男婴居然还活着！这个男婴就是法国贵族西维勒。

    三十年后，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西维勒正在被天主教徒团团包围的鲁昂。鲁昂是法国西北部的一座中等城市，在塞纳河畔，依水而筑，距离首都巴黎很近。它向西是塞纳湾，出海即英吉利海峡；向东即巴黎，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西维勒正站在城墙上，一枚火枪子弹击穿了他的下颌，他从二十米高的城墙上坠落到壕沟的淤泥里，被误认为已经摔死了。夜里，他的尸体和其他尸体一道被埋在一个大坑里。由于尸体太多，埋尸体的人只来得及在尸体堆上盖了一层薄土。西维勒的仆人为寻找主人正巧经过此地，尽管尸体已经模糊难辨，但他还是凭着主人手上的戒指认出了他。他扛起主人的尸体，想把他葬到西维勒家族的墓地里。那可是法国的一支大家族，就像《红楼梦》里所描绘的四大家族那样显赫。途中，仆人觉得肩上的主人似乎还有生命的迹象，就将他送去了医院，医生对西维勒进行检查后声称，他已经死了。但仆人并未因此而放弃了信念，他背起主人来到西维勒家族世交的朋友家里，经过朋友和他五个昼夜的精心护理，第六天清晨西维勒终于睁开了双眼。

    然而就在这一天，鲁昂宣布投降，天主教徒们将西维勒的朋友家抢劫一空，并把躺在病床上的西维勒连人带床一同从窗口扔了出去。他在院子里的厩肥堆上躺了三天三夜，任凭风吹日晒。而此时此刻，他的朋友以及他那勇敢的仆人已经惨遭杀害。所幸的是，有个朋友来探视朋友家时，无意间发现了他，并将他救走，精心照顾到他痊愈为止。

    西维勒后来当上了诺曼底议会参事，亨年八十岁。他的死因是：八十岁高龄的他在一位将他拒之于门外的年轻女子的窗前整整徘徊了一夜之后，得了胸腔炎而去世了。这一回他是……

    大家都沉浸在十八世纪法国的异域风情之中，谁也没有发觉天井里忽然多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如果穿上制服，就是那种你一看就明白的人。但这天晚上，他们打扮得像街坊邻居，散漫地逛到八卦墙门里。他们没等张波叔讲完故事，有三个人就一跃而起，如猛虎扑兔，同时扑住了张波叔，将他按住在天井的青石板上。张波叔右脸贴着青石板，左脸被一条有力的腿压住了；他的双手被迅速折到背后，“咔嚓！”铐上了锃亮的手铐。另外还有两个人，挡住了那些不明真相而围上来的人；他们高声道，警察！大家一听是警察，就坐在原地上，不敢乱动了。也有个别胆大的，就问他怎么啦？犯什么法了？这显然不是一个平头百姓该问的问题，所以也就没有人回答他。我好怕，赶忙逃到母亲的身后，躲了起来。我看到为首的那个人朝张波叔亮了亮那张纸，说，张剑波，你被捕了。

    原来他不叫张波，而叫张剑波。他被押到墙门口时，停了停，转身巡视着夜色中惊魂未定的天井，迅速地移动着目光，他终于看到了我们。他的目光先停在我母亲的脸上，停了停，然而下移，又在我的脸上停了停，他眨了一下眼，浅浅地露出些许笑容，没有说话。他终于扭过头去，在门洞里一拐就不见了。但他那张从容而又微笑的脸，从此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张波叔被押走了。留下两个警察来到我们家，为首的那个警察是瘸子，满脸金灿灿的麻子，大的像铜板，小的像芝麻，最小最小还有二两半。另外一个瘦高个，满嘴北方口音，他在我们家搜查时，经常看金麻子的脸色，像征询他的意见，但实际上我行我素，把我们家搜了底朝天。我母亲一直怯怯地望着金麻子。这个人，我母亲是知道一点的。听人说他本是一个小流氓。只读过三年书，却连自己的名字不会写。他不喜欢捏笔，却喜欢捏棍棒刀枪，到处打群架。文化革命一来，正中他的下怀，他带着山上派和山下派战西兴，打城厢镇，和萧山保皇派势不两立；棍棒头上出政权，不久他就坐上了上城区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不久金麻子空手套白“蛇”，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据说他脸上的麻子一发光，事情就麻烦了；金灿灿的麻子表明，他已经起了杀心。所以大家都怕看他的脸，和他争。去年“四人帮”倒台后，全国上下在肃清“四人帮”的残余，大家总以为这下金麻子就是不枪毙，也得上青海蹲监了；谁知他摇身一变，成了清泰门派出所所长。而人们所期待在他身上的报应，却让原革委会主任的白脸书生一肩挑了。原来，所有白纸黑字的罪行上，却只有白脸书生的签名。另外，在文革后期，在一次派系激烈的斗殴中，金麻子救下了一位身受重伤的老右派。趁夜黑之中，他把他背走了，而且一藏就是一年多。谁会想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造反派头头，竟暗藏着一个老右派！去年，老右派出山，官当得很大了，金麻子因保驾有功，竟然赦无罪。大家自然就敬畏他，不得不感叹，运气好，不用起早；运气不好，掼一跤。像金麻子这种人，你还能说什么呢？人家胎投得好，前世修来的福啊。这些传闻早已在墙门里传得沸沸扬扬了，我母亲想不知道也难。

