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思念的日子——200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十周年。
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邓小平的亲人们会像往年一样，在他生前每天散步的那条188米的小路上，撒满花瓣。他们一边撒，一边说：“老爷子，给您撒花了，您听见了吗？”在全家人吃饭的桌子边，亲人们特意把邓小平生前固定坐的位置空了出来，摆上碗筷……
关于邓小平，人们有说不尽的话题。国内、国外各行各业的人，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描述过这位伟人。
邓小平无疑是20世纪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最具影响力和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有着鲜明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德。他一生多次历经磨难与挫折，但他从不消沉，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贞，对革命事业的未来充满乐观。
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
他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总是从大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
他举重若轻，崇尚实干，行动果断，他以非凡的理论勇气、经验和智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对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们谈到中国的变化，首先就会谈到邓小平。
生前，他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但他很少谈及自己，甚至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允许人们给他写传。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位在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其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家的形象，是一个其思想深邃、久远地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思想家的形象，是一个其智谋与气魄牢牢地占据了国际舞台的战略家的形象，是一个神情淡定、衣着朴素的慈祥的邻家老人的形象。
邓小平走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个时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一条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理论，邓小平理论。
一种精神，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
邓小平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73岁高龄时第三次复出，在他生命中最后的20年，他用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开辟一个时代，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使全中国十几亿人民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他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赢得了从未有过的国际地位和声望。
他集全党全国人民集体的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思想，等等，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
邓小平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他在晚年曾说过：“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进步会比这十年更快。”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的诺言。他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做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邓小平逝世那天算起，我们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都无不在享受这位伟人留下的宝贵遗产。1997—2007年，让我们逐年盘点这些遗产以及背后的故事，以寄托我们对他的思念。（撰文：汝洪）
1997年：香港回归——邓小平遗愿实现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时他问大家：“‘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久？十五年？”场内没有声音。邓小平又问：“三十年？”还是没有反应。接着，邓小平伸出五个手指，提高嗓门说道：“五十年？五十年不变可以了吗？”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1997年7月1日，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来到香港，出席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政权的交接仪式，完成了他的遗愿。
历尽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同胞从此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首先被用来解决香港问题，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勾画“一国两制”雏形
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问题，毛泽东说“恐怕我是看不到了”。然后，又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年轻人的事情”。
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当时75岁的邓小平始终没有忘记毛主席的嘱托。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短短几句话，已勾画出“一国两制”的雏形。从那以后，邓小平找了一批批香港同胞来谈，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看法。又过了3年，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12位香港人士时，有人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收回香港这个小地方，如果真的要收回，是否可以分期分批收回？邓小平坚定地说，香港问题涉及主权问题，一定要收回，不考虑分期分批收回，而要收回一个完整的香港。当有人提出收回后希望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受影响时，邓小平的回答十分明确：“收回后的香港，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明确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过渡期参与”和“港人治港”
在解决香港问题时，邓小平十分强调过渡时期的参与问题。在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他希望过渡时期不要出现英资撤走、港币波动以及把土地卖光用于行政开支等问题。邓小平说，过渡时期的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的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1997年6月30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
“港人治港”是邓小平谈得最多的问题之一。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问邓小平是如何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邓小平回答说，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
两年后，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针对有关香港人对管理香港缺乏信心的说法，他表示，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邓小平还指出，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取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的人心情会舒畅一些。
为什么是“50年不变”
香港实行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是邓小平给香港各界人士吃的一颗“定心丸”。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时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刚刚去世，香港一些人士心存疑虑。邓小平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因为廖公的去世而改变，请大家放心。
邓小平当时问大家：“‘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久？十五年？”场内没有声音。
邓小平又问：“三十年？”还是没有反应。
接着，邓小平伸出五个手指，提高嗓门说道：“五十年？五十年不变可以了吗？”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也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又强调一遍：“‘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
又有人进一步问道：“五十年是从哪一年算起？”
邓小平回答说：“当然从回归日算起，五十年不变。”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后，香港还有些人怕变。他们怕1997年后“马不能跑”、“舞不能跳”、“股不能炒”，邓小平又利用各种场合做香港人的工作，多次重申：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而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邓小平发火
关于驻军问题，是中英谈判中争论最大的问题。邓小平说得斩钉截铁：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中国一定要在香港驻军。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豪时说，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收回了主权，更大的好处是对香港来说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据当时参加中英谈判的原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回忆说：“驻军问题吵了好久，驻军问题是驻不驻啊？他们说你们不驻好了，我们说一定要驻军，不是在报纸上人家公开了吗，说是不驻军，有些人不是不主张驻军吗？所以小平同志就拍了桌子，召集香港代表来谈谈。香港不驻军，我们怎么体现收回香港？香港要象征性地驻军。香港收回来了，驻军是我们主权的表现，不驻军就是表明我们没有收回。”
