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那个秋天，35岁的邓小平和23岁的卓琳在延安相识。这两个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的生命，开始联系在一起。在此后的58年间，他们辗转于全国各地，经历炮火洗礼，饱尝境遇沉浮，但始终陪伴在彼此身边。邓小平去世后，卓琳带着对丈夫的眷恋，又独自生活了12年。她离去时，和丈夫一样也是93岁。
陕北窑洞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黄土窑洞前，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结束6年的单身生活，和刚来延安不久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卓琳结婚。
在此之前，卓琳曾两次拒绝邓小平的求婚。她生前曾回忆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
当时去延安的男性多是工农干部，卓琳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久，战友们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婚礼虽然简单，规格却相当高。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博古、李富春等全部到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集体婚礼。邓小平的好友、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孔原与许明，也同场举行了婚礼。
窑洞前，用木板搭成的餐桌上，摆放着当时延安特有的食品——金黄色的小米饭、红烧肉熬白菜。席间，这些革命老战友童心大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捉弄新郎官儿。孔原被灌醉了，新婚之夜就挨了新娘许明的数落。邓小平虽是有敬就饮，竟然未醉。事后，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笑道：“里面有假！”原来，李富春和邓发看在老友的情分上，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才使邓小平免于一醉。
太行山沟坎
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一同赶回抗日前线太行山。邓小平马上回到设在辽县西河头村的一二九师师部。卓琳则留在麻田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队长。那段时间，只有邓小平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时，夫妻俩才能见上一面。卓琳非常想念丈夫。一次，她问邓小平：“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邓小平反问：“写什么呀？”卓琳说：“就写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还有写写……”卓琳的话还没说完，小平就痛快地答道：“要的！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听到邓小平这样回答，卓琳只好说：“那还是算了吧。”
婚后1年，组织上终于批准了卓琳的请求，同意她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工作。同麻田相比，西河头村的条件更为危险和艰苦。但为了能和丈夫在一起，卓琳并不怕苦。
两人在一起生活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邓小平的沉默寡言，也想出了协调两人性格差异的好办法。卓琳意识到，让邓小平这样一个老干部说家长里短的亲热话，肯定不行，他也说不出什么。一天，她对邓小平说：“你的性格是不爱说话，我的性格是爱说话。现在我又不能随便跟别人说话。说错了，影响不好。所以我只有跟你说了。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你一定要听下去。我说错了，你可以批评，我来改。但不能不让我说话。”邓小平的回答还是非常简单：“要的！”
夫妇二人转战于太行山沟坎山梁的日子，正是八年抗战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邓小平在军事、政治、经济、群众工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政治和思想理论方面更加成熟。与此同时，卓琳也从一个任性娇惯的富家小姐，转变为一位彻底的革命者。
武安山区
1945年10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取得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的胜利。之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解放区的主力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人们把这支部队称为“刘邓大军”。
1945年12月，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离开驻扎了5年的太行山，把司令部迁至河北省山区武安县。
在武安县暂时安顿下来后，邓小平和卓琳把3个孩子接到了身边。这是自1939年这个家庭建立、有了3个孩子以来，全家五口人第一次团聚。
看到3个孩子，邓小平非常高兴。虽然忙得没时间管孩子，但他对孩子们的爱是全心全意的。不过，当时的情况对卓琳来说却是巨大的考验。原来，刚从延安回来的大女儿邓林，由于严重营养不良，不说话，不张口吃饭，手里拿着苹果都不会吃；老二邓朴方拉肚子，晚上睡觉也不得安生；老三邓楠才一岁半，嗷嗷待哺。多年征战的卓琳，身体很差，没奶水，给孩子喂小米粥又喂不进去……
但不管怎样，生活总得继续下去。经过一番努力，邓小平和卓琳在武安的这个家，还是渐渐安顿下来。3个孩子开始欢欢喜喜地在一块儿玩耍，慢慢地长高长胖，围着爸爸妈妈团团转。
不过，接下来的3年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极少再有机会和家人团聚。当他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南北先后9次与国民党军较量，九战九捷，打出“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之时，卓琳和其他高级干部的家属们，随着战线的推进，不断搬家。每天早上天未亮，大人们就要把孩子们叫起来，趁着他们迷迷糊糊、还没睁开眼，就给他们穿上衣服，然后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随便给孩子们塞几口饭。一群妇孺就这样从河北走到南京，最后到了上海。
山城重庆
1949年10月，出席开国大典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再次率部出征，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
邓小平进军大西南之前，卓琳就提出了要求：“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你去。”
鉴于当时的军情没有以往那样危急，邓小平同意了卓琳的要求，让她带着孩子们，跟他一同进军大西南。
在位于大西南的山城重庆，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雄心勃勃，一心要建设好大西南。他领导西南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民主建政、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斗争和建设，迅速改变了那里的混乱局面，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此时的卓琳也没闲着。看到部队一面打仗，一面还要进行经济建设，领导干部们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她主动申请创办了重庆曾家岩人民子弟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她不仅安排设计课程，师资不够时还兼课，教高年级的语文、数学和音乐课。
