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头还不是老头，住在三里河一带，老邻居后来对汪朗说，总是看到你妈脚高高地跷着看外文书，而你爸——在那炒菜或干活！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老头博得文名，有一次酒后狂言：你们可得对我好一点，我将来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几个兄妹都大为惊奇，异口同声说：你——老头？别臭美了！

    ——《汪曾祺闲话》

    汪曾祺的金钱观

    汪曾祺好像跟金钱没什么关系。他给人的印象是飘逸、雅致、冲淡。其实，老头儿是食人间烟火的，而且有的时候还很幼稚、天真，见出其可爱。

    九十年代初期

    “为了你，你们，卉卉，我得多挣钱！”

    “我要为卉卉挣钱！”

    每每读到这两句话，我都要从内心发出微笑。

    这句话出自汪曾祺的美国家书。1987年汪应聂华苓和安格尔夫妇之邀，到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在美生活了三个月，其间他一共写回家书二十多封。

    在美期间，汪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作家，眼界开阔，心情舒畅，“整个人开放了”（汪家书中语）。汪自己说“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

    汪说上面这番话的缘由是台湾的出版社要出他的小说集，《联合报》也转载了他的小说《安乐居》《金冬心》和《黄油烙饼》等，这些都是要以美元来付稿费的。他在信中说：“我到了美国，变得更加practical（实际），这是环境使然。”之后就说了以上的这番话。这里的“你”，是他的夫人施松卿；“卉卉”，则是他的孙女。

    汪在这句话中，充满了兴奋、自负，甚至还有一点点的自豪！人都似乎有点飘飘然了！自信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不像出自汪曾祺之口。

    1993年与夫人在海南

    其实，作家挣钱，又能挣多少呢？在金钱世界里，作家挣的那一点点钱，实在是太“小儿科”了。

    “为了你，你们，卉卉，我得多挣钱！”

    “我要为卉卉挣钱！”

    这两句话，简直可以以口号高呼之。如若不是老头儿的幽默（这真的不是幽默），也足以见出这个老头儿的天真了。

    在家书中，有多处提到稿费、版税、出版等事宜，在12月的一封信中谈到，与台湾联合出版社签订版权转让契约。签了两种方式，一种10%的初版税（以后延续），一种一次付清版税（买断）。汪说：“我倾向于后一种，省得以后啰唆！——拿他一千五百美金再说！”

    依然是十分兴奋和自得。

    不过，也有心平气和之语。在另一封信中，汪说，古华劝他再写出十篇《聊斋》来（汪那时正忙于改写《聊斋志异》），凑一本书在台湾出版。“我不想这么干，赶写十篇，就是为写而写，为钱而写，质量肯定不会好。”汪接着说了这番话。看看！汪在创作的问题上，是绝对不会以金钱为目的的。关于此观点，在之前的信中，汪也说：“人不能净为钱着想！”

    汪曾祺画作

    大致来说，作家都是比较爱惜金钱的。因为作家的钱来得不易。前不久看书，说到孙犁，说孙犁小气、抠门。也有人说，老贾（平凹）也很“抠门”。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作家挣的那点钱，才是真正的“血汗钱”呢！

    其实，汪曾祺是有自己十分明确的金钱观的。1993年香港记者采访他，问他对市场经济如何看。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问市场经济对我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是：‘无动于衷！’我认为文学不会被市场经济所左右，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就实行了市场经济，照样有人写出了不朽的名著。不管将来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我都要继续写作。只有写作能证明我的存在，使人能看到我的价值，使我为这个世界再增加点东西。写作是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的，一些中青年作家耐不住，多半是因为没有过过吃不上饭的日子。我参加过许多豪华的宴会，却从不挂念，因为每次都吃不饱。我自己的生活很清贫，在我看来，一碗爆肚要比一碗鲍鱼好吃得多。这叫作安贫乐道吧！”（《香港作家》第31期，1993年4月15日）。

    这已经够明白的了。这是汪曾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金钱发表自己的观点。

    2013年6月16日

    原刊《文汇报》2013年7月12日

    汪曾祺的两首逸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复出文坛（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小有影响），以《受戒》和《大淖记事》博得名声，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各种笔会和社会活动纷至沓来。因汪书画俱佳，又会写旧体诗，颇具捷才。因此，每到一地，都会有人请写字画画，于是在各地留下许多墨宝。高洪波一次说，1991年他参加云南红塔笔会，一天晚上，高见黄尧等人抱着一大摞宣纸往汪的房间走。那时已很晚了，高拦住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想把老头儿累死呵！”待走进房间，见又是一屋子人，地上、床上、沙发上，到处是写好的还没干透的字。

