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书房及其他》
汪曾祺的绝笔
何镇邦对我讲，《铁凝印象》是汪曾祺的绝笔。
前几天，一个小型聚会上，汪先生的公子汪朗也在，何镇邦说，1997年5月8日早上9点多钟，汪曾祺给他家打电话：“文章写好了！你过来拿！”
这“文章”就是《铁凝印象》，为什么叫何镇邦去拿？因为这篇文章他是为何镇邦写的。1996年秋，何镇邦和山东《时代文学》议定在该刊上开设一个新栏目，由何镇邦主持，名曰“名家侧影”，每期由几位作家同时聊一位作家。专栏从1997年第一期开始，已经分别介绍过汪曾祺本人和林斤澜、艾煊等作家。当年的第四期拟发铁凝专栏，于是何镇邦就向汪老约稿，请汪老写一写铁凝。
汪老爽快答应。他对何镇邦说：“能写，马上投入！”何镇邦后来说，老头儿夜里4点多钟就起床写，一口气写到8点多钟，一气呵成。写完就叫何镇邦去取。
汪曾祺画作
稿子写在300字的稿纸上，共8页，有两千多字。我找出初发《铁凝印象》的已发黄了的15年前的《北京晚报》（1997年6月16日），稿件最后的落款是“1997年5月8日凌晨”。《北京晚报》在编发此文时还加了一段编者按。按语写道：“5月16日，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不幸去世。此篇是汪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汪先生五十多年创作生涯戛然而止的句号。我们特此刊出，以示怀念。”
在汪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的这个五月，我重读《铁凝印象》，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
汪先生在文中说，铁凝的小说有“清新秀润”的特点。他写道：“河北省作家当得起‘清新’二字的，我看只有两个人，一是孙犁，一是铁凝。”这样评价，是中肯的。
在《铁凝印象》中，汪先生还用了一大段篇幅描写铁凝，他说铁凝“有时表现出有点英格丽·褒曼的气质，天生的纯净和高雅”。铁凝“不论什么时候都是精精神神，清清爽爽的，好像是刚刚洗了一个澡”。对铁凝的欣赏和怜爱之情溢于言表。汪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很希望能和铁凝相处一段时间，仔仔细细读一遍她的全部作品，好好地写一写她……”可是这个老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愿望太“奢侈”了，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星期，这个老人却撒手人寰了。
其实，早在几年前，汪先生就评论过铁凝的短篇小说《孕妇和牛》，说那篇小说“俊得少有”。是很“糯”的一篇小说，或者说，细腻、柔软而有弹性。汪先生对铁凝的作品是熟悉的。
铁凝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过，她认识汪先生大约在1984年的四次作代会上。她说：“汪老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头发也不留呀！’”铁凝说：“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这样的见面别有情致，这样的回忆同样充满了深情。
铁凝在这篇同样是发表于《北京晚报》上的文章中说，当我们今天思念这位老人时，是他那优美的人格魅力打动着我们。一个民族，一座城市，是不能没有如汪老这样的一些让我们亲敬交加的人呼吸其中的。（《汪老教我正确写字》，《北京晚报》1997年8月15日）这样的回忆也依然打动着我们。
关于汪老，铁凝先后写过三四篇怀念文章。她曾到京郊汪先生的墓地给汪老献花。铁凝后来深情地说：汪老的名字被标明的位置是“沟北二组”，以汪老的人生态度，他早就坦然领受了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新身份。2010年的5月，铁凝又往高邮，凭吊汪先生纪念馆，参观汪曾祺故居，并在汪先生童年生活过的老街上徜徉——这些深情的文字和人生印迹，都见证着两代作家之间的珍贵友谊。
关于书画的遗作，一般认为，汪曾祺最后的书画作品是《喜迎香港回归》，一幅画面淋漓饱满、枝头着满盛花的紫荆花。其实，这个记忆是错误的，这里需要更正一下。汪先生的书画绝笔在扬州高蓓女士手中，是一幅丁香花的国画和“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条幅。
1997年5月11日，高蓓以《扬州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汪老，老头接受家乡人的采访、拍照，忙乎了半天，中午还得留饭（尽管吃的是炸酱面！）。如此种种，都在高蓓的《最后的采访》中（《新闻出版报》1997年6月24日）留下记忆。
汪曾祺书法作品
2007年5月纪念汪曾祺逝世十周年暨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在高邮举行并颁奖，我和高蓓有幸忝列获奖作者之中。在活动结束的第二天，与会者到扬州游玩，同游者有汪家三兄妹和作家凸凹，在瘦西湖的春台祝寿楼，我们登台眺望，窗外是如画的风景。这时高蓓来了兴致，将特地从家里带来的汪先生的《丁香》取出展示给我们欣赏，使我们大饱眼福。画面上的丁香四五枝，枝头浅紫、淡红的碎花布满枝叶间，左首题款“高蓓饰壁，汪曾祺丁丑五月”。右上角还有一枚闲章，不太清晰，好像不是“人书俱老”那枚，也不似“珠湖老人”。印太浅了！十分模糊，实在不能辨认真切。
不过这幅《丁香》让人眼热。这应该是汪先生画作中的佳品，画面蓬勃，彩色饱满，工笔处十分细致，看得出老头子是下了功夫的。
高蓓是有福的，在无意中得到汪先生书画作品的绝笔，内心的既疼又爱，从高蓓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两幅作品，我想，高蓓也会十分珍爱的。
汪曾祺画作
今年5月16日，汪先生离开我们整整十五个年头了。这些年来，他的作品被一代一代的人阅读，很多人喜欢他的作品。近来听人说到一个叫狄源沧的老先生（1926～2003），一位很有名的摄影家，他和他女儿都十分喜欢汪曾祺。老先生在世时，曾写过一首诗：喝茶爱喝冻顶乌，看书只看汪曾祺。不是世间无佳品，稍逊一筹不过瘾。“冻顶乌”即冻顶乌龙，是一种台湾名茶。老先生话说得绝对了一点，但人生趣味可以理解。还有一位老兄，读了汪先生的作品，在豆瓣网上留言：吾爱汪夫子，书痴复情痴。吾爱汪夫子，儒雅天下知……汪先生为什么这么迷人？真是值得好好研究研究。
汪曾祺二十岁在昆明西南联大开始写作，一生颠沛，洒脱的性情不改。而这一文一书一画，却成了汪先生半个世纪最后的绝响，让人心中不甘。
2012年5月2日
原刊《文汇报》2012年5月15日
湖东汪曾祺
这个老人，是不随和的
今年春节，一个下午我特别无聊，于是就从湖西天长开车去湖东高邮。冬日的天空清冷寂寞，车子驶出县城，很快上了乡村道路，没有一刻钟，就完全行驶在高邮湖区低洼的水荡之中的土路上了。四周河汊交横，大片的芦苇高过人头，一丛一丛，像一束束箭矢。正如汪曾祺在《受戒》的结尾所说：“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这样去高邮对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了也只是在街上转一转，大运河边走走，或者，在文游台汪曾祺纪念馆的石阶上坐一坐。不会去麻烦任何一个人。麻烦了别人，你自己也拘束受累。其实你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
对湖东的汪曾祺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从刚开始学习他的小说创作法，到后来迷恋他的人格和风采，到写出《忆·读汪曾祺》这样一本书，其实我至今并没真正读懂汪曾祺。
《晚饭花集》（初版）
我是走了捷径了的。从抄了他的《晚饭花集》，到上鲁迅文学院结识他，一切仿佛那么自然，又是那么顺汤顺水。他对我和另外一个青年总是客客气气。他说过：“你们两个人身上没有什么俗气。”这是对我们最高的评价了。我也曾经给过他两篇我写的小说，私心中想请他写几句话，也好抬高抬高自己，可是并未能如愿。那个事也就过去了。
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刚听说了一件事。说有个文学青年在某个场合认识了汪先生，不久就到汪宅去拜访。这是一个痴迷得有点癫狂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索性就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并不大，于是他心甘情愿睡地下室，这样一住就是多日，每天大早就举着一把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老头儿还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可是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叫老头儿给看。老头儿拿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现。”
这个湖东的老人，他是善良而纯真的。他在《自报家门》中说：“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这个老人，他也从他的父亲那儿学习了这些品格。他认为这个文学青年，从事一种很艰苦的工作，挺不容易的。可他确实写得不好。每次带来的稿子都脏兮兮的。老头终于还是无法忍受，他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一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老头打开门，堵在门口。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老头开腔了：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不允许你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
讲了三条，场面一定很尴尬。
我听到这个“故事”是感到惊悚的，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十五年过去了，今天回忆起那时到这个老头家的那些快乐时光，更加庆幸自己的无知和年少时的无畏了。
这个老头是不随和的。我们多数时候，是误读了这位老人。以为他做做菜、画画画、喝喝酒，就好说话了。他是不随意附和别人的。他不会敷衍和应付。这从他的文学观就能看出，他在1986年为《自选集》写的自序中说：“我是相信创作是有内部规律的。我们的评论界过去很不重视创作的内部规律，创作被看着是单纯的社会现象，其结果是导致创作缺乏个性。”其实，这个观点，不仅仅是他六十岁后的认识，他二十七岁，在上海写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就庄严地宣布了“要在一样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之中，为自己的篇什觅一个位置”。之后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创作的个性”。（所以这个文学青年，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汪曾祺的学生的”。）不久前扬州的杜海公布了汪曾祺一篇极短的逸文《说“怪”》，此篇也是他读了杜海给他看的习作之后写的读后感。他在文中希望家乡的文学青年，“要充分表现个性，别出心裁”，“能够继承扬州八怪的传统，尽量和别人不一样”。
我在今年春节到高邮转了一圈，回来思考思考，我得出了以上的结论。在高邮的文游台，我坐在青石台阶上，身下的青石透凉浸骨，它却对我的思索是有益的。是的，看看汪曾祺留下的文字吧：《受戒》《大淖记事》《异秉》《葡萄月令》，就连《沙家浜》的剧本！无不“充满个性”。
汪先生研究的几个空白
汪曾祺是对故乡最充满深情的一位作家，他笔下的作品，大部分是描写故乡的。可是有一个现象，学界一直没有注意过：汪曾祺十九岁离乡，直到六十一岁才第一次回乡。他为什么四十多年不回故乡？是千山万水、旅途阻隔？不会吧，即使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京沪线还是相对方便的，到了南京，换乘长途车直达高邮，也不是太困难。是没时间？没旅费？都不像。
1991年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
而他却通过笔下的文字，一次次抵达（回到）故乡。故乡的风物、人情、吃食以及街衢巷里、三教九流，都在他的笔下得以复活。陆长庚（《鸡鸭名家》）；王二（《异秉》）；小英子、明子（《受戒》）；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岁寒三友》）；巧云、十一子（《大淖记事》）；王玉英（《晚饭花》）；叶三、季匋民（《鉴赏家》）；陈小手（《陈小手》）；章叔芳（《小姨娘》）；崔兰（《小蛇腰》）……我想，这些名字的背后都是有一个真实的高邮人存在的。或许他们已经故去，但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并且是高邮人。汪曾祺是多么热爱他的故乡啊！他为高邮留下了那么多优美的文字。
汪曾祺四十年不回乡的问题我虽然始终没有搞懂，但从创作上来讲，这一种与故乡保持一定的隔膜，对创作是有益的。这使记忆中的故乡，相对较完整地保存，是会产生一种创作上叫作“离间”的效果的。但我想，汪曾祺绝不是为了保持这种“创作效果”而故意不回故乡，一定是另有隐情。他自己不说，别人也无从理解。但从汪曾祺研究上来说，这一段空白，是有意思的，是值得注意的。
汪曾祺书法作品
在生活中，汪曾祺并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他的话并不多，有时喝了几杯酒，话稍多一点，但也不是很多。他也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他虽不如他的笔下的高北溟（他的小学和初中老师）那样“看起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但终归不是活跃的、喜于表达的那一类。
他把他的热情全部倾注到创作中去了。他年轻时就写得那么好。他早期一篇很长的散文《花园》，对于研究汪曾祺，应该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花园》充分显示出汪曾祺的创作才能。他对事物的细部描写得那样丰沛、细微和准确。比如：“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蓝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足以证明汪曾祺早年才华的展露，也印证了汪曾祺自己所说：“沈从文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自报家门》）汪先生的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
不久前，山西的李国涛先生给我寄来了汪曾祺1987年8月写给他的两封信。这是两封非常重要的信。其中一封信中写道：“一个人不被人了解，未免寂寞。被人过于了解，则是可怕的事。我宁可对人躲得稍远一些。”“让那些学我的人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免得他们只是表面的模仿，‘似我者死’。——我很不愿意别人‘学’我。一个人的气质是学不来的。”“《职业》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篇。但读者多感觉不到这篇小说里的沉痛。”这对解开汪曾祺对自己作品的认识颇有帮助。汪曾祺曾在《晚饭花集》的自序中说过：我对自己的作品都还喜欢，无偏爱。别人若问我喜欢自己的哪篇作品，我也是笑而不答。而这一次，在给李国涛的信中，汪先生却着重说出“《职业》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篇”，可见他对《职业》的重视和偏爱。
今天的高邮，岁月的影子