    金麻子被我母亲哀求的目光搞得心烦意乱，他朝那个瘦高个说行了，就让他把张波叔的东西全取走了。但当时作为贵重物品的海鸥牌照相机，因为张波叔让我母亲藏在米柜里，所以没有查走。另外，那个瘦高个从地铺底下搜出一百元钱来，金麻子把它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把钱收了起来，打算和照相机一起还给张波叔。

    去年夏天，我和几个诗友一起出了一套《民间诗丛》。我在给我的诗集《我们是欠揍的一代》写序时，那是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桔红色的灯光映在窗玻璃上，就像玻璃的深处也坐着一个人，撑着一团桔红色的灯光，在沉思，在写作。这让我突然就想到了张波叔，想到他给我们家建筑鸡棚的事情。当时的情景犹如就在昨天，历历在目；他抛开一切，魔魔怔怔地专注于建筑鸡棚。那一刻，我从他的身上领悟到了，建筑鸡棚的过程就是一个写诗的过程，一个获得生命快感的过程；他建筑鸡棚并不是为鸡住宿的，而是一种行为艺术、艺术行为。他是在这一行为中，逼自己把身体中的能量转化到建筑鸡棚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爱上了我的母亲？他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克制着内心汹涌如潮的情感？但我从他情愿爬上“两座大山”乱糟糟的床上，而不愿意对我母亲有丝毫的冒犯上来说，他是圣洁的，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

    我不知道母亲知不知道这份感情，这份真，总之她对张波叔很敬重。1998年春天，张波叔通过他的儿子忽然从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很厚，他在信中说明了很多事情，他为自己欺骗了我们而深表歉意。那天我和母亲又一次谈论起他，即使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母亲也依旧说他是个好人。顺便提一句，我在《自序》中也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因为今天，我已经懂得了如何去评判一个人；而我扪心自问，作为一个男人，我还远远不及张波叔来得坦诚、坚贞。

    第11节 小暑

    张波叔被抓的那天晚上，母亲就呆鼓鼓的，神情恍惚得很，好像在我面前的只是她的躯壳，而她的灵魂早已不知飘到哪儿去了。那时候我还不懂魂不守舍是什么意思，以为她傻了，就慌忙扑过去，拼命地摇她，喊她。摇她喊她她还不醒，我就害怕地哭泣起来。家里像造反一样的乱，街坊邻居在金麻子打开我们家的门之后，他们潮涌而进、潮涌而出，不停地询问着我母亲：那个人是怎么回事？有几个人简直跟逼供差不多，非要我母亲对此说出个所以然来。我母亲怔怔的，哑口无声，她也浑然不知警察为何把张波叔抓走。

    倒是“两座大山”神气活现死了，她像个开国元勋，屁股后面跟了一大帮吃屁狗，听她十分夸张的讪笑，哈哈哈，哈哈哈……他们想从她的嘴里掏出点东西来，但她神秘得一塌糊涂，说话前东张西望，然后无言地用手指指天空，嘴里只发出“咦！咦！”的声音。大家于是仰头看天。天上星稀月明，乾坤朗朗；但是什么意思呢？“两座大山”还是指指天，还是“咦！咦！”有人就骂“两座大山”嘴里是塞满了屎还是咋的了？怎么就成哑巴了。终于有人说，是不是指北京？她点点头。又有人问，北京怎么啦？“两座大山”伸出手来，紧握拳头，先弹出一只小手指头，一；又弹出无名指，二；再弹出中指，三；最后弹出食指，四。大家等了等，只见那只肉馒头般胖乎乎的手，不再有什么动静了，就有人问四什么？接着有人噢了声，恍然大悟地说，你是说“四人帮”吧？“两座大山”点点头。大家这才明白张波叔和“四人帮”搭上界了，就都悻悻地回家睡觉了。

    我母亲也听说了。她贼出关门地忙把家门关上，然后紧紧地抱住我，自言自语道怎么会这样呢？我简直透不过气来，就叫了起来。母亲这才松开我。这天晚上，当我们躺下去之后，母亲忽然和我说起我父亲来了。她说我父亲是个好父亲，我一生下来晚上都是他管的，他把襁褓里的我睡在他的腋下，我一有动静，他就会砰地坐起来，像装了弹簧似的。他给我换尿布，叫醒我母亲喂奶，他好像铁打的一样，从不感到困感到累……有时候霸气得就像一头雄狮呵护着一头幼狮，碰都不让人碰你一下。母亲最后说，他现在也不知在哪儿？会不会出什么事呵？！

    那天晚上我真该死，当我死沉沉地睡到大天白亮，睁开眼睛一看，家里家外都没有了母亲的身影。家里空空的，冷冷的，我不知母亲去哪儿了，我坐在床上哭了起来。等白奶奶来叫我去吃早饭，我才听说母亲去北京找我父亲了。她没有带我去，她一个人偷偷地跑去北京找我父亲了。她是个骗子！大骗子！我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吃白奶奶家狗屁的早饭，我冲出家门，冲到墙门外，我站在始版桥直街上，朝北看了又看，好像我母亲刚走，她还在路上似的。路上人很多，但我知道她们都不可能是我的母亲，我气愤极了，又发疯似地冲进墙门里，在天井里哭得要死要活，着地十八滚，我发狠地作贱自己，我要让母亲难受，让她后悔没有带我同去。墙门里谁来劝我都没有用，谁靠近我我就往死里作，我就和天井里的青石板拳打脚踢；倒是没人来劝我的时候，我才“作”得安稳一点。但也不能谁都不理我，过一段时间，真的一个人也不理我了，我又发起毒来，捡了石块断砖砸自己家的门，砸不过瘾，就用自己的身子去撞。咣！咣！咣！……我撞累了，哭累了，作累了，像一团疲惫的烂泥，趴在我家的门槛上，睡熟了。

