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北京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六级的强风吹起尘土，打在脸上，沙沙地疼。凌孜一面护着怀里为我们采访准备的厚厚的资料，一面招呼我们快速通过马路。来到采访地点，她首先掏出一本中央党校任登第教授所著的《大家都学弟子规》，作为礼物送给记者，而不是父亲叶剑英的传记或自己的著作。“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学孔孟之道，尊崇儒家思想，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脉。这个思想如果我们自己丢了，那是我们的责任！”凌孜说，《弟子规》应该成为每位中国人的生活规范。
凌孜原名叶向真，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导演，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她的一生经历了诸多风雨：“文革”中坐牢4年，是家中入狱时间最长的；出狱后转行做过7年的医生；后转业归队成为电影导演。1981年，改编并执导了曹禺先生的《原野》，轰动影坛；还曾在香港尝试过短暂的经商……丰富的阅历，让凌孜进入晚年后，越发觉得“根”的重要，而这个“根”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
谈起父亲叶剑英——这位十大元帅中政治生涯最长，被毛泽东评价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每每在关键历史时刻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凌孜说，在她看来，父亲具有三大特点：有儒家风范，有文化气息，有人情味。
黄埔军校副教育长
“这次两会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提出要发扬、延续黄埔的精神，它是两岸和平统一的纽带。这一点我的印象很深。因为黄埔对于父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凌孜告诉记者，父亲叶剑英曾是黄埔的副教育长，“直到晚年，他还一直致力于军事学校的教育工作。从黄埔军校始，到红军时期及解放后的各军事院校，即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所有的军队教育以及军队的建制，他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谈起这段历史，凌孜说：“很多人不知道，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也是共产党里唯一的一个华侨领导人。”她说：“毛主席曾在接待西哈努克亲王时说：‘我们党内也有华侨。’指的就是父亲。”
1897年，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叶宜伟。梅县是华侨之乡，叶剑英的4个伯父都在南洋谋生。1916年，依照侨乡的习惯，19岁的叶剑英辗转到了马来西亚。“谋生的日子还可以，但是他报国的志向无法实现。正当父亲苦闷时，得知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南洋招收华侨学生，于是他毅然于1917年回国，入了云南讲武堂。”
凌孜说，父亲毕业后，谢绝了学校派他去南洋招生的工作，回到广东参加粤军。1920年加入国民党，走上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道路。“父亲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那时的知识分子就是一心‘为国为民’，父亲就是要追随孙中山，把中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为培养一批领军人才，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凌孜说：“黄埔军校其实是以云南讲武堂为蓝本，复制了全套教材，教学宗旨和人才培养方法也都是从云南讲武堂移来的。”毕业于讲武堂的叶剑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副教育长，“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副教务主任，负责安排所有科目的教学内容和课程。父亲安排好课程后，便东征打军阀去了。黄埔开学时，他并未在现场。国共分裂后，黄埔军校成了国民党的传统学校，不能提它的副教育长是共产党人，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军阀陈炯明叛变，在广州攻打总统府，当时，是叶剑英守护孙中山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这一切都让黄埔校长蒋介石看在眼里，他对叶剑英的忠厚、尽职、多谋、多智大加赞赏。凌孜说：“父亲当时甚至成为唯一可以佩剑进入蒋介石卧室的人。”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工人，使叶剑英看清了蒋的真面目。“父亲后来曾讲过，他们那时的生活极其优越：行军时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子。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然而，他却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脱掉皮鞋穿上草鞋，奋起通电反蒋。”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处于最低谷的时候，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他们连吃的一点盐都找不到，只好天天拿白水煮竹笋。以至于几十年后，父亲都怕看见笋，多少年都不吃。”凌孜说，1954年她得到一张祖母的照片，才明白了父亲的选择。“照片下面父亲题了几个字，写的是‘为人民的中国而欢心，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我想这就是父亲当时的人生定位，永远把自己定位在‘为人民’上。”
一位有传统美德的文人
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回忆叶帅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的一个舞会上同叶帅相识。当叶帅知道赵先生的舞伴正在大学念英国文学、读雪莱作品的时候，叶帅兴致勃勃，以铿锵的语调朗诵出一段雪莱的诗句。这位作家写道：“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诗人。当我告诉我的舞伴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她吃惊之余，对她所受的十几年的反共教育都发生了疑惑。她怎么也没想到被称为‘共匪’的将军，竟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
说起父亲“儒”的气质，凌孜认为这也是父亲在“吕端大事”面前不糊涂的原因，而这种气质也表现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
“父亲很讲求礼节，不管是谁，即使是下级到他这里来汇报工作，他也要把人家送到大门口，送到台阶下面，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年纪大了，就是推着轮椅，也要送到门口，而且要求子女也这样做。”凌孜对童年生活，记忆最深刻的一幕，就是因为送客。“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我正和几个小朋友在沙发上玩，没有注意客人走了，仍旧在那里玩，头也没抬。父亲回头大喊一声，‘站起来！’我从没见过父亲发火，巨大的声响，吓得我们所有孩子都一个猛子蹿了起来，傻住了。父亲说，一定要懂礼貌，送客人的时候小孩也要站起来，这个小小的细节，我至今都记得。”
古人讲，见微知著。现在说，细节决定成败。与人相处最难的事情，就是能长期保持一种善意的尊重。叶剑英就做到了这一点。凌孜记得，1962年，她结婚当晚，父亲大发雷霆。“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大家忙里忙外，等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经晚上9点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有没有给工作人员送喜糖？’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生气地喊‘大家都凑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都是他们一点点攒的钱……你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人情，没有礼貌！’我吓坏了，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凌孜说：“父亲常教育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父亲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