199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给汪曾祺编了一本小说集《矮纸集》（1996年出版）。这部作品集应是汪曾祺作品的一个重要文本。它的编法是“以作品所写到的地方为背景”，进行分组，这个主意是汪曾祺自己拿的。编完，汪先生发现“写得最多的还是故乡高邮”。这个集子的后面附有一篇李国涛的跋《读＜矮纸集＞兼及汪曾祺文体描述》，这是汪曾祺研究上很重要的一篇评论，但多被忽略。我希望今后出汪曾祺作品集时能将这篇评论给附上，这对理解汪曾祺是有益的。
汪曾祺书法作品
这个春节的一个午后，高邮的街上相对显得寂寞冷清。路上行人并不多，特别是到了黄昏，店铺和人家几乎都关了门。我游荡在运河大埂上，运河的水面还是很广阔的。运河上现在建了一座很现代的桥，过了桥，到河的西岸，就是浩浩渺渺的高邮湖了。我将车直接从桥上开过去，停在湖边的一片空旷处。湖面上冷冷清清，水波涌动着，无边无际，让人心中生出一种空虚的感觉。一个老人弄了一只游艇，在兜揽游客，可是没有一个人。他对我说：“兜个风吧？”我摇摇头，他见我没兴趣，便去忙自己的了。
我在湖边坐了一会，冰冷的风灌到胸口。我转身离去，当车驶过一处僻静的街巷，一股青烟飘了过来。这个时候还有卖吃食的小摊呢，我寻着青烟走了过去，空荡荡的街边只有这一个卖面饺馄饨的妇人。坐下，要了一碗虾籽面，酱油很浓，我热热地吃下去，身上马上热了起来。
这样的行走虽然并不能回到汪曾祺时代的高邮，但多少还是能感受到半个世纪前旧高邮的气息的。小城虽变化很大，可生活在其中的人，还是高邮人。他们的口音、习性、饮食，甚至泼痞骂街，还是会带着岁月的影子。人的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正如汪曾祺在《钓人的孩子》中所说“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高邮使汪曾祺从小受了美的教育。他在《自报家门》中说，我的写作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他同时说：“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这些童年印象，深深地注入汪曾祺的记忆，他一生中的很多篇文章便都是写的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人事。
汪曾祺画作
这个十九岁从湖东高邮走出去的青年，正如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说：“凭着手中的一支笔，真的打下了一个天下。”
2012年5月31日
注：高邮湖西岸的安徽天长人，将湖对岸的高邮人称为湖东高邮人。
原刊《北京晚报》
2012年6月23日
汪曾祺为何如此迷人
汪先生自己在《随遇而安》中说“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在乎”。可是他还没有“潇洒”到对自己的东西一点不保留的分上。汪朗有一次对我说，虽然老头子“拉乎”，发表过了的作品到处塞，但也不是心中一点数也没有。《晚饭花集》《蒲桥集》里面的作品，都是他自己亲手选的，基本上是他认定了的。
1989年汪曾祺给《工人日报》的一个全国工人作家班讲课。让他讲的题目是“小小说的创作”，他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就给学员讲文学与绘画的关系。有一天，还带来自己的一幅“条幅”，是一枝花，朱砂花朵三二朵，墨叶二三片，一根墨线画到底，右题一行长条款：秋色无私到草花。有个河北籍的女学员嘴快，看了一眼就说：“空了那么多，太浪费，画一大束就好了。”汪曾祺哈哈大笑，仿佛那个女生的话一点没有扫他的兴。有个男同学问：“能不能给我？”老头抬头看看，问：“处对象了吗？”——“谈了。”——“那好，就拿走吧，送给女朋友，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这就是汪曾祺，一个活灵活现的汪曾祺。
二十年前，我们在县里学习文学创作，有一帮朋友，其中一位业余诗人，在酒桌上篡改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说：座中读汪谁最痴？安徽天长小苏北。天长是我的家乡。（原诗：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前不久回乡，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这位当年的业余诗人也参加了。几杯酒下肚，他又诗兴大发，把当年的“诗”又说了一遍：座中读汪谁最痴？安徽天长老苏北。只是改了一个字，将“小”字改成了“老”字。
这虽是笑话，却道出了我这些年都干了些啥。
为什么对汪曾祺如此深情？读了这么多年，还乐此不疲？我思考这个问题，大致有以下的思路和结论：
1
对汪曾祺的阅读，是一个逐步发现、不断惊喜的过程。说句实在话，原来喜欢汪曾祺时，也才二十多岁，所见世面不大（不是说现在所见世面大了），而且呢，那个时候见到汪曾祺的东西也不多，也就是两本小说选（《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一本散文集（《蒲桥集》），一本文论集（《晚翠文谈》）。小说、散文、文论，都全了。当然，这也是汪曾祺最主要的作品。他生前时，他自己比较在乎的作品，也都在这几本书里了。
都说汪曾祺洒脱，比较淡泊，生活中也马虎。汪先生自己在《随遇而安》中说：“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在乎”。可是他还没有“潇洒”到对自己的东西一点不保留的分上。汪朗有一次对我说，虽然老头子“拉乎”，发表过了的作品到处塞，但也不是心中一点数也没有。《晚饭花集》《蒲桥集》里面的作品，都是他自己亲手选的，基本上是他认定了的。
1993年在家中
汪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用《汪曾祺全集》的稿费印了一本非常精美的《汪曾祺书画集》（非卖品），让我们集中看到了汪曾祺书画方面的才华（原来都是零星看到的）。那些书画作品，特别那些题在画作上的题款，非常丰富。通过这些题款，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学识。可以看出汪曾祺是一座“富矿”，他“肚子里东西很多”。《汪曾祺书画集》收集了汪曾祺从1982年以来，大大小小书画作品122幅，其中书法作品较少，只有18幅。所涉花鸟鱼虫几十种，有兰草、蜡梅、秋菊、玉兰、丁香、杜鹃、桂花、绣球、杨梅、凌霄、海棠、芍药、紫藤、芙蓉、山丹丹、金银花、水仙、红叶、葫芦、葡萄、蓼花、芦穗、梨花、野果、枇杷、苦瓜、山药、西葫芦、冬苋菜、莲、藕、芋头、白萝卜、红萝卜、白菜、红辣椒、马蹄（荸荠）、竹、荷、鸟、松鼠、蜻蜓、猫头鹰、金鱼、小鸡、鳜鱼、鹅、蟹等四十多种，所题款皆好。比如：秋色无私到草花，月晓风清欲堕时，一年容易又秋风，孤雁头上戴霜来，雨打梨花深闭门，南人不解食蒜，等等。
2
汪曾祺早期逸文的发现。先是上海《文汇报》“笔会”版主编周毅在编选《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笔会60年珍藏版》时，无意中发现了汪曾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好几篇逸文，基本上都是写于“黄土坡”或者“白马庙”，总之是写于昆明吧。我们读那些逸文，发现汪曾祺青年时竟然写得那么好，一点也不“幼稚”，充分证明了沈从文“为什么那么欣赏他、喜欢他”，并且说出“汪曾祺写得比我好”的话来。
汪曾祺画作
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和他的学生裴春芳，东北师大的徐强，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翻阅了民国时期的大量资料，又进一步发现了汪曾祺的大量早期逸文。分别是小说《河上》《驴》《除岁》《结婚》；散文《飞的》《昆明草木》《日记抄：蝴蝶》；诗歌《消息》《封泥》《二秋辑》和《文明街》。分别发表在《经世日报》《文学杂志》《大公报》和昆明的《生活导报周刊》上，均为四十年代作品。而且用了那么多的笔名，包括：西门鱼、郎画廊、汪若园、方柏臣。
通过这些作品，你发现汪曾祺青年时候并不“懒”，也不是整天“泡茶馆”，还真写了不少东西，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青年作家”。汪先生自己说过，三四十年代写了一些东西，大多都散失了。他这样轻描淡写地说说，我们原以为不会很多，原来却是那么丰富！而且通过这些作品，你发现汪曾祺说过的话，都得到了印证，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倒是受到过意识流影响的”。逸文中的《谁是错的》《结婚》等，明显有意识流的痕迹。汪先生自己也说过：“我写得并不土气，相反我还受过西方意识流的影响。”
这个老头说话，是非常负责的。他说过的话，后来有许多都得到了验证。比如：他说过，我曾代同学写过一篇读书报告，说李贺的诗是写在黑底上的，受到闻一多的表扬，说是“比汪曾祺写得还好”。汪先生轻描淡写地一说，并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在汪先生去世后，这个同学竟然在一本旧书里找出这篇“作业”。这个人就是比汪曾祺低一级的同学杨毓珉，他使我们得以看到这篇在岁月底下沉睡了六十多年的汪曾祺的少作：《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
下午6点钟，有些人心里是黄昏，有些人眼前是夕阳。金霞，紫霭，珠灰色淹没远山近水，夜当真来了，夜是黑的。
有唐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豪华的日子，每个人都年轻，充满生命力量，境遇又多优裕，所以他们做的事几乎全是从前此后人所不能做的，从政府机构、社会秩序，直到瓷盘、漆盒，莫不表现其难能的健康美丽。当然最足以记录豪华的是诗。但是历史最严苛、一个最悲哀的称呼终于产生了——晚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暮色中的几个人像——幽暗的角落，苔先湿，草先冷，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眼看光和热消逝了，竭力想找出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是韩愈；沉湎于无限晚景，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是温飞卿、李商隐；而李长吉则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着各种幻想。
汪曾祺画作
这篇读书报告，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字！完全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写法！难怪闻一多会说出“写得比汪曾祺还好”！
3
山东画报社出版了《你好！汪曾祺》一书，收辑了包括黄裳、范用、宗璞、铁凝、贾平凹在内的海内外近50位作家回忆汪曾祺的各类文章，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具体而有趣的汪曾祺。当然，这本书的机缘主要是我。2007年，汪先生逝世10周年，我给山东画报社打电话，提出能否收集散失在各报刊的各类回忆汪曾祺先生的文章，辑集成册出版的建议，他们很快就采纳了。我有此动议的基础是，山东画报社先后出版过汪先生的《人间草木》《文与画》《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汪曾祺说戏》和《汪曾祺谈师友》，这几本书的影响都极好，每册印刷都好几次。
汪曾祺书法
《你好！汪曾祺》的出版，使我们有机会集中了解汪曾祺这个人。
之后是2008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永远的汪曾祺》，收集了新近的写汪曾祺的回忆文章77篇，更丰富了我们对汪曾祺的认识。加之高邮市文联编印的汪曾祺资料，也是好几大本。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汪曾祺的文章，谈汪的创作、交往、游历和趣闻，等等。你会发现，汪曾祺原来还那么好玩，他有趣的事情很多很多。总之，这个人非常丰富，真正是一座“矿”。
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看苏叔阳写汪先生。苏叔阳说，一次他和汪老在大连开会。会上发言中，苏叔阳讲了“骈四俪六”的话，顺口将“骈”读成“并”，还将“掣肘”的“掣”读成“制”，当时会上，谁也没有说什么。吃晚饭时汪先生悄悄塞给他一个条子，还嘱咐他“吃完了再看”。他偷偷溜进洗手间，展开一看，蓦地脸就红了，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纸条上用秀丽的字写着：“骈”不读“并”，读“片”；空一段，又写“掣”不读“制”，读“彻”。苏叔阳说他当时眼泪差一点流出来，心中那一份感激无以言说。回到餐桌，苏叔阳小声对汪先生说：“谢谢！谢谢您！”汪先生用瘦长的手指戳戳他的脸，眼中是顽童般的笑。这就是汪先生，那样的目光和笑意，我是见过的。
二、铁凝在《汪老教我正确写字》里写道，1992年汪先生到河北参加《长城》笔会，期间铁凝拿自己的新书送给汪老，汪老看了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对她说：“铁凝，你这个铁的金字旁太潦草了，签名可以连笔，但不能连得不像个金字旁了，是不是？”铁凝后来说：“因为除了父母，还没有人能这样直率地指出我的毛病。”
——汪曾祺懂得尊重人。善解人意而又不失真诚。
汪曾祺与人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也是“汪氏”式的。
一、陈国凯曾说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在湖南开会。餐厅吃饭，一个老头子已在那里吃了，面前放着一杯酒。主会人员向他介绍汪曾祺。汪先生看着他，哈哈一笑：
“哈，陈国凯，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
陈国凯是第一次同汪曾祺见面，觉得这个人直言直语，没有虚词，实在可爱，也乐了：
“你想我是什么样子？”
汪先生笑：“我原来以为你长得很高大。想不到你骨瘦如柴。”
这正如汪先生第一次见到铁凝，汪先生走到她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头发也没有呀！”铁凝后来说：“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二、高晓声1986年和汪先生广州、香港之行同住一室。汪先生随身带着白酒，随时去喝。1992年汪先生去南京，高晓声去看他。汪先生将他从头看到脚，找到老朋友似的指着高的皮鞋说：“你这双皮鞋穿不破哇？”鞋是那年高去香港时穿的那双，汪曾祺居然一眼认出来了。
三、1991年4月，汪曾祺参加云南笔会，同行作家李迪，戴个大墨镜，被高原太阳晒得够呛，一天下来，摘下眼镜，脸都花了，只有眼镜下面的一块是白的，其他地方都是红的。汪先生见了，说：“李迪，我给你八个大字：‘我镜藏眼，无地容鼻’。”正如有一年夏天，我到山东长山岛出差，游了海水泳，回北京已好几天了。那天我去他家。进门没有一会儿，他站在我面前，端详着，之后用手在我脸上一刮：“是不是游了海水泳？”——真奇了怪了，他怎么看得出来？而且他用这种方式给你表达，让你的内心温暖无比。
4
江苏的金实秋先生编了一本《汪曾祺诗联品读》，金先生真是功莫大焉，那么有兴趣，他不厌其烦，到处去找，收集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汪曾祺的点点滴滴（当然肯定还有遗失的）进行了梳理，编了厚厚的一本书，通过那些诗联，你发现汪先生是有“捷才”的。肚里有，又反应很快。真如黄庭坚（山谷）说秦少游的，“对客挥毫秦少游”的味道了。
汪曾祺画作：《秋色无私到草花》
这里也说几条有趣的：