这里说的邓小平“拍了桌子”是发生在1984年5月的事。5月2日，香港《明报》刊出一篇报道，点名道姓说中央某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中国将不在香港驻军。5月25日，邓小平会见了港澳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特意把香港记者都留了下来，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讲话：我要在这里辟谣，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是胡说八道！这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连这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国领土。
“一国两制”进行时
为了确保1997年之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基本法原则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央政府坚决执行基本法，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针，除国防和外交外，香港特区政府享有行政管理、立法、独立司法和终审等自治权力。
2004年，邓小平诞辰百年展览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自发参观的香港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家三代走进展厅，看见邓小平的塑像，马上跪伏在地，虔诚叩头。直到现在，香港同胞都亲切地称邓小平为“邓公”。
2007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10年来，香港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全球经济不景气和“非典”疫情。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一国两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保持了香港社会安宁，人心稳定。香港连续11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经济也持续复苏。经过10年，港人的疑虑基本消除了，在国家认同方面已取得进展，国家观念基本作为主流共识已树立起来。“一国两制”得到了广大香港同胞的拥护。现在，香港依然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航运中心和旅游中心。（撰文：鹿海啸）
199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周年——改革开放 中国人越来越富
邓小平：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20多个年头。20年多来，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407亿元人民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17607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10663亿美元。2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超过9%，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在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忘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9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说：“在回顾20年辉煌历程的时刻，我们深切怀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没有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说，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说，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农村改革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邓小平的支持。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近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中国的农业问题太严重了。
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贫穷生活，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很深的感触。邓小平这样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五只就是资本主义？
1978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做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他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同年8月，邓小平又一次谈到四川农村的情况。他说，四川农业的发展政策对头。所谓政策，还是老政策，无非是按劳分配，这是最根本的，不吃大锅饭，按劳分配，再加上点小自由，如养鸡，给少量的自留地，一年就搞起来了，两年就翻身了。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
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邓小平也表示了不同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千方百计让农民富起来
1978年12月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后，全国各地落实全会的精神，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安徽，迈出的步子比一般省份要大。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几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从报纸上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当时，明确表态支持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省委书记在会上仍是少数派。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年7月，邓小平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地使农民富起来。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长期规划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5月31日，邓小平又一次站出来说话：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针对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担心，邓小平说，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肯定了安徽的大胆试验，对于稳定包产到户和推动农村改革，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最早也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谈话时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当时并没有能够成为全党的共识。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邓小平对此评价很高，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决定讲了一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在这个决定的指导下，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启动。
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回答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提问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87年2月，在准备十三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胡锦涛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而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我们要以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攻坚、锐意进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撰文：张峥）
1999年：中美建交20周年——中美关系 曲折中不断发展
1974年，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在纽约召开。在派谁去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分歧。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外交和国际经验丰富的人率团。中央政治局讨论具体人选，毛泽东批示让邓小平去。但江青坚决反对，她企图让张春桥取而代之。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十分恼火，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中美关系从改善到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有一位老人一直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他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一生出访过10多个国家，在变幻莫测的国际舞台上，留下了叱咤风云的形象。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上，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所以他说：“我是最热心中美关系的。”
背着“包袱”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1974年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在纽约召开。
