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回来后第二天，就去厂里领活，结果被叫去厂长室。厂长姓高，是矮个子，脸特长，轮廓线几乎与他高挺的鼻子及耳朵成平行了；光看脸，他很像一只德国短腿猎犬。但他是个老好人，平生最怕欺侮别人，尤其是女人；所以他见到我母亲后话还没有开口，脸就红了，自己已委屈得快要哭出来了。他说小丫啊，大叔对不住你……母亲一听腔调就什么都明白了。她现在已不同于以往了。她现在是一个在拘留所呆过的、家里窝藏过逃犯、又丈夫下落不明的女人了！我母亲从拘留所一回来，她就觉得墙门里的人不对劲了。但你也不能怪中国老百姓都是见风就是雨的小人，他们实在是被层出不穷的运动吓破了苦胆。我母亲冲老厂长灿然一笑说，高伯伯，你这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呢，我们那边有个厂子早要我去了，我就是舍不得这儿……“德国短腿猎犬”一惊，又一喜，说，是真的吗？那就好！那就好！我这就带你到财务那儿结帐。母亲说高伯伯您忙，我自己去就行了。“德国短腿猎犬”把她送出厂长室门口时说，那好，小丫有空来玩呵！母亲回头笑道，我会的。母亲结了帐，快步走出这家街道小厂向东的大门。跨出大门的那一刻，她流下了眼泪。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她的代表作《情人》中，说到她贫穷的母亲时，是这样说的：“她是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或者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一生各个时期，永远对着沙漠，对着沙漠说话，对着沙漠倾诉，她永远都在辛辛苦苦寻食糊口，为了活命，她就是那个不停地数说自己遭遇的玛丽·勒格朗·德鲁拜，不停地诉说着她的无辜，她的节俭，她的希望。”[9]而我母亲不是这样的。我母亲同样是一个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但她是恬静的，她吃着馊粥霉菜，遭受着白眼，真的要给贫穷活剥了，但她什么也不说，依旧笑微微的，像吃了什么补药似的，什么也不舍得告诉别人。
在她失业的日子里，我母亲捉了六只半大鸡来养。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有一天，我家宫殿般的鸡棚里，忽然就住进了六个小主人。这六只二毛还没有长齐的半大鸡，它们紧贴翅膀的腰间露出一块光溜溜的红皮肤来，是鸡这种漂亮家禽一生中最为难看的时候。三只长脚杆的是小公鸡，三只矮脚杆的是小母鸡。小公鸡在美丽绝伦的宫殿里，总是一派居高临下的样子，它们还真以为自己是国王呢，常常去欺侮那些小母鸡，把它们逼到鸡棚的角落里；它们把小母鸡惹毛了，小母鸡就发疯地啄它们的头皮，痛得小公鸡满鸡棚地逃，但啄红了眼睛的小母鸡依旧不屈不挠满鸡棚地追。看它们打架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另外，用剪刀把鸡草剪碎了，丢进去喂它们，也是非常好玩的。
所谓鸡草，就是各种青草的草心中最鲜嫩的部分。鸡喜欢吃。鸡吃了就长身体。鸡长好了身体，人就可以吃鸡了。母亲说等养到过年，就杀一只给我吃。母亲说完话就背起竹箩，又去割鸡草了。她沿着始版桥直街向南而行，护城河两岸轻黄浅绿映照着清流，一棵杨柳树上有一对麻雀被她惊走了，噌！噌！一只往南逃，一只向北飞。真是的，大难还没有临头就各东西了。
望江门外一股异乎寻常的气味让母亲充满希望，她找到了气味的发祥地。那是一个城市的生活垃圾中转站。到处都是垃圾，在阳光下五光十色；勤奋工作的苍蝇们，等母亲靠近时惊得满天纷飞，它们蓝绿色的身子在阳光下反射出虹光，让母亲双眼发花。她后退了几步，沿垃圾场走了大半圈，最后不得不放弃刚才的想法。刚才她一闻到气味，就想从垃圾堆里掏到比青草更好的鸡食。她离开垃圾场，继续往南，把满天飞舞的苍蝇群，以及垃圾腐败的气味，还给了那一片斑斓的阳光地。
母亲来到了钱塘江堤上。大江滔滔，金鱼银鱼在极目处如织闪烁；凹凸有致的石驳坎在阳光下，反射出阵阵热浪。母亲看到一处石驳坎的中央，有不少枯枝烂叶的青菜。她小心地爬下石驳坎去，平静而又辽阔的江面，依然让她脚底发软。母亲仔细地挑了些带点绿色的菜叶，捡进竹箩里。过了很久，或许没有多久，母亲的背上发热，头也有些晕了，有种不祥的感觉令人胆战心惊，她忙小心地攀着凹凸的石头，爬了上来。到了江堤上，母亲拍拍胸松了口气。这些捡来的菜帮子，母亲打算喂给鸡吃的；但到家里洗了洗，她发觉人还是可以吃的，于是就落进了我和母亲的肚子里。
小鸡是快乐的。它们在宫殿里吃喝拉撒睡，它们茁壮成长。它们的快乐让我很快乐，让我母亲也很快乐，但让我们墙门口里的一个人很不快乐。有一天，她突然如河东狮吼，骂我母亲是个贼骨头，偷了她们家的东西。
这只河东狮我不说大家也猜得出来，她就是“两座大山”。大家都知道她的嘴不是嘴，而是噪音制造器。每天天不亮，她挖开眼睛就骂人，一直骂到夜快边；天黑了她继续骂，再骂到睡觉为止。她主要是骂黑叔，谁也搞不清她为何骂丈夫？为何天天骂？或许就为了骂而骂吧。其次是骂墙门里的女人。她与任何女人（包括“洋葱头”，她们俩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对活宝）为敌，眼里都是刺，嘴里嘀咕嘀咕地响，像老尼姑念经一样，整句话你听不清楚，但句中的个别单词，像畜生、狐狸精、贼骨头之类的，就很容易跳进人们的耳朵里。她唯有和外面的男人打情骂俏时，才和颜悦色，笑声朗朗，这时候倒不失为一个风趣幽默的女人。可是这天下午，母亲割鸡草回来时，她突然像一团巨大的雪球似地从楼上滚下来，冲到我母亲面前。她骂我母亲是个贼骨头。我母亲是个连吵架都不会的女人，她因为被人骂作贼骨头而羞辱得红头涨脸，额头爆满了汗珠；她恐慌地张东望西，在寻找我的身影；她以为是我拿了楼上人家的什么东西。其实不是的。“两座大山”骂贼骨头，是指我们家的“宫殿”里的那六只小鸡。照她的说法，这六只小鸡，是黑叔掏钱买了送给我母亲的。我母亲说哪有这种事体的？她是托冬师傅捉了这六只小鸡，但钱是我们自己的，怎么成了他掏钱了呢？这事可以问冬师傅的嘛。
“两座大山”叫我母亲别装蒜了，别装得跟个老处女似的，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干的好事？你张X这么痒，不好撒把盐擦擦的！你叫老死鬼偷了家里的钱，去给你买小鸡，而且一买就是六只。你的本事还真大呀，你把自己的男人赶出门，专门勾引别人家的男人！你真是好本事呀！你个贼骨头，你偷我们家的鸡呀，你偷了鸡还不够，还想偷我们家的男人呀？你个狐狸精！你个卖X货！……
我母亲被她骂得一脸霜白，却不知道如何还嘴，空张着嘴巴。这时候我就在边上，我恨死“两座大山”了。我恨她骂我母亲，骂“白蒲枣”，骂黑叔。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我突然低头冲了过去，我使出全力，嘭地一声顶在她的肚子上；她后退了几步，被天井里高出来的青石板，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绊倒了。她像一只四脚朝天的癞蛤蟆那样躺倒在我们家门口。她索性就不起来了，双手拍打着石板，呼天抢地地哭骂起来，像哭死人似的。
我母亲赶紧把我拉进门去，然后把我和她自己关进家里。她抱住我，整个人不停地颤抖。她也不知道要骂我，就一脸茫然地望着我。门外的哭骂声起了变化，其中夹杂着小鸡们惊慌的尖叫声。我们趴在门缝里，却看不到她在如何虐待或折磨我们家的小鸡。就听见有人喊，米师母，你们家的鸡给人抱走了！我们听到了，但母亲不敢开门去争。我要出去。母亲又不让。我母亲真是没用。要是父亲在家，别人敢这么欺侮我们吗！
这天晚些时候，黑叔又偷偷地把我们家的小鸡还回来了。
我有些看不惯黑叔的作派，做什么事情都偷偷摸摸的，本来没什么也变得像有什么了。我还记得我们搬家那天，母亲在第一车把我带到八卦墙门，她就让我站在一位老大爷的身边，叫我千万别走开。百忙之中，母亲叫了他一声大叔，请他照看我一把。这位老大爷人很瘦，脸色不光黑，而且发青。其实，母亲叫他大叔是叫大了，他只比我母亲大两岁，属虎；但在生活中他却像老鼠一样畏缩，我一站到他的身边，他就眼神不定，两只眼睛如同采蜜的蜜蜂一样忙碌，不安地左顾右盼。好像我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我当时就想，这么大个人了，他难道连一个伢儿都紧张吗？他就是黑叔，一个一看就知道因为性压抑而造成内分泌严重失调的中年男子。尽管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性压抑，但我能感觉得到他的内心世界。
事情还远远不是黑叔所想像的那么简单。第二天没等天亮，“两座大山”就又把六只小鸡抢回去了。这回她骂得更凶更猖獗，骂得墙门里没有一个人不听见的。到了傍晚，黑叔又准备将小鸡归还时，他被候在那里的“两座大山”逮住了。她骂他是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狗！说她家里的金山银山都给他搬空了。“两座大山”七骂八骂还不解恨，就和黑叔扭打了起来。很难相信，一个男人还打不过一个女人。但事实就是如此，黑叔被女人抓破了脸，脸上、脖子和身上都是血印子，手背上还有牙齿咬过的牙印子。最后她骑在黑叔的身上，把他的鼻子打歪了，鼻血流到黑叔的嘴上，咸咸的。
我们家的小鸡因此而在楼上呆了些时日。有一天，黑叔身上的乌青块褪去了，他再一次偷偷地将小鸡送还给我们，并对我母亲说对不起。这一次“两座大山”吵得更凶了。她赤脚从楼上追下来。她叫黑叔去死吧。叫他好去死了。骂他没有用的东西，你怎么还不去死呢？黑叔从她的骂声中离开了八卦墙门。“两座大山”恶毒的目光追着黑叔骂道，你个老翘辫子，你敢走出这个墙门，就不用回来了。她从空荡荡的墙门口收回眼睛后，回过身来，做了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她从我们家的鸡棚里抓出一只小鸡，一扭小鸡脖子，“咔嚓！”一声，将断了脖子的小鸡，扔在鸡棚前面；又抓出一只小鸡，照样鸡脖子一扭，又是“咔嚓！”一声……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六只小鸡顿时都咽了气，它们歪着脖子平静地躺在宫殿般的鸡棚前。那是何其的壮观。她为此而得意地冷笑道，我让你偷！我让你偷！不要脸的贼骨头！就在这个时候，黑叔突然又蹿回来了，他看到惨死在女人手下的小鸡们，整齐划一地躺在青石板上，嘴里倒抽了一口冷气，愣住了。女人又骂他道：你不是去死了吗？你还回来做什么！黑叔像是被她骂醒了，跑过去，推了那辆送煤饼的三轮车，匆匆忙忙地踏出了墙门。
黑叔出墙门时，擦了一下刚打酱油回来的“小六六”，“小六六”拎在手中的酱油瓶，“啪！”地掉在了青石板上。瓶子碎了，酱油溅了一地，把她的两只裤管都染红了。“小六六”吓得大哭起来。但黑叔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黑之中。第二天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那滩酱油的迹渍，像鲜血一样鲜红，蹲下来闻闻，却有着鲜血所没有的香味儿。
这天深夜，我被母亲的病痛声惊醒了。从西窗照进来的灯影里，我看见痛苦呻吟的母亲，她整个人像一条桥虫，先是把身子缩成新月状，突然又拉长身子，双手颤抖着，在她自己身上摸索着、寻找着体内的那份病痛，试图将它赶出来；但没有用，病痛在她的身体深处为所欲为，大肆侵吞，让她更加痛苦，更加无措。她的呻吟变得更大更凶猛了。我母亲在床上拼命地打滚，身子迅速弓起又拉长……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之间，我母亲没有了呻吟，没有了辗转，什么也没有了。她直挺挺地僵在了床上。夜色中只剩下了香气。满屋子的香气就像山岚塞结了山谷一般，沉甸甸地飘来荡去。母亲她怎么啦？她死了吗？我害怕极了。我爬过去扑在母亲身上哭了起来。
母亲身上盖了条薄毯，被她拉到下巴上，捂得严严实实的；母亲的脸因为高烧而潮湿了，两眼有些呆，但看人时又很亮。她疲惫地望着我，问我怎么啦？又做恶梦了？我摇摇头，我说妈妈病了，我不要妈妈病。母亲摸摸我的头，扯扯我的小耳朵说，乖，妈妈的病没事，在床上打几个滚就好了。我嗯了声，但我不信有这样的病，只要打打滚就好了。母亲说真的，出一身汗就好了。
母亲的汗真香，我贪婪地呼吸着，如痴如醉地睡着了。
一天夜快边，几个退休老工人在贴沙河里钓鱼，其中一个留山羊胡子的老头儿，他的鱼钩被水底的什么东西勾住了，拖不动了。他拖拖放放，放放拖拖，钓鱼线差点绷断，鱼钩还是一点不放松。可以肯定，他钓到的不是鱼。可能是本塘“大王八”、老树根或湖石什么的。这时候是初秋，是秋老虎最凶的时候，“山羊胡子”剥了汗衫就下了水。他顺着钩鱼线一路摸下去，河水没到他脖子上了。他的手忽然碰到了圆鼓隆咚的东西，一摸是只自行车的轮子，他的鱼钩就绕在了钢丝上。他惊喜地回过头来，朝岸上的同伴喊，有一辆车子！岸上的同伴就喊，那你拉上来啊。他扎了个猛子，潜入了深水中。突然他蹿出水面，惊慌失措地往岸上逃，好像屁股后面有鬼在追他似的。岸上的同伴问他怎么啦？他也不吭声，在水里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直逃到岸上才一脸苍白地喊，有鬼啊！
鬼你的头啊！同伴们嘲笑道。
真的，那鬼骑着车子，袖子一晃一晃的。“山羊胡子”说得神乎其神。
同伴们不信，其中一个说，我倒要看看鬼是什么样子的。他招呼了几个人，一齐下了水。他们从水里弄上来一辆三轮车。“山羊胡子”说得不错，三轮车上坐着一个大胖子。他的两只脚被绑在踏脚板上，他的两只手也同样被绑在把手上。所以，尽管他胖得不堪重负，但他还是牢牢地骑在三轮车上，低垂着大脑袋，好像正在埋头赶路似的。他被推上岸后，身上到处都在流水，他的鼻子、耳朵和嘴巴，他的袖子、衬衫下摆和裤管里，都流淌着污浊的河水，间或有不懂事的小鱼小虾小鳗儿随流而出，掉在河滩上，扑突扑突地乱跳，它们再也回不到河里去了，不久将和上帝住在一起。
忽然有人惊叫道，这不是煤饼厂里的老冬吗？
因为天气或在水里呆久了的缘故，他整个人已经变型了，本来非常瘦小的黑叔竟变得非常的肥大，白白胖胖的，头有过去的两三倍大，肚子也鼓得厉害，像座山似的。“两座大山”赶到那里时，金叔已带了所里的两个警员老李和小王，在那里做了他们该做的一切。他们把黑叔从三轮车上解了下来。让他趴在河滩上。黑叔的嘴里咬着一把灰不溜秋的水草，在不停地淌着河水。他的眼睛异常巨大的睁开着，像是要拼命地看清楚什么似的。大家自觉地让开一条道路，都纳闷地望着来到河滩边的“两座大山”。因为人们第一次看到她闷声不响地走路，她紧闭着平日那张如百子炮仗噼啪不停的嘴巴；看她穿过人群，然后扑嗵地往黑叔身边的地上一坐，就再也没有响声了。大家竖起了耳朵，期待着她的哭唱，期待着她把自己对死者的不舍，对死者不辞而别的怨恨，对死者一生的幸与不幸的盖棺定论，用一种特别的歌唱方式表达出来。但是她没有，这个身材高大的大胸脯女人，甚至连一点点哭泣声都没有，她只是把嘴巴抿得紧紧的。人家把黑叔抬回了家，“两座大山”也起身跟了回来。