    高很生气，就轰大家走，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你们干吗啊！你们干吗啊！你们想把老头儿累死是不是？”高洪波这一说，大家都挺尴尬，戳在那里不走。这时汪老头说话了：“嘿嘿……其实我是挺爱写的……”一句话，把一屋子人都说得笑了起来。高洪波再看看提着毛笔挓挲着手的汪老头。汪老头眼睛红红的，熬得。

    高洪波摇摇头，走了。

    书画冶情

    汪老头确实喜欢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太湖笔会，一群作家游太湖，宗璞等几位女作家在船上还打着伞，汪老头不动声色。游览完毕，下船时，汪老头往宗璞手心里塞了一张纸条，是随手撕下的半截香烟纸，宗璞展开了看，是汪的一首诗，写道：“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遮阳过太湖。却看碧波千万顷，北归流入枕边书。”

    江苏的金实秋先生功莫大焉，他不怕辛苦、不厌其烦，到处收集散落各处的汪的逸诗，历经多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汪曾祺诗联品读》，收入汪曾祺诗联二百多首（副），这真是一件费时费事的事情。不久前，金先生又出版了《补说汪曾祺》，收入《品读》之后的汪的逸诗十二首。

    近一个月，又有两首汪曾祺的逸诗被发现。其中一首是我不久前去高邮，几个朋友在湖边的渔村吃饭，席间高邮的柏乃宝对我说，他有一个熟人，知道汪曾祺有才，结婚时请汪先生给画幅画。汪老头欣然同意，没几天，老头儿叫人来拿。画上是一片湖面，泊着船只，在画的一角，汪给题了四句诗：

    夜深烛影长，

    花开百合香。

    珠湖三十六，

    处处宿鸳鸯。

    “珠湖三十六”，高邮人都懂的，说高邮湖由三十六珠湖组成。这首诗没有一字提到祝福，但处处体现了祝愿之意、意境之美，无以言说。得到的人和看过的人，都感到十分温暖。我原以为在金先生的《品读》已收，回来之后，我查遍《汪曾祺诗联品读》和《补说汪曾祺》两书，都没有这首诗，看来肯定是逸诗无疑了。

    另一首“桃柳杭州无恙否，当年风物尚如初。虎跑泉泡新龙井，楼外楼中带把鱼”，是写给杭州徐正纶先生的。徐先生原供职于浙江文艺出版社，是汪曾祺文论集《晚翠文谈》的终审编辑。《晚翠文谈》出版于1988年，这首赠诗写于“辛未年”，即1991年。

    汪曾祺在散文中多次写到杭州。他1947年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时，一次还和几个同事专程到杭州去玩，他在《寻常茶话》中写道：

    一九四七年，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两样风物，一是醋鱼带把……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

    在这段文字里，汪先生还详细描述了带把鱼的做法：“把活草鱼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

    这首诗写在宣纸上，是一幅绝美的书法作品。汪先生在这幅字上盖的印章也颇有意味。他盖了两个印章，其中一个印是“只可自怡悦”。这个来自陶弘景（南朝著名医药家、文学家）的名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这个印，汪先生在多幅书画作品中用过。他是偏爱的。

    这个5月，汪先生离开我们十六年了。可他的逸闻逸事还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他的作品，许多人在读，并被各家出版社“不厌其烦”地出版。他的逸文、逸诗，还在不断地被人们发现。许多人在研究他。

    这真是个神奇的老头儿。

    原刊《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7月19日

    汪曾祺闲话

    汪曾祺哪，真是说不尽的话题。在北京的一个饭局，大家说要成立汪研会，出一套汪曾祺研究文丛，之后在北京，开一家小酒馆，名曰“汪曾祺小馆”，由汪先生公子汪朗坐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胡说，每人都说到兴头上。

    说老头每到一地参加活动，喜写字，正如黄裳所说：“曾祺兴致甚高，喜作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一次在浙江写字，写到高兴处，见几个漂亮服务员在一边忙着，老头捏着笔，模仿着浙江方言招呼起来：“孤兰孤兰（过来过来），涅么（你们）几个小姑灵（娘）过来，我给涅么（你们）写幅字……”姑娘们便丢下活儿，一拥而上。正在这当儿，叶文玲走了过来。见老头得意的劲儿，叶文玲佯装生气：“去去去，涅么（你们）这些小妖精跑过来搞（干）什呢（么）！”

    八十年代末期

    说老头饭后参加舞会，跳起来还挺有风度，不愧在西南联大“潇洒”过几年。有时舞场上有几个姿色出众的女性，老头都会心中有数。有一回王干将其中的一位请入舞池，在人丛中跳了一圈，回来坐在老头身边，老头儿虎着脸说：“你刚才跑哪儿去了？”王干笑说：“别看老头儿不动声色，美女，会引起老头注意的呢，眼睛的余光瞄着呢！”