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认为中国应该派高规格代表团参加。但是，在派谁去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分歧。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外交和国际经验丰富的人率团。当时，周恩来总理身染重病，不宜远行。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中央政治局讨论具体人选，毛泽东批示让邓小平去。但江青坚决反对，她企图让张春桥取而代之。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十分恼火，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4月10日，邓小平在一片关注的目光中，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称赞。
4天后，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为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举行宴会，并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事实上，这也是邓小平来参加这次大会的一个主要内容。
稍事寒暄，宾主开始切入正题。“我们美国政府正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基辛格推托说。
邓小平非常清楚，美国政府并非“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而是尼克松总统被“水门丑闻”搞得焦头烂额，一时抽不出时间来。“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笑了笑，很有分寸地说。此次中美会谈虽没有具体成果，但为以后的会谈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先后同基辛格进行了五次限制性的会谈。最终，由于当时美国共和党政府下不了决心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原则，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美建交被拖延下来。
作为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关键人物，邓小平之后也因“第三次被打倒”而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他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1977年初，美国卡特政府上台。它认为中美两国建立合作关系会大大加强远东局势的稳定，并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竞争，从美国的战略地位考虑，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十分可取的。
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政军的一切职务，给停滞中的中美关系谈判带来了新的生机。
美国人开始投石问路。
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北京，基于当时美国的国际国内政策，他带来了一个比基辛格、福特时代还后退的方案。万斯访华没有达成协议，但有助于卡特政府更好地理解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坚定立场。
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到达北京。邓小平在5月21日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说，总统要我带话给您，美国已经下了决心，我们不仅准备同你们讨论国际形势以及同你们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以促进达到同一目标，消除同一危险；同时也准备同你们积极讨论美中双方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已经下了决心”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是时机了，下了这个决心，那么，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正常化的文件。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这次会见，邓小平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布热津斯基北京之行，打开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大门。
紧接着，双方于7月初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而几乎同时，中日关系也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应邀出访日本。邓小平作为访问日本的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将恩恩怨怨的中日关系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这次访问，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这一步，也是历史性的一步。
美国电视黄金时段成“邓小平时间”
1979年1月28日，即中美建交的第二十九天，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抵达华盛顿是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半。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位于华盛顿郊外的住宅里，邓小平参加了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庭晚宴——吃烤牛肉。为了办好这次宴会，布热津斯基一家几天来一直忙个不停。他的夫人亲自捧上具有浓郁美国风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水果沙拉等，布热津斯基负责选购满满一柜的各色美酒。他的三个孩子则充当宴会服务员……
据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那天晚上一上来就遇到了一场虚惊。邓小平的车子已经到了我家门前，我正走出去迎接时，起居室壁炉的烟道堵塞了，屋里顿时浓烟弥漫。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邓小平表示欢迎，而我的妻子手忙脚乱地把几台电扇搬来放到窗旁，把烟扇出去。邓小平夫妇不顾旅途劳顿，整个晚上都兴致很高……”
第二天上午，白宫南草坪披上了节日的盛装。美国总统卡特以国家元首的规格为邓小平副总理举行欢迎仪式。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和卡特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先后共进行了三次会谈。邓小平挥洒自如的大国领袖风范，折服了美国人。
在与卡特会谈期间，一次邓小平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没有。”卡特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邓小平哈哈大笑，随即取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吸了起来。邓小平这种开朗和坦率的性格，使卡特钦佩不已。他事后说：“中国人似乎知道如何表达他们对国家的自信和自豪，却并不傲慢。”
2月5日，邓小平结束对美国的访问。9天访问，使美国掀起了“中国热”。两千多名记者追踪采访和报道这一历史性事件，美国三大全国性的电视新闻网的黄金时段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
邓小平的这次访美，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
此后，中美关系又经历了很多进进退退和曲曲折折。1989年底，美国派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问中国。邓小平对他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结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他请特使转告美国总统，在东方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如今，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两国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的进程，反映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时代的潮流与要求。今天，我们缅怀邓小平对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的贡献，更不会忘记他对中国整个外交事业的贡献，也不会忘记他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伟大贡献。（撰文：鹿海啸）
2000年：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经济特区 继续充当“排头兵”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2000年11月14日，深圳召开庆祝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大会。同时，在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上，矗立起一尊邓小平的塑像。
塑像的矗立，体现了深圳特区人民对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建立经济特区的倡导者的深深缅怀之情。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中国经济特区就是伴随这首《春天的故事》所唱的那样诞生的。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3个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试办出口加工区的汇报后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始终保持军人气质的邓小平，就像下达作战命令一样。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又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党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厦门的设置问题”。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央在总结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特区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广东省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以进行规划，做好准备，逐步实施。并进一步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同年8月21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诞生了！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迈开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经济特区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最初几年步履维艰。邓小平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就这样，我国的经济特区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1984年，经济特区的建设进入第五个年头。5年来，对这项重要的创举和崭新的试验，人们充满了希望。当然也有一些人疑虑。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还有人把特区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特区的建设者们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个时候，邓小平来了。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月24日下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6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和四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八十高龄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陪同人员指着旁边正在建设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站的这个楼就是“小弟弟”了。听到这些，邓小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沉思片刻后，缓声说道：“看见了，全看见了，全看清楚了。”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在深圳的视察，之后又赶到珠海。