从此，她就成了一个半哑巴，八卦墙门里也因此而变得异常的寂寞。
母亲关起门来，哭了整整一宿。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黑叔。她不该托黑叔从太平门直街捉来六只小鸡。如果没有这六只小鸡，黑叔也不至于惨到这个地步。黑叔的尸体在冬家的门板上挺了两天。“两座大山”领着海子和“白蒲枣”守了两天。但她不哭不笑不说话，也没有眼泪。她的脸上呈现出沉思的神态，好像她在思考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这种神情把大家都吓坏了，白奶奶一趟趟地跑去劝她，冬师母，你哭啊，哭不出来，喊两声也好的，千万别憋在心里，要憋出病来的。
但“两座大山”像块胖木头一样坐在黑叔的左边，眼睛死死地盯着黑叔的嘴巴。她已经给黑叔换过两套衣服了。黑叔被抬回家后，她就把黑叔身上的湿衣服换了。可是到了半夜里，黑叔身上的衣服就湿透了，他的袖口开始滴水了。于是，“两座大山”又给黑叔擦身子，勉强找出一套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她也不清楚这些水是从何而来的。有人建议往黑叔的嘴里塞茶叶，就不会有水流出来了。于是，“两座大山”找出茶叶罐子，用筷子撬开黑叔的嘴巴，往他嘴里塞茶叶，塞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再合拢嘴。但到了第二天中午，黑叔突然活了，他要开口说话了。在冬家吊唁的亲友们，瞧见黑叔抖擞着下颌，嘴巴渐渐地张开来，都吓得四奔了。唯独“两座大山”静静地坐在黑叔的身边，望着他张开嘴来，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两座大山”生气地捏住黑叔的下颌，她说你给我闭嘴，闭嘴！但她无法阻止黑叔的嘴巴一动一动的，从嘴里吐着白花花的泡沫来。因为天气的缘故，在河里浸泡了一两天的黑叔，身体开始腐烂开始臭出来了。尸臭引来了成群结队的绿头苍蝇，它们源源不断地往我们墙门里赶集，叮得四周的白墙上乌鸦鸦的一片。大家都捂住了嘴，劝“两座大山”赶紧将黑叔火化吧，但她死也不肯。“两座大山”又发现黑叔的衣服湿了。她发疯地回房去给他找衣服，但家里再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她挑了一套破衣服又要给黑叔换了。人们拉住了她。他们喊着她的名字，叫她好醒醒了。黑叔的衣服没有湿，真的没有湿。他们要她去摸黑叔身上的衣服，说不是好好的吗？不是干的吗？但“两座大山”摸在手里，却是湿的，她说都滴水了，你们还说干的？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们这些骗子！
关于黑叔的死因，墙门里的人归结为三个方面：
1.谋杀：因为他的四肢被绑在车上，但是原因呢？
2.自杀：因为六只小鸡的清白问题而被他老婆纠缠不清，愤而投河？
3.替身：因为王五淹死在贴沙河已经有些年头了，他也该找个替死鬼去投胎了？
第14节 处暑
黑叔死后没多久，在一个热得让人发昏的午后，在护城河畔，海子突然向我大打出手。当时我在那儿干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突然受到重物的撞击，人就跌倒在了地上。就像“两座大山”骑坐在我母亲身上那样，当海子骑坐在我身上时，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海子像他母亲一样胖鼓鼓的，个子也比我高出一个半人头。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愤怒，总之，他的面孔可怕极了。像要吃人似的。人吃人究竟有多可怕，我也无法具象地描绘出来，但我能感觉得到这其中的恐惧。他歪着癣斑明鲜的花脸，平白无故地骂我是小偷。说我们家偷了他们家的东西。我说你有病啊，我们家偷你们家什么东西了？但他说不出来。他就左手按住我的脖子，右手一下一下地劈我的巴掌。我知道一个人的巴掌是不能让人随便劈的。这让我很气愤。我要他拿出证据来，我们到底偷他们家什么东西了？他说他们家的东西我们都偷……这时候我已积蓄了一股力量，我猛地一滚，将海子掀在地上。我连忙爬起来，但海子也不慢，他几乎和我同时爬了起来，并一把揪住了我。我连退了两步，一蹬脚，就朝他扑了过去。但他太高大了，他拎起手朝我脸上就是一拳，我的一只鼻腔流血了。妈的，才一只啊。他这样骂时，我用手抹了一下，抹到一条血水。他又补上一拳，这下两只鼻腔都流血了，我知道，但我又用手抹了一下，这次是两条血水。这样他还说这次便宜我了，下次就要我的好看！
我想我已经很“好看”了，我找不到东西可以塞鼻腔，就赶紧躺在地上，头使劲地朝天。我才不像那些胆小鬼一样，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往家里跑，再说家里也没有人。海子一走开，“白蒲枣”来到我的身边。我不理她，她看我满脸是血就害怕得哭了。听到她的哭声，我的心软了软，就叫她去摘两张葫芦叶子来，结果她摘了两张南瓜叶子。她不知道南瓜叶子上的毛很刺的，而葫芦叶子的毛就不同了，是柔和的。但我还是将就了，尽管很不舒服，但我还是搓了两个小绿团，把鼻腔死死地塞住了。我用嘴巴呼吸，但我马上又害怕起来了，因为有一股甜腻腻的东西流向了我的嘴里。我知道，那是我的鼻血。“白蒲枣”跑到河边，把她小小的花手绢弄湿了，然后跑回来替我擦脸上和嘴边的血迹，一擦，我的血就跑到她的花手绢上去了；她就又跑去洗花手绢，这样跑了好几回，我的脸上干净了，她的花手绢也干净了。我至今还能感觉得到她的湿手绢擦在我脸上的感觉，凉嗖嗖的，舒服极了。
那天“白蒲枣”的花手绢在护城河里漂洗了很久时间，她让花手绢在河水中漂啊漂的，她的身旁则是散播着浓郁香气的野月季丛，红的红，黄的黄。我被她哥哥打成这副样子，她好像挺开心似的；那么小一块花手绢，她有那么长时间可以洗的。
这年秋天，海子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支洋火杆枪，就是用自行车链条、铁丝和牛皮筋制作而成的手枪。它的威力是很大了。拥有这支手枪的海子，经常带领小伙伴到河边、田野上去，寻找袭击的对象——癞蛤蟆。从枪中射出去的洋火杆，在一蓬烟之后，能够轻松地插入癞蛤蟆皮肉，痛得那些可怜的癞蛤蟆满身滮出乳白色的毒汁来。海子他们因此而狂笑不已，他彻底征服了墙门里的那帮小伢儿。他们追随着他，纷纷从家里偷出一盒盒洋火来，献给海子。
从这时候起，我和墙门里的小伢儿玩不到一道了；我的孤独，只有“白蒲枣”知道。
不知为什么，黑叔一死，我母亲就病倒了；她整天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时不时地发出一声柔而韧的叹息。但是有一天，金叔这家伙像个恶霸那样强行敲开了我们家的门。当我母亲披头散发出现在门口时，他用古怪的目光打量着她，愣了半天，才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樱桃只红十八天。樱桃只红十八天，还是二十天，这和病中的母亲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母亲口中得知这句话时，金叔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然的话，我肯定要问问灵清的。但现在，即使我有十种二十种猜想，那也不过是我的猜想而已。这家伙所说的樱桃只红十八天，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他每次来都牛X哄哄的。那天也是。那天他到我们家，就告诉我母亲太平制钉厂在招看机工，问她去不去？我母亲说去的。她说她正在为工作犯愁呢。他说那就好，你明天去找他们厂的齐厂长，就说是我叫你去的。这话说的，就好像齐厂长是他孙子似的，只要一报金爷爷的名号，一切就搞定了。但事实上就是如此，第二天我母亲还没有抬出“金爷爷”，对方就问她，你是小丫吧？说他正在等她呢。就这样，我母亲成了一名太平制钉厂的看机工，一直做到她病重为止。她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站在制钉机旁，睁大了眼睛看着那些钉子被一枚枚地造出来。一根铁丝从机器的那头通进来，咔噔！铁丝被切断，转身，一头打成伞状，另一头被刀剔，成锥状，然后被机器吐出来，啪地掉进接在下面的木板箱里。母亲所做的工作就是看住这一切，她也像一枚铁钉子被死死地钉在机器上，一切正常，屁事没有；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就拉闸，即切断电源。小毛病，自己动手；大问题，赶紧叫老师傅来处理。
制钉厂就在煤饼厂附近，上下班时，母亲必须从煤饼厂的门市部前面经过。生产蜂窝煤的机器声很响，轰隆轰隆的，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放小钢炮；人还没有走到门市部前面，早就听到了那放炮般的声响。等走到那里，母亲总是忍不住地要朝里面看一眼，她就会想那个站在机器边的人，应该就是黑叔吧。于是，她就在心里对那个人说：冬师傅，你好。
这在我母亲早已成了习惯。她每次去上班，走到煤饼厂门口时，她就说冬师傅，你到了。下班回家，又经过煤饼厂门口，她就说，冬师傅，我们回家了。于是她就和黑叔一起回家了。所以很久以来，对于我母亲而言，她都是和黑叔同进同出的，黑叔就在她的身边；如果遇到阴雨天气，她甚至能够听到他轻手轻脚的脚步声，和他特有的无声的微笑。这也是我母亲比任何人都喜欢阴雨天气的缘故吧。这样的日子里，她甚至能看到黑叔躲闪在她身后的影子，但她并不感到害怕，只觉得自己行走在街上，因此而有了安全感。
我讨厌看到金叔，就像我讨厌看到他脸上的麻子，讨厌看到他的瘸腿一样。不知为什么，他一来我们家，我就把他树为敌人。我对自己说，我父亲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总有一天，我要把他的另一条腿也打瘸了。但我依旧害怕他，害怕他的麻脸，害怕他的瘸腿，害怕他嘴上的香烟，害怕他身上任何一点与常人不同的地方，仿佛这些地方都被施了魔法，轻易就能致人于死地。我们墙门里夜里大人吓唬哭闹的孩子，惯用的一句咒语就是：再哭，我叫金麻子来把你捉去！哭闹的小伢儿一听“金麻子”三个字，就乖乖地闭上嘴睡了。所以金麻子一来我们家我就拔腿逃走了。我躲得远远的，我在直街上，我在城站，我在墙门之外的某个地点，胡思乱想着自己如何见风就长，一夜之间长成大人，然后如何如何替我父亲铲除这个敌人。这种种思想，使我更加害怕见到他，有一次他来时，我正准备逃走，他却突然叫住了我。我害怕极了，我知道这个流氓出身的派出所所长，肯定摸清了我的种种敌意，他现在就要向我下手了。我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他也发现了，他说你这个孩子，你抖什么呢？我说我冷。他哈哈大笑起来，冷？现在才几月啊，你冷什么呢？是啊，这时候才初秋，我冷什么呢？但他并没有深究，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给我，说是昨天去喝喜酒喝来的。这一把糖后来我和“白蒲枣”研究了很长时间，总算搞清楚是没有毒的，最后我们把糖块吃了，糖纸全归了她。“白蒲枣”那时候爱好集糖纸，七十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没有糖吃，收集糖纸也是好的。
金叔第二次来到我们家时，他就开门见山地对我母亲说，对别人我也是劝合不劝散的，但今天是个例外，我来就是来劝你“报失”的。所谓“报失”，即由我母亲——这个当事人——向派出所申报我父亲失踪，要求当地派出所作失踪处理。什么意思？我母亲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什么意思？金叔大声地反问道，你丈夫都出去五六年了，至今下落不明，你说什么意思？金叔这么一反问，我母亲就急了，心一乱，她就不知说什么好了。他便催促她说，还是去“报失”吧，“报失”了，你就可以单方面解除婚约，重新嫁个人。我母亲听他这么说就更急了，脸一层层地黑下来，她说谁跟你说我老公失踪了，我要重新嫁人了？金叔说你还这么年轻的，孩子又小，老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得有个男人来帮你一把，你说呢？这家伙越把话说得诚恳，我母亲就越气急；她的眼泪都被气出来了。她对这个瘸子说，我老公不是失踪，他是出去打工了，他会回来的。她说三四个月前他不是让人带来一封信呢？金叔说是吗？那信呢？你拿给我看看。我母亲说，我把它吃了，你管得着吗？金叔说，这不还是没有吗？唉！小丫呀，这不是我管得着管不着的问题，我是不忍心瞧你过得这么苦，你应该过一种全新的生活，真的。我母亲听了就发疯地嚷嚷着不要他管。但金叔依旧笑兮兮的，说，我都替你感到可惜。我母亲说，谁希罕你的可惜。我母亲她肯定是气疯了，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居然抄起家中的扫帚就打人。而流氓出身的金叔竟被逼无奈，落荒而逃，也是破天荒头一遭吧，他边退边对我母亲说，那这样好了，我再给他五年时间；再过五年，如果他还不回家的话，那我拖也要把你拖去“报失”，你等着瞧吧。他说完这句话，就一瘸一拐地走出我们家，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母亲高举着扫帚嚷嚷着，你做梦吧你！我们家不欢迎你来。这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布，从此以后，她决不让他跨进我们家半步！但这家伙压根儿就不把我母亲的话当回事。过了十天半个月，他又牛X哄哄地走进我们家了。