一、1989年汪曾祺给《工人日报》的一个全国工人作家班讲课。让他讲的题目是“小小说的创作”，他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就给学员讲文学与绘画的关系。有一天，还带来自己的一幅“条幅”，是一枝花，朱砂花朵三二朵，墨叶二三片，一根墨线画到底，右题一行长条款：秋色无私到草花。有个河北籍的女学员嘴快，看了一眼就说：“空了那么多，太浪费，画一大束就好了。”汪曾祺哈哈大笑，仿佛那个女生的话一点没有扫他的兴。有个男同学问：“能不能给我？”老头抬头看看，问：“处对象了吗？”——“谈了。”——“那好，就拿走吧，送给女朋友，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这就是汪曾祺，一个活灵活现的汪曾祺。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山》举办太湖笔会，从苏州乘船到无锡，万顷碧波，大家忘乎所以。宗璞和几个女作家在船上各打着一把遮阳伞。船快到无锡，汪曾祺忽然给宗璞递过半张香烟盒纸，上面写了一首诗：“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遮阳过太湖。却看碧波千万顷，北归流入枕边书。”宗璞非常高兴，多少年都记得这首诗。
这样的游戏之作，是需要捷才的。可以说，汪曾祺是有才子气的。所以，后来才有人说，汪先生是“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当代最后一个文人”。这些说法，在汪曾祺身上都能找到印证。让你感到：汪曾祺太可惜了，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赶上这么一个时代，人生最好的年华（壮年），都在中国的各式运动中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同时又感到汪曾祺太幸运了，命运给了他最后的二十年，让他逐步重新找回了自信，越写越神（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说，曾祺笔下如有神，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他晚年的作品《窥浴》《小姨娘》《水蛇腰》等，写性是写得很大胆的，而且很美。（他自己在《受戒》《大淖记事》的创作谈中说过：“我就是要写得很美，很健康。”）使他得以完成了他人生的三分之二的作品。他近三百万字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写于新时期。二十年，成就了汪曾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作家，让我们乐此不疲。
1973年，拉萨
当然，汪曾祺还在被发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的四卷本《汪曾祺文集》，马上就要出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汪曾祺全集》，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编辑中，里面都有一些新东西。这个老头儿，一拨一拨地，给你不断的惊喜。
我想还会不断有一些新的发现。仿佛这个老头故意同大家开了个玩笑——他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坐着，不断地给我们“送小温”。
5
前几天，扬州又发现了汪曾祺的一篇很短的逸文《说“怪”》和两封信；又有人买走了汪曾祺1962年的《王昭君》剧本（北京京剧团钢板刻字油印本），这些不断的惊喜，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苏北与汪曾祺先生
这里我把这篇500字的短文《说“怪”》介绍一下。事情是这样的：1986年10月，汪和林斤澜等到南京参加《雨花》笔会。那个笔会叶兆言也在，他刚刚大学毕业，叶兆言说自己还是个“生瓜蛋子”，他在会上主要搞会务。扬州的杜海，那时还是个文学青年，他得到汪在南京的信息，特地从扬州赶到南京去找汪老等人。结果，在玄武湖，还真给他找着了。之后汪一行又往扬州，住在小盘谷内，于是杜海就将自己的一篇名为《碧珍》的小说，送给汪曾祺，请他指正。第二天上午，汪将此小说还给杜海。杜海正准备洗耳恭听，没想汪却笑了笑，没说一句话，却递上两页稿纸。这就是下面的这篇短文。你看看，什么叫才华？什么叫才子？
我写过一篇小说《金冬心》，对这位公认为扬州八怪里的一号人物颇有微词。我觉得这是一个装模作样，矫情欺世，似放达而实精明的人。这大概有一点受了周作人的影响。我认为他的清高实际上是卖给盐商的古彝器上的铜绿，这一点大概也不错。我不喜欢他的卢仝体的怪诗。但那篇《金冬心》只是小说，不是对金冬心的全面评价。我对金冬心的另一面是非常喜欢的。我对他的从“天发神忏碑”变出来的美术字势的四方的楷字和横宽竖细的漆书是很喜欢的。对他的“疏能走马，密不容针”的梅花，也是很喜欢的。我在故宫博物院见过他画的一个扇面，万顷荷花，只是用笔横点了数不清的绿色的点子，竖点了数不清的漆红的点子，荷叶荷花，皆不成形，而境界阔大，印象真切。我当时叹服：“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我不想评定金冬心，只是想说说什么叫“怪”。很简单，怪就是充分表现个性，别出心裁，有独创性。
我希望扬州的写小说的同志能够继承八怪传统的这一方面，尽量和别人不一样。
扬州有一位大文体家，汪中。对汪容甫的文章，有不少人有极精到的见解。我很欣赏章太炎的评语，他说汪容甫的骈文“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大意）。呼应，是小说的起码的要求。打破呼应，是更高的要求。小说不应有“式”——模式。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扬州
综上所述，汪曾祺是什么样的人？为何迷人？汪曾祺的一切，所有的，包括小说、散文之外的一切，生活中的随手写的小纸片，朋友之间的谐谑的短诗，一个普通的留言，各式信件，包括美国家书，给黄裳、朱德熙等朋友的信，给家乡县委书记要房子的短笺，（“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去，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
黄裳给苏北的信
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几十个字，却很有趣，还不忘抒情一下。也可看出这个老头的天真和幼稚。）等等，等等，都具有文学价值——文字又好，又有生趣。
其实，汪曾祺的一生（主要是晚年），是把生活诗意化，把写作诗意化。正如他自己说的，他追求的是美，是和谐。黄裳也曾说：“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的是‘诗’。”这是很有见地的，不愧是从青年时代就与汪相交的老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被这个老头子“牵着鼻子走”的原因。别看他只有两三百万字的作品，他实在是丰富、有趣，而有味道的。所以我们乐此不疲。
这也就是汪曾祺迷人的原因。
注：此文系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演讲稿
原刊《深圳特区报》2012年7月19日
舌尖上的汪曾祺
小引
汪曾祺先生去世后，他的作品被不断地出版、编纂，他的趣闻逸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他的逸文被研究者不断发现。可以说，经过这十多年来研究者、出版者和读者不断传播、研究和阅读，汪曾祺显然已成为现当代最重要的经典性作家之一，他活在了读者的心中、活在了人们的口中（舌尖上）；另一层意思，汪曾祺一生“好”吃，他喜欢吃喜欢写吃喜欢自己“捣鼓”吃，被人们誉为文坛“美食家”。《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后，网上有人留言：要是汪曾祺在世就好了，请他为此片的总顾问，那将再恰当不过；也有人直接称他为“吃货”——“吃货”现在已不是一个贬义词，许多人自称“吃货”——只不过汪曾祺这一代为资深的“老吃货”罢了。
一
先引汪曾祺的一段文字：
抽烟的多，少，悠缓，猛烈；可以作为我的灵魂状态的纪录。在一个艺术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地抽，深深地吸进去，浓烟弥满全肺，然后吹灭烛火似的撮着嘴唇吹出来。夹着烟的手指这时也满带表情。抽烟的样子最足以显示体内潜微的变化，最是自己容易发觉的。
当年发表《关于汪曾祺的几个片断》的云南《大家》杂志（1997年）
这篇文字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题目叫《艺术家》。这颇似汪先生的自画像，它其实是汪曾祺的人生状态，他一生确也可以用“艺术家”来概括。他把生活当艺术，钟情和痴迷于一切美的事物。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前几年，黄裳有一篇写汪曾祺的长文《也说曾祺》，此文开篇就说“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这实在是很有见地，以前似乎还没有人这么干脆直白地说过。
记得15年前，汪先生去世时，他的家人为每位来送行的人发了一份汪先生的手稿复印件，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活着真好呀！》，他的家人是理解他的。他实在是热爱生活、热爱美的。他是作家中少有的特别热爱世俗生活的人。他热爱一切劳动以及劳动所创造的美，包括饮食、风俗和一切生活中的艺术。
苏北与黄裳先生
黄裳说得没错，“他的一切，都是诗”。或者也可以说，他追求的一切，也是美。这结论，肯定也是没错的。汪先生曾在接受家乡电视台采访的一段视频中说：“我就是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关于〈受戒〉》）这就是汪曾祺，在生活中他也是这个样子。对待生活他也是这样。朋友曾给我说过一个汪先生的趣事，说老头儿最后一次去云南，在昆明的那天，《大家》杂志的同事去看他，临别，他抓住作家海南的手久久不愿丢开。海南那么柔弱。柔弱就是一种美。老头儿这是对美的依恋呀！对人如此，对吃也是如此。所以他的关于吃，喜欢吃，喜欢写吃，其实也是美，是艺术之道。
作家墨白与汪曾祺接触并不多，可他曾写过一个汪曾祺的形象，我以为颇为神似。
1989年秋，汪曾祺和林斤澜一行到合肥参加《清明》笔会。会前，安排作家游览合肥包河公园。临行前，汪先生手里拎着一个淡青色的布兜子。墨白问：汪老，准备买东西？汪先生说：预备。然后把布兜子装进半旧的夹克衫里，带子露在外边，一走一摆，有几丝灰发散落在他的额前，他就用他那长了老人斑的手拢一拢。
这个形象也大致是汪曾祺在蒲黄榆和虎坊桥晚年两个居所周边的菜场的形象。墨白写得很准确，这个老头儿就是这个样子。
汪曾祺自己也说过：一次到菜场买牛肉，见一个中年妇女排在他的前面。轮到她了，她问卖牛肉的：牛肉怎么做？老头很奇怪：不会做，怎么还买？于是毛遂自荐，给人家讲解了一通牛肉的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讲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和干煸牛肉丝（见《吃食与文学》）。
汪先生对吃是饶有兴趣的。他生前编过的仅有的一本书《知味集》，就是关于吃。他亲自写了征稿小启，寄给朋友。给这本文集写稿的有王蒙、王世襄、车幅、邓友梅、苏叔阳、吴祖光、林斤澜、铁凝、舒婷和新凤霞等48位作家。这本《知味集》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于1990年出版，也只印了3000册。可老头子的征稿小启，可真是下了功夫去写的：
浙中清馋，无过张岱，白下老饕，端让随园。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的国家，文人很多都爱吃，会吃，吃得很精；不但会吃，而且善于谈吃。……现在把谈吃的文章集中成一本，相当有趣。凡不厌精细的作家，盍兴乎来，八大菜系、四方小吃、生猛海鲜、新摘园蔬，暨酸豆汁、臭千张，皆可一谈。或小市烹鲜，欣逢多年之故友；佛院烧笋，偶得半日之清闲。婉转亲切，意不在吃，而与吃有关者，何妨一记？作家中不乏烹调高手，卷袖入厨，嗟咄立办；颜色饶有画意，滋味别出酸咸；黄州猪肉、宋嫂鱼羹，不能望其项背。凡有独得之秘者，倘能公之于世，传之久远则所望也。道路阻隔，无由面请，谨奉牍以闻，此启。
在征稿小启之后，又写了足足有两千字的一个后记，历数中国菜的渊源和历史，足见他对吃的兴趣。
二
夏丏尊曾写过一篇《谈吃》的短文。夏先生在文中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善吃的民族，除“两只脚的爹娘不吃，四只脚的眠床不吃”，其余凡能吃的，五花八门，都想尽办法弄了吃。吃的范围之广，真是他国人为之吃惊。
汪曾祺画作
《红楼梦》里关于吃的描写很多。第六十一回小丫头莲花儿到厨房对柳家的说司棋想吃一个炖鸡蛋，“炖得嫩嫩”，遭到一顿抢白，又说了一车轱辘的话：“我劝你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胃口。”由此可看出在曹雪芹时代，也已经挑着花样吃了。有说是中国人在宋朝时吃得是很简单的。看《水浒传》，那上面的人动不动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并不精细。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写到武松杀了蒋门神出走之后，来到一个村落小酒肆，要吃的也就是“鸡与肉”，之前武松受了张都监的陷害，施恩父子也是只“煮了熟鹅”挂在“武松的行枷上”。汪曾祺关于宋朝人的吃喝是有考证的。他在给好友朱德熙的信中说：“中国人的大吃大喝，红扒白炖，我觉得是始于明朝，看宋朝人的食品，即皇上御宴，尽管音乐歌舞，排场很大，而供食则颇简单，也不过类似炒肝爆肚那样的小玩意。而明以前的人似乎还不忌生冷。食忌生冷，可能与明人的纵欲有关。”他自己还专门写了一篇《宋朝人的吃喝》的考证文章，从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苏东坡的“黄州好猪肉”，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所列的肴馔进行细细考证。汪曾祺认为，“宋朝人的吃喝比较简单而清淡”，还说宋朝的肴馔多是“快餐”，是现成的。中国古代人流行吃羹，“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水浒传》中林冲的徒弟说自己“安排得好菜蔬，端整得好汁水”，“汁水”，也就是羹。同时他还考证宋朝人就酒多用“鲜果”——梨、柿、炒栗子、蔗、柑等。
其实，汪曾祺谈吃年头颇早，他不仅仅是在晚年写出了一些谈吃的文章。翻开《汪曾祺全集·卷八》中有汪致朱德熙的书信十八通，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所谈除民歌、昆虫、戏剧和语言学外，多为谈吃的文字。在七十年代的一封信中，他教朱德熙做一种“金必度汤”，原料无非是菜花、胡萝卜、马铃薯、鲜蘑和香肠等，可做工考究，菜花、胡萝卜、马铃薯、鲜蘑和香肠全部要切成小丁，汤中居然还要倒上一瓶牛奶，起锅之后还要撒上胡椒末，汪称之为西菜，我看可谓是“细菜”。
汪曾祺（中）与朱德熙（右）、李荣（左），于西南联大
有一个时期，汪每天做饭，他自己说“近三个月来，我每天做一顿饭，手艺遂见长进”。他的那个著名的菜：塞馅回锅油条，可以说是汪曾祺自己发明的唯一的一道菜。1977年他在给朱德熙的信中说，“我最近发明了一种吃食”，并详细列出此菜的做法：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汪自己形容为“嚼之声动十里人”。十年后的1987年汪曾祺写《家常酒菜》中，在写了拌菠菜、拌萝卜丝、干丝、扦瓜皮、炒苞谷、松花蛋拌豆腐、芝麻酱拌腰片、拌里脊肉之后，正式将此菜列入，并说“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捉摸出来的”。
他的散文《宋朝人的吃喝》《葵》《薤》，在形成文章之前，都在给朱德熙的信中提起过。他在1973年写给朱德熙的一封信中还说：“我很想退休之后，搞一本《中国烹饪史》，因为这实在很有意思，而我又还颇有点实践，但这只是一时浮想耳。”这些都告诉我们，汪曾祺关于吃喝的学问由来已久，不敢说伴随他一生，但也有相当可观的年头。