过了两天，当深圳人得知邓小平在珠海专门为珠海特区题词时，他们恍然大悟。是啊，深圳这几年究竟怎么样？外面的风声雨声一直不断。今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到深圳视察过了，能不能也请他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及格，不及格”？这既是深圳人的渴望，也是全国人民的需要。
于是，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
张荣1月29日夜接受任务，30日一早到达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当时邓小平想回北京再题，但也没有把话说死。张荣看有希望，就在那儿等“机会”。
第二天，即1月31日，深圳人继续在焦急地盼望着……
到了2月1日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广州珠岛宾馆内小花园散步。但是，他好像在思索、琢磨着什么……
还是家人最理解他的心思。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女儿邓楠等已将笔墨纸砚铺放在大厅的方桌上。邓小平先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喝了口茶，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
此刻，张荣非常激动，一边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一边说：“随首长吧，首长题什么，我们都一样高兴。”
邓小平略略看了看草拟的题词稿，就把它推到一边。而后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沉浸在墨池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却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这是为什么呢？显然，邓小平题词的内容是他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深入调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他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
回到北京，邓小平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的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邓小平的第一次特区之行，给“经济特区该不该办”的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对特区更快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外开放的步子加大了！
从1980年至2000年，经济特区的成就是辉煌的。特别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标志，深圳特区在2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31.2%。这是一个令世界惊叹的奇迹。可以这样说，创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邓小平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
经济特区在全国的改革和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积累了新鲜经验，在我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进程中对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撰文：秦功）
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申奥成功了却邓小平夙愿
1985年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一位外国客人时说：“我们准备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就是花十几年的时间准备，结合起来发展我们的旅游事业。”邓小平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提出申奥的领导人。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北京时间22时10分。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北京获得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主办权，中国人的“申奥梦”终于实现了。
中国的申奥之路，凝聚着邓小平的心血，正是由于他的倡导和推动，才使奥运会来到了中国。
把中国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是不平等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中国代表团派出运动员，参加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十五届奥运会。但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曾一度被排斥在国际奥委会之外。
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分管体育。在这一年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他提出了要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合法席位的问题。他还严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包括国际奥委会，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排除在外，这样对待中国是不平等的。
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确认中国奥委会为中国全国性的奥委会，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据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回忆说，邓小平当时就有了中国要申办奥运会的想法。“不过，当时中国的条件实在是不行，无法申办……小平同志希望申办奥运，是从国家、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的。”
此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脚步，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腾飞。邓小平又亲笔题词，鼓励运动员“提高水平，为国争光”。不久，我国的竞技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特别是1984年，当中国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时，邓小平兴奋不已。
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
1985年11月27日，邓小平在同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举行会谈时说：“我们准备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就是花十几年的时间准备，结合起来发展我们的旅游事业。”邓小平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提出申奥的领导人。
5年后，1990年7月3日上午，在北京亚运会筹备最紧张的日子，86岁高龄的邓小平来到刚刚为亚运会建好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前他亲笔题写了中心的馆名。他对在场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说：“我这次看亚运会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在听汇报的时候，邓小平突然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申办奥运会啊？”当时，伍绍祖等赶紧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之后向中央有关方面做了汇报。
这次视察，邓小平特意戴着一顶印有中国国旗和奥运五环标志的帽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顶帽子，他戴了很久。
从那一刻起，邓小平申办奥运的愿望就化作所有中华儿女的理想和目标。在当年亚运会的闭幕式上，观众席上打出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横幅。
然而，3年后，1993年9月，北京在蒙特卡洛仅以两票之差申奥失利。这年的10月1日，邓小平对国家体委负责人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4年后，他带着遗憾离去了；又过了4年，中国终于申奥成功。
终生不变的体育情结
回望邓小平的一生，人们发现，邓小平有着那么深的体育情结。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他的公开亮相选择在足球比赛的看台上。就连谈到自己“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邓小平用的都是体育术语。他曾风趣地说：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
看足球比赛，是邓小平毕生的爱好。早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为了看一场奥运会的精彩足球比赛，他把一件外衣当了五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多少年后，他仍然记得那场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邓小平不仅爱看足球比赛，也十分关注中国足球的发展。他提出，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