中南海小屋
1952年，邓小平迎来了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7月1日，邓小平一家离开四川，赶赴北京。
进入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对卓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同卓琳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她本来就怕出去工作会给邓小平和安全部门添麻烦。于是，卓琳成了邓小平的秘书。
这项看起来简单、实际很复杂的工作，卓琳干得认真负责。她在家里专门找了一间小屋子，把所有邓小平看过的文件一一摆开，一件一件地登记，然后整理成册。40多年过后，卓琳上交的邓小平批阅过的文件，大多还保留在有关档案部门。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10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10年。10年间，他实际上只有两个秘书——王瑞林和卓琳。
1966年，“文革”爆发，邓小平被取消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并被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造反派的揪斗、围攻。造反派还抄了他的家，将他的子女赶出了中南海。
卓琳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但是，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她是清醒的。和丈夫共同生活、战斗几十年，她深知丈夫的为人。危难时刻，她给予丈夫的是关心、理解和支持。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看到一些家庭、一些夫妻，在“文革”中彼此或划清界限，或离婚，或互相揭发批判对方，感到非常担心。她叮嘱卓琳：“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卓琳非常坚定地说：“妈妈，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在那段非常时期，夜深人静的时候，卓琳常把儿女们叫到身边，用被子蒙上头，给他们讲邓小平的历史，讲“文革”爆发前邓小平在中央的工作，讲邓小平与彭真、罗瑞卿的关系……她要告诉儿女们，他们的父亲是清白的。
江西阁楼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和他们同行的还有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10月26日，在江西省新建县的一幢两层阁楼里，3位老人开始了谪居生活。
每天上午，邓小平和卓琳一起步行半小时，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邓小平的工作是钳工，是他50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干过的老行当。重操旧业，他驾轻就熟，干得有板有眼。卓琳身体不好，厂里就安排她和女工们一起洗线圈。
中午，夫妻俩回家吃饭；下午，一起看书、学习；每晚8点，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
在家中，3位老人根据各自的身体情况进行分工。邓小平虽已65岁，却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重活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块等。卓琳年龄最“小”，“只有”53岁，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只能干一些轻活，如扫地、擦桌子、洗衣服、缝纫等。夏伯根年近70，但身体不错，厨房里的事全由她负责。3位老人互相帮扶，互相照顾，把下放生活过得很充实。
1月的江西，天气最冷，穿上厚厚的棉衣才能保暖。卓琳有时下了楼就上不去。吃过晚饭、收拾停当后，卓琳站在楼梯口喊道：“拉我一把，老兄！”邓小平随后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拉着楼梯扶手，两人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卓琳洗大床单、被里儿时，邓小平就帮着用清水漂洗，然后一起拧，一起晾晒。
就是靠这种弥足珍贵的温情，靠着妻子的精神扶助，邓小平乐观地走过了政治生涯中的那段险恶时光。
东交民巷
1973年3月，经周恩来推动、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复出”，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然而，1976年，他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在“四人帮”的蛊惑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此后，卓琳陪着邓小平一同搬进了北京东交民巷17号。在与家人、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开始了又一次禁锢生活。
没过多久，卓琳因眼病复发，住进了北京三〇一医院。在医院里，卓琳时刻惦记着邓小平。一天，一位医生悄悄告诉她：毛泽东病危。听到这个消息，卓琳十分着急。她知道，邓小平一个人住在东交民巷，肯定什么也不知道，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正好在此时，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张字条，请警卫人员转交：“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她知道，邓小平看了字条，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50天后，卓琳的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邓小平一切照旧，她那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米粮库胡同
1977年，邓小平一家搬进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一个普通院子。院子里有两棵松树，枝叶交织，难分彼此。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邓小平和卓琳相依相伴。又因两人同属龙，儿女们便为两棵树取名“双龙树”。
直到今天，米粮库胡同的那个院子里，邓小平办公室仍保留着原貌——书柜里放着他生前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则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之日）。每逢邓小平忌日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会在院子里撒满花瓣，寄托无限的思念。
邓小平去世后，卓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除了少许重要活动，她很少离开她和邓小平共同生活了20年的位于米粮库胡同的这个院子。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嘱咐子女们在办理后事时一定要从简。她逝世后，儿孙们在她住过的屋里，设起小小的灵堂——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违背她的意愿。灵堂内，照片上的卓琳，精神依旧饱满，笑容依旧爽朗——人们并未觉得她已经追随丈夫而去了！（撰文：武市红 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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