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党员数量由3万发展到121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称“五大书记”，他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还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带头平反了刘少奇案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又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同时，还担任了9年的中央纪委书记，被称为“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1982年1月5日，新年刚过，很多人还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中。这时，中央纪委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递交了一份《信访简报》，反映广东一些地方走私活动猖獗，少数领导干部带头走私。如广州电信局党委书记王维经，自1978年以来，利用职权之便，从港商、港澳同胞及亲属那里套购外汇，购买彩色电视机、收录音机等高档商品，让其爱人先后两次到山东烟台地区倒卖，牟取暴利1.78万余元……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他的秘书朱佳木告诉笔者：“陈云同志一向冷静，但他看完简报后一改常态，十分气愤。他把我叫去，我看到他脸憋得通红，情绪很激动。他指着简报对我说：‘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告诉王鹤寿同志（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要严办，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说话的时候还拍了桌子。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索性我来批几句。’”随即，陈云在当期《信访简报》第一页的右侧空白处批示：“我主张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简报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中转阅后，他们对陈云的批示都表示同意，邓小平还在陈云的批语旁加写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8个字。6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派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鹤寿等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传达中央领导批示，并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陈云与党的纪检工作有着不解之缘。早在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以李维汉为书记的党务委员会（主管纪律工作）中，陈云就是重要成员。1937年至1944年，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但仍关心党的纪律检查工作。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央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陈云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原则性强，敢负责任，这些都是党内公认的。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又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担任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张曙告诉笔者。
改革开放初期的腐败活动具有时代特征，陈云多年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深知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不能轻易被葬送。在他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主犯——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枪决，其他重大腐败案件也陆续被查处，打开了新时期党的纪检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中央纪委原副书记何勇称他为“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走私猖獗，坚决予以打击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乱纪行为，特别是走私贩私活动的严重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令人触目惊心。在走私活动猖獗的汕尾市海丰县，出现了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造成极为混乱的局面。“当时很多干部群众反映说，包公看不见了，只见到包私、包庇；海瑞不见了，只剩下海盗。某些领导干部纵容包庇，使一些集体或国营企事业单位，甚至有的国家机关、执法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走私贩私活动。”张曙说。
1979年秋，海丰县一个广播员给县委书记王仲送了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因此他赴港探亲的报告提早获批；不久，海丰县一名教师送给王仲一台彩电和一台收录机，其一家5口去港的要求也顺利获批。当时，被海关等查缴的走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王仲经常跑到汕尾镇，借“视察”名义把大量缉私物资据为己有，累计拿走263只手表、17部收录机、1台电视机、2台电风扇等。尝到甜头后，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然后转手卖出。经法院认定，王仲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6.9万余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他还纵容唆使妻子、子女参与犯罪活动，将贪污受贿所得在私货市场出售。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下，海丰县一些干部和管理人员乱拿私分缉私物资成风，全县走私贩私一度泛滥成灾，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被讥讽为“远东的国际市场”。
“据有关同志回忆，陈云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并派王鹤寿亲赴海丰督察。”张曙说。当时有人认为，王仲是个老同志，1947年参加解放军并入党，为党做过一些贡献，应该从轻处理。但当时分管公检法工作的陈云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确实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很不利。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判处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时任中央纪委第五检查室主任的张岷回忆说：“当时的反响应该说震动全国，简报一发，报纸一发，全国人民都说这是动真格的了。”同年9月18日，海丰县委副书记叶妈坎也因犯巨额走私罪被判处死刑。“8个月的时间，一个县的正副书记相继被处决，这表明了党中央和陈云本人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张曙说。
此外，广州电信局党委书记王维经于1982年2月1日被逮捕，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职务。原潮阳县县委常委周勤增，直接参加走私和贪污分赃，被开除党籍。经过持续的努力，大规模走私活动初步被制止，公开贩卖走私物品的市场被取缔，东南沿海走私猖獗的局面被初步扭转。1983年10月，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从打击经济犯罪以来，被开除党籍和受党纪处分的人，比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予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