电视上的体育节目，邓小平也是百看不厌。如果中国运动员赢了，他就高兴地拍手，还对身边的人说：“快鼓掌啊！鼓励鼓励。”如果是体操、跳水这样的项目，他会一边看一边和场上的裁判一起打分。不过，他给中国选手打的分，总是偏高，尤其是对年轻选手。
游泳和打桥牌是邓小平身体力行的终身爱好。他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行。”“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有时，他操着带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也有味道！”
1992年夏天，邓小平已经88岁了。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小组决定不让他下海了。他就坐在岸边看着孩子们游泳。每天早晨起来，他就问：今天天气怎么样？风力多大？海浪大不大？身旁的人知道他的心思，就去请示医生，经过研究，终于同意他下海了。他很高兴。护士婉转地对他说：“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儿，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邓小平却说：“好不容易下去一趟，我才不呢！”这一年，他一共下海8次，每次大约45分钟。这是他一生最后在大海中游泳。
邓小平打牌特别认真。一次，我国围棋大师聂卫平陪邓小平、万里等人一起打桥牌。邓小平和聂卫平搭档。当聂卫平看到对方输得一败涂地时，就想放一马。结果，一手好牌因为聂卫平的“放水”而连跌六墩。邓小平看在眼里，心中很不高兴。事后，他还特地给聂卫平的妻子打电话说，你先生是围棋大师，可绝不是桥牌大师哦。
退休以后，邓小平自己创造了一种“小平式”的保健操，编排得很科学，从头、颈、上身、腰腿直至脚，依次活动。抬腿，弯腰，伸胳膊，都是些最简单的动作，但是他做起来却是十分认真。89岁时，他还双手叉腰单腿轮流跳，并在医护人员协助下，坚持做下蹲运动。当他的生命平静地进入耄耋之年时，仍然是那样精神抖擞。
邓小平还喜欢散步。1959年，他的腿骨折了，为了锻炼恢复腿的功能，他每天坚持散步，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他散步时不说话，目不斜视，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军人气概。
邓小平不仅关注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关心群众性体育活动，他曾多次指示要加强体育工作，他说，我们不做“东亚病夫”，要做“东亚强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伟人已逝，但他的业绩不朽，他留给我们的体育文化遗产永存。（撰文：张章）
2002年：南方谈话10周年——南方谈话 发展进入快车道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深圳。一路风尘仆仆，大家都劝他好好休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他乘车观光市容，感慨地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实现。
2007年春，是邓小平
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15周年。而5年前的2002年春，人们曾举行大规模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10周年的活动。1992年早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以洞察历史、把握未来的气魄和胆识，迈出了视察南方的步伐。从此，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驶入了新的快车道。
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站悄悄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后来，人们谈到这次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背景时，用得最多的词就是“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关头”、“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那么，当时的形势究竟有多严峻、多关键？
刚刚过去的1991年，是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的一年：海湾战争的战火刚刚熄灭，南斯拉夫内战接着爆发；东欧剧变后尚在动荡，苏联在剧变中迅速解体；美苏两极体系彻底瓦解，世界力量对比失衡；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与动荡的世界相比，中国的稳定则为海内外所称道。我国战胜了特大洪灾，农业生产夺得了历史上第二个大丰收；中国人民继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又在向着小康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历时3年的治理整顿宣告结束，改革开放将迈出新的步伐……
1月18日上午，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车站停留的短短20分钟，邓小平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交谈。他在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左”的言论和表现，也留下了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精彩话语：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18日下午，专列抵达长沙。在这里，邓小平在同湖南省委负责人谈话中强调：“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1月19日上午，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深圳，距上次1984年他来这里，已经是8年的时间。一路风尘仆仆，大家都劝邓小平好好休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于是他乘车去观光市容。他感慨地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实现。
20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国贸大厦，登上大厦五十三层，俯瞰深圳市容。他在观看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听取关于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后发表谈话，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世界市场也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着尾巴做人。
22日下午，邓小平接见深圳市五大班子负责人并发表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啊、劲啊，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胆子要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1月23日上午，邓小平从蛇口港码头乘海关快艇前往珠海。当快艇接近珠海市九洲港时，邓小平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渺的伶仃洋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视察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在参观该厂的实验室和生产车间时，他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有一席之地。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
2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邓小平说，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100个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这个公司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就有100人，学历比那时高多了。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有很多人很想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随后，邓小平来到拱北地区的芳园大厦，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他一边观赏窗外的拱北新貌和澳门风光，一边同广东省委负责人交谈。他说，这10年真干了不少事。我国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
29日下午，邓小平乘汽车前往广州。中途在顺德县容奇开发区停留，视察了以容声冰箱闻名遐迩的广东珠江冰箱厂。在这里，他强调，我们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30日下午，邓小平乘坐的专列从广州出发，沿浙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鹰潭车站。在这里，他在同江西省负责人谈话时说，改革从农村起步，刚开始时有些同志想不通，存有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资本主义。但我们既不给他们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后来认识逐步统一了，几年就都执行了。那时安徽有一个搞“傻子瓜子”的，收入上百万元，许多人反应强烈，主张动他。我说动不得。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涉及一个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改革开放政策要稳定，不能变。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强调，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
这是上海最后一次机会
1月31日，邓小平专列抵达上海。
2月8日晚，邓小平乘游船游览黄浦江，观看上海夜景。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人说，21世纪是年轻人的。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
12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和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在视察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17日下午，邓小平听取吴邦国、黄菊关于浦东开发和发展规划的汇报，并审看浦东新区规划图。他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当时建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聪明，但让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接着，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告诫说，90年代的机遇不能再错过，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现在浦东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到1995年，浦东就会有大的变化，我还可以看得到。