    有时老头酒后，兴奋劲还没过去，走到酒店大堂，见迎宾小姐在那站着，老头走上去，带几分顽皮，将胸一挺，模仿了一下，说：“应该这样站着。”将人笑翻。

    偶尔老头儿开会带着老伴，老头就不敢这么嚣张，要收敛得多。老头稍有出格，便会被老太太训斥。老头有一次偷偷地说：“你们以后开会，可别带着老婆——带着老伴出差，比赶一头牛还累！”

    之后说到老头在家没地位。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头还不是老头，住在三里河一带，老邻居后来对汪朗说：“总是看到你妈脚高高地跷着看外文书，而你爸——在那炒菜或干活！”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老头博得文名，有一次酒后狂言：你们可得对我好一点，我将来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几个兄妹都大为惊奇，异口同声地说：你——老头？别臭美了！

    这绝非玩笑，因为在那个年代，几个兄妹所处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与老头的文风是迥殊的（是啊，那时候有些作家，可比老头儿火多了）。电台里的文学欣赏节目里，所播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长江三日》和《小橘灯》等散文。有一次正播《荔枝蜜》。老头听到了，很愤怒，冲过来说：关掉！关掉！中国的散文，一坏杨朔二坏秦牧三坏刘白羽——散文配乐！叫怎么回事儿！

    说到老头儿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是一位女作家到老头家蹭饭，还带着自己离婚后新交的男朋友，老头儿给做了几个菜，现成的有熏肠啊泥螺啊等，自己再做一个煮干丝之类。女作家和男友喝白酒吃干丝，老头儿则站着，喝葡萄酒，很少吃菜，有时猛喝一口，才就一点小菜。吃到一半，老头儿一抱拳，说：“你们慢慢吃，我小睡一会儿。”于是就进到里面的卧室。女作家和男友在客厅继续喝酒。过了一会儿，女作家丢下筷子，悄悄走进里面的房间，老头儿正眯着呢！女作家坐在了老头儿的床头。老头儿睁开眼，深情地看着女作家，之后轻轻抓过女作家的手，在自己的手心里反复摩挲着，边摩挲嘴里边讷讷地说：“我不配我不配……”

    这些笑谈，发生在农历癸巳年十月二十七，小雪后七日。地点是北京新东路沈记靓汤。参加者：汪朗、王干、邢春、作家陈武、出版人崔付建、媒体人于一爽、文学博士刘涛等。大家一边吃着可口的江浙菜，一边笑言老头，气氛温暖而亲密。席间诸君兴致空前。

    这些酒桌闲话，纯粹可以看作掌故、笑谈，不必当真。即使有人信以为真，也只是关于老头儿的雅谑而已。说句最无趣的俗话吧，是老头儿的正能量，更增添老头儿的魅力呢。

    2013年12月8日

    原刊《澳门日报》2013年12月19日

    照片里的人生

    一

    我曾见汪先生1946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汪曾祺一派青春稚气的模样。他穿着灰色西装、浅色衬衫，打着领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黑色白点的领带被风吹向一边。

    青年汪曾祺

    小汪有点憨憨地笑着，浓密的头发梳向背后，仿佛刚刚洗了头、理了发，似乎是单为照这张相。镜头下阳光直射，是中午时分，在一个什么院子里。强烈的光线将四周的墙面切割成规整的四方形，黑白分明，更显得这个青年意气风发，充满着旺盛的活力。

    这是一帧在上海照的照片。

    1946年的汪曾祺才26岁，还没有结婚。这时候的施松卿还在福建老家。照片上的神色和表情，显示出他已找到了工作——在私立致远中学教书。想必是已经与黄永玉和黄裳打得火热，经常与那两位姓黄的在霞飞路穷逛和到DD喝吃咖啡。

    在巴金家里，由萧珊烹茶，喝工夫茶；写谁也看不懂的糊里糊涂的信（写给黄裳）；在“听雨斋”（住铁皮屋，一下雨即叮叮咚咚）里读小说、写大字。那张照片中的西服、领带有点儿“小开”，上海的生活在影响着这个青年。

    最重要的是他在那个被他誉为“听雨斋”的铁皮房子里，完成了逾万字的《短篇小说的本质》的论文，是他之后大半辈子的文学旗帜。

    四十年后他写出了小说《星期天》，把那一段生活，写得活色生香。

    二

    还有一张照片似更早些。可能是在昆明时期。照片中一张丰腴的孩子气的脸。两道浓眉，嘴角有力，含着一股少年的英气，青涩的少年。那是汪曾祺文学的开端，更早一点，在高邮乡下的一座破庙里（为躲日本人），因一本《沈从文小说选》而播下了种子。在这里，他受到了文学的熏陶，打开了文学的大门，他见到了许多心仪的人。他是读书的种子（绝非适用性的，而是随性而为）。他晚上在图书馆或者茶馆，总是很晚。他精力是极其地好。他开始写作，并通过沈从文寄出去发表。可以说，他崭露头角了。他写出了《鸡鸭名家》和《异秉》等名篇。