说他牛X哄哄，是因为他一来就向墙门里的人大谈特谈他在“文革”时期的那段“英雄史”。那时候举国上下对“文革”唯恐避之不及，聪明人都把自己说成是“文革植物人”似的，不作为，个人历史清白得一塌糊涂；唯独就他傻X兮兮的，还当这些事是金呢，拼命往自己的脸上贴。他说他那时候很傻，也很聪明，居然给他想出许许多多奇怪而又好玩的想法来。有一次他想，既然祖国山河一片红，红是革命的颜色，是正义的象征，那么在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就不应该红灯停绿灯行，而应该是绿灯停红灯行，这才英明伟大与正确吗。第二天他把这个主意跟革委会主任郑愚民一说，姓郑的拍案叫绝，问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这姓郑的是个白脸书生，写东西特别本事，沙沙沙沙，下笔如有鬼，毛两个小时就是一篇万言书哪，把“红灯行绿灯停”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都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地阐述得一清二楚三明四白了。完了，他掏出“南瓜柄”来，红血血地大印一盖，就得得得地送上去邀功了。可惜，这事后来被上面否定了，要不，现在的交通规则刚好倒个个儿呢。
我边听边想，这家伙今天出了墙门，就让他瘟鸡笃头，走到十字路口瞎搭糊涂地也来个红灯行绿灯停，叫大汽车撞了。“咔嚓！”另一条腿就断了，省得我再花力气了。从此，这家伙就是想来我们家也来不成了，除非像癞蛤蟆那样着地爬。这样想时，我就兴高采烈，好像真有此事，那我就不战而胜了。
但几天之后，这家伙又像傅红雪在边城似的，在我们墙门的天井里闲庭信步了。这世上的事情说怪也真怪，结巴的偏喜欢说话，瘸腿的偏喜欢走路，瞧着这家伙在我们家门前晃荡来晃荡去，我就觉得我和母亲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但他依旧肆无忌惮地走路，肆无忌惮地抽烟，肆无忌惮地讲“文革”轶事，说自己当时有多聪明，又有多笨。莫邪塘中学摊派右派指标时，因为右派人数不够，校长刘长贵头痛不已。有天他在路上碰到金叔，就大叹苦经。金叔说这有何难的，你这般这般这般……不就行了吗？刘校长一听果然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就召集全校教师开会，落实上面派下来的右派指标。大概等到两三点钟，金叔不早不晚地来到了学校，他让传达室的老王去把教师李国文叫来。老王一见警察要找李国文，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呢，就跌煞绊倒地跑去学校会议室叫人了。他敲了敲会议室的门，小声地喊：李国文老师，有个警察找你。李国文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老王叫出来了。两人匆匆跑到传达室，传达室里哪有什么人呵，空荡荡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老王也愣住了。李国文朝老王脸一黑，说老王啊，这种时候你开什么玩笑呢？！他急匆匆地赶回会议室，但已经迟了，他当仁不让地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这种事情，他说他在那个时候可没少干。我听了就在心里高唱报应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时间一到，统统报销。我希望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喝水噎死，做梦梦死，爬楼跌死，过河淹死，出门撞死……反正一句话，怎么着都是一个死。
说到死，这家伙还真的死过一回。那是1969年初秋，武斗最厉害的时候，杭州的造反派头头们得知萧山的保皇派非常猖獗，金叔便自告奋勇，愿意联络杭州几个区的山上派和山下派，大家联合起来攻打萧山保皇派的堡垒。那时候的造反派动不动就拉山头，搞帮派，你是山上派，我就成立山下派，大家干过，这个世界谁怕谁啊！但9月11日凌晨两三点钟，金叔他们在红太阳广场聚集了七八百人，由三辆东风牌大汽车开道，向萧山发起了总攻。每辆大汽车上，都架着高音喇叭，在不停地播放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高昂的歌声，虽说不一定响彻云霄，但绝对响彻了人心。一路之上，不断有人加入前进行列，当队伍行至钱塘江大桥时，革命的队伍已近千人了。他们有的头戴藤帽，肩扛大铁棍，全副武装；有的短裤短衫，脚穿木拖鞋，纯粹是赶去看热闹。他们无不扯着嗓子高喊：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向萧山。这场面是何其的壮观，一眼望过去，萧杭公路上，乌鸦鸦的一片。这一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亮得早，三点多四点不到天就亮了，五点不到就出太阳了。大家都欢呼不已，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很多人都说这是个好兆头。五点钟的太阳又大又红又亮，这说明毛主席在指引我们向前进吗！其实稍微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早红甭出门，晚红晴千里。”这意思是说今天是个雨天。果然，当他们走到西兴路口时，也就早晨七点光景吧，天就黑下来了。保皇派在道路上设置了路障，革命的队伍在西兴路口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力；但他们的力量更强大，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边打边往西兴老街逃去。革命的队伍乘胜追击，长驱直入，谁知保皇派在西兴老街埋伏了大批人马，双方顿时短兵相接，搅成浆糊状。杭州方面当时非常轻敌，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就大大咧咧地开进西兴老街，见招拆招，逢人砍人，打算杀退拦路虎后，一路直捣城厢镇保皇派的老窝。想不到的是，他们一深入西兴老街，从巷子深处蹿出全副武装的敌人，他们手持铁耙、榔头和木棍，将金叔他们分而食之。金叔那时候冲在最前面，发觉自己四面受敌之后叫苦不迭，拼命地叫大家撤，但谁还撤得了呢！
这家伙右脚的膝盖骨就是在这次武斗中被人用铁榔头砸飞的。当膝盖骨像瓜子片一般飞出去时，他并没有感到疼痛，他只是好奇地揭起本来包住膝馒头的皮，看到白肤肤的皮下组织，非常缓慢地渗透出点点梅花状的血珠来，接着就呼呼地大冒出来。一股巨痛随后就到，他在大叫声中倒了下去，昏死在西兴街头，血流了一大滩。
这时候天黑到了极点，比夜还要黑，突然一声震天响，天际开裂了，天上的雨水就像倒一样倒了下来。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西兴东门头的一间老屋遭了天火烧，在风雨之中升起了熊熊的火焰。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都被这场不期而来的雷阵雨打得落花流水。一场派别之争，就这样无疾而终了。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等金叔醒来时，已经是五天后的事情了。照这家伙的说法，那时候他要是醒不过来，也就这样去了；而且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雨水的缘故，他的伤口一直在流血，如果富家父女迟几个小时救他，他也将因为失血过多而暴死街头。但他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富家父女。在他们的及时抢救和精心照料下，他在昏迷了五天之后，终于醒了过来。他有了意识的那一刻，他感到了右膝深处的疼痛。他发现自己的膝馒头被缝合了，外面敷着黑乎乎的膏药。他也能感觉到膝盖骨的存在。他这才心安地睡过去了。当他再次醒来时，他看到了一张甜甜的笑脸。有个女孩守在他床前，她说你终于醒了？
金叔问，我这是在哪儿？她说在我们家里。他说那你们家是哪儿？她眨巴眨巴眼睛，说，还能在哪儿，西兴镇呗。金叔扭头努力朝女孩的身后望去，他没有看到任何人。他说家里人呢？她一脸苦恼地说爸爸去挨斗了。他说是你爸爸救了我？她说是的。她说那天伤了很多人，也死了很多人；我爸爸救人都救不过来了。他努力笑了笑，说，但你们救了我。不久，金叔知道富先生是个老右派。他就问女孩，你知道我是谁吗？女孩摇摇头。他说，我可是一个造反派，你爸爸为什么要救我呢？她说我爸爸是个郎中。他说是郎中就一定要救人吗？她说是的。他说那他是怎么找到我的膝盖骨的？她摇摇头说，这个，我不知道。几年之后，金叔才知道富先生并没有找到他的膝盖骨，而是从他家的狗身上取了块作替代的，但终究不是原配的，没什么用，像一个摆设。
这个女孩就是铃子。
三个月后，金叔的伤养得差不多了，他打算回杭州了。这天清晨，铃子的父亲照例出去挨斗，结果批斗会闹成了武斗会，一支从东岳庙上下来的年轻人，与批斗会上的造反派打了起来。铃子的父亲，为了给一个伤员包扎伤口，结果被一把锄头敲开了头。他死在东岳庙的山脚下。父亲一死，女孩像是傻了一样，金叔便以“特殊亲戚”的身份，操办了老郎中的后事。一直等到断了七，金叔才向女孩提出来，他要回杭州了，并问她将来怎么办？她说她也不知道。不过，她想跟他回杭州。他说我都快四十岁的人了，你跟我去做什么呢？她说她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父亲，就认识他了。金叔说你先好好想一想吧，到富先生的周年祭日，我再来；那时候你再作决定，好吗？
第二年秋天，金叔就把她带回了杭州。
金叔一般是白天来我们家的多。他来了，母亲就给他泡一杯浓茶，放在我们家的门边上。这是因为金叔喜欢坐在门槛上。他就坐在那儿独自抽烟，喝茶，看墙门里的人们进进出出，然后把他抽剩下的烟屁股揿在我们家门前的青石板上。等他走时，那青楞楞的麻石板上，烟屁股就像一片乱砍乱伐后的森林。
一个被称之为“流氓”的男人，一个腰间别着枪的派出所所长，居然坐在一户平头百姓家的门槛上，这情景在八卦墙门里还从来没有过。大家就用有色眼睛看我们家，对他也敬而远之。“两座大山”和“洋葱头”更似小鬼见了阎王，进进出出都“哑板”[10]了。金叔成了我们家常客后，街坊邻居才渐渐地走近他，有胆大的托他办点事，只要他力所能及，金叔总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于是，大家又开始传颂他的好了，甚至敢开他的玩笑，说他是我们家的看门狗。他听了也不生气，反而转过头来问我母亲，好不好？母亲问他什么好不好？金叔说做你的看门狗啊，你要不要？母亲就惊呼道，罪过人的。
我现在想来，金叔来我们家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给墙门里的鸟人们一点颜色瞧瞧，别以为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侮。另一个是为了我母亲的“解放”。在他看来，我母亲的那个丈夫是很成问题的。他弄不懂我父亲为何要离开如此美丽的女人？这个问题我母亲也说不清楚，我就更说不清楚了。他们的婚姻如果正如我母亲所说的那样是美满的，那么我父亲出去挣钱挣到哪儿去了？莫非飘洋过海去了“美帝修”不成？所以金叔就是要我母亲解除他们不幸的婚约，而像我母亲这样的女人，再找一个好老公是不成问题的。他总说，小丫啊，你需要有个男人扶你一把。
有一天细心的母亲终于发现，金叔总是每隔十天，来一趟我们家。尽管他每次来，再也不向我母亲提“报失”的事了，也没有逼她重新嫁人；但他好像在提醒我母亲，那个诺言，以及距离实现诺言的期限又缩短了十天。当然，有时候金叔也有意无意地朝我母亲扳手指头，然后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还有四年零七十三天呵。还有三年零一百天呵。还是两年零八十天呵……我母亲已经不再生他的气了，也并不把他算计着的日子当回事，在她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她总是笑着说，金叔，你还是省省吧。
1982年9月26日下午，我母亲那天上白班，下午三点半下班。她下了班，先在单位里洗了个澡，然后再回家。当她刚走到厂门口时，就撞上了金叔。我母亲说这么巧啊，厂里出什么事了吗？她以为他是来办事的。金叔说没有，他只是路过这里，顺便看看她，下班了吗？我母亲说下班了。金叔说那行，我们一起走吧。于是，金叔和我母亲一起出了制钉厂。
两人走出没多远，金叔忽然想起一桩事情来，必须回一趟单位。他叫我母亲同去。我母亲说算了吧。金叔说小事一桩，去去马上就回的。我母亲还犹豫着。金叔说想什么呢？等会儿一同回家吧，他已经有好些日子没吃我母亲摊的麦饼和她熬的小米粥了。他这么说，我母亲就心软了，问，真的去去就回。金叔笑道，难道我还骗你不成。于是，我母亲跟随金叔来到了清泰门派出所。
清泰门派出所是由三栋两层楼房围成“U”字形的建筑物。走廊在前面的那种。楼梯缩在“U”字形的两边拐角处。母亲随金叔来到二楼东侧的一个房间里。这儿便是金叔办公的所长室。但房间里相当简陋，两张办公桌并排靠在窗口边，桌子上摊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部在今天看来面目可憎的电话机，一只文具盒，一本台历，几支圆珠笔，零乱的回形针、大头针、图钉和烟蒂丢得到处都是，一只酱紫色的烟灰缸以及它的四周全是飞扬的烟灰。我母亲进门就被房间里厚实的烟味熏呛了，她咳嗽了几声，脸红扑扑的，连忙开窗。开窗户时，她看到窗台上还放着一只老酒瓶，瓶里插着一枝不知是什么花的枯枝，因为花朵早已谢尽了。窗西边的墙角落里有一张精致的蜘蛛网，网上粘着三五只死蚊子，在风中飘荡，它们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但其实粘得很牢，飘啊飘啊飘个不停。为此，我母亲立马投入了所长室的清洁卫生工作。
母亲先将桌上的东西理了理，然后取了面盆要出门端水，金叔却叫住了她。他说小丫，你先别忙。说着，金叔从一口公文柜里找出一张表格来，摊在她面前，说，你先把这张表格填了吧。我母亲不解地看看金叔，问，干什么？金叔狡黠地阴笑了一下，说，没什么，叫你填你就填吗，你还怕我害你不成？母亲狐疑地接过金叔递过来的表格和绿壳圆珠笔。她一看表格，脸色就变了。因为这是一张失踪人口申请登记表。我母亲猛地抬起头，说，你……
金叔语重心长地说，小丫啊，我们有约在先，说好等他五年，现在五年到了，你就听我一句劝吧，把这事办了。我这也是为你好，你是早办早好，迟办迟好，总之是办了才好。
金叔说着，走到房间门口，将门上的暗销保险了。