    睡梦里，我还淌着泪。

    从此，白天我就在白奶奶家吃饭，晚上和白奶奶一起睡到我们家里。白奶奶不放心别人来给我们看家。白奶奶管着一大家子，她有三个儿子在身边，大儿子白崇禧，二儿子白崇德，小儿子白崇福；另外还有两个闺女，大闺女白光，小闺女白毛女，都成家了，都有伢儿了。所以她儿孙一大堆，每顿饭大家都得轮流着上桌去吃。白奶奶永远围着她那条补丁加补丁的灰布围裙，天不亮就起床，不停地走动，不停地张罗，就为了儿孙们的三顿吃食，一身布衣。

    其实，白奶奶的围裙也有解下来的时候。当她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回我们家的时候，她关好门窗，就开始解她的围裙。她边解边喊，她的腰要掉下来了，掉下来了。白奶奶一解去围裙，整个人就矮了三分，刚才还笔直的背脊顿时像老虾公似的驼曲了。好像那条围裙是她的脊梁骨似的。她手扶着墙头进去，一直摸到床头板时，才重重地叹息一声，缓缓地坐到床上，然后将老身子一歪，倒在床上先躺一躺。白奶奶歪在我们家床上的样子，就像一把躺在灶头的僵硬而陈旧的铜勺。更像六月天被毒头太阳晒瘪了的老蚯蚓，一动也不动。半晌，我才听见她嘴里发出啊唷唷的喊声，曲折的身子也随之慢慢地活过来。我乖乖地爬上床，跪在白奶奶的身边，用小手或重或轻地给她敲背或敲腿。这是我常给我母亲做的事情。老实说，我乖的时候还是挺招人喜欢的。白奶奶嘴里发出咝咝的叫声，皱眉挤眼的，神情像痛苦极了。其实我知道，她心里舒服极了。有时候我故意敲得重点，白奶奶就夸张喊起痛来，骂我小子，你想敲煞我这个不值钿的老太婆啊！这把僵硬而陈旧的铜勺，这时候就精神了，就又行动自如了。她直起身来，扬言要剪掉我的“小麻雀”，一双老手一伸一伸的，装出一副说一不二的样子来。我才不怕呢，我咯咯地坏笑，白奶奶也眯眯地笑了。

    白奶奶一开心，一双老眼就潮湿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她有七八个孙子孙女，还没有哪个像我这么孝顺，尽心尽力地给她敲过背呢。白奶奶就人前人后地夸我，夸我是个好伢儿，懂事的伢儿。白奶奶被我的小拳头感动了，她用手一擤感动的鼻涕，然后找那条围裙擦手。前面我已经说过，白奶奶的那条围裙用途广泛，但已经老了，补丁加补丁了。白奶奶也老了，她身上的寿斑，就像漫山遍野含苞待放的寒梅花蕾，那么蔚为壮观。我们一老一小在嬉闹一阵过后，白奶奶就会轻轻一拍我的小屁股，催我去小便。睡前拉泡尿，夜里不闯祸。这是她教育儿孙们学习生活的唯一准则。

    多少年过去了，在我的印象中，白奶奶始终是那个系着灰布围裙的形象。

    头天夜里，白奶奶问我床上怎么会有股香味呢？

    我说那是我母亲身上的香气。我知道，我从小就知道，我母亲的皮肤里会透出来一股好闻的香气，确切地说是从我母亲的身体深处透出来的体香。像春兰、水蜜桃或桂花之类的香味道。总之好闻极了。白奶奶说这就奇怪了。她说这应该是女儿香呀！是女人做姑娘时候才有的体香。姑娘一旦变成了女人，尤其是做了母亲，这股体香就会自行消失的。所以才叫“女儿香”。白奶奶说，你都这么大了，你妈妈怎么还会有女儿香呢？所以白奶奶又说，要不，你是你母亲捡回来的野孩子？白奶奶说完这些话，后脑勺往枕头上一搁，就呼呼地睡着了。而我，为了自己是不是野孩子的问题，足足想了一宿。我在黑暗中等待着白奶奶的醒来，想问问清楚，真是这样的吗？但东方欲晓，窗户外渐次灰白起来时，我忽然心儿一松，睡着了。不久，白奶奶悄悄地起来，带上门出去了。这个裹过小脚的老太婆，又迈着优雅且痛苦的三寸金莲，去张罗这一天全家的吃食了。

    我母亲离家去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平静了下来。那天我坐在护城河边的青草地上，整整坐了一天，流了一天的汗。我赤着膊，但还是流汗，身上的痱子像春天的野草一般疯长，尤其是脖子和胸口的地方，声势浩大，一阵阵地发痒。天气已经很热了，知了们叫得贼凶，但看不到麻雀儿的身影。白奶奶在她本该午睡的时候，一趟趟地跑来劝我，说我这样在外面晒太阳会中暑的，叫我赶紧回家去。但我像石雕铁铸的，对她理也不理。我就坐在那儿，面对着城站，面对着将人们从这里移到那儿的一列列火车。白奶奶在几趟劝说之后，在我身后重重地叹了口气，自顾自回墙门午睡了。