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1982年7月1日，新华社在简报上刊载香港《快报》一篇题为“反腐败斗争停滞不前”的文章，给中央的反腐工作泼了一盆冷水。文章评论说，中共只打了几只苍蝇，一只老虎也没有打着，似有搞不下去之势。7月5日，陈云在文章中尖锐的语句下面画了线，将这份材料批给黄克诚（时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7月中旬，中央纪委派出百余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充实、加强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处理工作。
引起陈云重视的另一案件是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案。杨在未弄清香港某皮包公司实力的情况下，就贸然同该公司负责人柯某签订了6亿美元的贷款备忘录，并给柯某以北京燕山石化公司顾问的名义，使柯某得以用我国一个大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在国际上招摇撞骗，给我国的国际信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他还违反国家保密规定，委托柯某递送我内部信件。指定由北京某公司低于市场价出售塑料原料给柯某的香港公司，使柯某从中获利75万美元。柯某还一再以低于我华润公司和外贸公司的价格将这批塑料原料在香港、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地抛售，扰乱我国出口贸易秩序。
欧洲的一些银行对中国政府的一个副部长不经过中国使馆和银行，而通过一个不知名的港商前往洽谈巨款难以置信，感到这是不可理解的怪事。朱佳木回忆说：“中央纪委的工作人员查办这个副部长的案件时遇到不小的阻力，陈云同志不得不亲自出面找有关领导谈话。一天晚上，我去陈云同志办公室汇报工作，当时已经很晚了，他却拿起电话，请总机要通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同志交代。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
1982年2月1日，中央纪委给予杨义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月22日，时任中央统战部顾问的刘澜涛专门就此事致信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认为处理太轻。2月24日，陈云在看到刘澜涛来信后当即批示：“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做决定，我是退无可退，才由纪委做出决定的。一部分参加书记处（讨论）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陈云的批示推动了对杨义邦的重新处理，经过进一步核实材料，7月22日，中央纪委报经中央书记处同意，给予杨义邦留党察看两年和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建议撤销他在党外的各种职务。8月11日，国务院决定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这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的最高级别官员，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受到查处的第一只省部级“老虎”。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陈云再次当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党的十二大之后，陈云同志对我说，十二大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纪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还是有些软弱。要告诉黄克诚、王鹤寿同志，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朱佳木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不少人认为应该“让党政机关干部也尽快富起来”。有些党员干部和党政机关，搞权钱交易，流行“不吃不喝，经济不活”“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等歪风邪气。1984年10月17日，陈云在中央纪委常委会提出的《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党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1985年，50岁的倪献策当上了江西省省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名叫郭晓红的女人，两人很快勾搭在一起。后来，郭晓红的弟弟郭勇走私价值60万美元的2000台录像机，被深圳海关查处，并被罚款150万元。郭晓红找到倪献策，要求他帮忙“疏通”。在多方走关系受阻后，倪献策竟然要求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给郭勇在香港的走私合作方汇去60万美元。中央纪委得到消息后，迅速派出以中央纪委常委刘丽英为首的调查组。刘丽英被陈云称为中央纪委里的“穆桂英”，当时50岁出头，在中央纪委成员当中属于少壮派，参加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理。调查组在江西走访了500多名干部、群众，找到确凿证据，摸清了倪献策的犯罪经过。中央纪委最终决定开除倪献策党籍。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1985年，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收受一名港商2.4万元贿赂，为该港商的4名亲属办理了通过安徽省去香港定居的单程通行证，被中央纪委查处，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86年11月，中央纪委发出通报，胡亦民在任中共大连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侵占财物，决定予以严重警告处分……在陈云的主持下，一大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
那段时间，中央纪委办案人员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陈云特意让朱佳木给中央纪委的年轻人捎话，让他们平时注意安全，但坚决不能妥协。“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他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还交代我也要小心。当我转身走到门口时，他又把我叫回来补了一句：‘让你的爱人也要注意。’”朱佳木回忆说。
干部子女不准经商
20世纪80年代，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出国留学，名为“自费”，实为外商赞助。朱佳木回忆说：“中央纪委把有关反映送给陈云看，他总是亲自出面，给这些领导同志写信，指出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不要让孩子‘自费’出国，出去的要叫回来。”
1983年2月13日，陈云邀请瞿秋白、蔡和森等革命烈士的子女瞿独伊、蔡妮等，到自己住所举行春节座谈会。他深情地说：“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他在谈话中勉励大家要像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爱护党和国家出现的好形势。然而，他的谆谆教诲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得进去。
一些经商的干部子女同违法分子、不法商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1985年3月，王鹤寿致信陈云，建议明确规定，凡地师、司局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已经参加的必须全部退出。4月3日，陈云批示：“这件事，应由中央像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问题那样，做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应退出干部子女的范围，是否再扩大一点。”同日，邓小平对陈云的批示表示：“赞成，要早出决定。”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