    在昆明，他还收获了友谊和爱情。他的一生挚友朱德熙、朱荣，真是君子之交；在黄土坡或者白马庙，他认识了施松卿，并且两人开始了恋爱。汪曾祺早期的散文里的S，肯定是他的心中恋人。在《牙疼》一篇，尤为热烈：“S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1947年，汪往上海谋事，与施在昆明分别。也只有年轻，才会写出S这样洋字码的代称，也可见一时风气。）

    三

    八十年代坐在自家藤椅上的一张，则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仿佛刚刚写完一篇文字，点燃一支烟，自我陶醉一下。那时汪先生已复出，写出了《大淖记事》和《受戒》等作品，书画和散文又是特别棒。正是文学的好时期，各种活动又多。这是人生最饱满的黄金岁月。他坐姿和神态松弛，穿着浆白色衬衫，外罩一件米色羊毛开衫。头微微偏着，脸上也绽放着微笑。这让我想起“人间送小温”。

    八十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

    花朵的绽放总是匆遽和短暂的。人生最美丽的时候，可是已近黄昏，复出后的汪曾祺已六十多岁。

    四

    最后一张照片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的说明是：“1997年5月11日在家中。当日晚间消化道大出血，5日后不治。”照片中的汪先生穿着白衬衫、灰西装，仿佛是从外面参加完什么活动刚回来。他斜靠在他平日写作时坐的书案边的转椅上，身后是他那间朝阳的小书房的满架书籍。照片曝光有些过度，使得脸上神态疲惫，表情也十分肃穆。

    晚年汪曾祺

    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生命，就这么浓缩在几张照片之中。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2014年8月9日

    原刊《人民日报》2014年9月20日

    这个人让人念念不忘

    手里有一本《汪曾祺早期逸文》，是我自制的一个装订本。牛皮纸封面，目录页码齐全，有模有样的。内中所收都是汪曾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和小说，统共有二十来万字。我想，要让这些文字被更多的人读到，交给出版社编辑一本《汪曾祺佚文选》才好。我知道还有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喜欢这个可爱的老头；有些已经是80后、90后，或者是00后了。这些迹象我们从微信和微博中就不难见出。

    我知道，喜欢汪曾祺是一件快乐的事，甚至是一件“高雅”的事，因为读汪曾祺的人似乎都有那么点“文艺”的样子。

    虽然我写过一些有关汪曾祺的文章，对汪曾祺可以说比较了解，对他的趣闻逸事，也知道得不少，可近几天偶尔听朋友说他的一段故事，还是让我喜欢得不行。

    这个故事的亲历者是徽州人程鹰。

    我来复述一下这个故事。我尽量说得慢一点。

    话说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老哥俩受邀到徽州游玩。当天晚上，市里接待，颇隆重，汪显然不喜欢这样的热闹，席间逮到机会，便对市里陪同的领导说，明天就让小程陪我们就行了。领导见汪诚恳（在喝酒上也可看出），而且酒喝得不错，就应允了。

    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正好汪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跟了过去。

    汪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事后回忆：“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双喜’，红双喜牌。”卖烟的在一把钱中挑选了一下，拿够烟钱，又把这一堆钱往回一推，汪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程鹰说：“是的。”

    《邂逅集》（初版）

    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

    林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汪，笑了。

    汪说：“我的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老头儿来了兴致，又说了一通：“我的一个小说，转了七八家，都不能用，最后给到东北一个《海燕》，说能发，我写的是一个手艺人，里面有一句话，写手艺人‘走进了他的工作’，编辑说不通，要给我改成‘他走进了他的工作室’。那时候的手艺人，有什么工作室？”

    汪说完，也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林和程，抿嘴笑。

    程鹰是在酒桌上说的这个故事。程鹰穿着白色亚麻的衣衫，人清瘦，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故事说完，程鹰低声说：

    “我喜欢这个老头儿。”

    一个人让人喜欢，有时很难；有时也并不难。一个细节，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一说。