    护城河西侧树也很绿，草也很绿，自生自灭的野花红的红，黄的黄；一群群花蝴蝶在那儿细细谈唱、舞蹈和男欢女爱，它们已吸引不了我的视线。我的脚边有一队驮着希望的小蚂蚁在奔跑，或者是搬家。它们无视我的存在，但我也不生气，没有像过去那样霸道地一脚踩上去，要它们的死活。我只是偶然看它们一眼，因为我一直凝视着城站。我在心里对母亲说，火车把你运走了，却把我留了下来，没有一丁点儿商量的余地。为什么没有一丁点儿商量的余地呢？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母亲，喊着喊着，眼泪就悄悄地喊出来了。

    从小我就是一个爱流眼泪的男孩。他们说爱流眼泪的男孩重感情，不知是不是真的？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次“白蒲枣”突然回到杭州，我们在“根据地”酒吧喝得酩酊大醉，犹如一场虚幻的梦。第二天“白蒲枣”再次不辞而别，让她的出现与消失就像一把快刀，在我的心口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隐痛。那个夜晚，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火车把你带走

    把我的一辈子留了下来

    我一生只活那么几天

    其余时光就像火车开走之后剩下来的

    空站台[8]

    说实话，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到母亲离家的那段时光，我在护城河畔呆呆地坐了一天的那个日子，以及我当时所切身感受到的那种找不到北的心空。心里空空的，唯有穿堂风呼呼地刮过的声音。当然，我还想到在我三岁时就将我们抛弃的父亲。他在1972年盛春离去之后，我们家就真正成了一座空站台。

    从第三天起，不论白天黑夜，我都去城站等候父母亲的归来了。为此，我经常候不住白奶奶家的吃饭时间。白奶奶也不说我什么，只是给我盛一碗饭，饭上堆满了菜，留在收拾干净的饭桌上，等我回来吃。白奶奶说我父母亲不会这么快就回来的，我去了也是白去。但我不听，白去就白去，白去我也要去。我对自己说，他们马上就要回来了。

    想到父母亲马上就要从北京回来了，我的心就像白奶奶家的窗台上开满七色的太阳花。它们清晨还只是花蕾，中午就鲜鲜艳艳地盛开了，到了夜快边就纷纷谢了。第二天便是另一茬太阳花的世界了。这与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吻合。早晨我总是满怀希望，白天是焦急的等待，到了晚上，当墙门里的男女老少在天井里乘凉时，我失望地从城站回来。唉！灯色暧昧的车站广场，失望的等待让我突然悲哀起来。那悲哀就像一个巨大的哭，在我的体内，让我摸着它的痛，却无法大声地哭出来。

    车站广场是凌乱的，那些本该找旅馆或到城站文化宫看通宵电影的旅客们，因为夏天的缘故，他们都滞留在广场上。他们找到适合的地方，或坐或躺，或嘴里啃着大煎饼，喝着凉水；或枕着自己的包儿，睡在地上闭目养神。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大块头男人（这样的大块头在那个年头是非常少见的），在广场上巡视，他每走到一个旅客面前，就像洞悉一切地看看你，然后朝你高声道，你有什么事吗？一会儿他又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他再停一停后，就冲你吆喝道，没什么事，回家喝茶去！说完他就去找下一个人了。除了开头有个把人感到意外和惊诧外，大家很快就习惯了他，广场上有这个人与没这个人一样，大家各做各的事。但当他走到我的面前时，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温和极了，他那张破棉絮一般的脸上，渐渐绽放出笑容来。他忽然改口说，儿子啊，我们回家去吧。我害怕了，拔腿就跑，我跑到他看不到的地方，躲了起来。

    这个晚上，我不想回家睡了，我觉得在城站广场比在家里离我的父母亲更近，我在几个孤独而又疲倦的旅客之间，在售票大厅檐头下的水泥地上，找了个地方躺下来，过夜。我侧着身，曲体，静静地睡着了。后来听白奶奶说，这个深夜因为我没有回家的缘故，八卦墙门里乱死了。白奶奶和黑叔他们几乎把墙门里所有的男人都发动了，四处寻找我的下落。白奶奶深感自身的责任重大，流了大半宿的眼泪。后来是“白蒲枣”带着黑叔在车站广场上找到我的。“白蒲枣”把我摇醒时，我揉了揉发涩的双眼，还以为自己睡在家里呢。从此，白奶奶就再也不让我夜里去城站了。吃过晚饭，“白蒲枣”和白奶奶的几个孙子孙女就像吃屁狗一样叮着我，烦死人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母亲回来了。这时候我正在城站游荡，“白蒲枣”就气急吼吼地跑过来了，告诉我说，你母亲回家了。我不信。我说我在城站都没有看见，你怎么看见的？“白蒲枣”说，你别管我是怎么看见的，反正你母亲已经回到家里了，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男人送她回来的。就是那天的那个金麻子？我问。“白蒲枣”说是的，就是他。这么说是真的了。我赶忙跟她跑回了家，结果真的看到了我的母亲。她又黑又瘦，像猴似的；又像北京猿人一样深陷着双眼，神态呆滞，看我时目光恍恍惚惚的。我发疯地扯她的衣裳，我说爸爸呢？你不是去找爸爸了吗？母亲像个聋子，居然听不到我在说话；又像个哑巴，盯着我一声不吭。