1981年至1984年间，胡晓阳、陈小蒙等高干子弟经常纠合在一起，以跳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结伙或单独进行强奸、猥亵等犯罪活动，共轮奸、强奸妇女数十名。这伙罪犯罪行特别严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对社会危害极大。
中央对此案件态度非常明确：“不管是什么人，依法处理，杀一儆百。”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986年1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谈到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陈云插话说：“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1986年2月1日，胡晓阳、陈小蒙等3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党风问题有关党的生死存亡”
陈云在执掌中央纪委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个阶段被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称为“我国反腐历程中的黄金时期”。
1979年1月4日，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主任杨明伟告诉笔者：“中央纪委的第一次全会一共开了18天。之所以开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要拟定并讨论两份重要文件，一份是中央纪委的文件，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另一份是全党的文件，即《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陈云提出了中央纪委的基本任务：“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会上涉及的《准则》，是一份有关党的建设的长远性和战略性的文件，所以在组织拟定和讨论过程中慎之又慎。在《准则》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陈云都亲自把关，多次对起草工作给予指示。”杨明伟说，“起草《准则》的主要依据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比如，党的各级组织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每一个党员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等等。将这些准则形成党内法律，是搞好党风的依据。”陈云曾对子女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提出问题以后，经常听取反面意见，有的时候毛主席自己听不到反面意见很着急，就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批驳自己的观点。”
杨明伟说：“1980年11月，就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提出了一个令党内外震撼的命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命题一经提出，立即成为全党的座右铭。”李永忠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这一论断的提出，是陈云最大的理论贡献，中央领导至今仍在提。陈云主张全党抓党风，而不只是纪委抓，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党委要承担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有异曲同工之处。”
陈云还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重建中央纪委后，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发现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1980年，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很快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9月，陈云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县以上单位的党委，过去凡是没有建立纪律检查机构的，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有些还要加强力量。一般说来，凡是没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纪律检查组的地方，都应当有专职的纪律检查干部。”在陈云的领导下，仅用5年时间，全国县级以上地区和单位的纪检机构基本建立。1987年底，纪检机构总数达9万多个。
“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这是1939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中的话。朱佳木对笔者解释了什么叫“奋斗到底”：“据听过陈云报告的老同志们回忆，他当时用自己的家乡话打比方，说这个‘底’就是‘翘辫子’，就是‘见棺材板’，就是到生命终止的时候。”（撰文：田亮）
附录：“国乱思良将”
陈云的家乡是位于上海市西南隅的青浦区练塘镇。小镇风光秀丽，陈云的童年却是灰暗的。他生于1905年6月13日，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不到4岁，母亲也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他和姐姐被外祖母领到舅父家，同他们一起生活。两年后外祖母去世，他过继给舅父，由舅父抚养长大。
2015年6月3日，位于练塘镇、装饰一新的陈云纪念馆重新开馆，纪念馆党总支书记兼副馆长马继奋向笔者讲述了陈云的传奇一生。
“小学生”领导工会罢工
陈云的舅父是个裁缝，舅母开了个小酒馆。陈云就成了店里的小帮手，干些劈柴、洗菜之类的杂事。由于舅父家境不宽裕，陈云小学没念多久就失学了。所幸，小酒馆有个常客，是镇上颜安国民小学的校长，他看陈云聪明勤快，不上学太可惜，就让他免费入学。
1919年，陈云小学毕业，但没有钱继续上中学。所以，以后每逢填表，他总是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写上“小学”。他曾经说：“我永远是小学生。”
陈云的一位小学老师很喜欢他，就把他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这里的藏书让陈云的知识水平大幅提升。1925年，陈云入党。同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数十名游行的工人、学生被英国巡捕房开枪射杀，举国震惊。此后，上海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在6月成立了工会，陈云作为代表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工会刚成立，陈云便开始酝酿罢工。当年8月，商务印书馆打算裁员，陈云马上提出“薪金太薄”、“工作时间太长”、“男女工人待遇不平”等问题，随即得到商务印书馆各部门的支持。8月22日，罢工开始。罢工期间，职工全部离开工厂。总经理和工人代表反复谈判，双方终于在8月27日签订复工协议。陈云第一次领导工人运动，就取得了成功。
1931年，26岁时，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27岁时，他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29岁时，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命运很早就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
“红色掌柜”治天下
陈云被称为“党内理财能手”、“红色掌柜”，是党内的经济专家。他本来不懂经济，完全是靠一本一本地看书，自己钻研经济理论。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他就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怎样订立劳动合同》等文章，开始思考经济问题。