    有一个叫时风的人，给汪曾祺写信，想请汪先生给他画一幅猫，并随信寄了50块钱。汪回信说：

    时风先生：

    来信收到。我不善画猫，且画猫为中堂者亦少见。检近作梅花一幅以赠，这也算是小中堂了。

    寄来的五十元敬还，另寄。我作字画从不收钱，尚祈见谅。

    即候时安！

    汪曾祺

    11月5日

    这是我从网上搜来的汪的一封信，不知写于何年？时风也不知是何许人也？

    还有一封信，和这封信内容一样，也是关于索画的事。有个叫麦风的沈阳人，1995年认识了汪，去过汪先生在蒲黄榆的家。初次见面不好开口，回到沈阳，便给汪先生去了一封信，试探看能否购买一幅画。汪收到来信，即画了一幅花卉寄去，并附一信写道：

    麦风同志：

    索画之函今日才转到我手中，当即命笔。我作画不索酬，请勿寄钱来。

    曾祺问候！

    1995年10月14日

    汪曾祺书信

    又一次麦风去汪家，刚进门坐定，汪先生就拿一幅画放在他手中，说：“早晨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吧。”麦风欣喜异常，那是一幅荷花图，墨色的宽宽大大的荷叶，黄的花蕊和粉的花，墨色淋漓，临风自得。

    以上的这些细节，都让我们心中温暖。我与汪先生生前有些交往，深切地感受过这种特殊的温暖。这种温暖非常奇怪，他不是一般的师生情、朋友情，这里面爱的成分很多，而且一言两语难尽。也许这只是老一辈人的风范，也许西南联大出来的人，都有点这个样子。谁晓得呢！

    一个人总是让人念念不忘，我想从以上的描述中，也不难找出答案。

    2014年9月4日

    原刊《文汇报》2014年9月24日

    “他年轻时就那么好”——汪曾祺旧作阅读随感

    看了汪曾祺二十几岁的文字，才知道汪曾祺为什么这么好。年轻的汪曾祺啊，难怪沈从文要说，要是再给我机会，也许还能够教出一两个汪曾祺这样的学生。才能明白沈从文为什么会说“汪曾祺写得比我好”这种没有“原则”的糊涂话来。

    黄昏将来临了，我坐在窗口，眼前是外面的楼群和高大的松树的树尖，一片墨绿。我读一段，抬头望望我的那一大片墨绿，有风不住地扇动门窗，墨绿的树顶在摆动，发出“沙沙沙”的声响。塔楼的钟声敲响了，清脆极越，在风中震颤着，传出很远。

    “当当当，当当当。”

    现在是黄昏，六点钟了。

    我继续读这篇文字。

    《昆明草木》写于上海，汪曾祺已从昆明来到上海，在这个大都市中，汪曾祺显然有些不能适应，这里毕竟没有大西南昆明的宁静和缓慢，汪曾祺用写作驱赶寂寞。这篇散文写于上海，也发表在1946年2月的上海《文汇报》上。1946年，汪曾祺才26岁，他还是一个连工作都没有找到的落魄的青年。

    读这篇汪的早期散文，我在初秋一个舒服的下午，安静极了。我一个人，安静极了。有许多地方，我想读它几遍，又想把它全部记在心中。把它们都引出来，有这样的冲动，说明这些文字皆指引着我，震颤着我的心。往往我们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能有多少文字拨动我们的心？汪曾祺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文学感觉，而且笔下“灵异”，道别人不常道之语。比如他的《百合的遗像》。我引一段：

    下着雨，没有甚么事情，纱窗外蒙蒙绿影，屋里极其静谧，坐了半天。看看烧瓶里水已黄了，问：“怎么不换换水？”孟说：“由他罢。”桌上有他批卷子的红钢笔，抽出一张纸画了两朵花。心里不烦躁，竟画得还好。松和孟在肩后看我画，看看画，又看看花，错错落落谈着话。

    画画完了，孟收在一边，三个人各端了一杯茶谈他桌台上路易士那几句诗，“保卫比较坏的，为了击退更坏的”，现代人的逻辑啊，正谈着，一朵花谢了，一瓣一瓣地掉下来，大家看着它落。离画好不到五分钟。

    看看松腕上表，拿起笔来写了几个字：

    “遗像……某月日下午某时分，一朵百合谢了。”

    汪曾祺画作

    第二天，我仍然追随着这些文字。我读累了。读了半天了，眼睛酸了，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一溜紫藤长廊。在长廊边上的两棵桂花树上，有三只灰喜鹊，它们拖着长长的、盛装似的小尾巴，一忽儿树上，一忽儿草地，飞上飞下，欢腾着，嘎嘎叫着，而在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斑鸠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声，两处相呼应。远声，往往细听，总有那么点寂寞的况味。

    我读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桂花树下的两只灰喜鹊已不见，空余寂静。

    散文的灵魂和味道，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要有独到的人生体悟和感觉，笔下的语言还要灵动，笔下当然有千万种方式。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当然亦有此能力。看看《湘行散记》，即可明白。《湘行散记》，可以反复去读，这样的文字读多了，就学会自己如何去驱使文字。他在《横石与九溪》里写的这些话，就不是我们平常人笔下能有的：