凌孜做导演时，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给父亲拍一部专题片。她说：“我在他身边那么长时间，却找不到他的典型特点。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在很多大的场合不出声，没有什么特别的手势，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用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就是一个很低调、很和蔼、很慈祥的人。人家称他‘儒帅’，他身上有很典型的儒家气质。”
在女儿凌孜眼里，父亲是一位保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文人。叶剑英喜欢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诗，那本《稼轩词》他始终不离手。毛泽东晚年时，有一次在政治局讲话中引用辛弃疾的诗词，刚开了头就突然停下来，让叶剑英接着说，叶帅站起来把全诗流利地背诵下来。
“父亲一直坚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创造学习机会，几十年里，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被送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学习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从后门送人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父亲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得来了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江青当时气坏了。”
叶剑英在为人处世上讲究“礼”，做事细致，处理大事更是如此。凌孜曾从汪东兴那里知道了粉碎“四人帮”事件中，父亲的周密部署。“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和汪东兴天天处于被人监视的状态，根本不能随便行动。父亲想出办法，借着钓鱼的名义开车到中南海，分头与汪东兴、华国锋谈话，三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周密到了父亲的秘书、司机、警卫参谋一概不知他在做些什么。这种单线的接头行动，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在电视剧《潜伏》里看到的地下工作。前几年我去看望华国锋同志，他见到我非常感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叶帅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太多的东西了’。”
父亲看着我心酸流泪
在凌孜的记忆中，父亲在教育上很“民主”，身教胜于言教。“父亲70多岁还在学习英文，以求看懂英文原文的报纸评论、信息。他经常请教身边的陈秘书，把自己不认识的单词都注上中文意思。还时不时组织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闹出了许多诸如广东英语、四川英语之类的笑话。”凌孜说，父亲很少赞扬和批评身边的子女，不论好坏，他都喜欢用一句口头禅“狗屎”。“这句话在父亲这里绝对不是贬义。我问他你看我的文章写得怎样？即便他心里满意，嘴上也只是敷衍一句‘狗屎’。得了‘三好生’，他也是说‘狗屎’。父亲操着客家话，说得抑扬顿挫，很有意蕴。”
叶帅喜欢爬山、钓鱼、下棋、打球、研究气功，喜欢和小孩子们一起玩闹，在女儿眼中是个大“孩子王”。与战场上的叱咤风云不同，在家中他是一位慈祥、幽默的父亲。他知识渊博，酷爱读书，喜欢音乐、戏曲，自己会拉二胡、打洋琴，喜欢昆曲和苏州评弹。他不像一般父亲那样独断专行，即使是不喜欢子女的选择，也从来没有直接表示过任何反对。
1966年“文革”开始后，正在中央戏剧学院念书的凌孜，当上了红卫兵头头。然而不久，风向突变，1967年，凌孜成为阶下囚。接着，叶家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孩子的阿姨，都被关入功德林监狱。
“说起抓我哥哥姐姐的事，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要不是我在‘文革’中太过折腾，江青也不会那么盯着我。江青的目的很清楚，我微不足道，我的兄弟姐妹也微不足道，只要能把叶剑英弄下去就行。”
凌孜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与外界隔绝，在牢里，凌孜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我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了磨，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根针。我从此用这两根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打了基础。”
凌孜在狱中一待就是4年，她说：“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后来，甚至想干脆死了算了……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
1970年年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29岁的凌孜重获自由。“因为被关在单人牢房，出来以后我就不会说话了。还特别害怕听到声音，一听大马路上嘈杂的声音就刺激得受不了。”
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叶剑英，看着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儿被折磨成这样，默默地流下眼泪。“父亲心里很难过，他觉得这个女儿关在里面给弄得傻掉了。”
1972年，身体恢复正常的凌孜，进入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分在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工作，做了7年的医生。但凌孜一直割舍不下自己的导演梦，1980年，她调入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后又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工作。
1981年，凌孜把曹禺著名的话剧《原野》搬上了银幕，并引起轩然大波。《原野》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中，成为在那里参展的第一部中国电影。然而在国内，这部片子却一度遭到禁映。“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拍摄这样一部曾受批评的作品，要冒很大的风险。”直到1988年，电影《原野》才终获中国电影百花奖。“只可惜那时，父亲已经没有机会看到女儿成功的笑脸……”凌孜感到惋惜。
兄弟姐妹其乐融融
叶家这个在外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的大家庭，对于叶家成员来说，却觉得关系非常简单。“叶家后人现在有50多口，每年在广州都会有一次家族大聚会，其乐融融。”谈起这一点，凌孜微笑着说：“父亲在世时，我们各忙各的，不怎么聚；父亲离开之后，我们反倒要聚在一起。”
叶剑英的子女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表现出其父的“儒家气质”。
长子叶选平，1924年出生于广州，先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清华大学学习机械专业，并到苏联留学。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际儒联学会会长。凌孜说：“大哥稳重周到，对每个人都很好，和父亲的性格极像。”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于香港，曾到苏联留学，曾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她的丈夫邹家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次子叶选宁，1938年生于香港。曾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少将。
凌孜说：“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子女与父亲在性格上类似，父亲想要为国家做些事情的责任感，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同样能看到。”凌孜说她第二天要去新华网做视频访谈，内容是“要把民族精神基因传下去”。“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候，并不是日本打我们的时候，因为人民的长城是打不垮的。但是今天，如果丧失了自己民族文化传承的基因，我们就会被别的国家和民族瓦解。重拾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都不使劲还能指望谁呢？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再现她的光辉！”（撰文：刘畅 朱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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