20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上海。途经南京、蚌埠时做短暂停留。在南京火车站同江苏省负责人谈话时说，要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
21日，邓小平乘火车回到北京。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为推动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做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味邓小平这篇对党和人民所做的一次全面的政治嘱托和庄严的政治交代，我们体会更深的是一位政治领袖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不畏传统、无惧改变的胸怀和境界：他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无不与南方谈话相关。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撰文：黎伟）
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神舟五号”圆了国人飞天梦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开幕会上，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发出了“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在一个宴会上，邓小平还风趣地说：“希望大家一定要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我愿意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长。”
2003年10月15日9时9分50秒，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升空。大约21个小时后，即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飞船在环绕地球14圈之后，成功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从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飞行技术的国家。
如果说人类的航天史是一部伟大的激动人心的史诗，那么在这部伟大的史诗中，中国书写了辉煌壮丽的篇章；在我国载人航天这部伟大的史诗中，邓小平的名字，占据着重要的一页。可以这样说，正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才有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
我愿意当你们的后勤部长
1977年5月，邓小平还没有复出，就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邓小平还提出：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会上，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他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发出了“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这次科学大会，被誉为中国“迎来了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就在这次大会期间的一个宴会上，邓小平风趣地说：“希望大家一定要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我愿意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长。”
事实上，邓小平说要当“后勤部长”是有渊源的。早在1956年，我国刚刚成立一个导弹研究院。他当时就说，你们好好干，干好了，功劳是你们的，出了问题，由总书记负责（当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来，邓小平还曾跟叶剑英讲，作为行政领导，一定要和科技知识分子交朋友，要老老实实地做好科技知识分子的后勤兵，要甘当后勤兵，要为他们服务好。
“863计划”宜速做决断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联合写了一个《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给邓小平。
3月5日，这份材料到了邓小平的手上。今天，我们无法准确描述邓小平当时看到后的具体心情，但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邓小平看完后，心情十分高兴。就在当天——1986年3月5日——也许是深夜，也许是清晨，这位老人便激动地拿起笔，在这封信上做了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做出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批示后的第三天，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对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4月，全国200多名科学家云集北京，讨论制定《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邓小平看了《纲要》后，十分高兴，当即批示道：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正式做出决定：拨款100亿元！
由于四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故这个涉及生物、航天、信息等领域的高技术发展计划，被称为“863计划”。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两人就科技等问题谈得十分热烈。共进午餐时，邓小平仍意犹未尽，他对胡萨克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几天后，邓小平再一次谈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观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崭新理论的提出，第一次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诸要素中所处的第一位作用。
我家里有许多这样的模型
邓小平曾对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说过，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
1988年10月16日凌晨，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24日，为了祝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这一重大突破性成就，邓小平来到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那一天，84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在登记簿上签完字后，工作人员给每一个参观者一个小纪念品，别人拿到盒子就收起来了，邓小平却好奇地打开盒子，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看到里面是画家吴作人画的题为“对撞”的一幅画，他非常高兴。
参观结束后，邓小平做了一段即席讲话。他没有更多的开场白，而是先讲了一个故事——我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故事讲完后，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1年2月13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航天局运载火箭总装厂。这是他继1959年视察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首枚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后，第二次亲临上海航天基地视察。
视察的那天，正好是小年夜，天空中飘着细雨。邓小平参观了“长征四号”火箭合练弹、“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模型等航天产品。他一边听着航天专家的介绍，一边饶有兴致地发问。当他听到“长征四号”运载火箭连续发射成功的时候，异常兴奋地说，箭箭成功，办到了，了不起，世界上没有。后来，上海航天局运载火箭总装厂参与了“神舟五号”的工程。
临走时，航天局的同志送给邓小平一个“长征四号”的模型，邓小平笑着说：“我家里有许多这样的模型。”这个模型后来放在了邓小平办公室的书柜里。
至今，在邓小平当年简朴的客厅墙壁正中央，仍挂着一幅“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载着卫星拔地腾空的壮观图片。
就在这位老人离开我们6年后，“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送上了太空。此后的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飞船载着中国两名航天员再次飞上太空，并在遨游太空5天、完成一系列太空实验后安全返回地面，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许多像载人航天飞行这样的高科技，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望，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目前，我国仅在空间技术方面，就有1800项成果运用于电视转播、纺织、石油、交通运输、医疗等国计民生行业。
盘点着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诸多福祉，享受着高科技文明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加感念邓小平。（撰文：周石）
2004年：党内首部监督条例颁布——反对腐败 加速走向制度化
邓小平指出，自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入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时能比的。那时，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2004年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2年、执政54年以来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正式颁布施行。这是党内监督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的一个标志，也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的重要表现。
在中国谁有资格犯大错误？