    船去辰州已只有三十里路，山势也大不同了，水已较和平，山已成为一堆一堆黛色浅绿色相间的东西。两岸人家渐多，竹子也较多，且时时刻刻可以听到河边有人做船补船。敲打木头的声音。山头无雪，虽无太阳，十分寒冷，天气却明明朗朗。我还常常听到两岸小孩子的哭声，同牛叫声。小船行将上个大滩，已泊近一个木筏，筏上人很多。上了这个滩后，就只差一个长长的急水，于是就到辰州了。（《横石与九溪》）

    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左林，亦是“是这一个不是那一个”的独一份。多年前汪曾祺就念念不忘地推崇他，可是那时我们还不能读到他的书。近几年大陆出版了他的《西班牙小景》（徐霞村、戴望舒译）。才使我有幸读到这本书，细细去读，真是越读越妙，越读越感叹，越读越神奇（翻译过来还这么好，如同《百年孤独》一样的！人类虽生活的地域和所用语言不同，看来有许多精神的东西是一致的）。这个阿左林，真是个“独一份”的作家！他是那么特别。他那么简洁，那么真诚。他几乎不浪费笔墨。一个西班牙人，他不懂得中国画，可他同样晓得白描的手法，晓得中国画式的留白。他的写作，他只写他知道的，从不故意去臆想捏造生活。他是那么好，那么短小，值得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他的确是一个可以培养作家的作家。

    我来引用这篇叫作《安命》的短小的文字：

    多思加诺先生住在一条冷落的街上。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在那间屋顶楼里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洗脸台，两三把椅子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些书。在墙上，你可以看到四五幅古画。

    多思加诺先生戴着眼镜，生着很长的胡须，他衣衫褴褛，但是总是清洁的。他的粗布的衬衫非常干净。他是照例每天换衬衫的。

    “多思加诺先生，”有时有些头脑简单的人问他，“听说你以前很有钱，是真的吗？”

    多思加诺先生微笑了。

    “我想是这样！”他用一种窘得有些滑稽的神气回答，“比此地坐汽车招摇过市的人还有钱，还有钱……”

    多思加诺先生家原来十分富有，他有漂亮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住在马德里，有车子和房子。可是因为生活的变故，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财产也耗尽，他搬到这个小镇上来度过自己的余生。作者把多思加诺先生写得十分淡定。真是一种“曾经沧海”的人生。他虽贫困，衣衫褴褛，可总是十分清洁，粗布衬衫也每天都换，保持着人的尊严，这是十分可贵的。“淡定”和“尊严”，应该是这一篇一千多字短小说的“精气神”，或者说“文眼”。

    文的最后作者写道：

    一年中，每天在多思加诺都是一样的，每月都是一般无二地过去的。他收拾他的小房间，出门到博物院和图书馆去，去散步。他老是贫苦而清洁，老是穿着他的洁白无垢的衬衫。有一天，他的屋子看门人会看不到他走下来，接着人们会知道他是病了。几天之后，一口简陋而黑色的棺木会从门口抬出来。

    “我对于什么也没有遗憾，我对于什么也不鄙视，”多思加诺这样说，“我将带着现在伴随着我的宁静死去。”

    写上这些，只是想和读者朋友交流阅读汪曾祺和上一代作家的体会，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每个读者的兴趣和口味也是不同的。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包打天下的。

    2014年9月19日

    原刊《散文》2015年第1期

    有关汪曾祺的一次闲聊

    高蓓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起汪曾祺最后的画作，她说，某某写文章说，他手中的那幅是汪曾祺的绝笔。其实不是，她的那幅《丁香图》，才是最后的作品呢。

    之后便宕开去，说这幅《丁香图》的曲折故事。

    1997年5月11日，高蓓以《扬州日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汪老。那天去时，汪老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笔挺地在楼下院中等着。高蓓见了，以为老先生是在楼下恭候她们的。其实是汪先生记错了，以为那天是到中国作协参加迎接香港回归的纪念活动的日子，正站在楼下等车来接呢。高蓓的到来，使汪先生想起记错了日子，于是上楼，接待高蓓。

    家乡来人汪先生格外高兴，接受采访，所谈也多为我们后来所知道的那些，其间还拍了许多照片。衣服都不用换了，就是出门的衣服好了。采访结束，汪先生便开始了赠书赠画的环节。高蓓那时才三十多岁，青春气息是有的，人也很漂亮。一口清铃的婉转的声音，也甚美。老先生西南联大四年，昆明虽在偏远的西南边陲，可教授都是喝过洋墨水的。因此，联大的学生，身上有那么一股劲，自有一番风采的。汪先生当然也不例外。

