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春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第五十五回）其言之不满现状，于兹可见。她在荣府中，能够受人重视，完全由她努力，博得上下称许。凤姐因病不能理事，王夫人“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李纨本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纵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园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特请了宝钗来，托他各处小心”（第五十五回）。探春虽生于富贵之家，幼时因为庶出，也许生活不如嫡出那样舒服，故能深知荣府的积弊；而收入不敷支出，则为荣府最大的危机。
荣府耗财最大的，莫如建筑大观园，贾蓉对乌进孝说：“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我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第五十三回）大凡一种建设，建设费虽多，不过一时支出，至其维持费如修缮费、人事费，等等，若不从早计算，以之为每年经常费，则建筑物虽然坚固而美观，最后亦必破烂不堪。举例言之，开凿一条运河，固然用费巨亿，但运河两岸若不时时修缮，河床若不时时疏浚，则两岸崩坏或河底沉砂过多，则运河不能行舟，而失去其运输货物的作用。又如建筑一条铁路，用费亦多，但铁轨会损伤，列车会毁坏，所以修缮费及折旧费均须预先估计，作未雨之绸缪。
凡有意改革之人，在改革以前，或先施惠以结人心，或先用刑，使人警惕。施惠须从疏而贱者始，用刑须从亲而贵者始。若问惠与刑孰先，我欲依法家之说，刑先。即王安石所说：“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王临川全集》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吾国先哲关于刑赏，讨论极其详尽，若尽举以供读者参考，可单独编为一部巨著。兹只举宋人之言。盖宋代以儒立国，政尚忠厚，而如孝宗所说：“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宋史》卷三百九十六《史浩传》）用忠厚以治国，何能矫萎靡之风，而激发英豪之士敢于作为？所以仁宗时，李觏即说：“彼仁者爱善不爱恶，爱众不爱寡。不爱恶，恐其害善也。不爱寡，恐其妨众也。如使爱恶而害善，爱寡而妨众，则是仁者天下之贼也，安得圣贤之号哉。舜去四凶……仁者固尝杀矣。世俗之仁则讳刑而忌戮，欲以安全罪人，此释之慈悲，墨之兼爱，非吾圣人所谓仁也。”（《李直讲文集》卷二十一《本仁》）英宗时，苏轼亦说：“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天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东坡七集·应诏集》卷二《策别第六》）李觏之言乃出于孔子“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礼记注疏》卷六十《大学》），苏轼之言则出于《六韬》“杀贵大，赏贵小……刑上极，赏下通”（《六韬·龙韬·将威第二十二》），此皆为政者所宜注意的道理。
恰好这个时候发生了赵姨娘兄弟赵国基死亡之事，这不但考验探春办事能力，且考验探春办事是否公平。所以当吴新登媳妇前来报告，许多人都来打听消息。
彼时来回话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探春及李纨）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门，还说出许多笑话来取笑。（第五十五回）
哪知探春确实利害，反请吴新登媳妇举出两个例子，来做参考。吴新登媳妇先则说：“赏多赏少，谁还敢争不成？”次又说：“我查旧账去，此时却记不得。”探春笑道：“你办事办老了的还不记得，倒来难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若有这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宽厚了。”话中有话，利害，利害。探春看了旧账，便对李纨说：“给他二十两银子。”（第五十五回）此一决定虽然引起赵姨娘的吵闹，而众人无不心服口服。
一事方了，另一事又来。有一位媳妇来领贾环、贾兰一年学里吃点心或买纸笔的费用，每人各八两银子。贾环是探春的同母兄弟，贾兰是李纨的独生儿子。此事办得不妥，又涉及徇私之嫌。政治上最会引起人们注意及反感的，莫如秉权的人之徇私。凡人与我亲密的，特别优待，与我疏远的，等闲视之，此皆可以引起旁观者不平之心。哪知探春认为学里两人的点心费及纸笔费已在每人月钱之内，此一年八两开销可以取消。就钱的方面说，固然是区区之数，但由节省公帑方面观之，其应取消，则很明了。
平儿对秋纹说：“正要找几处利害事与有体面的人来开例，作法子镇压，与众人作榜样呢。”（第五十五回）这几句话有两层意义，一是改革须关系大利害的事；二是先从体面的人下手。前者是谓一切改革应从大处着手，枝枝节节的小问题，无须浪费精力。大处能够解决，小处自可迎刃而解。在一个国家或在一个家庭，必有一个核心问题，凡事不由核心问题着手，只知东做做一点，西做做一点，今天出了一个新花样，明天再出个新花样，不但劳而无功，而且注意力必至分散。后者即“杀贵大”之意，上文已有说明，兹不再赘。凤姐亦知此中道理，她告诉平儿说：“俗语说‘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强就不好了。”（第五十五回）
权威既已树立，探春就开始兴利并除宿弊。固然改革只限于大观园之内，然此非探春之过，盖大观园之外有人管理，如贾琏、赖大、林之孝等是，而且涉及贾母、贾赦、贾政诸人。大观园自昔就成为另一个世界，探春行使权力只限于大观园之内，故其改革亦限于大观园之内。然而大观园乃是荣府的一部，整个荣府腐化到无法改革，只改革区区的大观园，并没有用处。而且大的宿弊每可助长小的宿弊，改革小的宿弊，绝不会使大的宿弊因之消灭。
计探春在大观园内所作的改革，只有两件事，一是节用，姑娘们已有二两银子的月钱，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则头油脂粉何必另外再有二两银子。何况此二两银子的头油脂粉是由买办经手去买，往往买的不是正经货，使不得，所以探春把这一笔开支取消了（第五十六回）。二是兴利，把大观园内花卉树木交给忠实的老婆子管理，凡姑娘丫头的头油胭粉香纸以及各处笤帚、簸箕、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都由他们包了去，不用向账房领钱”，即以大观园花卉树木的收入，充为购买这些物品之用。据平儿计算，一年可省下四百多两银子（第五十六回）。但管地的既然有利可得，势必引起别人的嫉妒，妒心一生，免不了作残花卉，所以管地的人应拿出若干钱来，给与那些不管地的人。不管地的人“听了每年终无故得钱，更都欢喜起来”（第五十六回）。
以上是探春在代理期间所作的改革，后来如何，《红楼梦》既未之言，吾人更不必瞎猜。但我要告知读者的，国家财政愈棼乱，管理财政的人愈容易营私舞弊，吾人读中国历史，即可知之。故凡只知私人利益，并为私人利益打算，他们所怕的是国家财务行政纳上轨道。看吧！每朝代财政支绌之时，不是管理度支的人愈富裕、愈奢靡么？
宋代官冗兵多，就如贾府一样，用人（如赖大、林之孝等）多，小厮多，丫头更多，卒致收支不能平衡，年年有赤字预算。神宗以为“政事之先，理财为急”（《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下八·均输》）。“王安石为政，汲汲焉以财政（兵革）为先”（同上《市易》）。但理财须有理财之法，理之不得其法，只是聚敛而已。叶适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水心集》卷四《财计上》）吾赞成苏辙的意见。他说：“方今之计奠如丰财，然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矣。”（《栾城集》卷二十一《上皇帝书》）明代丘浚曾批评云：“三害之中，冗费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无全去之理。唯费之冗者，则可权其缓急轻重而去之焉。凡所谓冗者，有与无皆可之谓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无，吾宁无之而不有焉，则不至害吾财矣。”（《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一《论理财之道下》）荣府的奢靡均属于冗费，探春的改革，不过去其冗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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