邓小平非常重视反腐败，他提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1957年，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的重要性。他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邓小平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为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邓小平号召共产党员要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说：“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要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反腐败还是靠法制
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展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始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说：“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邓小平强调要抓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严惩腐败分子。他说：“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一定要取信于民。”他还强调：“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案件越要抓紧查处，抓住典型，效果也大。”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解决少数人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问题时，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992年，他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腐败
当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的威信、党的形象，乃至党的执政都受到比较严峻的挑战时，邓小平就曾反复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腐败，不是假的。”“要做几件让群众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一部《党内监督条例》。我们党经过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终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作为一把手的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以2004年为标志，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在战略上出现了“三个转向”，即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撰文：辛健）
2005年：百万大裁军20周年——裁军百万 中国走上精兵路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他说，这次阅兵，国内外反应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由邓小平领导的百万裁军，不仅使人民军队在精兵、装备、合成和效能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而且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进程。
更令人振奋的是，与裁军同时进行的人才战略、信息化建设、装备现代化建设等重大措施，使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没有因裁减员额而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向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目标奋进。
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
1981年，77岁的邓小平，几经推辞，最终还是服从中共中央的决定，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
同年9月，在观看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后，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邓小平认为，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
精简整编沿袭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员额由550万整编至400万。然而，这次整编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中断。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解放军逐步扩大军队规模，到70年代，总员额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精减掉了200多万员额。但是，400万的军队规模，依然使中国不堪重负。
为什么人民军队的编制和员额几经缩减，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最大的障碍在于长期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陈旧观念。
作为最高统帅，邓小平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对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分析，修正了延续多年的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果敢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延缓。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他说，这次阅兵，国内外反应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减少100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邓小平还说：“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于是，1985年便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人员精减了近一半；原有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
当1986年“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到1987年，这一世界上少有的百万大裁军顺利地完成。
百万大裁军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和平的诚意，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
几年后，世界各国政治家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时，仍赞不绝口。
巴西前总统萨尔内说，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了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是一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的立场出发，邓小平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慈不掌军”和“不握手会议”
邓小平从事过很多工作，但他却说，我不过是一个老兵而已。就我个人来说，我真正的本行是打仗。不过，我没有军衔。
在部下将领们的回忆中，战争年代的邓政委，不怒自威、治军严厉是出了名的。邓小平自己也深信“慈不掌军”这个道理。在他当年战斗过的大别山区的黄冈县，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这样一件事：一次，邓小平在黄冈县的一条街上，发现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马上派人调查，果然来路不正。此人是一个副连长，立过战功。邓小平经过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必须严肃军纪，枪毙了这个违纪的副连长。
邓小平带兵时，喜欢开“不握手会议”，哪怕是部队打了胜仗，如果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纪律露出了松懈的苗头，他开会时绝不同手下的纵队司令员们握手。
时代变迁。战争年代里，邓小平带出的是威武之师。和平年代里，邓小平带出的是精锐之师。
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均走上压规模、上质量的精兵之路。裁军不仅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且关乎对新军事变革的反应。
继邓小平之后，中国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1997年，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郑重宣布：“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6年之后，2003年9月，江泽民再次宣布裁减军队员额20万。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裁减员额20万的任务。裁减员额后的中国军队总规模为230万人。
如今，20多年过去了，邓小平领导的百万裁军的影响已跨越国界、跨越时空。如果中国不率先裁军，很难想象其他大国敢于迈出裁军的一大步。如果没有当年的“消肿瘦身”，就没有人民军队今天的腾飞。（撰文：刘守义）
2006年：中国取消农业税——农村改革 继续迈出新步伐
1980年7月，邓小平登上峨眉山。在下山途中，他看到一些陡峭的山坡上种了不少玉米，长得稀稀落落，就像癞痢头，便关切地说：“这会造成水土流失，人摔下来更不得了，不要种粮啦，种树吧。”
在狭窄的山路上，一位刚上山拜完菩萨的老阿婆告诉他：“托菩萨的福，今年收成还不错。”后来，老阿婆得知和她说话的人是邓小平，连忙站起来，朝着邓小平走的方向拜了三拜：“你就是活菩萨哟！”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中国农民告别缴纳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是继土地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革命”！
当亿万农民为此欢呼雀跃之时，人们总是又想起邓小平发人深省的话语——“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
饮水思源。废止农业税，得益于邓小平引领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国力增强。
用“猫论”支持农民搞生产
1962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应对自然灾害，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生产形式。这一切，在党内引起较大争论。邓小平认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为了更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引用战争年代刘伯承常说的四川农村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此话后被传为“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遗憾的是，体现实事求是思想的“猫论”，在当时难以发挥出作用。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当看到“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他一方面为中国“太穷了，太落后”而感叹，另一方面深刻意识到“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