    我看到了母亲的背后，那个站在我们家客厅里的男人，约摸四五十来岁的样子，“白蒲枣”说得没错，他满脸的麻子，金灿灿的。他古铜色的皮肤，看上去像又硬又粗糙的牛皮，估计一般的蚊子无法叮进去。不知为什么，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就有这个怪念头。他恶狠狠地抽着烟，好像跟烟有仇似的。他看到我走进门来，就举起夹着烟的手，直直的，挥了挥，对我母亲说，小丫，那我走了。

    他走路的方式非常特别，左脚走一步，然后把右脚拖上来，身体往后摇一摇，左脚又匆忙地往前走一步，再把右脚拖上来……这让我和“白蒲枣”惊诧不已。后来我读古龙的小说，读到《边城浪子》，读到傅红雪时，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家伙。他比我母亲大十多岁，却要我叫他金叔。这家伙走起路来，丝毫不受别人目光的影响，他目不斜视地，坦荡荡地只顾自己往前走。他出门而去。我母亲这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转过身来，对着空荡荡的门口说了声谢谢你，金所长。

    母亲搂住我，眼泪就像长江决堤般汹涌而出，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这半个月里，母亲，在北京，在那个狗日的三里屯，不知遭遇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又出什么事情了？他为什么不跟母亲一起回家呢？在母亲的哭泣中，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默默地陪着她流眼泪。

    晚饭后，我们静静地坐在黑暗中。屋子里渐渐地明亮起来了，因为西窗外就是车站，远远近近的灯火照射进来，比十五的月光还要亮呢。我面对面地骑在母亲的大腿上，双手捧住她玉藕般的脖颈；母亲的双手则箍在我的背后，她看着我的眼睛说话。笛声嘈杂的车站，反衬了家里的寂静，母亲俯下身来亲亲我的脸蛋，用她精致的鼻尖拨拨我的小鼻子。而一向好动的我最不喜欢这份寂静，一双小手又偷偷地逗留在母亲的胸前，将上衣的纽扣一颗颗地从扣眼里退出来，抚摸着母亲那两座像沉睡的村庄般的乳房。我的抚摸让母亲惊慌失措：要死了！米子你在作啥啊？男子汉羞不羞呀！我就发狠地低下头去，像铁榔头那样一下一下撞击她的胸脯，撞得她嘴里咝咝地叫。或许是我撞到了母亲的伤心处，或许是别的原因，总之，这个夜晚一定有什么东西把我母亲撞痛了，她哗哗地流下了眼泪，来势大过钱塘江潮。我慌了，小嘴一瘪，也哇哇地哭了。母亲一把把我揽在怀里，我们抱头痛哭，两个人顿时哭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

    现在想来，和母亲一起痛哭流涕是一桩多么幸福的事啊。我们畅哭之后，母亲搂着我，我头枕在她的胸间，依偎着两座沉睡的村庄，在娓娓的语流中，轻轻地起了鼾声。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时母亲还在熟睡，我看到母亲沉睡的脸庞上那些闪烁的泪光，我就知道父亲在她心中的位置。但他为什么不回来呢？他不是去打工的吗？他不是说要给我们幸福的吗？他咋还不回家呢？或许就是这个清晨，是母亲的泪光让我在心底，暗暗地埋下了对父亲的怨恨，埋下了这怨的种子，恨的根。因为在我看来，都是他缔造了我母亲的痛苦与不幸。

    第12节 大暑

    听母亲说，那天快天亮时，警察又来把她带走了。她走的时候，看我睡得那么熟，就没有叫醒我，而是去敲了白奶奶家的门。我母亲把我交给了白奶奶，同时往她的围裙袋里塞了二十块钱。我母亲也没有告诉白奶奶她要去哪儿，只说要出去一下，要几天还不定呢，她想把米子托咐给她。白奶奶满口答应了，她对我母亲说，米师母你放心好了，快去快回。母亲就硬塞给她二十块钱，说让她费心了。白奶奶执意不肯收，但我母亲匆匆就走了，她一出墙门，就被一辆吉普车接走了。那两个人将她带到城西北郊区一处设计保守的建筑群前，这时候天大亮了。

    在青山绿水间，建筑群庞大而又孤独，像陶渊明之后新发现的又一处世外桃源。据说这儿是林彪在江南搞的“五七一”工程的残址之一。林彪想造毛泽东的反，结果反丢了自家的小命。在高耸四合的围墙中，外貌古色古香的建筑群沉浸在黎明时分的静悄悄中。一排排结构完全相同的楼房，像军营，也像公墓。他们带她进了其中的一幢楼房。进这幢楼前，母亲看到房子的山墙上钉着块搪瓷牌，有个白底红字的⑩。房子外貌仿古里面却粗糙，尽管刚用白灰粉刷过，但墙面颇有艺术感的颗粒状说明还是堵毛墙。一股浓郁的石灰味扑鼻而来，大家轮流打了几个喷嚏。楼梯很阔，可以同时走五六人，他们盘旋而上。她注意到每个楼层的楼梯口，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穿制服的人，看上去假得像木头人，其实是真人。他们爬到七楼顶层，左拐，又走了50米左右才停了下来。