不！我母亲尖叫起来，她抓起那张纸，撕了个稀巴烂，然后冲向门口。金叔挡在门口，他一把抱住我母亲。他喊了声小丫。他的喊声听上去很苦。好像他满嘴都是黄连似的。他说小丫啊，我真的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母亲挣扎着。但金叔越抱越紧，他说小丫，你听我的，就“报失”了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要还活在世上，早就该回来了。我母亲听了这句话气得浑身发抖，她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扬起手就恶狠狠地给了金叔一个巴掌。
“啪！”
金叔愣住了。我母亲也愣住了。金叔渐渐地松开了我母亲。他缓缓地离开了门口，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点了一支烟。我母亲撤了门上的暗销，打开门，匆匆地跑了。一路上，我母亲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不会的，有为不会有事的。但我母亲越走越委屈，她走在始版桥直街上，向西一拐，蹲在护城河边的草地上，就呜呜地失声痛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一只手温柔地搭在她的肩上，他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第15节 白露
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我八岁那年见到金叔的那一刻起，我就对他恨之入骨。我一直盼着有一天我长大了，强壮了，我就收拾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家伙。我要像折断一根枯柴那样，折断这个瘸子的另一条好腿。他凭什么在我们家拐进拐出的？我要让他双瘸，让他尝尝做人靠爬的滋味。我恨他。我恨他到十三岁那年秋天，也不知为什么，我发觉自己突然不恨他了。他不但腿瘸，而且满脸麻子，但他堂堂正正做人，比那些缩头缩脑的男人做得亮堂多了。我甚至以他为榜样，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的仇恨就这样突然转变了方向。我无可救药地恨起我的父亲来了，而且从十三岁一直恨到十七岁，也就是我结束尿床的第二年春天，我才释然。也可以这样说，到十七岁以后，我对谁也不恨了。
但在十三岁到十七岁那段青春骚动的日子里，我对父亲的仇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好像它天生就融洽在我的血液里，成为一种血液中的毒素。那时候只要一想到他，我就会怒火中烧。那时候我已经很不愿意去城站了。我常常闲逛在街头，构想着这样的场景：将来有一天，等到我母亲百年之后，我就立即带人迁徙到另一座陌生的城市去居住。几年之后，那个人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杭州；但他已经十分苍老了，老态龙钟，一身是病，他站在这座原先有家的城市街头，却举目无亲，居无片瓦，最后不得不流落街头，倒毙在路边……就这样想想，我也非常开心，在行走的人群中，常常流露出狡黠的阴笑来。
金叔吃了我母亲一记耳光的那个秋天，他忽然从所长的位子上下来了。为此，他还向我们开玩笑说，男人被女人劈了巴掌是要倒霉的。我母亲问，为什么？金叔说，这就叫情场得意官场失意。我母亲说，你胡诌个啥呀。金叔说，我说的是事实，这不，现世报了吧。原来，就在我母亲劈他巴掌后不久，金叔被免去了所长职务，任信访办主任；而这个信访办，就设在派出所的传达室。整个传达室就他一个人打理，所以他既是信访办主任，又是传达室管理员，还兼全所的信件收发员。一个派出所所长掉价去当收发员，在别人看来固然是倒霉透顶了，但金叔不觉得有啥，依旧乐呵呵的，嘴里还啷格里格啷。他常常说自己大字不识几个，还能怎么样呢？知足吧，你！但我还是看到了他身上的变化。或许你乍一看，今天的金叔跟昨天的金叔没有丝毫差异，脸上的皱纹也不见得多一条，头发也不见得多白一根，但我能从他的身体深处透出来的气息，感觉得到他一下子苍老了十年二十年。这种感觉让我暗暗地同情起他来了。
诚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段青春的岁月，我突然将仇恨“嫁祸”于我的父亲了。每当母亲叫我去车站看父亲时，我就怒火万丈，一边磨磨蹭蹭地走向城站；一边就恶狠狠地想，让酒鬼叔做我的父亲，让黑叔做我的父亲，让金叔做我的父亲，让天下所有的男人做我的父亲……都比那个人做我的父亲来得强。一路上，我用弹皮弓弹着小石子，小石子一枚枚地飞入护城河里，激起一朵朵小水花。我还真的设想过，由他们中间的谁来做我的父亲好呢？如果是酒鬼叔，那我们家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情景？如果是黑叔，那我们家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情景？……相比之下，我还是比较喜欢酒鬼叔做我的父亲。有了这个结论，我想这一下远在天边的父亲，应该感到痛苦了吧。于是，我就在心里对远方的父亲说，那你就痛苦去吧，谁叫你不回家的！
我希望金叔常来我们家坐坐。他的出现使得我母亲在八卦墙门里的生活，显得格外的宁静。“两座大山”和“洋葱头”离我们远远的。老实说，我也觉得母亲太苦了自己，我希望她在有生之年，真正能够得到些许的幸福和快乐。现在，我一回想起那些温馨的场景，我就听到秋雨打湿了母亲背后枯寂的天井，绵绵的秋雨让这座城市沉寂了下来。金叔坐在门口，手捧着茶杯，嘴含着纸烟，缓缓地讲述着“文革”中他所遇到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家文化单位，视谁的双手保养得最好（即白嫩程度），来判断谁是走资派；还有一家单位，有个十六岁的小伙子写了一句狗屁不通的诗（在你走近的脚步中，我听到了自己苍老的声音），就被批为右派，是本市最年轻的……母亲从工作中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一眼他，好奇地问，有这种事？金叔得意地说我骗你作啥？那个时候什么事不可能？亩产都有上万斤哪，伢儿都能坐在水稻上呢。
1986年6月25日，这一天学校为我们这一届高中毕业生，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为这事，学校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校园里披红戴绿的，像过节那样彩旗乱飘。很多优秀毕业生的父母亲被邀参加，当然也欢迎自愿列席的家长。我母亲自然不在邀请的行列，但我问过她去参加吗？我母亲摇摇头。这我就放心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一天离家出走，就是因为有过这个“插曲”，母亲知道今天是我的毕业典礼，她不会怀疑我走出去的。像往常一样，该上学校的时候，我背着已经破烂不堪的黄书包，离开了家，离开了我母亲。我独自来到了城站，然后沿着京杭铁路北上，去寻找我的父亲。
“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装着若有其事的告别，告诉妈妈我想我想离家出游几天；妈妈笑着对我说：别忘了回家的路。站在门口想了好半天，鼓着勇气走出了家的门。还是回头看了好几眼，毕竟是独自离家出门。喔喔喔，那一年我十七岁！……”
这首平常被我唱得流里流气的台湾流行歌曲，这天在我沿着铁轨边走边唱时，居然唱出了眼泪。就此一别，几时才能再见母亲，再见“白蒲枣”。“白蒲枣”本来要送我的，但我不许。我讨厌别离时的伤感。我只是把我母亲托付给了她。我不知道今晚，当我母亲得知我离家出走时，她会怎样的伤心？我就怕母亲伤心，但我又渴望着这样的流浪。
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浪漫之旅。与其说我期待着将父亲找回家，倒不如说我更期待着感受一下父亲的流浪体验。远方一片神秘。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离开过杭城。我不知道远方是个怎么样的概念？我的心因此而揪得紧紧的，我大踏步地走在铁轨上，有着一种全新的感受。列车从我的身边驶过，我的心也随之轰隆轰隆地震动不已。
这天我穿了件文化衫，胸口有三个字：“我烦了！”脚下是回力牌白球鞋。这是我过去一直梦寐以求的球鞋，现在它已经不值钱了。同学们都穿“李宁”或意大利名牌了。但我就是喜欢它，它依旧富有弹性，适合去远行。另外，早在三四年前，我和“白蒲枣”就从文化用品商店买来了《袖珍中国地图册》。定价是0.77元。这0.77元是我从城站捡旧报纸所得的钱。这本地图册，由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1973年10月第一版。但说明上说，本图上中国国界线按照我社1980年出版的1：4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绘制的。我和“白蒲枣”查看这本小册子时，都感到非常纳闷，1973年出版的东西怎么会按照1980年的地图呢？难道这些编辑们都是神仙，有着先见之明不成？为之我们开怀大笑。我们把小册子翻熟了，我就依样画葫芦地画下了我拟定的流浪路线：杭州－嘉兴－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蚌埠－宿州－徐州－济南－德州－沧州－天津－北京。我跑去商店里要求退货。那个画无头鸟的“专业户”瞟了一眼我手中的小册子，说都翻得这么旧了，你还想退？我说不退也可以，但你得说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把我们的疑惑说出来后，那个中老年妇女前翻后翻了半天，也说奇怪了，这怎么可能呢？最后她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问题她也解释不了。但她解释不了也不能退。因为这是出版社的问题，而不是商店的问题。我们磨了半天，她显然被我们磨得头痛，不时地搔头皮，搔得“雪花”纷飞，最后不得不送我们一张本市地图，算是最好的“解释”。
我远行的黄书包里，自然带着这本《袖珍中国地图册》。天气好得很，阳光从上午七点钟就开始榨取我身上的水份了。从城站走到艮山门京江桥头时，我早就大汗淋漓了。我走到京杭大运河下，正恨不得一头扎进去。我喝了些河水，又灌了一瓶水；走到石祥路上，我又口干得要命。我在西磨河里喝了个痛快，又灌满水。那时候西磨河还没有臭，河水非常清澈。老实说，从我离家的那一刻起，我的整个旅程就成了寻找水源的旅程，干渴始终伴随我北上的步伐。
在西磨河边稍事休息之后，我就感觉两条腿和刚才大两样了，僵硬、酸痛和沉重，重新回到铁轨上后，前行的速度大打折扣。为了鼓励自己的士气，我像六月里的知了那样歌唱：“走在街上漫无目的不知向哪里去，买了戏票看了场电影，商店橱窗挂了几件出色的灯笼裤，如果穿在我身上，那一定十分美丽。站在橱窗看了好半天，摸摸口袋没有多少钱；只好把脸贴在玻璃窗，给老板娘做个大鬼脸。喔喔喔，那一年我十七岁……”不久，我的嗓子眼就冒火了。一个习惯沉默的人，他的歌唱量总是有限的。后来，我将歌唱改成了默咏，在心里默咏着自己的诗歌。我那时候的诗歌写得非常幼稚，又非常自得，常常朗颂给“白蒲枣”听：
秋，突然裂开
在最成熟也是最甜蜜的部分
密布闪电纹的伤口
溢流着黎明的霞液……
“白蒲枣”总是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我。我朗颂时，她就盯着我的嘴看。那神情好像我的嘴里能发出声音来，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等我朗颂完了，我问她写得怎么样？她才回过神来，朝我微笑地摇摇头。她摇头并不表示我的诗写得好或者不好，而是说她自己不懂诗。如果我再问，她就说我不知道诗的，或者说你不要问我了。但她喜欢听我朗颂诗。或者说，喜欢和我单独在一起。在放学的路上，我告诉她我又写诗了，这和地下工作者接上联络暗号是一个意思；我们就心领神会，一前一后来到贴沙河与铁路之间的那片树林里。这儿远离老墙门，远离人群，唯有几个钓鱼的退休老工人，偶尔在这儿垂钓。我们就在树林里朗颂，包括诗歌《我要去远方》。这首诗是我流浪回来后写的。我走在路上时，就开始酝酿一首长诗；但后来只写了八句，是我作品中最短的一首诗。
而流浪的第一天，当我走到临平站时，我再也走不动了。我的脚肿了，有些痛。我坐下来后，赶紧脱掉球鞋。这双回力牌球鞋，平常穿在脚上很舒服的；但走了一天路，我脱下来一看，却吓了一大跳。左脚稍微好一点，脚尖起了几个水泡；而右脚干脆一片血污，水泡都磨破了。我身上的汗血气息，很快就引来了成群结队的草蚊子。它们比天上的繁星还要密密麻麻，个儿大得像蚱蜢，一只只围攻着我，嗡嗡地直嚷嚷，大概在开大会，商量着如何将我扛走，可以储存在家里慢慢享用。但我什么都懒得动，就地一躺，四脚朝天，整个人瘫倒在临平车站的月台上，顾不得那凶残的蚊子，也顾不得火辣辣的水泥地烫屁股了。
不知昏昏沉沉过了多少时间，我从沉重的疲倦中清醒过来，坐起来，靠在一根水泥柱子上，点了一支烟。两元钱一包的杭州烟。我们叫它“蓝杭州”，因为烟壳是蓝颜色的，现在是外来打工者抽抽的。烟有些凶，不像云烟那么润喉，但提神。天色已晚，车站里除了进出口处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外，其余地方都黑黝黝的。我平常看惯了灯火辉煌的城站，这临平站就不知小到哪儿去了。月台上清清冷冷的，也不见有人乘车。我无望地想，这么走下去，几时才走到北京啊？而在此前，我曾千万遍地想，以为只要自己一脚跨出家门，就是北京了。我的目光在黑暗中晃来荡去，依稀还能见到站里的几道铁轨，自然比城站少多了。但也有几节像棚屋的货车车厢，静静地停在那儿，望过去高高低低的，有的罩着雨布，有的没有。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随时会挂上经过临平的货车，离开这儿，前往目的地。但无法肯定的是，不知它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我伸手摸了一下胸口。我的身上有点钱，但这点钱不是用来买车票的。我将抽不下去的那半支烟在地上揿灭了，塞回烟盒里。我决定碰一碰运气，管他娘的，去哪儿还不是去吗？