    汪先生给高蓓画了一幅画，之后又为高蓓写了一幅字。高蓓真是有福，画是好画，那幅《丁香图》，无疑是汪先生画作中的精品，画面淋漓，清气弥漫；而那幅“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更是汪先生书法中的佳品。汪先生存世的对联很少，他也很少给人写对联。像高蓓这幅行草带魏碑笔意的对联，当为汪的书中神品。可高蓓当时并不觉得，只是心中高兴而已。

    中午又留饭。汪先生亲自做了一顿风味独特的炸酱面并几碟爽口小菜，令高蓓感动不已。

    做菜待客

    临走，汪先生来了这么一句：“照片什么时候能看到？”仿佛很惦挂这一组照片似的。

    没有想到高蓓这一走，当天夜里汪先生就发病，大吐血，连夜被送到北京友谊医院。第二天一早，高蓓洗好照片，兴冲冲又赶到汪府想送上照片使老先生高兴高兴，可不承想老头子已被送到医院抢救，只有汪朝在家守着。高蓓敲开门，听说此事，吓得不轻，连手中的照片都不知怎么办是好。高蓓更没想到后来的结果，心里还很乐观，无大碍吧，过几天不就好了。于是对汪朝说：“汪先生想看照片呢！要么把照片给你，你带到医院给他看看？”汪朝则说：“不带不带，放在家里，等他好了再看。”

    高蓓转身走了，可心中忐忑。没想到仅仅过了四五天，噩耗传来，汪先生去世了！

    这一下让高蓓伤心透了，也吓坏了。

    汪先生去世了，成了一个新闻事件，许多人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许多报纸也报道了。

    南京的一家报社，得知高蓓手里有汪先生最后的照片，打电话找她要。她给寄过去了。可报纸出来，高蓓拍的照片赫然印在上面，而摄影者却没有署名。报纸上说，照片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姑娘用手中的傻瓜相机随便一拍得来的。高蓓后来不高兴：“我那时也是日报的记者，怎么成了不知名的小姑娘？”“还说我随便一拍，一点也不尊重我，那个记者说话老气横秋的。他自己写的汪先生文章，也没把汪的神采写出来。”

    那一段日子，真是把高蓓吓得够呛。她的老乡王干吓唬她：“老头子见到美女，肯定兴奋，又是写字又是画画，就是给你累死的！”高蓓后来对我说：“把我吓得要死，那时我才三十多岁。吓得我连汪老的追悼会都没敢参加，其实那会儿我人也在北京呢！”

    “我好多天睡不着觉。”高蓓补充说，“你说，无巧不成书，正好我去的那天夜里，他病了，之后去世了。你说我心理上，能不自责？我的一个密友说，干脆把你跟汪老的东西都烧掉。我后来把底片都烧掉了。弄得跟谁也不敢提。”

    “幸亏他家里还有一个小保姆，否则我真是说不清楚了。”

    “还是汪朗好。”高蓓说，“汪朗后来对我说，还得谢谢你，在老头子的最后日子，你们陪他吃饭、聊天。”

    高蓓转述汪朗的话：“老头子最后遵医嘱不让喝水，口渴得要命。要是知道救不回来，不如让他喝个痛快。”

    “一杯茶都没让老头子喝。”汪朗后来慼慼地说。

    故事到此并没结束，后面还有故事呢。

    高蓓的那幅《丁香图》，之后就成了她的宝贝，她带回扬州，精心将它裱好。2007年汪曾祺去世十周年，在汪先生的家乡高邮，搞了纪念活动。汪先生的子女、高蓓和我都去高邮参加了。在回程经扬州途中，我们游瘦西湖，在瘦西湖的熙春楼喝茶，高蓓将随身带的《丁香图》展开给我们欣赏，使我目睹了此画的真迹。可后来却出了故事，回去不久，高蓓的一个旧同事，要与高蓓借这幅画家里挂挂，欣赏欣赏。因是多年相识，高蓓就借与他。可借后多日，再不见还。一要不还，二要不还，拖了好些日子。高蓓再要时，对方说：“卖了。”高蓓不信，以为对方想占为己有了。可经一再催要，结果对方还是说，卖了。这个事情我存疑惑。一切故事只是高蓓转述给我。好多年前，她就打电话给我说过此事。前不久，高蓓又来电话，说画还没要回来，是真给那位“神仙”卖了，卖了一万块钱。高蓓说，正打官司呢！已起诉到法院了。你看这事弄的，真真是好事多磨。

    汪曾祺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一些新鲜材料不断地涌出，致使我不能放下手中的笔。也不难怪，谁叫这个老头儿故事如此之多呢！世事就是不遂人意，汪先生在世时，是不愿意自己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的。他总是说，我悄悄地写，你悄悄地读。他是很低调的。可他死后，没想到会这么热起来，读者会这么喜欢他。