    我母亲被关在最东头朝北的一个七八个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间里有一股难以名状的臭味，像有只死耗子腐烂在墙角落的暗洞里似的，气味一阵一阵地传出来。她坐到铁架子木板床上，出了好一会神。但她双肩以上的部分好像空缺了，就像一个死人，根本想不来事情。不知过了多久，她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了，来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陌生的男人很容易记的，一个抽烟，一个不抽烟。抽的那个老抽，而且抽得很特别，别人的烟夹在食指中指之间，而他夹在中指无名指之间，第一眼看总觉得别扭，第二眼看才有惊人的发现，他的右手只有四只手指头，本来长食指的地方只剩下一个疤了。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母亲心里不免一惊，并好奇地想：以他的职业而论，这是个致命伤，没有食指，紧急关头他拿什么扣动扳机呢？但现在这个疤就像第三只眼，在他的嘴边狡黠地窥视着我母亲，让抽烟者的沉默有了撼人的力量。不抽的就像一株被七月流火晒瘪了的旱地植物，枝枯叶黄，有着一张灰蒙蒙的苦大仇深的面孔，年纪不详，总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母亲没有琢磨这两个陌生的男人，她没这个心思，是这些印象自己蹿到她脑海里的。

    母亲随即被带到了地下室。

    那是一间宽敞又明亮的地下室，在他们打亮天花板上的八支日光灯之后。没有窗户和阳光，地下室照样亮得透透的。母亲注意到天花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致命的，那就是好几千瓦的探照灯。我们都叫它“小太阳”。据说这种探照器材具备了令人恐惧的亮度，人被它一照，要不了多久就会头晕目眩，神志恍惚，案情就像竹筒倒豆子似的从犯人嘴里乖乖地倒了出来。

    我曾经在一本书中，读到过希特勒在二战期间，为了逼供，发明了一种折磨人的图案刑具，即让人住在四周墙壁上绘有大小S型线条图案的狱室内，昼夜用强烈灯光照耀；被囚禁者只要睁开眼，就会晕眩而无法忍受。那天，母亲也不由得东张西望，看到四墙也是刚粉刷过的粉白。她一进这个宽敞而又亮堂的地下室，人就僵了。这里面的陈设是固定的，一排霸气的台子把偌大的地下室切割成一头大来一头小，大头这边紧挨着台子有三把靠背椅子，小头那边紧贴着墙是一只凳子。母亲清楚自己的位置，乖乖地坐到凳子上，双脚放平，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她一坐到凳子上，身子就开始不听话地哆嗦；她的身子和她的内心有些脱节，她的内心却异常的宁静。

    他们和我母亲面对面而坐。“四指”坐在右边，“旱地植物”坐左边，让中间的椅子空着。那是主审员的位子。“旱地植物”准备了纸张笔墨。那支笔在他手指间就像孙悟空玩如意棒似地舞得团团转，比老孙玩得还专业。母亲一直斜视着地下室门口，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人进来，她就开始走神了。突然“四指”喊了声“701！”母亲不知道“701”是啥东西？后来才想起“701”不正是自己住的房间号吗？这不就是在叫她吗？“四指”又喊了一声“701！”，姓名？这不就是审问吗？她感到意外，他们没有打探照灯，居然不要她头晕目眩，胡说八道。她尽管从未到过这种地方，但自觉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政治面貌，家庭成员，家庭地址……等等。

    她从“四指”的吸烟声和“旱地植物”沙沙的书写声中，听到了内心一片轰隆声，那是心脏的声音。她的内心越来越轰鸣，越来越急促，她知道实质性的提问就要来到了。谜底就要揭晓了。她揪心地等待着，就想马上知道为什么抓张波叔？为什么把她也抓来了？

    但“四指”突然沉默了。

    地下室里一片死寂。“四指”点烟。母亲开始大面积地流汗，她的裤带全湿透了。“四指”又点烟。母亲抹了一把脸，手都湿了。“四指”点上第三支烟。母亲的防线被沉默的时间撕破了，整个人像一坨烂泥耷拉在凳子上。这时候地下室里突然响起了“四指”的声音：“701！”你和张剑波是什么关系？母亲愣了半天，才想起张剑波就是张波叔，她说，他说是我丈夫的朋友。

    他怎么会躲到你家来的？

    是儿子在城站找他爸爸时碰见的。

    什么时间？

    三个月前。

    具体是哪天？

    4月底，我想一想，是……4月25号或者26号，就这两天吧。

    那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你丈夫的朋友呢？

    他身上有一封我丈夫写来的信。

    那信呢？

    给我搞丢了。

    怎么搞丢的？

    生煤炉了。

    那么，知道信的内容吗？

    知道。

    说！

    我丈夫说“今张波兄有难处，欲在杭呆段时间，你就让他住在家里吧。外面工作难寻，钱也难挣，望谅。米子好吗？你好吗？吾这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完毕就回杭州。”

    就这些？

    就这些。

    你说张剑波是你丈夫的朋友？

    是的。

    什么时候交的朋友？

    我不知道。

    知道他是哪儿人吗？

    大概是北京人吧。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他要来的？

    不知道。

    你不是说是你儿子从城站接回来的吗？

    我说了吗？那大概是我说错了，我儿子不是去接人，而是去找人，我丈夫出去四五年没回来了，我就叫儿子常去城站看看。

    结果就碰到你丈夫的朋友？

    是的。

    那正是无巧不成书啊。是不是你和你丈夫联系好的？

    天地良心，我没有说一句谎话。

    那你丈夫现在哪儿？

    听丈夫的朋友说，他在北京三里屯。

    详细地址？

    不知道。

    他在那里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出去打工，有什么做什么。

    那你还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口袋里怎么会有你丈夫的信呢？

    我也不知道。

    你不是说他有什么难处？是个潜逃犯吗？

    我可没有说。

    那信上是怎么说的？

    我丈夫说“吾一切皆好，请勿念。今张波兄有难处，欲在杭呆段时间，你就让他住在家里吧。吾托其带去现金250元，请查收。外面工作难寻，钱也难挣，望谅。米子好吗？你好吗？吾这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完毕就回杭州。”