我离开月台，横穿过七高八低的铁轨。爬上那些无遮无拦的货车厢是简单的，要知道我已经十七岁了。但天一亮，我将如何藏身呢？要藏就藏在有雨布的车厢里，问题是雨布绷得很紧，你根本无法将雨布掀起来，让人钻进去。我都试了一下，盖雨布的共有五节车厢，但一节也不能如愿。后来，我在第三节车厢，解开了绷雨布的绳结，才得以掀开雨布的一角钻了进去。货车里装的是一袋袋黄豆，我躺在袋子上，就想到安徒生写的《豌豆公主》。我继而想到“白蒲枣”。不知她现在在做什么？她会想我吗？我又想到母亲，想到我母亲哭泣的样子，我就心慌，心里难过得要命。我想我母亲。糟糕的是，雨布底下闷得不行，我脱了球鞋，又脱了汗衫和长裤，但还是热，整个人像河里捞出来似的。汗水把我的短裤和我屁股底下的黄豆袋子都湿透了。我甚至听到了黄豆受潮后开始发芽的细碎声。我被这股燠热搞得心烦意乱，感觉要窒息了。我没有等到货车开，就又爬了出来。我怕站警把我当成了小偷，趁着夜黑悄悄地离开了临平站。
我向东走去。我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第二夜我是在桐乡乌镇度过的。我知道乌镇是大作家茅盾先生的故乡。我走到桐乡火车站是下午二点钟，便萌发了去乌镇看一看的念头。于是我就去了。我来到新华街，过车溪石板桥，走观前街，到了茅盾的故居。大门内侧，东是两株芭蕉，西是一丛观音竹，非常的宁静致远；隔着天井，相对应的是大厅走廊的柱子，上有一联：历观文囿泛览词林此地读书寻旧躅，伏处蓬茅系怀民物几人学道继前贤。探访过茅盾的故居，我又回到新华街，桥头有修真观戏台。戏台原本是修真观的附属建筑，但现在却成了修真观的象征，或者说就是“全部”了；历史就是这么的出人意外，次要的还健在，而主体早已化为尘土了。听了一位长者的介绍，我又去寻访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的读书处，那儿只剩下一块“六朝遗胜”的石坊了。编辑令人叹为观止的《文选》的萧统，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好读书的皇室成员了；凡是他到过的地方，像杭州天目山、镇江南郊等地都有他的读书处。在“六朝遗胜”附近，我还看到了著名的唐代银杏。相传唐代有位叫乌赞的将军，为讨伐叛臣浙江刺史李琦，战死于车溪河畔，而化作一株银杏。这就是乌镇之名的来历。这棵大树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但我见到它时，它仿佛像一位被子孙遗弃的老人，孤独地生活在逼仄的一隅。走到西大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清一条街上，我又了解到不少乌镇的古迹和传说，像被古人赞为“九天星斗栏杆外，两浙江山夕阳中”的东西塔，以及那个定风珠的故事，都非常美；像分水墩的亭阁，和风水跑到南浔去的传说，也同样扣人心弦；姑嫂一条心，巧做小酥饼的好吃；六月里不馊，十二月里不冻的三珍斋酱鸡的美味……走在乌镇上，我就觉得这儿的一块石坊就是一段历史，一块招牌就是一个故事，一座小桥就是一个传说。
这天我是在明清街西头的桥洞里过的夜。
从桐乡走到嘉兴，我又用了一天的时间。我特地去南湖看了看那条著名的红船。我还在南湖买了一袋鲜灵灵的南湖菱，剥来生吃，鲜嫩又解渴。我在南湖边的草地上过了一夜。夜里做梦，和“两座大山”吵架，差一点滚入南湖里喂了鱼。第四天清晨离开嘉兴站时，我在嘉兴站附近遇到了衣衫褴褛的张老头。张老头说一口别扭的普通话。他有着一张饥馑的脸孔，脸上一把皱纹，头发白多黑少，嗓子沙哑，一路走一路唱着老歌。他唱的那些老歌，都比他年纪大；而他唱出来的味道，绝对是老歌的味道。我非常喜欢聆听。为此，我敬了他一支香烟，我们就这样熟悉了。他说他也去上海。于是我们结伴同行。我听从他的话，放弃了铁路，改走国道线。
张老头是个鞋匠。他右肩扛着钉鞋掌的铁砧，铁砧上还挂着一只破皮袋，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东西，压在他的背脊上，随着他的脚步一拍一拍的；左手提了很大包东西，同样鼓鼓囊囊的，露出小折椅的四条腿和木质的雨伞柄。我看他右手握住的铁砧脚，也以同样的节奏拍打着他的胸口。那一定很痛吧。但张老头却若无其事地行走着，一边流汗，一边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间或哼哼两句老歌。据他自己说，他是王泾浜人，因为今年春上老母亲去世了，才从上海回老家的；现在家里的事情都弄明白了，所以又回上海去做生意。他的回答让我匪夷所思，既然他是一个手艺人，那他至于穿得这么破烂吗？再说，从嘉兴到上海路也不远，路费不会很贵的，他犯得着靠两条腿走路吗？他又不像我是去流浪的，他是去做生意的，时间就是金钱吗。但疑惑归疑惑，我还是一个字也没有问。我只是问他为什么非去上海不可？在嘉兴城里不一样做生意吗？他说不一定。他说他擦修补钉的都是皮鞋生意，嘉兴城里不行，生意太少；只有去上海做。他说大上海才人人穿皮鞋，生意才兴隆呢。我们走到半路上，我的球鞋破了，脱线了，他在一棵大杨树下，摆开架势，执意要给我补鞋。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听他说只做皮鞋生意的。但他笑道，手艺人一通百通，皮鞋补得，别的鞋还补不得吗？说别的鞋子不修，不是我们不会修，而是价格太低修不出钱罢了。
我打了一支烟给他，自己也抽了一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前面来了两个中年男人，他们穿着同样的灰色中山装，有着相同的面孔，长脸细眼睛，两道粗黑的眉毛上有着无比辽阔的额头，特别亮堂，在六月的阳光下奕奕生辉。他们都左手拎着一只小油漆桶，右手握着一把刷子。他们一个在路南，一个在路北，往路两边的杨树上刷记号。他们既不是每棵树上都刷的，也不按照树的高矮、曲直、粗细和树与树之间的间距长短来刷的。总之，在我看来，他们是在做一个非常随意的游戏，想给哪棵树做上记号就做上记号。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做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他们表情严肃，目光犀利，横看竖看，他们的心中肯定有着某种标准和尺度，在衡量着这些树。他们旁若无人地经过我们的身边，向我们来的方向刷过去。等张老头修好我的回力牌球鞋，我们继续赶路时，我回头望望路上，那两个中年男人已经小成小黑点了。
我很好奇这些洁白的记号。我真想问问他们这么做是什么意思？这一天我们是在路边过夜的。第二天我们继续赶路，到上午八九点钟时，我们就在路上碰到了一群砍树的工人。他们已经砍了一些树。我注意到他们砍掉的都是那些没有做记号的杨树，而那些身上带着洁白记号的杨树，却依旧高高地耸立在道路的两旁。在我们擦肩而过之际，我问其中的一个砍树工人，问他为什么有的树砍了，有的树不砍？他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砍掉该砍的树，这是他们的工作。至于什么样的树该砍什么样的树不该砍，他用手指了指天空，说，那是上面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一件好奇怪的事情。我问张老头怎么看？他笑道，这是上帝安排的。你瞧这些记号，也都是上帝做的。
望着砍了的杨树身边，挺立着一棵棵带有记号的杨树，我不由得把张老头的话当真了。这是上帝在暗中所做的记号，他要让这些有记号的杨树，在道路边忍受风霜冰雪，忍受雾雨雷电，去做一棵真正的树。由此，我又想到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我们是不是也和这些杨树一样？有的被先砍了，夭折了，有的则继续做人，久经考验？那么，我父亲又属于哪一类呢？我还对着树胡思乱想时，张老头兴奋地对我说，梅陇到了，我们就此分手了。我祝他生意兴隆，多多发财。别过张老头，我继续朝东去。这时候我也异常的兴奋，终于到了上海了；我要到南京路和霞飞路上去，看一看我父亲当年挑过大粪的地方，或许就在黄浦江畔碰到他呢。
在出发前，我就锁定了寻父之旅的第一站是上海。我在上海城停留了一个礼拜，贴了四张“寻父启事”。第一张就贴在上海西的火车站。第二张贴在去崇明岛的轮船码头。第三张贴在汽车站。还有一张贴在南京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在上海停留期间，我靠捡破烂维护生计。这项生存技术，在我十多年到城站寻父的过程中，早已玩得滚瓜烂熟了。要不，我哪来的零钱到城站文化宫看电影，或给“白蒲枣”买小手绢呢？我白天拾破烂，夜间还到外滩上走了走，感觉到处是人。一对对连体式的男女青年，让人瞧着肉麻。有几个身上穿得很少，脸上涂得妖精似的女人，在几棵树之间来回地走动，像在等什么人似的，看到我后竟问我道：先生，白相伐？吓得我赶紧逃走。
“寻父启事”是我离家前就写好的。是我和“白蒲枣”几经琢磨后才定稿的。主要是针对我父亲的形象刻划上，我们力求真实可信，让读者读到“寻父启事”后，就能对我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大街小巷上遇到那个人，就会眼睛突然一亮，哇，这不是那个“寻父启事”所寻找的男人吗！我们的“寻父启事”是这样写的：
寻父启事
今寻吾父，米有为。男。现年四十一岁。籍贯山东。民族汉。原家住浙江省杭州市潮王路114号，现已搬至杭州市始版桥直街62号。吾父于1972年4月18日离杭，外出打工，至今未归。据吾母张小丫回忆，吾父山东种草，身高1.78米，身材魁武，长脸，颧骨突出，但五官倒像个五官，只是不爱剃头，头发乱蓬蓬的。出门时，带有一只长方形的牛津包，蓝颜色，有个商标是一艘白色军舰，大烟囱在冒白烟；上身穿什么，不得而知，下身只穿一条灰色卡其裤，通常一只裤管高一只裤低，像个种田的农民。脚下穿一双43码的黄帮球鞋。说话可能带山东（或杭州）口音，大酒量。腰、腿及胳膊等多处有伤痕，乃打工时所致。若发现符合上述特征的男人，请告诉他及时回家，家里人度日如年，盼他归来。如吾父见到此启事，不论在外成功与否，请立即回杭。吾母曾说过，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步难。一家人团聚，最苦也是甜；而父亲不在家，家也不成家。我们急切期待着幸福团圆的那一天。
儿，米子笔墨。1986年7月5日。
从上海走到苏州，我用两天时间，停留是四天，贴了两张“寻父启事”。从苏州走到无锡，我也用了两天时间，停留三天，也贴了两张启事。……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城市因为生活垃圾的腐烂与变质，无不充满了某种令人作呕的气味。我讨厌这种气味。白天行走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我的身上被太阳晒得又红又痛，皮不知脱了几层；但最最让人难以承受的还是干渴，在路上，凡是我能够找到的水，都被我迅速喝了下去，但七月的太阳和空气又在最短的时间内，从我的体内哗哗地逼走了它们。我干渴，体内缺水。可以说，这一路之上，我只听到一个声音，水，水，水，水……为此，我改变了行走时间，白天找个地方躲起来，睡觉；夜快边开始，才沿着320国道向西北挺进。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在夜间，我边走边想些提神的事情。我深思起酒鬼叔最后的沉睡来，他真的睡得连列车来了都不知道吗？或许他从沉睡中惊醒，猝然瞧见那列不期而遇的火车已冲到他的跟前，他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酒鬼叔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坦然？还是恐惧？他也害怕死亡吗？但有了“洋葱头”这样的老婆，酒鬼叔在死亡面前抑或是喜悦的？想当初，得知“洋葱头”就是酒鬼叔的老婆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根本无法把两者联系起来。但酒鬼叔居然说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岁月，还很爱情，只可惜女人一结婚就“出气”了。我母亲不懂什么叫“出气”。洒鬼叔说，你想啊，一坛绍兴老酒出了气，还有啥味道呢？！
走夜路，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母亲。有一夜，我记得是走在从镇江到南京的路上，我拼命地想酒鬼叔去世的前夕，“洋葱头”教唆“两座大山”来我们家欺侮我母亲的那个下午，我当时去了哪儿呢？我怎么会不在现场呢？我为什么不能很好地保护我母亲呢？那天我到底在哪儿，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就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但还是一点也想不起来。我怎么会想不起来呢？我的结论是：我之所以一点也想不起来，是因为我把这一天从记忆中彻底抹去了。因为这一天不仅是我母亲的耻辱，也是我的耻辱。问题没有想通，南京却到了。
我在南京停留了十天，贴了七张“寻父启事”：火车站一张，汽车站一张，南京长江大桥上一张，总统府一张，中山陵一张，夫子庙一张，莫愁湖边一张。从杭州到南京，这一路上的城市，就它最大气最好玩了。唯一不好的印象是，我好不容易找到那条秦淮河，却发现是一条臭水沟。接着我从南京走到蚌埠，再走宿州，再走徐州，再走济南。在济南前，我在泰安停留了两天，爬了爬泰山，他妈的高极了。随后我到济南玩了两天，睡在街头，被晚风一吹，忽然感觉到一丝丝凉意；这才屈指算来，竟已离家出走三个多月了……我突然不想往北走了。我摸出身上仅有的那点救命钱，买了张票，直接乘车回杭州了。
我回到杭州，连“白蒲枣”都看得傻掉了。我又黑又瘦，一身异臭，两只眼睛因为脱水而深陷，嘴角烂了，嘴唇白涂涂的，熬不住那痛痒，用舌头去舔，却越舔越痛，身上的皮肤硬得连蚊子都叮不动。她说我简直像一具木乃伊。至于我母亲就更不用说了，她在百感交集之下，抽了我一记耳光后，当即就昏厥了过去。
第16节 秋分