1944年是陈云经济工作的真正起点，那年他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边区的财政经济空前困难，而陈云在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便被毛泽东看中，调来主管财经。
陈云要求人人都做“掌柜”。他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开始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经过多年战争，全国经济陷于混乱之中。陈云形容那时自己犹如挑着一担“炸药”，这一头是物价，另一头是粮食。不论哪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像炸药一样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
当时，陈云工作的重心在上海。上海1949年5月解放，不法资本家趁乱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陈云7月奔赴上海，他的目标是“两白一黑”——大米、棉纱和煤炭。稳住了它们，就稳住了上海。三者中又以粮食为重。
7月底正值江苏的早稻成熟，价格也比上海低，陈云就派人到江苏大量购进大米，又从东北、华中、四川等地急运粮食到上海。到了1950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仓储存的粮食达到17亿斤。开始，不法资本家们见了粮食就抢购，抢了一批又一批。可是，面对源源不断的粮食，他们毫无机会出手。最后只得低价抛出。上海的粮价就此平稳。由上海及全国，连续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在1950年初被遏制住。毛泽东评价道：“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953年，全国的粮食贩子有几十万之多。陈云提出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都由国家供应。城镇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农民自己食用的粮食也得经国家批准才能留下。粮食自由买卖被禁止。这一方法一直实行到1992年底。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工作非常繁忙，“睡觉太少，一天4个小时都保证不了”。当时，他不仅在解决物价、粮食问题，还参与了国家“一五”计划的制订。1951年初，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周总理提议成立5人小组，编制“一五”计划，由陈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十分艰巨，5年内要建设哪些工厂，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发展速度、投资规模是多少，种种问题都要考虑。这一计划反复修改，编制了5次。1955年，“一五”计划最终得以通过。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此开启。
1958年2月，陈云由于反对“大跃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做了检讨。毛泽东后来认识到“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错误，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平反老人，提拔新人
陈云在组织工作上的贡献也不小，而且他接触组织工作比经济工作的时间还要早。1937年到1944年间，他在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时几乎每个干部调动都由他去谈话。他只要跟这个人谈3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适合搞什么工作。他提出12字的干部政策——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当时，大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涌向延安。陈云对他们很关心。科学家高士其在延安生了病，他不仅去探望，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到国民党统治区买来药为他治病。
陈云在延安担任组织部长的7年间，记住了将近3000名干部的名字，他还调阅大量的干部档案，对党内干部情况非常熟悉。以至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需要重新起用许多干部时，中组部经常征询他的意见，称他是“活字典”。
“文革”结束后，沉默了10多年的陈云发出了复出后的声音。在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陶铸、王鹤寿、彭德怀，平反“天安门事件”，并提出了康生的错误。他的话被称为“爆炸性的发言”，引起了极大震动，最终会议接受了他的全部意见。
在此之前，陈云已经在一件事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支持邓小平复出。1977年3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他说：“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早在1979年，他就提到要培养“后排议员”。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共有“十二老”之说，指包括陈云在内的12位中共元老。陈云说：“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他意识到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在他眼里，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三五年，就能成材。
他举过一个例子：“我在《参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政府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只有32岁；里根政府也是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40岁。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笨一点吗？并不是这样。”
他再三说，必须“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云着重谈新老干部交替问题。此后他协助邓小平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十四大之后，他过上了离休生活。1995年4月10日，陈云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0岁。（口述：马继奋 整理：朱东君）
附录：陈云家风
陈云与妻子于若木共育有5名子女，笔者与他们的二女儿陈伟华有过多次交流。她今年68岁，仍满头黑发，步伐矫健。今年各种关于陈云的纪念活动中，总能看到她的身影。在她的点滴回忆之中，陈云的另一面呈现出来——作为父亲，他是如何严于治家的。
婚礼只花一块钱
1938年初，父亲和母亲于若木结婚了。婚礼在中央组织部的一间平房里举行，而婚礼的所有花费只有一块钱。父亲用这一块钱买了花生、瓜子和糖果。事后，消息传开，有些同志见到他，就说你得请客啊，父亲当时手上虽然有点钱，但是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就没有请。
后来父亲一直是粗茶淡饭，中午两菜一汤，菜谱每周一轮，都是一些家常菜，晚饭常年是青菜豆腐，甚至过春节时也是如此。他每餐必吃光喝净，不剩一粒米一口汤。有一次他去外地，接待的宾馆不知道他的规矩，第一顿饭为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就不高兴，无论如何不肯入座。人家没办法，只好重新做了两菜一汤。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已经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不能把他在待遇上、宣传上和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并列。苏联政府赠送汽车，给五大书记一人一辆，父亲坚持把自己的那辆退回。实行工资制，五大书记都被定为一级，他主动把自己改成二级。