    你刚才好像没有提到钱的事情？

    我……我……

    说吧，你还隐瞒了什么？统统说出来！

    我知道的全说了。

    但有关你丈夫的那个朋友的情况，你还没有说？

    我说了。

    什么难处？他有没有在你家藏了什么东西？

    没有。

    好好想想吧，就算不为你自己，也为你的儿子想想。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张剑波在北京的来头还不小呢！

    啊……

    “旱地植物”叫我母亲过目、签字，我母亲突然发现自己虚脱得连站立的力气也没有了，头有三倍那么大，一拎一拎的痛。她扶墙站了好一会儿，拼命地跺脚，过了好一会儿才消除这折磨人的麻木。她并没有仔细看“旱地植物”的记录，她的眼睛哪看得见东西呵，她哗哗地翻到最后一页，歪歪斜斜地签上三个字：张小丫。我母亲以为这样就可以走了，谁知这时候从门外进来一个人，还是个女的，瓜子脸，柳叶眉，单凤眼，嘴巴咧咧开，朝人笑嘻嘻的。她手里拎了一只录音机，走到中间的位子，然后把录音机放在她面前的台子上。原来中间这个位子是给她留着的。原来正式的审问现在才开始啊。她侧头问“四指”可以了吗？“四指”说可以了。“笑嘻嘻”对已经老老实实回到座位上的我母亲说，好，现在我们来做个游戏，我说一个词语，你听到这个词语肯定会联想到别的词语，就脱口而出，不能思考，不能超过一秒钟，听明白了吗？母亲说听明白了。她说那好，我说一个你说一个，直到我叫停时你才停。她揿下录音机的录音键，然后说了声开始：黄瓜？——西瓜。北京？——杭州。春天？——清晨。火车？——大炮。丈夫？——有为。这儿？——那儿……她们两个人就像穷秀才对科似地报了一大串词儿，才听到她说好了，并关了录音机。母亲说歌曲。她笑了，朝母亲摆摆手。母亲这才明白她说好了是指游戏结束了。她朝“四指”说了声可以了，就起身先走了。

    随后“四指”和“旱地植物”把她押回房间。他们走出地下室，沿楼梯盘旋而上，当我母亲回到七楼的走廊上时，她发现外面已是夕阳西下，天空如焚，归鸟在不远处的青山之上潮起潮落，鸟鸣声声。母亲想不到她在地下室已呆了七八个小时了。有那么久吗？地下室真是个不分昼夜丧失时间的地方。她问自己，他们骂她了吗？没有。他们打她了吗？也没有；但她在地下室里却像死过了一回的疲惫不堪，身心俱毁。她死人一般地躺在铁架床上，感觉到了死一般的舒服。她连晚饭都不想吃，就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这一夜都是梦。梦里老是有直升飞机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她的脑子在梦里也像塞万提斯笔下的风车没日没夜地转动，又沉又痛。当高高的窗口有了微弱的亮光，她被满身的痒痛螯醒了。她一摸身上，到处都是蚊子叮过的肿块。成群结队的蚊子在飞舞歌唱。这些花脚的山里蚊子，不但个儿大，而且叮起人来也十分鲁莽；它们大概已很久不见人了，母亲的出现让它们天天像过节，天天像乡下人杀猪过年那样开心。你瞧一只又一只蚊子像轰炸机一样逼近她的脸面，它们嗡嗡的尖叫声像锥子一般钻痛了母亲的脑子。到了后半夜，母亲索性坐了起来，把手摊在膝盖上，放松，让它们叮。她心说，叮吧叮吧，如果你们不想活的话，你们就叮吧。那两只吵死吵活的蚊子，果真像饿狼一般扑上来，像商量好了似的一只叮她的右脸，另一只叮她的左脸。母亲让它们叮，让它们静下心来开始吸她的血。她知道贪婪中的家伙是最愚蠢的。它们做梦也想不到她那两只手心向上摊在膝盖上的手，会同时落在她自己的左右脸上。异“手”同声：啪！声音自然不轻，应该有两只蚊子来不及做梦就永垂不朽了。但母亲仔细地检验了脸上和手心，居然没有蚊子的尸体，也没有那种湿漉漉的手感。它们肚子里灌着她的血早已逃走了。愚蠢的不是蚊子而是母亲自己。要不它们还能叫阴谋家吗。

    连日来，母亲被山里蚊子整得够呛，精神萎靡不振。二审时，母亲坦白了是她把父亲的信吃掉的。她吃信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250元钱，她怕被人知道后，说不定就当资产阶级的尾巴给割了。