我流浪归来的第二天或第四五天吧，金叔就来看我了。他坐在门槛上，打了一支云烟给我。从前他不是这样的，他主动打烟给我，就说明他已经把我当作大人看待了。只有大人，才有吸烟的资格。经过三个月的野外“熏陶”，我差不多算是个老烟枪了。回到杭州，我背着母亲偷偷吸烟，所以接金叔的香烟时，我毫不犹豫，而且显得有些激动。我赶紧给金叔点烟。金叔斜靠在我们家的门框上，他那条好腿弯曲着，那条坏腿伸直着。他眯着眼睛，呼啦呼啦地抽烟，透过烟雾，望着我。他很快抽完了一支烟，又接上一支。接烟时，他又打了一支给我。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摇摇头。我刚流浪回来，我还没有喘一口气呢。金叔又说，听你妈说，你诗写得蛮好的，还在什么什么刊物上发表过；可我告诉你，你那些屎啊尿的，当不得饭吃，还是出去找份工作吧，填饱了肚子，再折腾你那些屎啊尿的，你说呢？他把我所钟爱的诗歌贬作屎啊尿的，但我并不生气，因为他没有文化。他没有文化，你还能跟他较个什么劲呢。瞧着他无知的笑容，我觉得他这个人本性不坏的。要不，他能让老右派躲到西兴镇上的老房子里，而且一躲就是大半年。他又接上一支烟，继续对我说，我听说“杭铁”在找养路工，你赶紧去报名吧。我说好的。抽完这支烟，他站起身来，往外走了两步，回头看看我一动不动，他就有些不高兴地问，那你怎么还不走？
我惊讶地问，现在就去啊？他说那你要等到几时，等人家找满了你再去报名啊？他随即就骂我们这些读书人，脑子好像在门缝里挤过一样的。我连忙带上门，和金叔一起出了八卦墙门。在虹桥前分手时，金叔又打了一支烟给我，他叮咛我说，米子啊，你现在是个大人了，要懂得把你妈肩上的那付担子接过来才对呵。我走上虹桥，回头看他背着双手，孤独地走在午后的始版桥直街上，身影一瘸一拐的，像个迟暮老人。我的心里顿时起了一阵感动，像和风吹过桥下的水面，波纹如织。我搞不懂这么一个人，怎么会被人叫作流氓呢？
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我顺利地进了“杭铁”，当了一名养路工。我们墙门里的东东，也进了“杭铁”。他比我大两岁，没有读高中，所以在家闲置好几年了，差不多都闲置成一个社会问题少年了。这家伙出门西装革履，家里却乱得像狗窝。他也是养路工。但我们不是同个工段的，他们负责城站以南，到南星桥方向的路段；而我们负责城站以北，到艮山门方向的路段。
不久是深秋，天气下一遭雨冷一成，渐渐的就露出冬的意思来了。有天下午我休息在家，正在听摇滚音乐，楼上忽然传来白奶奶去世的消息。据说白奶奶去世前，是听到楼下的声响，她说吵死了。她抱怨了几句后，就对她的二儿媳妇说，她要去睡一会儿。等会儿烧夜饭时别忘了叫她。但白奶奶这一睡，就不只是睡一会儿，而是永远地睡过去了。她睡下去时，并没有解下围裙。白家老三白崇德叫我去帮忙。我上楼，一眼就看到了白奶奶身上那条脏兮兮的围裙。我便向白家人指了出来，他们都说没注意。于是我就擅自替白奶奶解下了围裙。解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白奶奶说，白奶奶，您老人家也该歇歇了。白奶奶的灵床安放在白家的客厅里，那三天三夜，来探望她老人家的人人山人海，八卦墙门里比春节还要热闹。白奶奶的三个儿媳妇和两个女儿，也都很会哭丧。她们哭唱起来一套一套的，一声声抑扬顿挫，转承启合，很会造势，闻声者无不泪雨滂沱，凄泣成声。白奶奶在天之灵，瞧见这般情影，大概幸福得尾巴翘上天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场面最红火的守灵。
白奶奶享年88岁，人人都说白奶奶好福气。
那天金叔在我们家吃晚饭。一碗新粥，两只烙饼，几碟清淡小菜，他吃得非常香。他非常推崇我母亲的“斋饭”，说比吃山珍海味还要来得享受。他的这种感觉，让我母亲感到很幸福。我或许是吃多了，又不见一点荤腥，弄得跟吃斋似的，不觉得有什么好。吃过夜饭，我连忙给金叔沏茶，是西湖龙井，碧绿，馨香。茶叶是金叔带来的，我母亲珍藏在一只锡壶里。金叔放下饭碗，就点上香烟。他打了一支给我，我没有立即点上，而是先帮母亲收拾碗筷。
母亲在灶头洗涮时腼腆而又小声地对我说，你金叔今天不走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走了？母亲羞红了脸，低头只顾洗碗。我这才明白过来，就噢了声，我说好啊。我说我等会儿要出去，很迟才回来。母亲说今天星期六了？我说是的。她也噢了声。她知道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去马市街的诗人朋友家里。我是“十二路诗社”的成员，这天夜里我们聚会，我们是一群只愁天亮不愁夜的疯子。众所周知，十二路公交车，当时从艮山电厂到半山“杭玻”（杭州玻璃厂）。其实在半山，比“杭玻”规模更大，名声更响亮的工厂，还有“杭钢”（杭州钢铁厂）；但“杭玻”是市属企业，而“杭钢”是省属企业，所以市交公司设立的路线站牌上，就只有“杭玻”而没有“杭钢”了。我之所以要说一说这个，是因为最初成立“十二路诗社”的诗人，均是“杭钢”人。“杭钢”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在其上万人的职工中，有作家、诗人、书画家、摄影家、音乐家、舞蹈家等等。“杭钢”诗人们聚在一起，要成立一个诗社，想到大家都乘十二路公交车，就取名为“十二路诗社”。还有一本自编自印的刊物《十二路诗歌》。再后来，“十二路诗社”在杭州有了点声响，便吸收了不少不乘十二路公交车的诗人。家住马市街的朋友，就不是“杭钢”诗人，但他成了诗社的领军人物。
那个星期六的夜晚，我怀里揣着一刀诗稿，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马市街。朋友家住在二楼，过道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第一次去他家时，上去简直如盲人摸象，两三米的过道漫长得犹如穿山的遂道。再次去就懂了，走到楼底下，先高喊何老师，等他打亮了楼上的灯，上去就轻松自如了。朋友家很小，除了外面很小一个厨房外，就是被朋友当作书房、卧室兼客厅的那一个大间了。我们去了，就自己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或床沿上，或小凳上，或地板上，坐下来之后就尽量不作任何位置的变动，因为房间里被十几个诗人挤得满满当当的了，谁稍微挪一下位置都是一桩艰难的事情。朋友的妻子和女儿，在这个夜晚被赶回娘家去了。这个夜晚是属于我们这群臭诗人的。大家把自己最近写的诗稿拿出来，带着彼此的体温，相互传阅，相互讨论，或者在下一次聚会时，再谈一谈彼此的见解。除此之外，我们挤在一起聊流派，聊语言，聊人生感悟，也聊生活，什么都可以聊，哲学、摄影、绘画、音乐等一切艺术形式。在这儿时间凝固了，我们想聊到多晚就聊到多晚。那天我回到八卦墙门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吧，但白家依旧醒着灯，有人在抽烟，有人在说话。
我的单人铺搭在客厅里，就是过去张波叔搭过地铺的地方。我悄悄地睡下了。屋子里花香弥漫，香气四处乱蹿。我不知道是花香浓烈的缘故，还是在朋友家长时间漫聊的缘故，让我兴奋不已，脑子像长了翅膀在夜空中飞翔，各种各样的思想、诗句和语言的碎片，就像顽童手中的小石片那样，呼呼地削过大脑的水面，激起浪花一朵朵。等到我迷迷糊糊有些睡意时，楼上开始有比较大的动静了，他们哭的哭，唱的唱，移动桌凳的声音像雷石滚过我的头顶。
第二天上午白奶奶出殡，金叔也在送行。金叔和我母亲站在一起。我们都站在墙门外面，靠护城河的路边上，面对着殡仪馆的灵车，目送白奶奶离去。白奶奶的遗体被塞进灵车时，墙门内外哭声雷动。金叔突然叫了声那个司机。他说，喂，朋友，你有空吗？我听到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金叔是怎么想的，这种时候他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而在这雷鸣般的哭声中，司机居然也听到了，他拉开驾驶室的门，跨上去的那一刻，他的身子突然在半空中停了停，他扭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金叔一眼。我发现他瞪金叔的眼神，是那么准，那么狠，像闪电抽在他的脸上。他随即进了驾驶室，发动引擎；灵车缓缓地开走了。白奶奶的子孙们伏地泣送，哭声一片。
街坊邻居们顿作鸟兽散。金叔也跟我们告辞了，他要回单位去。他刚走了两步，人就缩拢去了。他像油锅里的老虾公那样僵立在路上。我母亲过去问他怎么啦？他说肚子痛。母亲又问厉害吗？他说有点。母亲这才叫过我，和我一起把金叔扶到家里，让他躺在我母亲的大床上。或许，躺一会儿就好了。他咬牙切齿地安慰我母亲道。她端来一盆清水，给金叔擦汗。他脸上都是汗。痛，让他成了一台造汗的机器。金叔叫我点支烟给他。我忙掏出自己的红双喜香烟，点上，吸旺后，才塞进他的嘴里。但金叔抽不了两口，那支烟就从他的嘴上掉下来了。又一阵巨痛让他缩成一团，他像一只皮球在床上滚来滚去；突然一个大幅度动作，人就从床上滚下来了，在地上滚作一团。我母亲惊慌地去扶金叔。但金叔猛地将她掀翻在地上。我忙将母亲拉开。我说，妈，还是赶紧送医院吧！母亲连忙出去，借来了三轮车，又叫了东东。我和东东把金叔扛上天井里的三轮车。我骑，我母亲在车上抱住金叔。我拼命地踏车，以最快的速度把金叔送到最近的医院——环城东路上的红会医院。我们把金叔送进急诊室时，金叔已经平静了下来，他整个人扭曲得像根麻花似的，脸雪雪白。医院方面忙了一阵子，便告诉我们他已经过去了。
刚才抢救时，我已经通知了金叔所在的单位——清泰门派出所，以及他的家人——金叔的妻子。我知道她叫铃子。在电话里，她说话的声音像夜莺唱歌一样好听。听到她少女般清脆的声音，我的心哆嗦了一下，我真不忍心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这太残忍了。医生的诊断是他患了肠梗塞。为了避免金叔的家属产生误会，我让母亲赶紧离开医院；我不知道，铃子阿姨突然面对金叔的尸体，她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母亲流着泪水，像个孩子似的不肯离开，是我硬拖她走的。我自己守在医院里，等待金叔的家属和单位领导的到来，我想我有必要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
第二天，我和母亲去金叔家吊唁。母亲执意要去，见金叔最后一面。我只好陪她前往。在街上，我还特地买了包金叔爱抽的云烟。金叔家就在清泰街上。金叔家里人很多，一潮进一潮出的；年轻漂亮的铃子阿姨，完全处于一种极度茫然的状态，在家里走进走出。我在金叔的灵床边坐了下来，掏出云烟，拆开，抽出两支，并排含在嘴里，点燃，吸得旺旺的，然后拔下一支来，插到金叔的嘴里，烟雾袅袅。叼着香烟的金叔，躺在那儿，就像在午睡一样。我看到他好像眨了一下眼睛。我做好了他一坐而起的准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金叔没有死。他习惯在吸烟中午睡。
我没有想到我的举动冒犯了铃子阿姨。她停止了走动，瞪大了眼睛，盯住了金叔嘴上的香烟；我扭头望着她，我想她应该明白这支烟的意思。但她突然发疯似地向我扑过来。她朝我大声怒吼：你去死吧。很多人拦住了她，把她架回卧室去。也有很多人劝我们赶紧离开，别再招惹这个不幸的女人了。于是，我和抹着眼泪的母亲离开了金家。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给金叔抽烟，丝毫没有亵渎他的意思，我敬崇金叔，尽管人们都说他是个流氓，但我敬重他。母亲幽幽地说，你也替她想一想，她哪受得了这个刺激？
我们正走在清泰街上。母亲突然摔倒了。我扶她起来时，发现她右脚的膝馒头摔破了，在流血。好在母亲带着手帕，我用它包扎了伤口。我让母亲坐在街道边，按住伤口，止血。我朝后走了一段路，终于在一家杂货店里买了十只邦德创可贴。我回去给母亲贴上时，我劝母亲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母亲摇摇头，她说只是摔破了皮，不要紧的。我心想，要是像金叔那样还得了呀！一想到金叔，我便自觉地把母亲的膝盖伤与金叔的膝盖伤联系起来，而且都是右膝盖。这一联想，让我身上的寒毛成千上万地竖起来，我惊慌地看看前后左右，金叔的灵魂是不是和我们一起出来了，他就在附近看着我们吗？
这以后，我母亲的步履就变得不稳了。有段时间，她几乎每天都在摔跤，不是碰倒了什么东西，就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
第17节 寒露
白奶奶和金叔的相继去世，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依旧上班下班，写诗，初恋。一场场秋雨带来了越来越深的寒意，而十八岁的我却像一片新鲜的土地刚刚被铧翻开一样，殷切地期待着我所未知的事物。这年深秋，我趁工作之便，在贴沙河东面，近挨着铁路的林子里搭了一间草庐。这个草庐，是我为“白蒲枣”，或者说为我们俩而搭建的。草庐非常简陋，以四棵水杉树为柱子，三面拦了一下，拉起一片屋顶，盖上油毛毡、草扇和树梢等，草庐就落成了。我们叫它“枫林晚庐”，尽管这个树林里没一棵枫树，但我们喜欢这么叫。“晚”倒是确切的，因为我们在此相遇时，往往在傍晚。在我出工的日子，“白蒲枣”放了学，就直接来“枫林晚庐”了，她坐在我用报纸包住的砖头上，膝盖上再垫一块同样用报纸包住的砖头，就在这上面做作业，解答她的几元几次方程或翻译某段古文。
夕阳西下，晚霞披在树林上，也披在她身上，很美很美。但她不知道，她坐在晚霞中，边做作业，边唱着我作词作曲的歌曲《火车还会再来》。我常常躲起来，在她不易察觉到的树林中，如痴如醉地欣赏着她的美丽。真的，和她在一起相比，我更喜欢这种有距离的享受。为此，我常常骂自己：米子啊米子，你这个贼坯，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气呢！你怎么可以拥有这么美丽的老婆呢！
当然，这时候“白蒲枣”还不是我的老婆，她才上高二。后来是高三。但在我们俩的意识领域里，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定下了“非你不娶，非我不嫁”的诺言。明天，我就是她的丈夫，她就是我的老婆。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记得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俩就远离墙门里的那群伢儿，玩一些夫唱妇随的游戏了。比如去车站那块空旷的地上套蝴蝶，我举起网兜，她跟在我的身后，手里捏了几只空洋火盒子。这些洋火盒子都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我母亲每天糊很多洋火盒子，摊得家里到处都是，我偷几只，她根本就不觉得。那块空旷地，一到春天蝴蝶就满天飞，都漂亮极了。她比我眼尖，总能极早地发现哪只蝴蝶最漂亮，于是她指到哪儿，我就套到哪儿。她那时候就有一张小狐狸的脸儿，牙齿白娆娆的，每当我套不住蝴蝶时，她就咯咯咯地傻笑。很多时候，她的洋火盒里关满了蝴蝶，她还不肯走，还要东张西望，一旦发现有更漂亮的蝴蝶，就支使我继续捕捉。她把洋火盒里的蝴蝶以漂亮的程度，分出第一美、第二美、第三美……和末位美来。这跟现代人评选什么世界小姐、亚洲小姐是一个道理。当我捕捉到更漂亮的蝴蝶时，她就淘汰末位的，给它自由，然后囚禁更漂亮的。