针对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平均主义，邓小平提出：“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针对“越穷越光荣，越社会主义”，他质问道：“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讲故事”肯定包产到户
1978年末，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等地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打破“大锅饭”，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很快，社会上对此发出了姓“社”姓“资”的质疑。
邓小平也始终关注着这场改革。1979年7月，邓小平专程来到安徽考察工作。其间，在一个座谈会上，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河南有典型材料，有一个大队村边有十几亩地，鸡、猪随便糟蹋，没有收成，后来包给三个人管理，结果收成很好。就是这个大队，以前收入很低，现在二百几十元。看来，一搞责任制，群众的劲头就来了，他就千方百计地要搞好生产。
邓小平这段带有倾向性的话语，让许多农村干部群众松了一口气。后来，邓小平乘火车前往上海，当时的安徽省委负责同志陪同前行。在火车上，邓小平又听取了关于安徽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汇报。
经过一段时间调研和思考后，邓小平说话了：“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
对于农业，邓小平始终放在战略地位予以考虑。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科学教育。对于农村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邓小平成竹在胸：“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被老阿婆当作“活菩萨”拜
1980年7月，邓小平登上四川峨眉山。在下山途中，他一边拄着一根竹杖走路，一边看着两旁的庄稼和山林。当他看到一些陡峭的山坡上种了不少玉米，长得稀稀落落，就像癞痢头，便关切地说：“这会造成水土流失，人摔下来更不得了，不要种粮啦，种树吧。”看到路旁一些地种了中药材黄连，他对随行的人说：“种黄连可以，不要去种那几棵玉米。种经济作物钱多。”
看到山区农民生活困难，邓小平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随行人员说：“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很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尽快富裕起来。”当了解到有的农民用不上电，烧不上煤，连烧柴都困难，他特意交代随行的地方干部：“要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在狭窄的山路上，邓小平一行遇到了一位坐在青石上休息的老阿婆。他走上去打招呼：“老人家，你好大年纪啦？”老阿婆摇着蒲扇，慢慢说道：“77岁，我属龙的。”
邓小平高兴地用四川话说：“哦，那咱们是老庚（同岁）噢！今年收成怎么样？”刚刚上山拜完菩萨的老阿婆说：“托菩萨的福，今年收成还不错。”
听罢老阿婆的话，邓小平没再说什么，向随行的人摆了摆手，继续向前走去。当邓小平走远后，有人告诉老阿婆刚才和她说话的人就是邓小平，老阿婆连忙站起来，朝着邓小平走的方向拜了三拜，喃喃自语：“你就是活菩萨哟！”
邓小平之所以被称为“活菩萨”，是因为他给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带来了巨变。1990年3月，当农村改革走过十多年的历程，取得丰硕成果和经验时，邓小平将废除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肯定为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
为农业“第二个飞跃”指路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后说：“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基于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经验教训的认识，邓小平特别强调，在推进实现“第二个飞跃”的进程中，要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赋予其应有的权利，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
邓小平为中国农业“第二个飞跃”指明了道路。这来自于他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未来的高瞻远瞩——中国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在全世界是最小的，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这固然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能适应高水平的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要求；在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实现土地不断集中和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撰文：丁军）
2007年：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人命运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6日，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说，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8月8日，许多代表呼吁恢复高考。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
200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
屈指算来，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子，现在大多数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岁月沧桑，他们依然难忘30年前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伟人——邓小平。
复出前就筹划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1977年7月复出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文革”开始后不久，高考制度即被取消，高校也停止招生工作。直到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被废除整整1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当时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
此时的邓小平，心情急切。虽然尚未复出，但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开始筹划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
下令“追回”上报中央的报告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自告奋勇地提出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8月6日，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说，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8月8日，邓小平继续听取与会代表发言。会上，武汉大学一位教授强烈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其他科学家也踊跃发言，一致建议国务院恢复高考制度。
当时，教育部刚开完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招生办法，方案正在上报中央，各地也正按照会议精神，准备当年的招生工作。
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啦？”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听后，当即下令要求教育部把上报中央的报告“追回来”，并一锤定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话音未落，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调用印《毛选》的纸张印试卷
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许多人还被“左”的思想所束缚，会议争论十分激烈，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也陷入徘徊状态。
邓小平坐不住了。9月6日，他写信给当时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
邓小平的“9·19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以极大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历时38天的1977年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接下来，《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9月30日，邓小平在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烦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21日，教育部决定从1977年起，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2月，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就这样，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在这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如今，30年过去了，邓小平当年做出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高考本身。他让一代代中国人明白：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是未来、是希望。
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丰厚的遗产。（撰文：胡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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