这里不妨宕开一笔。汪曾祺与朱德熙的友谊，可谓是一段称奇的佳话。他们是西南联大的同学，用我们家乡的话说，“好得简直多一个头”。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在《长相思》中说，她和朱德熙在昆明结婚，婚纱还是汪曾祺负责去租的：结婚的前一天，汪曾祺拎一个滚圆粉红的大盒子来，说，这是礼服，拿去试穿一下，合适不合适？何孔敬喜欢白的，朱德熙为难：“水红色是你母亲的意思。”汪曾祺在一旁说：“不喜欢可以拿去换嘛！”第二天他们小两口回门，一大早，汪曾祺又来了，跟着他们一道回门，下午三个人还看了一场电影。汪曾祺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老伯怕他想不开，朱德熙来了，把一本物理书卖了，拉汪曾祺到小酒馆喝顿酒，没事了。朱德熙多次说过：“那个女人没眼力。”
汪曾祺晚年曾过一篇《昆明的雨》，提到一件事：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他和朱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满池的清水和着比丘尼的陈圆圆的石像，雨又下了起来。他们就到莲花池边的一条小街的小酒店，要了一碟猪头肉，半斤市酒，坐下来，一直喝到午后。汪曾祺还记得酒店里有几只鸡，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不动。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四十年后他还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在昆明，汪曾祺9点之后还不见人，朱德熙便知道他还未起床，便来找他。有一次，10点过了，还不见汪的人影，朱德熙便挟一本字典，来到46号宿舍。一看，果然，汪曾祺还高卧不起。朱德熙便说：“起来，吃早饭去！”于是两人便出门，将朱夹来的字典当掉，两人各吃了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
西南联大
到了晚年，有一次汪曾祺到昆明，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直奔朱德熙家，给朱德熙带来一包昆明的干巴菌，何孔敬捧着一大包干巴菌，说：“多不好意思。”汪却说：“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1991年，朱德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语系讲学，经确诊为肺癌晚期，仅半年就去世了，汪曾祺非常伤心。有一天夜晚，汪曾祺在书房作画，忽然厉声痛哭，把家人吓了一跳，赶紧过去劝他，就见汪满脸是泪，说：“我这辈子就这一个朋友啊！”桌上有一幅刚刚画好的画，被眼泪打得湿透，已看不出画的什么，只见画的右上角题了四个字：“遥寄德熙。”此乃真痛也。
这一节确实是扯远了点。可这一种友谊，实为难得。用朱德熙夫人何孔敬在《长相思》前言中的话说，他们是“金石至交”。
三
著名散文理论家、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曾给我说过一个笑话，此笑话是作家陆文夫在世时说的。陆文夫多次说：“汪老头很抠。”陆文夫说，他们到北京开会，常要汪请客。汪总是说，没有买到活鱼，无法请。后来陆文夫他们摸准了汪曾祺的遁词，就说“不要活鱼”。可汪仍不肯请。看来汪老头不肯请，可能还“另有原因”。不过话说回来，还是俗语说得好，“好日子多重，厨子命穷”。汪肯定也有自己的难处。
汪曾祺画作
“买不到活鱼。”现在说来已是雅谑。不过汪曾祺确实是将生活艺术化的少数作家之一。他的小女儿汪朝说过一件事。汪朝说，过去她的工厂的同事来，汪给人家开了门，朝里屋一声喊：“汪朝，找你的！”之后就再也不露面了。她的同事说你爸爸架子真大。汪朝警告老爷子，下次要同人家打招呼。下次她的同事又来了，汪老头不但打了招呼，还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结果同事一个没吃。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这个多雅”就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方式。
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到北京访问，汪曾祺在家给安排了家宴。汪自己在《自得其乐》里说：“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在宴请了几次后，不知谁突发奇想，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我做了几道菜，其中一道煮干丝，聂华苓吃得非常惬意，最后连一点汤都端起来喝掉了。”煮干丝是淮扬菜，不是什么稀罕，但汪是用干贝吊的汤。汪说“煮干丝不厌浓厚”，愈是高汤则愈妙。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来，指名要汪先生给她做一回饭。汪给她做了几个菜，一个是干贝烧小萝卜。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汪说，这个菜连自己吃了都很诧异，味道鲜甜如此！他还给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陈怡真吃了，还剩下一点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带到宾馆去吃。
看看！这个汪老头真“并不是很抠”，其实是真要有机缘的。
汪老头在自己家吃得妙，吃得“雅”。在朋友家，他也是如此。可以说，是很“随意”。特别是在他自己认为的“可爱”的人家。但这种“随便”，让人很舒服。现在说起来，还特有风采，真成了“逸事”。
汪曾祺在美国
1987年，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经常到聂华苓家里吃饭。聂华苓家的酒和冰块放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有时去得早，聂在厨房里忙活，安格尔在书房。汪就自己倒一杯威士忌喝起来，汪后来在《遥寄爱荷华》中说：“我一边喝着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有一个著名的“桥段”，还是在朱德熙家里的。有一年，汪去看朱，朱不在，只有朱的儿子在家里“捣鼓”无线电。汪坐在客厅里等了半天，不见人回，忽然见客厅的酒柜里还有一瓶好酒，于是便叫朱的半大的儿子，上街给他买两串铁麻雀。而汪则坐下来，打开酒，边喝边吃边等。直到将酒喝了半瓶，也不见朱回来，于是丢下半瓶酒和一串铁麻雀，对专心“捣鼓”无线电的朱的儿子大声说：“这半瓶酒和一串麻雀是给你爸的——我走了哇！”抹抹嘴，走了。
这真有“访戴不见，兴尽而回”的意味，又颇能见出汪曾祺的真性情。
在美国，汪曾祺依然是不忘吃喝。看来吃喝实乃人生一等大事。他刚到美国不久，去逛超市：“发现商店里什么都有。蔬菜极新鲜。只是葱蒜皆缺辣味。肉类收拾得很干净，不贵。猪肉不香，鸡蛋炒着吃也不香。鸡据说怎么做也不好吃。我不信。我想做一次香酥鸡请留学生们尝尝。”又说，“南朝鲜（韩国）人的铺子里什么佐料都有，‘生抽王’、镇江醋、花椒、大料都有。甚至还有四川豆瓣酱和酱豆腐（都是台湾出的）。豆腐比国内的好，白、细、嫩而不碎。豆腐也是外国的好，真是怪事！”
住到五月花公寓的宿舍，也是先检查炊具，不够。又弄来一口小锅和一口较深的平底锅，这样他便“可以对付”了。
在美国，他做了好几次饭请留学生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吃。他掌勺做了鱼香肉丝，做了炒荷兰豆、豆腐汤。平时在公寓生活，是他做菜，古华洗碗（他与古华住对门）。
在中秋节写回来的一封信中，他说：“我请了几个作家吃饭。”菜无非是茶叶蛋、拌扁豆、豆腐干、土豆片、花生米。他还弄了一瓶泸州大曲、一瓶威士忌，全喝光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说请了台湾作家吃饭，做了卤鸡蛋、拌芹菜、白菜丸子汤、水煮牛肉，“吃得他们赞不绝口”。汪自己得意地说：“曹又方（台湾作家）抱了我一下，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看看，老头儿得意的，看来管住了女人的嘴，也就得到了女人的心。
他对美国的菜也是评三说四，他说：“我给留学生炒了个鱼香肉丝。美国的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鱼较贵。”
看看！简直就是一个跨国的厨子！这时的汪曾祺，也开始从中国吃到美国，吃向世界了。他的影响力，也从大陆走向台湾地区，走向了华语世界的作家中。他的作品，在美国华文报纸登出，他的书版权转授到台湾。他在台湾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四
一本《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竞显天下美味。茨菇、蒌蒿、荠菜、枸杞、马齿苋、苦瓜、葵、薤、萝卜、瓜、莴苣、蒜苗、花生、韭菜花、菠菜、苞谷、豌豆、蚕豆、眼子菜、抱娘蒿、江荠，等等，都在汪先生笔下开花；鲥鱼、刀鱼、鱼、黄河鲤鱼、鳜鱼、石斑、虎头鲨、昂岐鱼、凤尾鱼、鳝鱼、螺蛳、蚬子、砗儿、河豚也在先生的文字中游弋。为了写这篇长文，我又将《五味》找出重读，于是每晚便蜷于沙发，一篇一篇翻去，一字一字诵出声来，真真是美味无穷。
汪曾祺画作
一本薄薄的小书，所谈皆为吃喝：炒米、焦屑、咸菜茨姑汤、端午的鸭蛋、拌菠菜、拌萝卜丝……可写得文采缤纷，饶有兴致。《昆明菜》一篇，说到昆明的炒鸡蛋：“炒鸡蛋天下皆有。昆明的炒鸡蛋特泡。一颠翻面，两颠出锅，动锅不动铲。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真的把人的食欲给“吊”了起来。此文精彩处还多，我出声读一遍，你跟着我读：
华山南路与武顾路交界处从前有一家馆子叫“映时春”，做油淋鸡极佳。大块鸡生炸，十二寸的大盘，高高地堆了一盘。蘸花椒盐吃。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七八个人，人得三五块，顷刻瓷盘见底矣。如此吃鸡，平生一快。
过瘾不？再引一段：
昆明旧有卖燎鸡杂的，挎腰圆食盒，串街唤卖。鸡肫鸡肝皆用篾条穿成一串，如北京的糖葫芦。鸡肠子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片。耐嚼，极有味，而价甚廉，为佐茶下酒妙品。
是不是很好？可是汪老头后来还是忧心忡忡：估计昆明这样的小吃已经没有了。曾与老昆明谈起，全似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了也。不胜感叹。
《口味 耳音 兴趣》写到人的口味：“有人不吃辣椒。我们到重庆体验生活。有几个女演员去吃汤圆，进门就嚷嚷‘不要辣椒！’卖汤圆的冷冷地说‘汤圆没有放辣椒的！’”写吃，其实是写人，口气中把人物都托出来了。
除昆明的吃食，对故乡的吃食汪先生写得更多。故乡是和童年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汪先生是十分热爱故乡的。他的作品，大部分写的是故乡。除写故乡的人和事外，多为故乡的风物和吃食。他在《故乡的食物》中极尽能事写故乡的那些吃食：故乡的“穿心红萝卜”，故乡的荠菜、马兰头，故乡的芫荽（香菜），故乡的虾子豆腐羹，故乡的炒米，故乡的咸菜茨菇汤……
他在散文中多次提到《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他在《炒米和焦屑》一文写道：“入冬了，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持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汪曾祺画作
晚年的汪曾祺，对故乡是念念不忘的。是呵，朱自清也曾说过：“儿时的记忆是最有味的。”青灯有味是儿时啊！
有一年初夏，我回老家天长办事（我的家在高邮湖西岸），回北京时，从家里给汪先生带了二十几只“忘蛋”，就是汪先生在《鸡鸭名家》里写的“巧蛋”“拙蛋”：孵小鸡孵不出来的蛋。不知什么道理，有些小鸡长不全，多半是长了一个头，下面还是一个蛋。有的甚至已长全了，只是没有“出”出来。民间说，小孩子吃不得，吃了会念不好书，变笨，所以也叫“忘蛋”，反过来说是“巧蛋”——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几十年见不到这样的东西了。只是“忘蛋”要会做才行。忘蛋剥开洗净，已变成小鸡出毛的，要退绒毛，放咸肉片和大蒜叶红烧。
汪先生少年时在家乡是吃过“忘蛋”的。他自己说：“很惭愧，我是吃过的，而且味道很不错。”我给他带的那二十几个“忘蛋”，不知汪先生吃了没有，吃后感觉如何，我忘了问他。倒是我一同给他带的一只风鹅，他念念不忘，说味道很好。风鹅各地都有，但我们家乡的风鹅，味道独特。每年都是我母亲在腊月里“风”。风鹅不用捋毛，只要掏洞去内脏，塞上盐和五香八角桂皮，挂在背凉处。母亲“风”的风鹅咸淡适中，酥、香，入口绵柔，实在是佐粥的好菜。
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去汪先生家，他总是会留饭的。有一年，大约是1991年，我同爱人一起到他家，他留我们吃饭，给我们凉拌了一盘海蜇皮，放了很多蒜花。至今我爱人还说，老头儿拌得真是好吃，又脆，又爽口，清淡不腻，实在好吃！
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特地开车沿高邮湖大埂绕了一圈。冬日的高邮湖冷清无比。湖边的芦苇直直地挺立着，连吹动它的风都没有。闪着白光的湖面，有船只泊在湖上。我总觉得船上的生活有些神秘，多少有些浪漫的想象。我看着冬日湖上的白色水光，充耳是鹅鸭的声音，有夫妇在湖边结网。在湖滨的一个朋友家吃饭，除吃到湖里的大白条鱼，朋友的妻子还从一个小玻璃瓶中掏出小半碗腌小蒜。我白嘴尝了一口那久违了的家乡的小菜。仅一口，却一下子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我想，如若汪先生在世，我给先生捎上一瓶，先生定会非常高兴。说不定又会写出一篇《小蒜》。那本谈吃的32篇散文又会多出1篇来！
五
汪先生在《家常酒菜》中说：
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偶有客来，酒渴思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
看过汪先生一张照片，穿着毛线背心，系着有图案长围裙，站在一个案子前，案子上大大小小七八个碗盏里堆着各种原料和配料。汪先生手中端着一个瓷盘，神态自如、安闲若素，脸上带着微笑。这张照片是他和王世襄、范用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拍的。记得范用写过，有一个时期，京中这几位“老饕”，隔一段时间，聚一下，每人自带一个菜的原料，去到现场，自己动手，展示手艺。这张照片大约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从照片看，汪先生正如他自己说的“从容不迫，若无其事”。
不过，汪先生能做、会做的，也只是“家常小菜”，正如他多谈到的煮干丝、麻婆豆腐和茶叶蛋。他的小女儿汪朝对我说过，别看老头子谈得头头是道，他自己会做的，也就是一些小菜，一些家常菜。那些鲍鱼、龙虾，一个是他吃的机会少，二个更没机会自己亲自弄，话说回来，他也未必看得上。汪朗也对我说过，老爷子会做的、做得好的，也就是那几道菜。
说到豆腐，汪先生在《旅食与文化》题记中说，一次到医院做检查，发现食道有点静脉曲张，医生嘱咐不能吃硬东西，连苹果都要搅成糜。这可怎么活呢？可是老头子还挺自信：幸好还有“世界第一”的豆腐，他说：“我还是能鼓捣出一桌豆腐席来的，不怕！”
这并非妄话，汪先生对豆腐确是颇有研究。他有一篇长文，专门写各地豆腐，有北京的老豆腐、湖南的水豆腐、干豆腐、豆腐干、千张（百页）、豆腐皮（油皮、皮子）。吃法有香椿头拌豆腐、虎皮豆腐、家乡豆腐、菌油豆腐、“文思和尚豆腐”、麻婆豆腐、昆明的小炒豆腐、高邮的汪豆腐、北京的豆腐脑、四川的豆花、扬州的大煮干丝、湖南的油炸臭豆腐干、杭州的炸响铃、安徽屯溪的霉豆腐……极尽豆腐之能事，把各地豆腐的做法和吃法介绍了个遍。汪老头以为香椿头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一箸入口，三春不忘”，麻婆豆腐和煮干丝是老头儿的拿手好戏，他说，“煮干丝成了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干丝是淮扬名菜，大方豆腐干，快刀横劈为片，刀工好的师傅一块豆腐干能片十六片，再立刀切为细丝。这种豆腐干是特制的，极坚致，切丝不断，又绵软，易吸汤汁。煮干丝没有什么诀窍，什么鲜东西都可以往里搁，“我的煮干丝里下了干贝”，上桌前要放细切的姜丝，要嫩姜。这已是很讲究了。