她捏过蝴蝶翅膀的那两只手指头——大拇指和食指——上，粘满了毛绒绒的粉状物，黄的黄，白的白。在整个捕捉蝴蝶的过程中，她总是去看这两只手指头，痴痴地笑。这有什么可笑的呢？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难怪人们常说，少女心，海底针。有一回我们去贴沙河畔的蚕豆地里找“小耳朵”，那是人家种在河畔的蚕豆林，在初夏时分，开出紫白相间的蚕豆花来，就像一只只在蚕林间飞舞的花蝴蝶。我们要找的是一种长在蚕叶背后的畸形的小叶子，样子就像人的小耳朵，很可爱。我们走进那个季节，阳光挺好地照在蚕林上，让人伸手就能触摸到温热的气息。“白蒲枣”忍不住摘下一束蚕豆花，紫莹莹的，香香的，放入唇间。她嘴里含着蚕豆花儿的样子很美很美，就像大自然的诗句，有韵味极了。我想我后来之所以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并不是我想做个臭烘烘的诗人，而是只想把心底对“白蒲枣”的种种美感、种种韵味表达出来。可恨的是，我生性愚笨，至今尚未找到与之贴切的语言。
在“白蒲枣”做作业的时候，我就在草庐前的铁轨上玩耍。我单脚踩着铁轨，双脚轮换移动，在左右摇摆中前行，就像江湖艺人走钢丝，也像新生的鸭子在学步，紧张而又激动。我一边测验着自己的平衡能力，看自己走多少步才从铁轨上跌下来；一边等待着她做完作业，可以一起吼崔健的歌，一起看晚霞。更多的时候，她让我坐在前面，她把作业簿垫在我的背脊上，做作业。这时候我就成了她的书桌，一张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书桌。有时候作业做累了，她就趴在“书桌”上休息。
在铁色苍凉的铁道边，在林子里，我们感受着落日留下的香气，暖暖的，就像我可以抚摸到自己的心一样，可以抚摸到这遍地温暖的香气。那就是我和“白蒲枣”恋爱的感觉。然后我们一起回家。我背着她的书包，她则信手折一枝紫藤或多叶草儿，然后将叶子一片片地撕下来：第一片，爱；第二片，不爱；第三片，爱；第四片，不爱……她总是以这种方法来预测我们的未来。如今，我也学会了这种方法，常常折一根柳枝：第一片，相见；第二片，怀念；第三片，相见；第四片，怀念……在我们走向八卦墙门的路上，红红的月亮升起来了。月亮从一棵跳到另一棵树上。月亮成了风景之中的风景，让她惊喜地拉住我的手叫喊，哥，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如果你没有看到过红月亮，你就很难相信世间居然有红月亮，但对于我和“白蒲枣”而言，红月亮就是爱的见证。
我为“白蒲枣”写下了《小思》：
人必须爱上
什么人或什么事物
否则就会生病[11]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那时候我们彼此的心态已俨然是一对老夫妻了，但别说接吻，就连拥抱也没有过。那时候我们都这样想，明天吧，等到明天她结束了学业，我们就结婚吧。等我们结了婚，再干这些也来得及，真正的爱情，又岂在朝朝暮暮呢。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理想，那就是我们要将爱情进行一辈子，一辈子你恩我爱，直到永远。所以那时候，我就坐在一根废弃的铁轨上，望着“枫林晚庐”下静静地做着作业的她，等待着她偶尔抬起头来，相视一笑；就这一笑，彼此就心满意足了。或者做她的“书桌”，当她将脸贴在“书桌”休息，我就幸福得到天上去了。诗人是浪漫的，他的爱情就建立在如杨宜芝所说的“打望”上。杨宜芝是四川人。她们四川人把男人在大街上看女人叫做“打望”。她笑我“打望”有什么劲呢？没得劲儿！像杨宜芝这样的女人，她怎么能理解呢？我们不是不会做这些，而是不屑于这样做，恶俗！
在贴沙河畔的电线杆上，一溜排地蹲着许多黑头黑脑的麻雀儿，它们像一群小学生似的，排得非常整齐，它们也打望着我们。它们常常因为打望而忘了飞翔。它们打望着我们幸福地度过那两年时光。两年后，“白蒲枣”考上了武汉大学。她乘火车离开杭州时，我正背着铁铲和扫把，巡走在铁道线上。我含泪笑着，向缓缓驶离车站的列车挥手。我知道她就趴在窗口看。看我们的“枫林晚庐”，看站在草庐前的我。
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四年等待。这样的等待，别说四年，就是一天也是漫长的。
我只有在诗歌里和她继续幽会。
在她毕业前夕，“白蒲枣”忽然回到了杭州，回到了我们的“枫林晚庐”。我以为她把我忘了，把我们的爱情忘了。但在那个晚霞绚丽的黄昏，她抱膝坐在一块报纸包住的砖头上，像过去那样，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没有想到她会出现。是不是贴沙河里的鲤鱼精，化作“白蒲枣”的模样，要和我发生一段超越物种的爱情呢？
她穿了一件旧的连衣裙，无袖的，那米黄色的布料磨损得几乎快透明了。那是她高中时代常穿的裙子，今天穿在她身上，显得有些小，但更妩媚，就像一个现代版的灰姑娘，那么可爱、清丽和纯洁。她在腰上随意地扎了条红丝巾，如同一团小火，在晚风中扑扑地翻飞。脚下是一双她母亲的土得掉渣的纳底布鞋。但这一切在我的心目中是完美无缺的。她知道我的审美观点。我每天都来“枫林晚庐”，读书，写诗，缅怀我们的爱情。那天，当我看到她，那一刻，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呆呆的，像一棵树，站在她的面前，距离她三四米的铁轨上。
她就像一只停在草庐下的粉蝶，突然振开翅膀，向我飞过来。又像小熊抱树地搂住我的脖子，整个人就挂在了我的身上。这一切犹如行云流水，来得那么自然熨贴。我紧紧地抱住她。好一会儿，我才抱着她缓缓地来到我们的爱情小屋。我说你怎么来了？她说，哥，我想你。我说我也是。她又说，哥，我爱你。我说我也是。
后来我们就不说话了。我们在“枫林晚庐”里拥抱，接吻。我平生第一次吻女人。我吻她的额头，吻她的眼睛，吻她的鼻子，吻她的脖子和耳朵……我要吻遍她身上的每一寸土地。我拉开连衣裙后背上的拉链，想松开她粉色胸罩的扣子，但手指笨拙，怎么也松不开，最后还是她自己反手松开的。我呼吸着她呼吸里神异的芳香，整个人莫名地颤抖起来，下身坚硬如铁。我们相拥着跪在了地上，彼此摸索着，渴望融为一体。
那一刻晚霞如血，时间停止了，晚霞停在天际上，一动不动，它们艳艳地俯视着我们，成为我和“白蒲枣”的爱情见证。而我们的另外四个见证人，是那四棵搭庐的水杉树。这个黄昏“白蒲枣”流了很多血。她把这些晚霞般的鲜血，抹在四棵水杉树身上。她说它们会吸收进去这些血，她的血，它们会长得更加高大，多少年后，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当我们都成了灰，它们还会记得今天，记得我们的爱情。
后来我们席地而坐，看夕阳。她从后面抱住我，将她的身子紧紧地贴在我宽厚的背脊上。她就像一块香喷喷的湿浴巾，惬意而又贴身。我想起四年前，她的笔沙沙地行走在我背脊上的感觉。我说我好怀念这种感觉，今天终于又回来了。我说她应该去写诗。我是指她把那血涂抹在水杉树身上。我说你要写诗的话，肯定比我写得好，写得有新意。她捏住我的鼻子，摇摇，不无得意地说，我这不就是写诗吗！无非你用纸笔写，而我用生命之色写罢了。我们抱了一会儿，她从后面把我轻轻地拉倒了，我们再次倒在“枫林晚庐”里，又做了一遍。
我们离开“枫林晚庐”时，天早已黑透了。她说她一走路那儿就像撕裂般的疼痛，我想我刚才简直像猛兽，对她太粗暴了。我背她回八卦墙门。沿着某条铁轨，慢慢地走回去。她伏在我的背上说，快要毕业了，她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准备去前方闯一闯，但她还没有最后定，她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然希望她回杭州。她说那她母亲怎么办？她的母亲——“两座大山”——永远是我们无法逾越的喜玛拉雅山。“两座大山”对我们的感情，从来就没有二话；我们想好下去，除非在她死后。为此，她和女儿闹过不止一次两次了，她上过吊吃过安眠药，她什么都干得出来。“白蒲枣”说，要是我母亲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是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我默了好一会儿。我说那你出去闯一闯也好，等你在外面闯出市面来，我就放弃这儿的一切去投奔你。她又问，那伯母呢？我说我母亲会理解的，她会放我们一条生路的。
听我这么说，她吻了我的脖子。她问我还记得那个雨天我说过的话吗？她说她就是那时候，把一生的爱情给了我。永远。我说我知道。我说我真的知道，那时候我就知道。我那时候也是喜欢她才这么说的。说着，她头枕着我的肩膀睡着了。我想她肯定是因为刚才累坏了。我不忍心摇醒她。走到始版桥直街与莫邪塘路交叉口时，我站住了。这儿离八卦墙门已经很近了，我不能再背着她走了，不然让“两座大山”撞见了，事情就麻烦了。但我也不忍心摇醒她，于是我退到一堵墙的阴影处，看几个女伢儿在路灯下跳牛皮筋。她们在灯光下边唱边跳：
马兰花开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
她们跳得非常投入，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她们清脆亮丽的声音，像一阵凉风吹拂过我的心间。我突然看到其中的一个小姑娘，忽然扭过头来，朝我笑了笑，嘴里露出一颗虎牙。我恍惚间觉得她就是十一二岁的“白蒲枣”。如果她是“白蒲枣”，那我背上的人又是谁呢？这样傻想时，我就感觉到一丝湿意像蚯蚓爬过我的脖颈，曲折而行。忽然，“白蒲枣”醒了，她张望了一眼夜色，问我怎么啦？我说快到家了。她噢了声，从我的背上下来。她站到地上时，抹了一下嘴巴，说不好意思，都流哈啦子了。我说我也真佩服你，我刚走了几步，你就睡着了。我说你好走吗？她说行啊。我看她瞌目充懵懂的，两条腿一跷一拐地走了。过了一会儿，我也走了，走在一片女伢儿的轻脆声里：马兰花开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
我走进墙门时，就听见“两座大山”在楼上惊慌失措地喊叫着。她在质问“白蒲枣”：整个下午，你都死到哪儿去了？！
我回到家里，母亲就说“白蒲枣”来过了。她从武汉带来了两包英山云雾茶给我母亲。金叔教会了我母亲喝茶。“白蒲枣”一向把我母亲视作自己的母亲一样看待，只要她从外地回来，第一个探望的就是我母亲，永远是我母亲。这让“两座大山”尤其气愤。她朝人说，我这个女儿算是白养了。养儿养女一场空，儿子是个讨债鬼，女儿是个白眼狼。而母亲特别看重“白蒲枣”的情份，她知道她的好，她的孝顺；她也知道我和她在好，但母亲一直没有点破，她觉得自己的儿子配不上她，所以她现在不说要她做媳妇的话了。她觉得她有更好的前途，她希望她幸福，做个幸福的女人。
我说我知道了。母亲迟疑了一下，看看我。她问我：你和她出去了？我点点头。她又问：你欺侮她了？我忙说：我哪敢呵！母亲却严肃认真地跟我说，你要是敢欺侮她，我可饶不了你！我笑道：知道知道，你是她妈，不是我妈。母亲叹了口气，说：太阳就在头顶上，做人要摸摸良心，她一个姑娘家，今后的路还长着呢。我心里一惊，母亲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我忙逃进用布拦起来的自己的小天地，别过头在身上嗅了嗅，果然有“白蒲枣”的香水味。
第二天，“白蒲枣”就回武汉了。
她没有和我告别，等我得知时，她差不多已经回到学校了。我站在“枫林晚庐”前，手里捏着她昨晚遗留在地上的红丝巾，怅怅地望着林子外的铁路。红丝巾是我今天来了才发现的。昨天“白蒲枣”没有说，我也没有注意。它现在成了我手中的一份念想。因为诚如她所说的，她一毕业，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深圳闯世界了。
“白蒲枣”她们去了深圳。当列车经过杭州时，在城站停靠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她那帮同学哗地从列车上下来。她和她们站在月台上，她指向东边隔河相望的老房子，兴奋地告诉那些同学们，那儿就是她的家！她们一片欢呼，为她的故乡，她的亲人。而她则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我的名字。停止检票的铃声响起，她们又匆匆地上车了。这是她后来从南方来信上说的。她说那一刻，她感觉到自己离我很近很近，好像我就在她的身边。那一刻她感觉非常幸福，又非常悲凉，有家不能归哪。她说她现在一直珍藏着那幅画，那幅“老蜘蛛”画的画。她把底下的名字改回来了。他不再是米有为，而是米子。因为“老蜘蛛”画的本来就是我。
“白蒲枣”到深圳后不久，就给我来信了。她在信中说，深圳绝对是一座暧昧的城市，这个地方有太多的东西令人揣测和迷惑。在现实泡沫般巨大而眩目的背景下，经济、环境、观念、工作、生活以及性这些易于迷惑及纠缠不清的事物若隐若现，把城市和人神秘地抛出与匿藏，而且速度是惊人的神速。她说她们现在租住在一个叫梅林的地方。在深圳市区中部的北面，靠山狭长的一块，有整洁堂皇的政府住宅区、低矮凌乱的私人出租屋、工业区、市场、酒店和医院等。梅林有上梅林、下梅林之分，她们租住的地方确切地说是下梅林。她说梅林的名字美得飘忽，使人觉得是一个归隐的去处，而实际上是良莠不齐的混杂之所。她们租住的地方的四周，居住着更多的贩夫走卒，无业游民，妓女和二奶，充斥最多的是廉价的大排档和发廊，卖假货为主的士多店遍地都是，一切都显得混乱而危险。接着她提到一家重庆火锅店，那个老板娘每次见到她的男同学们，都流露出情人一样的微笑，害得他们常去吃那店里的鱼头火锅。后来他们都吃怕了，不去吃了，每次路过那儿就像做贼那样偷偷摸摸的，唯恐被那老板娘看见。