    真是没有办法。

    2015年1月17日

    原刊《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2日

    汪曾祺的“四时佳兴”

    感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编辑这本汪曾祺先生的图文书。我很乐意做这么一件事，我以为这是对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这本集子里的100多幅书画作品，绝大部分选取自《汪曾祺书画集》（2000年印制，非卖品），也有极少数的几幅，来自其他地方。书中所选文字，都摘自汪曾祺出版的书籍，以他生前出版的为主，主要来源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蒲桥集》《晚翠文谈》《汪曾祺自选集》《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卷》《老学闲抄》和《矮纸集》等，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是为了更忠实于先生最初版本的文字。

    那么，选择配画文字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一、尽量使图文呼应，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所选文字多少与图有某些联系，要么是他生活过的或去过的地方，日后既有用文字回忆的，又有用书画表达的，比如关于张家口，他画了野芍药，又写了散文《坝上》。他画了昆明的火炭梅，又在《昆明的雨》中写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戴一顶小花帽子，穿了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等等。要么某一件事文章写过，后来画或书法中，也有同样的表达。比如他画竹，题“胸无成竹”，而在散文中又谈到“郑板桥反对‘胸有成竹’，说胸中之竹，已非眼中之竹，笔下之竹又非胸中之竹”（《创作的随意性》）。比如他晚年画李长吉，而大学时期在昆明他就写过“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等。好在汪先生每有书画，都是抒发自己的情怀（他几乎很少写“成句”）。诗，多为自己的诗；画，也多为他亲见的。这些内容，书中占多数。

    二、部分读者熟悉的篇章中的文字。比如《大淖记事》《受戒》《异秉》《陈小手》和《葡萄月令》等。摘录的部分是我以为比较精彩的段落，或者说是某篇中的“眼睛”。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三、一些短文。汪先生有一些极短的文章，也就几百字。比如，《荷花》《下大雨》《题画二则》，对这样的文章，我就全文照搬了事。

    四、先生的旧体诗。

    编这个集子让我颇费了一番踌躇，主要是在图文互见上费神费事。虽然我对汪先生的各类作品算是比较熟悉的，但真找起来，在他几百万字、几百篇文章中去找，还是很费事。有的似乎记得是在哪本哪篇中，真去找，又没有。反正自己肯定在哪看过，于是满书中去翻。汪先生虽然作品量不算大，但后来书的版本太多，版本之间又相互重复，因此查找起来就成难事。有时为某一句话，翻阅几个小时无果，只有放下。

    因为对先生的作品极为喜欢，所以做这样的工作也不嫌累。晚上下班，别人匆匆走了，我则尽量留下，这时候我一个人，是最安静的时候。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一不留神，就是几个小时，只恨时间太快，日子太短。有时周末，到办公室摊一个大摊子，整幢楼都是我的，真有“虽南面王亦不易矣”之感。——这时候你最好不要来请我吃饭。

    因为是选取片断，因此就需要大量复印，还要使上剪刀和糨糊。对于剪下要用的，我妥善保装；而对于那些剩下的，我都舍不得丢掉。我把一个一个七零八落、剪得缺缺丫丫的纸片，又“规整”得方方正正，折好，有的揣在上衣口袋，有的揣在裤兜里，随处放一点（也是边角料利用，一笑），好随时取出一看。

    关于书名，就拟定为《四时佳兴》。汪先生生前多次写过宋儒的这两句诗，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过：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四时佳兴”这个题目，在汪先生与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合作的《南方周末》专栏中也曾用过。当年题目也为先生所拟，并书以作为专栏的刊头。现直接移来，作为书名，我想是合先生心意的。

    明年，就是汪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的日子。我想文艺界会有一些纪念活动的。我们读者也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可爱的老头。

    认识先生时我才二十多岁，如今我鬓角也已斑白。真是人生苦短。前不久微信上传一个段子。虽然段子是俗气的，但也不无道理。说是人生就只有“三晃”：一晃大了，二晃老了，三晃没了。我现如今已“晃”了“两晃”，噫嘻！——“譬如朝露”呀！说这个话，也只是感叹光阴易逝，并无悲苦之意。生活中还是快乐的时候多，比如读汪先生的书，就是一种甜美的快乐。正如著名摄影家狄源沧先生（1926～2003）所言：

    喝茶爱喝冻顶乌，

    看书只看汪曾祺。

    不是世间无佳品，

    稍逊一筹不过瘾。

    “不过瘾”三个字，是我给添上去的。老先生就写了“稍逊一筹”就没下文了，我给他敷衍了三个字，续貂耳。

    是为后记。

    2016年11月3日

    原刊《散文》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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