是的，豆腐是家常菜中的家常菜。梁实秋说，豆腐是中国食品中的瑰宝。连知堂老人都说“豆腐这东西实在是很好吃的”。知堂写过《豆腐》一文，他说，有一回家里在寺院做水陆道场，他去了几回，别的都忘了，只记得“有一天看和尚吃午饭，长板桌长板凳，排坐着许多和尚，合掌在念经，各人面前放着一大碗饭、一大碗萝卜炖豆腐，看上去觉得十分好吃”。但要把豆腐做好做绝做讲究，还是需要一些心思的。曾看过一篇写马叙伦的文章，马先生曾发明的一种独家秘方“三白汤”，即白菜、笋和豆腐。他曾在北京中央公园的长美轩写下“三白汤”的方子。他说正宗的“三白汤”要杭州的笋、杭州血菜和天竺豆腐，这个汤的汁水要二十多种配料，材料“可因时物增减，唯雪里蕻为要品”。此菜一时为北京餐馆中的名菜，和“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一道成为风雅的肴馔。
汪曾祺画作
汪先生写《金冬心》，写扬州大盐商程雪门宴请新任盐务道铁大人铁保珊，特邀金冬日着陪。在文中汪曾祺写了请客的场面，列了很长的一个菜单：宁波瓦楞明蚶、兴化醉蛏鼻、阳澄湖醉蟹、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鱼；甲鱼只用裙边，花鱼不用整条的，只取腮下的两块蒜瓣肉，车虫螯只取两块瑶柱……这也只是汪先生的卖弄，正如黄裳所说的，是“才子文章”，“不过是以技巧胜”。这些菜若要叫汪先生做，他是做不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翻白眼”的）。也许，他根本不屑去做。
所以，汪曾祺的美食，也只是平民美食，是老百姓的“家常”美食。或者说，是文人的美食。汪曾祺自己也说：文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本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学人做的菜该叫什么菜呢？叫作“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拟一名目，曰：“名士菜”。
汪先生的“菜”，大约即可称为“名士菜”的。这也符合他的性情。这个结论，是可以下的。
六
汪曾祺先生去世十六年了。十六年来他的作品出版的数量惊人（据人统计，有一百四五十种）。他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在读者心中这么重。这真是这个老头子的一个意外收获。
汪先生去世前后，我在他送我的一本《汪曾祺散文选集》的扉页和衬页上记下了这么两段话。现我原原本本将这两段话抄在这里，作为此文的结束语——这些随手记的话里，可能有病句、不连贯。但是，是原始材料，为存其原味，不做修改。直录原文如下：
在虎坊桥新居自己的画前
今天（注：1997年5月10日，距汪先生去世前一周）同女儿到汪先生家。
先生属猴，他问女儿属什么。女儿说，属龙。我说女儿，她是叶公好龙。女儿说，属猴不好，不好听。我说，先生是叶公好“猴”。
我带了半斤安徽茶叶给先生，同时将一竹筒尼族米酒给先生。
中午，汪先生留饭。我说：“喝米酒吧。”
先生说：“不喝，留着。你喝五粮液，你自己喝。”
我同女儿吃了许多菜。
先生猛喝葡萄酒。
先生说，过几天去太湖、无锡、嘉兴，环太湖三县（市），参加一个笔会。
中午我不肯去吃饭，汪朗说：“就算我替老爷子请你。”一句话，我当时木了，没觉出有什么。现在回忆起来，这句话真令我心碎。老爷子是爱我们的，他很善良、很慈爱，他的心是很细很细的。
汪朗握着我的手，用力一甩，我感到汪朗对我的友好及同他爸的情分（他是说谢谢你们对老爷子的情分？谢谢你们给了老爷子的不少的帮助？）。我们帮助了吗？总是他在帮助我们呀！
今天送完这个人。这个人真的作古了。他不是去出差，也不是我忙不去看他，而是我永远见不到他了。
他永远不可能再同我说话，请教他有关问题，听他说一些有趣的事。他也无法再来关心我们，他也无力关心我们了。我们有无成绩他都不会管我们了。他在世时我们不努力，他作了古，我们想到这些了。
今天张兆和也去了，多么小巧的一个女人啊！当年沈老先生可是用了全身的解数。王蒙去了。铁凝去了。范用去了。范用不断地流眼泪。那个长长的窄盒子，汪先生这么一个聪明的智者，就被装在这小小的窄盒子里，且还编上了号。我怎么也无感觉，还帮助抬了。那小盒子装的是谁呀？是先生你呀。
1997年5月28日晚记之（注：这是给汪先生八宝山送别后回家晚上的笔记）。
抄上这些吧，一并纪念这位可爱的老头。
2013年4月7日
原刊《读书》2013年第10期
汪曾祺在张家口
关于汪曾祺在张家口的文章不多，除汪先生自己的几篇：《葡萄月令》《随遇而安》《坝上》《寂寞与温暖》《沽源》外，几乎没有汪曾祺在张家口四年生活研究资料。
前不久看到重庆的陈光愣写的一篇短文《昨天的故事》，虽不长，却让我大为惊奇，简直为我们复原了一段汪曾祺那时的生活，一个活生生的汪曾祺立于眼前。
文中最有趣的一个细节，禁不住让你开口去笑：1959年，在农科所一次学习大会上，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提到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传达完毕，汪忽然语出惊人，怀疑地说：“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弄得四座为之失色，不知如何往下接话。幸亏在边远的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人还比较纯朴，没人出来发难。所领导愣了一会，于是岔开话题，说：“大家的思路统一到党的指示的思路上来。”敷衍了过去。
真不知道汪老头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冒出这么一句奇怪的话来。也可能人在比较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面，反会说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来。几天前，我见到汪朗，把上面的这个细节说给他听。汪朗笑说，老头儿政治上比较幼稚。这个细节真好，确实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汪的单纯。
写这个故事的陈光愣老人，1958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划为一般的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子岭农科所之后，与汪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后期又与汪同宿舍住，这个回忆是可靠的。这个细节也绝非空穴来风。看看汪被打成右派的依据便可知道，这句话和他早期鸣放时的话语，是何其相似。1957年鸣放时，汪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
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
他还给人事部门提意见，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1958年鸣放时，他写了小字报《惶惑》，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又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看看，这些诗意的话，都挺飘逸呢，也只有“全是诗”（黄裳语）的汪曾祺能说得出来。
被打成右派后，他回家同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他凄切地向妻子转说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忍不住哭了起来。
汪曾祺在张家口
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汪最初的劳动是淘大粪、起猪圈粪。陈光愣回忆：上面派他跟一个又高又瘦胡子拉碴的老头一起赶大粪车。每天往返于沙岭子和张家口之间，在城里大街小巷招摇过市，骡子拉着大粪车在公路上得得地走，汪总是坐在车架上，头戴着护耳的深色绒帽，双手插在棉衣袖筒里，一面听着骡蹄的叩击声，一面默默地眯起眼在想，一副老实巴交的农人的样子。
最锻炼人的当然是在寒冬刨冻粪了。室外零下几十度，人畜粪冻得硬如石头，得用钢钎、铁锹才能把粪弄进粪车。这样的劳动，汪也卖力干。汪自己在《随遇而安》中说：“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陈光愣在《昨天的故事》中关于汪的描述是这样的：每每干得满头大汗、浑身蒸气笼罩，背心汗渍了也不敢脱去棉袄，进入了中医所谓的“内热外寒”的状态。
在劳动之余的政治学习会上，汪畅谈劳动心得体会，说：“古人为了治病，臭粪尚可嘴尝。现在改造思想，闻一闻臭粪又何妨？”（这是陈光愣的记述）。汪自己后来则平静地说：“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在劳动锻炼的后期，汪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到果园上班，活则相对比较轻松了。他的《果园杂记》《关于葡萄》和《葡萄月令》就是在果园劳动的产物。他是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细活。要喷得很均匀，不多，也不少。喷多了，药水的水珠糊成一片，挂不住，流了；喷少了，不管用。树叶的正面、反面都要喷到。”说：“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最后汪说：“我觉得这活比较有诗意。”
汪曾祺书法作品
还是归到诗上去。
在果园劳动之余，汪读了很多书。汪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陈光愣回忆说：“他的床头小桌上，堆满书籍，古籍为多。晚上，汪多数时间是坐在小桌前读书，读的多是《诗经》。汪有时说，如果能有那么一天的话，就去专门研究《诗经》。”汪先生在《随遇而安》中说：“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在《七里茶坊》中说“带了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汪晚年写随笔，时有提到以上的书，我想多是在张家口读书时留下的印象。人在艰苦环境下读的书，更容易记住。
汪曾祺画作
有意思的是，汪在张家口时，还到一个叫沽源的县画了一段时间马铃薯。汪说：“去时大约是深秋，待了一两个月，天冷了，才离开。”在沽源，他每天一早起来，就趟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的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到马铃薯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他在《随遇而安》中骄傲地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且他能分出土豆的品种名称：“男爵”最大，“紫土豆”味道最好，还有一种类似鸡蛋大小的，很甜，可当水果吃。（这个老汪，真是个好吃精！）——最近有人到沽源考察，还有一种叫“黑美人”的，是黑瓤的（土豆多为黄瓤白瓤）！这一款，汪先生并没提到！
关于汪画马铃薯图谱，黄永玉后来在回忆中这样说：“他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一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汪自己在《随是而安》里也说，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这个朋友大约是黄永玉了。
那一册《中国马铃薯图谱》丢失了太可惜。汪后来提到过多次，可他毫无惋惜之意。倒是他自得地说：“薯块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
近些年，有人到张家口寻访汪曾祺的足迹。多数人不记得当年的那个黑瘦的中年人了。去到旧地，见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已物是人非，倒是有几排旧房子，门前一棵大榆树，屋后一块空地，说曾是储藏马铃薯的大窖。有一个叫赵喜珍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人瘦瘦的，性格温和。只待了几个月。冬天没得画了，就走了。
汪曾祺画作
汪先生在张家口待了四年，但这四年对汪意义非凡。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是的，汪小时候虽在高邮县城，可家里富裕，他没有真正接触农民、了解农民，在昆明、上海、北京，则更不可能。其实张家口是给汪补上了这一课，虽然是不得已的。
关于张家口，汪后来写了9个短篇小说，13篇散文，有十多万文字，可以出一本《汪曾祺文学地理之张家口》，这也是汪的收获。汪后来写文章和接受采访时说：“我三生有幸，当了一回右派，否则我这一生更平淡了。”虽是自嘲，但也是实情。
汪在生活中总是能看到美，不管在何种境遇下。他自己说：“我认为生活是美的，生活中是有诗的。我愿意把它写下来，让我的读者，感到美，感到生活中的诗意。”关于张家口，也是一样的。他写了《萝卜》（其中一节专门写张家口的心里美萝卜）《坝上》《果园杂记》《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等名篇，都写得很美。比如在《坝上》，他写到口蘑，写了多种口蘑的品种，并说他曾采到一种口蘑，晾干带回北京，做了一碗汤，一家人喝了，“都说鲜极了”！写到关外的百灵鸟，到北京得经过一段训练，否则有关外口音：“咦，鸟还有乡音呀！”——这就是汪曾祺。当然，他的《葡萄月令》，更是文学名篇了。看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热爱文学的人，到哪里都能发现生活之中的美，生活之中的诗意。
2014年1月5日
原刊《读书》2014年第3期
汪曾祺的书房及其他
一
今年5月16日，我正好在北京，于是便约上汪朗和龙冬夫妇，去汪先生的墓上看了看。我对汪朗说这个事时，汪朗笑说：“我们倒忘了。今天还是正日子，谢谢你们的记挂。”
上午10点，由龙冬开车，我们直奔西郊福田公墓，去看望汪先生。
书房小憩
十八年前的今天，汪先生离开了我们。十八年来他的作品不断被我们阅读着，仿佛他根本就没有离开我们。天气是极好的，我们总是运气不错。多年前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下去看望他的。汪老头“走”也拣了一个好日子。每次去给他扫墓，都是在人间四月天，到处都是蓬勃的植物，那些鲜花都开到了绚烂的程度。墓园干净极了，十分安静，走进去感觉很好。我们绕过好些甬道，走到二组40号，来到先生和师母合葬的墓前。汪朗对老爷子说：“老头儿，龙冬和苏北来看你了。”一切还是老样子。我们将一小瓶白酒倒在墓基上，又在墓前放了两支烟。在那看了看，给墓前墓后收拾收拾，就往回走了，前后才一个多小时。
返回时，龙冬说，我们找个就近的地方吃饭，之后再到先生的生前旧居坐坐吧。我当然愿意。汪朗带我们在附近的晋阳饭庄吃了山西菜，之后便去先生的旧居。
来到福州会馆附近的一幢楼前，上了电梯，便直奔那个十八年前我们经常光顾的那个门号405的单元。
开开门，一切都是汪先生生前时候的模样，他的子女并没有动过，只是周末过来收拾收拾。在餐厅里，望着餐桌边墙上的那幅荷花图，还是十八年前的样子。大朵大朵的荷花，有十几朵，画面鲜艳极了。老人总是喜欢鲜艳的东西，齐白石晚年也是。过去从没有认真地欣赏过。先生去世后，也来过两次这里，可多是酒后，看了之后也没有留下印象，这一次得好好看看。总的感觉是屋子太小了。这比住蒲黄榆已大了许多，可是现在看来，还是太小了。因此这幅荷花图也太小了（汪先生当时肯定是根据屋子的比例画的）。在画的右手先生题了一段款：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方。