见她处于这个环境之中，我忙给她回信，要她千万千万注意个人安全。但不久，我的信就因为“查无此人”而退回来了。又过了几个月，“白蒲枣”再次来信了，说她们搬到一个叫下沙的地方了。工作也不好找，有几个男同学已经跑去海南了。我忙又回信，但未等我的信找到她，她们又搬地方了。信自然又回到了起点，这样三番几次之后，我就懒得回信了。只是盼她来信，但她的信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半年之后，就不见了踪影。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盼着“白蒲枣”的“召见”，盼着她在信上说，她已经在深圳安定下来了，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让我立马去南方。我就盼着这一天。但这一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茫茫无期了。而我心爱的女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出了我凝眸的视野。
其实，在她决定去南方时，我就明白会是这个结局的。这个结局在“两座大山”将我母亲视为天敌以后，在黑叔猝然离开我们以后，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就在我们人生的前方等待着我们了。现在，我们不过是履行义务去把它完成了而已。
第18节 霜降
工作之余，我还是时常到城站走走。那时候清泰立交桥已造好了，从我们家到城站方便到只走一座桥就够了。我从清泰立交桥东头的桥梯上去，再从桥西头的桥梯下去，就是城站了。我去城站并不为了寻找我的父亲。我已经确信这种方法是不可能找到父亲的，那比大海捞针还大海捞针。我去城站一方面是出于习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只要有空，两条腿就会情不自禁地带我去那儿。关于父亲，我倒是偶尔会想到那个奇特的大汉，在那个夏天的夜晚，他突然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儿子呀，我们回家吧。我忘不了他那张温暖的脸，那脸上甜密的笑容，和那肯定的语气。很多次我想起他，就怀疑他莫非就是我的父亲？他不也是一米七八的个儿吗？长脸，有着山东人的直爽和豪放？如果现在让我选择一个男人做父亲的话，我倒希望是他。我希望他再次在我的面前出现。但这毕竟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另一方面在城站，到处有着“白蒲枣”的痕迹。徜徉在那儿，美好的回忆令人甜甜酸酸的。在这座带着阴性特质的都市里，“白蒲枣”让我想到那个江南所特有的黄梅天，我们扛着那幅肖像画在城站转悠时，突然来了一场雷阵雨。我们把这种雨，叫做“晴天落白雨”；就是西边还在下雨，东边的太阳却朗朗地照着大地，硬是在天空中架起一道或两道彩虹来。“白蒲枣”惊喜地伸出手去，将彩虹指给我看。她希奇地叫喊着，米子哥，你快看哪，彩虹！彩虹！我连忙抓住她的手指，把她指过彩虹的手指头含在嘴里。她惊奇地望着我。我含了一会儿，才把手指头还给她。我说现在不要紧了。我说你别乱指彩虹好不好，这样要烂手指头的。她说真的吗？我说我听我妈说，彩虹是不能指的，指了就烂手指头。她小眼睛眨巴眨巴地亮，问为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她说那我要是再指呢？我说那我就不管了。她忽然伸出手去，又要指了，但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开心地笑了，说，我骗你的。说着，她得意地笑了。回想起过去的一幕幕，我对她的思念就像阴湿的墙角的苔藓般不受控制地滋生着，布满了灰色的角角落落。此外，我也喜欢在行色匆匆的旅客中间，思考着关于诗歌的思考。我有不少诗歌是在城站酝酿而成的，像《辞》：
他说：已经有所不同
有所同
他说：一些会留下来
一些离去
他说：在的要记住
不在的
就是写下这首诗的那天，我意外地认识了一个姑娘。在城站，我无意间听到那家文化用品商店——现在已改名为音响制品店——所播放的音乐，不再是轰啊轰啊像放炮似的摇滚音乐，取而代之是过去我们称之为靡靡之音的流行音乐了。我不说你们也知道，那是我的最爱——邓丽君的歌曲。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放的是邓丽君的《恰似你的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听到这样的歌曲，我的心随之一拎。“白蒲枣”走后，每个日子对于我而言，都是一张张破碎的脸。我为之而仰天望了望车站广场的上空，那儿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就像掉光油漆的旧家具那样乏善可陈。老实说，在那个灰暗的日子里，我突然觉得单是为了这音乐，我也应该到店里去，向那个中老年妇女表示一下敬意，至少朝她微笑一下吧。于是我朝音响制品店走去，我走到门口，没有直接走进去，因为我发现趴在柜台上的人变了，至少发型不对，不是那个男人发型了，而是一股粗黑的马尾辫。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她们是两个人，果然她抬起头来，我就看到了一张清纯的笑脸，她最多二十来岁，一个鲜艳的少女。我情不自禁地冲她微笑了一下，她随即又朝我微笑了一下。我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恰似你的温柔》是那盒带子的最后一首歌。她正准备换带子，我说邓丽君的歌一点也不好听，但您能再放一遍吗？
她显然被我的话绕糊涂了，愣了半晌，才一笑，又把邓丽君的歌带塞进录音机中。
后来我就常去这家店里听歌，因为这样就省得自己花钱买磁带了。我自己挑磁带放来听，这样我放什么歌，她才听什么歌。我们一起听殷秀梅的《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春天，你在哪里》；沈小岑的《重阳九月九》、《江南雨》和《爱在深秋》；徐小凤的《顺流，逆流》；张明敏的《趁你还年轻》；费翔的《故乡》、《冬天里的一把火》；龙飘飘的《丢不了的情怀》、《让我默默离开》；成方圆的《回答我》；彭丽媛的《你会爱上它》；苏红的《我多想唱》、《小小的我》；高胜美的《潇洒的走》……店里有非常多的磁带，但不到一年时间，我就把它们听了个遍。她上一天班休息一天，我总是算准了她上班的日子去。店里就她一个营业员，她给我泡一杯龙井茶，说是雨前的，是她爸爸喝的。她让我坐在柜台里面，边看书边听歌。而她边打毛衣，边听歌边招呼着生意，边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
她叫杨宜芝，是我们认识了有些日子后，她亲口告诉我的。她一直等着我问她的芳名，但我压根儿没想到问，也没有告诉她我是谁。作为等价条件，我如实汇报了我的姓名，家庭及工作情况。当我把小时候来城站找父亲的故事，一件件地讲给她听时；她就像听说书那样哈哈地乱笑，赛过是在听“天方夜谭”。这其中我就讲到那个看不出年纪的中老年女人，就趴在她现在的位置上，整天在一张废纸上画无头鸟，但我看更像是男性生殖器。我问她这店里先前的那个女人你认识吗？杨宜芝却不置可否，只是一味地咯咯傻笑。她说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她听我的故事都听上瘾了，于是我不得不搜肠刮肚地讲画匠“老蜘蛛”，讲领回家的假父亲……这个叫杨宜芝的小姑娘，笑起来嘴巴张得木佬佬[12]大，无遮无拦，笑声也特别的清脆响亮，不像江南女子。果然，她说她是四川成都人，和大作家巴金是老乡。后来他父亲调到这儿工作，一家才迁居杭州的。
多少年来，一有空余的时间，我就在我们的“枫林晚庐”里写诗，读书。那里，总是给我很多希望，很多憧憬；总是让我身心宁静地去等待。但现在变了，“枫林晚庐”越来越让我心浮气躁，有一天我竟然带了集邮用的放大镜，鬼使神差地研究起四棵水杉树的树皮来。我想从这些毛绒绒的树皮中，找到“白蒲枣”的鲜血染过的痕迹。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最后，面对晚霞，我狠狠地掴了自己两巴掌。我骂自己变态了还是咋的了？！
我流泪了。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流泪了。我想“白蒲枣”。我边想边流泪。坐在夕阳中流泪的感觉真好。流泪中，我写下了《明天》：
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
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爱人
明天爱人经过的时候，天空
将出现什么样的云彩
从这以后，我很少去“枫林晚庐”了。这时候是1997年春夏之交，我都虚岁28了。母亲总是一遍遍地催促我，她的儿媳妇在哪儿？她的孙子在哪儿？我无以言对。“白蒲枣”已经南下五六年了，却依然杳如黄鹤。
下了班，拖着沉重的脚步和一身汗臭，我喜欢到杨宜芝的店里去，我喜欢那儿的氛围。当我捧起她给我泡的龙井茶，香香润润地喝上一口，我顿时精神大振，工作了一天的疲倦也随之烟消云散。我挑磁带，放音乐。在音乐声中，我闭目养神或者沉思，偶有灵感或诗句从脑海里跳将出来，我就迅速记在我随身带的笔记本上。这本带有黑皮套的笔记本，是杨宜芝送给我的。她知道我写诗，她很喜欢我写给她的那些诗。她偷偷地拿给她父亲看过，她父亲也说好。我想我的诗不至于写得这么糟吧，连老人也喜欢？她说你别贫嘴了，我爸好歹也是个中学校长。
有时候杨宜芝特顽皮，见我闭眼睛，就气愤地问我：我有这么难看吗？我就高声地对她说，你一点也不漂亮！一点也不可爱！她听我这么说，先是一愣，但很快她的脸色就转向了，眼睛也活络了，还带着那种笑。她说，我也是，我一点也不想和你说话，一点也不想看到你。她这么说时，我并不怎么在意，直到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明天有没有空？我问她干什么？她叫我到她家去吃饭，还说她父亲也想见见我这个大诗人。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别吓我呵？她说是真的。她说真的的时候，眼睛奇亮无比，我突然从她的眼睛里读到“白蒲枣”的影子，以及那个诺言。
我故作沉思，想了想说，明天我没空。
那么后天？杨宜芝紧追不放。
我说，后天我也没空。
她说，那你哪天有空呢？
我说，小杨，对不起，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
杨宜芝别过头去，眼角挂着晶莹的泪花。我知道自己伤害了她。但我真的不知道，不想，也不是要伤害她。怎么说呢？我也不是不爱你，但……我叫了几声她，她都不理。我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她还是不理我。
我决定不再去杨宜芝的店里了。
不再去音响制品店的我，重又回到了“枫林晚庐”，我需要好好想一想，但我却像一头愤怒的雄狮，在草庐里打转，却不知为何而愤怒？我的体内好像装了数十公斤炸药，在加热，在升温，在酝酿着我内心渴望的大爆炸。是的，我要发泄，我要疯狂。我像一个疯子，一个流氓，我吼叫着，掏出“麻雀儿”，我一次次地把精液射在四棵水杉树的身上。我是什么诗人？狗屁的诗人！我不是个东西！我要玷污了“枫林晚庐”，玷污了我们的爱情。我要彻头彻尾的堕落！
一个礼拜后，我又和杨宜芝肩并肩地趴在柜台上了。我们虽然还是朋友，但彼此间却多了一份客气。而我好像是她们店的免费雇员，讨好地帮着做生意。杨宜芝时常很女人地晃动着乳房。她的乳房大概正处在疯长期，有着胀痛与不适感，使她时不时以隐晦的手指去拨弄它。我看到她做小动作，便期待着她再次发出邀请，请我去她家吃饭。但是她没有。她装出压根儿没有过那回事似的。她对我的热度也降了许多，有时候显得很客气的样子。
我有些失落，有些后悔，也觉得自己有些贱。
这年的七八月份，应该是八月份吧。反正是江南最多台风的季节，有天午后，一场猛台风降临杭城，一时间乌云压城，狂风与雷电大作，人间黑得像泼了墨似的，狂风掀起了店门口摊上的垫布，上百只磁带盒哗啦啦倒在了地上。凡是轻飘的东西，像笔记簿啊信笺纸啊满屋子乱飞，高处的东西纷纷往下掉，这情景吓得杨宜芝赶紧关闭门窗。确切地说，是我帮她一起关了门窗。她打亮了灯，地上一片狼籍。我们开始捡磁带。雷越打越近了，有几个打得震天动地，杨宜芝蹲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捂住耳朵，我不知道女伢儿为什么都害怕雷电，包括“白蒲枣”在内，杨宜芝自然也不例外。突然又是一个响雷，店里的灯忽地熄了，杨宜芝尖叫了一声，猛地扑进我的怀里。我能感觉得到她的颤抖。我紧紧地搂住她，一下下轻拍着她的背脊，我说有我在，你不用怕。这时候我闻到从屋外飘进来的火药味，那是高压电线上的橡胶烧焦的气息。
我没有想到杨宜芝会害怕得哭了。我捧起她的头，用手轻轻揩去她的眼泪。但我刚揩去旧的，新的眼泪又冒出来。我想今天用手是揩不干的了，就俯下身去，用我的嘴唇，用我温顺的舌头。杨宜芝突然松开紧抱着我的双手，生气地拍打我的双肩，好像是我让老天打这种凶雷来吓她似的。她胡乱地拍打了一气，就吊住我的脖子。我们开始在黑暗的店中接吻，剥对方的衣服。这后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在一片狼籍的地上忙碌，渐渐的，雷电远去了，风雨远去了，世界就剩下我们俩了。我们压根儿听不到外面的风声雨声和打雷声了。事后，我们注意到我们压碎了十来盒磁带，不，确切地说应该是磁带盒的壳子。第二天，杨宜芝就把这笔帐算在台风的头上了。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杨宜芝说我趁人之危，要走了她的贞操。风停雨歇之后，她哭得起劲，并且愤怒地将我赶出店去。可第三天她上班，我去找她解释，她又热情飞扬了，又泡茶又剥瓜子给我吃，我看书时她就像煨灶猫一样趴在我背上，根本容不了我解释什么。到晚上商店打烊时，她却把我和她“打”在了店里。我们关起门来，又偷偷地品尝爱情的禁果。情欲这东西你一旦尝到了味道，就再也丢不下了。我们在店里偷欢的次数多了，她就非常害怕怀孕，尽管我们很小心，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到了第二年春天，她果真莫名其妙地怀上了伢儿。这个伢儿就是我们的宝贝儿子，米菊。我是主张打胎的，婚都没有结，要什么伢儿呢？但她死活不肯。于是，我们匆匆忙忙，赶在那年的“五一”劳动节，举行了婚礼，趁她还没有显身的时候。
这个节日对我们的婚礼来说正合适，一切都来自我们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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