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加郑州会议后，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那节车厢上装了几只鸡。等火车到下一站停下来加煤加水，他就让人把这几只鸡拿下去，让省里领导收回。为了这件事，他整整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
无论大事小情，父亲都不自恃。父亲读小学时，学校对面有两家书场。做完功课，忙完小酒馆的活儿，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去那里听评弹。这个爱好陪伴了他一辈子。有一年，上海评弹团在进京演出前，通过父亲秘书请示他可不可以到我们家里演出一次。他说：“见见他们可以，但不必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指设专场）上，还是要严肃一些。”
父亲八十大寿时，有人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和他在一起吃顿便饭，庆祝一下。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于是母亲和我们同他协商，决定全家人照张合影，就用这种方式为他过了80岁的生日。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
父亲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他也是这样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
解放初期，父亲担任中财委主任，母亲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两个人虽然都在同一个单位，但母亲总是自己骑车上班，从没有搭过父亲的专车。后来，母亲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地点在香山。平时住单位，周六晚上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家。有记者就这件事采访过她，她说：“我们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1959年，父亲去杭州、苏州休息。母亲陪了他一年多。他就跟母亲说，你陪我休息期间不能拿工资。所以母亲就没有领工资。不过母亲的单位还是帮她把工资存了起来。她回到单位后，领到了2200多元工资。但母亲按照父亲的要求，把这笔钱全部退给了单位。
到了1962年或1963年的时候，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在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母亲买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价商品，买完后还挺高兴。结果第二天，就看到报纸上说，因为我国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那天起，所有商品都变为平价。母亲就有点抱怨父亲，事先怎么不透露一声。父亲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上海刚解放时，父亲就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写信，叮嘱他“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们通信，就写了这一大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有责任告诫你们。”
父亲的一名警卫员，跟了他很多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才离开。离开前，父亲叮嘱他说，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
还有一次，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出了问题，卷入一些案件，那个老干部就转着弯找到父亲，想说情。父亲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他没为这个事讲任何一句话。
子女都不是“特殊人物”
对于自己的子女，父亲更是严格要求，决不让我们5个兄弟姐妹因为他“沾光”。
大姐伟力上小学前，父亲很严肃地把她叫到办公室，把她当成大人一样跟她谈话。他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学校跟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大哥陈元的婚礼则像是父亲婚礼的翻版。那是1972年春节，当时父亲正在江西“蹲点”，大哥带着新娘去探望父亲并举行婚礼。父亲就从住所腾出一间房做新房，还借了几床军用被子、褥子，新房唯一的装饰就是墙上贴的红双喜字。结婚那天，由于事前没有声张，大家一点都不知道。参加婚礼的客人只有6位，其中多数还是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是婚礼，其实就是一次简单的聚会。父亲说：“今天，我儿子结婚，他们新事新办，没有酒席，我只是买点烟、水果糖，大家一起玩玩。大家不会有意见吧？来，一起吃糖、抽烟、喝茶。”
妹妹伟兰1968年被分配到西藏，当时她只有18岁。有人给她出主意，说你可以让你父亲跟领导同志讲一讲，留在成都，别去西藏了。她回家就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不能给你讲这个情，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等到她离开时，父亲站在门口，让家里人都去送她。父亲心里非常难过，但还是对伟兰说，再大的困难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对于小弟陈方，父亲也是谆谆教诲。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父亲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到小弟下班回来，就把他叫进办公室，对他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很不好。这方面你得注意，绝对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记住了没有？小弟说记住了，父亲才让他回去。
我1966年从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文革”中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怀柔当小学教师，我们分配的地方有靠近县城的，也有在半山区、深山区的。我跟父亲说了，他就说你要准备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后来，我被分配到了长城脚下的一个公社。
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非常想家。有一次工作日，我也没有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我，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在知道我没有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我安心教好书，育好人。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学校。后来，我又被调到公社的中学任教。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从报纸上了解到师范学校招生难，就让秘书朱佳木同志转告有关领导，应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那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了我，说我过去当教师，后来上了师范大学，但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对此他是不赞成的，今后应当“归队”。朱佳木同志向我转达了父亲的意思，而我也正有此意，父亲的话让我下定决心。不久，我就回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直到退休。
父亲曾说：“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回顾父亲的一生，他可以说是问心无愧。（口述：陈伟华 整理：朱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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