    “四指”问为什么第一天不说？

    我不敢。

    那怎么今天就敢了呢？

    我觉得你们并不是为了钱，才把我带来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被带来吗？

    我猜是因为张波。

    ……

    二审就到这儿。“四指”的脸阴得拧得出雨来。“旱地植物”让母亲签字。她看也没看，熟门熟路地在最后一页签上了大名。那个笑嘻嘻的女人随即又出现了。今天她带来了一付扑克牌。她叫我母亲过去，隔了台子和她面对面站。她说我们来做个游戏吧，我发一张牌，你就看着我发的牌报一张，比如我发的是一张黑桃8，她边说边动作，母亲瞧见台子上的黑桃8，就报黑桃8。她说不，你唯独不能报的就是这张牌，你必须报除这张牌以外的五十三张中的任何一张，要跟牢我发牌的节奏，不能思考，听明白了吗？母亲点点头。她把台子上的那张黑桃8收了起来，洗牌。然后她说开始吧，就往台子上发方块10，母亲报黑桃2。她发黑桃K，母亲报红桃5。她发方块4，母亲报黑桃Q。她发红桃6，母亲报红桃9……她越发越快，母亲越报越快，直到她发第三十二张牌（梅花A）时，母亲慌不择口地报了梅花A。她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

    “四指”和“旱地植物”又押我母亲回房间。

    母亲悔不该让张波叔写这些信，这些信非但没有找到我父亲，反而招惹了那些警察。那天抓张波叔的警察中，就有两个北京来的，他们按那些信的落款地址，顺藤摸瓜找到八卦墙门，找到了他。是她害了张波叔，也可能害了我父亲。还有，她更不该把我父亲的那封信吃进肚子里。那天后半夜，当张波叔交代出我父亲的那封信后，就有两个警察又扑到我们家。我母亲怕那250元钱被人知道，就在警察敲门时，匆匆把信吞了。吃进肚子当然安全了，但这让她事后很难说清楚，因为那些警察根本不相信她因为这个原因而把信吃了。他们拘留了她这么多天，就是要她交代信的内容。那封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父亲的信母亲看过很多遍，全信她能倒背如流，但正因为这一点，恰恰让警察更怀疑它的真实性。母亲为此吃足了苦头。张波叔当天晚上就被押去北京了。不知他们有没有去找我父亲，我父亲有没有出事？他怎么还不回来呢？

    接着是第三次审讯。第四次审讯。第五次审讯……

    我母亲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她被逼得快要发疯了。这天，我母亲发觉脑子里有三粒石子，在骨碌碌地滚动，发出单调而又空洞的声音。这声音让她心烦意乱。她摇头，用双手拍打脑袋，她要它们停下来，别再滚动了。但是不能够，它们一直在她的脑子里滚动，就像三粒骰子滚动在兰花瓷碗里。我母亲叫喊着，她冲到房门口，双手抓住门栏栅，将自己的脑袋砰砰地往门上撞，唯有这份撞击的疼痛，让她感到舒服极了。突然，“四指”和“旱地植物”出现在门口，“旱地植物”打开牢门，“四指”对我母亲说，你可以走了。他又说，外面有车送你回去。

    我母亲愣住了，脑子里的石子突然不响了。她陌生地望着“四指”和“旱地植物”，那双清纯如泓的眼睛轻轻地闭上了。我母亲突然变成了软体动物，她猝然瘫倒在地上。“四指”和“旱地植物”连忙把她扛到床上。“四指”掐了下人中，“旱地植物”端来了清水，喂了几口，我母亲才苏醒过来。她看看两个人，挣扎着起来，要跟他们去地下室。“四指”说不用了，根据赵警官的测谎试验，他们相信她是诚实的，她确实不知张剑波的任何情况，所以决定放她回去。他说她现在可以走了。“旱地植物”连忙将我母亲扶起来，他说她不该呆在这种地方。

    我母亲下楼时，踉跄了一下，“旱地植物”连忙扶住她。他问她怎么样？母亲说没什么，谢谢。“旱地植物”执意扶着她下楼，母亲轻轻地依仗着他，一直走到底楼，出了那幢楼房。她再次向“旱地植物”表示感谢，他才不无遗憾地松开了手。母亲缓慢地行走在太阳底下，不一会儿就满身汗湿了。这是虚汗。她走到高高的围墙门口，再回回头，又见“四指”和“旱地植物”站在楼底下，目送着她离去。母亲一低头，出了墙门一拐，他们就看不到她了。

    再行路边，停着一辆吉普车，紧贴在把建筑群高高地围起来的围墙外。我母亲从里面一出来，吉普车的喇叭就嘟嘟地响了；接着就听有人喊，小丫，在这儿哪！

    金叔后来经常到我家来探视我母亲，向她问一问张剑波的消息？我父亲的消息？他来了也不坐椅子，就坐在我们家的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烟；不一会儿功夫，就在我们家的门槛上留下一坨小山丘似的烟灰。他叼着烟跟没叼似的，吸烟的同时照样可以说话，喝水。听他自己说，他每天只划一根洋火，早晨坐在床上点燃第一支烟后，就不用再划第二根了；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直到晚上他抽着抽着就睡着了，他老婆才帮他拔掉烟，揿灭在烟灰缸里的。他说起这些事来，就开心地哈哈大笑。对了，他笑的时候也是叼着烟的，眼睛微微眯着，以便减弱烟雾对视力的影响。他脸上的麻子因为笑而抖叽抖叽的，越抖越红越抖越亮，抖得我的心扑嗵扑嗵地乱撞，我就怕他跟墙门里的人所说的那样，金麻子一抖，就起了杀心。

    我讨厌这个瘸子，总有一天我要把他的另一条腿也打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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