丙子春制 曾祺
我又拐到厨房看了看，那个厨房也才几个平方。一个水池，一个煤气灶，还有一个极小的案台。汪先生那时就这么站在厨房里做菜。不过他的菜也不多，都是家常小菜，也不需要摊开多大的场子。他是用心做菜，把小菜做出新意，有时别出心裁而已。
二
转身到书房去坐坐，坐在那把老椅子上。书房还是那样，可是我记忆已出现了差异。以前我一直以为汪先生的书不多，可坐在那瞅着墙边的四个大书橱，那四个书橱满满当当。书还是挺多的。我先大致浏览一下，古籍居多。有一套《西厢记》已翻烂了。他在作品中经常提到的一些书，也在书橱里。我忽然想起，何不仔细记下这些书名告诉读者，也许读者是有兴趣的。于是我便记下了这些书。
书橱里的书大致分为这么几大类：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各类志怪笔记、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书、各类历史书和他自己的书，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少量有关京剧和书画方面的书籍。
汪曾祺画作
汪曾祺手稿
放在最下层（齐桌沿的这层）手口的是沈从文的书。沈先生的书有几十本，包括“全集”“文集”“别集”和各类单行本，摆了满满两层，数数有四五十册。
书橱的近一半都是中国古典文学，这也汪先生藏书的最主体部分。现罗列如下：《史记》、《三国志》、《牡丹亭》（翻得很旧了，汪先生对《牡丹亭》读得很熟。他写京剧，有些非常好的句子，我猜想有可能来自《牡丹亭》和《西厢记》的启发）、《录鬼簙》（汪先生曾说过，这是一部奇书）、《秦观研究资料》、《汉书传》、《西汉会要》、《盐铁论校注》（论述盐铁专卖政策之于西汉经济财政之关系）（这些书都是为写长篇小说《汉武帝》而准备的，可汪先生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李贺诗歌集注》、《船山诗草》、《陈兴义集》、《白居易集》、《李太白集》、《杜诗评注》、《全清词钞》、《龚自珍全集》、《读四书大全说》、《左传选》、《文心雕龙校注》、《诗品注》、《东周列国志》、《聊斋汊子》（山东民间故事，由董均伦、江源夫妻创作）、《诗选与校笺》、《神话与诗》（以上两本是他的老师闻一多的著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诗薮》、《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评注聊斋志异》（这可能是汪先生写作《聊斋新意》小说的底本）、《佛本生故事选》、《说文解字》、《桃花扇》、《白香词谱笺》、《子不语》、《岑参集注校》、《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唐诗别裁集》、《词律》、《全清诗钞》、《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袁中郎随笔》、《阅微草堂笔记》、《太平广记》、《随园诗话》、《梦溪笔谈》、《笑笑录》（这些都是汪先生在书中经常提起的一些书）、《山带阁注楚辞》、《明刻本水浒传》、《李清照校注》、《瑶华集》、《万历十五年》、《老学庵笔记》、《词律》、《秦少游研究》、《中国历代散文选》、《词诠》、《李璟李煜词》、《历代笔记概述》、《红楼梦小考》、《老子注释》、《夜雨秋灯录》（这一本，还有一本《何典》，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我送给汪先生的，因为《夜雨秋灯录》的作者是我同乡安徽天长人，汪先生在写家乡的一篇散文中提到过此书）、《清词》、《宋文选》、《婉约词》、《月轮山词论集》、《宋词三百首选注》、《养真集》、《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陆游选注》、《苏轼选注》、《大唐西域记》、《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诗品集注》、《近百年名家词选》、《闽都别记》、《西游记》、《清诗话》、《历代诗话》、《古文观止》、《字源谈趣》、《唐代诗人丛考》、《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心雕龙创作论》、《杨万里选集》、《樊川文集》、《匡谬正俗》、《君子堂日询手镜》、《洗冤录》、《读四书大全说》、《龚自珍全集》、《中华金史演义》、《防余丛考》、《敦煌变文集》、《二十五史》、《十三经注疏》、《十三注疏索引》、《老子解说》、《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王派水浒评论集》、《古代白话小说》、《清代版刻一隅》、《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元散曲的音乐》。这些书有成套的，有多卷的，摆了整整九格的书橱，几乎是这架二十格书橱的一半。
外国文学占了四层，主要有：《迷惘》、《吕叔湘译文集》、《伊斯兰的起义》、《茨威格小说选》、《幻灭》、《福尔赛世》、《美国短篇小说选》、《法国短篇小说选》、《德国古典中短篇小说选》、《舅舅的梦》、《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一个冬天的童话》、《一千零一夜》、《俊友》、《珂赛特》、《法朗士短篇小说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汪先生说他年轻时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有的作品让人看不懂）、《大卫·科波菲尔》、《变形记》、《前夜·父与子》、《布莱希特戏剧选》、《莎士比亚全集》、《契诃夫小说选集》、《托尔斯泰传》、《奥斯丁研究》、《福地》、《青春常在》、《草叶集选》、《西伯利亚之行》、《德莱塞作品精粹》、《卡夫卡传》、《追忆似水年华》、《乞丐·窃贼》、《决斗》、《瘦子麦麦德》等。
苏北在汪曾祺书房
还有两层是一些戏剧和书画方面的书。有：《中华戏剧史》、《京剧知识词典》（他在写梨园小说时会用上一些知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白毛女》、《车王府曲本菁华》、《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辞典》、《中国四大名旦》、《梅兰芳百年祭》、《田汉戏剧选》、《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演员必读》、《奚啸伯艺术生涯》、《求盛戎艺术评论集》、《中国京剧史》。书画类的有：《八大山人书画集》、《中国书法简论》、《中国书法全集》、《中国古代建筑》、《故宫博物院藏宝录》、《中国版画集》、《中国当代书法大观》、《中国古典园林史》、《启功韵语》。
边上另还有一架书橱，里面是一些现当代文学的书籍，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包括：《鲁迅小说散文集》《鲁迅书信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精华》《中国当代散文选》《京派小说选》《1983年短篇小说选》《1985年短篇小说选》《中国小说1986》《八十年代散文精选》《1991—1993散文选》《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名家经典散文选》《中国散文经典》《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中国新文学大系》《京味小说八家》。
余下的就是他自己的书，都是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有：《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晚翠文谈》《菰蒲深处》《塔上随笔》《矮纸集》《草花集》《独坐小品》《旅食集》《去年属马》《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榆树村杂记》《汪曾祺散文选集》《汪曾祺自选集》等。
这些藏书只是一个面貌，并不是说汪先生只读了这些书，或者这些书汪先生每本都读过。可是从这些藏书能透露出很多信息，他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笔记和方志类的东西很有兴趣。他对古典诗词也相当熟悉，所以他的题画诗都那么充满意趣。
从这些藏书也可以看出，汪先生读书很杂。他自己说过，从大学时期，就喜好乱看杂书。在西南联大时，他就是出了名的夜猫子。他曾说：有时图书馆就剩我一个人。他看书的习惯是随便翻翻，喜欢的就看，不喜欢的翻翻就丢下。他从昆明到上海，或后来到了北京，总是在阅读和写作中。居京几十年，不管是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还是以来到《民间文艺》，以至打成右派到张家口，回京之后的京剧院，他这七十七年的生涯中，书是没有丢过的。可以说，读书、喝酒、做菜，是他一生的爱好。特别是在京剧院的十多年，因家里房子实在太小，他在京剧院有一间临时休息的房子。我想，那一段日子是他最惬意的日子。他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书。京剧院本来就有图书室，又仿佛回到大学时期，有空就可以借，一次可以借好几本。如果你有心去找找，可能现在北京京剧院图书馆的借书卡上，还有许多汪曾祺的签名。那里的许多书籍，都留下了汪曾祺的痕迹。汪先生的大公子汪朗，去年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老头儿三杂”：看杂书、写杂文、吃杂食。此言极是也。
岁月真快哪，老头离开这个房子已经是十八个年头了，离开这些书柜和这个书桌也已经十八个年头。想想跟老头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才三十多岁。那是多么快乐的岁月。
三
十多年来，我不时在网上搜搜有关汪先生的消息。总是会有一些惊喜。近来又有两文，颇让我心跳加速，一个是《江南》主编袁敏发在《文汇报》上的《淡泊杏花图》，是近年来少有的新鲜之文。文中写道，有一年她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去拜访汪先生，刚进门，汪老头便迎了出来，脱口就说：今天是小猴拜老猴。袁敏很是纳闷，儿子第一次来。他怎么知道儿子属猴？而且，袁敏也不知道汪先生是属猴的呀！一句话，让袁敏心里热乎乎的。这也是老头子的一贯风格。他话不多，可特别有心，有时冒出一两句话，能让你记得一辈子。中午留饭，老头儿为儿子专门炖了鸡蛋羹。老头抱过袁敏的儿子来喂，才一口，儿子便泚了老头儿一裤子的尿。袁敏一脸的歉意，可老头儿却乐呵呵的，爽朗地说：“想尿就尿，男子汉大丈夫，好！”弄得她九个月大的儿子也咧嘴咯咯地笑了。
汪曾祺画作
袁敏特别敏锐，观察到桌上的两个菜是早餐桌上剩下的一根油条和半边咸鸭蛋加工的。一个做成了汪老头自个发明的“塞馅回锅油条”，这如今已成了汪氏名菜。另一个放在了黑酱瓜炒老豆腐里（红心鸭蛋剁碎加入其中）。这便是汪老头做菜的别致之处，他并不用大料，只是在一些家常的菜上用心，稍有些创意，即所谓之“名士菜”。
尤为重要的是，袁敏告诉了我们，汪先生去世前准备去参加的“环太湖女作家笔会”是由浙江湖州的《南太湖》杂志举办的，而邀请人正是袁敏。——记得当年我去先生家，汪先生对我说，过几时还要去参加一个女作家笔会，汪老头还开玩笑地说：都是女作家，我这个老头去干什么？对方回答：女作家想见见这个老头儿！汪先生说完嘎嘎地笑：一个老头有什么可见的！——袁敏当然是受人之托，汪先生刚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刚从四川的宜宾回来，已累得疲惫不堪，袁敏于是电话告诉对方：汪先生去不了。可对方十分想汪先生能参加，就说，还专门给他特制了手工的湖笔呢。袁敏又转来告诉汪老。汪先生犹豫了，最终答应去。可当天夜里老头儿便被送进了医院，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引起大出血，没几天老头儿便撒手西归了。
值得一说的是，汪老头那天送给袁敏的一幅《杏花图》，实在是汪先生画作之中的精品。我看了这幅作品的彩色图片，真是口水飞流三千尺。整幅作品画面简洁，清俊淡逸。两根枯瘦的梅枝，交叉支立向上，曲折有度，其上端添了小枝少许，最让我眼亮的是枝头点了无数淡红色的点，洇得浓浓淡淡，代表枝头的梅花。还点少量的绿色墨点，表示尚有几枚绿叶挂在枝头，所有的红绿墨点均向一个方向撒去，看上去仿佛枝头有风，落红正欲飘下枝头。满纸氤氲，水汽淋漓。可以说韵致生动，墨趣多多。画面的右下角，留有一处空白，于是题上：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丁丑，春杏放花。曾祺。
我久久注视着这幅还没有上裱的作品，眼馋至极，想袁敏真是有福。汪老头爱美，对年轻女性尤其好，这也可见一斑也。
汪曾祺书法
袁敏文中补记的一笔也颇可爱。汪先生之前为不能参加笔会感到歉意，便为《南太湖》的主请人马雪梅画了一幅画，所画为《雪地红梅》，正好把马雪梅的名字寓意镶入其中。袁敏写道：“我当时还略有点妒忌之意，似乎比我这幅更用心呢！”这个细节甚俊，将年轻的女性（那时袁敏才三十岁左右）的小心眼和盘托出，如今写来，更又是另一番趣味了。
另一文更让我惊奇。一个重庆的95岁的老太太章紫，竟然是汪曾祺在江阴中学借读时的同学，对汪先生高中时的事情知道得甚多。
汪曾祺画作
这篇文章甚是蹊跷，采访章紫的记者，本来是想请老人回忆一些民国的往事。这位章老太，祖父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当过翰林院的编修，父亲章斌是江阴南菁中学的教务长，后任私立无锡中学校长。章紫的母亲王伊荃曾是张元济家的家庭教师。这是一个典型的世家。抗战时章紫在重庆学医，后在重大理学院工作，解放后在重庆皮胶厂当工程师。记者采访将近结束时，老太太忽然翻出一本影集，指着一个人对记者说，这是我的一个同学。记者仔细一看，这不作家汪曾祺吗？话题于是重新开始，她竟是汪曾祺江阴南菁中学的同班同学，对汪曾祺青少年的事情了解甚多，特别是关于汪先生在江阴中学有一段恋爱，她道出了原委（这件事可是汪曾祺讳莫如深的事情）。汪先生有一篇散文叫《果蔬秋浓》，里面《水果店》一篇是这么写的：
江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公园的一家，水果多，个大，饱满，新鲜。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香。这香味不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一阵一阵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和种长在的、永恒的香。香透肺腑，令人欲醉。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
那一年我正在恋爱，初恋。
不是别的水果店没有这家香，是因为初恋的感觉很特别。不是忘不了这家水果的香味，而是忘不了那萦怀的初恋。
汪师母原来也对我们略略说起过这件事。汪老头本来想写写那段恋爱生活，可是当事人还在世，觉得写出来伤害了人家。后来汪先生的三个子女在《老头儿汪曾祺》中也写到过。可惜汪先生没能等到写出此段生活的日子，终成了一桩憾事。
章老太太的这段回忆，多少让我们知道了这一段岁月的原委。看看年轻的汪曾祺，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现录上章紫老人的回忆，我们共同分享。
汪曾祺画作
章紫说：“他是苏北高邮人，我们学校有名，苏北人就慕名而来。抗战前，1935年，我们高中同学两年，苏北人嘛，也不大瞧得起他。我有个好友叫夏素芬，是一个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她有点意思。高二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他跟我们一起看，看了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当时不开放，学校不赞成这种事。他成绩不好，人也不帅，性格也不见活跃，但还是有才华。”
汪曾祺到昆明后与章紫通了很多年的信。章紫说：“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我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我们都出来了，读大学嘛很无聊，就写了很多信，他跟我写得要多些。妈妈知道我跟一个苏北男生在通信，还警告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内容，反正是大学生嘛，天南海北，瞎扯一通，我都记不起了。”
但汪曾祺在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深，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是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小胖手。我们通信多，但我们并没谈恋爱。他这句话都这么说了，我们确实没相爱没谈过恋爱。‘小胖手’这句我记得，是因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搁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了，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觉得好笑。”
多年以后，章紫到北京，在汪曾祺家里，汪曾祺握着章紫的手，就是当年在信里隔空而握的“小胖手”。此时，1980年开始名满天下的汪老头，已垂垂老矣。章紫说：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他家里做客，他住在蒲黄榆路，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在家。他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我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我想说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吧。
章老太太说，她和汪曾祺通过有几十封信，可惜一封都没保存，章老太说：“因为我爱看书，看到他写的文章，就晓得他后来那么有名。夏素芬也晓得的。我们一个同学是医生，还告诉我说，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的父亲，在镇江医院挂号。”
老太太最后若有所思：“汪曾祺给我写的信，全都弄丢了，我哪晓得他后来那么有名呢？可是丢了就丢了，无所谓。当时同学写信多，都无所谓，都丢了。”
章紫跟汪曾祺同岁，都是1920年生人。记者最后问她：汪曾祺在学校有没有什么外号？章老太太哈哈大笑，之后用吴侬软语说：“汪癞子！就是癞痢头！”
看看这是多么生动美妙的回忆。谁能编出这么缜密的细节。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这是多么温暖的回忆啊。
唉！想想汪老头已经离开我们十八个年头了。要是他还在世，也是95岁的年纪。他若听到章紫的回忆，又是什么感受呢？可是奇怪的是，这么些年来，汪曾祺的面目非但不是越来越模糊，反倒是越来越清晰。这也是这个老头的魅力所在吧。他当年所写过或所说过的事情，被一些当年的亲历者所发掘，形成互证，使一个立体的汪曾祺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2015年6月25—30日
原刊《芳草》2015年第6期
汪曾祺与序言
一
汪曾祺一生没有让别人给他写过序。他年轻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过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收入短篇小说八篇，包括后来很有名的《鸡鸭名家》和《复仇》两篇小说。这本书就没有序，前后就光秃秃的这八篇小说。六十年代，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羊舍一夕》，也叫《羊舍的夜晚》，收入写孩子的小说三篇，统共没有两三万字。编得倒挺漂亮，封面深蓝色，顶头一弯月牙，下面几间木楞的房子，有一家的窗口还透着灯光。这个木刻作品，来自黄永玉。据后来黄永玉回忆，汪曾祺对此书的编辑说，你去找黄永玉插图，就说是汪曾祺说的。果然，编辑一找到他，黄永玉欣然同意。可见当年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深厚。而书上那红色的书名，洒脱的五个行草字，一看就出自汪曾祺本人。这本书当时是当着儿童文学给出的，当然也没有序。其实后来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并不是儿童文学，只是写的是孩子。
在汪曾祺的一生中，他也没有让别人给他写过评论文章，吹捧吹捧。后来到了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繁荣时期，汪曾祺写出《受戒》和《大淖记事》等小说，引起文坛注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他已年过六旬，进入老年，再出书时，都是他自己写的自序了。从复出后的第一部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集》和两年后的《晚饭花集》，都是自序。这两篇序言，可以说，也是他的文学宣言，是他文学主张的告白，许多人包括许多评论家，是通过这两篇序言，而知道汪曾祺是怎么回事。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文学的源头在哪里？也可以说，这两篇序言，改变了文坛的文风，影响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这句话，可以说就产生于这个时期——使新时期文学从伤痕和反思，进入一个更冷静客观和更关注文学自身的写作。比如说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的寻根文学。
这两个序言，一短一长。较短的，在1982年出版的“小说集”中。这个时期，汪曾祺返回文坛不久，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本集子，还是在林斤澜的一再催促之下。所以他只交代了他从1940年发表作品以来的写作经历，其后才说道“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我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和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我的小说另一个特点是散，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这些都可以说，是汪曾祺复出后的文学宣言。这些话对许多人来说是十分新鲜的，是之前闻所未闻的。这使许多人看到，“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散文化小说”这个说法，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晚饭花集》出版于1985年，此时汪曾祺在文坛上已有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篇序就稍长点，在序中他阐述自己创作上所受的影响，比如《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梦溪笔谈》和《容斋随笔》，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外国的则受过阿左林和伍尔芙的影响。当然，沈从文、废名等自不必说。他说：“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得平淡……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我追求的是和谐，而不是深刻。”在这篇序中，他第一次提出“我是一个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抒情诗人”。他给自己下了定义。
二
他后来出过好几本散文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确实散文比小说写得多。那几本散文集，都是他自己选的、编的。当然是出版社主动找的他。他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出版于1988年，在序中，他说：“我写散文，是捎带脚，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出一个集子。发表了之后，剪存的一些也随手乱塞，现在只能将找得到的，归拢归拢。”在这个集子中，他首次提出要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反对散文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弄得像小姑娘似的，流于伤感。之后的《晚翠文谈》，收录的多为文论，可以全面地看出他的文学主张。《美在众人反映中》《小说的散文化》《小说陈言》《谈风格》等，汪氏的著名言论，几乎都在这里面了。他在此书的序言中说：“我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这是由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的抒情诗人。”
汪曾祺散文《蒲桥集》（初版）
汪曾祺是非常清醒的。他认识到自己的气质。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现在还有人说，汪曾祺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并没有给世人留下令人震撼的、厚重的作品。其实别人担心的这些，他自己早就说过了。
汪曾祺小说集《菰蒲深处》书影
他后来好像特别喜欢写序。我手中有的、他当年送给我的几本集子中，每一本都有一个或短或长的自序。《旅食集》、《汪曾祺小品》、《草花集》、《知味集》（这是他编的一本写吃的合集）、《去年属马》、《菰蒲深处》、《汪曾祺自选集》等，都有一个自序。
在《菰蒲深处》的序言中他说：“有人把我归入乡土文学作家之列，我不太同意。我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土气。”同时他提到的一个美国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后来我买到过他的一本小说集《小城畸人》。在这个序中，汪先生说出了《受戒》是他“自己初恋的感觉”。我后来总是觉得，这个初恋感觉来自于他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时的那个夏姓的女同学。在《知味集》中，汪先生用一篇征稿启事“代序”。那是一篇接近文言的文白相夹的美文。他写道：“浙中请馋，无过张岱，白下老饕，端让随园。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的国家，文人很多都爱吃，会吃……或小市烹鲜，欣逢多年之故友，佛院烧笋，偶得半日之清闲。婉转亲切，意不在吃，而与吃有关者，何妨一记？”在《去年属马》这个小说集，因内中所选多为写北京生活的，被喻为“京味小说”。在这本小说的自序中，汪曾祺婉转地说，他是不喜欢“京味小说”这个说法的。他说：“我对现代主义比京味要重视得多。因为现代主义是现代的，而京味导致陈旧。”《汪曾祺自选集》可以说是他相当用心编排的一个集子。把诗、散文和小说混编成一个集子，也暗合了汪曾祺的追求：打破诗、散文和小说的界限。这本自选集的自序是一篇极重要的文论，相对其他的序言，也是较长的。这里面有这么三个重要信息：一、他的散文是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二、写不了长篇小说，只会写短篇小说，因为“只熟悉这样一种的思维方式”。三、“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他说，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我最初只是对文学有一点爱好，后来学着写了一点作品，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作家。现在我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我必须慎重地考虑作家是干什么？“作家是拿出自己感情的那么一种人。”
三
汪先生的晚年，除给自己的作品写自序外，更多的是为别人写序。为刚刚出道的、崭露头角的青年写序。他写过的序，至少有一二十篇。阿城、何立伟刚发表作品和出书，汪先生就给他们写评论文章和序言。他在给何立伟的序中第一次提到废名（因为新时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废名！），说到了何立伟与废名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非常接近，注重文章之美，作品仿如宣德炉般的古铜色，透出斑斓的生活的光泽。在这篇《从哀愁到沉郁》的长序中，汪先生自身的情绪也相当饱满，他说，“为人写序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是我还是愿意写这篇序。理由是：我愿意”。整篇序文充满感情，真诚亲切，如拉家常。他特别说到何立伟语言极有特色，重直觉、重感觉、重意境。“同唐人写绝句一样”（废名语）写小说。
在书房，摄于1996年
他在给阿城的《棋王》写的评论《人之所以为人》的开篇就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非常坦诚。他提出写评论最好和作家联系起来，不能就作品谈作品，只论文，不论人。这也是汪先生竭力推崇李健吾（刘西渭）的原因。（他的《咀华集》现在读来仍让人那么津津有味。）
他为青年作家写的序多矣！曾明了、阿成、徐卓人、魏志远和陶阳等作家都得到过汪先生写的序。为铁凝、萌娘、姚育明、曹乃谦写评论文字。他曾评论过铁凝的《孕妇和牛》，说那篇小说“俊得少有”，是很“糯”的一篇小说。“糯”是什么呢？是细腻、柔软而有弹性。而在《推荐〈秋天的钟〉》一文中，汪先生提出这是“一篇用意识流方法写的散文”，说萌娘的散文有点像伍尔芙，并送给萌娘一本《名人小品》，让她看看伍尔芙的散文《果园里》。他为姚育明的《扎根树》的点评多精到、准确。这是教人怎么样创作呢！这大约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各体文创作”的方法。在这篇短评中，他说：“这一页我改了几处标点，这样可以造成情绪的间隔。”只是几个逗号改成句号，这就有了“间隔”的效果。汪先生写给姚育明的这封信（他是以信代评），真是非常重要一篇汪曾祺的创作论。研究者们却多有忽略。
读报，摄于1996年
特别是曹乃谦，汪先生受邀到山西大同参加一个当地的创作会议。会前曹乃谦将自己的一组短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给汪看。汪先生利用会前的一点空余时间，一口气看完，他首先给了一个字：“好！”这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汪先生与曹乃谦并不认识。但他看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非常高兴。他主动要写点评，并且要一同前来的林斤澜在《北京文学》隆重推出。于是在当年的《北京文学》第八期头条配上汪先生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读后》给予重点推出，立即在文坛产生影响，多家选刊转载。可以说，曹乃谦的出道，与汪曾祺的推荐有极大的关系。没有汪曾祺的推荐，就没有今天的曹乃谦。
有一个时期，他似乎为年轻人写序写上了“瘾”。甚至主动说：“我的序写得还可以，你们以后出书，我为你写序。”他曾跟龙冬的夫人央珍聊天，央珍告诉他手头刚完成一个长篇，汪先生沉静了一会儿，说：“别人讲，我的序写得不错！”坐在边上的汪朝笑话他：“爸，你是不是要给人家央珍写序呀！”汪先生笑了起来。瞧！这个老头儿！他曾写信给黄裳，开玩笑说：“岁尾年初，瞎忙一气，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黄裳说他的诉苦中多有“自喜”，语言是欢快的。）
他的老友林斤澜“衰年变法”，晚年写出《矮凳桥系列》，那可以说是林斤澜的“变法”之作，完全摆脱了过去写作的方法，用一种很涩的笔法写他家乡温州的人和事。整个一系列小说从语言到意象都极其晦涩朦胧，笔法新颖，有的地方还有意识流的笔法。汪先生读后，很有感触，给写了七千字的长文发表在《文艺报》上。汪先生说，这些小说林斤澜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来的。同时提出林斤澜的小说不好懂，是有意识造成“读者的陌生”，常常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无话则长，有话则短，把语言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并不因为林斤澜是好朋友，就胡吹乱捧，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出林斤澜的有些小说，让一般读者读起来费事，语言越来越涩了。他建议林先生将语言往回拉一点，这样读者更亲切。文尾汪先生一句：“斤澜珍重。”真是充满感情。短短四个字，胜过千万言。
1995年秋与林斤澜在温州
汪先生曾为我们的一个小说合集《江南江北》，写过一个序言《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本来只想请他写一个几百字的短文，没想到他却洋洋洒洒写了近两千字。
事情是这样的：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起这个念头的主要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到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先生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就是大致上面的意思。没想我很快就收到汪先生的回信。信很简单。他写道：
立新：
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汪先生如此痛快，是我们没想到的。还要为我们改起书名，更是我们不敢妄想的，真让我们兴奋异常。不久，序便寄来了。写在三张大大的（24×25=600）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1990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见到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俊隽清秀，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在那个时候，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七拖八弄的，直到1994年9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出来。
那篇小序后来在《光明日报》刊登了出来（1990年2月13日）。他在序里对我的中篇小说《蚁民》进行了评价。他说：“对蚁民的平淡的悲欢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亚宝和小林打架，一个打破了头，一个头颅被切了下来，这本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作者写得若无其事。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这种近似漠然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这真使我捡了一个便宜，好歹他今生还为我写过几句。我曾有一次专门给他一组小说，想请他给点评几句。没想到他看后，却把我大骂了一阵，说：“小说中要表达什么，都没说清楚！人又没自信，又懒，几年不写东西。”把我骂得灰头土脸，自尊心大大受伤。记得当时是同龙冬一起去的。龙冬还说我捡了个大便宜。难道给汪先生骂一顿，也是“便宜”？
汪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他们那么真诚、善良，对要求上进的年轻人总是十分爱护。我写到这一节，心里酸酸的。我是什么福气？这一生遇见汪先生，他又对我们那么的友善。我们有什么好的，怎么配得上汪先生给予的这么多爱？
1994年1月 台湾“故宫博物院”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汪曾祺与序言》，还是回到主题：汪先生这一生，不但没有请别人给自己写过序，连作品讨论也只开过一个——还是在林斤澜的一再坚持下，由《北京文学》和台湾《联合文学》联合举办，在北京和台湾两地同时进行。这也是汪曾祺一生唯一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有青年评论家（不知是黄子平还是曾镇南）首次提出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文人”，或者“最后一位士大夫”的说法——不像现在的作家，每出一本书，都想办法进行宣传，不是开作品研讨会，就是组织一批批评家进行集中评论，以引起文坛的关注。
世风不同，文坛的风气也不同了。
2015年11月17—19日
原刊《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1日
三十年前的四个笔记本
三十年前，我开始爱好文学。先是看地区小报上的散文诗，有写花的，有写草的，写我们县城边上的高邮湖的。一两百字，文字都很美。我模仿他们，也写了几篇，投到地区报上，可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后来我受我的一个同学影响，知道还有那么多外国文学名著。他给了我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导读》，我按照上面的节选，去买整本的作品回来，有《复活》《老古玩店》《德伯家的苔丝》《前夜·父与子》和《茶花女》等等，我生吞活剥地看了十几本，除培养了一点自负和傲慢的气质外，皆不得要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许多我们地区的文学作者。在交流中，第一次听说了汪曾祺的名字。找来他的作品一看，第一感觉，这个写作的人，他写的故事，离我们县不远。他的语言，很多方言，和我们县的人（特别是我乡下的亲戚）口中说出的十分相似。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小说月报》或者《小说选刊》都选过，《北京文学》那个时候我们也订阅过，上面也有他的作品。这几篇小说看过，心中欢喜得不得了，就迷上了汪曾祺这个名字。那个时候，他已出版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晚饭花集》。
我得到了一本《晚饭花集》。为了学习他的语言和写作方法，我把他的《晚饭花集》用大半年时间给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其实也就是单位发的大号的工作笔记本。我认认真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抄。有心得了，就在边上用红笔进行批注。在县里的银行，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查账，跟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办公室生锈的铁窗外面是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春天一树紫色的大花，夏天一窗子的绿荫。我坐在窗下吭哧吭哧，兴趣盎然，抄到会心处，感到特别幸福，觉得自己同别人不一样。别人忙生活忙玩忙喝酒（那时喝酒成风），而我偷偷在忙别人看来是很幼稚的事情。别人背地下都说我怪怪的。我谈恋爱时，还有人私底下议论我脑子不好。可是我痴迷文学像痴迷鸦片或者花朵一样不能自拔。我痴迷汪曾祺到了癫狂的程度。
就这样，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我把《晚饭花集》抄完了。后来我不知道从哪得到的信息，知道汪先生在北京京剧院工作，我一激动，就把这四个笔记本给寄了过去。寄过去并没有得到回应。不过，不多久，我也把这事给忘了。
后来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汪先生来讲课，得以结识了汪先生。有一次我还问过他：“我曾给您寄过四个笔记本，可收到过？”汪先生“嗯嗯噢噢”的，我还是不清楚他究竟收到没有。
又过了几年，一次我到北京公干，到他蒲黄榆的家里去看他，在那吃了午饭。在聊天中，汪师母对我说：“老汪写了一篇小文章，把你当年抄书的事给写了一下。”
我一听很是惊讶，同时又十分高兴。师母又接着说：“等报纸出来，到时候我寄一份给你看看。”
师母施松卿的信件信封
就这样我回到县里个把月，就收到一个包装得很厚实的邮件。我见信的落款是“北京蒲黄榆”，立即就知道是汪先生给寄过来的。
我急切拆开一看，所寄的是一本汪先生题签赠送的《旅食集》。书内夹着一份剪报和一封汪师母写的短信。
师母写道：
立新同志：
今天收到《文汇报》“笔会”上刊登的老汪的文章，里面不指名地“点”了你一下，我记得答应给你看一看，现在寄来。最近比较忙，所以老汪送你的《旅食集》也寄晚了。
你和爱人、孩子都好吗？什么时候再到北京来？老汪为应付约稿和社会活动，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另给你信了，要我代他向你们问好！
施松卿
11月7日
《旅食集》书影
信虽简短，可情意真切。口气仿佛是给子女写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一个长辈对晚生的爱护。同时，也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涵养和风范。
我展开剪报，那是发表在1992年10月25日上海《文汇报》“笔会”上的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对读者的感谢》。汪先生在文中写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浙江的大学生来信，谈他读了《七里茶坊》的看法，汪先生认为所谈极为中肯。第二件是，一个叫梁辰的邯郸读者指出《吴三桂》一文在纪年上搞错了，张士诚攻下高邮应该是1353年，而不是1553年。汪先生在文中说：“我完全同意梁辰同志的意见。我从小算术不好，但作文粗疏如此，实在很不应该。”
当写到我时，汪先生说：
也是几年前的事了。我收到了一个包装得很整齐严实的邮包。书不像书，打开了，是四个笔记本。一个天长县的文学青年把我的一部分小说用钢笔抄了一遍！他还在行间用红笔加了圆点，在页边加了批。看来他是花了功夫学我的。我曾经一再对文学青年说过：不要学我，但是这个“学生”，这样用功，还是很使我感动。
汪先生说“我曾经一再对文学青年说过：不要学我”。这完全是真诚的。因为他在其他场合，也曾几次说起过这样的意思。同时他又说“这个‘学生’，这样用功，还是很使我感动”，说明一个人被人喜欢，还是十分愉快的。
我那时年轻，不知深浅，一股脑地想往前冲。以为学了点皮毛就能模仿出一个汪曾祺。现在看来，汪曾祺真是不能学的，而且也没法学。有许多人知道这一代人是一座山，还故意绕着走呢。自己弄点新奇古怪的，以引起文坛的注意。
汪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古典文学普遍比较好。说穿了，就是童子功好。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所缺乏的。学养这个东西，补起来很困难，它就如含玉在口、含珠在蚌，那不是一时一刻可以解决的，那是一个天长日久的事情，那是从小习得，之后内化到身体里、血液里、骨髓里。它是一个自然流淌的过程，硬学是学不来的。所以后来孙郁在我的《忆·读汪曾祺》研讨会上说：“汪曾祺是很丰富的，他并不那么简单。他有许多暗功夫。他写的是白话文，但有文言文的因子在里面。”聂震宁先生也曾风趣地说：“你可以成为一个追随者、解读者，但你永远成不了汪曾祺。”毕飞宇是我非常敬佩的作家，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汪曾祺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模仿的。”我同意，我现在完全同意他的说法。
“汪曾祺是用来欣赏的。”这句话真好！
《对读者的感谢》，现在已收到《汪曾祺全集》散文卷（第五卷）中了。在先生生前，他自己编过好几本自己的散文，比如百花文艺的《汪曾祺自选集》、作家出版社出的《蒲桥集》，他都没有选进去。估计他自己觉得，在散文作品中，这类小文章还是有点“轻”了。同时，自己选集子，也不好意思将这样的文章选进去，“瓜田李下”的，有自吹自擂之嫌。
时间又过去许多年了。汪先生已去世很久了。有一年，是高邮举行汪曾祺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包括邵燕祥、范小青、叶兆言和毕飞宇等许多作家都去了。汪家三兄妹也从北京回到了高邮。活动结束，我们一行到扬州的瘦西湖去游玩。在瘦西湖的长堤到徐园的道上漫步，正是五月好季节，长堤春柳，春光满目。我和汪朝边走边闲聊。汪朝随意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是感慨。她说：“老头儿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汪先生在我们的认识中，他是又风趣又平等，对待子女，更是周到体贴、和风细雨。他不是有《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名篇吗？（他也说过：“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人在实际生活中，有时是很无奈的。人一旦迷恋上一个东西，就会忽略和舍弃许多东西，包括对家人的关爱和呵护。我现在自己写作，我就发现我是多么的“自私”，有时肚里有个东西要“生”下来，再大的事都会放一边。因为肚子里的那个东西，你不重视它，它便会稍纵即逝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以写作为生的，他们虽然辛苦万分，同时，他们又是多么的自私啊。
在谈话中，不知怎么又扯到我当年抄书之事。汪朝姐说：“那四个笔记本好像还在我们家里，搬家时没有丢掉。我回去找找，如果找到我就寄给你——你自己好好保存吧！”
我听了十分高兴，但也没有太往心里去。这么多年了，谁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没想到我回来不久，就收到一个快件，我见上面的寄件人是汪朝（汪朝的笔迹，我一眼就能认出。她的字又清秀又有力），我就知道是我那旅行了二十多年的笔记本了。
我急切地打开，那四个笔记本完好地摞在一起。它依然像新的一样，干干净净，一点没有受损的痕迹，仿佛时光在它的身上停留了一般。它并没有随着岁月老去。我打开其中的一本，字迹依然那么清晰。那可是我青春岁月的生命呵，现在它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我现在从书橱中抽出这四个笔记本，我随手翻着，它们确实都发黄了，快三十年了。那些抄过了的小说，还依然那么熟悉。《鸡毛》《晚饭后的故事》《八千岁》《王四海的黄色》《皮凤三楦房子》《徒》《职业》《尾巴》《金冬心》《昙花、鹤和鬼火》《鉴赏家》《星期天》《云致秋行状》《故里杂记》《故乡人》《钓人的孩子》《小说三篇》，等等。我是编了目录的，数数有三十多篇。抄完的那一天，我在文尾写了几句话：1987年6月10日抄毕。《晚饭花集》全文约17万字，历时三个月。
我专注地盯着那些红红蓝蓝的笔迹（红字是用以批注的）。那些字迹还那么清晰，而我人却又老又旧了。汪先生都已去世快二十年。我，也五十多岁了。
2015年11月16日
原刊《文汇读书周报》201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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